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頭發錢”對臺灣不一定有效,對中國卻是唯一出路
馬英九決定給臺灣同胞按人頭發3600臺幣刺激消費。貧道覺得可能有效,也可能效果有限。原因是這樣。
以前西方國家生產和消費兩個環節主要在國內。發生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低收入階層的群體數量太大,收入水平太低,超過了支撐迅速膨脹生產能力的極限。于是顯示需求不足,引起生產過剩。生產過剩引起出廠價下跌,東西賣不出去造成流動性枯竭。企業情況惡化,裁員、降薪甚至倒閉就出現,低收入階層更加擴大,收入進一步降低,需求進一步下滑。成為惡性循環。這個道理馬克思和列寧早就描述了,只是現在大家不注意了。
為什么不注意了呢?因為大家發現人家西方很長時間都沒出經濟危機了。為什么沒出呢?因為羅斯福在1933年領悟了馬克思的道理,終于明白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低收入階層人數太大,收入太低。這個惡性循環中救助企業老板是沒用的,因為給他們再多的錢,只要東西賣不出去,早晚還是枯竭。同時,即使這些錢維持了這些企業不破產,不裁員,但勞工收入并不會增加甚至依舊會降低。勞工收入低本來就是誘發生產過剩的參數,參數不變過剩數量依舊會那么大。因此只能救助窮人。這就是羅斯福新政的基本內容:變相給窮人發錢,提高工資水平,降低貧富差距。羅斯福在位9年,這個政策一直到羅斯福去世后還執行很長時間。
羅斯福本來只是為了解決眼前問題,但誤打誤撞為資本主義打了一針強心劑,這就是由于最低工資制的推行,社會福利的擴大,累進稅等措施減小了貧富差距,讓美國出現了一個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這個中產階級能夠始終維持一個很高的消費能力,于是嚴重的生產過剩就不再出現了。這樣,從1929年到2007年差不多80年,西方就沒再出現過類似29年的經濟危機。80年沒出,大家就把老馬的話忘記了,甚至成為嘲笑對象了。
今年開始,美國又出現經濟危機了,大家又忙著去買資本論,以為還能從這里面找到靈丹妙藥。貧道認為,老馬的論述是正確的,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的核心問題,但要“活學活用,急用先學,帶著問題學”才有效,不能比葫蘆畫瓢地照搬。因為西方國家的情況已經不一樣了。
日本在90年代經濟危機時候,也曾經用發購物卷和減稅的方法刺激消費,以為把羅斯福的那一套搬過來就會有效。結果效率很低。為什么呢?因為日本那次經濟危機有兩點與美國29年是不同的。首先,日本不是國內需求不足造成的經濟危機,而是廣場協議被美國坑了一下:日元快速升值影響出口(不是最大原因,因為當時日本出口依存度只有8%,危機期間出口并沒有大幅下降),被迫金融轉型形成股市、樓市虛增,最后被國際資本洗劫了一下。這是美國這次危機一定程度上的預演。最主要的是,日本當時已經高度中產階級化了,沒有什么低收入群體。這個時候政府給大家發錢,大部分成為儲蓄,而沒有消費。因此效果不大。日本顯然沒把馬列主義學好學透。
同樣事例發生在美國。今年年初,布什政府已經意識到要發生經濟危機,于是采取減稅1500億美元的大手筆。但這只讓第二季度消費抬升了0.1%。1500億美元占美國季度GDP的4%,如果都花出去應該讓該季度GDP提高3%(美國居民消費率是70%)。為什么大家還是把錢存起來了呢?因為美國中產階級化程度還很高。消費率與收入水平呈反比,窮的人日子難過,有點錢還不趕快應付日常生活?而減稅只涉及富人,起碼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政策沒惠及窮人,消費自然上不去。況且美國只是消費不足問題,并沒體現出嚴重對應的生產過剩——生產都在中國呢。由此可以看出,美國自羅斯福總統去世后,再沒一個提的起來的總統了。
臺灣的情況與美國差不多。臺灣基尼系數更低,雖然也有窮人,但大部分人屬于中產階級或半中產階級。臺灣比美國聰明,是按人頭發錢。這樣窮人富人都有得錢發,不像美國那樣傻。因此,臺灣這樣做確實會有點效果。但是,消費行為有這樣的特點,經常性收入傾向于消費,意外收入傾向于儲蓄。把錢發給一群本來就能生活,而且經常結余儲蓄的人,突然給他一些錢他會傾向儲蓄。當然購物券強制消費,但轉換的辦法是很多的,比如省下工資。因此,貧道認為效果不會非常明顯。況且800多億新臺幣就是30億美元,只占臺灣GDP的1.6%。看來臺灣人雖然學馬列比美國、日本強,但也不咋樣。
那么是不是羅斯福的學習心得失效了呢?不是,還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對中國就很有效。
