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同時也是一個農業大國，糧食歷來都是國家長治久安百姓幸福生活的保障。然而近年來我國的糧食問題越來越凸顯出來，2014年5月份舉辦的第三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上，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就已經表示，我國的糧食自給率已經跌到了87%，全部農產品的自給率差不多是70%左右，30%左右是需要通過國際市場來調節的。這些數字是觸目驚心的。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本國的糧食產量連本國人民都供應不上，還需要依靠進口來補充，長期以往，我們必將受制于人。現代農業的迅速增長是建立在機械化、化學投入(化肥、殺蟲劑、除草劑等)、灌溉、以及對化肥和灌溉系統敏感的高產出種子。現代農業高度依賴不可再生的礦物燃料，用于化學投入品的生產、農具的操作、包裝及運輸。從生態的角度看，現代農業根本是不可持續的。機械化耕作、化學肥料的使用、大規模單一栽培都導致了土壤的退化。害蟲發展出了對殺蟲劑的抗藥性。終年不休的的灌溉導致澇災、鹽堿化、以及地下蓄水層的枯竭。從長期來看，所有現代農業的要素都經歷著報酬遞減。（參見：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4/12/333581.html）

　　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城市迅速擴張帶來的是農業的迅速萎縮。農村農業人口減少、土地拋荒、基建征用、城市擴張使得耕地面積不斷減少;水利設施荒廢、工廠廢物任意排放、農業農藥化肥不合理使用造成土壤污染、地力下降、農作物減產;糧食種子被外資控制轉基因泛濫成災，長此以往中國不僅農作物種子被外資控制，糧食也會嚴重依賴進口，那時中國將受嚴重制于人!

　　1、“大包干”將農業經濟打回個體經濟

　　1978年開始推行“大包干”，到1984年撤銷人民公社為標志，個體經濟基本上占了主導地位。個體經濟的缺點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個體經濟不利于農業發展。個體農民難以承擔水利等公共工程，也無力購買機械設備。其次，個體經濟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和城鄉共同發展的一條道路。個體農民難以和公司在市場上競爭，“公司加農戶”只能讓農民吃虧。久而久之必然會使農民受到剝奪，拉大城鄉差別，農民紛紛涌入大城市，最終導致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此外，個體經濟不利于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農民共同富裕。個體經濟不僅難以興辦合作醫療等福利設施，個體經濟的惡性競爭必然會導致農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當時農民說“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僅退回資本主義，而且退回封建主義，倒退了2000年”。

　　1984年，隨著人民公社的撤銷，社隊工業改為了鄉鎮企業，事實上開啟了社隊工業私有化的大門，90年代的后期，通過一輪“股份合作制”為旗號的私有化浪潮，基本上完成了鄉鎮集體企業的私有化。社隊工業和鄉鎮企業是有本質不同的，社隊工業是集體所有，可以就地實現農村工業化、現代化和農民共同富裕，而鄉鎮企業實行了私有化，只能讓少數農民富裕起來，大多數農民只能日益貧困。（參見：http://oisum.com/Article/sannong/2009/05/78939.html）。

　　人民公社的解體同時意味著農村共同體的解體，農民變成單個個體參與到社會競爭中，面對權力傾軋、資本剝削完全失去了談判的能力，成為被資產階級和基層腐敗官員魚肉的對象。農村共同體的解體導致農村完全回復到無政府主義狀態，垃圾遍地、污水橫流，公共基礎設施（尤其是水利設施）常年失修，農民各自為戰，相互幫扶的局面一去不復返，農村社會風氣驟然惡化。更主要的是，碎片化的農業生產模式將中國農業擋在現代農業大門之外，機械化、農業基礎設施維護、精密化的農業田間管理均變作不可能。單位農業生產效率長期維持在很低水平，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市場模式下，個體農民面對資本組織的流通渠道，流通領域蠶食了絕大部分農業收益，造成了農民低價生產，城市消費者高價消費的局面。

