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任何人物、事物、概念，或好或壞，或正面或負面，一旦被神化，批評不得，必然帶來嚴重后果，直至禍國殃民。從王明當初奉共產國際指示為教條，到文革中尊毛澤東講話為最高指示，到毛鄧之后的把改革捧上神壇，概莫能外。

 改革這個詞，本來是一個中性詞語，是好是壞，必須要看改革的內容實質——我不是聽你說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結果是什么。但是改革一旦被文人們捧為“不可動搖”，批評不得，就變成了藏污納垢，貪污腐敗，搶劫掠奪，厚顏無恥的犯罪庇護所及遮羞布。

百姓心中有桿秤，對于所謂的絕非以公平為基礎的改革，戲言道：改革是個筐，什么都能往里裝。郎咸平先生則說得更透徹：“目前我們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們只要打著市場化的招牌，就可以無惡不作！”難道我們改革走到今天的現狀不正是如此嗎？

談論改革，就不能脫離改革的具體內容，譬如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國企改革，教改，醫改，房改，等等。離開了這些具體內容，抽象地評說改革的利弊優劣，沒有任何意義。

本人雖才疏學淺，但位卑未敢忘憂國。故此，將自己基于上述理念有感而生的、多年來累積的觀點、見解發布于此，以為志。

先說農村改革。

我05年11月10日曾在大連車迷網論壇上發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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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衛視》近日播出的“翟城故事：一個農村合作社的故事”令我感慨良多。聯想到幾年前《鳳凰衛視》專訪南街村的節目，再回到不久前鳳凰策劃的李敖大陸之行，使我益發對這家媒體和它的領導團隊充滿了敬意。他們在有限的自由空間里，盡最大的可能，運用最機智的手腕，向國人和世人發出自己的聲音，讓影響潛移默化地滲入到我們這個社會。這是多么艱巨和高尚的使命啊！

上個月，出差北京期間，我拜訪了當年的導師孫先生。孫先生是應用數學學科的一位高人，他把數學模型應用于經濟規劃、能源規劃等諸多領域如探囊取物，在N維向量矩陣求解算法上，他已經處于領先地位。在我讀學位期間，他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課，就是運用數學方法，嚴格推導證明了100％的計劃經濟體制和100％的市場經濟體制同樣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那天晚上，我們師徒之間進行了一次長談。其中我提到，八十年代初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廠曾經制作了一部片子《訪日見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大學里放映過。影片分上下級，上級好像是專門介紹日本的工業發展道路——以東芝為例，下級則專門介紹二戰后日本的農民如何組織起來，組建農業組合，搞日本式的農業合作化的。二戰后，日本農村的經濟狀況甚至比中國還要糟糕，本來就人多地少的農民為了在戰爭的廢墟上崛起，逐漸探索出來一條合作化道路：他們把各家的土地、牲畜、農業機械集中到一起，共同使用，農戶們分工協作，共同生產。農業組合集體采購種子、農藥、化肥等農資，勞動成果則由農業組合統一安排經銷。然后按照參股農戶的貢獻大小，分配收入。而我們中國當時【注：指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是什么現狀呢？當時中國農村正在經歷一場生產關系大倒退——把已經建立起來并且相當成熟的農村合作社拆散，分田單干，生產資料也瓜分一空，搞起了所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些人為了證明當年反對合作化道路主張的正確性，不惜倒行逆施。中國廣大的農村，在嘗到了殺雞取卵的短暫甜頭之后，很快就陷入接連不斷的困境中了！盡管每年中央一號文件幾乎都是關于農業問題的，年年表態要解決三農問題，但是三農問題是越陷越深，積重難返，城鄉差距也越拉越大。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頑強頂住了一些人倒行逆施的少數農村，如大邱莊、南街村、華西村等，則穩步發展，共同致富，建成了真正的和諧社會，讓那些分田單干的鄉村羨慕不已，同時也追悔不及。

