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人”到“我們”

索颯

    “當我死去的時候，
　　也希望像祖先一樣，
　　被葬在一個泥壇子里，
　　緊貼著它黑暗、清涼的腹壁。”
　　
　　厄瓜多爾，這個以“赤道”（Ecuador即“赤道”）命名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國家，我與它的第一次感情交往，大概來自這支憂傷的民歌。蒼涼、低沉的，像那里的山民爬坡步伐一樣平緩的旋律，不僅留在了我的記憶里，也留在了我的血流中。這回真的到了厄瓜多爾，它也是我接觸的第一個安第斯山國家，其首都基多被赤道穿過，海拔二千八百米。

　　荷蘭皇家航空公司的飛機飛越了當年哥倫布花了一個月才渡過的大西洋，在一個位于委內瑞拉眼前、卻古怪地屬于荷蘭的小島Bonaire補充給養、更換機組之后，依次向西飛越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這一連串安第斯山國家。我早早換到窗口，渴望地俯視今生也許無緣用腳踏上的這片寬闊山體，艱難地辨認著在云層下閃爍的農田、農舍和蜿蜒山路。

　　安第斯山是世界上最長的綿延不斷的山脈，長達九千公里，寬處近五百公里，大部分山峰在海拔三千米以上。山脈如一條紐帶聯結著一批南美國家，像天然屏障聳立在太平洋沿岸。發源于雄渾山脈的道道河流養育著東西兩個方向的人民。安第斯山注定要成為拉丁美洲尊嚴的象征。誕生于山海云端的印第安人排簫曲《雄鷹飛過》傳遍全世界，甚至被配上了英語歌詞。十九世紀獨立戰爭時期，阿根廷起義將領圣馬丁率領的“安第斯山軍”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山隘，解放了智利。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為了加強區域兄弟合作，安第斯山區的南美國家建立了“安第斯山共同體”。而早在十八世紀，一個高傲的歐洲教士卻病態地譴責美洲的“無序”，質問為什么美洲的山脈不像歐洲的山脈整齊地由東向西排列、卻怪誕地呈南北走向？

　　在進入厄瓜多爾上空的航線上，我看到了難忘的景觀：穿出厚厚云海、在陽光下銀光閃閃的巍峨火山，好像天堂里的日本富士；不止一座，其中之一是海拔接近六千米的Cotopaxi火山。有人說，如果考慮到地球是橢圓的，位于赤道的厄國雪山從地心的實際高度可能高過中國的珠穆朗瑪。在驚嘆中，又有一座如霧海明珠般的高山湖泊被緩緩甩在機翼之后……

　　厄瓜多爾坐落在火山、地震帶上，歷史上記載過許多次真正的“山崩地裂，滄海桑田”。2000年，Chimborazo省El Altar雪山的崩塌曾使一塊一百五十萬立方米的巨石垂直墜下九百米，落入黃湖，造成湖水肆虐泛濫。抵達首都基多后，當地朋友不止一次情不自禁地向我描述：要是天氣晴朗，你在城里就可以看到遠處的雪山……那年火山噴發，壯觀的景象就像原子彈爆炸的蘑菇云一樣……

　　這樣的地理應該養育相應的民族，六七年前我曾憑感覺描寫過：

　　“安第斯山區一帶的山系仍處在地理概念上的造山運動過程之中，僅中美洲就有二十四座活火山，是世界上火山最集中的地區。巍峨莊嚴的火山如一個神秘的隱喻，屢屢出現在文學藝術作品里。墨西哥有一位畫家擅長火山題材，他甚至乘直升飛機從空中俯瞰火山群，這樣的寫生大概是很獨特的。在這塊仍在生長的大陸上，三十多個國家也如同一座座活火山，當地火騰空時，灼熱的熔巖像是從迸裂的血管里濺涌而出的血流；當巖石巨人沉默時，地心的潛流不安地蠕動，醞釀著新的噴發。很難給這樣的大陸換血，也很難預料它生動的行為軌跡。”