　　2、打工經濟造成農村空心化和農業勞動力的不足

　　農業相對收益連年下降、成本節節攀升，重挫農民積極性，農民外出務工普遍，農業勞動投入不足，田間管理缺失

　　我國城市化水平在不斷提高，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導致農村剩下的優質勞動力不多，特別是在山區、丘陵區等經濟落后地區農村人口遷移多、剩余勞動力基本殆盡的情況普遍存在。有專家認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枯竭，無限供給時代已經過去。農業勞動力供給大幅度減少，導致農業勞動力不足、勞動力成本上升。在充分市場化、經濟效益較好的勞動力密集型農業產業領域，如設施農業、果業生產，農業生產收入相當于農業領域的自我雇傭所得，顯然，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忽視農業勞動力成本。并且，隨著非農就業工資持續上漲，農業勞動力成本將處于持續上漲狀態。一方面隨著農業勞動力成本上漲，勞動力非農收入逐漸高于農業收入，農業經營者在種地和打工之間進行比較和選擇，從而理性地棄種糧選買糧，造成新的土地撂荒。另一方面農業結構調整減少勞動投入少、資本投入少的糧食作物生產，增加勞動投入多、資本投入多的經濟作物生產、養殖業生產，它是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

　　在農業生產成本中，人工由便宜轉為昂貴使得依賴大量勞動投入的農業技術成為昂貴技術而被淘汰;我國傳統的精耕細作、松土保墑的田間管理模式逐漸消失。隨著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業勞動力成本提高，用工多的北方區田法、南方桑基魚塘已經消失;作為傳統農業精髓的技術，如保持地力的施用有機肥、除草保水的土壤中耕，提高土地生產力的套作、間作，都在陸續退出生產體系，復種指數持續下降，傳統精耕細作迅速退化，代之以機械、化肥、農藥、免耕少耕的替代勞力技術。（參見：http://www.docin.com/p-637967905.html）

　　3、農業生產日益淪為化學農業

　　隨著集體經濟的瓦解，毛主席時代農村水庫，水電站紛紛荒廢，農業科技推廣站也名存實亡。依靠集體的力量把全國農田改造成大寨式的保持水土，旱澇保收的“海綿田”這種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的道路顯然辦不到了。種田大量施用化肥、農藥，養殖大量使用激素已經變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共和國后30年的農業，拋棄了共和國前30年主要通過興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種等方法發展農業，施用化肥、農藥只是起輔助作用生態農業模式，走上了一條種田大量施用化肥、農藥，養殖大量使用激素的“美國式”化學農業道路。由于中國耕地不到美國的一半，為取得更高的產量，今天中國使用化肥、農藥、激素的單位數量已經達到了美國的數倍，成了世界上最典型的化學農業。（參見：http://oisum.com/Article/sannong/2009/05/78939.html）

　　當代農業生產與食品供應遭遇了三重危機：生態危機、生物多樣性危機、水資源危機。在工業化農業系統中，生產與過去同樣多的食物，我們現在用的水相比過去多了十倍，因為農業成為基于化學品的農業。75%的土壤已經失去了肥力，并且正在向沙漠化發展。聯合國已經認識到，化學農業方法是造成土壤非常嚴重破壞的重要原因。眾多小農戶生活的農村地區的生存能力相關的巨大的危機。土地流向高資本投入的農業，種子成為專利的，消耗越來越多的肥料，使投入成本遠遠超過農民的承受能力，農藥造成極其嚴重健康危害。（參見：http://oisum.com/Article/shehui/2013/08/304532.html）

