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按：

　　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生產、市場經濟成為人們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人們談論比較多的還是當前的矛盾和問題，而用來分析這些問題的思想武器，大都還是西方的經濟思想，然而各國的情況并不完全一樣，西方是海洋經濟，商業貿易在經濟生活中占著主要的地位，因而資本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占有統治地位。我們是大陸國家，以農耕為主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只要有分工，在生產上有地區的差異，自然就會有商品交換與市場的出現。既然有士農工商的分工，當然也會有商人這個特殊階層的出現，市場的商品交換活動中自然也會出現管理市場的機構和官員，勢必也有官商之間的區劃和相互關系。既然有商貿活動，也會有人去思考和研究相關問題，自然會產生具有自己特征的比較原始的經濟思想。一個地區隨著經濟發展，在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總還多少受著它歷史和傳統的某些印記的影響。雖然現在看來，那些東西都很幼稚，但是今天的一切，正是從那兒走過來的，今天我們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其中有些事情古已有之，當然也有不少是開放以后，從西方吹過來的傳染病。所以回顧一下過往曾經的源頭，也許還能從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啟迪。

　　中國古代的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及經濟思想，是一個很寬泛的課題，從歷史講，中唐是一個界線，中唐以后的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有較大的發展，本文討論的問題，還只能涉及中唐以前。從地域上講，農耕區在政策和思想意識上偏重于重農抑商，那是為了保持社會和生產的穩定。在牧區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游牧族那兒商人的地位比農耕區要高，元代特別是成吉思汗時期，他們對商人是非常倚重的。本文的討論范圍只能局限于農耕地區，即使在本課題之內的，若中國古代的貨幣問題、漢昭帝時關于鹽鐵問題的爭論等專題，也只能另文撰述。因為前期的資料比較集中，中唐以后的歷史資料浩如煙海，再加上本人年齡、體力受限，無法勝任更大的課題范圍，撰寫本文的目的，只是為了拋磚引玉而已。全文共十節。

　　目錄

　　一、市與都市原始概念的演變

　　二、古代都市之機構設置及其坊市管理

　　三、唐代坊市商業活動的狀態及規模

　　四、古代士農工商身份的區劃及游走于官商之間的幾個歷史人物

　　五、中國古代原始的經濟思想

　　六、子錢家是中國古代的高利貸資本

　　七、漢代大商人商業活動的特征

　　八、漢代前期官商關系的演化——鹽鐵專賣與平準均輸

　　九、漢武帝時的算賦與“告緡令”的施行

　　十、從張湯之死看漢代官商之間的矛盾和相互關系

　　一、市與都市原始概念的演變

　　市場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古老的東西，只要有分工，有地區的差異，不同的生產者為了交換產品，這個產品便成為商品，相對集中交換商品的場所，便成為市場。

　　市，《說文》：“市，買賣所之也。”所謂市，便是買賣的場所。春秋時，齊國的管仲曾對齊桓公說：“處商必就市井。”市井便是從事商品交易的場所，那么古代商品交易場所為什么會叫市井呢?東漢應劭的《風俗通》云：“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后上市。”說明“市”是商貿活動自然形成的相對固定的場所，之所以與井連在一起，是因為需要水源以提供洗濯。這樣在郊野的市場，是民間自然形成的集市，它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很長的歷史，而且遍及全國各地。東晉時，人們稱之為草市。唐代這種草市遍及大江南北，在這個時期的文人筆記中，被稱為野市、虛市，即市場設置在荒野之地的廢墟場上。在少數民族地區，被稱作蠻市、獠市，在江南蠶繭的集散地，則被稱為蠶市。這類民間自發形成的集市上，治安問題往往比較嚴重，唐人杜牧在談到江賊時，曾說：“江淮草市，盡近水間，富室大戶居其間，凡名草市，劫殺皆遍。”(《樊川文集》卷十一)這就是以小農走卒販夫為主體的農貿市場的概況。

