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農村改革對當前的農村問題的啟示　　　

土地流轉改革馬是否施行，馬上就要決定了。這個決定的背景是，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農民人均收入持續低于城鎮居民。1980年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為40比100。到1985年縮小到50比100，2007年擴大到30比100。而且雖然自2003年以來胡溫領導非常重視三農問題，做了很多努力，但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始終沒有低于城鎮。于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已經成為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于是，專家們提出這樣的看法：農民第一次收入靠近城鎮居民是完全是因為變動了土地關系，讓農民擁有了土地經營權和收益權，煥發了農民種田積極性。因此，要解決農民收入問題還只能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就是增加一個土地轉讓權，讓土地完全市場化，這樣可以促進規模經營以提高農民收入。顯然，然為只要變動一下生產關系，提高了人的積極性，就能讓一個產業發生根本性變化是專家們的基本思路。　　

貧道在去年大家討論小崗村的時候就意識到所謂“積極性”能創造奇跡，其實就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翻版。恰好一個雜志約稿，就聯產承包責任制與中國糧食問題解決寫了一篇文章。文章早就交稿了，雜志社一直往后拖。由于所謂“農村第二次改革”又要開始了，如果還以為生產力的提高是因為生產關系的變動給出的，也許就會出錯誤。于是貧道把這篇文章稍微改一下（增加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期間農民收入提高的原因）在這里發出來。原約稿人如果覺得貧道不講信用，就不用在雜志上發了。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　　　

新年伊始，《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描述30年前開始的改革：　　　　

“三十年前的月亮，照著一個國運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國。一個大鐘停擺了，利益的鬧鐘響起來。鈴聲急促而動聽，饑腸轆轆的人民突然都紅光滿面……”。　　　　

可以說讓中國人從“饑腸轆轆”到“紅光滿面”，一直是中國人希冀的事。編輯用“鬧鐘響起”做比喻表達了兩個意思，一個是“沒花多長時間”；一個是“改革開放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類似的文字還有很多，比如“1978年，中國首先從農村開始的改革開放，使農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十幾億中國人從此擺脫了饑餓，擺脫了物質匱乏的陰影”，“帶領農民擺脫饑餓的小農經濟模式”等，都明確指出是80年代初的聯產承包體制讓中國人擺脫了饑餓。十七大報告也有類似意思的文字：我國經濟“一度瀕于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溫飽不足”。　　

上點年紀的人都有體會，中國人確實是上世紀80年代，也就是聯產承包制實施以后幾年中找到“吃飽了”的感覺。我們很早就聽過這樣一段故事：　　　

一直吃“反銷糧”的小崗村農民為了填飽肚子，冒著坐牢的危險實行了大包干。第一年糧食總產就從以前的3萬多斤增長到13萬斤，第二年達到14萬斤，而19年后甚至達到76萬斤。產量1年翻兩番，19年年均增長18%！規范的解釋是：“聯產承包制調整了農村生產關系的，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生產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解放了在舊的農村經濟體制束縛下的生產力。”也就是中國農民在“大呼隆”的集體經濟條件下不愿意干活，沒積極性沒創造性。只要以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就有了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國就解決了吃飽問題。　　　

肚子是不會騙人的——我們確實感覺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吃飽的。故事也是真實的——小崗村確實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糧食實現了連續翻番。結論似乎也無可挑剔——只要發揮了人的積極性就能創造奇跡。“聯產承包責任制煥發了農民種田積極性，因此中國解決了吃飯問題”的推論順理成章地就得出了。　　

這里有個疑問：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小農經濟，積極性一直就不低，但始終沒解決吃飯問題。1949年到1956年中國也是小農經濟，照樣沒解決吃飽問題。同樣的小農經濟憑什么到了80年代就能創造出奇跡來？　　　　

