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的許多知識，常常是在急用中“惡補”得到的。如同大量的有毒食品使許多中國人增長了化學知識一樣，一場世界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也使不少經濟學的門外漢在短時間內學到了一些經濟學的知識，這其中就包括我本人----一個原來對政治和經濟都沒有多大興趣的普通醫生和生命科學的研究者。

盡管“主流”們一直在試圖讓人們相信今天的中國是千年不遇的“和諧盛世”，稍微有點實事求是態度的人都知道，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不僅不是什么“盛世”，而且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危世。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大量矛盾都被一種虛假的“繁榮”所掩蓋，以至于相當多的人，包括許多真心關心民族前途和百姓疾苦的知識分子，都天真地以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就要在我們這一代實現了。突如其來的美國金融危機和隨后的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暴露了中國社會的矛盾，也讓許多人從夢中醒來了。當然，也有一些人在繼續著他們的夢。還有的人其實比我們醒得還早（或者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沒睡），但是，不知是出于想騙自己還是想騙別人的目的，他們仍然在裝瘋賣傻地高唱著“基本面”良好的頌歌。

頌歌是好聽的，但好聽的頌歌不一定能解除面對危機的焦慮。于是，我們看到了最近在美國召開的“G20”，看到在中國放出來的“救市”的四萬億人民幣。國際上的忙活也好，國內的張羅也罷，這場撲向中國人民的災難能由此得以免除或減輕嗎？我希望能。但恐怕我的這個希望會落空，因為中國人民今天正在面對著制約他們的內外兩大死結。不解開這兩個死結，中國社會不僅談不上任何有進步意義的發展，中華民族還有可能墜入苦難的深淵長期不能解脫。

來自國外的死結，就是中國甘居其中的不平等的國際金融經濟體系和由此而來的中國的經濟殖民地地位；來自國內的死結，就是資改派靈魂的墮落和由此產生的瘋狂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貿易和金融，這兩個世界經濟發展的輔助工具，已經成了霸權主義國家統治世界的武器。這兩個武器的威力，在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破產以后，被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在這里，為了說明問題和作一點“科普”，我想盡我所知簡單地介紹一下這個體系。

1944年7月，44個國家或政府的經濟特使聚集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商討戰后的世界貿易格局。會議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決定成立一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一個全球性的貿易組織 （即關貿總協定，后來改稱世界貿易組織）。這個協定以及相關的組織，就構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它的核心理念是外匯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多邊經濟制度。它的貨幣體系是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鉤，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美元可以兌換黃金和各國實行可調節的盯住匯率制，是構成這一貨幣體系的兩大支柱。從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朝鮮和越南兩場戰爭，美國的黃金儲備大量減少，美國的經濟競爭力也逐漸削弱，其國際收支開始趨向惡化，出現了全球性“美元過剩”情況。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美國黃金開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支撐不住日益泛濫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這年的8月宣布放棄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兌換黃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的自由浮動。這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已經喪失，該體系崩潰。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雖然完全不存在了，由它產生的兩個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仍然存在，他們繼續在世界貿易和金融格局中發揮著至為關鍵的作用；與此相關的世界貿易組織也直到今天還在國際貿易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美元的黃金基礎沒有了，但它的世界貨幣的功能卻沒有隨之消失。這樣一種現狀，就為美國提供了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特權：從理論上講，它可以不從事任何生產，僅僅靠發行美元就可以從其它國家購買任何他們能夠買到的東西。這個特權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美國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

布雷頓森林體系可以修改嗎？不可以。為什么？因為美國不愿意。雖然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但只要它清理了金融體系的混亂局面，現存的世界金融和貿易體系仍然是對它最有利的。試想一下：只要有可能，哪個資本主義國家愿意放棄不勞而獲的寄生蟲生活？那么，為什么美國不愿意就不能修改呢？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是有“學問”的，它分為基本投票權和各國繳納的基金份額所得到的加權投票權，后者起決定性作用。美國的加權投票權是16%，中國的呢？僅僅是3.7%。也許有人會說：16%有什么了不起，其它國家的投票權加在一起比它大得多。這樣的計算沒有錯，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有一個規定，那就是，重大問題例如章程的修改等必須要85%的票數通過。100%-16%等于多少？等于84%。也就是說，美國的16%投票權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它可以一票否決。

