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在烏有之鄉上發表了《漲了多少：共和國60年來的人民生活水平》，不少朋友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令我受益非淺。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有些看法存在一些問題，較多的說法是“前30年對農村剝奪較多，農民生活水平不高”。最近湖北省巴東縣野三關鎮又發生了逼良為娼的鄧玉嬌案這一惡性案件，表明農村地區很大一部分基層政權已經被黑惡勢力把持。今天，我想談一談我對共和國60年來的農村發展的看法。　　

一、如何分析農村發展　　

農村發展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包括農業發展、農民生活等諸多方面，有時也稱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探討農村發展也必須首先確立分析標準，注重綜合分析，否則，很容易犯大的錯誤。這里我簡單的說幾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1．注意現代化的一般規律　　

不少人說，1978年時我國還在從農業上獲得剪刀差，今天已經補貼農業了，所以說農業政策有了極大的發展。不錯，這的確也是一種發展，但是這樣判斷是毫無意義的。現代化的一般規律是，首先從農業上獲得剪刀差發展工業，然后等工業發展到一定水平再由工業反哺農業。如果沒有當時從農業上獲得剪刀差，工業沒有發展起來，我們今天拿什么補貼農業？像英國歷史上盡管有巨額殖民財富，仍然搞了400年的圈地運動剝奪農民，今天不一樣在補貼農業嗎？認為歷史上英國農業可以和工業同步發展和認為今天英國應該繼續剝奪農業一樣，都是荒謬的。只有進行國際比較，把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比較才有意義。其中，中國和蘇聯可比性最強，本文將主要和蘇聯進行對比。　　

2．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綜合分析　　

有人說：“肚子不會騙人，前30年不少農民吃不飽，后30年農民大多吃飽了，所以農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下文還要詳細說這個問題，這里我只說一句：難道現代人的生活僅僅是吃飯嗎？現代人的生活基本需求包括吃飯、穿衣、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諸多方面。同樣是吃到八分飽的兩戶農民，能免費上學看病的農民和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農民生活水平可能有天壤之別。這種說法單單強調吃飯一個方面，豈不是把人當成了豬？探討農民生活水平變化單單強調溫飽特別是吃飯，對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社會福利因素視而不見顯然是不合適的。探討農民生活水平變化和探討全體人民生活水平變化一樣，除了考慮溫飽問題，必須考慮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顯性的社會福利，同時考慮就業、治安、環境等隱性的社會因素。　　

3．注重長時段分析　　

農業是一個特殊的部門，農業生產和自然條件有密切的關系，具有不穩定性。特別是糧食，豐年和荒年有很大區別。不少人以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1959年糧食減產，隨即出現了三年困難，來證明人民公社不好。可是不要忘了1984年撤銷人民公社后1985年同樣出現了糧食減產，隨即連續好幾年糧食產量沒有達到1984年的水平，這是否可以證明人民公社好呢？顯然，用某一年或某幾年農業的增產和減產判斷農業制度和農業政策的優劣是荒謬的，必須注重長時段分析。應該以10年以上，二三十年作為一個時段來考察，這樣才具備科學性。　　

總之，分析農村發展必須注意首先從農業上獲得剪刀差發展工業，然后等工業發展到一定水平再由工業反哺農業的現代化一般規律；必須進行經濟因素和社會因素綜合分析，不能單單強調溫飽特別是吃飯問題；必須注重長時段分析，不能用某一年或某幾年農業的增產和減產判斷農業制度和農業政策的優劣。　　

二、共和國前30年的農村發展　　

1．集體化和生態農業為中心的農業政策　　

⑴集體化　　

不少人認為1953年集體化才開始，其實集體化從建國之初（某些老區甚至在建國之前）就開始了，1950年到1952年，參加互助合作組織的農戶從10.7%增至40%，供銷合作社社員從2568萬增至13820萬。眾所周知，1953到1956年中國開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到1956年基本實現了農業合作化。1958年中國又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又開展了農業學大寨運動，進一步提高了農業集體化水平。毫無疑問，集體化是共和國前30年最重要的農業政策。　　

對于集體化，不少人惡毒攻擊為剝奪農民攫取剪刀差的政策，這是毫無道理的。前文已經說過首先從農業上獲得剪刀差發展工業，然后等工業發展到一定水平再由工業反哺農業是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個體農業更容易被剝奪，像英國400年的圈地運動，一系列血腥的立法把個體農民變成了一無所有的廉價勞動力，美國100多年的西進運動更是把印第安人幾乎殺絕。而在共和國前30年，農業上獲得剪刀差被壓到了最低限度。僅以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例，1975年比1965年糧食收購價格提高了11%，經濟作物收購價格提高了8%，而1976年比1965年手扶拖拉機價格降低了25%，農用水泵價格降低了37%。共和國還給落后縣大量補貼。像臭名昭著的鳳陽縣，國家1953年到1978年凈調進糧食3﹒6億斤，撥付救濟款5200萬元，貸款1800萬元。這怎么能算剝奪農民呢？　　

