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來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演變及其城鄉分解*

程永宏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

　　摘要：改革以來，全國總體基尼系數、農村和城鎮基尼系數基本上都處于持續上升的態勢，且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這一階段性特征與改革的階段性高度吻合；全國總體基尼系數自1992年以來一直大于或等于014；城鎮基尼系數及其貢獻率增長最快，目前是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首要影響因素；城鄉差距及其貢獻率波動性較大。

　　關鍵詞：中國總體基尼系數；基尼系數城鄉分解；主觀差距和客觀差距

　　作者程永宏，1970年生，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保障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2）。

　　*本文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縮小收入差距政策研究"部分資助，項目編號05&ZD049.

　　一、引言

　　對改革以來全國收入差距的演變趨勢、影響因素和現狀的判斷，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問題，特別是近幾年，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中央政府也一再強調調節收入差距的緊迫性。目前關于中國收入差距的學術爭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收入差距水平究竟有多大，二是中國目前收入差距水平究竟是否合理。前者是一個實證問題，需要通過對經驗數據的研究得出客觀結論，后者是一個規范問題，需要在準確的實證研究結果和正確的收入分配理論基礎上，給出合乎邏輯的證明。本文擬從實證和規范兩個角度探討這兩個問題。

　　要想客觀地判斷收入差距水平、性質及其影響因素，首先必須對某些關鍵性收入差距指標進行定量的測度。眾所周知，度量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標是基尼系數，這是由基尼系數相對于其他不平等指標所具有的一系列優點所決定的。改革以來，對中國基尼系數的經驗研究出現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獻，但同時也存在重要的缺憾，主要是：第一，目前大部分文獻都只關注農村或城鎮內部基尼系數，對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定量研究極為有限；第二，對全國總體基尼系數與農村和城鎮內部基尼系數的關系缺乏了解；第三，所有研究都只涉及少數年份，改革開放以來連續時間序列的農村、城鎮和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研究幾乎是空白。

　　造成這種缺憾的原因，既有數據方面的，也有方法方面的。由于目前統計部門調查的收入數據都是城鄉分離的，根據這些數據，利用現有的方法無法準確計算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全國總體基尼系數與農村和城鎮基尼系數的關系涉及基尼系數的組群分解問題，這是基尼系數相關方法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但至今還沒有得到完善的結果。為解決這些問題，國內外學者做出了艱苦的努力和有意義的嘗試。

　　在中國總體基尼系數的計算方面，李實等根據兩次全國性調查計算了1988年和1995年全國總體基尼系數；李強等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1994年進行的全國范圍抽樣調查數據，計算了1994年全國總體基尼系數。這些調查對于準確了解當時全國收入差距的狀況具有重大意義。但由于這些調查只是在個別年份進行的，無法提供長期的連續時間序列數據，于是，其他學者試圖利用國家統計局城鄉分離的統計資料，對傳統的基尼系數計算方法進行改進，計算總體基尼系數。例如，陳宗勝、周云波提出一個"分層加權"計算公式，并利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資料計算過1988-1998年全國總體基尼系數，但該算法存在一些需要討論的問題；胡祖光、董靜和李子奈也分別提出了一些經過修正的算法計算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由于一些技術或前提條件方面的局限性，這些算法的適用范圍都受到較大限制，難以用來計算長期時間序列的基尼系數。此外，王祖祥計算中部六省基尼系數的方法對于計算全國總體基尼系數也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意義。

　　在中國總體基尼系數的城鄉分解方面，由于方法上的缺陷，至今沒有文獻進行過這一嘗試。

　　向書堅引用Sundrum 提到的一個分解公式，計算中國1981-1995年的全國總體基尼系數。

　　該分解式針對的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情形，所需要的前提條件是：兩個亞組的收入分布完全不重疊。這在現實經濟中是難以滿足的：中國城鄉收入分布高度重疊是一個明顯的事實lu.Bhatacharya和Mahalanonis lv 較早提出一個一般化的基尼系數組群分解方法，Mookherjee 和Shorrocks lw 做了進一步分析和論證。該方法無需亞組收入分布不重疊的假定，但以出現一個交叉項作為代價，該交叉項的大小取決于各亞組收入分布函數的重疊程度；交叉項的經濟意義也頗有爭議。Silber、Shujie Yao也分別用不同方法給出類似的分解形式。