還有一個讓人很難解釋的事實：聯產承包責任制能夠釋放的能量只有精神。實際上，承包到戶對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對提高農業生產組織性上，都沒有什么積極作用，反而有破壞作用。這可以從80年代中期我國水澆地面積、機耕面積等農業生產條件的降低可以看出來。物質條件下降，精神力量增長，糧食照樣會嘩嘩地增長。相信這個推論，就等于必須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的道理。引申一步，無非是在說明“一心為公”的精神原子彈遠不如“一心為己”的精神原子彈的力量大而已。　　　　

事實果真如此嗎？　　　　

人類解決吃飽問題并不容易。美國學者Fogel估計，十八世紀初已經從殖民地獲取大量小麥的英國人均卡路里攝取量為2095，法國為1657。1800年開始工業革命英國人均卡路里攝取量才達到2237，而同期法國還只有1846。M.K.Bennett估計在1934—1938年之間，印度、菲律賓、墨西哥、秘魯等國人均卡路里攝入量為1800—2000。(D.Gale Johnson 2000)由此推算，解放前中國人均卡路里攝取量基本上在1800——2000之間，不會超過2000。　　　

一般認為，人均每天攝入2200大卡，成人每天攝入2400大卡熱量是最低標準，這個標準以下人會偏瘦。研究所謂“吃飽”問題，其實是指中國農業能夠提供的人均熱量有多少。按照中國人自己養活自己的標準看，可以用中國人均糧食產量加油料產量來推算。 用這個標準會發現，中國在整個解放后絕大部分時間中農業的糧油產出都高于人均2200大卡熱量。(見表一)但是在80年以前沒有人感覺吃飽了（因素可能與飼料用糧降低了熱轉換率以及歸還蘇聯債務造成的實際人均攝入量低于2200大卡的因素）。因此必須附加感官標準。本文把人們“感覺吃飽了”的1985年人均糧油所提供的熱量（2900大卡）作為一個基本標準來衡量。（1985年以后操心的是減肥問題，與吃飽沒關系了）。　　　　

表一           解放后歷年糧食油料產量及折合人均日可攝入熱量　　　　

年份      人口      糧食（萬噸） 油料（萬噸）   折合人均熱量（大卡）  　　

1949      53167        11318       256             1906　　

1952      57482        16390       419             2287　　

1970      82992        23995       377             2253　　

1981     100072        32502      1021             2719　　

1982     101541        35450      1182             2880　　

1985     104532        37911      1578             2900　　

2003     129227        43070      2811             3081　　

從表一數字可以看到，解放初期中國人離“感覺吃飽”的2900大卡還有34%的差距。解放后中國人均可攝入熱量明顯提高，但一直到1970年的20年間，始終徘徊在2200大卡這個最低指標上下。1970年人均日2253大卡，相當于“感覺吃飽”指標的78%。但是此后有一個明顯上升趨勢，1975年為指標的85%，1980年為指標的91%，到集體經濟依然為主體的1981年（雖然小崗村是在79年已經被報道，但1980年9月秋播結束后中央才下文件試行聯產承包，1983年達到全國90%。因此，1981年還基本是人民公社體制。而且1981年與1980年糧食總產也很接近），已經達到94%。到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完成那年（1982年）就已經接近解決了吃飽問題（達到99%）。　　　　

也就是說，中國解放后雖然人均攝入熱量很快提高了20%，但距離吃飽還有20%的差距。但似乎在1970年發生了什么事情，使中國出現一個持續二十多年的人均熱量攝入逐年攀升的階段。這次增長到1981年正值高峰，而聯產承包責任制只是恰好對這次變化在形式上做了個結。　　　　

形象點說，假如中國人要吃夠5個燒餅才能感覺飽，那么解放前只能吃到3個燒餅，解放后20年中都吃到4個燒餅，1970年后逐漸加，到改革前兩年吃到4個半燒餅，改革完成前一年已經吃到4.7個燒餅，改革完成那年無非是把最后一塊燒餅塞到了嘴里（不足三分之一個燒餅）。　　　　

《南方周末》用“饑腸轆轆的人民突然都紅光滿面”，讓人回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信仰中。把“利益的鬧鐘響起來”就能有無限的創造力的說法，雖然確實為今天強勁的物欲橫流、道德淪喪世風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但對糧食為什么增產，中國人為什么能吃飽并沒有說服力。　　　　

