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愛德華多·赫爾曼·瑪利亞·休斯·加萊亞諾(Eduardo Germán María Hughes Galeano)，即讀者熟悉的愛德華多·加萊亞諾，于2015年4月13日在他的祖國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辭世，享年七十四歲。

　　加萊亞諾的成名作是1971年問世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以下簡稱《血管》)。據不久前的消息，這本書在他的祖國銷量仍然名列前茅。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以反體制為浪潮。拉丁美洲曾在“依附理論”的旗幟下討論大陸的前途，而《血管》為這一解剖美洲病體的理論骨架填補了肌膚和血脈。

　　《血管》出版后，迅速傳播。加萊亞諾在80年代修訂本說明中記載了有關它的幾則軼事：在一輛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車上，一個姑娘正給身旁的女友讀這本書，后來她站起來給全體乘客朗誦;一個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學生一周內走遍附近街區的所有書店，逐段閱讀這本書，因為他沒有錢買下它……由于作品記載的歷史本身的力量，《血管》游離于作家的創作邊界，成為拉丁美洲“60 年代” 集體記憶的積淀。

　　歷史永遠在交替前行。70 年代中期前后，作為對時代主題詞“變革”和“希望”的反動，右翼軍事獨裁寒流席卷拉丁美洲，加萊亞諾和他的作品遭受追蹤。拉美數國政府禁了這本“腐蝕青年”的書。在智利軍人政變大屠殺的日子里，一位智利婦女把隨身帶著的這本書裹在嬰兒的尿布里逃離圣地亞哥。加萊亞諾本人不得不流亡國外繼續文學創作。

　　《血管》在白色恐怖時代的拉丁美洲遭到厄運，卻以幾十種語言的譯本、幾十次的再版走遍世界，經久不衰。它遲遲才來到中國。90年代，當得知該書已被幾位西班牙語譯者譯出，卻因無一出版社問津而被束之高閣后，我曾幾次背著那摞厚厚的五百頁大稿紙到編輯家一一登門游說。當時的敲門磚是一篇寫于1997 年的書評，題為《人的命運，書的命運》：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不明白，為什么拉丁美洲人總愛用“切開的血管”這種表達方式，他們的歌詞、詩句、報刊文章里時不時會出現這個詞語。直到讀完手中的這本書，我對它才有了更深切的體會。這本書就是《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此書初版于1971 年，修訂于1980 年，我手中的版本是1984 年的第三十八版，它已被譯成多種文字。作者是烏拉圭新聞記者出身的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用作者的話說，這是一本以愛情小說和海盜小說的方式來談政治經濟學的書。關于創作目的，作者說得很清楚：

　　“寫這本書是為了和人們交談，是以一個非專業作家面對一個非專業讀者的方式，向人們揭示被官方歷史掩蓋和篡改的歷史—戰勝者講述的歷史。”

　　或者用書中更加簡潔的話來說，這是一本關于掠奪的歷史的著作。

　　其實，這是一本關于拉丁美洲的經典作品，但是它的經典意義又絕不限于拉丁美洲。僅從它的一些標題就能看出該書內容涉獵之重大。此書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題為“地球的富有造成人類的貧困”，講述了舊殖民主義圍繞拉丁美洲金銀、農作物和其他礦產進行的掠奪史;第二部分題為“發展是遇難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敘述了新殖民主義如何通過自由貿易、貸款、鐵路、陰謀和暴力將拉丁美洲的民族工業發展扼殺在襁褓之中，解析了投資、技術、經濟援助、合資企業、金融機構、國際組織等現代文明手段如何不文明地參與了古老的掠奪戰。

　　如果說這本書和其他水平相當的同類書有什么區別的話， 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的敘述方式。作者把鮮為人知的豐富資料、說服力強的數字、敏銳的分析、深刻的見解編織成一個個平易近人的故事，將我們身邊司空見慣的現象，剝去層層偽裝，讓它們暴露出駭人聽聞的“文明”本質，而支撐這種能力的根基，是作者的立場、覺悟、熱情和因此才獲得的廣博知識。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條件最優越的大陸之一，也是人民最窮困的大陸之一。貧窮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懶惰，甚至主要也不是領導層的昏庸無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現代， 資本主義的祖宗——殖民主義制度。《血管》告訴我們，當年大西洋上開往歐洲大陸的船只裝載的每一種貨物，都為一個后來的拉美國家規定了命運。瘋狂的人力、物力資源的掠奪造成拉美大陸上“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窮得不能再窮”的人類文明悖謬。