　　Bourguignon 、Shorrocks 等曾經指出：基尼系數不滿足加和可分解性（additivedecomposability ）條件，不能進行完美的組群分解。Bhatacharya 和Mahalanonis、Silber、Shujie Yao等的結果也的確不符合加和可分解性條件。加和可分解性條件主要是指：對一個收入總體進行完全劃分后，總體不平等指標應該可以表示成組內差距加權平均與組間差距的總和；組間差距指標與總體不平等指標的定義相同；組間差距是各亞組平均收入的函數，與亞組內部不平等無關。

　　但事實上，加和可分解性條件過于嚴格，其中一部分是非必需的，甚至是有缺陷的：組間差距指標與總體不平等指標的定義相同，這一要求看不出有什么實際意義，僅僅能夠滿足數學形式上的對稱性；組間差距只是各亞組平均收入的函數而與亞組內部不平等無關，這是存在疑問的。

　　可見，Bourguignon和Shorrocks 提出的加和可分解性條件并非沒有異議。事實上，Shorrocks 在其1980年的論文中也承認：Blackorby等認為組間差距應該反映組內不平等，而不應該僅僅以各亞組人均收入的函數度量組間差距；Blackorby、Donaldson 、Auersperg 進一步論證了單純以亞組平均收入的函數度量組間差距的缺陷，并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以各亞組"平均分配的等價收入"（equally2distributed2equivalent income ，EDEI ）的函數度量組間差距的新方法，其實質是把亞組內部不平等轉化為"平均分配的等價收入"而納入組間差距指標。

　　不過Blackorby 、Donaldson 、Auer sperg與Shorrocks 一樣，認為基尼系數不滿足他們給定的（組群）可分解性條件。

　　他們之所以得出基尼系數不可進行組群分解的結論，是因為在他們的研究方法中，都是先驗地、抽象地給出某些關于可分解性的一般條件，然后再檢驗各種不平等指標是否符合這些可分解性條件。由于不同的不平等指標的定義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和性質，若以某些先驗的、統一的條件來界定某一指標是否可分解，難以排除這些條件過于嚴格的可能性。

　　有鑒于此，程永宏放棄Bourguignon 和Shorrocks 對組間差距指標的個別不合理的限制，實現了基尼系數的城鄉分解。該分解方法滿足Bourguignon 和Shorrocks提出的、除組間差距指標定義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可分解性條件，而且無需"城鄉收入分布不重疊"的假定，也不存在有爭議的"交叉項"；特別是，該分解式的結構與泰爾指數分解式類似：組內差距的權重等于各亞組收入份額，這使得分解式經濟意義更明確。該分解方法最顯著的特點在于，不是從抽象的原則出發討論可分解性問題，而是直接利用計算基尼系數的一個新公式，以演繹推理的方法合乎邏輯地導出基尼系數分解公式，從而將總體基尼系數分解成組間差距和組內差距兩個部分，并重新定義了一個城鄉差距指標，該城鄉差距指標符合Blackorby 、Donaldson 、Auersperg 關于組間差距指標的觀點：它將各組內部差距（即城鎮和農村各自內部差距）納入組間差距指標（即城鄉差距指標），但納入的方式與Blackorby 、Donaldson 、Auersperg 不同；程永宏已經較為充分地論證了這一城鄉差距指標的合理性。

　　本文以下部分將引用程永宏所論證的新方法，計算出改革以來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并進行城鄉分解分析，得出嚴格的量化結果，在此基礎上對一些規范性問題做出深入研究。其中，第二部分是對計算方法、原理和過程的說明，第三部分對計算結果進行描述性分析，并對總體基尼系數進行城鄉分解分析，第四部分在本文計算結果的基礎上，對關于中國目前收入差距的一些規范性判斷進行討論，第五部分得出一些結論并分析政策含義。

　　四、關于當前中國收入差距的規范性判斷：主觀差距與客觀差距的區分

　　上述計算結果表明，基于家庭人均收入的中國總體基尼系數自1992年以來一直在0.4以上，并持續上升；若按照國際通行的做法，以個人收入為基礎計算基尼系數，則結果會更高；若把各種非法非正常收入考慮進來，結果會進一步升高。按照大多數學者認同的標準，基于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接近0.4，是收入差距進入警戒水平的標志，超過這一水平，就可能因差距過大而陷入社會危機，拉美國家當前的社會危機與過高收入差距的關系就是一例。