/// 糧食增產靠什么　///　　　

糧食增產靠什么？糧食增產靠的是八字憲法提到的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規劃利用）、肥（增加肥料、合理施肥）、水（發展水利、合理用水）、種（培育、繁殖和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加強田間管理）、工（工具改革）。這里排在前面的土、肥、水、種、密、保、工是物質條件，是硬條件，只有“管”一條是軟條件，被排在后面。農業八字憲法是在大躍進高潮期間提出的，是《人民日報》登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后三個半月后提出的。顯然，即使在把精神力量鼓噪得最瘋狂的時候，物質因素、技術因素依然被政府作為農業生產最重要的部分。種過田的都知道，八字憲法不見得十全十美，但確實是概括了農業活動的基本道理。其中土、肥、水、種最為重要。要分析中國解放后為什么糧食會持續高速增長，就必須找到這個時期中國政府是如何改善土、肥、水、種這些農業生產基本條件的。　　　　

土　　　　

種地需要耕地，解放后國家先后組織專業部隊和知識青年對東北和西北進行了大面積墾荒。到改革前，僅這兩個地區新增耕地達到500-600萬公頃[1][11]，全國總計增加耕地近一億畝，耕地面積增加6%左右。同時，國家對黃淮海、寧夏等地區通過灌淤方式對上億畝耕地進行了土壤改良，使長期低產田變為中產甚至高產田。推廣間作和套作來增加復種指數等于增加了耕地面積。1952年我國農業復種指數為131%，1957年就提高到141%，1978年繼續提高到151%，等于增加耕地面積15%（2000年我國復種指數也不過158%，僅僅提高4%）。也就是說，解放后至改革前，是我國耕地面積增加最快，土壤改良面積最大，復種指數提高最快的時期。幾項加起來，等于耕地面積增加30%左右。這成為糧食總產逐年提高的重要保證，也成為改革后在大量農業用地被快速占用情況下，保障我國農業產量持續增加的基礎。　　　　

肥、水、工　　　　

肥和水是糧食生產最重要的保證，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基本內容。以下是解放以來到改革前期我國灌溉面積、化肥用量、機耕面積和小水電發展變化情況。（見表二）　　　　

表二　　　　

灌溉面積、化肥用量、機耕面積和小水電發展變化情況　　　

時間  灌溉（萬公頃） 其中機灌（萬公頃）  化肥用量（萬噸） 機耕（萬公頃）　　

1952    1995.9         31.7                7.8             13.6　　

1957    2733.9        120.2               37.2            263.6    　　

1965    3305.5        809.3              194.2           1557.9    　　

1980    4488.8       2531.5             1269.4           4099.0　　

1985    4403.6       2462.9             1775.8           3444.2                                         　　　

從表二數據可以看到，我國農業用水利成就主要是改革前奠定的。灌溉面積比解放初期增長一倍多，而我們感覺吃飽時期灌溉面積實際是在下降（到80年代末才恢復。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我國灌溉面積增長125%，而此后到2006年的27年只增長了22%）。1978年我國水庫庫容從解放初期接近零增加到4000多億立方米，此后雖有增加，但主要是水電用水庫的增加。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沒有水，土、肥、種等都不起作用。正是這個時期逐步奠定了水利基礎，使糧食產量逐年提高。　　　　

在土和水的條件確定后，化肥使用量增加成為糧食產量增加的關鍵因素。農業專家推測的每噸化肥科學施用可增產糧食8.84噸[2][12]，以此來計算，1981年比1965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數乘以8.84，基本上等于糧食產量增加數的77%。用1985年比1980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數與糧食增長數比較，是76%。文革開始后，我國大力發展小化肥產業。到文革后期，幾乎各縣都建立了小化肥廠，10年間增長70%。一直到幾座大化肥投產后的1978年，小化肥還能占到全部化肥產量的40%。尼克松訪華后第二年，我國就進口化肥等成套設備8套。1978年中美建交接后著引進13套大型化肥設備。這些設備先后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先后投產，這是我國糧食產量在這個時期快速增長的關鍵。生產化肥需要煤炭，而我國煤炭產業也基本上是這個時期奠定的。1980年我國煤炭產量從1952年的0.66億噸增加到6.2億噸，此后直到2000年也還是7-10億噸徘徊。　　　

