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宏圖曰：一個自稱河南的農民姓鄔名榮華的寫了一封信，專呈習總和共產黨中央的，很有意思。我不妨邊讀邊評。當然，我不想就鄔姓農民的每句話做“點評”，只想就他的某些核心觀點做出評論。有不周全處，誠諒解也！此信來自：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412/70673.html。
尊敬的習總書記和中央的領導們，您們好！
（一、個人經歷）
我是來自河南信陽固始縣的一位農民，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我自幼以來都在想怎么樣能讓父老鄉親更快地過上幸福的生活，能讓社會和個人少浪費資源多創造財富。可是我踏入社會奮斗了二十多年，無法實現我個人的理想和抱負。我原來剛踏入社會的時候由于家庭條件的限制和自己社會經驗不足，我自主創業許多次，奮斗了十幾年都一次次的失敗了。我去過北京、上海、廣州、哈爾濱等等全國許多地方，那時候我出門從來沒有住過賓館、旅社，夜間都是在大街上度夜。也從來沒有坐過出租車，都是步行或坐公交車。我1992年還在上高中的時候放暑假去蘇州打工，有過連續五天除了在公路上撿了一次西瓜皮吃以外沒有吃任何東西的經歷。我1998年十一月份在北京當時下著大雪，氣溫零下五六度的情況下，我又一次連續三四天沒有飯吃的經歷，夜間就呆在北京西站的大門外，當時沒有凍死餓死算我命大呀！我深深地體會到個人創業多么艱難，成功的機率是多么的微小！我時刻都在想如果是毛主席時代，我怎么會遭受這么多的苦難，在這個社會還會有多少人和我一樣在遭受著甚至比我更苦的苦難呢？那時候我個人的事業沒有成功，原來的老婆也跟別人跑了，沒有人能看得起我，更談不上讓父老鄉親們過上幸福生活了。現在我的事業不算是多成功，起碼家鄉的人們都認為我有能耐了，可是我想帶領他們共同致富還是非常難，他們根本不接受不配合我的工作，我想在這個社會做點好事都做不成，到底又是為什么呢？
鄧宏圖點評：創業不易，是的確的。在市場條件下讓每個人創業，正是克強經濟學之要義。明知不易，亦出臺大家均創業之政策，是制度錦標賽思想對政策滲透之結果也。雖然成功率不高，但讓每個參與者均懷夢想，即證政策成功了，即證政策與市場法則吻合。市場只認理性，不認人性，此話矛盾之極，卻合辯證，前者乃新古典之理性，后者乃馬克思“人是社會生活關系之總和”之“人性”，新古典勝馬克思，則“理性”勝“人性”也！
市場鼓勵原子式的創業，則“組織起來”就要花成本，成本大得無可組織，則克強經濟學就能顯示其威力。
（二、目睹集體經濟走向私營經濟）
我是1974年出生的人，我們家鄉是1982年土地到戶，那時我已經記得我們村里有大型拖拉機、插秧機、脫谷機，一大塊十來畝的地半小時的功夫就犁完了，土翻的有一尺來深。可后來拖拉機停在我們學校的校園內不用了，農民都開始用水牛耕地，翻的土深連原來大型拖拉機翻的一半深都沒有。插秧機、脫谷機也都不用了，改用手工插秧、稻子收割后攤在平地上用牛拉著石滾在上面來回的壓。再后來那些機械都被人一點點拆賣廢鐵了，那時我就想這都是怎么回事呢？好好的機械不用賣廢鐵，人們都寧愿吃苦手工干呢？后來才知道大塊的田都中間打上田埂分割成小塊給一家一戶的種，那些機械都用不上了，即使能用上，都各干各的了，會使用機械的人他也不幫你干，他自己也不用，用了別人會反對有意見，所以大家都不用了。家里勞力少的都讓小孩退學回家放牛，幫助家里干活。因為上學的少了，各鄉里的高中和各村里的初中學校都逐漸關閉，我上初高中時都要跑到十幾里甚至幾十里外的地方去。這樣一直到九幾年才逐漸有了小型農機，家家戶戶都開始買小型手扶拖拉機，因為有好多田塊太小手扶拖拉機也下不去，每家都還要有專人養耕牛。到2000年前后城市開始了房地產開發，農村種地除了解決溫飽，每年根本沒有結余，年輕的農民開始放棄土地進城務工，大部分是從事建筑業。年老的在家種地照看小孩，有的確實種不完的就拋慌了，一直持續到現在。
點評：在中國的改革家看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必然要拋棄“組織”，必然要拋棄人民公社，必然要一萬次，一萬零一次地宣稱毛澤東式的人民公社是失敗的制度，必然要一萬零二千次地證明包產到戶仍偉大的制度創舉，至于歷史的真相是什么是無關緊要的。即使人民公社提供了八萬座水利設施，有恩于承包責任制，亦可一無是處地被“污名化”，這就是現實，盡管這不是全部的現實。
