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醫思維框中醫，將醫改框入了死胡同。柏可林 攝

　　但中醫“未病之病”的思想境界，確實給出了西醫給不了的新出路：既然醫改的核心難題是醫療資源不充分，或不均衡，那么更多力量指向預防、養護，并非不是出路。這種“節源”的思路，或許可以成為這個世界性難題的中國式辦法。

　　新一輪醫改即將拉開大幕。這次，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用中國式方法解決世界難題”。不過，記者發現，仍主要由西醫主導的衛生計生委牽頭。業內分析建議，“西方國家醫改已進入‘死循環’，中國與其走西醫醫改的失敗之路，做二流三流的西醫體系，不如做一流的自己的中醫。”

　　國務院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4年重點工作任務》中，把公立醫院改革作為2014年醫改的第一大任務。記者發現，在分工及進度安排表中，研究制訂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編制《全國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都將在今年9月底完成，而該要求的發布日期是5月底，這意味著中國未來5年醫改的頂層設計，將在4個月內完成，而且都由西醫主導的衛生計生委牽頭。

　　把中醫交給西醫管，不是“與虎謀皮”嗎?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潘朝曦稱。他告訴記者，“西醫幾十年一直排擠中醫，許多領導不理解中醫。而且，中醫幾塊錢草藥就能治好病，中醫理念是要讓人不生病，人都不生病了，西醫去哪賺錢?”

　　“只要中國人還在無視中醫在整個國民醫療體系中的重要功能，僅從西醫醫療資源的惟一性，去思考現行的醫療體制，那么中國政府永遠不會突破，并不可能從西方發達國家所設計的醫療管理體制中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之路來。”北京醫藥大學畢業的當代思想研究學者王世保表示。

　　“讓中醫管中醫”、“不要用西醫來框中醫”，中醫界已經呼吁多年，但被業界認為罕見成效。因此對于新一輪醫改，“讓中醫管中醫”也被認為是最關鍵的制度保障。“要救中醫，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讓懂中醫的人來管中醫，避免不懂中醫的人，用不適合中醫的框，把中醫限制死。就像總理說的，管好不是管死。”潘朝曦告訴記者。

　　“實踐是最有力的證明，上下5000年的反復實踐，根深葉茂的大樹不怕砍幾刀。中醫不求有優待，只要讓中醫有平等的發展空間，中醫必定能為中國醫改的突破，提供嶄新的思維模式。”上海中醫藥大學金匱教研室主任曲麗芳告訴記者。

　　“未病之病”之境

　　西方醫學所推崇的“治大病、重病”，在中醫看來，是醫生失職，因為早在病發之前就該治愈，不可等病情嚴重

　　“西方國家已經逐漸承認，西醫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很多病都束手無策了，而且越來越多人看不起病。所以許多西醫的頂尖人才，來到東方尋找出路。”在全美三大癌癥科研醫療機構之一、德州大學安德森醫院癌癥研究與治療中心，研究癌癥十余年的雷久南博士，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中醫中藥是創建有中國特色醫療模式的突破口。”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衛生部政策與管理研究專家委員李玲教授也早在2007年就建議。

　　“西施效顰，有什么實質好處呢?中華民族有寶貝，別人羨慕得不得了，自己卻要丟掉，反而去追求別人已經承認是死胡同的路。”曲麗芳反問，“許多人所謂的發展、科技，就是拿國家的錢做課題，用病人的錢出論文，很功利的方法。”

　　“西醫看不好的，中醫能看好，這不是發展嗎?什么是發展?能治好病就是發展，人民健康就是發展。”曲麗芳說，中醫現在需要的，只是得到平等空間，讓中醫用臨床療效來證明，“除了人民健康，其他都是假大空”。

　　醫改是一個綜合問題，需要放到整個發展模式的角度去研究。而自古以來，“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就是對醫者道德、能力的要求，最高超的醫術是要治理國家，中等的醫術是要調和人心，最下等的醫術才是用來治病。有其國必有其人，有其人必有其病，國治好，自然無人可醫，人治好，自然無病可醫。