　　玻利維亞高原上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山峰，叫波托西，山腳下就是當年震驚歐洲的同名銀城，其名聲之大，成就了一句古老的諺語，并見于著名的小說《堂·吉訶德》：“其價值等于一個波托西。”由于發現銀礦，至1650 年波托西已擁有十六萬居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17 世紀初，全城已擁有三十六座裝飾豪華的教堂、眾多的賭場和十四所舞蹈學校。1608 年，波托西為慶祝宗教節日上演了六天喜劇，舉行了六場化裝舞會，進行了八天斗牛。但是，波托西現在的人口是四個世紀以前的三分之一，是這個世界上著名窮國最貧窮的城市之一。人們與衰亡的礦山共命運，在廢石堆和舊巷道里尋找一點含錫的碎礦。白銀是沒有的，連一點閃亮的東西都沒有，西班牙人撤走的時候用小笤帚把波托西五千個礦井掃得干干凈凈。波托西對面有一座被當地人稱作“瓦卡奇”的山， 即“哭泣過的山”，從山上的泉眼里流出的清泉曾供礦工飲用。“瓦卡奇”是波托西被毀的沉默的證人，是它眼看著波托西怎樣一天天地萎縮，改變顏色。

　　然而當年是美洲的白銀養活了整個歐洲。

　　波托西“至今是美洲殖民制度留下的一道流血的傷口，一份控告書。世界必須以請求它的原諒重新開始”。

　　還有“白色金子”的悲慘故事。自從哥倫布第二次航行把甘蔗根從西班牙帶到美洲大陸，三個世紀內，這片大陸就成了為歐洲市場提供蔗糖的種植園。巴西東北部含有豐富礦鹽和腐殖層的沿海熱帶林區首先被看中，至17 世紀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產國，與此同時，森林、植被和動物都在單一作物的祭壇上成為甘蔗的犧牲品。當此地的地力耗盡之后，荷蘭人把從巴西學來的技術用于巴巴多斯更肥沃的土地上，從非洲販進大批更健壯的黑人奴隸，取代了巴西東北部的甘蔗生產。從此以后，這塊昔日的寶地變成了巴西最貧困的地區，孩子們經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由于這類食品缺少礦鹽，孩子們出于本能的需要吃起泥土來，大人們不得不給他們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們放在柳條筐里吊得高高的。

　　這就是延續了幾個世紀并存在至今的、歐洲人所說的“非洲惡習”之一。

　　16 世紀的殖民主義者把印第安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體自殺的悲慘狀況說成是“為了娛樂和逃避勞動”，20 世紀70年代，歐洲有人繼續把這種污蔑當成學術解釋之一，宣稱今天的古巴人繼承了這一遺傳基因。

　　在危地馬拉的歷史上，歐洲中間商為了招募大量農業季節工，帶著樂隊和烈酒來到印第安人居住的高山，把他們灌得酩酊大醉后，讓他們在賣身契似的合同上畫押;而今天，被冠以“嗜酒如命”之惡名的只是印第安人。

　　《血管》就這樣讓我們看見了殖民主義與種族歧視的隱秘親緣。

　　西班牙人走了，英國人來了，拉丁美洲的命運依然如故。

　　歐洲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規模集中國際財富，卻妨礙了被掠奪者跳躍到積累工業資本的階段。當獨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試圖起步時，英國人又向他們舉起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的雙面魔鏡，就像后來的美國人揮動的民主自由變色旗——有利的一面總是朝著自己。英國在自己的紡織工業未立足之際，對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國公民判以斷其右手，再犯者處以絞刑的酷刑;在教區牧師證明裹尸布系國貨之前，禁止將死人下葬。但是當拉丁美洲的門戶在19 世紀初剛一打開，英國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具有悠久游牧傳統的阿根廷大草原出口所有馬具，包括英國制造的阿根廷民族服裝“彭喬”(一種騎馬時穿的斗篷)， 向木材豐富的巴西出口即可入殮的棺材，向他們的熱帶沿海地區出口毫無用處的冰鞋，向仍無紙幣的國家出口高級錢夾。被收買的獨裁政府“像拉皮條介紹淫婦那樣將整個國家拱手讓出”，關貿協定上“政治”(política)被草率地譯成“警察” (policía)。在西方國家的“援建”下，拉美許多國家的鐵路網呈扇面通往面向歐洲的港口，港口的背后卻是一片毫無內部聯系的沙漠。