　　事實在一次次印證我的直覺。

　　我們下榻的旅館正對著基多市著名的El Ejido公園，又趕上星期日；像以往一樣，年輕的藝術家們在沿街的一面擺滿了他們的美術作品，它們表現著獨特的拉美風格：粗獷的線條，夸張的透視，奪目的色彩，變形的體態。對時間緊迫的我來說，它是一個即時民間藝術館。在如此寧靜中，誰能相信，就在幾天前，自發的示威人群曾從四面八方涌向基多，硬是讓總統提前兩年下了臺；而且就在我們的所謂“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國際會議在海濱城市瓜亞基爾召開的當天，基多又爆發了要求解散議會、實行徹底政治改革的民眾游行。曾被政府斥為“痞子”、繼而以“痞子”自我命名的民眾抗議運動的中堅竟是婦女、青年和印第安人。我們翹首仰望貼著“痞子之家”的高樓玻璃窗，卻已買不到剛出版即脫銷的《四月的痞子運動》一書。很有意思的是，在飛機上，我正看完一份國內出的參考文章，介紹作為中國先進文化代表的“工商文明”如何面臨“暴政”和“暴民”兩大敵人。拉丁美洲正在發生的歷史可以用這個邏輯來解釋嗎？

　　更意味深長的是，幾年前，這位今天被趕下臺的總統、當年的上校，曾經因拒絕向抗議的民眾開槍而被捕入獄，后來又是靠著以印第安人為主的民眾支持、于兩年前擊敗本國百萬富翁“香蕉大王”贏得大選執政。“他為什么又被趕下臺了呢？”我們急切地詢問。“因為他背叛了我們！”

　　誰是“我們”？

　　在厄瓜多爾的幾天里，許多人異口同聲地告訴我——“我們”的主體就是往日影子般的、被體制視為草芥的印第安人。

　　幸虧1992年我在所謂“地理大發現”五百周年之際的墨西哥城有過振聾發聵般的見聞。我親眼看見了徒步來自全國各地的墨西哥印第安農民一張張沉默的面孔。他們手里舉著象征印第安養育之神的玉米秸，低著頭，神情嚴肅，在沙球等印第安打擊樂器的伴奏下跳著祭祀性的舞蹈。在那鮮明而又單調的節奏里，人們聽到的似乎是頑強存活的語言，是默誦的歷史。更重要的是，我親耳聽到了路邊市民們自發的呼聲——“正義”、“正義”，聲浪在激動的情緒中顫抖。所以，后來當1994年1月1日——“新自由主義”式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之日——墨西哥爆發恰帕斯游擊隊運動時，我沒有感到詫異。在寫成于1997年的《豐饒的苦難》里，我寫進了“五百周年”時的抗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然而，我并沒有充分估計到，那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起點。

　　蘇東解體、布什當選、9·11、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新世紀里的“地球像一個被磨圓的骰子，/它已無法停止滾動，除非落入一個坑里，/一個巨大的墓穴之坑”（引用秘魯詩人巴列霍當年的詩句）。此時，拉丁美洲卻傳來了異樣的聲音，一個接一個的“新自由主義”總統被轟趕下臺，一個接一個的左翼政府當選執政。民眾抗議浪潮此起彼伏，政黨、工會、學運等傳統領頭角色被真正的“老百姓”取代，而“烏合之眾”的主力竟是昔日只配在道邊賣藝乞討的紅臉直發印第安人。我們被告知，這一幕歷史的起點就在十幾年前十月十二日（“哥倫布登上新大陸”之日）那個神秘的日子里。那天，印第安人改寫了世界歷史，慶典在整個拉丁美洲變成了抗議，歷史書上的“發現”新大陸字眼被曖昧的文明“相遇”、文縐縐的文明“碰撞”或直截了當的“入侵”取代。

　　從此，拉丁美洲的抗議運動一發不可收拾，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造成的社會危機像干柴，使這堆烈火越燃越旺。

　　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已經成為當仁不讓的歷史主角。在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等印第安人口眾多的安第斯山國家里，他們有了自己的政治組織，他們中出了女外長（與代表上層統治階級的美國黑人政客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在議會獨當一面，他們在電視臺與獨霸輿論的知識精英尖銳“對話”。印第安人悄然有了自己的知識分子，哲學家、律師、歷史學家、人類學家。關于印第安人命題的話語中，第一人稱的“我們”正在逐漸取代善意的代言人口中的“他們”，以及權勢口中被侮辱蔑視的“他們”。連世界銀行也在積極舉辦印第安人才培訓班，他們終于意識到，要解決拉丁美洲日益令人頭疼的“執政能力”問題，必須讓占人口多數的“邊緣人”來領導國家。
　　

　　是什么力量造成了這一歷史性變化？是——不義。是公然的“不義”、是天理不容的“不義”使不義的最大受害者勇敢地站了起來。所以不應該絕望：早晚有一天，這個世界造就的“異化”、荒謬到極端的“異化”，會顛覆這個貌似堅不可摧的世界。
　　
　　幽靈
　　
　　一個幽靈在美洲徘徊。這個幽靈曾是這片大陸的主人，他們曾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