　　東漢張仲景的經典醫著《傷寒雜病論》序中寫到：“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生長全，以養其身”。

　　用中國古人的這種千年智慧，觀照今天中國的新醫改，則醫療改革上為安邦治國之善政，中為利民治人之良策，下為療疾治病之妙藥。“我們建議了也沒用，他們說我們迂腐守舊。”曲麗芳搖頭感嘆道。

　　而即使在治病這一最基礎的水平上，西方醫學所推崇的“治大病、重病”，在中醫看來，是醫生失職，因為早在病發之前就該治愈，不可等病情嚴重。這就是《黃帝內經》所記載的，“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

　　好醫生，應該讓全國無病可醫，這是中國傳統醫學的要求，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最下等的醫生。中國傳統醫學的鼻祖扁鵲，說自己最容易出名，是因為水平最低。其原因是扁鵲只能治“已病之病”，而他的長兄、中兄能治“未病之病”、“欲病之病”。

　　中醫盈利模式

　　因為追求治療“未病之病”，可誰愿意為自己的“未病之病”埋單?這就導致中醫藥無論是實踐上，還是盈利上，都遠遠不如西醫

　　醫改為誰改?這個出發點決定了根本方向，而作為國家產業，醫改為誰改的問題直接體現為，錢由誰出，被誰賺。

　　隨著國家財政投入對醫院投入的下降，醫院收入越來越依賴病人，造成醫院與病人互為對立面。早在2012年醫改時，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衛生部原部長高強說，“財政對醫院的投入逐年減少，醫務人員的工資和補貼，基本上要靠服務創收來解決。這將醫護人員推到了群眾利益的對立面，醫務人員要增加工資，群眾就要增加負擔。”

　　而與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是，《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新一輪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后，2020年要實現“健康服務業總規模達到8萬億元以上”的目標。

　　8萬億元意味著什么?記者計算發現，如果把8萬億平攤在14億人身上，平均每個中國人花在醫療健康上的錢，要超過5714元。

　　可問題是，這5714元由誰來買單?這又是世界性難題，而中國如何避免走美國的失敗道路，如何避免“越改，百姓越看不起病”?

　　曲麗芳提醒，發展醫療健康產業，不能在病人傷口上撒鹽，不能再繼續增加病人經濟負擔。曲麗芳的擔憂來自于各國醫改最常損害的就是大眾的利益。2011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國務院醫改辦公室主任孫志剛就曾直言強調醫院不能變成賺錢的工具：“要使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回歸到公益性，而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使醫生回歸到治病防病的角色，而不是推銷藥品的商人;使藥品回歸到治病的功能，而不是賺錢的工具”。

　　但隨著政府投入減少，市場化的醫院犧牲群眾利益，已經越來越常見。高強說，“很多地方在改革以藥養醫的同時，大幅度提高醫療服務收費標準，醫院的創收渠道由賣藥，改為醫療收入，以藥養醫可能變為以醫補醫，醫院的公益性也難以實現。”

　　那么8萬億元中，政府投入會有多少，病人將承擔多少?需要等待本文開篇所提及的各項規劃，在年底給出的答案。

　　在規劃過程中，甘肅的中醫改革或許能提供一些借鑒。走在中醫改革最前列的甘肅省衛生廳廳長劉維忠正在努力實現中醫全報銷，他說：“發達地區走的高價路線，在寧夏這樣欠發達地區走不通，我們必須依靠中醫的低價，盡量讓百姓吃得起藥。”

　　讓中醫管中醫

　　西醫大行其道，也就強迫中醫師去學習、使用西醫，這就必然造成一種西醫領導中醫的現實。現在中醫院均以西醫為主，中醫可有可無，許多地方院長和領導都是西醫

　　然而，如今的中醫師們別說救國，連自己鉆研中醫醫術的空間也被擠壓殆盡。讓懂中醫的人來管中醫，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思路，但現實是許多中醫的管理者，完全是西醫出身。

