就“改革開放”與“不走回頭路”相關爭論的一些探討

今天看了有關學者在黨報上發表的文章《中國為什么要堅持改革開放而不走回頭路》，不想就文章內容一點一點的展開討論，只是想站在自己的立場和社會現實的角度分析一下三個問題：什么是改革開放？怎樣總結改革開放？什么是走回路？

一、什么是改革開放？

中國把2008年看作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紀念年，單從宣傳不同時期的成就來說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從此把“改革開放”定位成一項基本國策就有些不妥，把它神化到“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一切”的程度就更失實和不公，我們有必要對“改革開放”這個詞進行合理的詮釋。
　　改革開放是“改革”和“開放”的組合，反映的是政府在不同層面的治國理政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們可以分開來討論：

1、改革的歷史永恒性。

人類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處在無時無刻地改革進程中，盡管不同的階段叫法也許不一樣，有時叫“變革”，有時稱“革新”等等，但是，本質的意義就是我們現在掛在嘴的“改革”，如果人類沒有改革，怎么能進步到現在這樣的文明社會呢？中國這樣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國家更是沿著這樣的路走過來的。即使是新中國成立以后，1978年以前，中國也同樣是在嘗試著不同的改革方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從來沒有停止過改革的步伐，把1978年以后作為中國改革的起點是經不起推敲的，拋開遠的歷史不談，從近的來說，華國鋒執政后，實際上就已經加大了改革力度。

2、改革的普遍性。

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不是在邊前進邊改革嗎？有哪一個國家是原地不動的過日子嗎？不管是西方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做著推動社會發展的改革。然而，我們沒有看到哪一個國家以某一年作為其“改革的起點”來紀念的，因為改革是普遍的。中國為什么就要例外地紀念呢？我們到底是為了紀念某個人？還是為了強調1978以前中國沒有改革？如果說紀念鄧先生在某些方面的歷史貢獻，我沒有任何非議，但是，如果是為了紀念一個人而刻意否定另一個人，那就顯得不夠光明磊落。

3、改革的歷史側重性。

不同時期中國面對的國內和國際形勢都不一樣，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不一樣，采取的改革手段也會不一樣，改革的側重點會不一樣，最后產生的后果肯定就不一樣，當歷史條件和歷史人物出現變化，社會局面可能也會產生新的不同特點，改革就必須從解決一種主要矛盾轉化為解決另一種主要矛盾。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很難從“社會主義的一面旗手”上掙脫出來，因為新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選擇了當一面旗手的角色，不能隨便倒下；因為我們要進聯合國，離開了同一社會陣營的幫助，我們將毫無作為。當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最大戰略問題解決以后，中國與西方的意識形態的斗爭明顯減弱，國內經濟建設的步子也明顯加快，與西方的接觸也明顯起步，我們可以翻開中國的歷史年鑒找到答案。另外，毛澤東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個敢與美蘇交惡的領導人，西方不可能希望在毛的晚年幫助他解決國內問題，毛澤東是一個讓他們既恨又怕的人，所以毛澤東時代改革的艱巨性可想而知。當中國進入另一個時代以后，中國放棄了獨立自主的國家戰略，“市場換技術”的思維對任何西方國家來說都是一種擋不住的誘惑，中國的改革阻力大為減小，資金推動力明顯加大，所以，從物質的豐富程度來講，改革的進步性很快讓人民忘記一切，“物質欲”一直伴隨三代人走到現在，不過，單用物質來考察改革的成果還為時尚早，等待檢驗的東西還很多。再說，即使不是鄧小平主導第二代領導集體，換一個人來主導，只要中國愿意敞開市場，誰領導中國誰都會得到西方的物質，中國還不一定不如現在和諧，把現在的一切記在某個人身上好象有些牽強。歷史的進步是積累而成的，不是一蹉而就的。

