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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帆:在國際金融動蕩中保持穩定--08經濟形勢分析

楊帆 · 2008-08-08 · 來源:烏有之鄉
應對經濟危機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在國際金融動蕩中保持穩定

楊  帆

                    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

1997與1998年,一場金融風暴席卷亞洲,只有中國幸免于難。 其前提是我們已經進行了4年的“軟著陸”, 把經濟增長率從13% 降到9%,  把20% 的高通貨膨脹率降低下來。 1994年1月1日以“并軌”的名義,把人民幣匯率由1:5。7 貶值到1:8。7, 大幅度提升了出口,外資也開始大規模進入。國家外匯儲備從1992年的200億美圓增加到1998年的1700億美圓,中國已擺脫“國際收支天花板”,走向貨幣升值和外匯過剩的歷史時期,只不過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而已。

當國際投機資本制造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集中沖擊香港聯系匯率時,中央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力托香港股市并限制投機資本流動,把“積極不干預”變成積極干預,保持了亞洲經濟穩定。 經三年積極財政政策使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提高到10% 左右。 2000年以后國際資本達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共識, 大舉進入中國,中國內部儲蓄率達到歷史最高峰,甚至超過了計劃經濟時期。 于是出現基本建設高潮,鋼產量居然從2000年的1億多噸上升到2007年的5億噸,股票與房地產大發展。

2003年以后經濟增長率可能超過13%,否則不會有目前這樣高的物價上升,經濟肯定是過熱了。但2000年以來平均年增長10% 的速度是可以保持的,7年番一翻,到2006年底達到20萬億人民幣,到2014年,GDP 達到40萬億人民幣,已成定局。

   

        面臨美國金融危機中國第一目標是保持穩定

   目前我們遇到的經濟調整與股市暴跌,其國際根源是美國金融危機與弱勢美圓政策。 石油價格于7月份創出145美圓的歷史新高,并帶動世界糧食與資源價格的全面上升。對于中國這樣的資源進口國,將造成輸入成本推動型物價上升,影響經濟增長率2個百分點。 石油,糧食與資源價格上升的長期因素是商品供求關系,目前期貨價格飆升則是金融現象。 期貨以美圓標價,弱勢美圓就等于高價石油。長期商品供求關系緊張與短期金融炒作在本質上一致,金融資本的“超前過度調整”, 是未來商品供求關系的反應,但的確是過度炒作了,最后瘋狂以后將穩定在一個高水平上。

我們在涉外經濟方面基本維持了穩定并取得巨大發展,出口從1979年的 95億美圓上升到2000億美圓,中國也成為使用世界資源,引進先進技術的最大進口國。 我們近年來也有不少失誤,總是有人鼓吹與國際盲目接軌,反對自主創新,忽視國家經濟安全,思想理論一直混亂。 在政策上也有失誤:不適當地在2000年打壓股市,4年跌去60%,同時賤賣國家資產;人民幣升值過晚過慢,升值預期難以消除,難以有效管制投機資本; 2008年出現股市崩盤60%; 房地產價格暴漲以后面臨調整;沒有及時建立國家石油儲備;特別是在去年不適當地向美國金融資產投資。 如果不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得快,我們的外匯儲備不知有多少會買了美國的次級債!

國家政策的基本成功點,是在關鍵時刻能夠果斷地進行國家

干預, 始終沒有放棄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管制,沒有卷入國際金融危機。 國家政治優勢和 控制能力是強的, 成功與失誤都與理論和指導思想有關,與利益集團影響有關,應該認真總結反思。