　　英國人走了，美國人來了，拉丁美洲的命運依然如故。

　　19世紀初，拉丁美洲“獨立之父”玻利瓦爾不無道理地把美國人稱作“美洲的英國人”;20世紀初，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也曾做出過鮮為人知的斷言：“美國已經把《獨立宣言》徹底吐了出來。”五百年的歷史給藕斷絲連的西方文明打了一個大問號，如果作為資本主義本質的利己哲學沒有發生變化，那么所謂“進步”和“現代化”不過是思維方法和手段的進步與現代化。《血管》雖然初版于20世紀70年代，但是沒有任何理由使我們相信世界發生了根本變化，《血管》的經典意義正存在于此。

　　在《血管》里，美國掠奪拉丁美洲的例子不勝枚舉，殘酷手段令人發指。有一段文字使我過目不忘。20世紀60年代，軟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資金為名，準許美國空軍在蘊藏著豐富戰略性礦產的亞馬孫平原上空拍照。美國空軍使用最先進的技術手段獲取了所有重要情報。此后不久，巴西兩千萬公頃的土地被出售或強占。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條帶狀，把亞馬孫地區同巴西其他地區隔離開來”。根據巴西國會的調查和陸軍部的證詞，美國政府鼓勵這種做法的企圖是在巴西境內開辟一條新邊境，向這一地區定向殖民，秘密開發釷、鈾、黃金、金剛石等重要礦產。二十多個美國新教傳教團在稀有礦產蘊藏豐富的地帶定點傳教，教授英語，并在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無人煙的地區大量發放避孕藥品。

　　在中國經濟改型之際，當一些人急于“與世界文明接軌” 時，讀一讀《血管》中“掠奪的現代結構”一節不無裨益，那里有他人的歷史教訓。我們可以讀到，在誕生于美國、總部設在美國并為美國服務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拉美所有國家加在一起的票數不及美國所掌握票數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該組織即美國的“指導”，陷入不斷接受貸款、外債高筑的惡性循環。在由拉美國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資金的泛美開發銀行里，他們的總票數不足通過重要決議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數，而美國獨家擁有否決權，美國政府的內部報告承認，這一否決權使他們得以向包括大學改革在內的拉美事務施加壓力。我們還可以讀到，從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銀行行長都是美國著名商人;以此類推，還有國際開發署等，無一例外。《血管》還以大量事實和細致的分析揭示，所謂的“合資企業”如何控制拉美國家的經濟和技術命脈，像19世紀的鐵路一樣有毒的現代科技如何不科學地在拉美國家制造失業大軍，擴大技術差距。汽車工業戰、速溶咖啡戰，一個個驚險小說般的例證解構了精密的現代掠奪方式。

　　但是，《血管》一書又在印刷品滿天飛時代的出版社門外徘徊了多年。明智的出版者頗有經驗地說：“這樣的書對中國的讀者來說，太嚴肅了點，太生疏了點，太老了點。”直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為出版一套第三世界叢書尋找稿源，《血管》被納入“貓頭鷹學術譯叢”，我寫于1997 年的那篇書評才成了該書2001 年中文版的前言。

　　2009 年，在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向美國總統奧巴馬親手遞送《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幾分鐘后，該書在“亞馬遜”圖書網站的排名迅速飆升，列暢銷書排行榜的次席。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決定為中譯本初版僅五千冊的該書加印再版。我曾就此在一篇新短評中寫過：

　　這一次是大名鼎鼎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向美國新秀奧巴馬送書，送書的場合是面臨前途抉擇的美洲國家組織首腦會議。雖然隨著“贈書”的由頭，《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在亞馬遜排行榜的位置從第六萬位提升到前幾位，但《血管》的價值沒有因此而增一分、減一分，因為給它打分的是一塊大陸的人民。查韋斯是《血管》在拉丁美洲千千萬萬熱情的讀者之一，他只是做了一個性情之中的漂亮舉動，以誠懇的教育者身份把它遞給了奧巴馬。

　　如今，愛德華多·加利亞諾的作品在中國大陸已經有了多種譯本，如《足球往事：那些陽光與陰影下的美麗和憂傷》《鏡子：照出你看不見的世界史》《擁抱之書》《火的記憶1 ：創世紀》《時日之子》《鸚鵡復活的故事》《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等。

　　二

　　曾被右翼軍人獨裁政府逼迫流亡國外十余年之久的加萊亞諾，少年時在課堂里遭受過第一次“驅逐”：當女教師講解說西班牙殖民者巴爾博亞登上巴拿馬一座山峰后，成為同時看見大西洋、太平洋兩大洋的第一人時， 加萊亞諾舉手發問：“老師小姐，當時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嗎?”