　　那么，針對當前中國基尼系數較高的現實，如何對中國收入差距的程度、性質和原因做出規范性判斷？這是當前學術界存在較大爭議的問題。其中三種較有影響的觀點值得深入討論。

　　一種觀點認為，根據統計數據計算出來的總體基尼系數，因沒有考慮到地區間價格差異因素而高估了實際差距，其理由是，高收入地區價格水平比低收入地區高，因此，若以剔除價格差異因素后的"實際收入"計算，則中國總體基尼系數就不會這么高；另一種觀點則認為，0.4的警戒線是國際經驗的總結，不適合中國，因此，中國基尼系數較高并不存在危險；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利用中國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城鄉間差距，城鄉各自內部差距并不大，因此總體差距大一些也沒有關系。

　　關于第一種觀點，如果旨在用當地價格指數把當地名義收入調整為"實際收入"，再計算總體基尼系數，則"實際總體基尼系數"的確會下降，因為一般說來，貧窮地區價格指數較低，富裕地區價格指數較高，剔除價格因素后，地區間實際購買力的差距會縮小，"實際總體基尼系數"當然也會下降。但問題在于，有沒有足夠的理由提出這樣的要求或假設——計算總體基尼系數的時候必須剔除地區間價格差異的因素？是否只能用當地價格指數調整當地名義收入？總體基尼系數有沒有必要分為"實際"的和"名義"的？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似乎不那么簡單。

　　我們必須正視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持肯定意見者只考慮到，地區間價格差異會導致各地名義收入在各自本地實際購買力的差距縮小，但忽略了以下事實，貧窮地區的居民不可能永遠只在貧窮地區消費，富裕地區的居民也不可能永遠只在富裕地區消費；一旦貧窮地區居民進入富裕地區消費，或者富裕地區居民進入貧窮地區消費，則考慮地區間價格差異不僅不會縮小名義收入的實際購買力的差距，反而會擴大名義收入的實際購買力的差距。因為貧窮地區居民名義收入在富裕地區的實際購買力會下降，富裕地區居民名義收入在貧窮地區的實際購買力會上升，這會導致基尼系數不僅不會下降，反而上升。這意味著沒有理由只允許用本地價格指數調整本地名義收入。忽略這一事實，實際上就取消了貧窮地區居民進入富裕地區消費的權利，也取消了富裕地區居民進入貧窮地區消費的權利，這沒有任何法律或經濟學上的依據；這種情況所暗含的市場分割假設恰恰是與市場經濟原理不相容的。實際上，當前中國居民消費在地區間流動是極為常見的現象，例如，西部地區居民往往要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看病、旅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也會到西部地區旅游、投資。

　　第二，同一時點、同一國家，地區間價格指數之所以存在差異，恰恰是地區間收入差距造成的。因此，一般說來，地區間價格指數差異可以看作地區間收入差距的線性增函數（至少可以認為二者具有正相關關系）。這樣，如果僅用當地價格指數將當地名義收入折算為實際收入，再以這種實際收入計算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實質上就等于人為地剔除了一部分地區間差距。因此，基尼系數沒有必要區分為"實際的"和"名義的"，也從來沒有任何嚴肅的學術文獻提出過這種區分。

　　關于第二種觀點，認為0.4的基尼系數警戒線是國際經驗的總結，不適合中國，這看起來似乎有道理，因為中國在基尼系數連續十多年超過警戒水平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穩定發展。但問題在于，這種觀點只是給出一個結論，沒有清楚地闡明"不適合中國"的作用機制，因而屬于"不可證偽"的命題。筆者認為，這一問題必須聯系中國國情做更深入的分析。

　　中國最重要的國情就是城鄉分割、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由此必然導致復雜的城鄉內和城鄉間差距、區域內和區域間差距、階層內和階層間差距等并存。根據全國性抽樣調查資料計算的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理論上來說，包含了所有各類差距，是這些差距的加權平均，也是最全面、最客觀的差距指標，它不受單個社會成員對收入差距的觀察范圍和主觀判斷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把根據全國抽樣調查數據計算的差距，稱為"客觀差距".

