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拐點初現？

《南風窗》記者  楊軍  發自北京

 當6月25日麥當勞發起今年以來的第二輪漲價時，調價的原因是“不斷上升的食品、原材料、勞動力和燃料價格”。去年以來，中國消費者幾乎已習慣了物價的持續上漲。

世界銀行在其季度中國經濟評估報告中，將全年通脹率預測由4.8%上調至7%，原因是工資上漲和原材料成本增加可能對物價產生溢出效應，稱中國經濟正面臨工業商品成本持續上升帶來的第二波通脹壓力。但世界銀行同時認為，中國“食品價格上漲的最糟糕階段”已經過去，整體通脹已經見頂，“預計通脹會逐步走低”。

而對股民們來說，這類預測對市場信心幾無影響。十連陰后的技術性上漲僅僅一天，隨后便是更瘋狂地下跌。經歷了資金被腰斬的遭遇之后，一個漢堡包是否多賣5毛錢，的確讓他們無暇顧及。

而稍微留意便可發現，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涉及宏觀經濟的講話用語，已經悄然從“防止經濟過熱”轉變為“如何控制通脹”。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更表示，能源價格上漲給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帶來一定壓力，“可能采取更為強硬的政策以對抗通脹”。央行的貨幣執行政策報告中也已不見“防止經濟過熱”之類的字眼。與中國經濟絕緣數年的“滯脹”二字又開始見諸報端。如果說前一段時間各界還在爭論中國是否存在通脹，那么現在他們爭論的重心則轉向通脹將給中國經濟帶來什么。

日前，曾在去年9月拿下上?！捌胀拥赝酢钡拈_發商因資金等原因選擇退地，為SOHO中國主席潘石屹所預言的地產界經歷“百日劇變”、陷入生存困境，做了一個最新的注解。

高通脹，低增長？

 2008年初以來，前5個月的通脹指數平均為8.1%。最近國內油電價格的大幅調高，無疑對已經高企的通脹再度加碼，國內知名鋼鐵業資訊機構發表報告估計，油電漲價將導致我國鋼鐵行業噸鋼運營成本增加80元左右。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0.6%，比去年全年11.9%的經濟增速回落1.3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在2008年GDP增長有可能放緩，是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

但，中國經濟增長是否會進入衰退期，從2007年的高增長、高通脹轉向低增長、高通脹？中國經濟將掉頭下降出現拐點，還是僅僅是又一輪高速增長之前的高位調整？目前，情勢尚不明朗。

從投資、出口和內需來看，中國銀行全球金融市場部日前發布的報告表示，地震災后重建和CPI小幅下調不能成為中國整體放松調控的理由。剔除價格上漲因素后，一季度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速同比增長只有18 %左右，比去年同期低4個百分點。5月工業品出廠價格8.2%的漲幅新高，則難免對投資形成擠壓，投資環境的惡化和投資成本的提高，降低了投資者信心指數，在投資的增長速度方面也必然會下降。

發達國家經濟衰退對中國出口形成負面影響，同期貿易順差負增長，出口增速同比明顯下滑。內需方面，高通脹降低了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和消費需求。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認為，目前已經開始露頭的低增長、高通脹格局至少會持續3年，在此期間，如果經濟增長率下降到8%以下而通脹率上升到8%以上，中國就是真正進入了“滯脹”格局。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日前也表示，我國通脹峰值將在2009年出現，而經濟增長峰值可能在2007年，未來幾年經濟增速將逐步回落。

在不久前舉行的“中國經濟增長和周期論壇”上，學者和官員對“拐點論”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首都經貿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連成認為，經濟增長速度已經受到了資源短缺等因素的制約，不可能再支持中國經濟以高于11.9%以上的速度來增長，所以今年經濟必定要掉頭向下，今年的經濟增速預計將在10.5%左右。中國經濟將進入收縮期，谷底會在2009年出現。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林兆木則表示，明年如果不計外部環境需求的話，國內投資增長向下浮動，GDP增長率可能回落到8%到9%，但是再往下走的可能性不大。