     我在1994年就提出:人民幣進入升值的歷史時期。 根據購買力平價長期保持一比四到五的計算,也根據實際匯率已經升值40% 的計算,近期人民幣將升值到一比六, 中期向一比五靠攏。 近期加快人民幣升值速度,強化經濟緊縮以降低進口價格,依靠升值以降低國內物價水平的建議是不可取的。 既然已經錯過了迅速升值的最好時機, 升值預期已難以克服,我們也只能夠因勢利導。 人民幣升值的速度要照顧國內企業的適應能力,可以利用升值預期保持人民幣強勢地位,使之出境到香港臺灣和周邊國家特別是東南亞自由貿易區。 國家過剩資本應集中投向周邊地區,投向資源和土地。國家要強化而不是弱化對于投機資本的控制,人民幣近期不能宣布自由兌換。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有 70年高速增長的潛力, 自1949年開始,2019年結束。 第一位原因是人口增長,由 1949年的45000萬人,增加到165000萬。人口基數大,增量高,年輕人和受過教育的中年人迅速增長,他們儲蓄率高。目前中國正享受“人口紅利”,國內儲蓄遠遠大于投資。按照宏觀經濟學“儲蓄大于投資”的公式, 資本應該是凈外流。 但國際資本無論是設備投資,股權投資還是熱錢, 全部蜂涌而入, 造成特大貨幣財富增長, 過剩資本盲目流竄, 制造一個個泡沫,影響經濟穩定。

10% 的增長率可維持到2014年左右, 以后逐步減速,至2020年人口老化,經濟增長源泉必定從勞動力向科學技術和人力資本轉移。 一系列結構性調整勢在必行, 轉型能否成功關系現代化最終成敗。其內容包括:

------人民幣升值帶來各方面重大利益調整;

------國內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勞動相對于資本的利益增加;

------總需求結構的調整:凈出口減少而國內消費上升;

------通過財政金融各種手段,把爆發的貨幣財富有效率地向實體經濟轉移:包括國防,科技進步,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和戰略物資儲備。

大調整因美國金融危機和世界資源價格猛漲而提前到來,對于中國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沒有外部壓力,就沒有內部調整的動力。 在總需求膨脹的情況下,凈出口下不去, 國內消費就上不來。 中國有潛力有能力采取各種措施完成調整。利益格局調整的最大阻力來自于既得利益集團。 如不能有效地克服“分利聯盟”,經濟與社會就不能有效轉型, 最后終因財富耗盡而喪失發展動力,這是我們必須防止的。

         企業困境來源于低成本盲目擴張

   目前中國的經濟有些類似發達國家20世紀70年代的“停滯膨脹”。 其實 10% 的增長不算停滯, 但大多數企業必然陷入困境,其根源是:長期低成本造成高利潤,金融創新提供低成本巨額融資,促使企業盲目擴張生產力,并依賴廉價勞動力和美國市場,一遇美國經濟調整,必定陷入衰退。

低成本曾使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盲目擴張, 改革以來用了整整30年進行調整, 6000萬工人下崗。這種調整在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里被解釋為產權不清,預算軟約束,“父愛般的政府關懷”。 這種理論以制度決定論掩蓋了更深層次的問題: 國有企業破產的最深層次根源實際是技術的老化。

低成本下盲目擴張的弊病是不分所有制的。私人雖不有意亂花錢,但他們缺乏技術創新和投資評估能力,投資失敗在所難免,股民慘虧就是證明,專家理財的基金也好不到哪里去。 上市公司這種所謂最現代的企業制度, 其盲目投融資甚至遠高于其他產權形式。 目前股市前所未有的大崩盤就是上市公司盲目融資和減持造成的。 誰能保證它們投資就沒有盲目性? 購買美國次級債的大戶,就是中國最現代化國際化的大型金融企業。 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和非均衡性,不是“理性人”可以掌握的。 越現代化,越貨幣化,越大型化,越盲目擴張的企業,可能失敗得越慘。 相反,我所見到的極個別的民營企業家,如海寧一位服裝制造商,預期到人民幣升值,把原材料牛皮從新疆采購換成了巴西采購; 寧波雅各爾的老板是一個知識青年,插隊10年, 他能棋高一著, 較早介入房地產和股權投資,又貸款美圓收購了美國著名的服裝企業,是他的同行和未來競爭對手。 這個企業工人的工資和福利都不錯, 能夠留住熟練工人,因此不怕調整。 這樣的決策和產權無關,主要是由于一把手的特殊天分。

可預見我國上市公司業績下降將影響下半年股市發展,房地產調整也在所難免。為保持股市穩定,盡快推出創業板以幫助企業技術進步,目前需要嚴格限制上市公司的盲目融資與減持。

    