其實，從嚴格的學理分析出發，我們并不能證明人民公社作為組織本身是低效率的。出于全面工業化的目的，農業剩余轉化為工業積累是多了些，這種宏觀分配效應對農民的積極性是有影響的，但是，這與工業化戰略有關，與組織效率是兩回事。如果否定農業組織的效率邏輯是成立的，那么工業組織的效率一旦出現問題是否意味著就要全盤地把所有的工業組織形式均棄之不用呢？股份制沒有效率問題？合伙制企業沒有效率問題？家族企業沒有效率問題？混合制企業沒有效率問題？順便指出，混合制企業的本質就是股份制，只不過某些出于政治目的的政客們和改革家們需要一塊遮羞布，既想做婊子，又要一塊貞節牌坊，于是就大張其鼓地推進什么混合制改革。所有這些企業，難道沒有效率問題？都有效率問題，那么實施一種良好的、適用的治理方略就可以了，怎么能一出現效率問題就反推到所有制上去了呢？把一切效率問題全部地等同于產權問題，這就是當今改革家的單向思路的偏狹認識。“改革原教旨主義”就是這樣產生的。
（三、現實農村存在的問題）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至今，農民的種地積極性一直在減退，家庭承包制固有的弊端日益暴露。青年人背井離鄉，老年人不但沒人照顧還要一邊種田一邊照看孫子孫女，農村少年兒童嚴重缺少父愛母愛，心理健康問題突出，中小學生輟學現象極為普遍，少年男女偷情成風；男女老少都整天打麻將賭博，不把心思放在正業上；公共水利設施嚴重破壞，農業靠天吃飯現象重現；住宅分散土地資源浪費嚴重，農民科學種田意識淡薄，老人無力精耕細作，深耕施肥已經不復存在，單位產量多年沒有增長；農田土壤板結嚴重，種田全靠農藥化肥幾乎沒有人使用有機肥料，有機農業成了奢望，就連農作物秸稈也不能還田，全部焚燒不但不能充分利用還嚴重污染環境；農業購銷渠道不暢，信息匱乏，地霸商販欺騙農民現象層出不窮；集體意識消失，小農意識濃厚，大家為了土地等個人私利你爭我斗；一家一戶本來就很少的幾畝土地還四分五裂，機械化難以實現，小型農機耕種效率也難以提高。人們各自為政、人心渙散，農民們多次上當受騙的教訓使大家提高了警惕，對任何人都抱著疑心看待，要把大家的土地集中起來規模經營難以統一，他們令可拋慌也不愿加入合作社，他們現在除對政府還有一些信任，都反映如果是政府統一收回進行集體經營大家就誰也沒說的。現在大部分農民愿意把土地流轉給別人每年或一次性凈得多少錢，并且還不允許你把他的土地與別人的土地進行整合，這樣還不能做到統一流轉，流轉的土地還是四分五裂不能形成規模，還是小塊耕種不能規模經營，有種田經驗的農民也沒有誰能拿出那么多錢進行大面積流轉，只有城市的大資本家來流轉，這樣就自然造就了解放前一樣的地主土豪，到那時才真正是回到解放前了。“集體意識嚴重缺失”是當前社會的極大悲哀。這種農村狀況與舊社會的私有制相比，沒有什么兩樣，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人們本來對土地私有的意識就在不斷強化，政府反而還要給他們確權，確權后就可以公開買賣或者抵押貸款，農民賣了土地只有和舊社會一樣做長工或短工，即使不賣你東一塊西一塊的也難以經營下去，再說了農民哪家不會遇到困難，原來有了困難親友鄰居都來幫助，現在都自私自利越是窮人越沒人幫助，越是有錢人越是有很多的人去支援。到那時窮人有了難處就只有拿土地去抵押貸款了，這樣大多是抵押出去就再也無力贖買回來了，慢慢的農村將是大地主大土豪的天下了。到那時何平同志所指出的“違約用地、違規占地、違法賣地、暴力征地”等四地問題必定會更加嚴重。
點評：何須鄔榮華說，這里所有的問題但凡具有正常思維的人均能想到。但別忘了，大家在這里所痛詬的，正是精英政策制訂者或者說頂層設計者所需要的，所樂意看到的。他們從不勝任“組織起來”的農村，他們只勝任原子式的農民，認為這才是市場法則的“天然要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于原子式的農民被資本家或者高利貨者所剝奪，那也是市場法則自然地發揮作用的結果，與人的主觀能動性毫無關系，再說，主觀能動性必須首先要符合市場原則，只要是市場原則在起作用，那么資本與土地間的交易只不過是一種交易，土地價格究竟如何確定，那也是雙方討價還價的產物。因此，所有認為目前農業政策不合理的人，都不過是毛澤東集體路線的遺老遺少，而對付遺老遺少的手段與市場手段一樣，假以時間，則一切自然消失，于是不僅市場法則獲得勝利，那也是生命周期的自然辯證法的勝利。這就是改革者的鐵的邏輯！你懼怕資本下鄉嗎？克強經濟學告訴你，這才是中國農業進步之動力，應當歡迎資本下鄉而不是反對它！至于在資本與土地的博弈中有大量的農民被剝奪和被邊緣化，沒有關系的，那就讓進一步的市場化和商業化來“解決”這些問題。對克強經濟學來說，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必須也必然要依靠進一步深化改革來解決。
