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寫于今年年四月份，數據也截止于當時。

 　　次貸危機劇痛在前，大部分中國問題的觀察者，也將中國危機的關注點聚焦在金融環節以及房地產問題上。但如細查中國內部的政治經濟結構，我們得出的結論 是：在中短期內，中國最為脆弱的環節不是其金融機構，而是其實體經濟。所以，如果中國會出現一場經濟危機，其爆發的順序可能是先實體后金融，這與美國次貸 危機恰好相反。
　　次貸危機之所以在短期內無法重創中國，乃是因為中國金融的防火墻所致。不幸的是，中國實體經濟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卻是異常 緊密的。這就是說，次貸危機所反映所加深的全球實體經濟危機必然會通過實體層面深刻地影響中國經濟。這是一個緩慢的，但卻長期的危機。不具有奪人眼球的震 撼力，但卻可能比金融危機更加致命。可以大致描述一下這個鏈條的基本線索：全球實體危機—次貸危機—加深的全球實體危機—中國的實體經濟危機—中國的金融 及其他危機。
　　
　　盈利能力的喪失
　　中國以國有銀行為絕對主力的金融體系之所以不太容易首先爆發危機，首先是由于它們 的高集中度，一旦風險出現，政府可以迅速出手救助幾家大銀行而穩定局面。其二，中國的銀行業憑借其壟斷地位在過去若干年中積累了大量的利潤，短期內經得住 消耗。其三，金融監管部門出于對1990年代金融壞賬再現的高度警惕，在最近兩年督促中國銀行業及時補充了大量資本。這一切，讓中國的金融系統看上去似乎 固若金湯。反觀中國的實體經濟，情況就遠沒有那么讓人放心了。
　　雖然不能否認中國企業的生產率在不斷提升，但中國大部分企業的主要盈利模式仍 然是低成本優勢。這實際上也是被有些人搞得神乎其神的中國模式的核心部分。然而，一面是經濟增速的下降，另一面是不斷攀升的各種成本、通貨膨脹及資金成本 （利率），這種中長期條件，對中國許多企業盈利能力所構成的打擊將是摧毀性的。這種低成本盈利模式在中國引以為傲的制造業中尤其普遍。很多人將希望寄托在 這些企業的轉型上，但這種轉型不僅極其痛苦而且充滿不確定。任何轉型都是過去路徑的某種中斷，而這種中斷必然要以一部分經濟主體的死亡作為代價。作為中國 過去30年高速經濟增長的本質特征，中國眾多企業對低成本模式具有高度的路徑依賴。這也是為什么天天喊轉型但卻收效甚微的關鍵原因。
　　特別應 當提醒的是，對于這些企業來說，這不是短期的流動性危機，而是由于盈利能力被摧毀而導致的債務危機。短期的流動性危機，可以通過中央銀行釋放流動性而獲得 舒緩，因為在未來這些企業還可能盈利，因此債務可以得到償還。但盈利能力被摧毀則是完全相反的情形，因為這些企業不再能夠恢復盈利，任何新增貸款非但無濟 于事，而且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壞賬。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關門倒閉，恐怕別無他法。很容易推測，隨著低成本和高增長時代的終結，這種盈利能力的喪失，將是中國 企業界非常普遍的現象，而由此引起的債務危機也將是普遍的。對于一個對高速增長已經習以為常的國家，無論銀行還是企業本身都有一種思維慣性，他們總是將過 去的經驗簡單套用，誤以為目前的困難只是暫時的流動性危機，高速增長很快就會重新回來，咬牙挺過去，前面就是艷陽天。
　　他們可能沒有想到，時代真的變了。
　 　高速增長已經棄我們而去。需求的萎縮及成本的上升，意味著這些企業盈利能力的徹底喪失。顯然，這種盈利能力喪失的危機根本不是通過所謂貨幣政策的調整可 以挽救的，也根本不是增加所謂流動性可以修復的。在中國貨幣緊縮剛剛開始半年多之后，為數甚多的經濟學家就開始呼吁放松貨幣，理由是中小企業資金極為緊 張。然而，這幾年的經驗證明，這大概不是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是：這些企業根本不是缺錢，而是完全喪失了盈利能力。對此，一位在東莞燈飾企業工作的普通 網友簡單而精辟地論述到：中小企業缺的不是錢，缺的是利潤。真是一語道破。對比那些捧著神秘的貨幣學問混飯吃、賺眼球的荒謬專家們，這位企業的普通工作人 員實在是睿智得多。
