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洲的土地上，有一些地點極富象征性。由于與逝去的印第安文明有關，這是一些感傷的地點。我走向它們時，心中涌漲的心情應該稱之拜謁。比如在墨西哥的帕倫克，秘魯的馬丘比丘。

　　多少我們崇敬的人物也都懷著拜謁的心情在馬丘比丘留下足跡。

　　切·格瓦拉年輕時代曾兩度來到馬丘比丘，撫摸著一塊塊灰色的石頭流連忘返，甚至萌發過當一名印第安文明考古學者的念頭。他發表過一份題為《石頭之謎》的報道，文章在結尾處大聲疾呼：“印第安美洲的公民們，起來奪回過去吧！”

　　1973年7月，智利“人民歌手”維克托·哈拉（Victor Jara）登上了馬丘比丘。同行之友堅持為維克托拍下了一張意味深長的照片：著印第安人“篷喬”的維克托，懷抱吉他，迎風佇立。英姿成了遺照：這時離他與阿連德一同被害僅僅兩個月。

　　馬丘比丘位于庫斯科東北100公里處的烏魯潘帕河畔。烏魯潘帕河在這里進入了崇山峻嶺，河谷狹窄，濤聲澎湃，風景一改昨日的旱渴安第斯山印象。已經是安第斯山的東部，空氣濕潤，植被茂密，再向東，便是深不可測的熱帶雨林。這一大片山嶺、密林、河流穿插的地區叫維爾卡邦巴（Vilcabamba），按照比奧萊塔教給我們的克丘亞語，這個印第安地名的意思應該是“神圣的－空地”。

　　馬丘比丘為什么驚世駭俗，名揚天下？

　　在這片人跡罕至的山海密林中，有兩座拔地而起的山峰，高的叫瓦依納皮丘（Huayna Picchu），意為“年輕的山峰”，矮的叫馬丘比丘（Machu Picchu），“年老的山峰”。兩山之間有一片海拔2430米的開闊平地，視野之內四處是懸崖絕壁。然而就在這詭秘的地理環境中，一座保存完好的印卡古城沐浴著高原的陽光，垂首俯瞰500米之下蜿蜒流淌的烏魯潘帕河。

　　據說這座古城從來沒有被占領秘魯全境的西班牙殖民者發現，幾百年銷聲匿跡，直至1911年被一個名叫海勒姆·賓厄姆（Hiram Bingham）的美國歷史學家“發現”。由于沒有任何歷史文獻，圍繞馬丘比丘的種種猜測更增加了這座山巔城池的萬般奧玄。

　　從奧揚泰坦博登上旅游列車，抵達馬丘比丘山腳下的“熱水鎮”（Aguascalientes）時已經入夜，小鎮依然燈火通明。不只是燈火，鎮上的一切活動都隨旅游火車時刻表而興衰，貧困之中的兒童在旅游業的氣氛中長大。

　　翌日清晨大雨。我們嚇壞了，以為前功盡棄——百姓的旅游總是受限于嚴格的時間表。幸好天很快放晴，朝陽煦煦，山頂云霧繚繞。我們以最快的速度跳上專用旅游巴士，汽車盤旋而上，烏魯潘帕河在山腳下蛇一樣扭來繞去，越見細小。咬咬牙繳上Z所稱“世界上最貴的”25美元一張的門票，走進了神秘的天地。

　　秘魯馬丘比丘周圍的山勢

　　仔細留意了進門處鑲在山體上幾塊意味深長的石匾，按照時間順序，上面的銘文們依次是：

　　“庫斯科感謝海勒姆·賓厄姆，1911年發現馬丘比丘的科學家”，立于1948年10月；

　　“紀念海勒姆·賓厄姆發現馬丘比丘50周年”，立于1961年7月24日；

　　“1911-1986：人類紀念修建了馬丘比丘——美洲文化的輝煌標志——的能干的太陽的子孫，庫斯科工業－旅游－統一規劃部于科學發現馬丘比丘75周年之際”，立于1986年7月24日；

　　“庫斯科國立文化研究所紀念梅爾喬·阿特亞加·理查特（Melchor Arteaga Richarte） 和阿爾瓦雷斯（Alvarez），他們在海勒姆·賓厄姆之前就曾在馬丘比丘居住”，立于1993年10月。