1980年以后我國化肥使用量大幅度上升，但化肥產量增長幅度不大，主要是進口化肥比例提高。1980年我國化肥產量占使用量的97%，1985年為74%，1995年下降到71%。目前進口化肥已經占主要地位，最近的農資漲價主因來自外國化肥漲價可以說明。　　　　

種　　　　

良種的研制和推廣是在土、水、肥條件確定后對糧食產量，尤其是單產影響最大的因素。良種應用需要兩個環節，一個是研究，一個是推廣。細心點就會發現，我國主要糧食作物：小麥、水稻、玉米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改革前的舊體制下完成的，小麥、水稻推廣是在1986年前沒有把農村三站改革為事業單位前的時期完成的，只有玉米主要是用市場經濟體制推廣的。　　

我國小麥良種的研究早在文革前就已經有很大成就，河南偃師幾個高產小麥系列在60年代就進行了研究和推廣。文革期間李振聲的小麥與偃麥草遠緣雜交與染色體工程育種研究，也培育出高產小麥。小麥良種推廣主要是在計劃體制下的種子站完成的，推廣速度很快。我國小麥單產從1952年到1970年年均增長7.1%， 70-76年年均增長7.6%，76-84年年均增長6.7%。這是我國單產快速提高的主要時期。（此后到2005年我國小麥單產年均增長只有0.5%）　　

雜交水稻是文革后期培育成功的，主要是在農村三站“大鍋飯”時期推廣的。我國水稻單產增長最快時期是1976年到1984年，年均增長5.6%，此后到2005年只有年均0.7%的增長。　　　　

我國良種玉米培育較晚，良種培育成熟是改革以后。1979年，山東李登海成功研制出緊湊型玉米"掖單2號"，畝產高達　776.6公斤　，創造了我國夏玉米單產最高紀錄，很快又破了世界記錄。但是他的良種玉米推廣非常慢，最有成就的時期還是在農村三站改制前。在　李登海　先生80年代后期成立種子公司推廣到2005年，我國玉米單產年增長率只達到1.3%[3]（這個時期還是他的良種成熟期）。而我國玉米單產在1976年到1984年年均增長達到6%。顯然，原來的為農村和農業服務的三站體制比市場的力量要大。　　　

還有一個很重要數據說明市場體制并不見得比計劃體制在良種推廣方面有更高效率。到2006年，我國稻谷、小麥單產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別高出56.3%，59.3%，而曾獲得單產冠軍的玉米只高出世界平均單產11.4%。　　　

看完這些數據，就知道中國糧食為什么會增長了。中國政府在解放后到改革前，通過墾荒、改良土壤和提高復種指數等手段，使可耕地面積達大幅度提高，同時大興水利，建設灌溉系統和機井，提高機耕面積并擴大農業用電。這些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的建設到70年代中后期基本完成。在準備了這些基礎條件的同時，我國政府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10年間，通過大辦小化肥和引進設備使我國農村化肥施用量快速增加，并且主要糧食作物——小麥、稻谷的良種培育也在70年代中后期完成并可以通過深入到公社的種子站進行推廣。是這些因素形成了我國糧食作物在1970年到1985年的高速增長。　　　

///  為什么糧食增長最快時期并沒覺得吃飽　///　　

中國糧食產量增長最快時期是改革前，單產增長最快時期也是改革前。1952年到1970年，我國糧食產量年平均增長2.1%。1970年到1981年年均增長2.8%。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到1995年為2.6%，此后至2005年只有0.4%。這里就帶來一個疑問：為什么糧食增長速度最快時期，人均可攝入熱量卻長期沒增長，反而是糧食增長速度放緩以后，人均可攝入熱量反而增加了呢？　　