　　另一方面，在中國這樣一個城鄉分割、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單個社會成員，作為收入差距的觀察者，他所觀察到的收入差距方面的信息，不可能像全國抽樣調查那樣具有高度的全面性和代表性，而只能來自他所接觸到的社會范圍內存在的差距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社會成員都在自己的社會活動范圍內自發地進行"收入差距抽樣調查"，只是這種抽樣調查不是根據科學的統計方法進行設計的。每個觀察者都會根據他的"抽樣調查"，利用自己的判斷"計算"不平等指標。盡管這些觀察者絕大多數人都不是經濟學家，更不熟悉基尼系數，但他們對收入差距的觀察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差距與觀察者個人的主觀條件、活動范圍、社會經歷等有關，因此，我們把單個社會成員觀察到的收入差距稱為"主觀差距"；所有社會成員主觀差距的某種均值就構成全社會的主觀差距。

　　客觀差距最終要通過主觀差距對個人心理、社會穩定產生影響，主觀差距最終受客觀差距的制約，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價。這就存在主觀差距與客觀差距的一致性問題，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城鄉分割、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經濟體中，主觀差距與客觀差距的不一致性是非常明顯的，有時候是巨大的。例如，生活在西部地區的農民，很難觀察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收入群體，因此，在他們的"抽樣調查"中，就不存在高收入樣本，他們的主觀差距就會遠低于客觀差距；另一方面，從偏遠的貧困地區進入大都市尋找就業機會的流動人口，他們的觀察視野往往同時包含較多的極高收入群體和極低收入群體，中間收入群體則相對較少，因此，在他們的"抽樣調查"中，兩極化的狀況十分明顯，他們的主觀差距就會大大高于客觀差距。

　　中國目前存在復雜的城鄉分割、地區分割、社會分層等現象，大多數人口都被局限在自己所屬的社會集團內，對本集團外的收入狀況并不具有充分信息，他們的主觀差距往往低于客觀差距；同時又存在行業內、部門內、單位內的平均主義等現象，這也會導致相關人群的主觀差距低于客觀差距。因此，總體上看，中國目前全社會的主觀差距應該低于客觀差距。這應該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長期處于收入差距過大的現實中卻沒有發生大范圍的社會動蕩。

　　但是，隨著人口流動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都市中的流動人群越來越多，他們的主觀差距必然大大高于客觀差距，并且有可能是超過警戒水平的，因此，在這些人群中極有可能發生過激的行為。這可以解釋流動人群和城鄉結合部人群中犯罪率較高的事實：并非這類人群具有先天的犯罪傾向，而是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地位造成他們過高的主觀差距，誘發其犯罪動機。

　　以上關于"主觀差距"和"客觀差距"的概念區分提示我們，中國目前主觀差距低于客觀差距的現象，盡管客觀上有利于社會的穩定，但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繼續利用這種不一致性，在差距過大的形勢下穩定地持續發展。主觀差距與客觀差距的不一致性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人口流動規模的擴大、信息傳播的加速、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主觀差距低于客觀差距的程度可能會迅速降低，但主觀差距高于客觀差距的程度卻不一定會迅速降低，這樣，很可能出現主觀差距普遍超過客觀差距的情況，這對社會穩定將會產生嚴重威脅。

　　當然，以0.4的基尼系數作為收入差距警戒線，并不意味著斷言基尼系數超過0.4就必然發生社會動亂，而只是提醒決策者，社會動亂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任何社會經濟預警指標都具有這種"或然性".

　　另外，即使當前收入差距沒有引起社會動亂，也不意味著當前差距就是合理的：收入差距指數常被稱為"道德社會指數"（et hical social index ）；過高的收入差距會造成社會福利的巨大損失，收入不平等指標正是對這種損失的一個度量。因此，無論如何，過高的收入差距都是不合理的。

　　關于第三種觀點，認為利用泰爾指數進行總體差距城鄉分解的結果表明，中國總體差距主要來自城鄉差距，城鄉各自內部差距并不大，總體差距大一些沒有關系；或者認為從基尼系數看，城鄉各自內部基尼系數都沒有超過0.4，全國總體基尼系數超過0.4主要是因為城鄉差距，因此，沒有必要擔心差距過大。這里存在幾個需要進一步澄清的問題。

