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份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總理在總結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時說了一句后來被證實具有先知先覺的“劉伯溫式”的預言“2008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總理在繼續分析“為什么最困難”時，概括為二點：一是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不確定因素；二是政府決策難。
我們現在來回顧2008中國所經歷的各種內外交困，似乎這些事件發生的過程夾雜著某些的偶然因素，比如5。12的汶川大地震（后來發生的），安徽的口疾役（后來發生的）。然而，從“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不確定因素”看問題，其實，后來所發生的政治領域、經濟領域一起起重大事件，完全具有事物發生的必然條件。
從國內經濟戰略、經濟決策與管理角度分析，“政府決策難”是一杯我們為自己釀制的苦酒。
首先我們回顧到2004-2005年的中國經濟狀況，當時的經濟學界就提出“經濟過熱”的預警（主要針對房地產投資），但是，考慮到即將到來的奧運預期經濟，已經唱空和緊縮的宏觀政策，再度“曉幸”地放松。
事實情況下，當時的“經濟過熱”是不確切的判斷，經濟學家的擔憂是源于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均衡、不合理，投機性經濟占比太高，基礎工業、基礎農業、科學技術產業發展不健康。
因此，經過接下來的三年時間的政策放縱，中國經濟從當初的不合理、不健康演變成了如今的“畸形”狀態：寡頭民間游資泛濫、投機炒作猖獗、基本消費需求增長萎縮、傳統基礎工業產業頻臨崩潰、經濟增長舉步維艱。
因此，可以想象總理的“政府決策難”是由感而發的。而且這樣一句政府報告的官方隱憂也將是中國經濟久治不愈的痼疾。
但是，筆者猶豫再三后寫這篇文章，其目的是對總理“2008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表示懷疑。按照總理的判斷，2009年以后中國的經濟肯定是會有所好轉的、是可以樂觀預期的，然而，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全球性的經濟通脹夾雜著糧食、能源危機，已不只是一個經濟劫難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乎世界性經濟增長以及生存極限的拷問。
發展與能源的矛盾似乎是全球的問題，我們尚且不必太過悲觀，但是，發展與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是中國經濟致命的弱點，我們怎能以“決策難”而了之呢？
“世界工廠”是中國人的共同話題，全球貿易、全球經濟一體化似乎是我們期盼已久的欣喜。問題是，我們是不是應該冷靜想一想：在這樣一個所謂的全球一體化的環境中，我們是贏得多還是輸得多？如果，我們以賤賣資源為代價獲取暫時的GDP增長，如果，我們所謂的引進外資是“引狼入室”，所謂的走出去是“羊入虎口”，在被世界寡頭大肆掠奪的情況下還趾高氣揚“我們為世界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那么，我們所謂的進步將是走向自掘的墳墓。
30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創造了許多的“經濟奇跡”，一夜之間暴富、世界級富豪如雨后春筍般暴發、國有全民集體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私有化、龐大的無產階級隊伍再度登上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舞臺、資本經濟（政治與經濟的結合體）取代所謂的市場經濟主宰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命運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如果，我們的政策和制度進行市場經濟兌現的目的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如果我們進行產業決策還是本著“GDP有增長就是硬道理”，那么，我們所謂的“經濟奇跡”釀造得也必將是國力衰敗的噩夢。
農業經濟將是中國經濟增長得以持續的根基，但農產品價格的國際接軌也將是中國經濟通脹的源頭。
城鄉普通居民不堪重負居高不下的CPI壓力，20-30%關停歇業的中小型工礦企業帶來的沖擊是失業率的急劇上升，依賴資源的投入和出口驅動的粗放型經濟模式面臨的是不容置疑的產業轉型，因而國家經濟將要經歷的是一個裂變的過程，而不僅僅是“2008最難”那么簡單的問題。
一蹶不振的證券資本市場和即將到來的“后奧運效應”都將印證我們的經濟增長是以國力透支為代價的。
虛胖的中國經濟夾雜畸形的經濟結構帶給中國的問題是：經濟逆轉始于2008，止于何時可能無人能知，所以，總理的“2008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是不確切的。
但愿“2008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被溫總理有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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