原因很容易找出來：這只能是在糧食增長最快的時候，人口增長速度也那么快。數據也可以反應這種判斷。從1952年到1970年，我國糧食年均增長2.1%，但同期人口年均增長也是2.1%，人均可攝入熱量自然沒增加。而1970年到1981年，我國糧食年均增長為2.8%，但人口增長年均只有1.7%。1981年到1995年糧食年均增長為2.6%，人口增長進一步下降到年均1.37%。顯然，是70年代前中國人口增長過快造成中國人沒吃飽，并不是當時糧食增長不快，因此不是這個時期的農業生產體制出了問題。　　

這樣說又會有詬病當時的人口政策，什么“錯批一個人，多生三個億”就有了道理。　　　　

其實，人口增長速度是有自身規律的，制定人口政策會起點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通過制定人口政策明顯降低了人口增長速度，包括中國也一樣（后面會分析）。現在非常多發達國家對人口自然增長率低到無法維持人口自然更替水平，出臺很多鼓勵生育政策，也一樣沒有成功的例子，還是靠機械增長來解決的。　　　　

簡單說，人口增長速度取決于兩個變量，一個是生育率，一個是死亡率。生育率持續高于死亡率，人口就增長；生育率低于死亡率，人口就減少。　　　

在不加控制情況下，婦女生育意愿決定了生育率的高低。人口學家研究發現，近現代人的生育意愿主要取決于生活質量，生活質量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相反，生活質量越低，生育意愿越高。　　　　

國際上采用人類發展指數（HDI）衡量人的生活質量。統計研究表明，HDI與婦女生育率高度相關。歐洲國家現在的HDI在0.9左右，平均生育率為1.5，也就是平均一個婦女一生只生1.5個孩子。非洲窮國家HDI在0.3左右（中國60年代初水平），生育率達到7.0左右。同一個國家生活質量提高過程中，生育率會隨著HDI的上升而下降。這是人口增長的基本規律。人口學家還發現，HDI在0.5左右是個關鍵值。在0.5以前，生育率雖然也隨著HDI指數降低，但幅度很小。而到了0.5以后，生育率明顯下降。　　　　

1950年，中國HDI只有0.159，這時中國的生育率為6.0。顯然，解決人口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迅速提高HDI，別的辦法都不保險。　　　

HDI是由“預期壽命”“識字率和入學率”和“人均GDP”確定的，數值越高指數越高。必須承認，當時的政府采取了一個正確的措施，就是加速提高HDI。　　　　

人均GDP提高是解決“越窮越生”這個基本規律。雖然HDI選用的GDP是“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中國實際數字會是按匯率計算的5-6倍，但直接用人均GDP并不科學。因為即使人均GDP很高，如果貧富差距很大，人數眾多的窮人依然會很低。這個時期中國政府除了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外，貧富差距非常小，因此實際的人均GDP還是增長很快。　　　　

識字率和入學率對生育率的作用也很明顯。一個文盲婦女生6、7個孩子沒什么障礙，讓一個女中學畢業生生這個數就很困難。中國政府除了在解放初期開展大規模的掃盲外（返盲率很高），主要抓了中學入學率。我國中等學校在校生數從1952年的315萬，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1432萬，并在1978年達到破紀錄的6637萬。實現這么高的中學入學率的主要原因是農村是集體經濟，大隊和公社都有能力辦中學。（此后由于集體經濟解體而失去教育投資者，到1989年低谷時中等學校在校生數下降到5045萬，僅為10年前的76%）。　　　

提高人均預期壽命是降低婦女生育率的關鍵。“預期壽命”是按各年齡段實際死亡率加權平均計算的。死亡年齡越小對預期壽命影響越大。提高預期壽命的關鍵在于降低嬰幼兒死亡率。而嬰幼兒死亡率高，孩子生下來能長大不能長大都不知道，無論家庭還是婦女自己都會傾向于“多生幾個保險”。中國政府在這個時期加大了農村醫療衛生的改善。建國初期我國嬰兒死亡率為20%，5歲以下死亡率為25-30%，70年代初這兩個數均已低于5%； 孕婦死亡率也由1.5%減少到70年代初的 0.1%。1949年的中國人預期壽命是35歲，到1976年延長到65歲。1981年達到68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大幅度降低嬰幼兒和孕婦死亡率使70年代開始婦女生育率意愿大幅度降低。　　　　