既然已經選擇了承包制，而且以法律的方式使這種制度剛性化，盡管它同樣面臨著諸多的純經濟效率問題，比如缺乏規模效率和范圍經濟，又比如它無法使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無法使農業成為品牌農業和商標農業，無法從此種原子式的組織和相關制度出發來在中國的廣袤農村構建星羅棋布的小城鎮從而履行早先共產黨的消滅城鄉差別的政治諾言，但是，既然在改革的總的方略上這個改革黨已經不止一億次地宣稱集體組織是違背人性的，是毫無效率的，那么它怎么可能徹底拋棄家庭承包責任制這種被作為偉大的改革成果的基本的經濟制度呢？給定這個強而有力的、早就剛性化的政治經濟的制度，接下來的唯一的政治經濟的選擇當然就是使更多的大資本“下鄉”，來剝奪早就被虛擬化的土地所有者。所有這一切，都早在頂層設計的“法眼”之內。你所反對的，正是頂層設計所需要的！
（四、與繼續走集體化道路的村社作對比）
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其說這一改革讓中國農業停滯30年，倒不如說它讓中國農業倒退60多年。當年安徽小崗村的沈浩書記說的好：“大包干讓小崗村一年跨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現在李克強總理也說了：“土地也能產出黃金，但小塊不行，要靠大塊，一戶農民一畝三分地哪能行嗎？”是呀，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前，土地是集體成片經營的大塊，農業已經初步實現部分機械化了。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土地包產到戶小塊經營，農業機械全都報廢了給國家造成了多大的損失，還重新回到了解放前的小農經濟時代。一直到現在國家在農業方面要科學技術有科學技術，要農機設備有農機設備，就是缺大塊的農田土地，現在中國的農業仍然還是解放前的小農經濟時代，這難道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中國農業倒退60多年嗎？再看看全國少數幾個地方沒有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如河南的南街村和劉莊村、河北的周家莊鄉、山西的大寨村、江蘇的華西村等繼續堅持集體化經營的村社，30多年過去了，他們不僅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早已跨越了小康，進入了現代化，實現了農業生產機械化，農業管理企業化，農業科技信息化，農業發展生態化，農村生活城市化，農村民主大眾化，農村保障集體化。實現了免費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藥、免費養老、部分日常消費用品還能免費供應。他們的村民長年全家團團圓圓，過的是無憂無慮幸福輕松的生活。相反，我們這些走小崗村道路的廣大農村至今沒有實現小康，我們的小家庭幾口人各奔東西，過的是壓力無法形容的度日如年的生活。這一鮮明對比，促使越來越多的人重新認識集體化道路。從而產生了一大批新型集體化村，如：江蘇的蔣巷村、長江村、三房巷村，河南的北徐莊村、龍堂村，黑龍江的興十四村，北京的韓村河村、竇店村、留民營村，浙江的騰頭村、航民村，河北的白沙村、半壁店村，湖北的洪林村，四川的寶山村，江西的進順村，山西的東四義村、山東的西霞口村，廣東的崖口村，深圳的南嶺村，大連的后石村，廈門的馬唐村等等。