               通貨膨脹幻覺與企業限產保價

   中國計劃經濟造成六大低成本: 廉價勞動力,廉價能源資源, 零地價,零環境成本,低匯率,低融資成本, 在轉軌30年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成為企業高利潤和GDP高增長的特殊源泉,只可惜我們否認這一點,把經濟高速增長完全歸功于市場經濟機制,這就不得不在市場經濟的真正風險面前付出代價。

前五年全世界經濟繁榮, 股市房地產繁榮,國內外市場齊擴張,中國四大需求齊膨脹,國內儲蓄與國際熱錢同推動, 國內外熱錢同炒作,使企業利潤年年翻番,不擴大投資是不可能的。 只有極少數企業能控制擴張沖動, 不盲目貸款。 它們會等到在經濟緊縮,企業大量破產時期才開始兼并,做競爭的最后勝利者。 房地產公司無論倒閉多少,最后剩下的,總是那些自有資本率高而貸款少的企業。

大多數企業在經濟擴張期被 “通貨膨脹幻覺” 迷惑。 通貨膨脹使多數產品以高價順利出售, 每個企業都誤以為這是自己產品好銷, 于是擴大投資, 在虛幻需求刺激下增加了生產能力,不出兩年,生產能力一定過剩。 經濟緊縮一來壓縮了總需求,企業面臨兩種選擇, 或降價以擴大銷售,或限產保價收縮市場,而以后者為多。 因為通貨膨脹預期形成,上游產品漲價,下游產品也降價不下來。 多數企業限產保價,在全社會的表現就是生產下降而價格降不下來,這就是“停滯膨脹”。

各種壓力集中在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上,它們缺乏技術含量,依靠廉價勞動力, 月工資不超過千元, 占據較大市場份額, 維持3---5% 的年利潤率;它們出口大于內銷,使用國內原材料。 這樣的企業已受重創,需要政府幫助以度過難關。如提高出口退稅率,地方補貼等, 而加快擴大內需是最重要的。

國家強化外匯管制對防止投機資本是必要的,但限制了出口企業的資金周轉,應適當放松。 我們未必清楚熱錢進出的渠道,不要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地方政府可以財政貼息對出口企業貸款,不要斷了資金鏈條。出口企業可以兼營進口擴大內銷。 資源出口國如俄羅斯,非洲,中東,對于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購買力正在增加, 他們和中國有傳統的友好關系, 我們實行出口多元化是有空間的。

中國出口企業的根本出路是加速技術進步。 資本----勞動密集型產品如船舶,鋼鐵,一般機械, 機電產品已完全進入國際市場,下一個是汽車。 引進外資應向精密重型機械,飛機衛星, 高新技術轉移; 在技術上追趕發達國家,出口產品隨之升級。人民幣升值將促使一般貿易擴大進口中間產品的比例, 促使加工貿易擴大國內加工技術鏈條,總體是擴大高新設備和原材料進口, 以增加國內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在“自主創新”的戰略下,以國防戰略產業為核心實行軍民結合,繼續在高層次引進外資,中國企業必須在10年左右完成一次技術升級。 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受阻, 廉價傾銷的時代, 有技術含量的產品出口價格仍舊可以提高,比如寧波海天,私人企業父子兩代搞注塑機和數控機床,他們把研發機構已經設到了德國,的確難得。他們說,德國的技術比我們先進30年,日本又開始了封鎖戰略,因此提高技術水平是長期的歷史任務。

                                                                               

                  物價上升的性質與對策

目前物價上升的性質比較復雜,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相交織,短周期和長周期相交織,國內國外因素相交織,總量膨脹和結構轉型相交織。2008年上半年CPI。以 7—8% 的速度上升,有去年翹尾因素,下半年應有所緩解。 政府控制CPI上升是重要的,因為 7% 是值得警惕的信號,如控制不好,可能失控而成為惡性通貨膨脹。 但也不能急于求成。

物價上升,在經濟周期初期是需求拉動造成,總需求過度膨脹首先使鋼材為代表的生產資料價格上升。 兩年以后傳導為成本推動型消費物價上升。目前中國物價形勢之所以嚴峻,是因為兩種因素因素同時出現,而且有相當國際輸入的因素。