　　上海松江方塔中醫院顧春明醫生，向記者描述自己30年一線臨床經驗。“中醫師被迫拿出超過一半的精力，來學習、使用西醫，但西醫醫生不要求了解中醫。現在中醫院以西醫為主，中醫可有可無，許多地方院長和領導都是西醫。”顧春明說。

　　“現有體制導致很多醫生，給病人看病，不是以解除病人痛苦為出發點，而是怎么應付檢查費、藥費的指標。又因為中醫太便宜了，所以中醫不僅要完成自己指標，還要背西醫的指標。西醫看一個病人兩三分鐘結束，中醫要聚精會神二三十分鐘，耗費大量精力。”顧春明無奈地說。

　　“中醫關鍵的是師承，師徒如父子，能把最核心的方法傳承幾千年，但現在按西醫，純粹變成利益關系，老一輩不愿教，年輕的靜不下心來學。”顧春明說。

　　“現在就算你是華佗扁鵲的學生，你也可能無法行醫。”因為必須按照西醫制定的標準獲得資格證，中醫泰斗的學生無法行醫的事件，已多次出現。“老百姓很需要中醫，全國各地大老遠地找醫生，但很難提供給醫患雙方了解的平臺。”顧春明說。

　　再者就是醫藥分離。“就算是神醫再世，再有效的方子，你的藥是假藥、次品，療效怎么能控制呢?以前中醫都是自己炮制藥物，我自己的病人用我自己的藥，我必須對他負責，現在呢，只管開貴的藥就可以了，不管療效。”潘朝曦告訴記者。

　　“中醫與西醫，是不同的思維模式，中醫不僅是醫術，更是哲學、人品。讓不懂中醫的人來管中醫，用西醫的標準要求中醫，中醫治病救世的效果就很難充分體現。” 曲麗芳強調的是中醫的平等地位。

　　那么，目前中醫、西醫管理部門的關系如何?“一般按業內的理解，國家衛生計生委負責西醫，中醫藥管理局負責中醫。按照從毛澤東時代開始的要求，因為中西醫處于平等地位，因此兩個部門應該是平等關系，但現實是，中醫藥管理局比國家衛生計生委的行政級別低一級，相當于中醫發展的決定權在西醫手里。” 潘朝曦向記者介紹。

　　西醫管中醫，這是幾十年來中醫管理體制的現狀，而在2013年3月的機構調整中，已經明確規定，“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由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管理。”

　　把中醫交給西醫管，潘朝曦將此稱為“與虎謀皮”。他告訴記者，“中醫幾塊錢草藥就能治好病，這讓西醫去哪賺錢?中醫理念是要讓人不生病，人都不生病了，西醫去哪賺錢?”

　　西醫對中醫的控制，根植于西方思維模式對中國當代思想的主導。“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華民族的自信就降到了幾千年的低點。那時就開始認定，凡是自己民族的都是落后的，西方的都是先進的。”從民國時期廢除中醫。

　　新一輪醫改的各項規劃仍在制定中，但從牽頭制定規劃的主導部門，可以窺見未來趨勢：中醫的角色被定義為“養生”。

　　醫改規劃主要由西醫主導的衛生計生委牽頭，而衛生計生委對于中醫的定位主要是，養生保健。記者查閱衛生計生委對中醫政策的表態發現，近期僅有的一次，是6月5日新聞發布會，國家衛生計生委宣傳司副司長姚宏文表示，“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健康教育項目、中央補助地方健康素養促進行動項目等一些深化醫改任務中，將提高中醫養生保健素養作為重要工作內容，通過醫改的不斷深入和重點工作的不斷推進，不斷提高公眾的中醫養生保健素養水平。”

　　這已經是巨大進步，至少衛生計生委開始愿意推廣中醫，盡管只是作為養生保健素養。姚宏文稱，要把提高中醫養生保健素養，將其擺在與樹立科學健康觀、提高基本醫療素養、提高慢性病防治素養、提高傳染病防治素養、提高婦幼健康素養等同等重要的位置。