分田到戶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使“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果當年不全國一刀切都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是只在一部分地區實行，留一部分地區像華西村他們一樣保留集體所有制經濟不變，允許那些不愿意分田到戶的村社繼續集體化經營，那么，肯定又是一番景象了。今天就會有更多的華西村、南街村。假如華西、南街等新型集體化村改革后同樣放棄集體化道路，注定這些村的今天比小崗村好不了多少。同樣會導致嚴重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那現在怎么辦呢？政府說搞土地流轉，可全國六億多農民一流轉至少要有五億多失去土地，這五億多農民當中有一億多可以留在農村象解放前一樣給地主做長工，還剩下四億農民讓他們到哪里去？吃什么？有人說進城打工，可受資本操縱的市場經濟避免不了經濟危機，一發生危機就至少要好幾年，甚至十幾年，這么多人到哪找工作去？就不說發生經濟危機了，就是不發生經濟危機，我看這么多的人就很難找到工作了，到時候難民營、貧民窟肯怕到處都是了。
家庭承包制不僅使中國農業倒退了幾十年重回小農經濟時代，而且害得我們這些老百姓拋棄老人和孩子、骨肉分離到處奔波，到處碰壁到處撞墻，撞的我們頭破血流。我們年輕人吃苦不說，七八十歲的老人在家無人照顧受罪不說，最遭殃的是80年代以來出生的小孩，他們沒有得到父母的溫暖和教育，他們的心理走上了孤獨，對他們今后一生的成長都將產生嚴重的不良后果。這一代人對國家未來的不良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去年中央電視臺采訪一個留守小學生，問她想讓爸媽回來帶什么禮物時，她回答說：“我什么禮物都不要，只要爸爸媽媽回來就是給我最大的禮物！”可見我們的孩子是多么需要父母的溫暖。這還是有父母的孩子就這么渴望父母在自己身邊，更何況那些父母離婚或是在外打工傷亡沒有父母的孩子呢？他們不更渴望父母的溫暖嗎？現在我們的農村狀況非常令人擔憂，我想請問我們農民今后的生活出路在何方？
點評：唉，限于時間，不能再詳盡地點評了！你說華西村、南街村，還有什么大寨村好，他們就說，沒有市場體制，這些村莊能好嗎？這些所謂集體經濟豈不是借著市場化才發展起來的嗎？呵呵，不錯啊，這不正說明毛澤東式的集體組織不也可以與市場體制兼容嗎？為什么三十多年前，你們，你們這些杜潤生們，你們這些萬里們，你們這些小平們要對集體組織趕盡殺絕呢？你們想留下一些古董讓世人們“瞻仰”，以便力證你們的承包制是偉大的制度創舉，而人民公社則只是一個歷史笑話，結果，作為歷史笑話的古董們卻獲得了成功，而作為偉大歷史創造的承包制則遭遇著一系列的“滑鐵盧”，先是“農村真窮，農業真差，農民真苦”的“三農問題”，爾后要開幕、要“入場”的則是資本和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三是鴻溝越來越深的城鄉差別，四是現化化的農業千呼萬喚出不來，最后只有把資本家先生請到農村去，以便建立起以資本為絕對主導的美國式的農業現代化，但由于農民基數大，你們的美國式的農業現代化也無法穩健地建立起來。即使如此，你們這些杜潤生們仍不能很好地總結歷史經驗，陷在原子式的產權理論和小農式的承包制的制度陷阱里難以自拔。
（五、國外的集體經濟現狀）
我們的集體經濟被解散了，我們的人民公社被廢除了，可以色列不僅有300個人民公社繼續存在，而且發展到今天，已明顯體現了共產主義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特征。社員沒有工資，只領取有限零花錢，所有的大開支都有集體負擔，吃飯、住房、汽車、大件家電、醫療、養老、兒童教育、繼續教育等全部由集體負擔。他們有集體食堂，所有食物免費，社員的零花錢足夠其購買化妝品、禮品、出門旅游等特殊需要。另外，公社沒有雇傭關系，大家共同富裕，體現以人為本，真正遵循自主、自愿、民主、自由、平等、公平的原則，凝聚力極強，具有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現代企業管理理念。這些不正是我們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嗎？
日本的共產村山岸村不僅與南街村的情況極為相似，而且發展規模和公有化程度超出我們的想象，現有30多個實顯地幾乎遍布全日本，并擁有土地約1000多公頃。他們還在海外設立了7個實顯地，分布于泰國、韓國、澳大利亞、瑞士、美國、巴西等6個國家，共擁有土地1200公頃。目前山岸會的會員約有30000多人。
