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他者和讀懂世界的途徑

　　文 | 索颯

　　(《讀書》2020年5期新刊)

　　讀十九世紀美國作家梭羅的《瓦爾登湖》，有一句話由于引起共鳴，記憶很深：“能影響當代的本質的，是最高的藝術。”我想，這個結語可以推廣到其他領域。

　　青年學者張青仁為完成一項海外民族志工作，在墨西哥恰帕斯州開展了前后一年的調查，其中一半時間住在印第安人棚戶社區。調研成果《末世太陽：一個印第安城鎮的變遷、動蕩與抗爭》(以下簡稱《末世太陽》)描述的是一個中國人生疏的墨西哥邊遠小鎮，但它涉及了“印第安人”問題(本文僅在指代美洲原住民的意義上借用“印第安人”之名，不展開對這一名稱的文化批評);不僅是一般的印第安問題，而且觸及印第安人五百年來的歷史命運，以及他們與世界未來的關系。這一點，無論是本書的作者(調查者)，抑或書中的人物(被調查者)，都不同程度地顯示了他們的眼界。這樣，即便該書的內容有待提升和商榷之處仍多，但它在沿著本質的方向前行。

　　一

　　長久以來，印第安人問題被置于民俗一類的研究，待到時髦的人類學、民族學把它領進“科學”殿堂，印第安人依舊不能擺脫被研究的小白鼠地位。直至他們自己走出陰影，闖入歷史舞臺。

　　轉折的時點在一九九二年。沒有接受過那一年掃盲教育的知識分子，至今停留在現代覺悟的混沌階段。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哥倫布抵達美洲大陸。幾個世紀以來，西方世界，包括它們的前殖民地，都依慣例紀念這個在“地理大發現”術語彌蓋之下的殖民主義時代的開端。然而“五百周年”之際，在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全速前進的時代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突發以印第安人為主體的抗議運動，官方籌劃的隆重紀念在拉丁美洲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民眾抵制，類似的抗議波及世界。據我有限的信息，印度、日本均有鮮明的呼應。經歷了這場幾乎是全球性的破壞體制行為，“發現新大陸”從此被帶上引號。

　　拉丁美洲的良知參與了那場印第安行動。正是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那天，我被大洋彼岸的同行帶到墨西哥中心廣場，目擊了于我如醍醐灌頂的歷史一幕。我在多個場合、多篇文字中下意識地重復提及那次體驗。那一年，阿根廷解放神學家恩里克·杜塞爾(Enrique Dussel)曾說：

　　印第安人終于活到了今天，走出了被人遺忘的歷史。如果說在這五百周年之際我們要慶祝什么的話，那就讓我們慶祝他們終于活到了今天吧!

　　印第安人忍辱負重，放棄了祖先采用的集體自殺，所以他們活下來了;他們是“丑陋的”有色人種，少有人自愿與他們混血，所以他們集體留下來了;他們居住在人跡罕至的高山邊地，所以他們連同自己的文化，繁衍至今。如今在美洲大陸上，印第安人最集中的地區在安第斯山海拔四五千米的縱深，在亞馬孫流域蚊蟲肆虐的腹地，在墨西哥恰帕斯道路艱險的密林。

　　作者在這本書里描述的恰帕斯州小鎮圣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和它的周邊，就是這么一個地點，它五百年前就已出名。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人貝爾納爾·迪亞斯(Bernal Díazdel Castillo)是跟隨殖民主義前鋒科爾特斯“征服”墨西哥的士兵，他寫了一本《征服新西班牙信史》，成為殖民史早期代表性“實錄”之一。書中用了二十頁篇幅描述恰帕斯人的抵抗。一五二四年，科爾特斯和他的部下高呼在西班牙驅趕摩爾人用過的“圣地亞哥保佑”口號，進犯恰帕斯，而恰帕斯人早在得知特諾奇蒂特蘭古城被占領之后，就從南邊的危地馬拉和北邊的特萬特佩克地峽兩個方向截斷了道路。

　　該地區最強悍的恰穆拉村索西爾族村民對西班牙人實行了堅決抵抗，村鎮失守之后，遭到殘酷報復。科爾特斯給這個村子安置的委托監護主居然就是《征服新西班牙信史》的作者迪亞斯，原因是他在征伐中“英勇善戰”。但迪亞斯只勉強維持了四年，就被酷烈的環境和彪悍的民眾嚇得卷起鋪蓋撤退，限于遠距離控制，催租逼債。