　　醫改的突破契機

　　西醫體制下的醫改既然如此難，為何不試試從中醫方面突破?作為一個參照物，中醫將為我們提供一個觀察西醫本身弊端的機會，也是一個跳出固有思維模式的機會

　　為何醫改這么難?以美國為例，美國伊略艾特資產管理公司總裁Mark Elliott告訴記者，美國醫改的失敗在于根本體制沒有改變。“醫改真正的問題不在于醫療，在于國家的體制，而國家體制的根本，又是經濟、金融結構。”

　　“醫療體系占美國GDP的1/5，因此醫改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深遠。目前的醫療改革方案將導致整個美國經濟成本上升，而不僅僅是醫療領域，我們所有的產品、服務的價格都將隨之上升，使美國經濟在全球越來越沒有競爭力。”Mark Elliott說。

　　Mark Elliott所談到的體制，在以往的醫改中，一般強調的是“改革醫療體制”。“這是本末倒置。”北京醫藥大學畢業的當代思想研究學者王世保認為，“中國的歷次醫改，一直都陷入由西醫決定的醫療體制里，不能從源頭上去尋找原因。”

　　“本是什么，是醫療資源，是在社會中發揮醫療保健作用的醫療資源。末是什么，是醫療體制，是管理醫療資源的醫療體制。前者決定了后者，即資源決定體制。”王世保分析，不從“本”上下功夫，而在“末”上繞圈圈，必然陷入西方國家醫改的“死循環”。

　　“西方國家的醫療資源比較單一，一般只有西醫而不存在中醫。中國政府盲目地一步步地去效仿西方國家的醫療管理體制，卻不知這種種由西醫決定的醫療管理措施，根本就不能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民生問題。” 王世保說。

　　“中國的歷次醫改一直都是，在由西醫決定的醫療體制里做文章，不能從源頭上去尋找原因，也就是說從現行的醫療體系的結構去尋找原因。”王世保說。

　　而“醫療體系的結構”，更根本的又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西醫在中國社會中占據的主導地位，遮蔽了自身的缺陷，使得人們難以對現行醫療體制進行有效反思，導致了國家相關管理部門只能在不停地、本末倒置地進行醫療體制改革。”王世保說。

　　失去參照物的西醫，使人們思維模式陷入糾結對立的“死胡同”。“現代中國人對西醫的過度盲崇，對中醫的鄙視，造成了國家醫政管理部門對中醫存在的無視。而無視中醫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可以衡量西醫好壞的參照物。沒有了參照物，西醫自身的缺陷也就被徹底遮蔽起來了。”王世保說。

　　這就導致了“只緣身在此山中”，卻跳不出思維模式的框框，而只能在已經證明失敗的模式里，反復繞圈圈。“近代，掌控醫政管理大權的西醫人士，通過西醫的管理措施，不斷地對中醫進行扭曲、排擠，即國家不僅從管理體制上效法西醫，采用西醫的管理辦法來管理中醫，而且在教育和診療形態等諸多方面都是按著西醫的模式來改造中醫。”

　　“這就導致了他們視野的狹隘化，雖然歷經多次改革不能成功，但他們依然不能跳出西醫醫療體制所鑄就的藩籬，從西醫決定的醫療管理體制之外來看現有體制的弊端。”王世保建議，應尊重中醫、西醫各自的特點，給予彼此平等的空間，這將是醫改突破的決定因素。

　　正因為如此，醫改歷來是西方國家的“心病”，許多政府對此諱莫如深。美國許多總統未能連任，醫改引起矛盾都是重要原因，而“不碰醫改”被默認為美國總統至少不被趕下臺的“潛規則”。當然，醫改同時也是喚起民眾支持率的“法寶”，奧巴馬就以醫改為自己施政的標志性改革，盡管其也成為奧巴馬最常受攻擊的“軟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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