　　化肥過量使用造成的土壤板結

　　我國人口數量龐大，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糧食，面對耕地面積的大量減小糧食產量下降，為提高產量，施用化肥是大部分農民選擇的重要途徑。因此，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施用化肥數量最大的國家。2013年，我國農業種植化肥施用量為5911.9萬噸，比2000年增長42.3%，比2010年增長6.3%。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了225公斤/公頃的安全上限，我國已經達到了400公斤/公頃以上，遠遠超出發達國家每公頃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我國過度使用化肥造成土壤地質下降，因此化肥使用量并未與農作物產量成正比。目前在全球高氮化肥用量國家中，我國是唯一的“增肥低增產”類型，2000～2008年九年中，化肥總用量較90年代增長了35%，糧食單產凈增加為315公斤/公頃。其他類型分別為：“減肥高增產”類型，如德國、以色列、荷蘭，在2000～2006年7年中氮化肥總用量較90年代下降9%～26%，糧食單產增加約500公斤/公頃;“減肥低增產”類型，如韓國、丹麥、英國、法國在氮化肥用量下降17%～33%條件下糧食單產為較低增產(同期增加為211～296公斤/公頃);“增肥高增產”類型，如越南、孟加拉、埃及、智利等，同期化肥用量增加了20%～69%，糧食單產凈增加超過400公斤/公頃，最高達1173公斤/公頃(http://news.hexun.com/2010-09-27/125006764.html)。化肥使用過量農作物對肥料中的必要元素利用率不高，我國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發達國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但平均利用率僅40%左右;造成每年上百萬噸氮肥在其被作物吸收之前就以氣體形態逸失到大氣中或從排水溝渠流失，造成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空氣的污染。

　　除了不合理使用化肥對土壤造成破壞之外，農藥不合理使用也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是世界第一農藥消費大國，單位面積化學農藥的平均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2.5倍—5倍。目前我國農藥的利用率不足30%，近年我國農藥的年使用量達120萬噸以上，其中10%—20%附在植物體上，其余都散落在土壤和水中，對土壤、水源、空氣及農副產品產生了極大危害。農藥殘留超標已成為我國食品安全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http://zj.sina.com.cn/news/zhzx/2014-03-06/1348173279.html)。農藥使用不合理導致污染的加劇，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減少，土壤質量下降，自凈能力減弱，影響農作物的產量與品質，危害人體健康，甚至出現環境報復風險。一是生態關系失衡，引起生態環境惡化;二是土壤質量下降，使農作物減產降質;三是重金屬病開始出現，人們身體健康和農業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

　　此外中國農膜使用面積已突破億畝，我國每年約有50萬噸農膜殘留于土壤中，殘膜率達40%。大部分農膜不易分解，不但破壞了土壤結構，阻礙了作物根系對水的吸收和生長發育，降低了土壤肥力，造成地下水難以下滲，而且殘膜在分解過程中會析出鉛、錫、酞酸脂類化合物等有毒物質，造成新的土壤環境污染。

　　農業生產過程中，化肥、農藥、農膜等的大量使用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大氣、土壤和水污染。據中國農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近年來在全國的田間定位實驗與調查顯示，我國各主要農區廣泛存在的不合理耕作、過度種植、農用化學品的大量投入和溝渠設施老化已經導致農田土壤普遍性的耕層變薄，養分非均衡化嚴重，土壤板結，土壤生物性狀退化，土壤酸化、潛育化、鹽漬化增加，防旱排澇能力差，耕地土壤基礎地力不斷下降。據調查，中國75%的湖泊水和50%的地下水已遭受污染。

　　4、農業缺水問題日益嚴重

　　水利設施荒廢

　　毛澤東提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全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修建水庫8萬4千座(總庫容4000億立方)、河堤17萬公里，新增灌溉面積3億畝，把灌溉動力從12.8萬馬力增加到7122萬馬力，從根本上解決了產糧區旱災問題。為農業大發展，為糧食增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30多年人們脫離了集體經濟形式的勞動，人們以自己利益為中心，散失了組織勞動能力，毛主席時代辛辛苦苦建起來的水利設施也缺少維護，到現在已經有很大一部分水利設施老化、損壞、荒廢不能再用。財政部官員公開表示，目前(2011年)全國18億多畝耕地中，55%的耕地完全靠天吃飯，大型灌區骨干工程損壞率接近40%，中小型灌區干支渠完好率只有50%左右，到達農田的末端渠系更是老化失修嚴重，效益衰減。有關數據顯示，1980年以前平均每年國家對水利投入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比例為6.7%，1980—2007年下降到2.84%。（參見：http://newpaper.dahe.cn/hnrb/html/2011-03/08/content_472871.htm）