　　首先，對泰爾指數進行城鄉分解的方法并不完善。萬廣華早已注意到：經驗證據表明，對泰爾指數進行分解時，組間差距貢獻率依賴于分組數目；當分組數目較大時，組間差距影響較小；當用于城鄉分解時，由于只有兩個分組，組間差距顯得尤為重要。另外，泰爾指數分解式中，以亞組內部平均收入計算組間差距的方法，也受到Blackorby 、Donaldson 、Auersperg 等的批評，本文引言中提出的例證也證明了這種做法的不合理性。本文利用基尼系數進行的分解則表明，城鄉差距的影響盡管很大，但其貢獻率并不是最高的。可見，城鄉差距（即組間差距的特殊形式）貢獻率隨分解方法的不同而不同；泰爾指數分解結果往往夸大了城鄉差距貢獻率。

　　其次，把城、鄉基尼系數分開考察，以此判斷收入差距是否過大，這顯然從根本上違背了基尼系數這一收入不平等指標的優良性質——強洛倫茲一致性（Strongly Lorenz2Consistent），即度量收入差距的指標必須包含所有樣本的觀測值，而不能只包含其中一部分。因此，即使城鄉收入差距對總體差距存在重要影響，城鄉各自內部差距沒有超過警戒線，也不能因此而否定總體差距過大的危險性。事實上，城鄉間收入差距本身就是總體收入差距的一個組成部分，歷史因素和經濟因素造成的城鄉分割現狀，并不能把城鄉差距造成的那一部分不平等指數從總體不平等指數中分割出去；根據上文關于"主觀差距"和"客觀差距"的概念界定，城鄉差距恰恰會在流動人口中造成過高的主觀差距，影響社會穩定。

　　另外，城鄉內部差距盡管沒有超過警戒水平，但這是以統計局調查數據為基礎計算的，這一數據顯然不包括各種腐敗收入、偷逃稅收入，以及各種灰色收入等，考慮到這類收入在中國的廣泛性和嚴重性，城鄉內部差距必然大幅度上升。

　　五、問題、結論和政策含義

　　由于本文計算的基尼系數時間跨度較大，個別年份統計數據的一致性存在問題，本文個別計算結果可能存在一定誤差。例如，1992年農村收入分組數據在1993年與1994年的統計年鑒中大不一樣；1995年的農村收入分組數據在1996年與2001年的統計年鑒中也不同。為了保持數據的連續性，我們一般采用與臨近年份同時發表的數據。如果將來有更好質量的數據公布，則有必要根據新數據對部分計算結果進行修正。

　　另外，正如上文所述，本文使用的調查數據不包括各種非法非正常收入；統計調查方法本身也有低估收入差距的傾向。如果考慮這些因素，基尼系數將會大幅度上升。但就是這些低估的結果也足以揭示中國收入差距問題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足以成為判斷中國收入分配狀況的一個參照系。

　　本文提出的"主觀差距"和"客觀差距"概念是一種新的嘗試，是否合理，有待于其他學者的廣泛討論和深入研究。本文提供的大量計算結果還有待于從多個角度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和解釋。

　　本文的主要結論是，改革以來，基于家庭人均收入的全國總體基尼系數、農村內部和城鎮內部的基尼系數、城鄉差距基本上都處于不斷上升的態勢，且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這一階段性特征與改革的階段性高度吻合；自1992年以來，全國總體基尼系數一直大于或等于0.4，2003年和2004年分別達到0.4430和0.4418，大島指數也分別達到11.3和11.1（參見表2），這已經大大超過公認的上限6.0；城鎮基尼系數及其對總體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增長速度最快，目前是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首要影響因素。

　　上述結論意味著，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收入差距過大并繼續發展的事實。從降低全國總體基尼系數考慮，當前尤其重要的是，我們應盡快遏制城鎮收入差距增長過快的勢頭，因為城鎮基尼系數已經成為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最大影響因素（盡管目前城鎮基尼系數仍然低于農村基尼系數，但其貢獻率已大大超過農村基尼系數）；其次要大幅度提高農村低收入者的收入，降低農村基尼系數；同時要盡快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以減輕或消除城鄉差距對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重大影響。

信息來源：社會學視野網

全文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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