　　銘文的變化反映出覺悟的提高。

　　人們說瞻仰馬丘比丘的好時分是清晨和黃昏，也就是當天第一班旅游火車到來之前和最后一班火車離去之后。此刻我們正享受著清晨的相對寧寂。找到一個觀察全景的好角度，久久不愿離開，心里琢磨著切·格瓦拉和維克托·哈拉可能站立過的位置和也許會產生的感覺。

　　眼前已經出現了那個多少次從畫冊和影視上熟悉了的場面，但歷經千山萬水后腳踏實地的感覺依然激動人心！左右打聽，才知道我們以往熟悉的照片上并沒有名叫“馬丘比丘”的那座“老山”，我們面對的陡峭山峰是 “年輕山”，而“老山”正處在拍攝者的腳下。

　　四周海拔五六千米的雄峰側立，云霧間的山巒綠蔭迷蒙。

　　馬丘比丘之高

　　眼前儼然一座完整的微型城市，占地約20公頃，中間有一長條開闊的廣場，兩邊散落著200多間房屋遺址，房屋失去了昔日的草棚屋頂，但留下了石壘墻垣、屋脊臺梯和巨石地基之上的堅實地面。城市劃為農區和市區，房屋有宗教、世俗功用之分，外圍是壯觀的層層臺地，殘留著幾百年前的灌溉體系。

　　終于站在馬丘比丘

　　走下高地，進入內圈一一細察。帶有神秘地下室的半圓形塔樓，在同一塊巨石上鑿出圓底盤和一立柱體的“拴日臺”，“三窗神殿”和它所面對的男性生殖器形狀的山峰，依山峰剪影砍鑿而成的“圣石”……神奇建筑無法筆述，它們在當年的功用更是云山霧罩。巨石修砌的高超技術一如沿途古城遺址所見，但這是在四面絕壁的高山之巔，其講究的設計和精致的工藝也使人感到不是一般的城池。

　　從清晨的朦朧看到午后的明媚，從人影飄渺到人頭攢動再到人跡寥寥，我們用盡了50美元的門票，猜夠了四五百年的謎語。其間，還見到了我們親愛的萬卡維利卡農民一家——他們仍舉著錄像機拍攝我們；也見到了活潑的哥倫比亞兄妹，年紀半百的大哥雄心勃勃地說：“只要有人愿意攀登青年峰，我就與他做伴同行！”

　　馬丘比丘給我留下難忘印象的，是農業區內那些每層間隔高過一人的齊整“梯田”，這些如今長滿青草、羊駝漫步的臺地，當年是種植玉米、土豆、基努阿的莊稼地嗎？當年有多少人居住呢？還有南邊高坡上那條“印卡之路”，沿著懸崖，用大塊的石頭鋪砌而成。古路的另一頭隱入山野，直通庫斯科，今天的步行者們仍可沿著這條路用5天時間從庫斯科走到馬丘比丘。沿途密林中有一處處古代遺址，宛如一座座驛站。

　　直通庫斯科的印卡之路

　　這么說來，馬丘比丘并非“四面絕壁”，不僅有“印卡之路”通往庫斯科，附近還有三個重要的印第安遺址。神秘的馬丘比丘并不是孤立的建筑，它與周圍的環境共同譜寫過一段未揭秘的歷史。究竟是先有馬丘比丘呢，還是先有庫斯科？

　　我們也加入了“馬丘比丘猜想”。

　　秘魯國內外學者們對馬丘比丘曾做出各各不同的判斷，關于年代，有認為屬于古老的舊石器時期，但更多的人認為它是印卡時代的建筑。但具體到印卡帝國的哪個階段，有前庫斯科、后庫斯科等不同看法。關于它的功用，有自給自足的城市、印卡政治軍事中心、宗教中心和星相學校不等說法。

　　那位癡迷于馬丘比丘的“發現者”美國人賓厄姆又是怎樣判斷呢？

　　他認為馬丘比丘在被“發現”之前歷經了幾個世紀的滄桑；在庫斯科城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褻瀆”之后，印卡人將星相崇拜移至馬丘比丘；這里同時也是獻身于太陽神的“貞女”的最后庇護所，她們因此而逃脫了劫難（這個學者把不少“貞女”木乃伊帶回了美國）。