　　隨著集體經濟的瓦解，毛主席時代農村小型水利工程紛紛荒廢，大型水利工程由于沒有小型水利工程的配套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1998年降雨量遠不如1954年，但是卻發生了特大洪災，這和農村小型水利工程紛紛荒廢不無關系。近幾年北方的連年旱災更是農村小型水利工程紛紛荒廢的直接結果。種田大量施用化肥、農藥，養殖大量使用激素更是導致土壤板結，牲畜疾病頻發。亂開發、亂占地更是使我國寶貴的耕地資源連年減少。

　　20世紀70年代，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為輝煌壯麗的農業灌溉革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灌溉農業體系。就黃河來說，是在流域內和下游黃淮海平原興建了規模巨大的引黃灌溉工程。因抗旱用水集中，而水庫蓄水能力相對不足，出現了輕度的“季節性斷流”。年均斷流時間僅為14天，斷流時間也只發生在春旱時節。

　　80年代后期，黃河斷流發生“惡變”，斷流時間由春旱季節向全年度彌漫，跨年度斷流已屢見不鮮。年均斷流天數擴大為100天，斷流河道從山東延伸至河南境內。1997年，利津站斷流226天，河口連續330天無滴水入海;開封以下800公里河道一馬平川，斷流直逼黃河中游的界碑---鄭州花園口。（參見：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09/09/44804.html）

　　當前耕作模式造成制度性干旱

　　“包產到戶”終結了中國古典農業“中耕保墑”體制，逆轉了毛澤東時代建立的“灌溉保水農業”方向，從而加大了農田蒸發。根據實驗成果，僅黃淮海流域，因放棄“保水耕作”而加大的農田蒸發高達890億m3;接近于1條黃河再加2條海河，相當于10條“南水北調”中線!這才是“大水荒”最根本的成因。主流的觀點都認為造成“大水荒”的原因是：降水減少,氣溫增高;工業與城市用水增多;森林植被減少，其實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當前中國農業的耕作模式，在中國北方廣大的干旱、半干旱農業區，作物年需水量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卻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節分布極不平衡。在社會尚不具備能力組織大規模灌溉的古代中國，為解決這種十分尖銳的供、需水矛盾，勞動人民發明了以“保墑”為核心的耕作體制。“保墑”就是“經營水分”，所謂經營，就是通過深耕、細耙、勤鋤等手段來盡量減少土壤水分的無效蒸發，使盡可能多的水分來滿足作物蒸騰。

　　很不幸，這種擔心在80年代成為了現實。自“包產到戶”后，小農們紛紛扔掉手中的“牢什子”鋤頭，撇開祖輩們干了兩千多年的“松土保墑”，在播種與收獲之間的漫長等待中開始從事另外一種古老而新興的“農業”---麻將。“麻將”就是對農業全過程“開荒-種植-成熟-收獲-儲藏-發達”的模仿。實驗證明從“精耕細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種、澆、收的“懶漢耕作”，會造成大量水源流失：放棄“松土保墑”可加大“1/2的棵間土壤蒸發”，或者“1/4的田間總騰發”。證實了民間“鋤三省一”的說法;鋤三遍可少澆一水。這可不是個小數字!不包括東北在內的中國北方---“黃淮海流域”現有耕地面積7.0億畝[41](另一資料為5.85億畝);年均降水566mm;灌溉面積3.46億畝，2005年的灌溉用水為915億m3;7億畝農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內的總“受水”為3556億m3。因放棄“松土保墑”加大的田間騰發總量每年為：3556億m3×1/4=890億m3;接近于1條黃河再加2條海河的天然水量;相當于10條“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890億m3的數字，揭示了中國北方發生“大水荒”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參見：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09/09/44804.html）