國家統計局綜合司副司長萬東華認為，目前增長速度的回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策主動調整的結果，增長速度的回落主要體現在一些高耗能行業。目前的增長速度還是基本適度的。

外部的壓迫

6月13日晚間，八國集團財長會議舉行了有中國、澳大利亞、巴西、南非等國代表參加的擴大會議。一些與會代表認為，國際原油和糧食價格全面上漲導致了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問題。而對亞洲新興經濟體市場來說，因高漲的油價和糧價引發的通貨膨脹威脅遠比由美國次貸問題引發的金融危機的威脅要大很多。而次貸危機據業內人士稱不過僅僅走完了1/3的過程，今年還將會有更多問題暴露出來。

可見，面臨通脹和衰退的不只是中國經濟，而是世界經濟。全球正經歷著一次全面的通貨膨脹，同樣，也而臨著經濟衰退的危險。

美國一季度通脹率是經濟增長率的4倍以上，CPI今年預計上升到3.2甚至3.7。歐元區一季度經濟增長率是2.2%，通脹率是3.5%，通脹率比經濟增長率高出60%。俄羅斯通脹預期年底將達到12%。上述國家都是通脹率高企而經濟增長率緩慢。

在油價、金融和糧食價格的多重夾擊下，歐美股市再次重挫。美林一項針對全球204名資產配置者和基金經理的調查顯示，全球投資者對股市的看法比過去10年中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悲觀。

抵御通脹壓力的現代方式是降低經濟增速，不僅發達國家的央行都在著手應對不斷上漲的物價，主要的新興市場也紛紛效仿：巴西央行自4月以來一直在不斷加息，土耳其央行最近將其2009年通脹目標上調了近一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日前就指出，食品和原油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率上升，使拉美各國中央銀行面臨嚴峻考驗，“拉美面臨的通脹壓力并非一個短期問題”。

通脹和衰退的陰影在國際經濟間傳遞。不良的外部環境和中國經濟正在“惡性互動”。

向下的危險

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繼續放緩，將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最受關注的當是股市，當大盤從3000點向6000點一路狂奔的時候，太多的普通百姓變成了股民，今年短短的幾個月，大盤卻從6000點又直下3000點。在中國經濟可能走向衰退的陰影籠罩下，大盤一直震蕩走低。

更危險的是房地產業。因為近幾年房地產價格的瘋狂攀升，使一些房地產企業胃口越來越大，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一批房地產企業瘋狂拿地。一些地產上市公司開始陸續在全國范圍內圈地，二三線城市的地價也被炒高，全國各地不斷有“地王”浮出水面，土地樓面價超越周邊房價的情況并不鮮見。

今年1月，國務院下發《關于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通知》規定，土地閑置兩年的將無償收回；土地閑置一年以上的按土地交易價格的20%收取閑置費。這對期待囤房囤地賺取高額利潤的房地產商無疑是雪上加霜。

房地產企業的資金來源有許多途徑，例如股本金、銀行貸款等，但最重要的就是銷售收入。由于這些企業拿到的土地到2008年上半年還不具備銷售條件，并沒有形成可以在市場上銷售的房子。曾經困擾房地產公司的“地荒”問題轉為“錢荒”，可能導致一些開發商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產。

在宏觀經濟穩定的情況下，一些境外資金會在我國長期投資，顯現不出熱錢的特質，但當經濟基本面出現波動時，它們就會成為“驚弓之鳥”，快速撤退。6月24日，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專家張明在社科院網站上發表報告指出，在一定的經濟學模型假設下，中國資本市場上的熱錢數額驚人，已高達1.75萬億美元，這一數字大約相當于截至2008年3月底的中國外匯儲備存量的104%。日本當年就因為熱錢快速、大規模撤出，引發了20多年的衰退。

