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賀雪峰：征地拆遷是天下第一難的工作

　　當前征地拆遷中產生的沖突引起社會普遍關注。為何會出現沖突，如何理解，怎么解決，這都是需要認真討論的問題。

　　有一種說法，就是關于土地的沖突已成為當前社會的首要沖突，因為據說與土地相關的上訪要占到全部農民上訪的一半以上。大量報道出來的惡性事件也都與土地有關。這種說法尤其是2004年前后流行。某種意義上，正是2004年前后，關于土地沖突的普遍性和嚴重性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

　　不過，2004年前后驟然增多的土地沖突，絕大多數是因為取消農業稅后，之前因為農民負擔過重而棄田拋荒的農民回村要求自己的承包經營權，而村社卻已將他們拋荒耕地轉包給其他村民，由此出現了普遍的村莊內的爭奪承包經營權的沖突。這樣一種土地沖突與征地無關，也僅經過大約兩年時間即已平息。實際上的征地沖突一如過去。只是，媒體似乎從此特別關注征地拆遷沖突的報道，網絡上開始到處是關于血房地圖的新聞或小道消息。這些報道反過來又激發了征地拆遷中的釘子戶行為和沖突的烈度。

　　不計算爭奪農村承包經營權的村莊內部沖突，僅僅就征地拆遷來看，當前征地拆遷中的矛盾無疑是突出的，其中演化為群體事件的也有不少。不過，相對于中國正處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所征收土地的規模，以及征地拆遷所涉及巨大利益調整，當前征地拆遷中發生沖突實在是很正常的事情，且應當說，這些沖突仍在可控范圍內。很多年前，媒體、學界乃至政策部門都認為，征地拆遷的矛盾會快速增多，可能不可控，導致嚴重后果，現在看來，這些預言也是言過其實了，甚至可以說是完全錯誤的。反過來，如果繼續保持目前的征地拆遷制度不作大的改變，征地拆遷中的沖突仍然會有，同時也仍然可控。再過十多年，中國快速城市化就已經結束，再也不用征地，拆遷也會大幅度減少，那個時候，征地拆遷這個天下第一難的工作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征地拆遷是天下第一難的工作，是因為征地拆遷涉及巨大的利益調整，這個時候，不同利益主體都會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用計謀。斗智斗勇，甚至引進各種媒體、社會力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乃至謀取不當利益，乃是常態。相對來講，征地工作中，因為土地面積可以測量，土地補償有嚴格的國家和地方標準，在征地補償上面的利益博弈相對平和有序。為獲得土地附著物的補償，農民往往會在征地前大量建房子種樹修墳墓，這個補償不大好辦。更不好辦的是拆遷。征地就一般會涉及到拆遷，拆遷房子如何計算價值，如何計算面積，如何計算新舊，如何計算裝修，要遠比征地復雜得多。因為不同房子面積、裝修、新舊的差異，拆遷補償難以做到標準化和一刀切，這就使有的農戶可能當釘子戶，坐地要價。

　　這些敢當釘子戶的農戶，他們兄弟多、關系廣，見過世面，敢于暴力抗法，甚至他們有親戚在當記者和律師，有兄弟在當處長，有朋友在黑道上混，他們就非得比一般農戶多要幾十萬元補償。地方政府為了按時順利拆遷，最終不得不多給幾十萬元補償。而這個多給的補償遲早會被其他農戶知道，其他農戶就認為，他們并不是反對征地拆遷，而是反對征地拆遷中的不公平和不公開。國家不能在征地拆遷中讓老實人吃虧。因此已經拆遷的農民就集結起來向地方政府要公平和公正，要增加補償。

　　就全國絕大多數地區情況看，農民盼征地盼拆遷是常識，因為即使按當前國家征地拆遷的補償標準，農民從征地拆遷中也是可以得到好處。征地前，農民的土地只能農用，而農用價值相當有限，若出租，租金最多也就每畝幾百元。征收農地的標準是按土地年產值乘以30倍(中西部地區往往沒有達到，而東部沿海地區和大城市郊區又已超過)，這樣的補償就遠遠超出了農業產出。況且發達地區普遍在征收農民土地補償以外，留5%~10%的土地用于安置，這個留地安置的土地，動輒數百萬元/畝，平均到每畝征用土地上高達十多萬甚至數十萬元。

　　更大的利益來自拆遷。拆遷之前的農房是不能進入市場的，農民只能自住，沒有價值。拆遷后一般都會按1:1的面積置換商品房，農民農房面積大，最少也要置換兩套商品房，一套自住，一套賣掉，賣百萬元以上不是難事。對于過去一直從事農業生產、現金收入十分有限的農戶來講，征地拆遷之后，不僅有了一套價值百萬元的商品房，而且有百萬元的現金，他們當然是盼望征地拆遷的。正是征地拆遷可以有巨大變現的利益，農民實際上都很清楚地希望征地拆遷。當前全國大規模征地拆遷，表面上看沖突很激烈，事實上卻可控，也是這個原因。

