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仁寶領導下的華西村，不管是在毛時代還是在后毛時代的兩輪工業(yè)化進程中間，都是巨大勝利者，作為勝利者的重要標志，華西村的公私財富積累已經達到驚人的數字，華西村的高樓和金牛正好是很典型的財富象征。

　　自由派媒體人對華西村的批判

　　中國不缺少富豪，也不缺少氣派的建筑，但是華西村的財富有著不同的意涵，好像華西村越富，一些自由派媒體人就是越是看不過眼，在吳仁寶去世之后發(fā)起了一輪攻擊浪潮。看起來，華西村的成功，與自由派擁躉的普世價值中間，有著不小的差距，這才成為媒體批判華西村的動力。

　　華西村今天已經是一個在市場大海中間經營求存的企業(yè)，這個企業(yè)與其他種類的企業(yè)有著各自共性。按照哈哈佛大學教授、企業(yè)史家錢德勒的看法，每一個成功的企業(yè)都是在設備廠房、市場網絡和管理結構方面進行成功的“三重投入”。如果冒險做一個比喻的話：企業(yè)就像是一臺計算機，設備廠房相當于硬件，市場網絡則類似于輸出輸入設備，管理結構則是驅動這兩者的軟件。沒有軟件的計算機是無法工作的，而一個企業(yè)沒有成功的管理結構，肯定無法有效地運用人力物力資源完成生產過程并獲取市場收益的。這樣一看，華西村的另類特征就出來了：其管理結構則明顯不同于主流經濟學推崇的“現代企業(yè)制度”。不管怎么說，自由派人士是敏感的，華西村的成功是毛時代一直沿襲下來的，而華西村內部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結構及其管理傳統，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治理結構判然有別，倒是與毛時代的一些傳統有著親緣關系，考慮到這樣的明確對比，我把華西村的“軟件”姑且命名為“毛式管理結構”。

　　自由派媒體人雖然熱衷于批判華西村，多半不是因為他們與華西村有“私仇”，而是把華西村的現實與他們信奉的理念有差異，結果被視為“公敵”，因為華西村取得的成功，看起來就好像是損害了普世文明的完美性，損害了普世價值那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信力。華西村的機器設備和廠房，自由派沒有批判，它的市場網絡和營銷也沒有批判，在這兩重投入方面華西村與私營資本沒有什么不同，假如華西村內部的權力和利益分配完全符合現代企業(yè)制度要求，自由派媒體肯定就沒有進行批評的動力了，所以，內部管理結構方面的不同才是值得批判的關鍵。在自由派媒體人看來，華西村的“硬件”并沒有批判的價值，“軟件”才是批判的矛頭所指。

　　華西村的成就與管理結構的因果鏈接

　　從1994年開始，原本華西村0.96平方公里的地域之內，已經沒有一分耕地，也已經沒有一個農民，華西村完全工業(yè)化了。但是，華西村的毛式管理結構依然非常簡約，一個非常大的特點是低成本：只耗費很少的人力物力資源就維持了管理結構的良好運作。這個低成本管理的特點很受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的推崇，他說華西村“擁有一個地級市的產值，一個縣級市的人口，一個鄉(xiāng)鎮(zhèn)的面積;但卻繼續(xù)維持一個行政村級的低成本管理班子(20多名黨委委員和一個物業(yè)公司就管理了域內的綜合事務)。海內外任何教科書和政治家的頂層設計都解不開現代化制度成本過高的死結，吳仁寶的自主創(chuàng)新不可小覷。”

　　華西村的成功是從集體農業(yè)時代開始的，1964年政府號召“農業(yè)學大寨”，老書記吳仁寶等制定了一個十五年計劃，要把華西村的土地改造成高產穩(wěn)產農田，結果這個計劃到1972年就提前完成了。據《江陰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資料：華西村在不到十年時間內，“花人工29萬個，挑土137萬方，將1300多塊高低不平的用塊，改造成400多方穩(wěn)產高產的良田。糧食畝產1964年610公斤，1970年805.5公斤。1972年起推行‘雙三制’，畝產連續(xù)8年超噸糧，每年提供商品糧12.5萬公斤。同時發(fā)展多種經營，走農副工綜合發(fā)展的道路。”“大隊按照統一規(guī)劃、私造公助的原則，于1972年建成670間瓦房的華西新村。”(P113)由于在短時間內付出高水平的努力，結果是徹底改變了華西村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