　　這位烏拉圭作家似乎生性不守規矩，而從《血管》開始，他的作品就顯示了這種不守規矩的表現風格，與他挑戰正統史觀的立場渾然一體。在他那些一反常規的詞藻表達、天馬行空的浮想念頭里，隱藏著一個“反體制”的精靈。

　　語言只是血肉，骨子里是思想。

　　在重新敘述世界史的《鏡子》中，加萊亞諾曾說：我是一個希望為搶救記憶做貢獻的作家，搶救整個美洲被劫持的記憶，尤其是拉丁美洲——這塊我深愛著而被人歧視的土地——被劫持的記憶。

　　在關于拉丁美洲歷史的三部曲《火的記憶》中，他寫道：

　　我不想寫一部客觀性的作品。我不想也不能。該書中歷史的敘述沒有絲毫的中立性。我無法保持距離，于是我決定：我坦陳一切，我不后悔。然而，這個龐大的馬賽克式的書中的每一個片段都基于堅實的文獻資料。書中講述的一切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只是我以我的風格和方式來講述。

　　去世之前他留下一部已完成、未出版的書稿，題為——《捕捉歷史的獵手》(El Cazador De Historias )。

　　長久注視著加萊亞諾的工作，不時總想起他所回憶的少年課堂體驗。正是因為那個小孩敢于表達對“一個外來者是同時看見兩大洋的第一人”的話語的反感， 一場偉大的對世界史敘述的顛覆革命才成為可能。

　　1985 年，加萊亞諾結束流亡生涯，返回祖國烏拉圭，我在他的個人網頁上不斷讀到他針對世界的尖銳發言。后來數不清有多少次為加萊亞諾難得的人民立場、犀利的語言、巧妙的西班牙語思維擊掌叫絕，以至于每出一個事件，我就去搜索他的博客。初衷不改為加萊亞諾贏得了底層人民的尊敬。他不止一次訪問墨西哥恰帕斯山區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與副司令馬科斯結下友誼，互通信件。薩帕塔游擊隊有一位名叫索利斯·洛佩斯的發言人，出于對加萊亞諾的熱愛，決定以“加萊亞諾”為自己的名字。他犧牲后，按照由某一人繼承死者名字以表示逝者永生的游擊隊內部慣例，副司令馬科斯繼承了他的名字。因而，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副司令馬科斯如今與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同名。

　　2001 年“9·11”之后，加萊亞諾同樣勇敢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在一次訪談中，他說道：

　　在所有人都處在全面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戰爭之中的今天，提下述這個問題并不多余：我們怎么對付市場的恐怖主義?它正加害于人類的大多數。那些高級國際機構不是恐怖主義者嗎?它們在全球范圍內主導金融、貿易和一切。難道它們沒有掠奪和犯罪嗎?盡管它們不是用炸彈而是用窒息和饑餓來殺人。它們沒有把勞動者的權利炸成碎片嗎?它們不正在殺害國家主權、民族工業、民族文化嗎?

　　2011 年，身患癌癥七十歲高齡的加萊亞諾出現在西班牙“憤怒青年”抗擊體制的太陽門廣場，儼然一位不下疆場的老驥，處處激發活躍的思想與活潑的語言。

　　在拉丁美洲——也可以說在各種國度、各種文化中，狹義的作家、廣義的知識分子如何在人生和著述里體現不可分割的真善美， 如何協調作為思想者的政治責任和作為創作者的藝術自由，始終是挑戰性的命題。加萊亞諾正如許多拉丁美洲的作家、藝術家、神學家，窮盡一生試圖回答，命懸一線仍在拷問。

　　加萊亞諾曾被問及政治和藝術哪個是改變世界的更合適的辦法，他這樣回答道：

　　這兩者都在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地域范圍內盡可能地表現自己。政治是種語言，藝術也是種語言，但是討論是否某些語言比其他語言更有效的問題，這沒有意義……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向我們灌輸藝術和政治割裂的思想。這種割裂讓我們相信理智和心靈各行其是，讓我們相信，政治和藝術不是相互依存的，而實際上，人的正義感和美感像雙胞姐妹一樣密不可分。 這個將政治與美割裂開來的世界，也正是那個封鎖了邊界的世界。