共和國前30年為什么注重集體化？應該說集體化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首先，集體化有利于農業發展。個體農民難以承擔水利等公共工程，也無力購買機械設備。其次，集體化是有利于農村經濟發展和城鄉共同發展的一條道路。多數國家現代化中剝奪農民，最終導致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集體經濟可以通過興辦社隊工業就地實現農村現代化，顯然比農民涌入大城市的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病態現代化道路好得多。此外，集體化有利于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農民共同富裕。集體經濟可以通過興辦合作醫療等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平，集體經濟也保證了農民貧富不會過分懸殊。

當然，共和國前30年的集體經濟也存在一些問題，也存在鳳陽縣這樣的落后縣，但是這只是少數。試想，如果每個縣都像鳳陽縣這樣凈調進糧食，那么國家又有什么糧食可供調進呢？對于這些落后縣，應該解決集體經濟存在的問題，把集體經濟搞得更好。　　

⑵生態農業　　

共和國前30年的生態農業模式不為人所關注。其實，共和國前30年雖然很少用生態農業的提法，但事實上生態農業也是共和國前30年的基本農業政策之一。介紹窮棒子社事跡時，就有富農妄圖和窮棒子社競賽，花錢施用化肥，結果化肥施用過多反而減產，窮棒子社施用農家肥則增了產。著名的“八字憲法”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規劃利用）、肥（增加肥料、合理施肥）、水（發展水利、合理用水）、種（培育、繁殖和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加強田間管理）、工（工具改革）主要是傳統的有機農業。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大寨經驗注重水土保持的“海綿田”就是一種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的模式。這一時期南方也大力推廣稻田養魚等生態農業模式。共和國前30年哪一個模范社隊的經驗是大量施用化肥、農藥呢，哪個不是主要靠傳統的有機農業？　　

當然，共和國前30年的生態農業模式并不絕對排斥施用化肥﹑農藥，70年代毛主席還引進了大批化肥生產設備，但毛主席始終堅持主要通過興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種等方法發展農業，施用化肥、農藥只是起輔助作用，同時強調科學施用化肥﹑農藥，控制在不破壞生態的限度內，仍然可以說是一種生態農業模式。　　

2． 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　　

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顯著變化。全國灌溉面積由1952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81年）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70年代農機制造業發展很快。1976年又一新的大型拖拉機制造廠—山東拖拉機廠建成。到1979年，全國有拖拉機56萬臺，手扶拖拉機140萬臺；全國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機，有相當多的大隊有手扶拖拉機。柴油機、播種機、粉碎機等一些農業機械也逐漸投入使用。農業機械總動力1978年比1962年增加了14.5倍。在“大躍進”和困難時期那種人拉犁子、用锨翻地的現象這時就逐漸消失了。中國早在1957年就成立了“中國農業科學院”，制訂了農業科學研究的規劃和任務。進人60年代，有關科研部門培養的小麥、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粱等就開始在生產中推廣。在防止病蟲害方面，1968年我國有關科研部門就解決了馬鈴薯退化等問題，尤其是消滅了數千年來危害中國農業安全的蝗災，取得了重大成果。　　

農業產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糧食產量為例，如果以1949年為起點至1978年，糧食產量由11318萬噸增至30475萬噸，29年間增長了171%，年均增長率是3.5%；以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1952年為起點至1978年，糧食產量由16392萬噸增至30475萬噸，26年間增長了85%；以實現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為起點至1978年，糧食產量由20000萬噸增至30475萬噸，20年間增長了52%，無論從那個角度說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這一時期的農業發展后勁很足，大部分農業產量是后期增長的，僅從1965年至1978年來說，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13年間增長了57%，年均增長率是3.9%。而且6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糧食產量比較穩定，1965年至1978年始終沒有發生大的減產。　　