　　1992年“五百周年”之際，阿根廷神學家恩里克·杜塞爾曾說：“印第安人終于活到了今天，走出了被人遺忘的歷史。如果說在這五百周年之際我們要慶祝什么的話，那就讓我們慶祝他們終于活到了今天吧！”

　　當十五世紀末西方人到達美洲之際，那里不是茹毛飲血的食人生番居住的荒野，而是一片異樣文化的大陸。當年西班牙人的“發現物”中有像當時的巴黎、倫敦、北京一樣大的、擁有十萬人口的墨西哥古城特諾奇蒂特蘭和秘魯古城庫斯科。

　　保加利亞籍法國作家托多羅夫在其被廣泛引用的《征服美洲與“他人”問題》中寫道：“如果說我們哪一次準確地使用了種族屠殺這個詞匯，那么就是在這個例子上。我認為，無論從相對意義還是從絕對意義上來說，那都是一次創紀錄的行為：90％以上的、絕對數字達到七千萬的人口遭到滅絕。二十世紀的任何一場大屠殺都無法與此‘大災難’相比。”

　　古巴島是最早被“發現”的土地之一，今天的島上只有來自歐洲的白人、來自非洲的黑奴以及黑白混血人的后裔。島上原有的三十萬印第安居民哪里去了？他們已經斷子絕孫！

　　所有用文字、用美術作品把美洲大陸描寫成光怪陸離的蠻荒之地的西方知識人，都間接地、自覺不自覺地參與了這場種族屠殺。

　　沒有戰爭法庭，沒有歷史昭雪，沒有道歉賠償。只有幾個善良的靈魂，幾聲孤立的吶喊，直到五百年后艱難存活下來的印第安人后代自己站起來，從幽靈變成主角，為自己、為歷史伸張正義。所以杜塞爾說得很對，如果“五百周年”要慶祝什么，那就慶祝印第安人活下來了吧。他們忍辱負重，放棄了其祖先采用的集體自殺，所以他們活下來了。他們是丑陋的有色人種，沒有那么多人愿意與他們混血，所以他們集體留下來了。

　　那么今天在拉丁美洲究竟有多少印第安人？有近四千萬（相當于一個西班牙的人口）講四百多種不同語言的印第安人生活在拉丁美洲各個角落。在阿根廷、烏拉圭這樣的移民國家里，他們是極少數；在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等混血人口眾多的國家里，他們是少數；而在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秘魯這幾個安第斯山國家里，他們分別占到了20％、40％甚至50％以上！

　　以秘魯為例，據世界銀行統計，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該國印第安人口占41％，約九百萬人；據國際大赦等世界組織統計，這一比例超過了50％。同時這一人口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根據該國官方資料，秘魯的貧困和赤貧階層集中在農村，集中在印第安人居住的邊遠村落。大約79％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79.8％的印第安人仍然是文盲。對于印第安人來說，最寶貴的物質和文化財富是賴以生存的土地和世世代代屬于他們的“領土”。印第安人自我管理的社會組織、可持續發展的耕作方式、與大自然和諧的文化觀念都有賴于屬于部落的土地。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推進，土地的價值越來越昂貴。秘魯政府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頒布的新土地法規定國家有權將部分原屬部落的土地以拍賣或特許的方式轉讓給私人開發商，因為“印第安人”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在哥倫比亞，直至1991年才通過憲法第一次正式承認印第安人享有土地、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權利。

　　近年來，情況進一步惡化，全球化經濟的狂潮正向印第安人居住的原始森林、亞馬遜流域泛濫。這些以利潤為上帝的經濟動物，像當年掠奪黃金、白銀的老殖民者一樣，無視不可再生資源的枯竭，無視地球上殘存寶地的環境保護，無視蘊含不可再生文化資源的印第安生活方式的毀滅。

　　舊賬未清，新債又起，種族毀滅的歷史仍在繼續。近幾十年來，秘魯印第安居民與西方礦產石油公司不斷發生沖突，智利水電站的修建威脅著淹沒印第安人的墓地，厄瓜多爾亞馬遜地區的石油開采（中國公司亦在其中）與印第安部落的沖突一觸即發……