　　表面上看沖突很激烈，原因也很簡單，畢竟，征地拆遷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其中有太大利益。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做出堅決抗拒征地拆遷的架式，就可能從征地拆遷中得到更多好處。因為利益巨大，國家只讓一點好處可能就是幾十萬元，比自己全家過去幾十年所有農業收入加起來還多。因此，在征地拆遷中，做做抗議的樣子，甚至假戲真做，冒點風險，逼政府讓一點步就是巨大利益啊。何況政府讓步，又不是由他們私人出錢，國家的錢，不要白不要啊。當然，在做樣子的過程也可能失手，一失手，出現了傷亡事件，抗議者受到損失，征地拆遷的地方政府負責人要受處分，媒體悲情報道，小事變成大事。

　　最終征地拆遷結果，兩邊皆大歡喜。地方政府征地拆遷發展城市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農民拿到征地拆遷補償開始幸福生活，面對突然到手的百萬元的現金，過去手頭從來沒有錢的農民很難把持得住，因此在全國農村普遍出現了征地拆遷到哪里，賭博公司開到哪里的情況。農民拿著征地拆遷補償款胡吃海喝，買豪車，甚至吸毒。時間稍長，坐吃山空，而因為有過大錢，而不再看得起也不再愿意出賣勞動去賺小錢，生活很快陷入困境。

　　生活陷入困境的征地拆遷農民為自己困境歸因，認為是征地拆遷讓自己陷入貧困，因此向地方政府找補，地方政府煩不勝煩，由此出現征地拆遷的持續大規模的群體上訪。

　　從以上描述看，征地拆遷其實有五步，分別是之前的盼征地拆遷，之中的利益博弈，之后的幸福生活，再到返貧，再到找補。這其中關鍵并非農民不愿意征地拆遷，也不是補償不到位，而是用現金補償的方式容易出問題。因此，當前全國各地都在探索新的補償方式，改現金補償為留地安置、社會保障等等。當前全國各地探索征地拆遷補償辦法的實踐十分重要，是當前征地制度改革的關鍵、重點和要害所在。

　　有趣的是，當前媒體、學界乃至政策部門卻有一種思路，認為征地制度改革的關鍵是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縮小征地范圍，允許農地直接入市，甚至認為城鄉建設用地應當同地同權同價，試圖通過給農民更大土地權利及通過市場化的辦法來解決當前出現的征地拆遷的沖突問題。這種土地改革思路甚至成了主流思路。這種思路顯然缺少對當前征地拆遷實踐及其沖突原因的起碼了解，是完全錯誤的主張。

　　具體地說，給農民更大土地權利，也就意味著在征地拆遷中，農民有更大的反對征地拆遷的能力，就有更大的在征地拆遷中進行利益博弈的能力，其結果一是進一步增加農民從征地拆遷中所獲補償，二是使征地拆遷更難進行。其中原因是，土地不可移動，而城市只可能平面擴張。這樣一來的結果是，特定區位上的農民有了更多的談判權和利益博弈能力，從而獲取了更多利益。但實際上，當前征地拆遷中發生沖突并非因為農民認為補償太少所致。利益越大，農民權利越大，利益博弈就越是激烈，其結果就是要么征地拆遷無法進行，要么征地拆遷會導致更嚴重的沖突。

　　也就是說，當前主流的解決征地拆遷沖突的所謂“縮小征地范圍”，“城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同價”，“農地自由入市”的政策建議，不僅不能解決征地拆遷中的沖突問題，而且可能帶來更激烈的沖突，和形成一個巨大土地食利集團。

　　總結一下，在當前中國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面，大規模征收農地和在征地拆遷中產生巨額利益如何分配，必會引發激烈利益博弈，并可能表現為激烈沖突，但因為征地拆遷給了農民足夠利益補償，農民本質上是盼征地拆遷的。也是因此，征地拆遷的沖突是可控的。現行的征地拆遷制度也因此是有效的，是不應當改變的。唯一要改變的是要進一步完善征地拆遷補償的方式。

　　再過至多20年，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就已結束，征地拆遷就成為過去時。在大約20年前開始變得突出起來的征地拆遷沖突，至今沒有結束，也沒有激化。同樣，未來20年征地拆遷沖突也不會結束，同樣也不會激化。我們要以平常心來看待征地拆遷中的沖突。

　　反過來，在如此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在如此巨大的征地拆遷利益分配中，沒有沖突才真正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以為有了沖突就必須解決的想法，不明白這個世界就是由矛盾和沖突組成的，矛盾和沖突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正是在矛盾與沖突中，這個社會形成的利益博弈多方的均勢，保持了動態的穩定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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