　　這一帶也正是二十世紀末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起事與活動的地盤。我們在《末世太陽》里可以讀到對今日恰穆拉村的描寫，薩帕塔游擊隊的影子則貫穿調查報告的始終。

　　“關于圣城的恐怖傳說”一節里，當地人煞有介事地講述鎮上圣多明各教堂下埋葬著印第安人冤魂的故事。二〇〇六年我訪問恰帕斯時正巧參觀了設在這座圣多明各教堂里的地區歷史展覽。那是我們從西班牙到拉丁美洲領略眾多博物館后見過的最有覺悟的展覽。五百年綿延不斷的反抗，原因一一解釋，過程繪畫成圖。這樣的展覽在美洲并不多見，反而倒是在科爾特斯第一次登陸墨西哥的維拉克魯斯“老村”(La Antigua)，大殖民者與他的印第安情婦被涂畫在墻上，成為旅游地的招牌。

　　反抗的歷史同時證明著歷史的殘酷。殖民主義造成的傳說是當今文明人士應該捕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不可思議的，是反抗延續至今的現象，它就像張青仁描寫的蜚聲世界乃至招來中國“商蠅”的恰帕斯琥珀，歷經千百年的積沉。一九九二年印第安人大抗議的突發并非趕上天象吉日，對于日益組織化的印第安人來說，只是一個水到渠成的時機選擇。當然對于無數在恰帕斯蹲點、研究瑪雅文化活化石的各色人類學家來說，那一天的突發好似晴天霹靂。

　　殖民主義從來沒有被清算。于是犀利的觀察者可以識別滲透在日常的種種殖民后現象。書中“國慶節”一節娓娓道來，意味深長。與作者交談的多個當地印第安人以各自生動的方式表達了拒絕參加國家慶典的心情和原因。這一節不僅寫出了一個民族國家的困境，也反證著印第安人在殖民后時期的地位和感情。在“雅迪拉和塞薩”一節里，作者的兩個朋友、一對不同種族年輕人的戀愛故事，讓“從幾百年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就已經決定了”(塞薩語)的種族差異如流水般平常，如創傷般灼痛。

　　什么是影響當代本質的問題?

　　印第安人是以殖民主義開始的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一宗祭品，他們繼續充當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首當其沖的犧牲品。生存空間遭到二次掠奪，文化遭到二次毀滅。時代趨勢如果不變，作為文化整體，他們將走向覆滅。

　　人道的原則在歷史進步的天平上占有何等砝碼?

　　原始粗暴的和現代精致的莽林法則能夠提升人類文明嗎?

　　大一統文化霸權消滅自成體系的弱勢文化是歷史必由之路嗎?

　　二

　　印第安人問題不是前現代問題，它是當代癥結之一。印第安人不只是為自身利益呼喊的受害者，他們從邊緣人的角度為病入膏肓的世界提供一劑解藥。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抗議運動成為世界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重要一環。在連續召開的“世界社會論壇”等國際集會中，印第安人組織是重要的會議成員和發言人，二〇〇四年第一屆“美洲社會論壇”就選擇在印第安人口占百分之二十的安第斯山國家厄瓜多爾舉行。

　　拉丁美洲的良知捫及了歷史的脈動。二〇〇五年春我從安第斯山區動蕩的厄瓜多爾帶回的一本書，只是一個普通的例子。

　　厄瓜多爾一批學者花了一年多時間，在幾個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村落進行了調查研究。調查者征得了部落的同意與合作，得到了部落派遣的助手支持，直接用當地民族語言采訪當事人，于二〇〇四年出版了《生存的權利：多樣化、民族特性與變革(印第安人與非洲裔厄瓜多爾人的法律人種學)》。這份學者的調查報告表明，“學術研究”涉及重大政治命題：

　　圍繞幾十年來日益取得共識的人權問題，人們首先要求恢復人的生存權利，這意味著所有人有權按照自主的方式生存。只有當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理解了這個原則，并從政治和法律上付諸實踐，我們才能夠談論多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否則，我們必須指出，現行國家是排他的國家，是無異于前殖民地時期的、聽命于上層統治階級的國家……西方的自由主義原則是可憎的，它規定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免于罪責。不懂什么法律?當然是國家的法律!但是，從原住民的角度，我們同樣可以說：先生們，你們不懂得我們的法律，因而同樣不能免于罪責。