　　正是陷于滅頂之災的危機造成了他們的崛起。

　　世界不得不正視的一個現實是：印第安人已經組織起來，而且正在走向成熟。1997年秘魯全國各地區印第安部落的幾百個代表舉行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秘魯人權及印第安人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秘魯印第安人常設委員會”，并在十余年的時間里團結了全國的印第安人組織，直到2000年成功舉行了規模龐大的第二屆代表大會。在厄瓜多爾，以“厄瓜多爾印第安民族聯合會”為主體的“帕恰庫蒂克運動”（Pachakutik是印加帝國創立者的名字）是該國反對派政治力量的領頭人。在玻利維亞，阿依馬拉族印第安人組織“帕恰庫蒂印第安運動”及代表克丘亞族印第安人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也都是該國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后者為全國第二大政治派別。

　　在其政治組織的帶領下，印第安人民的斗爭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厄瓜多爾，甚至導致了憲法的重大修改。1998年修改后的憲法出現了史無前例的重要內容。基本法中規定：“厄瓜多爾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團結的、獨立的、民主的、多文化及多種族的法制社會實體”，“國家尊重并鼓勵厄瓜多爾人各種語言的發展。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對于各印第安民族，克丘亞語、舒阿爾語及其它古老的語言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具有官方效應。”在國家主要義務的條款里，也出現了“國家應加強多樣化基礎上的民族團結”、保護自然、文化資源、根除貧困、反對腐敗等重要政治、社會、文化內容。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抗議運動成為世界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重要一環，后者也是前者的重要參考和強大依托。在連續召開的“世界社會論壇”等國際集會中，印第安人組織是重要的會議成員和發言人，而2004年第一屆“美洲社會論壇”就選擇在印第安人口占20％的安第斯山國家厄瓜多爾舉行。
　　
　　他人
　　
　　在古巴愛國志士何塞·馬蒂的名篇《我們的美洲》里，有這樣一句話：“Con una frase de Sieyés no se desestanca la sangre cuajada de la raza india.”我對這句話現有的中文譯文一直耿耿于懷：

　　“西哀士的一句至理名言也難于使冷漠的印第安人煥發熱情。”（西哀士是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活動家）

　　我認為較貼切的譯法應該是：

　　“僅憑西哀士的一句至理名言，印第安人凝固了的血液不會恢復流動。”

　　且不說譯者修養對遣詞造句的影響；我想說的是，在包括這位譯者在內的許多人心目中，印第安人的“冷漠”形象大概已經是既定印象。但我想，印第安人絕非天性冷漠。否則，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美麗的彩陶、多彩的服飾、歡快的曲調流傳下來？當他們在暴政下不得不選擇集體自殺，當殖民主義者肢解了自殺者的尸體，以無法進天堂相威脅、使他們不得不忍辱負重地生存以來——他們就成了沉默的人群。

　　于是，失去了話語權的印第安人成了各種代言人話語中的“他們”，而“代言人”也就永遠有一個如何面對“他人”的問題。這不僅是一個拉丁美洲話題，這是與文化不平等同時存在的世界性話題。

　　早在六年前僅出了一期的《人文地理》試刊“發刊詞”里，人們可以讀到這樣一句話：“表述者與文化主人的‘地位關系’，是一個巨大的命題。我們都知道，事實上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啟蒙的民族學大師摩爾根，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納為養子。必須指出，養子，這個概念的含義絕非僅僅是形式而已。這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對自己‘地位’的糾正。這是一個解決代言人資格問題的動人例證。”
　　
　　隨著關于印第安人文化討論的深入，代言人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所謂“人類學”、“社會學”內部早已出現了批判的聲音，譴責那種把印第安人問題當作“原始文化”或僅僅是“民族文化遺產”來研究、而無視他們緊迫的生存現狀和現實斗爭的冷漠傾向。

　　令人欣慰的是，在拉丁美洲的歷史上和現實進程中，始終有一大批具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代言人。十五世紀的墨西哥恰帕斯州主教拉斯卡薩斯、二十世紀的墨西哥恰帕斯州民族解放軍副總司令馬克斯，僅僅是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印第安人運動在這片大陸獲得發展，不能不說與拉丁美洲文化中的“同情心”有關。

　　幾年前，我無意之中讀到一份墨西哥某技術學院的不定期刊物《空間》。薄薄的幾頁紙使我非常感動，至今不能忘懷。為了說明正在闡述的這個如何對待“他人”的命題，我又翻箱倒柜把它找了出來。