社隊工業蓬勃興起。不少人說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的一個偉大創造，其實，哪個國家的農村沒有鄉鎮企業呢？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其實是社隊工業。僅從1966年至1976年，社辦工業產值從5.3億元增至123.9億元，隊辦工業產值從38.8億元增至119.6億元。社隊工業發展較早的江蘇省，僅從1965年至1976年，社隊工業產值在全省工農業總產值中比重從6.7%猛增至40%。多數國家現代化中剝奪農民，農民涌入大城市，最終導致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而中國社隊工業是就地實現農村現代化，逐步將農業為主的人民公社變成工農兵學商一體，農民共同富裕的一條科學道路。　　

3． 農民生活質量的改善　　

在拙文《漲了多少：共和國60年來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經涉及農民生活質量問題。這里重點說一個問題，即共和國前30年的城鄉差別問題。不少人胡說共和國前30年“剝奪農民”、“忽視農村”，似乎共和國前30年的城鄉差別擴大了。這種看法是不合適的，是買辦集團長期錯誤宣傳的結果。　　

首先說一說貨幣收入。1952年時城鎮人均年工資為445元，1978年城鎮人均年工資為615元，增長了40%；1952年時城鎮人均年消費為148元，1978年城鎮人均年消費為405元，增長了170%；1952年時農村人均年純收入為57元，1978年農村人均年純收入為134元，增長了130%；1952年時農村人均年消費為62元，1978年農村人均年消費為138元，增長了120%。也就是說，論每個勞動力的收入，農民比工人增長的快許多，但是由于城市逐漸實行了雙職工制度，全體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反而比全體農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長的快。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持久，隨著城市婦女基本上實現了充分就業，每個勞動力的收入增長的更快的農民和工人收入差距必然會縮小。　　

再說一說社會因素。以醫療為例，共和國前30年，特別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實行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衛生工作指導方針，從而使農民的健康水平迅速提高。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農村醫務工作者及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下，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出現了飛躍發展。以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為例，1965年農村只占40％，到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于農村，到1976年合作醫療在全國的普及率達到90％以上，獲得了滿足農民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是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長期困擾農民的天花、血吸蟲等疾病被消滅或基本消滅了。教育和醫療類似，公社普及了小學教育并興辦了大量的中學。治安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改善，黃賭毒絕跡，宗教、宗族等勢力橫行鄉里的局面有了根本改變。農民政治地位也很高，包括高級干部也大量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集體經濟也保證了農民貧富不會過分懸殊。可以說，就社會發展來說，農民生活質量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鄉差別也在縮小。　　

不要忘了，共和國前30年正處于現代化起步階段，一般來說，這個階段是城鄉差別迅速擴大的階段，而中國這一階段城鄉差別沒有顯著擴大，堪稱一個奇跡。費正清、梅斯納等國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盡管對共和國前30年縮小城鄉差別的成績看法不一，但國外幾乎所有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都承認共和國前30年致力于縮小城鄉差別。　　

總之，共和國前30年集體化和生態農業為中心的農業政策，實現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民生活質量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現代化起步階段有效遏制了城鄉差別的擴大。可以說，集體經濟是有利于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共同富裕一條陽關大道。　　

三、共和國后30年的農村發展　　

1．個體經濟和化學農業為中心的農業政策　　

⑴個體經濟　　

1978年開始推行“大包干”，到1984年撤銷人民公社為標志，個體經濟基本上占了主導地位，到2003年以后開始注重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但到2008年仍未改變個體經濟占主導的地位。　　

應該說個體經濟的缺點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個體經濟不利于農業發展。個體農民難以承擔水利等公共工程，也無力購買機械設備。其次，個體經濟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和城鄉共同發展的一條道路。個體農民難以和公司在市場上競爭，“公司加農戶”只能讓農民吃虧。久而久之必然會使農民受到剝奪，拉大城鄉差別，農民紛紛涌入大城市，最終導致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此外，個體經濟不利于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農民共同富裕。個體經濟不僅難以興辦合作醫療等福利設施，個體經濟的惡性競爭必然會導致農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當時農民說“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僅退回資本主義，而且退回封建主義，倒退了2000年”，“如果老牛會說話，也要到北京去告狀”。　　

既然個體經濟的缺點顯而易見，為什么有些人卻把個體經濟吹到了天上？公開的理由是增產，的確，“大包干”的頭幾年，從1978年為起點至1984年，糧食產量由30475萬噸增至40712萬噸，6年間增長了34%，年均增長率是4.9%。甚至有些左派朋友也覺得個體經濟的確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可是不要忘了，從1965年至1978年，糧食產量13年間糧食年均增長率已經達到了3.9%。而隨著集體經濟的瓦解，水利不修了，合作醫療不辦了，機械化也不搞了，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都用到了臨時的“增產”上，難道還換不來幾年的“增產”，和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又有多大關系呢？難道堅持人民公社體制的情況下，如果水利不修了，合作醫療不辦了，機械化也不搞了，把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都用到臨時的“增產”上，短期（幾年內）糧食年均增長率上升不了一個百分點？顯然，即使是個體經濟初期，“大包干”也并沒有多大增產作用。而且，這種“增產”能維持多久？“大包干”的頭幾年華西村等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子都面臨不少困難，30年過去后的今天，集體經濟較之個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經很明顯了。　　