　　
　　高增長時代落幕之后
　　在過去幾年貨幣政策超寬松時期，大量企業拿著錢去炒股票、炒房子，炒一 切可以炒的東西，并不是他們愿意這樣做，而是他們的主業已經完全喪失了盈利能力。對于一個盈利能力健康因而現金流充沛的企業，完全無需貸款也能夠運轉。在 這個時候放松貨幣，不唯中小企業根本拿不到貸款（要么拿到極高價的貸款），反而會推動通貨膨脹，最終讓那些健康的中小企業也陷入災難。貨幣擴張所帶來的通 脹絕對不會有利于那些有盈利能力的中小企業，而只會有利于那些吃利率飯的特殊壟斷公司及其內部人，只會助長全社會普遍加入高風險投機的浪潮。2009年中 國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之后的事實，非常明確地證實了這一點。有趣的是，強烈的貸款需求會讓銀行以及宏觀管理當局產生一種錯覺，認為實體經濟仍然強勁。殊不 知，這種貸款需求早已經不是企業盈利能力良好時期，需要擴大生產規模的那種需求，這種貸款需求完全是為了占有現金。其目的要么是去從事高風險的各種投機， 要么是以為壞時光會很快過去，要么干脆就是準備卷錢跑路。
　　一位從事商業地產的年輕商人告訴筆者，他親眼目睹一些商業地產商為了賣出商鋪，承 諾給購買者10%的年租金回報。事實上，商鋪根本無法產生這么高的回報，但老板自有妙法，他將賣房子得到的現金去放高利貸，然后返還給購房人。不僅如此， 這些老板還在不斷向銀行貸款甚至借高利貸高價購買第二塊土地進行開發。他們賭的是總有一天會解套。完全無法盈利的企業卻在不斷產生貸款需求，其背后不是什 么實體經濟的強勁，而是盈利能力的喪失和普遍的高風險操作。在擴張末期，如果出現為占有現金而變得強勁的貸款需求，那我們最好將其理解為泡沫破裂的明確信 號。
　　中國企業的盈利能力高度集中在部分受到保護或者占有獨享資源的大型企業之中，大部分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十分脆弱。如果通脹惡化并刺激利 率飆升，中小企業大規模地突然死亡，就可能不是什么危言聳聽了。據對1105家非金融類中國上市公司的統計，2010年被統計公司的存貨顯示出異常增加的 趨勢，其存貨凈增量4157億，為2008年的2.5倍。這些企業顯然是受到了2009年之后虛假繁榮的迷惑，2009年之后中國經濟迅速反彈，使得許多 投資者和企業家真的認為，中國的高速增長可以脫離地球引力，永不落幕。在新舊時代的轉換時期，總有一批企業因為誤判形勢而成為舊時代殉葬的祭品。就我們所 觀察到的跡象，中國實體經濟層面已經顯示出與2008年極為類似的征兆。這當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中國的GDP依然能夠維持高速增長的表象，但微觀企業盈利 能力的喪失卻將日甚一日—這是一幅典型的無利潤高增長的圖畫。而它也往往暗示，高速增長的戲劇行將落幕。
　　中國企業這種現金流困境，完全是企 業基于過去的經驗盲目擴張造成的。然而，過去盲目擴張卻不斷受到獎勵的時代已經過去。成本上升，需求萎縮的未來圖景告訴我們：明天可能真的會賣不出去了。 世界已經今非昔比。以為這一次還能夠像過去一樣，恐怕過于單純。換句話說，這種現金流危機將不是短期的。如果這個時候放松貨幣，只會鼓勵企業的盲目行為， 導致更大范圍的產能過剩。
　　中小企業如此，那些受到保護的企業也大抵如此。在2011年結束的時候，中國的煤電企業虧損面已經達到半數。而在那些幾乎完全缺乏財務約束的各種政府投資中，這種情況則更為普遍。
總而言之，在未來若干年中，由于經濟增速下滑，成本上升，通脹攀升，中國大量企業的盈利能力將陷入逐漸下滑乃至喪失的趨勢之中。然而，這不是唯一的風險，在盈利能力不斷下滑的同時，中國大量企業同樣面臨重大的短期流動性風險。
　　
　　經濟政策的兩難
