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華大學專家團隊公布了養老體制改革方案,其中 “提高領取養老金年齡”和“延遲退休”引來熱議。該方案是為響應人社部目前正在推進的養老體制頂層設計方案,并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
輿論認為,這不但剝奪了國人養老的權利,也可能會加劇年老者與年輕勞動力間的就業爭奪。
實際上,“延領退休金”的說法由來已久,養老金長期不足讓這種提議從10年前就開始醞釀。根據一份民間統計數據,2013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將達18.3萬億元,個人賬戶空賬已超過2萬億元。
這背后交織著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國企改革、國企職工養老制度確立時所沒有解決的病癥,即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現收現付制為在職者帶來的繳費壓力。
就此,《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唐鈞是“65歲領取養老金”的反對者。他告訴記者,若不能一退休便領取養老金,無異于失業,更要警惕的是可能引起的社會風險。
延領養老金等于失業
第一財經日報:如果按2030年人均壽命80歲,往前推算15年,得出65歲領取養老金的標準,是否可行?
唐鈞:前兩天,有研究人口學專家跟我聊天,說人均預期壽命哪能增長那么快。人均預期壽命現在發達國家的平均值大約80歲。我們1978年人均壽命是69歲,30多年,提高到約75歲。越接近極限值,越慢。美國現在還沒有到80歲,歐洲國家普遍到了。
他們的意思是指退休和領養老金兩者可以分開。比如女性,從2015年開始,1965年出生的推遲1年領,等于50歲的人延遲到51歲領,然后第二年2016年就延遲2年,每一年延遲一年,到2030年統一65歲才領。其實這沒有意義,也不可能,延一年就差好多。
對于70%左右的中國人,退休后的唯一經濟來源就是退休金。如果退休了沒有退休金,就等于下崗,甚至比下崗還慘。就目前來講,靠子女養也不太現實。
楊老師的一個解釋是說,美國人除了基礎養老金以外,還有補充養老金,就是企業養老金,另外還有個人養老儲蓄。但問題是,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把這三個支柱建立起來了,到1983年才改革。改革的時候,前面至少有五年是有錢的。但我們既沒有企業養老金,也沒有個人養老儲蓄。更要提防的是,最怕引起社會風險。
個人賬戶空賬“痼疾”
日報:是不是在10年前,養老保障制度上的問題就已經嚴重到需要想方法改革了?
唐鈞:1999年,新制度實施3年后(1996年正式實施新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提出繼續改革。新世紀后,問題越來越多。1996年的改革主要是為國企職工設計,當年國企職工下崗,原來的制度無法適用。
當時制度是社會統籌加個人賬戶,有兩派:一是勞動部,主張社會統籌;二是體改委,主張學習新加坡,搞公積金和個人賬戶。這兩派爭論得非常厲害。后來就綜合了一下,用社會統籌解決已經退休的人。但是,現在的人要養以前的人,所以后面的人就設立個人賬戶。
按照社會統籌的辦法是后面的人養前面的人,個人賬戶的辦法是自己養自己,我們兩個都要。既要養上面的人,還要養自己,所以企業交20%,個人交8%,這是很高的費率,因為工資低,一開始以國企為主,參保人少,當年收上來的錢,當年發下去都不夠。到1997年,即第二年就虧空50億元。另一方面,把個人賬戶里的錢也用完了,第二年就出現空賬。
這導致兩個問題:一是缺口,一開始是50多億元,到2001年達到2470多億元;二是空賬戶,把錢全發出去了,一直到現在,大概是1.73萬億元,也有新的數據說已超過2萬億元。
日報:國外是否也采用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
唐鈞:沒有,這是我們獨創。國外分成兩個制度,例如美國,有聯邦養老金,相當于社會統籌,也有企業年金,稱為私人養老金,相當于個人賬戶。這兩個制度之間沒有關系,一個人可以參加兩個制度。
所有國家的基本養老金都是現收現付,但完全靠現收現付不行,因為都在老齡化,交錢的人越來越少,領錢的人越來越多。個人繳稅和企業繳稅之外要有財政補貼才能實現,如日本,政府補貼超過一半。
日報:目前的社會統籌加個人賬戶,是不是只能看做名義上的?