在中國的“人口紅利”期結束之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在哪里？中國目前有1.8萬億美元的龐大外匯儲備、雄厚的財政家底、5000億美元美國國債。資金不是問題，重要的是政策。從緊的貨幣政策可以控制通脹，但卻同時會減緩經濟增長。如何在控制物價水平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速不發生明顯滑坡，是今明兩年決策層在宏觀調控中面臨的重大問題，而決策的成功與否，也決定著中國經濟的拐點是否真的出現。

經濟增長的隱形航線

袁劍

中國，似乎已經成為永無休止的高增長的代名詞。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資本主義逐漸老邁、遲暮之際，中國正在東方續寫新的歷史傳奇，并為世界資本主義提供新的想象力。

很顯然的一種樂觀主義情緒，已經開始在中國的精英群體及官僚體系中蔓延并逐漸上升為主流意識。中國的精英們確信：只要憑借過去30年奠定的體制基礎并在這個體制基礎上小心翼翼地調整和應對，中國就能像過去的30年一樣，將經濟增長的神話再延續30年，乃至更久。然而，這是真的嗎？

30年增長的隱“協定”

在2007年11月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以其一貫的平穩風格說到：“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長期積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況新問題?！?

如果人們真正了解2007年中國經濟形勢的詭譎，會發現胡錦濤的講話中其實充滿了憂慮與疑惑。中國的最高領導者們有充足的理由對2007年歲末的中國經濟形勢表示疑惑。雖然GDP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長，但一場久違了的通貨膨脹卻不期而至。中國領導人顯然早已經習慣了高速甚至過熱的增長，但新世紀以來歷久不衰的低通脹高增長環境卻讓他們對通脹變得相當陌生。在很多技術官僚那里，通貨膨脹甚至早已經是貨幣政策可以輕易降伏的對象而成為現代經濟史的遺跡。

然而，通脹這個在中國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問題卻陡然卷土重來，讓技術官僚們頗有點措手不及。不過，這并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況、新問題”。在2007年，原因不詳的流動性泛濫、民怨沸騰的房地產市場都久治不愈。而在南方，一向被視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制造業開始出現大規模倒閉風潮。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中國經濟變得陌生起來。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不讓國家領導人疑竇叢生。

一場歷時30年的走向“市場”的狂歡之后，中國可能正在進入一個前途詭譎的時期。

正如近年已被廣泛揭示的那樣，在過去30年沸騰的實驗中，中國不僅締造經濟史上無與倫比的增長紀錄，但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這些成本雖然無法像GDP一樣反映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之中，但卻是加諸于中國社會的實實在在的債務。長期以來，這些成本被轉移、隱匿起來，不僅沒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國的GDP一樣處于高速積累之中。如果說我們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樂地享受高速增長之紅利的話，那么在未來的很多年中，我們將為積累下的巨額債務痛苦地埋單。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其實正在進入一個還債高峰期。中國經濟在2007年所發生的種種詭異癥狀，其實就是這個債務洪峰即將到來的明確信號。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高速的經濟增長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來源。而對于經歷了1980年代末的種種事件風波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進入90年代的中國快速轉變成一個徹底的世俗國家，經濟增長變成這個世俗國家最新的意識形態。可以說，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義之外，經濟增長是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官方與民間、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種種的利益主體之間所達成的唯一交集與共識。雖未明言，但中國政府與民間卻達成了一種顯而易見的默契：政府許諾經濟高速增長，而民間許諾放棄其他訴求。某種意義上也可以把這看作是鄧小平先生所謂“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歷史由來。

作為一個嗅覺極其靈敏的老資格政治家，鄧小平顯然非常精準地把握了中國進入90年代之后的精神脈動。增長不僅成為官方與民間的一種隱性契約，也成為中國官僚系統頭上一道緊箍的精神魔咒。在相當程度上，它就是90年代之后，中國官方與民間共同認可的一部隱性“憲法”。