　 　正如熱戀會讓情人們智商降低一樣，繁榮也可以讓人迷狂。長久的繁榮更是特別容易推動普遍的幼稚預測：明天還會像今天一樣繁榮。于是，在繁榮時期大量借 貸，杠桿化操作，以推動利潤的最大化，就是諸多企業和個人流行的盈利模式。而一旦利率上升，就會在各個領域出現大面積違約，導致普遍的流動性危機。這就是 所謂“低利率陷阱”。次貸危機，日本地產泡沫都是在因為央行扣動了利率這個扳機而幾乎在瞬間爆發的。中國中央銀行在明顯負利率的情況下，一直沒有大幅度提 升利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害怕激發這個流動性危機。中國由于沒有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對利率可能沒有那么敏感，但是溫水煮青蛙，一旦利率提升在幅度與時 間上超過閾值，其效果也會一樣。這對于那些在泡沫時期大量借款的機構和個人，將是致命的。
　　現在，我們已經處于這個進程之中。我們看到那些房 地產投機者正在為不斷高企的利率和還款額而眉頭緊鎖，看到那些往昔盲目擴張的企業高喊資金異常緊張。讓人匪夷所思的是，無論以任何標準來看，中國的貨幣政 策都是相當寬松的。這大概只能說明，中國企業對外部資金流有多么大的依賴性。以房地產為例，有人曾經統計，包括行業翹楚萬科在內的中國主要40家開發商在 2010年負債已經超過6000億，比上年大幅上升六成。而2010年仍然被公認為是中國房地產業的豐收年。
　　隨著房地產銷售的持續低迷以及 接踵而至的資產重估，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負債率將在未來繼續快速攀升。在這種情況下，利率上調幾個點，就可能引發房地產開發商普遍的流動性和債務危機。顯 然，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正在步步逼近資金鏈斷裂的困境。不過，這種高負債因而對利率變動十分敏感的公司，遠遠不止房地產行業。在《2010年中國交通運輸 業發展報告》中，中國民生銀行測算：中國鐵道部資產負債率將超過70%，每年利息支出將超過1000億元。容易想象，如果利率在現在基礎上快速攀升，其資 金鏈的斷裂也是高概率事件。中國大量企業的盈利模式是以經濟的快速擴張為條件，并建立在不斷融資的基礎上的，一旦這個條件不再，其盈利能力模式就會瞬間崩 潰。
　　實體經濟的分散性，決定了其遭遇危機的時候，遠不像高集中度的金融機構那么容易實施救助，而且它不僅僅是短期的流動性危機，而是流動性 危機與盈利能力的危機綜合。顯然，這是需要時間加以修復的。在過往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之中，實體經濟的調整壓力已經積累太長時間，其修復過程也可能相當 漫長。在中國，中小企業的羸弱，實際上就是保護壟斷和強勢集團的代價。
　　如果實體經濟危機遍地開花，任何經濟管理者都可能束手無策。事實上， 目前情況已經置中國經濟管理者于生死抉擇的兩難之中。不放松貨幣，大量企業的資金鏈會斷裂，從而引發信用風險的急劇上升，并觸發利率的進一步飆升，開啟經 濟的下降螺旋；如果放松貨幣政策，雖然可能短暫舒緩大量企業的資金緊張，但并不能挽救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反而會給已然熾烈的通脹預期及資產泡沫火上澆 油，迅速引發惡性通脹。人們會認為，政府不再準備控制通脹，或者已經完全沒有能力控制通脹。而他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搶購一切可以搶購的東西。這方面，有一 個現成的例子可供參照。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放棄房地產調控。結果，不僅以前的調控成果全面喪失，房價反而在其后的一年中翻倍。目前這 種形勢，對于一直順風順水的中國決策者而言，的確是30年未見之困局。
　　從2007年貨幣政策的緊縮開始，其間經過全球金融危機，中國的經濟 政策幾經搖擺，方向變化之頻繁，幅度變化之激進，已經遠遠超過過往任何時期。因時而變，雖是無奈之舉，卻也將中國經濟管理者痛苦掙扎的現狀刻畫得淋漓精 致。而到今天，我們看到的卻是，危機的繩索已經捆得越來越緊。
　　以筆者個人之推測，中國的經濟管理者很可能會采取一貫的漸進策略：維持現狀并相機抉擇。然而，即便維持貨幣政策現狀，實體經濟將會延續目前一路下滑的趨勢，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處處聽聞資金鏈斷裂的聲音，而中國的資產泡沫破滅也就近在咫尺了。