　　華西村的突出成績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充分肯定，1973年12月3-7日，縣委召開三級干部學華西現場會議，深入開展學大寨、趕華西的群眾運動。(P45)《人民日報》在70年6月、73年7月、74年3月、75和76年9月都曾經給予正面報道。華西村的農業(yè)條件不如周邊村莊，人均耕地也非常少，但通過高水平的努力提高了土地產出。當時華西村的農業(yè)生產與全中國絕大多數地區(qū)一樣，主要依靠人力畜力的投入，華西村也與大寨一樣，正是依靠這些有限的人力畜力的密集投入，在很短時間內打破了自然條件的局限。據《人民日報》報道， “到過華西的人，都說這里的群眾覺悟高，干勁大，尤其稱贊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發(fā)揮得好。” 換句話說，華西村當時的管理結構特點是：在很少強制性的管理手段——物資刺激和政治強制——的條件下，勞動者自愿地付出了高水平努力;當時華西村曾被人稱為“做煞大隊”，這里社員付出的體力勞動強度和時間，超過了一般人的忍耐力。

　　美國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指出：能夠有效地開發(fā)環(huán)境中間能量的新文明將戰(zhàn)勝舊文明。華西村作為當時的“學大寨”先進典型，是否具有新文明的高度，可以存而不論。但是，在最近數百年的中國歷史中間，人均耕地不足和土地生產量不高，導致費孝通所說的那個“中國農民的問題就是饑餓問題”，這倒不是華西村的局部問題，而是一個全局性問題，由于問題特別嚴重，其不利后果還向整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系統擴散，因此，糧食不足不僅僅是一個農業(yè)問題，還是一個非常迫切的社會政治問題。但是，數百年來中國人多地少的全局性困境，在人口基數巨大且人口數量還在繼續(xù)增加的條件下，只能通過快速地提高土地產出量來加以解決，而在中國的工業(yè)化進程完成之前，華西村只能通過他們的高水平努力以活勞動的密集投入方式，去應對這個這個迫切問題。而華西村在短時間內解決了這個問題，這無疑具有全局性的示范意義。因此，華西村之所以成為典型，內含著三個要素：一個全局性的人多地少困境、在中國工業(yè)化未完成時期只能以選擇活勞動密集投入一個方案。轉換成錢德勒的三重投入思路，也就是說，華西村沒有硬件投入的選擇，也沒有從市場網絡優(yōu)勢中間尋求資源流入的可能，必須通過改善“管理結構”而在本地有限的人力資源條件下尋找解決方案。