但是，在“改革＝正確路線＝真理”這樣一種官方邏輯之下，執政黨卻很少宣傳大邱莊、南街村、華西村這些典型，更不肖說對其做深度報道了。因為，那樣一來，不啻于對所謂的改革——自我標榜高于毛路線的最大功績——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然而，皇帝的新衣終究會被人說破。姜柏林等人正是那說破皇帝新衣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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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姜柏林和他的農民合作社實踐，參見：

《南方周末》【特別報道】“合作社”歸來？

而湖北省洪湖市洪林村黨委書記葉昌保在《我對解決“三農”問題的一點建議》更是將洪林村堅持不懈走農業合作化道路取得的可喜成果，與那些隨波逐流搞分田單干的農村做了鮮明的對比。葉書記的建議，我以為是對中國農村發展出路的最好回答。

現摘要如下：

〖    ……我個人認為，應把重新明確農村發展道路問題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下面，我想對自己的這點建議，從兩個方面談一點膚淺的看法。
    
        第一：對農村發展道路，我為什么強調“重新明確”四個字?
    
       我之所以強調這四個字，是因為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特征的農村改革在經歷了近26年后，就目前而言，全國農村發展大致走出了兩條路：一條是以家庭經營為主，“各搞各”，集體經濟幾乎為零，這在全國是絕大多數；另一條是以集體經濟為主，搞“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家庭經營幾乎為零，有資料顯示，走這樣發展之路的村莊在全國有7000多個，按占全國農村比例來說，是極少數。

        對這兩條路，上到中央，下至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從農村改革開始一直到現在，實事求是地說沒有一個十分明確的觀點和態度。但我們只要將這二條路下的一個絕大多數和一個極少數稍作對比，就不難發現：“三農”問題恰好出在絕大多數身上，而其余的極少數不僅幾乎沒有，反而在全國農村和當地農村還十分出類拔萃，如河南的劉莊和南街、山西的大寨、江蘇的華西、北京的韓河等等。

       即于此，我認為，現在應該是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重新明確農村發展道路的時候了。這個問題雖然十分敏感，但不容回避，也不能回避。小平同志說過，發展是硬道理。辯證唯物主義也告訴我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既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各搞各”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為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發揮一定的作用，那么我們就應勇敢地認真地面對現實，大膽地來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在這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反對回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前的“一大二公”，也要反對搞“刮風式”的全國農村“一體化”。在這之中，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有一點可以明確，那就是農村還是要走以鞏固壯大集體經濟為主的發展道路。

……

       ……在這里我還想毫不謙虛地結合我們洪林的情況說一說。我們洪林村現有256戶，1281人，農工商企業19家，資產總額2.8億元，其中自有資產積累戶均53．5萬元，人均16．5萬元。村民享受著學前及九年義務教育免費、醫療免費、水電半價、社會統籌養老保險等十多項福利。1982年以來，我們村先后被評為全省文明單位、紅旗單位、最佳文明單位、全國創建文明村鎮示范點、全國文明村鎮創建工作先進單位等，村黨委先后二次被中組部授予“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稱號，連續三輪被湖北省委評為全省村級黨組織“十面紅旗”。
 
    我是1970年擔任洪林村支書的，至今已34年了。回首洪林近34年的發展歷程，我覺得我們能在“吃糧靠返銷、種田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三靠”起點上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除了有黨的富民政策的鼓舞和引導，有各級組織、各級領導、各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大力關心和支持，有全村父老鄉親的共同努力外，關鍵是我們穩健地走出了一條適合村情的發展之路。這條路就是“鞏固壯大集體經濟，共同上升、共同富裕”之路。