應該說，推行個體經濟的真實原因是某些買辦、官僚、奸商希望通過瓦解集體經濟實現農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把廣大農民的財富聚斂到少數人手中，實現自己“先富起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罪惡目的。當然，少數落后農民（如小崗村）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淺，不愿意為農村長遠發展和農民共同富裕出錢出力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少數落后農民是共和國前30年也存在的，并沒有掀起什么大浪，顯然，主要責任應該在買辦、官僚、奸商身上。　　

⑵化學農業　　

隨著集體經濟的瓦解，毛主席時代農村水庫，水電站紛紛荒廢，農業科技推廣站也名存實亡。依靠集體的力量把全國農田改造成大寨式的保持水土，旱澇保收的“海綿田”這種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的道路顯然辦不到了。種田大量施用化肥、農藥，養殖大量使用激素已經變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共和國后30年的農業，拋棄了共和國前30年主要通過興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種等方法發展農業，施用化肥、農藥只是起輔助作用生態農業模式，走上了一條種田大量施用化肥、農藥，養殖大量使用激素的“美國式”化學農業道路。由于中國耕地不到美國的一半，為取得更高的產量，今天中國使用化肥、農藥、激素的單位數量已經達到了美國的數倍，成了世界上最典型的化學農業。　　

2． 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與問題　　

農業生產條件發生的變化。共和國后30年的農業生產條件某些方面繼續改善，如修建了葛洲壩、三峽等大型水利工程，繼續培育并推廣一些良種等。但是，總體上農業生產條件惡化了。隨著集體經濟的瓦解，毛主席時代農村小型水利工程紛紛荒廢，大型水利工程由于沒有小型水利工程的配套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1998年降雨量遠不如1954年，但是卻發生了特大洪災，這和農村小型水利工程紛紛荒廢不無關系。近幾年北方的連年旱災更是農村小型水利工程紛紛荒廢的直接結果。種田大量施用化肥、農藥，養殖大量使用激素更是導致土壤板結，牲畜疾病頻發。亂開發、亂占地更是使我國寶貴的耕地資源連年減少。　　

農業產量繼續提高，但增長速度有所下降。以糧食產量為例，以1978年為起點至2008年，糧食產量由30475萬噸增至52850萬噸，30年間增長了73%，比1949年至1978年，糧食產量29年間增長了171%慢一些；以1978年開始推行“大包干”到2003年開始注重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大力推行單干的25年，糧食產量由30475萬噸增至43067萬噸，共增長了41%，比1952年為起點至1978年大力推行合作化的26年，糧食產量增長了85%也慢一些；以1984年撤銷人民公社為標志到2003年開始注重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個體經濟體制下的19年，糧食產量由40712萬噸增至43067萬噸，共增長了6%，比實現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為起點至1978年人民公社體制下的20年，糧食產量增長了52%增長速度下降的更加明顯。　　

農業發展后勁不足，糧食產量不穩定。這一時期的大部分農業產量是前期增長的，這一時期的后期1996年到2008年，我國糧食產量由50453萬噸增至52850萬噸12年間增長了4%，考慮人口因素人均糧食產量是在下降，而共和國前30年的后期1965年至1978年，糧食產量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13年間增長了57%，盡管這一時期人口增長較快，人均糧食產量也增長了14%。而且，由于農業生產條件的惡化，糧食產量不穩定，如1984年豐收后1985年出現了1965年以來的第一次糧食大減產。特別是1998年至2003年出現了在共和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連續5年減產，我國糧食產量由49417萬噸減至43067萬噸。不要忘記，1998年發生了特大洪災，2003年并沒有特大自然災害。這表明單干體制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正因為如此，2003年起黨中央開始注重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事實上宣告了單干體制“小崗模式”的破產。　　