　　社隊企業(yè)興起與對新型工業(yè)化道路的展望

　　1969年華西村創(chuàng)辦小五金廠，開始在農業(yè)之外尋找出路。也是這一年，華西村取消了小隊核算，率先實現大隊核算，全大隊的日工分值完全一致，在這個一致性的基礎上，到1972年華西村完成了自然村的搬遷，全大隊住房統一規(guī)劃并聚集在一起。華西村所在的江陰市，是全國社隊企業(y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最為發(fā)達的縣份，1978年幼社隊企業(yè)2054個，產值3.83億，超過縣屬工業(yè)，1980年社隊企業(yè)固定資產原值13785萬元，1982年社隊企業(yè)產值8.28億元，排全國第二位。(P337、353、49)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興旺，極大地增加了社隊對農業(yè)的投入能力和農民收入的提高，在江陰縣“1979-1984年，上交公社、大隊資金共22708萬元，平均每年上交3784.7萬元。其中：用于支持農副業(yè)生產2960萬元;扶持貧困大隊和補貼行政費用1946萬元;參與社員分配8619.4萬元，約占同期社員集體分配總額的61%，公共福利事業(yè)費用4505萬元，返還企業(yè)用于發(fā)展生產5277.6萬元。”(P361)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繁榮促進了農業(yè)和農村的發(fā)展，這激發(fā)了費孝通老先生的學術想象力，他看到了超越西方工業(yè)化道路的新途徑，從而有可能走出“早年西方的工業(yè)化那樣形成工農矛盾和城鄉(xiāng)對立”，他說“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始終是以繁榮農村經濟為目標，充分利用最基層的集體經濟力量和豐富的勞力資源，從農村的‘草根’上興辦起來的。這種‘草根工業(yè)’，不僅沒有損害農業(yè)和剝奪農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農相輔和城鄉(xiāng)協作。” (P299)結合溫鐵軍教授的一貫看法：由于農業(yè)比較利益低下，人財物的一般流向是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從農業(yè)到工商業(yè)。要實現工業(yè)反哺農業(yè)，就必須逆轉比較利益所決定的資金流向，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利潤能“逆流”回到農村和農民手里，是需要一定的制度條件的，從江陰的實踐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利潤上繳公社和大隊之后，然后才由這兩級政權安排其流向農業(yè)，這本質上是一種基層政權執(zhí)行的“財政轉移”職能，而鄉(xiāng)村政權擁有企業(yè)利潤分配權則是以企業(yè)公有制為基礎的，費孝通在蘇南看到的草根工業(yè)反哺農業(yè)要以所有權公有為前提條件，當時恰好具體這個條件：直到1996年，“整個蘇南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個體私營10%都不到”，而張家港市在1997年4月完成小批量改制之后，公有股權比重仍然高于93%。 (P396、408)

　　一位親歷者指出了利潤“逆比較利益而流動”的內在機制：“有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以后，城鄉(xiāng)、工農業(yè)之間剪刀差的微觀調節(jié)，都是靠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利潤來解決。小城鎮(zhèn)的建設，自來水，供電，造橋修路，辦學校，敬老院，計劃生育，優(yōu)撫軍屬，干部補貼，所有這些都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解決的。蘇南為啥農民的負擔輕，干群關系好?都是由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包下來了。干部要群眾的很少，給農民的很多，干群關系當然就好，至少不緊張。”正是明確地認識到利潤逆流的所有制條件，所以他態(tài)度明確地反對私有化：“從發(fā)展速度來講，蘇南不比溫州慢，而且應該說比溫州快。說明公有制的優(yōu)越性。你們到浙江那邊農村去看一看，同蘇南這邊比一比，看路怎么樣，房子怎么樣，田里的莊稼長得怎么祥，自然就會形成一定的看法。”“我覺得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仍然有生命力，不像有的人所說的蘇南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已經走進了死胡同。當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也需要改革，但改革不等于提倡私有制。” (P397-398)