　　城市則是城與市二個概念的組合，城，《說文》：“以盛民也，從土，從成，成亦聲。”意謂用土筑起來，以容納百姓。城邑在古代典籍中往往并稱，《說文》：“邑，國也。”是國之都城，城內稱城，城外稱郭，后來城的規模擴大了，城成為內城，郭是外城，郭之外為鄙，即郊野之農村。《國語》之齊語，有管仲與桓公講到國與鄙之區分，類似于《周禮》所言，國為城郭之內，而鄙或野則在都邑之外，是為農民的居處。國與野的區分，是從西周到春秋長期存在的現象。草市，一般是指農村的市集，城中亦有市，作為商貿交易指定的區域，它與郊野的草市有區別，它有相對固定的場所，《戰國策·趙策三》中趙惠文王時，馬服講到：“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那時的一個城，不過相當于目前的一個鄉鎮的人口，那個城的建筑，偏重于城堡的性質，城墻的構筑是為了守衛的需要，在城市的中心地區，會有一個小規模的市場，這從漢代邊境地區小城市的市場形象可以得到印證。如和林格爾的漢墓壁畫中，專門繪了一幅守城圖，是一個四合大院，中間標題是“寧市中”，可見城中市是一個專門的區域，在市的四周立圍墻，其平面呈正方形，市區的圍墻稱圜。如左思的《蜀都賦》云：“圜阓之里，伎巧之家。”市場有固定的營業時間，市門每日亦按時啟閉?！兑?middot;系辭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這里說明市場交易的時間是集中在中午的前后?！妒酚?middot;孟嘗君傳》有馮驩對孟嘗君作為譬喻講的一段話，其云：“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后，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這一句話反映了早晨市門開啟時，交易者搶著摩肩擦踵地擠進市門，到了傍晚大家都掉臂而去。它生動地說明城中的市場，有市門，啟閉有固定的時間，而市場的交易則集中在中午前后。孟嘗君是戰國后期齊湣王時的丞相，而馮驩這一番言說則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代市場及其交易的狀態。

　　從戰國到秦漢，作為城內固定的商業區域的“市”，都是由官府設置的。《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載高帝六年“立大市”，惠帝六年，“立太倉西市”。而城內市的數量則根據城市人口數量和地域規模來設置。漢代的長安，班固的《西都賦》稱：“九市開張，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云相連。于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根據李善注，長安在西漢時，有九個市，其中六個市在主干道之西，三個市在主干道之東。其市名可考者有東市、西市、柳市、直市、交門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整個長安城，有一半面積屬于宮庭。城內的居住以閭里為單位，城中有一百六十閭里，大都屬于官員和貴族的住宅區，而長安的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為一市(《三輔黃圖》卷二引《廟記》)，可見市的平面呈正方形。在市區內，各個街道的店鋪，按貨物品種劃分非常清晰，長安市內還有“酒市”(見《漢書·萬章傳》)，那是酒肆也就是餐飲業集中的街道。街道上行人擁擠得難以轉身，車輛和馬匹也無法回旋，作坊和店鋪到處遍布，街上紅塵籠罩，煙云相連。從市場的形象看是一篇繁華景象，非常富庶，到處是尋歡作樂太平盛世的模樣，這是班固《西都賦》所描繪漢時長安市場的景象。在市場之內還設有管理市場的場所，叫市樓，《三輔黃圖》卷二：“有令署以容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這個市樓是管理市場事務的衙門，張衡的《西京賦》有“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這旗亭便是市樓，它是多層的建筑，在坊市的中心地段，故可以俯覽商鋪的貿易狀況。由于商品市場的發達，城與市聯系在一起，城市成了商業的中心了。