農民涌入大城市導致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1984年，隨著人民公社的撤銷，社隊工業改為了鄉鎮企業，事實上開啟了社隊工業私有化的大門，90年代的后期，通過一輪“股份合作制”為旗號的私有化浪潮，基本上完成了鄉鎮集體企業的私有化。社隊工業和鄉鎮企業是有本質不同的，社隊工業是集體所有，可以就地實現農村工業化、現代化和農民共同富裕，而鄉鎮企業實行了私有化，只能讓少數農民富裕起來，大多數農民只能日益貧困。1984年開始，掀起了農民紛紛涌入大城市當農民工的浪潮，到2008年，農民工竟達1.5億人，不少農村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城市的農民工極為貧困，失業嚴重。這一切表明，就地實現農村工業化、現代化和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已經被農民涌入大城市導致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的道路取代。　　

3． 農民生活的變化與問題　　

在拙文《漲了多少：共和國60年來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經涉及農民生活質量問題。應該說，共和國后30年的農民生活水平也是有所提高的，最為突出的是家用電器的普及。這主要是由于科技普及帶來的生活方式便利化。這里重點說一個問題，即共和國后30年的城鄉差別問題。　　

首先說一說貨幣收入。1978年城鎮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為343元， 1978年農村人均年純收入為134元，二者比例為2.57:1；2008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農村人均純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為3.33:1，農民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有一點不容忽視，這一時期每個農村勞動力負擔的人數急劇下降，從1978年每個農村勞動力負擔2.53人下降至1998年每個農村勞動力負擔1.55人，每個城市就業者負擔的人數下降則較為緩慢，從1978年每個城市就業者負擔2.06人下降至1998年每個城市就業者負擔1.76人。也就是說，論每個勞動力的收入，農民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更快。這種情況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農村勞動力枯竭以后，農民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必然會進一步擴大。　　

農村社會因素的惡化更是無可諱言的。隨著集體經濟的瓦解，農村社會福利體系也走向崩潰。以醫療為例，從1976年合作醫療在全國的普及率達到90％以上，一度下降至5％，看不起病成了農民的普遍現象，血吸蟲等疾病卷土重來。加上環境的惡化，出現了大量的艾滋村、癌癥村，這在共和國前30年是難以想象的。盡管這幾年重新發展合作醫療，但是缺乏集體經濟的依托，不知什么時候才能還清這筆爛賬。教育和醫療類似，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隨著集體經濟的瓦解，農村教育受了一次重創。費正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承認：“在小學一級，毛以后的領導盡管沒有直接這樣說，但卻是在讓農業部門承擔損失。教育當局私下對外國人承認（雖然不能在國內公開），農民子弟需要了解的耕地知識，多數是從其父輩處學來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動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農村地區去發展教育。這種‘善意忽視’的態度替代了70年代初開始的對農村教育的積極推動”，“中學人數急劇減少，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萬多所中學關閉，到1982年，整個中學招生名額減少了2000多萬人。據　1981年10月12日　《光明日報》報道，高中減少得最多，1981—1982學年的招生人數與1978年相比，大約減少2/3”。90年代隨著教育產業化的推行，相當一部分農村學生上不起大學，借錢上了大學畢業又面臨失業，教育變成了“買辦文人的割肉刀”。治安等方面也嚴重惡化，黃賭毒泛濫，宗教、宗族等種種黑惡勢力橫行鄉里的局面再度出現，習水強奸幼女案，逼良為娼的鄧玉嬌案等惡性案件多發生在農村和小城鎮，這表明農村地區很大一部分基層政權已經被黑惡勢力把持。農民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農民”變成了一種侮辱性的詞匯。此外，農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農村的基尼系數由1978年的0.2124擴大到0.3361。　　

不要忘了，共和國后30年正處于現代化深入發展階段，一般來說，這個階段是工業反哺農業，城鄉差別縮小的階段，而中國這一階段城鄉差別卻顯著擴大了。特別是，這個階段后期城鄉差別擴大的反而更厲害。中國198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90元，農村人均純收入為397元，二者比例為1.74:1；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農村人均純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為3.33:1，形成了嚴重的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近幾年盡管注重解決“三農問題”，但城鄉差別仍在擴大，如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和農村人均純收入比例，2006年為3.28:1，2008年為3.33:1。這是極不正常的。　　

總之，共和國后30年個體經濟和化學農業為中心的農業政策，盡管使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繼續發展，農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造成農業發展后勁不足，農村社會因素的惡化等嚴重問題，在現代化深入發展出現了城鄉差別顯著擴大的極不正常的現象。可以說，單干體制是農民涌入大城市導致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形成了嚴重的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的病根所在，是有利于把廣大農民的財富聚斂到少數人手中的獨木橋。　　

