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威廉·韓丁是一位公認的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研究專家。在《大回潮：1978-1989年中國的私有化》一書中，韓丁對1978年鄧小平上臺以來所推行的中國農村改革提出了新的分析。在這本書中，韓丁講述了這場改革是如何從1980年的“家庭聯產承包制”開始的。然而，令韓丁感到驚訝的是，鄧小平迅速將它擴大成消除農村的全部集體所有制。[1]

　　從1978年到2004年去世之前，韓丁每年(除了有一年外)都會在中國居住5到6個月。他“從遠處觀察這場改革---即使不是在中心的話”。從1980年到1985年，韓丁擔任內蒙古聯合國草原管理項目的顧問。同時，他還在長弓村幫助他的農民朋友實施農業機械化。[2]中國推行的私有化既同他的聯合國草原管理項目沖突，也與他的長弓村項目相沖突，這一點不久就變得非常清楚。在花費了400萬美元和進行了大量艱苦工作后，內蒙古的聯合國草原管理項目被迫取消。由于鄧小平的私有化計劃，長弓村的綜合機械化項目在耗費了大量財力以后也停止了。由于土地被劃分為若干份并分配給個人所有，所有機器都閑置生銹了。韓丁寫到：“這兩次經歷震撼了我。不僅因為我個人在這兩個項目上都投入了大量心血與汗水，還因為我知道還有許許多人也為之做出貢獻，他們為項目的成功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以及項目成功對中國的‘未來’多么重要。”[3]

　　當乘飛機飛往上海并看到一幅獨特的場景以后，韓丁驚呆了。他將這個場景比喻為分布在中國中部1000多公里土地上的“絲帶狀的農田”、“意大利式細面條狀的農田”和“面條狀細長的農田”。他悲嘆地寫了下面這段話：

　　“在數十年的革命斗爭之后，中國的農民最終擁有了這樣的生產規模和農業制度，使他們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導向的機械化武裝的城市居民兄弟們一起，多少能算同步地進入現代社會。可到頭來卻成了這樣!就像熒光屏上閃過的一個小小的亮點，曾經有過的規模化生產，曾經有過的制度，就這樣消失了。在歷史的書卷中，這新的一頁剛剛翻開，卻又馬上后退了千百頁，又一下子回到了起點。”[4]

　　鄧小平的農村改革始于停辦人民公社和農業私有化：“這個政策很快導致農村人民公社的瓦解，并重新以家庭作為生產的基本單位。”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98%的農民都被迫退出人民公社：“‘一刀切’地完成了去集體化……盡管他們中很多人都不喜歡這個新體制，但是礙于政治壓力，農村官員只能不顧農民的意愿而堅持貫徹執行。”[5]

　　這樣做帶來了如下問題：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化真的如此失敗，以致于他們要采取這種激烈的措施嗎?一群研究和分析這個問題的中國年輕的經濟學家認為，30%的人民公社經營良好，30%表現極差，中間的40%可以說“有發展潛力也可以說存在危機，總之面臨著很多問題”。[6]

　　韓丁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里，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經是非常難得的成就”，因為這個30%意味著2.4億人。如果2.4億人能達到較高的生活水平并富裕起來，那么通過較好的領導、政府援助、專門指導和辛勤工作，另外貧窮的2.4億人也能生活得很好。這也同樣適用于中間40%的農民。[7]

　　讓韓丁最為憤怒的是私有化進程。他說：

　　“在瓜分集體資產的時候，有影響有關系的那些人……能夠以極低的價格((經常是實際價值的1/3甚至還少)買到主要資產。但是，他們能夠很容易地從國家銀行拿到貸款，最后經常也沒有按條件償還貸款。特權階層如此盡情地侵吞財產，恐怕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這場交易的規模之廣、對普通社員利益的損害之深真讓人難以想象。”[8]

　　韓丁還寫到，農業私有化的后果之一，就是破壞了農村的基礎設施。他認為：“無論怎么看，農田道路，特別是用于灌溉和防洪的水庫、水壩、堤防和梯田都是驚人的成就。但是在后毛澤東時代，現存的大部分基礎設施都被忽視，最終遭到破壞。”這造成20世紀80年代灌溉農田的數量減少了1%，并且給未來的中國農業帶來了可怕的后果。[9]

　　去集體化的其他負面影響包括：“取消了曾經由公社和大隊提供的吃、穿、住、醫、葬等‘五保’費用”;農村教育和醫療設施不斷惡化;環境破壞;放棄機械化等。韓丁認為：“這個新的土地分配實際上排除了農業機械化。許多農學家相信，要在未來實現中國農業生產和生產力的持續有效發展，農業機械化是最有效的一條道路。”[10]

　　中國的兩極分化問題也十分嚴重，也許會引起社會沖突。一方面，在“一部分人必須先富起來”的口號下，中國農村出現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們是靠與官員的關系并受到優待才致富的。確實，許多官員能夠把肥沃的土地轉包給這些少數的幸運兒，重現“1949年以前農村經濟中出現的剝削性的轉租協議”。另一方面，農村中還有一部分處于失業狀態的窮苦勞動力——他們的確沒有任何“官方關系”。[11]

　　中國農業私有化和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國遭到普遍反對。但是到最后，通過高壓政治或開除黨籍的威脅，只有1%的村莊維持了原先的集體化。以河南著名的南街村為例，在經過幾年的私有化以后，當地農民決定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化制度。現在，這個村能夠為村民提供免費的食物、醫療、住房和教育。[12]

　　在返回集體化制度以后，南街村開始從事食品加工和農業生產。1995年，他們生產方便面和鍋巴的產值有望超過12億人民幣。南街村的所有企業和農田都由集體所有和管理，農業生產也都實現了機械化。[13]1993年以來，南街村的每個家庭都有一套帶空調設備的三居室公寓。公寓里配備了電視、冰箱和洗衣機。一切都是免費的，一切都歸集體所有。換言之，在中國農村數億農民眼里，南街村的農民生活在烏托邦之中。[14]

　　南街村再集體化的成功對中國其他農村產生了深遠影響，因為對于大部分中國農民來說，中國農業私有化被證明是非常失敗的。據香港《明報》透露，現在中國許多地方都出現了生產合作社。陜西、河南、上海、山東和浙江等地也都出現了集體農場。中國農民現在逐步認識到，對于中國農村來說，私有化計劃就是一場災難。只有通過集體行動，他們才能實現繁榮和社會保障——南街村和中國其他許多合作社的經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5]

　　[1]Hinton, William: “The Great Reversal”, P 13.

　　[2] Ibid.

　　[3] Ibid: P 15.

　　[4] Ibid: P 16.

　　[5] Meisner, Maurice: “The Deng Xiaoping Era”, PP 227-230.

　　[6] Hinton, William: “The Great Reversal”, P 140.

　　[7] Ibid: PP 140-141.

　　[8] Ibid: P 150.

　　[9] Meisner, Maurice: “The Deng Xiaoping Era”, PP 246-247.

　　[10] Ibid: P 249.

　　[11] Ibid: PP 251-52.

　　[12] Kuhn, Anthony: “Retro Communes: China’s New Utopia?”, August 4, 2006, NPR.

　　[13] Cui, Zhiyuan: “How Did Nanjie Village Overcome the Free-Rider Problem?” Perspectives, August 31, 2000.

　　[14] Ibid.

　　[15] Cheng, Eva: “China: Growing grassroots initiatives to re-collectivise farming”, January 25, 2006, Green Left Weekly.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