附：難以告別的金融危機

四月份寫的東西，南風窗以《難以告別的金融危機》為題發表。難以告別的金融危機
2011-11-25
  
 
　　要更加準確地搜 尋當下中國的歷史行蹤，一幅更加準確的歷史地圖是必備的。在這幅地圖中，有兩個較為恰切的歷史坐標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國與 1989年的日本。雖然歷史比較在方法上從來就是笨拙和令人沮喪的，但它仍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對真實世界復雜性的理解，為當下中國找到更加準確的歷史定 位。

　　美國大蕭條和中國

　　在1929年之前，美國經歷了一個以自由放任為主要特征的 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可謂美國的鍍金時代（雖然美國人自己更喜歡將南北戰爭之后到一戰這段時間稱之為鍍金時代）。在這個時期，工業狂飆突進，商業高度繁榮，白手起家的工商業巨子層出不窮。用美國總統柯立芝的話說， 美國人民已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然而，在這個鍍金時代的另外一面，則是政治腐敗、社會問題叢生，貧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為這一狂野面 相，在諸多批評者的言說之中，鍍金時代也被稱之為大分化時期。這個內部包裹著各種劇烈沖突的鍍金時代，終于隨著1921年到1929年之間持續膨脹的信貸 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隨之而來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銘心的大蕭條。

　　深入歷史的細節之中，我們容易察覺，美國的鍍金時代與中國過去的 30多年有一些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過去的30多年之中，中國創造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增長，社會財富急速膨脹。但與這個奇跡同時發生的卻是同樣令人驚嘆的 官員腐敗、社會失信、環境污染等問題。而在財富分配上，中國也從毛澤東時代的高度平均一躍進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與美國的鍍金時代相比毫不遜色。

　 　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社會的急劇分化經常是一對孿生兄弟。其隱含的意義是，經濟及社會內部蘊含著巨大的沖突能量和高度的緊張。以這樣一種視角理解，美國的大 蕭條就不再單單只是一次危機，而是人類理性精神對動物精神在經濟上和商業上的一次徹底的自我清算。作為一場大型危機，這種自我清算和自我調整同樣也是政治 和社會意義上的。這其實就是尾隨而至的羅斯福新政的真正內涵，或者更加準確地說，羅斯福新政是美國資本主義對新的全球環境和內部環境的一種適應和調整過 程。毫無疑問，這種適應并不總是成功的，其最終的結局總是充滿了無法加以分辨的歷史偶然。幸運的是，經過長時間的痛苦調整，美國資本主義還是最終穿越歷史 迷霧，取代英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新霸主，并在二戰之后正式開啟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市場體系。