　　知識分子的良知并不只是一種優美的個人品質，它更是一種沉甸甸的負擔。尤其當他把良知付諸行動，并對行動的后果負責時， 他的抉擇已經不完全屬于個人，這種抉擇應該是遲疑的，而不是輕易的。加萊亞諾與拉丁美洲大陸上的革命和革命政權有過密切的接觸，也有過程度不一的摩擦。對此，他心里一定有過自我爭論。

　　選擇的分寸也表現在一些作品中。例如，《鏡子》這部書在歸還多元文化、多神教應有地位的同時，對三大一神教均有針砭，抨擊的主要火力對準拉丁美洲的統治宗教天主教。它對被壓迫者陣營的批評和指責總體是善意的，但是對于一些重大命題的判斷，追求凝練的短文形式能否使讀者得出全面公正的結論，卻值得斟酌。

　　《血管》之后，加萊亞諾的許多作品都以類似《鏡子》這樣數行短小雜文集錦的方式寫成。后期的這種寫作方式也可能與他的記者出身不無關聯。起碼在《鏡子》中，我感到，對于作者所不熟悉的、歷史深厚、脈絡復雜的東方文明，用三言兩語去概括不夠恰當， 指點更是容易偏離準星或造成傷害。或許，這是一種“語言的放縱”，在方式方法的深處，潛藏著一個知識分子的“選擇”命題。而西班牙語，作為一種由幾億前殖民地人民使用的語言，它的歐洲宗主國背景畢竟為操這種語言的知識分子進入世界級交流，提供了方便的路徑。在歐美(國)強勢語言的背后，仍然是一片廣漠的大地， 那里生長著奇異的花朵，它們的芬芳至今不被人熟悉。

　　21 世紀伊始，人們曾詢問加萊亞諾如何評價前一個世紀70 年代寫作的《血管》，他回答說，今天的情況比三十年前的記載“有過之而無不及”。

　　2010 年他又曾面對同一提問。據報道，他在巴西利亞的書展上口無遮攔地說：“我今天不敢再重讀那本《血管》。對于我來說，那篇用傳統左派語言寫出的文字太笨拙。”盡管他也補充說：“當年我沒有足夠的修養;今天我不后悔寫出那本書，但是那個階段已經被超越。”一言既出，媒體漫天轉載，在拉丁美洲，尤其左翼陣營引起嘩然，右翼也借此大做文章。

　　我想，這件事的本質，沒有離開那個在拉丁美洲熱議不已的知識分子“踐約”(compromiso，或譯為“介入”)老話題，它也是全世界知識分子不能回避的政治選擇。當《血管》被一代人長久地當作叛逆拉丁美洲的象征，當它被查韋斯總統當作人民的教科書放到奧巴馬的手里，加萊亞諾應該想到：這部書的命運已經融入歷史。加萊亞諾盡可以在私下對自己年輕時的稚嫩做嚴厲有加的批評，但面對陰險的媒體世界做隨意表達，不能不說對艱難之中的善良人群造成了一種傷害。

　　一個知識分子，一旦他選擇了人民陣營，他就同時選擇了責任和有限自由，這就是他與真實歷史進程中的人的約定——這就是與“選擇”同時產生的重負。何況，《血管》與加萊亞諾后期作品的寫作風格孰優孰劣，并不是一件蓋棺論定的事情。

　　我想，到了一種能夠商榷批評但又仗義支持的火候，對一個作家的敬重才真的剛剛開始。

　　與加萊亞諾最后的文字交往，緣于他的幾部書的漢譯工作。我曾受出版社的委托，向他咨詢再次訪華的意愿，當然那時他已罹患癌癥多年。他在回復的電子信件中寫道：

　　遲早——但愿早先于遲——我將與那個我在遙遠的時代認識的、曾熱愛過的國家重逢。愿我的擁抱飛越世界七大海洋。

　　幸虧他寫了“我曾熱愛過的”，我并不希望讀到“美麗的文明古國”之類的空話。

　　幾年前，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骨灰被灑在拉普拉塔河東流的河水里，匯入了茫茫無際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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