　　費孝通原來指望的新型工業(yè)化道路，隨著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私有化過程的完成，就這樣煙消云散了。而華西村恰好又一次抵制了這個改制過程，因而依然能夠為本村村民提供就業(yè)、福利和可觀收入。在華西村之外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去外地打工成為社會底層，而農村的土地被大量拋荒，城鄉(xiāng)對立和工農對立還有必不可少的階級對立，就這樣更大規(guī)模地回來了。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先有一個公有制條件下的“部分質變”，在農村分田到戶之后，官學兩界攜手鼓吹“一包就靈”。在這種輿論環(huán)境之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內部的改革很容易鎖定強化管理層權力的承包制，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最發(fā)達的蘇南地區(qū)，無錫地方政府總結過所謂的“堰橋經驗”，這個經驗的要點是“把聯產承包責任制運用到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創(chuàng)造了‘一包三改‘的經驗。一包就是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產量、產值和利稅承包。三改是改革用工制度、干部制度、分配制度，形成能進能出(工人)、能上能下(干部)、能高能低(按勞分配)的機制。江蘇省委轉發(fā)了堰橋經驗，《新華日報》推廣介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P391)在省委推廣無錫的堰橋經驗之前，江陰縣就已經獨立地進行了“承包制”的創(chuàng)新：“1983、1984年，鄉(xiāng)、村企業(yè)逐步推行經營承包責任制，企業(yè)內部也層層落實承包，承包雙方(公社對企業(yè)、企業(yè)對職工)商定的獎賠內容主要有:完成承包的利潤等主要指標和必要輔助指標的，得應得的經濟利益，完不成任務的賠罰;超額完成指標任務的，在經濟上進行獎勵，經濟承包的主要形式：定額包干，聯利計酬，超利分成;利潤包干，超利留廠，全獎全賠;定額上交，利潤大包干等獎勵辦法。1987年，全市有900多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實行聯產計酬獎賠形式。”(P361)這個經驗實施下去之后，極大地增加了管理干部的權力及其對下級命運的操控能力，結果造成極大的政治分化——少部分干部權力極大而大部分人喪失控制命運的能力，費孝通1996年在吳江看到這一次改革的后果：“內部機制發(fā)生不利變化，甚至出現‘廠長老板化，實權親屬化，行為短期化，分配兩極化’。這樣的極端現象，雖屬少數，但有些企業(yè)確是‘廠長負盈，企業(yè)負虧，銀行負債，政府負責’。”(P344)承包制培植了管理層的特殊利益，而特殊利益的固定化和擴張欲望，在學術界哺育了一種“把企業(yè)經營與特殊利益一致起來”的主張：管理層買斷。

　　相比較而言，華西村不僅堅持了“成員共有制經濟”結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毛式管理結構：沒有向干部賦予操控勞動者命運的權力，村民也沒有喪失就業(yè)保障(所謂“能進能出”)，也就是說，沒有實現勞動力徹底雇傭化;但是外部私人企業(yè)愿意給高層管理人員支付高薪的環(huán)境壓力下，從1994年開始給予管理層較多的分紅，同時卻以《村規(guī)民約》加以限制：企業(yè)高管獲得分紅成為記賬股份，在他離開華西村時失效。看起來，華西村在毛式管理結構受到外部壓力挑戰(zhàn)時，與其他地區(qū)相比，沒有以勞動力徹底雇傭化為條件去強化干部的管理權力，同時，給予干部多余平均水平的分紅數量但施加流出限制。今天華西村的現實，已經部分放棄了毛式管理結構，但在部分程度上還有費孝通曾經期望的“新工業(yè)化道路”的曙光，遺憾的是，華西村成了獨立特行的另類。

　　當西化的頭腦面對另類的實踐時

　　到目前為止，唯一對華西村進行過深度調查的研究報告，是周怡教授的博士論文《中國第一村：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后集體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與她本人發(fā)現的村民對于華西村現狀高度認同相反，周怡教授對華西村是高度不認同的，所以，在業(yè)已出版的博士論文中間，周怡教授抓住一切機會“說點華西村的壞話”。

　　雖然充分理解華西村村民的收入分化是來自于獎金和分紅上，而獎金分紅上的差距則主要體現了職業(yè)分化的特點，并且與企業(yè)之間的盈利水平差異相關，但是周怡教授卻強行把這個記入“權力”賬戶中進行解釋。根據周怡教授所提供的材料，在村民收入中間獎金和分紅的平均水平是工資和福利的5倍，而“村民的收入差距最主要體現在獎金和分紅收入上，而村民從企業(yè)獲得的獎金取決于村莊規(guī)定的‘一三三三’分配制度(華西村1994年開始事實給企業(yè)留利20%，2003年改為留利50%;在企業(yè)留利中間，廠長得10%，副廠級干部平分30%，職工得30%，余30%用于企業(yè)發(fā)展)和企業(yè)效益，村民的股份多半來自獎金的記賬收入。”(P149、173、177)從這些材料看，華西村的分化是標準的“職業(yè)分化”，且職業(yè)分化被企業(yè)間的盈利水平差距而放大，但周怡教授卻篤定地斷言：“權力在其中既是主導分化的操縱因素，又是分化的客體。即現行華西社區(qū)分化應當被看作僅僅是權力的顯示，干部身份(政治差別)決定著社區(qū)分化的特征。”“權力集中、權錢結合，使得村莊內部成員的分化最突出表現為干部與普通村民的分化，”(P166)在并未計算華西村的基尼系數的情況下，周怡教授還斷言：“不論從收入還是從財富的家庭戶分戶來看，其差異系數遠遠大于0.40的國際基尼系數標準。……而且高于市場型的發(fā)展中國家(0.54)。”(P163)一位華西村的管理人員告訴周怡教授的結論，應該比周怡教授自己下的判斷更為切近華西村的現實——“我們的最富者與外面的私營老板比不算富，我們的普通村民與周圍的甚至全國的農民比卻是富農。”(P177)