　　回溯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蕭條雖然 不是美國成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條件，但卻有可能是一個必要條件。換言之，沒有刮骨療毒式的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美國也許很難在二戰之后一騎絕塵，成為全球 市場體系的規則制定者。大蕭條和大危機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級霸主，這其中雖然充滿了詭異，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被眾多經濟 學家及歷史學家記憶為一個極其黑暗的時代，但從更加長程的歷史視角觀察，它卻是正式奠定美國霸權的時代，或者說，它是美國接過大英帝國的旗幟，成為全球資 本主義新中心的一個標志性分水嶺。

　　美國體系的危機

　　二戰之后，美國主導下的全球體 系經過了幾波強勁的擴張。其中幾個顯著的標志是，歐洲復興，日本崛起以及東亞經濟奇跡。經過這幾波強勁擴張之后，美國體系的邊疆大為拓展。從1990年代 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體系在深度與廣度上迅疾掘進，體系內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終成水乳交融，難分彼此的蔚為大觀之勢。所謂全球 化者，美國化也。二戰之后的全球市場體系之所以是美國體系，乃是因為美國憑借其人口土地規模、內部市場規模以及美元的獨特地位，為后起國家的市場擴張提供 了最為寶貴的需求來源。沒有這種美國需求，全球市場體系的擴張是無法想象的。

　　這個潛在的邏輯，無論是在歐洲、日本以及東亞的漸次擴張中 都表現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戰之后金磚國家的經濟高速增長中也同樣清晰。雖然體系內各民族國家之間以及他們與美國之間的關系相當復雜，但美國需求始終是這一 體系擴張的主要動力。就人口規模，內部市場、軍事實力而言，二戰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市場體系新的發動機，幾乎是命定的。因為只有美國，才有能力提供 全球市場進一步擴張的需求來源。也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當這個體系涵蓋了這個星球上幾乎所有人口，版圖無法繼續擴大之后，美國體系開始崩塌。其理由是，美 國需求再強大，美國貨幣再濫發，也無法消化新興市場國家數十億勞動力提供的源源不斷的產能，體系的擴張已經無以為繼。從全球市場體系的歷史脈絡觀察，這才 是次貸危機的本質。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人都將次貸危機當做一場美國的金融危機，這是對當代史一次非常危險的誤讀。更加接近本質的歷史真相可能是：體系擴 張倒逼美國以泡沫形式來提供需求，在這個意義上，次貸危機實際上是體系內各民族國家合力的結果。至此，美國體系原來的動力結構顯然已經無法滿足體系進一步 擴張的需要。

　　現在，美國的財政赤字已經達到1.2萬億美元，總債務達到10.6萬億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當于全美醫療保險開支。 與此同時，在兩輪定量寬松釋放巨量流動性之后，雖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國的主權評級卻已經從“穩定”被降至“負面”。如果說以前美國強力支持全球體系 需求只是拖垮了美國的金融體系，從而導致次貸危機的話，今天美國繼續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國本身。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國人幾乎一致認定，現在該是其他國家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提供需求，美國提供制造的時候了。如果新興市場國家找不到新的需求來源的話，那么現在就幾乎可以宣布，由新興國家所引致的 所謂超級周期行將落幕。從今往后，中國可能很難再指望全球體系為它的超高速增長提供需求了。在這里，我們已然看到了一個規模更加巨大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前 景。

　　非常清楚，次貸危機實際上是一次體系危機，而不獨獨是美國的危機，更不僅僅是一次所謂金融危機。從本質上說，次貸危機是二戰之后美 國全球市場體系無法在深度和廣度上繼續擴張，從而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次貸危機只是這個宏大體系危機的起點，是一系列危機中的一個，而絕不是終點。在體系處 于高度不穩定的崩解時代，危機將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在全球產能嚴重過剩的情況下，如果一定要維系這種格局，要么是出現一次重大的 體系蕭條來清除這些產能，要么就是美國和體系內其他國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這也是那些對權力有重大影響的金融家們樂意看到并極力推動的），以延緩體系全 面崩解的時間。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無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為體系幾乎唯一選項。在次貸危機之后的兩年多時間中，體系內國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 泡沫。其顯著標志是，美國的定量寬松和中國的超級信貸泡沫。由于美國銀行業還處于去杠桿化時期（美國銀行業本身具備的約束機制），美國的定量寬松所釋放的 貨幣更多地為新興國家所吸收，這進一步助漲了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的資產泡沫。