中國這次經濟危機屬于“超級”生產過剩。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中國早在90年代后期已經形成低收入群體迅速膨脹,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95-96年5000多萬國有和集體企業工人下崗,96年后將近1個億農民因“農轉非”失去耕地,而農民收入增長動力已經枯竭。于是,國內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迅速從95年的26.65%,96年的20.4%,下降到98年的6.8%和99年的6.5%。下降70%左右。需求下降70%還不是需求不足嗎?可中國并沒有出現嚴重生產過剩,因為這個時候中國開始一輪連續10年的出口狂潮,貿易順差連年增加。也就是外需掩蓋了內需不足,同時,外需也加重了內需不足(這個道理貧道在以前帖子講寄生經濟規則時分析過)。
這10年來,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國外需求,中國各種生產能力迅速擴張,冶金、能源、尤其制造業生產能力迅速擴張。與1996年相比,2006年我國原煤產量增加70%,發電量增長95%,紗、布分別增長152%和131%,生鐵增長151%,鋼材增長242%。90年代中期就滯銷的洗衣機、冰箱、空調竟然分別增長136%、207%和713%!這些新增生產能力并不主要是滿足國內需求,因為同期中國出口依存度從18%增長到37%。也就是說,我們在本來就生產過剩情況下附加了一個對外經濟需要的生產能力擴張。因此貧道說中國處于一種超級生產能力過剩局面。這種局面不發生外需下降還不顯示,一旦出現就特別突出。
同時,中國的情況同美國29年非常相似,就是低收入群體過大,收入增長長期緩慢,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有饑渴的消費欲望,但沒有必要的收入的群體。貧道這樣說也是統計年鑒數據就能說明的。這些天貧道經常舉這個數字,就是2006年中國20%最低收入的農民現金消費率達到134%,掙100元花134元。意味著不管掙多少錢,沒有132元支出是無法生活的,因此借錢也要花。這134元就是他們被壓抑到最小空間的“消費欲望”。再向上20%農民是掙100元花102.3元,消費欲望一樣是被嚴重壓抑著的。再向上兩個20%農民群體現金消費率分別是94%和87%。農村是窮幫窮富幫富,最低收入40%的農民借錢對象就是稍高的40%農民。這樣,有6億農民都處于消費欲望被壓抑的狀態,綜合儲蓄率應該接近零。同時,城鎮最低5%的群體消費率為104%,10%最低收入群體消費率為96%,再往上10%群體消費率為86%。這20%的城市居民月支出平均為341元。在今天的物價水平下,341元也就是勉強生活。
如果按王小魯把城鎮居民灰色和黑色收入計算在內的消費情況計算,2006年中國有81950萬,占人口63.2%的居民(包括城市40%低收入群體和農村80%低收入群體),總計消費22156億元,占總消費的30%,月均消費225元。而最高水平的11181萬人人均消費3萬多元,是那8億多人的14倍,占全部消費的56%。看到這些數據你就應該意識到:看到的在一般飯店吃飯、在旅游區閑逛、穿稍微像樣點衣服、能坐起出租車的、能買起各種流行電器和物品的人,也就是消費目前最一般產品和服務的人,基本不是前面說的那8億多人。而現有生產能力,主要是為其余4億多人準備的。
這樣,如果發生生產過剩,指望已經在消費的那4億多人增加消費,估計希望不大。而只要讓這8億多人增加任何數量的收入,95%以上都會變成消費。讓貧道納悶的是,直到現在很多人,包括研究經濟的,管理政府的都不去注意這些統計數字,還一個勁兒的認為中國消費還是有潛力的,13億人嘛,多大個市場呀。貧道隨便算算就知道有8億人基本不在這個市場上。也不直到統計局每年用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錢有什么用!每年十幾萬戶的抽樣調查費勁大了。
中國的情況是一個超級過剩的生產能力,匹配一個超級低迷的消費群體,大概是史無前例地危險。把藥開對了,藥下到位了還不知道效果咋樣。要是藥方開錯了,麻煩就大了!貧道一直堅持認為目前政府政策錯配,就是這個意思。
有些網友對中國發生經濟危機最終能壞到什么地步沒有估計,多數人都認為不會壞到哪里。貧道也不嚇唬誰,只舉一些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遇見經濟危機后的情況。世紀之交拉美發生金額危機和經濟危機,阿根廷GDP從1998年的2981億美元下降到1020億美元,下降65.8%,幾乎是4年前的三分之一,4年年均負增長9%。巴西從1997年的8204億美元下降到2002年的4608億美元,下降43.8%,幾乎下降一倍,5年年均負增長8%。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幾個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下降幅度都是30-40%之間,3年均負增長7%。情況是,基尼系數高的國家,經濟危機時間長,衰退深。基尼系數低一點的國家,危機時間短,衰退深度淺。中國目前基尼系數大約為0.48,遠高于東南亞危機時這些國家0.35左右的水平,但確實低于拉美新興市場國家0.53-0.6的水平。因此,貧道看不出有什么可樂觀的地方。為什么日本90年代經濟危機雖然持續時間長,但頂多是零增長呢?因為日本這個時期的基尼系數只有0.25!