　　馬丘比丘之謎

　　在眾多關于馬丘比丘的研究著述里，有一本書格外引起我的注意，即費爾南德·薩萊蒂尼（Fernand Salentiny）的《馬丘比丘》。這是一本嚴謹的學術書，作者介紹并分析了百家之說，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觀點。扉頁的引語意味深長：

　　“讓我們回到起源的地方，從那里站起來，并再次獲勝。”

　　曼科·卡帕克二世，維爾卡邦巴的印卡王，1544年夏

　　曼科·卡帕克二世（Manco Cápac II）是1536年領導反抗西班牙殖民者起義、堅持抵抗8年之久的印卡王。傳說起義失敗之后，曼科二世對他的戰士們說了這句話，作者以這句話作為提綱挈領的中心思想，提出：

　　馬丘比丘是先于庫斯科城的印卡人的故鄉，是庫斯科陷落后印卡戰士退守并進行抵抗斗爭的大本營。

　　這本書的重要價值在于作者沒有拘泥于細節考證。他高屋建瓴，首先傾注大量筆墨描述印卡文明的歷史變遷、文化特點，繼而以他人少有的關注詳盡介紹印卡人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斗爭，展現出后者是前者的必然邏輯。

　　即便關于馬丘比丘的結論有誤差，僅反抗史部分已經使該書功不可沒。

　　由于淺薄的勝者書寫的歷史成為主流話語，失敗者的歷史難逃被淹沒的噩運。世界史典籍中，印第安人的抵抗被輕描淡寫一帶而過，致使很多當代人至今奇怪：他們為什么不抵抗？似乎美洲的“征服”是一項西方人所向披靡的英雄行為，印第安人落得一個溫順的弱者形像。

　　然而史實并非如此！曾有過殊死的抗爭，曾有過血腥的鎮壓。

　　皮薩羅1533年占領了庫斯科。從那時到大規模的抵抗之火熄滅，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搏斗，其間，西班牙人死亡1萬5千至2萬人，印卡戰士死亡10萬人。

　　1533年，印卡最后一位老國王瓦依納·卡帕克去世，皮薩羅立王子曼科·卡帕克為印卡王，希望他成為一代傀儡，史稱曼科·卡帕克二世。曼科二世表面應酬，心中凝聚著復仇的怒火和重建帝國的決心。在醞釀數年之后，他借口祭奠亡父和為西班牙人尋找黃金，逃離庫斯科，向著奧揚泰坦博和馬丘比丘的方向走去：

　　1536年4月18日，曼科二世與他的隨從向著Yucay（在庫斯科通向奧揚泰坦博的路上：譯注）山谷的偉大逃離（éxodo）啟程了。根據西班牙編年史家的報告（以及印卡傳說），曼科二世帶著2,000到3,000搬運工、全部朝廷人員，1,000左右的嬪妃和太陽神貞女，數目不明的宗教人士，5,000只大羊駝——它們肯定馱著punchao（黃金制成的太陽神像）和其他沒有落入西班牙人之手的珍寶——離開了庫斯科，向著奧揚泰坦博方向走去。當這支人馬從這個帝國故都的視線里消失之后，埃爾南多·皮薩羅（弗朗西斯科·皮薩羅的一個兄弟——譯注）接到了關于起義的最初消息。

　　從此，印卡人的“八年抗戰”開始了。

　　義軍曾譜寫了10萬大軍圍困庫斯科達6個月之久的光輝篇章，一度兵逼利馬城下，幾乎收復塔萬廷蘇約帝國，直至曼科二世突然死亡?！恶R丘比丘》的作者認為：“如果曼科二世的事業成功，拉丁美洲的歷史發展會完全不同于今天。”