　　在上一個泡沫遠未得到消化的情況下，全球市場體系又在體系 中的新興國家制造了一個規模更為巨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資本家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償了。這固然讓體系得以茍延殘喘，但也在這個體系內放置了一顆更加具 有毀滅性的定時炸彈。這個炸彈爆破之時，即是體系壽終正寢之際。在這個意義上，次貸危機不過是全球體系危機的開始，更加猛烈的體系地震還沒有到來。當達沃 斯的那些巨頭們還在高談闊論著他們如何拯救了這個世界的時候，一場巨大的海嘯已經在他們的腳下醞釀。今天，我們仍深陷于這個體系危機之中，它還遠遠沒有結 束。而這，正是中國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歷史位置。

　　繁榮與泡沫

　　研究者們非常容易將 今日中國與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確，從兩個經濟體的結構以及發展階段而言，當年的日本的確與目前中國有諸多雷同之處。然而，從更加廣闊的全 球市場體系的歷史視野觀察，今天的中國就可能與當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發生危機的時候，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仍然處于擴張之中。在那個時 候，這個體系仍然有廣袤的市場有待開發，比如俄羅斯、東歐、印度以及中國等等。也正是美、歐、日本在此后對這些體系新邊疆的不斷開墾，才會有所謂金磚國家 的奇跡。簡言之，正是由于未開發國家所提供的廣闊市場空間，日本雖然陷入停滯，但卻免于崩盤。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機，只是體系擴張過程中的危機，是 這個體系擴張過程的腳步和節奏的調整。

　　2011年的中國所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的體系的崩解時代。舉目四望，我們已經很難找到一塊支持 這個體系繼續高速擴張的未開發市場。經過60多年的波浪式擴張之后，美國體系已經相當接近它的歷史終點。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國歷史時鐘更像是停留在 1929年的美國，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兩者的某種混合體。這意味著，不僅外部市場已經很難為中國的繼續高速增長提供需求，也意味著中 國內部的市場動力也處于一個重要的轉換時期。后者，就是許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國內需。

　　中國向內需型經濟的轉向，不僅被很多人作為中國繼續 保持高速增長的法寶，也被主流思想界幾乎一致認定為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而不是全球體系崩解）的不二選項。這令我們想起20多年之前發達國家對日本的同樣 督促。然而，20多年過去了，日本的內需似乎并沒有為全球再平衡做出什么貢獻，而其出口導向型的結構特征也依然故我。這提醒我們，無論是內部和外部，對中 國內需的作用可能都過于樂觀了。很難想象，一個出口導向型的國家一夕之間就能神奇地轉換成另外一種模式。這是一個漫長而且充滿難以想象挑戰的過程。日本就 是一個鮮明的歷史案例。在全球體系停止擴張甚至收縮的時候，任何真實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將是一種零和博弈。一個民族國家有所得，必然意味著另外一個或者另 外一批民族國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價。在《繁榮與泡沫》一書中，作者羅伯特？布倫納正確地提示我們：“必須牢記的是，直到1998年，作為初始條件的國際 性制造業產能和產量過剩，使得占世界主導地位的（包括美國、日本、西歐、東亞，現在再加上中國）國家很難同時實現經濟繁榮。”

　　知道這一 點，我們就能知道再平衡對民族國家在政治上構成的巨大風險。對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國家來說，這種代價甚至是致命的。顯然，真實世界的再平衡遠不像經濟學 家理論世界中那樣美妙和自洽。事實上，一戰和二戰就是以一種慘烈方式來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一個歷史過程。只不過，它同時也實現了資本主義在全球市場歷史 中的一個體系轉換。這種再平衡和體系轉換的結果，是美國憑借它在土地、人口、內部市場等優勢在眾多的霸權競爭者中成為最后贏家繼而領袖群倫。