  　1998年4月，該校的一批青年學生和教師自動組織起來，到游擊隊活動的恰帕斯地區進行了四天訪問，這本樸素的刊物記錄了參加者的心得體會。出版者“前言”的最后一句話是：“很簡單，這群墨西哥年輕人希望他們的聲音被傳達出去。印第安人有一句口號：讓‘我們’缺席的墨西哥再也不要出現。我們離這句話不遠。我們的聲音、我們的諾言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了恰帕斯，為了墨西哥。”

　　一個叫瑪麗娜的姑娘在她的感想結尾寫道：“我在恰帕斯獲得了一件珍寶，那就是一個決心。面對這么多人必須忍受的非人道生活，我決心再也不閉上眼睛。我不會繼續等待政府或‘超人’來改善這些滿面淚水的人們的生活境遇。我個人當然無法全面或部分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是我肯定要做一些事，我絕不會再當沉默的同謀。

　　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能找到他們自己的‘恰帕斯’，并由此做出他們的決定。”

　　在不止一個人的“體會”中，不約而同地出現“同謀”、“內疚”的字眼。

　　再舉一本純學術書為例，作者為純學者——拉丁美洲社會科學院厄瓜多爾分院的人類學研究人員。這本書的題目是《生存的權利：多樣化、民族特性與變革（印第安人與非洲裔厄瓜多爾人的法律人種學）》，出版于2004年。題目聽起來很學究化，但實為一本很有正義感、人情味和學術價值的考察報告。

　　人類學中的法學研究興起于二十世紀初期，1980年代初，法律多元化的觀點受到重視。作為印第安人及其盟友斗爭的結果，1998年修改的厄瓜多爾憲法將文化多樣性的文字寫入了基本法。利用這一法律余地，該國一些有覺悟的知識分子開始了有良心的學術活動。他們與財力雄厚的環境保護組織、全國性印第安組織、印第安部落一起，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對幾個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村落進行了跨學科、多文化、多語種的調查研究。研究者征得了部落的同意與合作，得到了部落派遣的助手的支持，直接用當地民族語言采訪當事人。最重要的在于他們高尚的出發點是為了澄清：“印第安人與非洲裔厄瓜多爾人如何在法律多元化的背景下行之有效地保留了自己的法律體系？他們的法律與國家正規法律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協調關系？厄瓜多爾法律多元化的前景如何？它對建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權利體系有何積極貢獻？”（見該書第17頁）

　　也就是說，他們試圖從法學的角度證明“邊緣”文化的存在價值。

　　學者們明確表明他們的“學術研究”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題：“幾十年來日益取得共識的人權問題首先要求恢復人的生存權利，這意味著所有人有權按照自主的方式生存。只有當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理解了這個原則、并從政治和法律上付諸實踐，我們才能夠談論多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否則，我們必須指出，現行國家是排他的國家，是無異于前殖民地時期的、聽命于上層統治階級的國家。”(見該書第12頁)

　　研究者在前言中尖銳地指出：“西方的自由主義原則是可憎的，它規定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免于罪責。不懂什么法律？當然是國家的法律！但是，從原住民的角度，我們同樣可以說：先生們，你們不懂得我們的法律，因而同樣不能免于罪責。”（見該書第13頁）

　　學術在為弱者伸張正義的道路上接近了文化和政治的顛覆。

　　研究者對印第安人社會中諸如領土資源、財產爭端、仇殺、酗酒、奸情、首領謀取私利等許多案例進行了有意思的調查，并跟蹤觀察部落居民如何在傳統法和部族權威的指導下，根據和諧、團結、調解的原則，有效地解決爭端，實行自我管理。研究者指出，印第安部落法律原則的背后是天人和諧的宇宙觀，它重視的是共同的利益、集體的幸福，這是一種與優先私人利益的現行西方個人主義社會非常不同的文化存在。

　　結論是：既然在一個國家里存在著不同的法制社會，那么，現行法律文化就應該是多元化的。這是一個遲到了五百年的認可。
　　
　　我們
　　
　　近十幾年來最重要的變化，是在有關印第安人的話語中，越來越多地出現著“我們”這一第一人稱表達。印第安人再也不是單純的給研究者們提供情況的“報告人”，他們有了自己的知識分子。