不過，經濟增長作為一種民間與官方共享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暗含了這樣一種協定，那就是：經濟增長必定可以帶來普遍而且相對平均的福利改進。1990年代之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的確具有這種特點，這也為經濟增長成為一種新的國家認同提供了經驗基礎。然而，經濟增長與福利促進的協定，只是一段錯覺。事實上，經濟增長并不能自動帶來福利的改進，更不會自動將增長紅利以一種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給全體國民，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它甚至可能帶來福利損害。而當它作為一種壓倒性的政治任務和政治錄用標準時，經濟增長就可能被中國各級官僚系統推向極端并成為獲取政績的統計數據。不幸的是，中國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增長非常經典地詮釋了增長的這種另類意涵。

高增長的廉價密碼

1992年的“南巡景氣”之后，中國新生的市場經濟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過剩危機，接踵而至的亞洲金融風暴則使危機雪上加霜。急迫之下，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各級政府開始全面涉入經濟增長并成為經濟增長之中最活躍也是最具決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經濟增長中扮演活躍角色的情況還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區，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這種情況則遍及全國。

雖然沒有正式的號召，但考核官員事實上的GDP標準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內在利益沖動使全國各級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場狂熱的GDP競賽。在中央政府層面，政府主要通過其掌控的財政金融手段來推動經濟增長，其中包括積極的財政及寬松的貨幣，甚至積極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級地方層面，則通過其掌握的一切資源瘋狂地招商引資，不管是內資還是外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在內）的招商引資活動中出現得最頻繁的，就是中國的官員。

在中國，由于各級政府壟斷性地掌握了經濟增長所需的幾乎全部要素和資源（這是中國政府的得天獨厚之處），所以，只要他們愿意，在理論上他們就可以通過將要素及資源價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圍內吸引最多投資，并生產出世界上最廉價的產品。

事實上，將各種資源及要素價格盡可能地壓低至極限以吸引投資（唯一沒有被壓低的可能是腐敗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經濟超速增長的關鍵密碼。于是我們看到，中國有超低的能源價格、水價格、土地價格（有時候是白送），超低的環保標準、勞動標準，超高的稅收優惠。在一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家，資源理應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場價格，然而中國資源價格卻長期維持極低的水平。巨大差價，被政府送給了各類投資者以及其他利益合作者。難怪有人說，在中國搶土地搶生態不僅風險極小，而且收益極大，比搶銀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將中國的投資吸引力歸結為所謂勞動力價格的低廉，這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誤導。勞動力價格只是構成中國優勢的因素之一。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實際上也是在政府與企業的合謀之下形成的。這個合謀形成的勞動力價格，正是造成中國消費率長期低迷的主要元兇。

權力壟斷一向是中國體制的特殊稟賦。與市場經濟理論界流行認識所不同的是，這個稟賦并沒有阻礙經濟增長，反而一直是30年經濟高增長最重要的支撐之一。憑借這種稟賦，中國可以通過壓低一切需要壓低的價格從而在國際投資的競標中獲勝。然而，它的另一面則是人民權利的極端矮化和萎縮。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一個關鍵秘密實際是：極端廉價的公民權利。也正是這種長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權利，使得中國經濟高增長的福利效果受到了嚴重扭曲，使得高增長的成本一再被隱匿、轉移，直至積累到難以負荷的地步。

所有這一切，都讓那些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價格及“環境”套利的國際資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實際上成為全球名副其實的投資天堂。在全球套利資本蜂擁而至的情況下，中國的投資想回落恐怕都難。如果說此前，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國內高投資的話，那么其后，中國的經濟增長則同時為國內及國際兩個高投資所支撐。這種高投資所帶來的高增長與毛澤東時代的投資頗有幾分相似。區別在于，現在的這種高投資多少要受到市場需求的約束。從理論上及經驗上看，長期脫離消費的畸高投資必然帶來嚴重過剩，幸運的是，冷戰結束之后越來越緊密的經濟全球化市場，為中國的這種高投資暫時找到了出路。但條件是：必須低價，甚至是最低價。所以，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本質并不僅僅在于國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壟斷企業，而是通過國家力量為所有資本創造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套利環境。