四、幾個相關問題　　

1．中國農村發展和蘇聯農村發展的比較　　

蘇聯1928年開始開展了農業集體化運動，1953年開始對農業進行改革，但是“只是小修小補，沒有改變集體農莊模式”。中國的集體農業既學習了蘇聯的集體農業的經驗，也有自己的一些創新，中國1978年開始搞得單干體制據說“根本上糾正了蘇聯模式的弊病”。蘇聯農村發展進程比較典型的反映了首先從農業上獲得剪刀差發展工業，然后等工業發展到一定水平再由工業反哺農業的現代化一般規律。中國和蘇聯可比性很強，下文將和蘇聯進行對比。　　

先比較一下中國的人民公社模式與蘇聯集體農莊模式。以糧食產量為例，1928年蘇聯開始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時糧食產量為7330萬噸，1953年開始對農業進行改革時糧食產量為8250萬噸，25年間增長了14%；而中國前30年以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1952年為起點至1978年，糧食產量由16392萬噸增至30475萬噸，26年間增長了85%；以實現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為起點至1978年，糧食產量由20000萬噸增至30475萬噸，20年間增長了52%。這一時期蘇聯最高糧食產量為9564萬噸，比十月革命前最高糧食產量8600萬噸增長了11%，而中國前30年的最高糧食產量為30475萬噸，比解放前最高糧食產量15000萬噸增長了103%。而且，這一時期蘇聯糧食產量很不穩定，經常發生大的減產，而中國60年代中期開始，糧食產量比較穩定，1965年至1978年始終沒有發生大的減產。再考慮到中國前30年社隊工業蓬勃興起，合作醫療等農村福利體制的建立等因素（蘇聯這些方面做的遠不如中國），完全可以說，中國的人民公社模式優于蘇聯集體農莊模式。　　

再比較一下中國改革后的單干模式與蘇聯集體農莊模式。以糧食產量為例，蘇聯1953年開始對農業進行改革時糧食產量為8250萬噸，1976年蘇聯人均糧食產量躍居世界第8位，到1978年蘇聯糧食產量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約為23700萬噸，25年間增長了177%，人均糧食產量從1953年的432公斤增至1978年的912公斤的歷史最高水平，25年間增長了111%；而中國1978年開始對農業進行改革時糧食產量為30475萬噸，到2008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52850萬噸，30年間增長了73%，人均糧食產量從1978年的318公斤增至1996年的406公斤的歷史最高水平，18年間增長了28%。從城鄉差別看，蘇聯這一時期城鄉差別在縮小，1965年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為96.5盧布，農村集體農莊莊員月平均報酬為51.3盧布，二者比例為1.88:1；1981年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為172.5盧布，農村集體農莊莊員月平均報酬為122.1盧布，二者比例為1.51:1；而中國這一時期城鄉差別卻顯著擴大了，1985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90元，農村年人均純收入為397元，二者比例為1.74:1；2008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農村年人均純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為3.33:1。再考慮社會因素，完全可以說，蘇聯集體農莊模式優于中國改革后的單干模式。　　

總之，中國的人民公社模式優于蘇聯集體農莊模式，蘇聯集體農莊模式優于中國改革后的單干模式，這就是我們對中國農村發展和蘇聯農村發展進行了比較后得出的基本結論。　　

2．吃飽問題　　

是單干模式解決了吃飽問題嗎？這個問題許多左派朋友已經作了詳細的論述，我就不多說，下面我簡單說一說自己的看法。　　

⑴毛主席時代真的吃不飽嗎　　

談吃飽問題首先要確定吃飽的標準。1958年中國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期間，提出了“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干活”的口號，后來雖然強調節約，但是始終沒有放棄“放開肚皮吃飯”的“十分飽”的追求。　　

孟子提出豐年能吃飽，荒年餓不死的標準是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夢想，但事實上，舊中國從來沒有實現過。一般估計，豐年也有60%到70%的人吃不飽，荒年有80%到90%的人吃不飽，大批人餓死。像著名教授朱自清因為不愿吃美國救濟糧，又買不起糧食活活餓死。1949年建國時，饑民占中國人口22%，加上半饑餓狀態的人，占中國人口80%以上。　　

到了70年代，非農業人口的主要食品，如面粉、肉、油、糖等實行憑票供應，糧食人均月供應量達30斤，以今天的標準是有富裕的，當時雖然追求“十分飽”，但是對于一般的家庭來說仍然基本上過得去。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全國農產品和畜牧、水產品產量逐漸增加，城鄉糧食和副食品供應也逐漸豐富，市民已明顯感到生活有寬余。大多數家庭都有些積蓄的糧票和糧本購糧計劃，戶存上千斤的不在少數。在當時農村，有些比較貧困的農民吃的是黑窩窩頭，喝的是瓜菜粥，就的是腌菜，而很少情況下吃炒菜和肉，然而這已經是解放前中農的生活水平了。在舊社會就是一般地主，也不會常年吃上白饃和肉菜。　　