唐鈞:我們現在養老保險就是現收現付。不管是個人繳稅還是企業繳稅,社會統籌還是個人賬戶,去年收上去的錢,作為今年的養老金,發出去不夠,財政補貼。所謂的社會統籌加個人賬戶實際上只是一個說法。現在拿都可以拿到,現在實際上沒有缺口。缺口都是說出來的。
中國社科院曾在上世紀90年代末提出把養老金與住房公積金合并,把養老金貸給老百姓去買房子。當時是想著老百姓需要買經濟適用房和商品房。合并后,個人賬戶就有錢,可以拿存下來的錢去按揭貸款。它是一個長期的可收入的利息,這樣逐漸把空賬補上。
爭議“雙軌制”
日報:是不是雙軌制一定程度上導致虧空和漏洞沒有辦法得到彌補?
唐鈞:現在很多人認為事業單位和公務員也拿了養老保險基金的錢,其實沒有,分得非常清楚。養老保險基金的錢,只有繳費的人才拿。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基本上拿的是財政的錢,和自己掙的錢。
如果現在要事業單位的人繳費,醫院就可以講,如果單位繳,可能血費、醫療費還要上漲。另外,如果他們繳費,就會出現“帶社會保險工資”,肯定不是從現在工資里的錢拿出去交社會保險,而是加工資,把加的那部分拿出去。這樣,財政開支更大。
事業單位就三千萬人,退休的少,如果把企業職工養老金都補貼到事業單位的標準,財政肯定不干。加的錢可能很多。如果把事業單位的養老金往下拉,知識分子肯定也不愿意。可能就會形成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雙軌制是一個社會現象,歸根到底是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金太低,而不是其他問題。
日報:中國養老金的缺口怎么補,有必要補嗎?
唐鈞:沒有必要補上,因為存下來很多錢,不知道怎么辦,銀行利率不一定趕得上CPI。我們的CPI從計算上講還是有差異的,將汽車、房租消費都算進去了。但到老年退休以后,像電器、汽車這些工業品以后就不會買了。水、電、煤這些一直在漲,且漲幅比CPI大。
至少現在沒有必要做,因為最基本的東西是經濟發展狀況如何。我的估計是,只要把方案改過來以后(就可以)。中國可能有七軌(算上農民工、農民等),只把事業單位向企業靠攏沒用。
清華方案積極的地方是,首先提出來“國民基礎養老金”,全國都可以參照,雖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規定。
濱海時報:延遲領養老金為何遭反對?
“延遲領取養老金”,真實目的是彌補養老金缺口
該方案的主要設計者、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認為,對于“延退”,美國有精算模型,民眾知道養老金哪一年就維持不下去了,延退大家都能接受。中國沒有精算模型,政府說不清,老百姓看不明白,當然要反對。她指出,目前,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是3.2個繳費人贍養1個領取者,2013~2016年會出現女職工退休和領取養老金的高峰,贍養比將降為2∶1。所以,領取養老金的年齡越早,勞動人口(含企業)的養老金稅費率越高,這是一個怪圈。
不可否認,延遲領取養老金的好處顯而易見,特別是,彌補養老金缺口。
“延遲領取養老金”缺乏可操作性,比“延遲退休”更不可行
在平均壽命75歲的條件下,國民退出勞動力市場后的平均壽命約為15年,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應為60歲。中國目前平均壽命約為74.6歲,約在2030年達到80歲,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應為65歲。按照清華大學的建議,延長領取退休金年齡,意味著一個人按照正常年齡退休后,有一段時間將拿不到養老金。因此,有爭論認為這種說法從根本上是在偷換概念,“延遲領取養老金”就是“延遲退休”的另一種說法。
但是退休(按現在60歲計算)和領取養老金中間的過渡時間,這段時間的生活該如何保障?理論上勞動者可以選擇繼續工作或者靠積蓄和企業年金等辦法解決,但在我國還缺乏可操作性。因為企業年金制度和商業養老保險還沒有成熟到足以承擔大批勞動者退休生活的地步,全靠積蓄則根本不會進入主流人群的考慮范圍。而且,在退出勞動力市場和開始領取養老金的這一段“時間差”當中,一個人的“身份待遇”該如何界定,也是令人擔心的情況。因此,若大批勞動者為了生活保障和社會角色,還是不得不工作到65歲,那么就跟延遲退休沒有區別。