　　二〇〇五年底，正當我們在安第斯山區秘魯和玻利維亞交界一帶旅行時，傳來了艾瑪拉族放羊駝人出身的埃沃·莫拉萊斯以壓倒多數當選玻利維亞總統的消息。以后十幾年的歷史是世界熟悉的。作為執政的印第安人，莫拉萊斯政權推行的“共同體社會主義”吸取了安第斯山原住民生產生活方式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承接著秘魯本土馬克思主義者何塞·馬里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對印第安原始社會主義的分析和理解。這是《末世太陽》中多次提到的“美好生活”，即印第安傳統中的理想生活方式。

　　是的，埃沃·莫拉萊斯總統今天被趕走了;是的，拉丁美洲嘗試人民掌權的時代正在經歷嚴重挫折。但是，寶貴的歷史經驗已經沉淀，像恰帕斯的琥珀在地心積蓄光彩。當今天的世界面對死結焦頭爛額糾纏于枝杈時，是否應該重溫埃沃·莫拉萊斯代表印第安文化向世界提出的“結束資本主義制度”“放棄戰爭方式”等呼吁?那些似乎烏托邦的思想，正是資本主義世界異鄉人勾勒的另一種世界可能。他們的主張代表著歷史倒退抑或歷史前瞻?覺悟者自有明論。

　　《末世太陽》也在不同點上印證這一觀察。張青仁在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自治實踐中看到的不只是一場地區性反抗，而是為世界嘗試另一種可能的、撕開體制權力裂縫的、脫穎于傳統的民主方式。在“胡安的苦惱與理想”一節里，胡安，這位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同志”領入圣盧西亞自治社區的印第安青年領袖所披露的胸懷，遠非坐井觀天的農民視野。在漸漸察覺印第安共同體內部的落后因素和陰暗面后，作者仍然堅持了對民眾抵抗運動的基本判斷。他的艱苦思考、個人體驗值得我們注意。

　　三

　　據說一些西方的人類學家(以這一術語包攬其他學術名稱的各種專家)在恰帕斯滯留多年，卻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起事的一刻對事件的原委一無所知，對革命的爆發毫無預感。副司令馬科斯與他的印第安兄弟姐妹們不僅在國家軍警的鼻息下潛伏十年之久，而且瞞過了在“田野”中調查和研究的專家。后者與被調查對象間的隔閡，真是對“科學”的莫大諷刺!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作者文中提到的墨西哥社會人類學高等調查研究中心和那位瑪利亞教授似乎表現不錯。《末世太陽》的作者至少有所突破：

　　二〇一四年十月，幾經周折，我得以入住圣盧西亞自治社區，和領導人瑪利阿諾、胡安以及一千六百多名社區民眾一樣，以參與者的姿態投入到自治社區的建設和保衛中，并參與到自治社區一系列旨在推動墨西哥社會發展的政治實踐中。

　　作為一個非西班牙語專業出身的學者(當然，在恰帕斯地區調查研究還需要懂得當地的印第安語言)，從要求自己“每天騎車走一條街，與十個當地人談話”開始，到住進印第安棚戶區半年之久，這不是知識階層能夠輕易做到的事情，起碼在中國的學者圈里——盡管馬林諾夫斯基早就提出過這樣的主張。

　　講當地語言、住進當地人的環境，已經成為(并未被普遍實踐的)學業規定。但我覺得，獲得真知的關鍵還不止于此。多年的體驗，反復的比較，使我不得不確信這樣的結論：沒有純客觀的科學、學科和學者。“先驗”在學術研究中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因素。科學的目的性，學科的方向性，學者的既有素質，包括政治覺悟和感情色彩，暗中主導著調查研究的路徑及獲得真知的成敗可能。主觀成分會慢慢溢出冰冷的學術框架，使學者陷入可貴的激動、矛盾、糾結……本書的作者承認了這一點：

　　在這樣持久的寫作中，我越發強烈地感受到，文字本身就是一種生命。這種生命是情感澎湃時的熱淚盈眶，是苦思冥想時的靈光一現，是遭遇危機時的驚心動魄，是走投無路時的絕望沮喪，這遠非機械枯燥的學術話語所能承載的。

　　這一切涉及廣義的方法論，更涉及——立場，對，就是這個被左翼陣線濫用的、被右翼營壘恥笑的詞語。

　　二十多年前在中國僅出版了兩期的《人文地理》雜志試刊“發刊詞”里，可以讀到這樣一段話：

　　表述者與文化主人的“地位關系”，是一個巨大的命題。我們都知道，事實上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啟蒙的民族學大師摩爾根，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納為養子。必須指出，養子，這個概念的含義絕非僅僅是形式而已。這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對自己“地位”的糾正。這是一個解決代言人資格問題的動人例證。