……

       ……2003年全村實利稅1600多萬元，其中日均上繳國家稅金近2萬元。
    
       洪林村發展到今天，既沒有百萬富翁，也沒有貧困戶，普遍存在于農村的“上學難”、“就業難”、“養老難”、“計劃生育難”、“社會治安難”等問題，在洪林均不僅不存在，而且在有些方面毫不謙虛地說做得還可以。如在就業方面，在洪林的外來務工人員就達1300人。在養老方面，全村男60周歲、女50周歲以上退休人員月均可領到350余元的社會統籌養老保險金；在扶貧幫困方面，我們通過開展以“互聯幫帶”為主要內容的“雙帶”活動，從1987年至今，已與洪湖市全市108個村支部建立了“互聯幫帶”關系，幫助其中24個村脫貧致富，12個村跨入了省地市先進行列。而在此期間，我們先后為幫帶互聯村折借資金 270多萬元，代培各類技術管理人員280多人，捐資30萬元幫貧困村建校1所；在村民文化生活方面，我們有投資達300多萬元的洪林文化宮這個基本陣地，有管樂隊、秧歌隊、龍燈隊、腰鼓隊、禮儀隊等八支基本文體隊伍。
    
       當然，洪林村相比全國先進兄弟村還有差距，但從洪林發展歷程和洪林所取得的成績來看，這些成績雖然有限，但我覺得洪林也不失為全國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只 “麻雀”，通過解剖洪林這只“麻雀”，也不能不說明，解決“三農”最根本的還是要把農村發展道路確立好。正所謂綱舉目張，我相信，只要我們抓住了“農村發展道路”這個綱，“三農”，問題就一定會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要知道，從整體來說，全國農民的絕大多數在當前乃至今后一個較長時朗，無論是文化素質，還是技能素質都還無法憑“各搞各”去參與市場競爭，去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只能堅持走集體經濟為主的道路，去扶持、引導、帶領他們不斷提高自己、發展自己。〗

    偉大的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章中諄諄告誡世人特別是執政者：“治大國，若烹小鮮。”即治理國家應遵從社會規律，不可朝令夕改、隨心所欲，否則社稷不寧，百姓遭殃。

       然而1949年建國以來，我們天不怕、地不怕的執政者是否遵循了先賢的教誨呢？如果說前30年耽誤在了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層出不窮的爭斗、內耗上，那么改革開放之后這幾十年則一次次栽在了經濟基礎、生產關系領域“摸著石頭過河”式的胡亂試驗上了！如果說物理、化學試驗失敗了可以重來，那么在經濟基礎、生產關系領域關系到全民族、全社會的“試驗”（如人口政策、農村的集體經濟瓦解、醫改、教改、房改等等），一旦失敗（有些要經過多年以后才能顯現），后果不堪設想，而且很難回到起點重來了！

【歷史背景】

1978年12月，安徽省風陽縣犁園公社小崗生產隊，20名代表寫下契紙，要搞分田到戶，表示如搞不成，甘愿坐牢。

1979年3月，王任重副總理召開了7省負責人會議，糾正單干風。安徽省委書記萬里不同意糾正，他講：“你們不要強加于我們，我們也絕不強加于你們，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1980年春末，萬里接替王任重的職務，大力推行包產到戶，到年底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由年初的1%上升到15%。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給中共負責人講：“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怕影響集體是不必要的。”

1980年9月，中共發出了75號文件，通知各地可以支持包產到戶。從此在中國農村掀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變集體經濟為包產到戶的大改變。到1981年12月底包產到戶達到40％，1982年12月底達到80%，1983年底達到98%，全國恢復了單干化，847,894個生產隊改為村委會，12,702個人民公社改為鄉鎮人民政府。僅僅3年時間，就把毛澤東時代建起的農村集體經濟基本解散了。

包產到戶到底怎樣，農村情況有目共睹。河南農民有一首詩：“耕地累死牛，用水打破頭，拖拉機不用了，大塊地成了花布頭。”安徽農民有一首詩：“集體分掉了，干部癱瘓了，機器銹掉了，公房倒掉了，大田變小了，科學種田停下了。”“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中國農村人多地少，農事結束，閑人成群，能工巧匠，自謀職業，其他勞力沒人組織，只好背鄉離井，外出打工。

單干種田非常困難，耕地出錢，澆水出錢，化肥出錢，治蟲出錢，忙祿一年等于白干。有農民講：“面對黃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干一年，七折八扣拿走了，算來不如不種田。”有的農戶為了花錢，寧愿種花種草也不種糧。有的農戶只要口糧田，不要責任田，造成一些土地荒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