　　危地馬拉基切族婦女里戈維塔·門楚是他們當中一位象征性的人物。門楚當過種植園童工、女傭。她的父親是印第安農民運動領導人，門楚勇敢地繼續父兄的斗爭，并成功地利用了聯合國這個國際舞臺。1982年，在一位法國女作家的幫助下，門楚寫出了自傳，出版后很快被譯成十一種文字再版，引起國際社會對印第安人問題的普遍關注。自此，門楚作為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奔走呼號，足跡遍及二十八個國家，并在19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五百周年之際，參與組織了許多國際性重大抗議活動。這一年，她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埃沃·莫拉萊斯小時候是玻利維亞克丘亞族的一個窮孩子，是七個兄弟姐妹中存活下來的三個孩子之一，其余的都夭折于一兩歲，這是印第安農民家庭兒童的一般存活率。埃沃·莫拉萊斯對童年最深刻的記憶是撿游客扔掉的桔子皮嚼著吃，是整整一個星期在饑寒交迫中轟趕五十只羊駝的經歷。而今天他從羊駝的后面走到了人群的前面，勇敢地領導著玻利維亞全國性第二大政治力量——“爭取社會主義運動”。他成了讓右翼害怕的雄辯的國會議員，受到全世界的邀請，訪問過幾十個國家。

　　哈維爾·拉霍是秘魯克丘亞族學者，他不僅參與組織了“秘魯人權及印第安人”第一屆、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秘魯印第安人常設委員會”，創辦了《印第安人民》及《帕恰庫蒂》等雜志，還發表大量理論性、政論性文章，闡述印第安世界觀的獨特價值，回擊西方理論精英對各種邊緣文化公開和隱蔽的挑釁、誣蔑。2004年底，他發表了重要的長篇論文《從印第安文化的角度看西方暴力》。這篇足見功力的文章從古希臘哲學講到現代殖民主義，代表窮人世界、弱勢群體有力地“解構”了當前這場針對第三世界人民的荒謬的“反恐”戰爭。他認為，西方社會是在排他主義的、通過暴力推行的神權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西方文化也許是最講暴力的文化，殖民主義過程中的暴力行為是迄今為止最大的種族滅絕，如此暴力只能從文化根源上來解釋。西方文化把絕對真理、惟一存在的抽象原則混同于大自然與生命運動本身，無法理解他人生存和大自然存在的哲學根源。哥倫布的真正動力是在全世界推行基督教，黃金只是神對戰勝者的獎賞。而印第安文化中的辯證概念與這種排他主義文化迥然不同。

　　2005年伊始，拉霍的論文集《受損的主權》出版，由該國圣馬科斯國立高等大學終身榮譽教授作序。拉霍在前言中明確提出要“重新用第一人稱表述印第安文化，恢復我們的政治地位”。他認為自西方人抵達美洲以來，在兩萬年間逐漸形成的本土文化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的異化，因此現在的主權是“受損的主權”，爭取獨立、重建安第斯文明秩序的斗爭仍在繼續。

　　隨著“我們”的顯現，印第安語言的重要性也突出起來。用印第安語直接撰寫的新文本陸續出現，如在1992 年11月召開的第四屆基督教哲學國際代表大會上出現了用克丘亞語提交的論文《安第斯山美洲的文化現狀及其前途》。關于印第安語言，帶有印第安人血統的、秘魯“安第斯思想學會”學者馬里奧·梅希亞·瓦曼這樣說道：“我們建議，讓土著語言成為給美洲哲學加封地區和大陸本色的語言。具體在我們這一地區，指的是克丘亞語。因為，其它語言——比如說古希臘語、德語、英語或法語——所表達的概念只能反映那些民族的、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宇宙觀和需要。我們希望這一要求成為整個第三世界人民的要求，讓他們用發自內心的、自己的方式表達經濟、文化和精神上的愿望，以便使他們的生存有內容、有意義，擺脫物質和精神上的依附狀態。”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民的斗爭像一面鏡子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呼喚著正視、理解和思考。西班牙當代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說過，“一種不承認邊緣文化豐富性的文化注定要遭到詛咒”，一個自私的、無視他人生存境遇的民族必定會受到懲罰。記得許多年前，一位女士談起俄羅斯“艷女”在深圳的歌舞廳生意很好，但已不夠時髦，希望引進一批頭插羽毛身著古代服飾的印第安人跳舞以增加刺激。今天，我們對“印第安人”的了解和理解增進了多少呢？我們如何對待自己文化中的“印第安人”呢？

　　作為拉丁美洲研究領域的一員，我一直認為：“我絕不會去做什么拉丁美洲問題的專家。拉丁美洲不是供人們‘研究’的，只有用心血澆灌這片土地的人才有權利成為這種專家；如果我們還懂得尊重，至多可以做一個傳遞信息的使者。”今天，這片土地的主人正在發言，而我作為一個傳遞信息的使者，就有了義不容辭的責任。 　

來源：《天涯》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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