　　無論圍繞摩爾根背景的學術辨析如何，這里提出的是一個“文化主人”的原則概念和研究的主體—客體“地位關系”準則。

　　除了一份勇敢的“好奇心”這一學者應該具有的起碼素質，《末世太陽》的作者表現了對被調查民眾一方的相當程度的“善意”。比如堅決不先去政府機構，以免帶上官方的偏見和引起印第安人的反感。從第一次在印第安人家吃難以下咽的黑豆飯，到下定決心喝下那碗贏來信任的文化儀式上的“田鼠湯”，他相信“只要尊重，就能得到理解”。

　　根據我們的體驗，進入恰帕斯印第安居民共同體內部，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聽說一位日本學者與一家印第安農民結下多年友誼，最初靠的是與小孩子玩折紙飛機，而我們初步嘗試的“進入”也是靠了一種特殊的文化身份。“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同志”一節介紹了作者的入門經歷。

　　到了以“參與者的姿態投入”后，投入必然帶來的風險接踵而至：個人生命財產遭受劫匪威脅，陷入宗法傳統內的父子領袖矛盾兩難境地，背上莫須有的“性騷擾”污名，蒙受政府密探的懷疑，面臨被政府指控的可能……風險是真知的代價，換來的是一步步的進入，一分分的理解。整個過程中，依然是尊重他者的一種立場、理解他者的一份善意，自設的一條道義底線，這些“主觀”因素暗中輔佐調查者渡過一個個關口。“艾滋疑云”一節是表現這種善意的美妙段落。作者對“個人中心主義”乃至“種族主義”的自我批判，印第安朋友胡安關于他“對印第安人沒有任何信任”的指責，穿插在接近黑色幽默的描寫中，表現了一種真實，也喚起讀者的尊敬。

　　漸漸地，讀者發現，“媽媽”“我的墨西哥家人”一類字眼陸續在恰如其分的階段出現。到了告別印第安社區之際，作者向社區領導請示是否可以去政府部門了解該社區的資料——顯然，他已經把學者身份放在了共同體成員的地位之后。

　　這本書的內容還遠不夠完滿，理解印第安人和認識圍繞他們的世界，是一個曠日持久的課題。但是，它把一個如何獲得真知的問卷，放到了學者的案前。

　　立場和科學之間，有一道隱秘的連線。很多時候，多年的學者只在真知的外圍徘徊，原因也許并不在于知識訓練不夠，而在于他們的腳上沒有泥巴，學者的矜持和傲慢使他們難以不恥下問。《馬丘比丘》一書的西班牙作者費爾南德·薩萊蒂尼(Fernand Salentiny)提及印加文明遺址之謎為什么久久未能破解的原因，解釋之一耐人尋味：“所有訪問南美的人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熟悉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只有很少的人能理解印第安人。”也就是說，缺少與原住民的真正溝通，也許是馬丘比丘日益撲朔迷離的原因所在。這只是一個例子。

　　人類學、民族學系統的內部自我批判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開始，八十年代出版的《寫文化》作為一個標志，如今也已被譯成漢語。學科的可質疑起源和方法論已不是新鮮話題。人文學科的技術趨勢、割裂傾向所反映的異化實質也已經被經常檢討。當然，這些仍屬于世界。如果說追逐時髦、努力接軌在中國蔚然成風，那往往是在皮毛層面，甚至在最不應該尾隨的關鍵點。

　　當中國人文科學的研究跟隨著經濟的擴張日益走向海外之際，學科和學者的自我反省尤其顯得緊迫。

　　《末世太陽》全篇不時閃爍著“田野”的字樣。與其說這是一份田野調查報告，我更愿意視它為一份“我”走向“他人”的行程和心事記錄。在未來綿綿不盡的學習與研究道路上，這一份心情的領受是比人類學、民族學理論深造、技能訓練更寶貴的資源。一個有良知的學者，只要堅定了自己的求知路徑，就能在對不斷擴充的鮮活知識的比較中，鍛煉一副火眼金睛，在大量的瑣碎中辨識有意味的信息，在艱苦勤奮、日益成熟的融會貫通思維中發現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從日積月累的真知里走向以人為本的科學。

　　寫著這篇由“恰帕斯”引發的文字，我也再一次想起了那片古老的山地，那群強悍、善良的人民。

　　二〇二〇年“新冠”肆虐之際

　　(《末世太陽：一個印第安城鎮的變遷、動蕩與抗爭》，張青仁著，商務印書館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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