4、開放的主動性與被動性。

因閉關鎖國導致清王朝的滅亡，這一點新中國的開國元老們不可能看不到，他們從內心肯定渴望開放，希望在盡快的時間內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如果有人否認他們的主動性，是不客觀的說法，在西方陣營對中國采取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對社會主義陣營，對第三世界國家盡了最大程度的開放，即使在西方陣營內部，我們也選擇了一些突破口，以求贏得一些西方國家的理解和合作，毛澤東時期對外開放的主動性是不容質疑的，但是，外部環境的惡化、西方世界的封鎖又使當時中國開放的被動性顯而易見。到了1978年以后，中國基本上拋棄了國家的非物質戰略，轉向了物質決定政策的戰略階段，只要有物質上的滿足，什么樣的開放都可以實現，超乎想象的主動性讓西方世界調整了對華政策，由單純意識形態的圍剿轉向到以經濟圍剿帶動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圍剿，也就是說通過對中國經濟的控制實現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根據中國目前的現狀，應當說西方國家的基本目的已經實現，唯一還沒有達到西方徹底滿足的領域就是：軍隊還沒有完全西化。但是，如果不改變思路，最后的防線也有被突破的危險。

5、開放的廣泛性。

有人說1978年以來，中國成了世界工廠，中國成了世界的中心，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這些評價，從表面上看都是可以成立的，沒有人能否認三十年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中國人所付出的代價也是空前的，因為中國幾乎所有的產業都被西方控制了，除了一些技術含量較低的傳統產業幸免于難以外，中國很難看到沒有向西方開放的領域，現在，連一向被視為弱質產業的農業也基本被跨國集團操控，“中國人挖資源，西方人控技術”成了中西方打交道的鐵律，科技、文化、經濟、價值取向完全置于西方的無形和有形之手，討好西方人的認同感和贊美是當前中國一部分精英的主流心態，誰反西方誰就是封建思維的代表，誰不融入洋人的價值軌道，誰就是沒有文化和教養的落后群體，處于集體阿諛奉承心態的中國完全沒有活在自尊狀態之中，“只要能過腐朽的生活受辱也值得”成了一種上、中、下層中國同胞的共識。“褲檔開放”其實只是中國最廣泛開放的一個小部分，比“褲檔開放”更可怕的是中華民族處于一種向“大腦動物化”發展的趨勢，完全失去了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應有的氣質和內涵。

5、開放的陰謀性。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處于相對的開放狀態，但是，涉及到不同領域和層面的開放，各個國家會大有不同，有些國家的開放領域和開放程度會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中國有很多領域的開放則完全是被陰謀者所利用，有些領域是中了外國陰謀者的圈套，有些人是中了國內漢奸的圈套，傳統產業和國家高端產業的西化可以說是因無知和目光短淺而中了外國人的圈套；而金融、軍工等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的淪陷則完全是國內漢奸內外勾結的結果，因為兩方面的失敗均不同程度的因為陰謀的存在，所以挽救起來極為艱難，最后就只能是：國家的損失人民承擔。中國年年喊大發展，喊了幾十年，大部分人民卻處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有人說是中國人多的緣故，其實是胡說八道，中國正是由于龐大的人口優勢才保證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象中國這樣的獨立的完全流通的單一系統，這樣的系統能量是任何一個經濟體也無法比擬的，一個固定的系統，分子越多，能量越大，人口多絕不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借口，更確切的原因應當是：高速發展的經濟，快速集中到少數先富起來的人手中，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得到的是經濟成果的殘羹冷汁。

“改革”和“開放”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無時無刻存在的一個中性詞匯，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不同的歷史階段其任務和方式可能有別，但是，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國家穩定的人民幸福，把“改革”和“開放”獨立于某個時代過度解讀，其實透露出的不是“科學的發展觀”，而是“人治的發展觀”，為了政治需要，為了造神需要，我們把“改革開放”價值絕對化了。
中國必須盡快走出“以個人需要定歷史”的人治主義思想，盡快走上“按實事書寫歷史”的科學道路上來。
　　
二、有關“總結改革開放”與“神化改革開放”必須走出幾個誤區：

1、不要認為“神化改革開放”就是堅持了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一提到這三十年的失誤，有人就跳出來指責：說什么中國要重走老路了，要封閉鎖國了，導致現在沒有人敢“總結改革開放”了。