在以色列、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都能非常成功的發展集體經濟，而我們生活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盡然不能發展集體經濟，工商管理部門盡然還停止了新辦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審批。
點評：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定然的！但是，中國改革家們所需要的石，不是這塊“集體經濟石”，而是美國的“農場石”，是“美國夢”，他們要用“美國的農場夢”（這個夢在美國當然成了現實了），來攻中國的“農業玉”，但最后收獲的是頑石呢，還是璞玉呢？這就需要克強經濟學來解這個方程了！
（六、只有發展集體經濟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改革后國內的南街、華西等新型集體化村，國外的共產社、共產村等之所以被民眾向往，其共同點都是依靠“民營集體經濟”的發展。他們具有“全體成員共同所有、獨立自主、民主管理”這三個共同的特點。“民營集體經濟”的先進性不僅體現在生產資料及勞動創造的利潤歸全體成員共同所有，而且體現獨立自主、民主管理的權利，這樣充分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要同時具備這三個特點，全民所有制企業只能做到“獨立自主、民主管理”兩項，而做不到內部“全體成員共同所有”。私有制企業還不如全民所有制企業，它只能做到“獨立自主”一項，而不可能做到“全體成員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可見只有同時具備以上三個特點的“民營集體經濟”才能健康發展，只有發展“民營集體經濟”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最佳選擇。
改革前三十年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化改變了中國農民長期一盤散沙的狀態。集體主義思想，愛國主義思想在農村乃至中國大地不斷興起。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依靠農民自身力量的前提下，類似紅旗渠那樣的水利工程，既是舊社會私有制下不敢想的，也是今天家庭承包制下無法做到的。在改革后的三十多年進程中，政府放棄了對人們共產主義信仰的教育，大力鼓勵個人私利，經濟上大力發展私有經濟，放棄了共產黨的“共產”原則，從而造成全社會崇尚資本主義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歪風邪氣，社會上詆毀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甚至政府的各級領導部門也大量混進了反動分子，他們大肆鼓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民主自由，利用國家機器打壓人民群眾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正義事業。在這危急當頭，中國共產黨充分認識到了亡黨亡國的危險，并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正式提出要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可是國家有些部門的實權仍然被反動派們控制著，私有化進程不但沒有減緩反而更加快了步伐，并且在有些地方工商部門還停止了新辦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審批，有些地方的公安部門盡然連人民群眾自發組織紀念毛主席活動都不允許。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占據中國社會經濟的主體地位，現今中國社會的一系列問題和弊端，根源都在于資本主義私有生產方式。中國要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建設合諧的社會主義社會，從而實現中國共產黨的最終奮斗目標共產主義，政府必須建立起以集體經濟組織為基本生產單位的社會主義經濟架構。才能解決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和困難，實現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和繁榮。到那時何平同志所指出的“違約用地、違規占地、違法賣地、暴力征地”等四地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點評：由于鄔榮華談到了一些意識形態問題，我就不點評了，只能“呵、呵、呵，......”了！