　　曼科二世死后，三位印卡王子先后繼任王位，在維爾卡邦巴地區與庫斯科和利馬的西班牙殖民者分庭抗禮。至1572年，西班牙人進入維爾卡邦巴地區，最后一位印卡王圖帕克·阿馬魯（Túpac Amaru）被誘騙到庫斯科，于1572年5月在大廣場數萬印第安人的目擊下被斬首。二百年后獨立戰爭前夕的印第安起義領袖之所以自稱圖帕克·阿馬魯二世，1996年被秘魯總統藤森剿殺于日本駐秘魯大使館官邸的游擊隊員之所以屬于“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游擊隊”，都源于這位末代印卡王的名字。

　　當代阿根廷哲學家恩里克·杜塞爾在《論對“他人”的遮蓋》一書“抵抗”一節里盡述美洲大陸上與殖民主義史同時延續的印第安人抵抗史，指出“抵抗的激烈程度和漫長歷程遠遠超過我們的了解”。這本受贈于作者的書也成為我此行一路的夜讀書。應該注意的是，這本出版于1993年的書也認為“馬丘比丘是從未被征服的安第斯山印卡人留下的避難所遺址”。

　　在國內曾奉命看過一份論當今拉美“非傳統性安全”碩士生論文，文章把殖民地時期的抵抗運動也列在“恐怖主義”這個帝國主義發明創造的惡毒術語下……我不知這位碩士生是昏了頭腦，還是直接譯抄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學術”言論。

　　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馬丘比丘》的作者展開了他對馬丘比丘的全面分析：

　　馬丘比丘的建立先于庫斯科城，是早期印卡人的重要城市，可能由第一位印卡王領導重建，曾有6,000人到8,000人居住。馬丘比丘地處戰略位置，向西南可進入廣闊的平原地區，向東可退隱茫茫的熱帶雨林，符合早期印卡居民的防衛心理。但馬丘比丘不僅限于軍事防御，它是可供生存的第一座印卡重鎮，遺址區內各種式樣的房屋、設施說明了這一點。

　　這里寧靜安全，具有氣候的多樣性，深藏的山谷適于古柯、木薯生長，梯田上可以種植玉米、土豆。1911年美國人賓厄姆初訪馬丘比丘時，親眼見到過在山頂上生活的居民。

　　隨著印卡文明的擴張，印卡人開始在平原（作者認為“庫斯科”之名并不是“肚臍”，而是 “平原”，即印第安詞匯cusca）上建造了新城庫斯科，所以馬丘比丘的大門面對著庫斯科，“印卡之路”通向庫斯科。西班牙人到來之際，馬丘比丘仍約有500名士兵及其家屬留守。

　　1544年，曼科二世在起義失敗之后流亡此地準備反攻。正是此時，他發出了上述“讓我們回到起源的地方，從那里站起來，并再次獲勝”的號召。

　　在整個維爾卡邦巴地區，只有馬丘比丘能容納曼科二世的幾千武士。

　　30年之后，最后一位進行抵抗的王子圖帕克·阿馬魯在庫斯科被處死，留守在馬丘比丘的起義人馬逃亡到了人跡罕至的雨林。出于大局已定和對山區的畏懼，西班牙人可能沒有追擊到馬丘比丘，但他們一定知道馬丘比丘。由于半個世紀里屢屢軍事失利，西班牙歷史學家不愿提及馬丘比丘。

　　當代烏拉圭著名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拉丁美洲歷史三部曲《火的記憶》里，用優美的文學筆調闡述他的歷史判斷：

　　印卡王穿越烏魯潘帕河谷，出現在云霧迷蒙的山尖。石階引領他抵達群峰中的秘密處所。在射垛和塔壘的掩護下，馬丘比丘要塞在世界的盡頭實施統治。

　　也許，這是深思熟慮的學術結論，也許，這只是無數人發自善良和正義的美好猜想。

　　關于馬丘比丘之謎為什么久久不獲破解，《馬丘比丘》的作者還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說法：“所有訪問南美的人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熟悉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只有很少的人能理解印第安人。”也就是說，缺少與原住民的真正溝通，也許是馬丘比丘日益撲朔迷離的原因所在。