　　華西村的公有制在任何意義上，都構成對于上層的限制：無論是政治權力分配還是經濟利益分配，華西村村民的成員資格是政治平等的基礎，而政治平等是經濟平等的基礎。但是在一個充分西化的頭腦里頭，政治和經濟是分開的，經濟通常是由私人資本主導的，因此在討論個人在企業(yè)里的角色時，是不考慮其政治狀況的，個人在管理與服從的鏈條中間也談不上人權。而華西村是政企合一的社區(qū)，個人之于村干部不僅僅是一個雇員的身份，還有完整的成員資格和相對平等的政治地位，管理層不能拿村民的就業(yè)機會和經濟收益作為管理手段使用，這對于干部權力擴張是一個極大的限制，相對而言權力集中于干部手里的現象較私營企業(yè)中間要輕微得多。不僅干部操控村民命運的能力要遠遠小于私營企業(yè)，村民受到經濟剝削的程度也遠遠小于其他企業(yè)，干部或者管理層占有利潤的份額也大大小于其他類型的企業(yè)。在這種相對平等的管理結構里面，用什么樣的學術工具或者概念框架去樹立華西村的實踐，并不是一個易于解決的問題。周怡教授毫不猶豫地把華西村的現狀描述為“經濟公有制”和“政治專制”的組合，這顯然是由貧乏的概念框架造成的解釋扭曲，不能反映村民的真實政治感受。

　　一些激進的自由派人士潛意識認為經濟公有制是政治專制是互為因果關系的，這樣的直觀印象可能來自于改革時代對毛時代的宣傳，因為把公有制經濟視為政治專制的溫床，所以持有一種茫茫然的私有化就是好的觀念，武漢某重點高校哲學系的一位教授告訴我：他很多同事盲目地持有一種“支持暴發(fā)戶”的心態(tài)。以華西村的事實進行檢驗，難道吳仁寶把華西企業(yè)集團的資產買斷“持大股”、村民成為純粹的雇員之后，村民的政治經濟狀況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難道因此反而有了政治民主的基礎嗎?這不僅在事實上無法驗證，與村民的感受截然相反，而且在邏輯上也不可能讓人信服：在稀缺資源壟斷于少數人之手之后，政治就肯定喪失了寬松和民主的基礎，這個時候通常迫切需要的是與經濟資源壟斷相匹配的專制權力來負責“維穩(wěn)事業(yè)”——消弭潛在和顯現的反抗意志和活動。

　　農村通常是一個熟人社會，在這個社會中間運行著一個熟人社會的人際網絡，許多政治和經濟制度的運作，都要在這個社會網絡中間實現，社會網絡會放大或者降低一些制度的效果，這個事實很多學者都曾經觀察到了。卡爾•波蘭尼認為前資本主義社會里，經濟是“嵌入”在社會網絡中間的，換句話說，即便是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權和收益的劃分都要經過社會網絡的過濾之后才得以決定下來。黃宗智在吳江縣華陽橋的調查為解釋經濟嵌入社會網絡的狀況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注解：“在長江三角洲的經濟中，勞動力、土地和信貸市場實際上是按一種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家假設的邏輯運行的。只有短工市場、田底權市場和村際的商人貸款最接近于自由競爭市場，盡管這些市場都是地方化的。長工市場、田面權市場和村內的互助性借貸都受到各種社會與文化因素的制約。長工的雇用一般都依賴私人關系。田面權的轉手通常受到親戚和同村人優(yōu)先購買的習俗的制約。村內的借貸一般以‘感情’和互惠為基礎，而不受成本和報酬的核算控制。” (P309)內在于社會網絡的傳統和農民經驗，作為現象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了并做了描述，但與主流的政治經濟結構的相互作用方式，在學術上如何表達，似乎至今沒有很成熟的工具框架。