因此,貧道覺得正確的解救中國經濟的措施是:首先,在2009年直接給80%的低收入農民和城鎮低收入群體,總計8億人人均發1200元消費券。這9600億元會立刻形成消費。這不僅會給現有開工不足企業帶來市場機會,而且直接拉動GDP增長3.8%,比那4億拉動2個百分點力量大得多。其次,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稅。同時,一方面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一方面適當給企業按遞減方式減稅,讓企業逐漸適應比較高的工資。開始是提高多少最低工資,減免多少稅,然后減稅額遞減。由于工資提高的是最低收入群體,因此這部分減稅會直接形成消費需求。第一年減稅1萬億,此后略少,花3個億連續試行5年,等于每年直接拉動GDP增長4%。由于這些增加的消費使企業銷售好轉,低收入群體收入穩定提高,就可能依然用這4萬億使經濟恢復。當然,這樣必須停止追加的鐵路和高速路這些沒用的投資。說它們沒用,是因為如果經濟不恢復,這些投資只能形成新的過剩。如果經濟恢復了,有的是機會解決這些問題。
為什么其他國家和地區發錢都是平均發,我們要專門發給低收入群體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用最少的錢解決最大的問題。他們沒這樣發,大概是兩個原因。一個是政府有點過于替富人考慮。另一個,也是最主要的是,他們是“西方民主體制”,這樣的事情要通過國會。一到國會,富人占優勢,專門給窮人發錢會通不過。如果美國在今年年初直接用3000億美元幫次級信用者把房子買下來,次貸危機就從根子上斬斷了。但這樣的議案在國會上一定會被說成鼓勵懶漢,造成投機。我們不用考慮這些,共產黨政權本來就是為工農大眾服務的,現在工農大眾有難發點錢,誰也說不上什么。真的像吳敬璉、厲以寧、張維迎、皇浦平等喊叫幾句,不搭理他們他們也沒招。
為什么建議取消出口退稅?這不是使出口更加困難了么?貧道是這樣看的:經濟危機最大危險不是GDP下降,而是如果不能解決人數巨大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持續下滑,會造成社會動蕩甚至政治動蕩。最后國家分裂都不是沒可能的。印尼不是嗎?墨西哥、阿根廷、印尼、泰國就出現社會、政治不斷動蕩局面。減少出口退稅,國家支持企業轉入生產內需產品,雖然可能開始會成為GDP降低因素,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GDP再低,只要低收入群體過好了,不鬧事,怎么都好辦。社會穩定,往前的路子都好走。如果出現阿根廷、墨西哥、泰國甚至印尼情況,恐怕能出口的就是動亂了。現在圖那個“世界加工廠”的虛名,到時候會像阿根廷、印尼一樣被他們譏笑為“失敗國家”的。
這樣做真正的好處是:由于中國人均工資提高,取消出口退稅不再追求出口導向,使中國徹底擺脫作為西方,尤其美國這些寄生物的寄主地位。自己不與別人競爭,一點不違反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最終會平緩回到一個正常國家地位。居民消費能力,國民收入中居民消費率提高,最后真想當個寄生物,也不是沒有可能。
一箭雙雕,不知道有人聽沒有。貧道倒是沒寄多大希望。最大可能是臺灣按人頭發錢沒發出個效果,于是我們的專家就說,你看,幸虧沒聽邋遢道人的昏話。但是貧道為什么不斷研究并正兒八經地提建議呢?是因為讓更多人事后想想,哎——其實本來還是有出路的。別像當年蘇聯,栽跟頭了還抱怨沒人事先提個醒。
這不太丟咱中國人了不是?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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