2、不要把紀念“改革開放”的宣傳變成把毛澤東時代演變成人間地獄。各個不同的時代，其戰略任務也不同，做出的歷史成績也不同，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基礎，也許中國現在才是真正的人間地獄，那些惡意靠拼湊數字污蔑老一輩革命家的人有些黑心，工業基礎和國防基礎難道不是在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嗎？

3、不要把紀念“改革開放”看成是討好外國主子的政治工具。中國的外交現在已經呈現一種怪現象：不管哪個國家來了領導人，我們都得向對方匯報，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道路不會變，生怕別人說三道四，尤其是對西方國家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宣誓，而且到了他們的地盤也要表決心，為什么要這樣？有必要三天兩匯報嗎？你天天喊“韜光養晦”，人家還不是照樣天天提“中國威脅論”。何必自己要裝孫子呢？
我更主張對這三十年進行總結，而不是單純的神化它，對這三十年進行全方位進行總結的重要性遠大于偏面神化它的重要性，需要總結的主要方面有：

1、國家道德的重新構建。

三十年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精神卻貧瘠了，原因是什么，有人怪老百姓的素質沒有跟上，其實不是這樣，根本的原因在于，國家道德層面的缺失和淪陷，國家道德的最核心要素：國家信用體系的崩塌導致了國家威信的全面損失，人民的心中只有家、沒有國。一個心中無國的民族不可能有共同的價值觀，不可能有正面的道德觀，一個無德的國家肯定不會有一個有德的國民。否定對自己不利的歷史也是不道德的國家行為之一。

2、國家方向的掌握需要哲學上的依托。

哲學使人明智，這句話在中國不乏有人講，但缺乏有人知，統治高層更是早就用“物質觀”完全淘汰了“哲學觀”，“貓論”“摸論”“租論”都是物質論，并且是短視者的行為，沒有哲學家的國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學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科技革命，進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稱雄世界的理論基礎。我所說的哲學思維并非指要求學生要如何學哲學，而是，領導人要有哲學思想，領導人要尊重客觀事物的規律。無論內政、外交、軍事都高不開哲學。無神論是共產黨所摒棄的，但是共產黨對待改革開放時卻變成了一個有神論政黨，這還是說明我們沒有真正的哲學觀。

3、對“解放思想”要有重新認識。

過去三十年，我們對解放思想有非常多的誤區，一直延續到現在，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如此，主要表現有：１，解放思想就是接受西方人的思想，西方人認同我們思想解放了，我們就認為找到了標準答案，西方世界不認同，我們就繼續跟著變，直到對方滿意。２，解放思想就是思想無限解放，無國界論在中國十分盛行，尤其在精英階層，莫不如此，性開放中國也絕對稱得上世界第一，妓女經濟絕對堪稱世界之首（表面上不合法），外國的文化在中國都無國界了，而中國的文化，西方從來都沒有真正接受過。３，法律邊界論。在中國流行一種說法，只要法律上沒有禁止的事情都可以做，表面上看這句話也沒有大問題，但實際上有大問題的，法律是一個死的東西，它不可能包含人類的整個思想，而人類是活的，思想是變化的，人類只要想違法犯罪，一定能把所有的法律都回避，所以用簡單的法律邊界論作為判定行事的標準，顯然是可笑的，人類除了守法，還有什么？還有道德，還有宗教信仰，還有倫理。４，愚民式解放。這三十年的解放思想，基本上有一個沒有拋開的封建殘余就是愚民作法。這本是封建社會才喜歡的搞法，現在卻有愈演愈烈之勢，需要反思。

不管中國過去做了什么，也不管這三十年做了什么，后人自有評說，世界上也不只有中國有高速發展期，世界上各個國家都會在不同的時代有一個自己國家的高速發展期，我沒有看到有哪個國家象中國一樣為了突出某些人而神化某件事的。不很好地總結改革開放，中國就不可能重新上路，下一個時代中國將會重新迷失自己的方向。