　　城市的另一名稱為都市，都，《說文》：“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出處見于《左傳》之魯莊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筑，都曰城。”這里邑是小的城，設有宗廟的邑為都，都亦稱城。都城即首都，首都的城內設有市場，故亦稱都市。晉獻公有太子申子，次子重耳，而寵驪姬所生之奚齊，故使申生與重耳主蒲與屈。屈，即曲沃，桓叔封于此，桓叔是晉獻公之祖先，故此處亦為晉宗廟之所在地。蒲與秦相鄰，屈與狄相鄰，故云：“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此言屈為晉之都，因有晉之宗廟所在，它與狄相鄰，而狄土地廣漠，這對晉國開疆拓土不是非常有利嘛。這是通過具體案例，說明有宗廟所在的城邑為都，而這個都往往亦就是諸侯王封地政治中心所在。戰國時期，是我國大城市迅速發展的時期，而七國的都城亦往往成為這個時期具備幾十萬人口市場繁華的大型商業城市了，若齊國的臨菑，趙國的邯鄲，韓國的陽翟，魏國的大梁，燕國的燕京，秦國的咸陽，楚國的郢，在當時都是相當規模的大城市了。如齊國的臨菑，《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游說齊宣王時，便稱：“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斗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涂，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蘇秦這一番話，當然有恭維齊宣王的成分，在七國中齊國是比較富庶的一個地區，《史記·貨殖列傳》稱：“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在漢初，臨菑的居民達十萬戶，人口的數量一度超過了當時的首都長安。戰國時，各國都在推行郡縣制，郡縣治所所在，往往成為一個城市。仍以齊國為例，《戰國策·齊策六》：“燕攻齊，取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這是燕昭王時，燕將樂毅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這次雖然齊國打敗仗了，最后還是田單守住即墨、莒、聊三城，六年以后，打敗燕軍，盡復七十余城。從上述情況看，在戰國中后期，齊國的城市經濟已相當發達了。漢初達十萬戶的臨菑，從考古工作對其遺址的考察看，其故城包括外城和內城兩部分，總的面積達三十余平方公里，城市的規模相當大?？梢姀膽饑角貪h，臨菑一直是齊地，也就是今天山東地區的經濟中心。戰國時各國的都城，《史記·貨殖列傳》對于其商業活動，都有所言及。若“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云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至于蘇州，“吳自闔廬、春申、(吳)王(劉)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從《史記·貨殖列傳》的這些記載看，戰國時各國的都城，都同時是一個商業非常發達的城市，是一個區域商業交換的中心。要說市場經濟，在中國歷史上，可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話題啊!

　　二、古代都市之機構設置及其坊市管理

　　市的設置既然在都城，在官府的眼皮底下，有管理市易的衙門，那自然有官吏來管理市場的交易行為。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管轄京城的官員在秦時稱內史，漢景帝時分為左右內史，武帝時右內史更名為京兆尹，左內史更名為左馮翊，京兆尹下屬管理市場的有長安市令丞，左馮翊下屬管理長安四市，四長丞?！稘h書·食貨志》稱王莽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同市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余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這一段文字講的是王莽改制，大體亦可見原來在漢時，長安的東、西市皆設令丞，洛陽、邯鄲、臨菑、宛皆設市長。漢代的幾個大城市都專門設有管理市場交易的官員和衙門，實際上不僅這幾個大城市設有專門管理市場交易的官員，郡縣亦設有管理市場交易的官員。

　　唐代兩京市署屬太府寺管轄，《唐六典》卷二十，大府寺，有一條專門記載“兩京諸市署”的條目，為什么說兩京，因為中國古代首都的建制有兩京制的傳統，即首都與陪都兩京，如西周都鎬，同時又營建洛邑;西漢都長安，同時又以洛陽為陪都;唐代都長安，又以洛陽為陪都。故《唐六典》有兩京諸市曹的條目，唐代在京師有東、西市，東都洛陽有南、北市，共四署，都屬常設。另有不常設的，如在東都，武則天曾設過西市;在京師，高宗時一度在安善坊設過中市，皆主口馬交易;玄宗時，在威遠營置南市，華清宮置北市。這些都是即置即廢，時間不久。此外，在州縣亦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唐代前期的市易大體還停留在坊市的階段，坊是居民區，市是商業區，二者不能混同，唐與漢制變化不大。在中唐以后，隨著商業的發展，坊市的格局才逐漸被突破?！短屏洹穬删┲T市署條目的本注，敘述了先秦至唐前期市署的沿革，具體是從《周禮》說起，《周禮》這本書應是漢初儒生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各國制度加以儒家理想化的增減排比而成的匯編，它與實際存在的狀況有一段距離?！吨芏Y》中司市屬地官，設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其屬官有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暴、司稽、肆長，都屬于管市場的官員。漢代在長安分別在京兆尹及左馮翊、右扶風的三輔設有市署，其長官有市長與丞，后漢在洛陽的河南尹下屬亦設有市長與令，魏晉因東漢、東晉及宋、齊在丹陽下有屬官市長、丞，梁則改隸太府，陳因梁制。北魏在京邑亦設市令，北齊由司州牧領東西市署令丞，后周設有司市下大夫，是仿《周禮》的建制。隋有司農寺統京市令丞，煬帝時改京市，隸太府寺，京師的東市稱“都令”，西市稱“利人”，東都的東市稱“豐都”，南市稱“大同”，北市稱“通遠”。唐承隋制，在長安設東、西、南三市。從這個沿革可以知道，自漢至唐，在京師都設有市署，其長官為長與丞，其隸屬關系有一點變化，一般屬于京師管轄，亦有歸中央大府寺或司農寺管轄，市署的屬性沒有變，其長官都是市長與丞。