在市場與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內總需求非國家完全可控,地下錢莊和資本市場融資,部分抵消了國家銀根的收縮; 煤炭放開經營后價格上升了一倍;鋼鐵價格上升說明總需求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房地產壟斷則使政府干預無效。 不可控制因素尤其來自國外:投機資本流入擴大了貨幣供應,而世界資源大漲價則通過進口傳導到國內,遠非人民幣升值可以抵消。 如果石油價格回落,物價上升壓力有所緩和,地方政府馬上會減少對水電煤氣供暖的價格補貼,物價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馬上回落到 4% 以下。前幾年延誤了升值時機, 現在又想通過大幅度升值,實行大幅度經濟緊縮,這是不可取的。中國的事情需要統籌兼顧,經濟減速和物價控制都只能軟著陸。

長期來看,資源,環保,科技,勞動力等價格都會提高。 經濟學上的“劉易斯”拐點無論是否已經達到,工資上升都不可免, 即使在農村打工的工資也上升一倍, 如果考慮到物價上升因素,實際工資并沒有很大提高,因此名義工資還會提高。 環境保護成本會加入企業成本,大約增加20%。 至于以糧食為中心的食品,長期供求關系越來越緊張。 肉蛋奶酒要耗費數倍糧食,糧麻油麻糖互爭耕地, 糧食加工與銷售包括飯店,政府很難控制價格。

中國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周圍最好的耕地, 將會用于工業開發區,房地產和交通設施,能留出菜地已算不錯,還必須留出森林,湖泊,草地,水庫,和貫通南北的大水渠,以提高國土的蓄水調水能力。 中國中部將成為主要產糧區,糧價低了沒人種地。 長期大量進口糧食不可避免,這相當于進口世界的水和耕地。中國糧食價格還不到世界一半,不漲價,進口虧損,糧食反而會走私出口。因此以糧食為中心的系列產品必定逐步提高。

與以前各次通貨膨脹不同, 在中國主要成為結構問題而不是總量問題。 總量問題需要貨幣政策調整,如匯率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和貨幣發行量;結構問題則主要采取財政政策。中國人的收入差距已經大大拉開,中等收入階層已經相當壯大, 通貨膨脹對他們的壓力沒有那么大, 反而可以提高他們的名義收入; 對于富人,物價從來就不是問題。 因此,政府對付消費物價指數持續上升的長期對策,應該是建立價格基金, 對低收入階層發放物價補貼。 這就給地方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與民間組織合作,進行詳細的,長期跟蹤式的家計調查, 甄別誰是真正的窮人,并嚴厲制止腐敗。 否則, 我們就會重蹈發達國家“福利社會”的覆轍,被各種福利和補貼發放的失控,拖垮了財政。 還有,對于農民工如何發放補貼也是一個難題。 政府補貼的另一個部分是直接補貼供應者,維持燃油,水電煤氣暖的低價格,把這部分私有化讓私人壟斷,結果就是大漲價,這是國際上一種錯誤思潮,我們絕不可走這條路。

總之,目前世界經濟政治文化形勢都對中國十分有利,只要我們自己不犯大錯誤,國際上就沒有什么勢力能夠阻擋中國的崛起。 目前世界性的經濟調整,對各個國家都是嚴峻的挑戰,問題各有不同, 而中國所面臨的壓力,包括變出口導向為內需導向,變靜態比較利益為動態比較利益, 在勞動密集型基礎上提升技術水平, 在引進外資基礎上進行自主創新, 協調地區發展關系調節收入分配, 重視環境保護節能減排, 國家已提倡多年,只是因為發展模式的慣性和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未能迅速實現。 外部壓力迫使我們所實行的一系列對策, 其方向和內容,與我們本來就應該進行的內部調整,方向是一致的,我們應該把短期反危機措施,納入國家長期發展戰略,變被動為主動,把外部壓力變成內部動力。 在調整過程中應十分注意方法與策略,保持綜合平衡和全局穩定是第一位的。 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潛力還在, 關鍵是國家能夠制定正確的調整方針與發展戰略, 并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 我們就能夠在世界經濟動蕩中間,再上一個臺階,最終完成經濟與社會轉型,實現中國現代化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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