　　在改革早期，農村的土地大體上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城市里國企資產多是被低估之后由管理層買斷，這個巨大區(qū)別在一定程度上顯示社會網絡的作用;但是，這個網絡的作用不是無限的，1990年代末期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改制中間私有化過程也同樣向管理層傾斜，一個著名的官員胡福明還特意向吳仁寶打招呼說壓力很大“是堅持不住了”，官場壓力的作用要足以不住管理層頂住村民通過社會網絡施加的壓力才使得私有化順利起航，就這樣，絕大多數企業(yè)通過管理層買斷而私有化了，吳仁寶再一次頂住壓力沒有照辦，因此，才留下了華西村的另類實踐。在熟人社會的網絡中間，汲取力量去應付官場壓力，反而成為吳仁寶的一個力量來源，他敢于抵制分田、敢于抵制私有化，乃至于只有限度地接受對“毛式管理結構”的改造，都援引自上而下的群眾力量。

　　在華西村里，這個熟人社會的人際網絡的實際存在，至少對政治和經濟的分化構成一個有力的限制，以吳仁寶為代表的干部群體主動認同于自己的社區(qū)，而不是借助上級政府的權威強硬地實現改制把絕大多數利益歸于自己，這無疑極大地增加了社區(qū)成員對于他們的認同，從而減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強硬手段的必要，社區(qū)認同的上升和對抗的最小化，才真正地最小化了運用強制性權力的需要，這才是民主的可靠基礎。而每一種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都最終要在管理環(huán)節(jié)加以調節(jié)和解決，華西村沖突和矛盾的最小化，可以部分地解釋溫鐵軍教授所推崇的低成本制度。不僅在管理鏈條內部是如此，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間，干部與群眾的社會距離也是非常小的，周怡教授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問卷調查數字：村民有重要時期需要幫忙或者找人商量時，村民首先找直系親屬(占樣本總數的67.9%)，第二是找村領導(59.2)，其次是找父母(54.6%)，而找單位領導的則很少(7.2%)。(P174)吳仁寶和他幾個兒子管理職位和領導權威，到底是來自上級的任命——行政干部，還是來自社會網絡的認同——社區(qū)領袖，這應該成為討論政治專制與否的基礎。

　　在認識和表達華西村的實踐上，至少有兩個牽連很大的問題：如何認識毛時代的政治經濟實踐?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是否具有唯一性?這兩大問題在學術表達上一個也沒有解決，更不用說形成學界共識和學術積累了。雖然學界許多人熱衷于談論“中國道路”或者“學術本土化”，但是如何表達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本身就成了一個問題。對華西村的學理表述與村民感受之間的巨大差異，不能說不是對主流學界的一個挑戰(zhàn)。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法國學者波伏娃和薩特一起參觀完中國之后，感概地說“每一個試圖把中國變得現代化的政權，在藝術和知識層面都必須一切從頭開始。”從華西村的實踐看，似乎不需要全盤拋棄傳統文化和農民的經驗，波伏娃還引用一種西方常見的批評意見，這種意見指責中國“現在這些領導人沒有能夠一夜之間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文明”，而波伏娃本人則持有一種看法，認定“一個建設中的社會，不能簡單而無中生有地找到一種表達方式。”新文明應該有可能在事后進行表達，過去六十年中國歷史有兩次一百八十度的轉彎，華西村的實踐也回應了一些問題，經驗材料的極端豐富與學術表達的極端貧乏共存，只有一點很清楚的：西化的頭腦無助于認識和表達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自由派媒體人對華西村的激進批評，其實不過是他們已經找不到展望未來和表述過去的理性態(tài)度罷了。

　　來源：經略網刊，總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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