（七、呼喚中央及時出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促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歷經了前30年幾乎完全公有制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和后30年多種所有制混合的市場經濟時代，現在逐步走向了幾乎完全私有制的自由經濟時代。總結共和國這三個時代的每一次改革幾乎都是全國統一行動，要么成功全國上下皆大歡喜，取得經濟快速發展進步。要么失敗全國各地都遭殃，造成全國經濟遭受損失，甚至造成某方面經濟停滯幾十年，更甚至是倒退幾十年。本人建議中央今后在農村經濟改革方面不要再全國一刀切了，采取一部分省區引導走民營集體化道路，一部分省區走土地自由流轉的道路的辦法，這樣即可避免全國一刀切造成失敗的重大損失和付出慘痛代價，又可以形成互相學習借鑒的優勢，達到成功與失敗、或優點與缺點的互補。
為此，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針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給予集體經濟的政策導向，積極引導、鼓勵、支持農村發展“民營集體經濟”，從政策扶持及發展方向上確立“民營集體經濟”在農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在村級組織增設農村集體合作社機構，由全村村民直接投票選舉合作社社長和其他管理人員。土地歸村集體所有，不能確權到個人名下（如果確權到個人名下，后來新增人口沒有土地怎么辦？沒有子女繼承的老人死亡后的土地承包權歸誰？長期會造成有人無地、有地無人的現象），方便集體成員自由進出，個人可以從一個村集體流動到另一個村集體中去（當然必須得到接收方審核同意才能加入）。現在已經取消了城鄉戶籍界限，到那時，城市人口也可到農村的集體合作社工作，成為農村集體合作社中的一員。農村的人口也可到城市的集體企業工作，成為城市集體企業中的一員。從而形成城鄉人口自由流動，利用市場的需要合理配置城鄉人力資源。
現在是依法治國的時代，其它各種法律幾乎健全，可就是沒有一部規范集體經濟的法律。所以也希望國家能夠盡快出臺一部促進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健康發展的法律，規范集體經濟的組織和行為，保護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發揮集體經濟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盡快結束農民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格局。中國農村的發展，只有堅持集體化的發展方向和自主經營、民主管理的原則相結合，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
點評：鄔榮華以一介平民之身，所思所慮如此深刻，是難能可貴的。他呼喚一部“集體經濟促進法”于情有理，于法有當。你們的憲法不是寫著公有制為主體么？不是要依法治國么？那就示范一個“先”？！鄔榮華的所思所慮，在我看，不知要比陳錫文，還有杜潤生這類所謂專家和老一輩革命家要高明多少。所謂民間出英雄，此話不虛啊！杜潤生也算老一輩革命家么？他只不過是毛澤東的中國革命的同路人罷了。這類“兩頭真”式的老人，不要也罷！！
河南信陽 鄔榮華
QQ：149729704
2014年12月12日
附：《何平：有關土地問題致陳錫文同志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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