　　世界體系下的中國

　 　從1978年開始一直延續至今的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受到了兩個基本因素的推動。一個是內部的經濟體制及市場化改革；另外一個則是全球市場體系在最近30 年的急速擴張。這兩個因素相互接續，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國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從最近30年全球經濟的發展歷史觀察，凡是具備上述兩項基本因素的新興 大國經濟體，都出現了與中國類似的高速增長。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于所謂的“金磚四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的內部自由化及市場化改革雖然大約晚于中國 10年左右，但一經啟動，并與全球體系擴張結合在一起，也立即開啟了持續高速增長之路。其持續時間與增長幅度與中國相比并不遜色。非常清楚，以“金磚四 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先后開啟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動全球市場體系得以蓬勃擴張的一個重要動力，而全球體系的擴張反過來也為這種自由化和市場化提供 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和市場深度。內部自由化和全球體系擴張相互作用的一個歷史后果，就是我們在冷戰結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的經濟 增長不過是這個浪潮中的一支而已。沒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體系的迅猛擴張，中國內部市場化所釋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當多 的證據證明，中國在新千年之后的經濟增長大部分是由體系擴張推動的。這一動力轉換的一個明顯標志就是中國加入WTO。

　　作為全球體系擴張 的一部分，中國的經濟增長既是這個體系擴張的一個重要推手，也依賴于這個體系在廣度與深度上的進一步擴張。對于這一格局（這可能才是隱藏在中國經濟增長中 不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國極其現實主義的管理者們顯得格外清醒。這就是為什么在金融危機之后，他們必須極力維護這個全球體系的原因所在。非常有趣的是， 在1929年美國大危機之前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出于對當時英國主導的全球體系的依賴，也曾經極力地幫助英國，以全力維持體系的完好。對于這一段歷史，在 《美國大蕭條》一書中，羅斯巴德曾經非常刻薄地評論道：“更加危險、更加具有破壞性的是通過在美國的通貨膨脹來幫助英國。”這種情形與次貸危機之后中國與 美國的關系又何其相似乃爾？顯然，在次貸危機之后，中國與這個體系的關聯程度不是更加疏離，而是更為緊密了。中國的管理者們非常清楚：起碼在現在，中國不 可能脫離這個體系而鶴立雞群。非不愿也，是無奈也。而這種無奈之中，實際上指示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路徑依賴。這是中國經濟增長除了內部的路徑依賴之外 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戰之后由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究竟還會維持多久，將取決于諸多歷史的偶然因素。這一點我們顯然無法判斷。但是我們大致 可以肯定，以次貸危機為起點，我們已經走入這樣一種歷史進程之中，那就是：美國體系的擴張已經進入停滯甚至收縮期。顯然，維持中國過去幾十年高速經濟增長 的外部環境已經天翻地覆。這不同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本。

　　接下來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將是體系以零 和博弈為特征的全球結構調整—這可能表現為各種保護主義，也可能表現匯率戰爭，并伴隨著一系列的政治利誘、恫嚇以及合縱連橫。其目的只有一個：最大限度地 維護政府在本國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無疑，這種調整從來就不是讓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經濟學家們輕描淡寫為“再平衡”那樣充滿浪漫主義的多贏色彩的。求諸 歷史，這個過程經常是相當痛苦甚或是血腥的。這種痛苦將一直延續到一個可以繼續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新的穩定結構出現為止，這可能是一個新霸主的崛起，也可 能是我們完全無法預見的一種新的全球戰國景觀。雖然我們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正在告別過去。我們正處于從原有的穩定系統滑向另外 一個穩定系統的轉換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危機將成為一種常態，甚至一種生活方式。這對那些以周期管理為主的傳統技術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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