于是，中國HDI迅速攀升。按照世界銀行數據，中國HDI指數1950年為0.159，1974年超過0.5。如果考慮中國當時貧富差距非常低，中國應該在1970年HDI已經接近0.5。這可以從婦女生育率的變化來佐證。中國從解放到1969年，生育率有高有低，但平均為6.0。1970年降低到5.8。72年為4.2，74年為3.7，76年為3.2，78年已經降到2.75。一般認為，2.3左右的生育率為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即使中國不在1979年實行強制性計劃生育政策，隨著經濟繼續發展，中國人口也一樣會在80年代初達到這個水平。　　　

想要指責毛澤東對中國人口數量有責任，只能假定毛澤東提高HDI的速度太慢。可是，日本人的HDI從1870年的0.160（中國50年水平）提高到0.607（中國87年水平）用了80年時間，中國是37年。印度在1950年HDI是0.161，到1997年HDI才達到0.436，只相當于中國60年代后期。也就是中國不到20年提高的HDI幅度，印度用了47年。（這也是印度人口從1970年相當于中國的65%， 1980年上升到70%，到了現在上升到90%，甚至有超過中國趨勢的原因）　　　　

中國在從解放到1970年出現人口年增長2.1%的驚人增長率是有原因的。如果仔細注意HDI指數的構成，就會發現“婦女生育意愿”與“嬰幼兒死亡率”既關聯又相悖。嬰幼兒死亡率低了，婦女生育意愿才會低，而且沒有連續五六年明顯低的嬰幼兒死亡率，也不會有效降低婦女生育意愿。但嬰幼兒死亡率降低反而會提高人口增長速度。60年代嬰幼兒死亡率從25-30%降低到5%，意味著原來注定要夭折的20-25%的嬰幼兒從此會長大成人，人口增長率必然提高。死得少了人口自然增長快。且不說共產黨本來就是為老百姓服務的，不能看著嬰幼兒這么就死了，就算為了永久解決人口問題，也一樣需要降低嬰幼兒死亡率。　　

///   結束語 ///　　　　

當年，毛澤東很自信地告訴艾奇遜們：“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富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這一天到來了，毛澤東卻沒有親眼看見。　　

但是，是毛澤東親手為我們畫了兩條曲線。一條是糧食產量上升的曲線，這條曲線在1970年開始明顯抬升；一條是人口增長率下降的曲線，這條曲線也是在1970年開始明顯下降。這　一升　一降，讓我們在80年代初感覺肚子飽了——這卻沒擋住我們罵他老人家的娘。　　　

這才是歷史。　　　　

///  補充內容：80年代農民收入增長迅速的最主要原因  ///　　

本文只是對究竟中國人究竟為什么會“饑腸轆轆”變為“紅光滿面”做一些探討。而當前急迫的問題是農民收入提高問題。因為農民人均收入確實在80年代快速增長，城鄉差距縮小。不說清楚這里的原因，照樣會讓人以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我們先看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情況：　　

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對比（當年價）　　

年份          農村（元） 年均增速 城市（元） 年均增速    農村、城市　　

1978             133.6                343.4                39 ：100　　

1980             191.3     12.7%      477.6    11.6%       40 ：100　　

1985             397.6     15.8%      739.1     9.1%       54 ：100　　

1990             686.3     11.5%     1510.2    15.4%       45 ：100　　

1995            1577.7     18.1%     4283.0    23.2%       37 ：100　　

2000            2253.4      7.4%     6280.0     8.0%       36 ：100　　

2007            4140.0      9.1%    13786.0    11.9%       30 ：100 　　

以上數字顯示，農民在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前期增長速度很快，高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使城鄉差距大幅度縮小。但80年代中期以后，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持續低于城鎮。什么原因使農民在80年代前中期收入增長遠高于城市，并在整個80年代收入增長都比較快呢？（這里要考慮88-94年的高通脹）　　