在畸高的資本投資的推動下，中國積累了越來越龐大的過剩產能，雖然這種過剩產能通過維持低價在國際市場上暫時找到了出路，但是災難接踵而至，維持產能所消耗的原材料、資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幾乎一切要素）卻立即發生了嚴重的短缺。

我們大致可以這樣圖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循環：中國利用國家操縱的極端廉價的投資環境在國內和國外同時吸引投資（當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資），通過最廉價的方式消耗國內資源或者以昂貴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購買所需資源來維持產能，然后以最低廉的價格在國內及國際兩個市場上同時傾銷其巨大的產能。我們絲毫也不懷疑中國的高增長，但整體上看，這越來越像一樁賠本的買賣。而賠本的買賣是很難持續的。

必須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個極端廉價的投資環境的過程，并不是一個中性的過程，而是一個充滿了剝奪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土地、人民的社會保障、勞動階層的工資都處于被剝奪的可能之中，子孫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環境的權利也被剝奪了。而這些被剝奪的福利通過市場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斷地饋贈給國內的特殊利益集團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費者（這個過程中的市場交易外表特別具有欺騙性）。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高增長的政治經濟學本質。

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說，中國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經濟增長，已經不再是一個多贏的游戲，而是一個典型的零和博弈。這就是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來越多的人對經濟增長感到疑惑和不耐煩的原因。人們似乎漸漸明白，中國的高增長實際是這樣一個怪誕的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剝奪，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則是低工資、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費以及急速擴大的貧富懸殊。在這樣一種經濟增長中，投資焉有不高之理、消費焉有不低之理？中國民間對經濟增長的逐漸祛魅向執政者發出了一個警告：作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長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過，這并不是中國真正的麻煩，真正的麻煩在于：中國1990年代中期以來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競爭力以及建基于此的高增長循環，實際上是一個異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條件稍稍改變，這個循環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循環發生突然梗阻的強烈信號。其集中表現，就是突如其來的通貨膨脹。

 當成本開始釋放

對于2007年至今這場讓人措手不及的通脹，中國經濟學家做出的解釋已經連篇累牘，但其歷史本質，則是長期被隱匿的高增長成本開始逐漸釋放的結果，是長期被壓抑著的要素、資源、環境等價格從最底線開始反彈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這次通貨膨脹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脹，而是一次歷史的報復。

初看上去，中國這次通脹的誘發因素似乎相當復雜，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回歸上升的推動。而所謂成本回歸上升，無非是中國國內的勞動力價格、資源價格、環保及勞動保障標準在不提高則無以為繼的基礎上略微上漲而已。而且，目前的上漲可能也僅僅只是能夠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而環保、資源價格的上升對彌補已經造成的環境破壞和支持可持續發展則是杯水車薪。

有人將本次通脹歸結為境外輸入型，意思是說，中國的通脹主要是由于國際市場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漲所引發的。但仔細分析，結論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國輸入通脹，而恰恰是中國的資本投資需求導致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

數據表明，在2006年，中國消耗了世界32%的鋼材，25%的鋁，23%的銅，30%的鋅和18%的鎳。在石油方面，隨著中國石油進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價格開始了一輪令人驚嘆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國已經占據了31%。此外，當2007年上半年中國首次由煤炭出口國變為煤炭進口國的時候，世界煤炭價格立即在短時間內上漲了近一倍。而由于中國對鐵礦石的巨大需求導致澳大利亞礦業勞動力嚴重不足，以至于出現澳大利亞海軍兵員不足的情況。

國際能源機構預測，中國將在2010年以后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國，毫無疑問，雖然有其他諸多因素影響世界大宗商品價格，但中國需求的因素，卻是世界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國已然成為標準的大宗商品進口國。中國這種建立在高消耗基礎上的高增長模式，引發全球基礎原材料及能源價格暴漲實際上只是時間問題。