　1975年9月15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農業學大寨大會上的講話指出：“這二十五年來，我們做到了農業剛夠吃，這件事情不可小視，由過去舊中國的半饑餓狀態達到每人占有糧食六百幾十斤，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這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堅持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反對機會主義、反對修正主義，依靠全體農民群眾和全體農村干部努力的結果”。顯然，“剛夠吃”，決不是“吃不飽，餓不死”的半饑餓狀態，而是剛夠吃飽的狀態。應該說，鄧小平同志這個講話很好的回答了毛主席時代是否吃不飽的問題。　　

⑵今天我們真的吃飽了嗎　　

在不斷宣傳“吃飯問題”已經解決的情況下，吃飽的標準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先是宣傳“只吃八成不用請醫生”，后來又宣傳“六分少，七分好，八分飽，九分十分不得了”，聽說最近又有人提出六分飽最合適。如果按今天吃到七八分飽，粗細糧搭配，多吃蔬菜、野菜，少量吃一些肉、蛋、油、糖的合理膳食標準，可以說毛主席時代完全符合要求。到了70年代后期，達不到這個標準的不能說一個沒有，至少是寥寥無幾，不少人還超標了。　　

有人可能會說：“不對呀，毛主席時代我確實感覺吃不飽，今天我確實感覺吃飽了，難道肚子還會騙人？” 肚子的確會騙人，這和心理因素有關，如果追求“十分飽”，往往吃到九分飽仍然覺得餓，如果追求“六分飽”，吃到七分飽多半就撐了。不信可以按70年代后期的食品標準吃1個月看夠不夠吃，恐怕還有富裕。　　

有人可能會說：“還是不對呀，毛主席時代我很瘦，今天我胖了。” 這一方面和今天的人缺乏鍛煉有關。另一方面大家想一想，今天中國的化學農業生產出來的食品里有多少化肥、農藥、激素，聽說有的面粉里還有滑石粉，共和國前30年的食品是這個樣子嗎？用最委婉和最不夸張的語言說，這種食品根本不適合人類食用。這種不適合人類食用的垃圾食品吃下去堆積到身體里，能不胖嗎？毛主席時代的“瘦”是健康的表現，今天的“胖”則是虛弱的標志。不信，像大寨、紅旗渠這樣的工程，以今天人的體質能干出來嗎？不僅肚子會騙人，人也會騙肚子。當初舊中國饑民經常用樹皮、草根、觀音土騙肚子，餓死的時候肚子都是漲得鼓鼓地。今天我們吃這種不適合人類食用的垃圾食品又何嘗不是在騙肚子，在慢性自殺，這也能算吃飽了嗎？　　

討論今天“吃飯問題”是否真的已經解決，我們是否真的吃飽了，我們先應該明確幾個問題：　　

70年代中國四大糧食品種，水稻、大豆是出口，小麥是進口，玉米有時出口有時進口。今天中國四大糧食品種統統進口，其中中國傳統出口作物大豆進口比重達到60％以上。盡管我們一直嚴厲批駁“誰來養活中國”的謬論，但是，糧食進口仍然不斷上升。討論今天“吃飯問題”是否真的已經解決不應該忽視這一點。　　

前文已經說過，今天中國的化學農業生產出來的食品里有相當一部分化肥、農藥、激素嚴重超標，是不適合人類食用的垃圾食品。計算我們是否真的吃飽了不應該把這些垃圾食品計算在內。　　

前文已經說過，現代人的生活基本需求包括吃飯、穿衣、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諸多方面。70年代中國醫療、教育、養老等是有保證的，計算我們是否真的吃飽了首先應該算一算今天有多少人為看病、上學節衣縮食，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還有，共和國前30年生育政策比較寬松，一般一家有四五個孩子。從1979年以“節約”為名開始實行病態的一胎化政策（一般認為，2.3左右的生育率為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正常的生育率不應該低于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討論今天“吃飯問題”是否真的已經解決，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今天我們一家有四五個孩子，我們能吃飽嗎？如果將來我們一家一對夫婦贍養四個老人，我們能吃飽嗎？