首先，80年代農民收入的增加，是否是因為農民種田積極性提高，使人均農作物產量大幅度提高，從而收入大幅度提高了呢？我們可以從幾年中農業總產值（現價）增長率與指數增長率（不變價）看出來點問題。　　

幾年中農林牧漁總產值年均增長率與其不變價年均增長率比較　　

年份        農林牧漁產值增長率           指數增長率　　

1980（比78）     17.3%                     1.4%　　

1985             13.5%                      3.4%　　

1990             16.2%                      4.8%　　

94-99             9.3%                      7.4%　　

以上數字反映出，在整個80年代，尤其是85年前，農業（扣除副業）按不變價的實際產值增長并不高，大約在3.4-5%左右，這與當時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總產增長率年均2.5-3.0%的數字是接近的。但是現價產值卻有兩位數的增長，現價與不變價增長率差距在4倍左右。但到農產品物價基本穩定的90年代中后期，這個差距就明顯減少了，只有25%。　　

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了并不是80年代由于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產品突然大量涌現，才使農民收入迅速增長了。而是農產品價格在這個時期大幅度上漲，才使農民收入快速增長。而前面部分已經顯示，農產品的增長與聯產承包責任制關系不大，即使沒有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產品一樣會有2-3%的增長。因此，可以把農民收入在80年代快速增長的一個因素歸結為國家對農產品收購價格的大幅度調整。　　

從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糧食、棉花等18種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其中，糧食收購價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對糧棉油等主要農副產品實行超購加價政策，擴大議價收購范圍。繼而在1979年11月，國家又提高了畜產品、水產品和蔬菜等8種副食品的價格。此后各年中，農產品國家收購價每年都在提高，無非幅度小了點而已。同時，由于集貿市場的開辟，大量農產品，尤其是肉、蛋、禽、魚蝦等以及農副產品是由農民直接經營零售的（當時中間商很少，而且加價不多），總的印象是，到1990年前后，雞蛋、豬肉等產品的價格已經由1978年的0.7元和0.8元一斤提高到1.8元和5元一斤。羊肉從0.5元一斤提高到4-5元一斤。國家收購價加上自由市場價格的提高，農產品價格大約實際提高150%%以上　　

1990年比1980年，糧食總產增長40%，油料增長112%，棉花增長66%。如果綜合計算增長了50%，加上價格上150%的增長，總計實現的增長應該大約為230%左右。1990年比1980年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256%。　　

剩下的呢？剩下的部分應該來自非農產業的收入。這才是家庭為單位經營對農民收入提高顯示的作用。由于農民成為獨立經營體，可以相對自由地從事非農產業和副業，農民收入有了新的領域。1980年，農民家庭生產性純收入中，只有11.4%來自非農產業，到1990年已經達到22.3%，基本翻了一番。雖然找不到別的指標來詳細說明，但其他增長部分來自非農產業是顯然的。　　

人有時候會自己欺騙自己，貧道有時候也這樣。就是由于開始對某件事情的原因有了點直觀判斷，后來就經常在不同場合強化，甚至還找到點新材料來說明其因果關系。說的時間長了，就一點也不仔細研究了，干脆作為一個定理來論證其他事情了。久而久之，一個完全可能是假的東西就成真理了。貧道早在1985年就在政府改革和發展咨詢機構里工作，農村調查也做過，但是對于是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富裕起來的看法是從開始就有的。而且這個時期所有統計資料都有，貧道還被稱為運用統計數據最熟練的人，但一樣沒能對這個問題做認真研究。為什么呢？因為這個時候聽得多了，就不想了。其實如果在1990年前后看看這些數字，就知道實際情況是什么樣子了。　　

貧道就夠可憐了，可惜還有比貧道可憐的——就算真實的東西擺在面前也不聽、不看、不信。把一個虛假的東西做前提，做考慮第二次改革的依據，恐怕結果就離預期更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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