當中國巨大產能所需要的基礎原材料及能源，還可以在國內滿足的時候，中國可以通過政府力量強行壓低要素、資源、環保等價格，維持商品的低價輸出，這就是本世紀初，中國向全球輸出通縮的真相（所謂“中國賣什么，什么就跌”）。而當中國的產能日長夜大，國內的基礎原材料及能源遠遠不足以滿足需求的時候，為了維持這個巨大產能，中國就只能向全球購買，從而引發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國外的人力價格、資源價格、環保標準遠遠超過中國，其成本自然也要遠遠高于中國，政府既然沒有能力像壓低國內價格一樣壓低國際市場的價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脹之苦了。

以中國潛在經濟規模之巨，增長之迅速，“中國需求”（當然不僅僅是中國）引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可能還僅僅是開始。在國際金融界，人們將中國需求所引發的大宗商品牛市，稱之為“超級周期”。言下之意很明顯：這輪牛市可能持續的時間以及上漲的幅度，將大大超出傳統智慧的想象。

很顯然，中國愈演愈烈的通脹絕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發，而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必然后果，是中國經濟早就應該付出的成本。這是一個遲到的幽靈，當它姍姍來遲卻又終于來到的時候，它可能預示，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極限?，F在，該是發達國家為長期享受中國廉價產品的美好時光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在中國經濟增長一路凱歌的表象之下，還有一個比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消耗隱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會分裂的成本。社會分化，不僅僅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更是其條件。不維持一個龐大的低工資低層，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剝奪農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勢階層的利益，中國所謂的經濟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這種內在要求，將中國在極短的時間中，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懸殊的國家。

無論是是數據還是經驗都表明，中國的社會分化程度正愈演愈烈。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瓦解了中國的社會團結，也因此瓦解了社會合作最隱性但卻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礎。人民僅僅被一種與經濟增長如影相隨的虛假幻想扭結在一起。這種幻想向人民許諾：假以時日，每一個人都能夠發財致富。這是中國改革從未明言但卻不斷向全體人民暗示著的一個“中國夢”?？上У氖?，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它的確只是一個夢。

健康的經濟增長本應是一個鞏固社會團結，加強社會認同的過程，很不幸，在中國30年的經濟增長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經濟增長中，中國不僅沒有在新的基礎上重建社會認同，反而加速破壞了原有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團結。

與環境破壞及資源消耗一樣，社會團結的瓦解，不會計入任何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也不會計入國民經濟統計體系，但它作為一種真實的負債，則隨時都可能引發整個經濟體系的內爆。從概率上講，任何經濟體都會遇到經濟危機。所以重要的不是我們是否會遇到危機，而是我們在遇到危機的時候，社會是否團結，人民是否能夠共度時艱。很多人對韓國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人紛紛捐出自己的金銀首飾共度難關的情形記憶猶新，這就是社會認同與社會團結在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很多人可能無法理解緣何日本可以歷經十多年的經濟停滯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會卻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的財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這種停滯換在今天的中國，不要說十年，就是兩年恐怕都無以為繼。

如果說以掠奪自然資源和環境為條件的經濟增長，還可以通過獲得其他國家的資源勉力維持的話，那么以剝奪內部人民為條件的經濟增長則肯定會遇到重大挫折。這不僅是因為它造成內部需求的嚴重萎縮進而阻塞經濟循環（內需不足一直是中國經濟最大的苦惱之一），更是因為它破壞了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信任環境和抽象資源，而這恰恰是一個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基礎設施。通貨膨脹只是一個經濟體系自毀的助燃劑，而社會認同和社會團結的裂解卻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燃料。這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的更加深層的含義所在。

屈指算來，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積累了30年。30年之后，中國似乎出現了一種奇異的格局：在積累了巨大的對外債權（巨額外匯儲備）的同時卻也積累了天文數字般的對內債務。常識告訴我們，成本不能無限制地向未來轉移，也無法永遠隱藏在地毯之下。種種跡象暗示，中國經濟增長高昂的成本正在進入集中釋放周期——這個曾經被我們強行按進瓶子里的幽靈，正在悄悄從后門回到我們中間。在30年的增長盛宴之后，中國正在進入一個還債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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