順便說一句，有人總是算人民公社體制下餓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左派朋友已經論述的很多了），以此證明單干體制的“優越性”。那么是否也應該算一算單干體制下，合作醫療瓦解無錢看病，病死的人有多少？是否也應該算一算單干體制下，濫用化肥、農藥、激素生產的垃圾食品，害死的人有多少？是否也應該算一算單干體制下，涌入大城市流浪乞討，奄奄待斃的人有多少？是否也應該算一算單干體制下，由于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像鄧玉嬌一樣被侮辱與被損害，生不如死的人有多少？　　

五、農村發展的出路　　

在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的形勢下，近幾年黨中央注重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建立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城鄉差別仍在擴大。　　

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必須首先統一思想。單干體制是農民涌入大城市導致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形成了嚴重的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的病根所在，今天仍然有人抱著小崗村這面破旗子不放，這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應該明確，“小崗模式”的單干體制根本不是改革，而是復辟倒退。中國的人民公社體制存不存在問題，需不需要改革？當然存在問題，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應該是解決問題，把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搞得更好，怎么能像小崗村這樣分田單干，把集體經濟搞垮呢？中國歷史上沒有一位領導人,沒有一個文件說集體經濟不如個體經濟,1993年憲法修改中才取消了“人民公社”的提法,這時離1984年撤銷人民公社已經9年了。1978年開始推行“大包干”到今天，30年過去了，現在老百姓看的很清楚，集體經濟較之個體經濟有明顯的優越性。江蘇華西村、興東村、浙江上園村、騰頭村、湖北洪林村、堯治河村、山東房干村、得利斯村、河南劉莊村、南街村、山西大寨村、皇城村、陜西陽山莊、遼寧西洋村等等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子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共同富裕，盡管這些村子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但是應該沒有什么人否認這些村子比小崗村這樣的單干村強的多。這一切清楚的表明，中國農村改革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　　

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必須學習共和國前30年的成功經驗，學習30年來堅持集體經濟的村子的成功經驗。一些人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學習美國等國的模式，這是不合適的。應該明確美國等國的“合作經濟”仍然是私有經濟，不可能根本解決單干體制的嚴重問題。美國自己也承認“合作經濟”問題重重，“首先，缺乏合理的計劃。許多農業合作組織企業剛開始想法較好但缺乏細致的市場研究，或者缺乏足夠的資金去發展，致使在運作過程中缺乏競爭力。第二，管理理念不切實際。熱情和夢想是企業的動力，但有將企業引向不切實際的目標---對經營中市場的風險和代價估計不精確的傾向。第三、管理低效。在合作組織成立初始，缺乏專業人才和懂行人士去經營。第四、隨著合作組織的發展，服務和經營的商品質量越來越差，不能滿足市場消費者的需求”，顯然，這些問題是致命的。而美國 “合作經濟”的主要優點“市場型農業合作組織為主要的組織形式”其實根本不是什么優點。美國耕地是中國的兩倍，糧食產量還沒有中國多，這不能說明問題嗎？為什么總有一些人看不到身邊的東西呢？　　

近幾年中國在土地流轉的背景下掀起了一股土地私有化的歪風，胡說“國家政策應該從現有的事實上的私有化（即家庭承包制）再向前邁進一步，走向完全私有制，地權可以自由買賣”。 1978年到1984年建立的單干體制，事實上把土地的占有權和使用權分割了開來，占有權仍然歸集體，使用權私有化。盡管這種半私有制的單干體制不如公有的人民公社模式，也不如蘇聯集體農莊模式，但是比完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體制還是要強很多，突出表現是土地兼并受到了抑制。目前，無地農民只占中國農村人口的5%，和無地農民占農村人口20至30% 或更多的完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埃及、印度、巴西相比，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如果中國推行土地私有化，讓“公司＋農戶”大行其道，必然導致嚴重的土地兼并，只會使少數人更富，多數農民快速破產，沿著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的道路走得更遠。　　

我認為，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實現中國農村發展和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應該是：廢除單干體制，把承包下放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讓半私有制的土地真正歸集體所有，在此基礎上發展規模經濟。主要通過興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種等方法發展生態農業，嚴格禁止濫用化肥、農藥、激素的化學農業。把私有化了的鄉鎮企業重新收歸集體所有，在此基礎上逐步重建工農一體，農民共同富裕的公社體制。走就地實現農村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在集體工業發展基礎上逐步把農村合并改造成現代化的小城鎮，實現城鄉一體化，消滅城鄉差別。最終目標是和城市一起逐步建立縣聯社、市聯社、省聯社、中國公社，實現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當然，這一目標應該循序漸進，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操之過急，不過，希望不再有小崗村這樣分田單干的嚴重曲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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