　　5、畸形的農業機械化道路

　　80年代初我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后，集體經濟時期的大面積耕地被分成了小塊面積耕地，大的一兩畝，小的一兩分;而且每家的耕地比較分散不集中，不利于機械化的推廣。很多已經實現機械化的合作社在解體之后返回到手工作業時代。韓丁介紹的山西張莊的情況是包產到戶破壞機械化的一個縮影：“1978年，張莊人就開始自己搭建組裝的農業機械，在200英畝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動完成從施肥、平土、播種、除草、收割、烘干到將烘干后的玉米存入倉庫的全部過程。機械組只需要12個人，但勞動效率是手工時的15倍，而且花費僅僅為原來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劃分為無數的小塊分給了單個農戶，機械化農業也不得不讓位于原始的間斷的個人耕作了。農民們沒有選擇，只有拋棄他們先進的農機，重新扛起了鋤頭。而銀行向村里索要貸款時，村里的頭頭們說：把機器拿走吧!銀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買主的，所以直到今天，這些施肥機、平土機、噴霧器、噴灌系統、玉米收割機、干燥機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銹爛，默默的述說著那個過去的年代，那個被刻意回避的年代。”（參見：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5/07/347558.html）

　　直到近些年在中國的廣大農村地帶，經常可以看見裝載著稻谷收割機的卡車車隊。這些便是“出租收割機隊”。現在在農村地區，由于許多青壯年勞力前往城市打工，所以在農田收割的季節，農村地區經常會出現收割人手不足的情況。這些“出租收割機隊”便是針對這種情況所出現的一種有償服務項目。他們一般在大半年中轉遍大半個中國，承接各種收割業務。對于普通的農民來說，他們是很有幫助的，因為他們解決了青壯勞力前往都市打工的“后顧之憂”;政府對他們也非常支持，甚至稱他們為“農村的救世主”。不過，似乎這其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

　　約七成的“出租收割機隊”都是來自于江蘇省以及鄰近的安徽省。在貴州省和四川省等機械化水平還比較落后的省份，農村勞動力還不能完全從農作業中被分離出來前往都市部打工。這些省的農民人均年收入都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盡管在一方面，通往內陸地區的高速公路網正在快速建設中，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原油價格的居高不下的影響，長距離的奔襲的高成本等因素的作用，“出租收割機隊”對前往這些地區進行收割作業活動越來越持一種比較懷疑的態度。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機械化程度的水平正在成為中國地域差距的一個新的體現，并且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參見：http://www.china.com.cn/chinese/HIAW/1272037.htm）

　　“出租收割機隊”并不是一個健康的農業機械化道路，由于機器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廣大農民是缺乏議價權的，它進一步攤薄了農民的農業生產收入，使農業生產越來越淪為一項副業，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進一步下降。但在壯勞動力都外出打工的情況下，農民只能被迫接受這一狀況。

　　6、工業污染對農田的破壞

　　隨著我國城市化的推進，化工污染成為重大污染源。苯、酚、磷類有機污染及鎘、砷、鉛、鉻、汞等重金屬污染嚴重，在對空氣、水體造成污染的同時，也成為土壤中長期存在的“毒瘤”。業內人士指出，重金屬無論是污染水體，還是污染大氣，最終都會回歸土壤，造成土壤污染。

　　據環境保護部和國土資源部聯合發布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其中輕微、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分別為11.2%、2.3%、1.5%和1.1%。從土地利用類型看，耕地、林地、草地土壤點位超標率分別為19.4%、10.0%、10.4%。從污染類型看，以重金屬為主的無機型為主，有機型次之，復合型污染比重較小，無機污染物超標點位數占全部超標點位的82.8%。從污染物超標情況看，鎘、汞、砷、銅、鉛、鉻、鋅、鎳8種無機污染物點位超標率分別為7.0%、1.6%、2.7%、2.1%、1.5%、1.1%、0.9%、4.8%;六六六、滴滴涕、多環芳烴3類有機污染物點位超標率分別為0.5%、1.9%、1.4%(http://dl.sohu.com/20140418/n398434580.shtml)。土壤污染導致嚴重的直接經濟損失、農作物的污染、減產，一些谷物、蔬菜、水果中的重金屬含量超標，對人民的身體健康造成巨大危害。據估算，全國每年因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達1200萬噸，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質在農作物中積累，并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引發各種疾病，最終危害人體健康。土壤污染直接影響土壤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最終將對生態安全構成威脅。