三、什么叫走回路？

現在，在宣傳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時，一旦碰到有不同的聲音，必定要遭受另一個大帽子的打壓---走回頭路。這里面其實有很多東西值得懷疑，不知道是有關部門當人民弱智，還是用“思想鎮壓”的工具來唬老百姓，無論如何不能把“批評三十年的不足”與“走回頭路”兩者聯系在一起來宣傳，越是這樣宣傳，越是顯示出當權者的不自信，越是體現出改革的失敗，所以，央視及相關主流媒體要盡快改變方式，否則，氣球吹的越大，后果越是狼狽。

1、什么叫回頭路？按現在宣傳的基調，感覺凡是三十年前的路線和政策，沒有任何一項是能夠同這三十年相比的，誰說以前好，誰就是想走回頭路，這三十年發生的一切，不管是對是錯，都要比前二十九年強，這三十年的錯是“改革中的錯”，是可以原諒的錯，以前的錯是徹底的錯，是不可原諒的錯。照這樣的宣傳方式和基調，明年的“建國六十周年”的宣傳有可能演變成“建國三十周年”的宣傳，因是大喜的年份肯定只宣傳正確的時代，錯誤的歷史冰凍起來算了。毛主席可能夠不上開國領袖了，第一代領導人得換人了。

2、回頭路的回頭有多遠？當局界定的回頭路是指前二十九年?還是文革的十年？還是更遠的中國歷史？更遠的歷史估計不至于那么弱智，文革的十年在某些人眼中，攻擊的可能性較大一點，因為，那十年被認為是新中國最悲慘的十年（當然不是對全國人民都是最悲慘的），即使是在那個“最悲慘”的十年，眾所周知，中國卻取得舉世矚目的兩彈一星等偉大成就（其它成就有很多網友已經列舉，我不重列），所謂的回頭，我估計精英是指：當時中國對西方世界沒有開放。的確也是沒有多大程度的開放，但是，原因是什么，大家心里也知道，毛澤東不想嗎？肯定不是，如果他真不想，他沒有必要在1972年見尼克松總統（鄧小平與美建交的前奏和開路者是毛澤東），改革就不用說了，自新中國成立以后，探索不同的改革模式從來就沒有間斷過，怎么能說1978年以后才叫有改革呢？所以說，我們要批評前二十九年或者說文革十年，最多只能批評其開放的不徹底性，并不能批評毛澤東時代沒有改革。否定改革的某些失敗就是一定要重搞“文革”嗎？

3，回頭路是不是成了某些人不肯糾錯的借口？我相信現在批評時弊的人，絕大部分人都不是要把三十年前的毛澤東時代政策原樣照搬回來，批評的對象是：改革中出現的錯誤路線和錯誤認識。有些人好象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人民一開口說話，就成了“回頭主義者”，一聽到批評聲，就認為老百姓想造反，其實這些人心里比誰都清楚，如果用毛澤東時代一些正確的方略來校正當前的某些時弊非常管用，他們心里怕得很，比如：如果走群眾路線，讓人民當家作主的話，某些腐敗分子的財路肯定要斷掉，甚至要走進監獄。其它方面諸如黃、賭、毒、腐、黑等等，只要適當走點回頭路，都有滅頂之災?！盎仡^路”現在堂而皇之的成了既得利者打壓人民的最好擋箭牌，“改革開放”成了既得利益者的護身符。

古今中外，好的東西是不管其歷史年齡的，有時越陳越香，壞的東西也不管它的新舊的，即使是剛出爐的，同樣要見光死，回頭路不是打壓工具，以前做得好的，回過頭去再撿起未嘗不可，現在做得好的也要堅持走下去，后來人也不必當此是“回頭路”，鄧小平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那就用這個標準來檢驗一下我們的過去和現在，得到人民擁護的標準就不要論出身、論時期，長期用之，遭人民咒罵的標準，就要果斷棄之。

希望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能容忍自己的人民爭論一下，“不爭論”的理論不是好理論，中國所有的主流人士和主流媒體尤其有注意自己的水平問題，把批“改革開放”與重走“文革”，把“糾錯行為”與“走回頭路”等同，都是混淆概念、混淆視聽、蔑視人民的作愚蠢作法，專家學者是真理的捍衛者，不是既得利益者的馬前卒，人民都在用眼睛看著你們，用大腦琢磨著你們，用現實檢驗你們，希望你們好自為之！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09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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