　　作者堅決主張：馬丘比丘從來是已知的，不是“秘密”，也沒有“消失”過。當然，海勒姆·賓厄姆也絕談不上是偉大的“發現者”。

　　早從1814年起，就陸續有考察者開始尋找曼科二世去世之后印卡王室在維爾卡邦巴地區的最后都城。

　　1875年，法國旅行家夏爾·韋納（Charles Wiener）受法國公共教育部委托到南美考察，途經奧揚泰坦博時被一個當地印第安人告知“馬丘比丘”的消息。安第斯山豐富的寶藏使夏爾·韋納最終走到了別處，與馬丘比丘失之交臂，但是這個地名卻被他隨意記錄在旅行筆記本上。

　　1894年，本地印第安向導奧古斯丁·利薩拉加（Agustín Lizarraga）引領秘魯尋寶人路易斯·貝哈爾·烏加爾特（Luis Béjar Ugarte）到達了馬丘比丘，發現了烏魯潘帕河床下有一條從奧揚泰坦博通往馬丘比丘的地下隧道，但他們沒有將此消息公布于世。這條隧道可能就是曼科二世和他的戰士們出擊和退隱的秘密通道。

　　1901年，印第安向導利薩拉加帶領兩個秘魯尋寶人再次到達馬丘比丘，可能帶走了幾具干尸等文物。他們在那里認識了在“高山頂上”的梯田里種莊稼的印第安人阿爾瓦雷斯——庫斯科國立文化研究所1993年所立之碑上紀念的人物之一。

　　那些年里，庫斯科的考古學者和歷史學家一定聽說了走向馬丘比丘的行蹤消息，但是不知為什么他們沒有振奮起精神，就這樣把歷史機會拱手讓給了美國人賓厄姆。

　　馬丘比丘從來是“已知”的，從來沒有“消失”過，阿爾瓦雷斯一直在“高山頂上”上種田。關鍵在于作為文化的主人，阿爾瓦雷斯們從來是現實文化中的“邊緣人”。

　　1911年7月，海勒姆·賓厄姆和他的同伴們離開庫斯科，他們了解法國人在1875年留下的關于馬丘比丘的信息。在離奧揚泰坦博40英里的烏魯潘帕河畔，一行人被當地騾夫梅爾喬·阿特亞加告知，在陡峭的“馬丘比丘”和“瓦依納皮丘”山頂上，有一片印卡廢墟。24日清晨，淫雨霏霏，賓厄姆許諾給阿特亞加一個索爾（合50分金幣）——如果他能領他們登上馬丘比丘。梅爾喬·阿特亞加是庫斯科國立文化研究所1993年所立之碑紀念的人物之二。

　　1961年和1993年碑文間的重大變化

　　被阿特亞加領上馬丘比丘的賓厄姆一行不僅受到居住4年之久的山頂農戶的熱情款待，還在一座廟宇廢墟里發現了利薩拉加刻于1902年的名字。

　　1952年，年輕的切·格瓦拉在《石頭之謎》的報道里呼吁“印第安美洲的公民們起來奪回過去”時，并非心血來潮。他曾寫道：

　　輝煌的文明中有一片陰影。石頭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清掃得沒有一根雜草，都被仔細研究過、描寫過了……一切能弄到的，都落到了研究者的手中，他們帶著200箱文物凱旋回國……今天我們在哪兒能欣賞到這座印第安古城的珍寶呢？答案很明顯：在美國的博物館里。

　　次日臨晨五點，與那些已經熟悉的面孔一起登上火車，我們回到奧揚泰坦博中途站。

　　天還未亮，汽車站人聲鼎沸，叫喊乘客的，叫賣烏魯潘帕大白玉米的……但到了這個節骨眼上，一切東西都貴起來了。旅游汽車拉走了一車車疲倦的外國游客，我們登上了當地小販返程的、價格便宜的公共汽車，同車的也有少數幾個西方人。

　　引人注目的是一群身上帶著汗味的小伙子。他們把沉重古怪的器械、包括煤氣罐架子放上車頂，然后一直站在車前部。途中聊天才知道，他們是為“漂流者”扛活的?？富钫咧型驹诳拷粭l小河的墓地下車，為“漂流者”洗干凈全部器械，下午乘另一班車去庫斯科，把洗干凈的東西為“漂流者”扛回庫斯科富裕的家中。干這個活，一個人一天掙不到10個索爾。

　　當然，漂流者不僅扮演了勇敢、買得了刺激，而且用錢免去了洗刷行頭工具的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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