將延遲領取養老金和延遲退休分離,固然是現代養老制度的一種創新,但這是一個政府主導的社保退后、社會主導的養老計劃前進的同步過程。在我國的社會養老還沒有形成趨勢,絕大部分勞動者還是依靠社保領取養老金的背景下,社保養老單方面的退后勢必遭遇巨大阻力和引起社會不安,難以成為政策選項。
延遲領取養老金,對就業的影響可能超出經濟社會范圍
楊燕綏認為,一些人擔心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必然導致推遲退休,進而影響就業,短期內確實有影響。但是,勞動力市場的崗位不像教室里固定的50張椅子,老年人不起來,青年人沒地兒坐。就業崗位取決于需求總量和產業結構。促進大學生就業在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方便企業生產和人民生活,老職工一般不會占那些IT、金融、醫療、物流業的技術崗位和管理崗位。楊燕綏建議,政府要做的應該是,一邊逐漸提高養老金的領取年齡,一邊分類促進就業,如同自行車的兩個輪子,在前進中才能挺立。
《清華方案:中國養老金頂層設計》公布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撰文表示反對延遲退休,“最基本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人,無論男女,70%都不可能工作到65歲。一般而言,女的到40歲,男的到50歲,就會進入就業困難期;二是今后對于中國,壓力最大的是就業問題,如果大齡勞動力不退出勞動力市場,青年人就業就會受到影響。”
唐鈞指出,如果青年人就業不會因為延遲退休者而受到影響,勞動力市場又有足夠的就業崗位容納他們,或者社會上能夠有足夠的創業機會,延遲退休可以推行,但是,如果大齡勞動力因為就業、收入的不穩定同時還要繳納養老保險費而心生怨恨,青年勞動力則因為就業機會缺乏同時體面的工作更難覓而滿腹憤懣,從而超出經濟社會的范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乃至動蕩,那么,就應免談延遲退休年齡。
解決養老金缺口:靠“延遲領取”不如注入“改革紅利”
中國(海南)發展改革研究院經濟所所長匡賢明認為,從長期看,延遲退休尚有理解之處,這是源于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但短期內,中國正處于轉型進程中,通過制度變化解決缺口,效果更直接。這也是“改革紅利”的具體化。
第一,調整生育政策。以撫養比為目標,逐步放開生育政策。這是一個治本的方法。長時期嚴格的生育政策,是提高人口撫養的原因。當前各方對調整生育政策有巨大社會需求,應盡快制定相關的方案,有序、分步地調整生育政策。
第二,調整國有資本配置。我國當前巨額的國有資產并沒有發揮在社會福利上的作用。作為全民所有的國有資本,每年上萬億的增值收益,不能由少數人和既得利益者分享,而應當用于補充養老保險缺口。每年把國有資產凈收益的20%注入社會保障體系,既可以彌補現有缺口,又可以建立可扶持的支持機制。
不管是直接還是變相的延遲退休,都不如彈性退休更可行
針對專家提出彈性退休的建議,人社部發言人尹成基在回應時表示,許多國家在調整退休年齡時對不同群體采取差別政策,這對中國是個借鑒和參考。
社科院社會保障實驗室特約研究員、華中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孫永勇在剛剛完成的《不同社會階層的退休年齡選擇與相關政策調整研究》中,根據在退休年齡選擇上較為顯著的差異,將相關群體大致劃分為權力階層、技術階層和一般階層,并針對每個階層設計相應的法定退休年齡。總的原則是權力階層及時交出權力,鼓勵技術階層推遲退休,艱辛工作提前退休。
8月12日,清華大學養老金工作室率先在媒體上公開了其關于養老金頂層設計的方案,其中,第五部分中關于“從2015年開始逐步延遲領取養老金,2030年之前完成男女職工和居民65歲領取養老金”的論述引起社會激烈爭論。
“清華版本”提出,在目前的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結合的“統賬結合”制度基礎上,將養老金變為“國民基礎養老金”和“個人儲蓄養老金”的二元結構。他們建議,改革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即公眾關注的養老金并軌;也建議延長領取退休金年齡。而正是后者引發了強烈反對。(連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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