　　7、岌岌可危的“土地紅線”

　　農業耕地不斷被侵占，建筑用地、觀光農業、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增加（糧食生產面積減少），收入有限，大量外出務工，農地拋荒嚴重

　　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進入了城鎮化、工業化的快車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GDP為指標的政策驅使著各地方的瘋狂發展。為了發展本地的經濟，各地方政府不惜代價招商引資，一時間各地經濟瘋狂上漲，中國GDP狂奔到了世界第二，在GDP大豐收的同時中國農業危機日顯。招商引資一極低的門檻劃出大量良田肥地建工廠，工業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工業廢氣、工業污水、工業垃圾等等，很大一部分是未經處理直接排入空氣、河流中造成環境惡化、土壤酸堿度過高、土壤重金屬污染等，對工廠周邊農業造成致命的傷害。同時城鎮化、工業化帶動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被迫離開農田。城市快速擴張大量農業耕地不斷被劃為建筑用地，政府盲目的追求城市擴大化對農耕地造成巨大縮減，國家發改委對12個省會城市調查顯示，平均每個城市要建4.6個新城新區;144個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為了提高經濟收入，一些地區大搞觀光農業，大量增加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糧食種植不受重視。

　　1984年，隨著人民公社的撤銷，社隊工業改為了鄉鎮企業，事實上開啟了社隊工業私有化的大門，90年代的后期，通過一輪“股份合作制”為旗號的私有化浪潮，基本上完成了鄉鎮集體企業的私有化。社隊工業和鄉鎮企業是有本質不同的，社隊工業是集體所有，可以就地實現農村工業化、現代化和農民共同富裕，而鄉鎮企業實行了私有化，只能讓少數農民富裕起來，大多數農民只能日益貧困。1984年開始，掀起了農民紛紛涌入大城市當農民工的浪潮，到2008年，農民工竟達1.5億人，不少農村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城市的農民工極為貧困，失業嚴重。這一切表明，就地實現農村工業化、現代化和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已經被農民涌入大城市導致農村凋敝和城市貧民窟化的道路取代。據國家統計局發布《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進城打工農民工總量為2.7395億人，城市繁榮發展光鮮外表的背面是農村凄涼衰敗的景象。

　　工業發展占用大量的耕地，農民進城有使得農村大量耕地被拋荒，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征用耕地等諸多原因，造成了我們今年來耕地面積不斷下降。我國目前的耕地狀況不容樂觀。耕地面積和土壤質量都呈下降趨勢。僅2008年度，全國耕地面積就凈減少了29.0萬畝。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國耕地總面積為18.2574億畝。與1996年的19.51億畝相比減少了1.25億畝，減少的耕地約占國土面積的0.9%。2008年我國人均耕地面積20.55畝/15人，較1996年的23.85畝/15人，減少3.3畝/15人。有些省份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畝，全國有660多個縣人均占有耕地不足0.5畝，低于聯合國確定的最低標準0.8畝。持較悲觀意見的專家學者認為到2020年我國很難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最悲觀的結果是全國耕地面積有可能減少至14.55億畝～15.75億畝(《中國耕地資源及其糧食生產能力分析》)。

　　8、種業危機

　　種業受外資控制：

　　2011年5月9日在湖南長沙召開了中國種業第三次“最高規格”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貫徹落實此前國務院出臺的首次明確了種業的國家戰略地位的《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

　　此前發生的事實是，在種業國際化背景下，外國種業公司近年來大舉進入中國種業市場，致使我國部分種業公司面臨被擠出種業市場、市場份額被蠶食、自主品種被外國種子代替等困境，給我國種業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并危及我國糧食安全，業內人士對此“心急如焚”。而如何保證國家對種業的控制力和主導力，做大做強中國的民族種業，牢牢掌控中國糧食的“命脈”，已然成為這個國家的重要話題。