布雷頓森林體系無法修改，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金融貿易體系可不可以呢？有人大概認為可以。事實上，這次參加“G20”會議的一些歐亞國家就是報著這樣的心態去美國的。結果怎么樣我們都看到了。盡管國內媒體高調宣傳中國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怎么怎么樣的“重要作用”，我個人認為這次會議的結果是個零。我在《美國下一次“擴張”的可能方向與中國應采取的對策》中就說過，“新的金融體系即使不是以美元為基準，仍然還是由美國主導”。其理由很簡單：一是美國欠世界的債已經多到不能讓它破產的地步，二是它掌握著石油和糧食的定價權以及全球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如果沒有人能奪得這三大支配權，就沒有人能奪得它的世界貨幣的主導權。因此，建不建立新的世界金融體系，在目前沒有什么不同，中國在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中，也不可能有機會掌握主動權。

如此說來，中國是不能解開這個死結了？不能這樣說。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變化的根本原因不在它的外部原因，而在它的內部；外因是變化的，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基本上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農業體系，它本來是有足夠條件不受這個外因制約的。獨立自主不等于閉關鎖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國際形勢的緩和，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主持領導下，中國的對外開放的大門已經開啟。在這個基礎上，一個立足獨立自主，結合對外開放，有廣闊腹地的社會經濟體系的建立已經指日可待。遺憾的是，過去三十年，中國走過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到了今天，中國成了世界上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它的生產有超過40%是所謂的“外向型”的。在國內大量存在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的基礎被嚴重破壞的情況下，中國向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提供了大量極其低廉的產品，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殖民地。換回來的是什么呢？是沒有實際購買力卻會引起國內通貨膨脹的美元。與此同時，一個對外卑躬屈膝、對內壓迫人民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集團，在中國再度出現，成了繼帝國主義經濟剝削后，壓在勞動人民頭上的又一座大山。這種殖民地經濟，不僅極大地犧牲了國內絕大多數群眾的利益，也極大地刺激了美國的寄生蟲式的虛擬經濟的發展，以至于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來臨時，中國被世人指責為“生產過剩”的發源地，成了助紂為孽的“罪魁禍首”之一。

這一切，都源于資改派誤導下的靈魂墮落，源于它路線的根本錯誤。當今中國的資改派，已經背叛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成為一個“一切向錢看”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滋生地。這個墮落了的靈魂，就是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國內死結。國外的死結，是通過這個國內的死結來制約中國的；不解開它，就不能擺脫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被動地位。

同美元與黃金脫鉤，卻仍然保留金融貿易組織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有點類似的是，這個執政黨雖然在資改派誤導下和它的正確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徹底脫鉤了，卻保留了原來的權力和組織結構。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用簡單的一、兩句話來概括她是不科學的，但如果我們試圖高度概括她的核心的話，我認為應該是她對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要求和對人民群眾的“造反有理”的號召。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只有在“造反有理”的群眾監督下才能保持不變。如同美元的發行不受黃金的制約一樣，中國的權力體系也是完全不受制約的。這樣的體系瘋狂是必然的，不瘋狂才是奇怪的。指望美國重建“合理的世界金融體系”，是一種脫離實際的幻想；指望今天的黨內官僚資產階級放棄利益，同樣是一種脫離實際的幻想。我不認為所謂的多黨輪流執政是一個真正有效的政治體制。正如美國的經濟政治制度無力監管華爾街一樣，多黨制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權力腐敗的問題。我相信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人民從迷茫中醒來了，就能重建自己的組織核心，就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我在《危險恰在危機后》的結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認為，中國現在最需要救的是執政黨的靈魂，但我對此是沒有信心的。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有人已經不可救藥，我們是不是就看著他們將中國拖入深淵？”對于后一個問題，我沒有答案。但是我相信，如果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和關心中華民族前途的勞動知識分子們，都開始問同樣的問題，這個問題一定是會有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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