　　外資種業公司在中國擴張的領頭羊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杜邦集團旗下美國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先鋒公司”)。2002年，先鋒公司與我國最大玉米制種企業——山東登海種業成立了合資公司山東登海先鋒種業有限公司(下稱“登海先鋒”);2003年，先鋒公司在遼寧設立鐵嶺先鋒育種站，成立合營育種公司;2006年，先鋒公司又與甘肅敦煌種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敦煌種業—先鋒海外有限公司(下稱“敦煌先鋒”)。

　　先鋒公司采取了通過國內的鐵嶺先鋒種子研究有限公司育種，然后再交給登海先鋒和敦煌先鋒銷售的方式。敦煌先鋒負責東北、內蒙古等地春玉米帶，而登海先鋒負責黃淮海地區的夏玉米帶。到2010年，該公司玉米品種“先玉335”在中國的種植面積約有3000多萬畝，加上相關品種，總面積估計大概接近6000萬畝，約占玉米總面積的13%。

　　短短數年，先鋒公司儼然已成為中國種業市場的“大鱷”。“‘先玉335’2010年的純利近6億元，如果加上各種套牌，它在中國玉米種子市場上的純利可能就達到整個市場的40%～60%。就是用百分之十幾的種植面積，換取了近60%的利潤，非常可怕。”大北農集團北京金色農華種業公司總經理、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紹明對此感到震驚。據了解，繼“先玉335”后，先鋒公司還推出了“先玉696”、“先玉508”等一系列單產量更高的品種，將大面積推向市場，預計將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

　　此外，自20世紀80年末，孟山都、先鋒等跨國種業巨頭陸續進入中國市場以來，在中國注冊的外資(含合資)種子企業已經超過了70家。與此同時，國內種子市場價值也發展至500多億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全球種業市場。相關人士介紹說：“現在國外大宗作物種子，基本上都是通過在中國設立合資公司，在國內生產銷售。(合作育種)只不過是品種從國外拿到中國直接進行篩選，篩選完了以后，品種一旦適合中國，就開始在中國生產，做到育、繁、推一體化。”，“雖然是合作育種，但核心技術它不會教你。名義上是合資，其實它就是跟你分利潤，其他的育種、銷售你都管不了。”

　　2000年我國首先對外開放蔬菜、花卉種子市場。跨國種業公司最早以蔬菜和花卉種子為突破口，進軍中國種子市場。事實上法國的公司很早就介入中國甜菜種子市場，現在市面上都是洋種，本土現在基本上連甜菜育種都不搞了;還有向日葵，也被國外種子完全壟斷。更可悲的是中國老祖先幾千年來選育出的優良種子，經美國人提取基因后回美國申請專利，這樣中國本土基因搖身一變成了美國人的專利，現在中國農民種植本國大豆，便侵犯了美國的專利權。(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6/15/c_121537878.htm)

　　轉基因泛濫：

　　2009年，中國農業部批準了一種轉基因水稻和兩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主糧轉基因化的國家，盡管民眾的反對聲音非常強烈，但是轉基因利益集團通過非法渠道擴散轉基因種子，導致轉基因水稻等在湖北等多個省份嚴重泛濫，中國出口歐盟的米制品頻繁被查出非法轉基因成分。轉基因作物的泛濫嚴重威脅中國人民的餐桌安全，同時又嚴重加劇了種業被外資控制的危險，美國孟山都公司通過專利保護控制了全球90%的轉基因產品。

　　結語

　　“包產到戶”使中國農業一夜之間倒退到解放前的小農模式，進而引發了農業生產領域一系列的問題。在中國經濟私有化全球化過程中，中國農業又被動地卷入到資本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成為一個怪胎。隨著跨國資本、本土資本、國外農產品的逐步入侵，中國農業的破產幾乎是不可避免，而有關部門還通過統計數據不斷制造N連增的神話（中國的糧食產量：“十連增”還是“十連滯”？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4/12/333581.html）。有志之士的個體有機農業和局部所謂的新型合作化嘗試恐怕都難以根本解決當前中國農業的問題，在資本大潮面前，任何個體都會顯得絕望無力。怎么辦？毛澤東時代通過社會主義政權將農民組織起來，徹底打破資本的桎梏，仍然是當下最有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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