　　市署的長官如何行使和管理市場商人的交易行為，在漢代缺少具體的記載，在《周禮》中有一比較繁瑣的設計，這固然帶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多少亦有現實生活的反映。司市的長官是下大夫，他的職掌是負責全市場的管理和刑、政事務，按照貨物交易的種類，劃分各自市肆的地段，奴婢和牛馬的買賣，要立文書作為信用的憑證，以及管理度量衡和商品的價格，規定交易的時限。中午為百姓交易的時間，早市是商賈間交易的時間，夕市是販夫走卒交易的時間。一個市場交易區域的面積，在漢代相當于二個閭里，在唐代相當于二個坊，這中間劃分為二十個肆，每個肆都有專門的商品交易。賣酒的稱酒肆，也就是當今的餐飲業，它都集中于某一街區，亦即相當于那時的肆。肆有肆長，總管各個街區的稱胥師，肆長的職務是把品類相近的商鋪就近排列，以便于交易和管理。賈師是負責管理物價的，司暴與司稽是負責坊內治安和暴力事件的，質人是管理市場交易書契的，廛人是管理邸舍和倉儲的，司門是負責啟閉市門的，司關是管理貨物出入的，此外還有負責征收交易之稅收的。

　　唐代市署令丞職掌的規定便比較具體而細致了，它規定各市署令、丞的職掌是管理百姓交易方面的事務，如規定店肆門前要建樹標志，筑土為候，這在今天便是招牌，要標明店名和商品的名稱，店肆內要按不同類別陳列商品，在度量衡器上，計算重量的用秤和秤桿上的分格來顯示重量，測量容積的斗要用概來刮平計量商品的容積?！短坡墒枳h·雜律》中便規定“諸校斛斗秤度不平杖七十，監校者不覺，減一等，知情與同罪。”在商品的價格上，按品位分上、中、下三等來論價，凡是與官府的交易及贓物都以中等的價格進行交易，制作和交易弓矢、長刀這一類兵器，官府要立出樣品，便于買主對照，每件兵器必須打上制作工匠的姓名，然后才能允許在市場上銷售。凡發現有假冒或偽劣商品在市場上銷售的，要沒收入官，短斤缺量的可以退還原主?！短坡墒枳h·雜律》還規定“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各杖六十。”凡是買賣雙方不是自愿，而是一方榷固另一方的行為(榷是說一方專橫得利，固是說一方霸占市場)，以及同夥串通，輪番抬壓，硬性限定一種價格(是說賣物時，用次貨抬成高價，買物時，把好貨壓成低價。還有叫同夥，在一旁充賣主或買主，起哄抬壓價格，借此為自己謀取暴利)，都一律禁止。所謂參市，是說有同夥在一旁抬高或壓低價格，以惑亂交易的另一方?！短坡墒枳h》上亦有與此相關的解釋和處置的規定。此外對于擾亂市場秩序，因而傷人者，《唐律疏議》在雜律下亦有具體規定。

　　我們可以比較《周禮》上的一些規定與唐代的規定，那么唐代則更具體而貼近實際了，它反映了市場交易還是不斷有所進步的。如果我們參照《唐律疏議》及唐代的文人筆記，那么唐時的市場交易狀況比之于漢代，有明顯的進步，對交易中問題的思考亦更前進一步，盡管唐代前期的市場交易還停留在坊市制的發展階段。唐長安街的外廓南北有十四街，東西有十一街，總共有一百零八坊，每坊皆開四門，各東西二門，以供出入，坊的圍墻不能沿街開門，一切商業貿易都集中在東西二市，晚間坊市的出入有嚴格的宵禁制度。到中唐以后，隨著市場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坊市制度逐漸有所突破。在唐文宗時，坊門的開閉，就比較自由了。武宗時已出現夜市，已有手工業者居住于坊。在京師以外州郡的市場活動更是廣泛超越了坊市制的限制，如揚州早就有夜市了，在當時文人筆下，楚州有“千竹夜市喧”，蘇州有“夜市賣凌藕”，廣州有“蠻聲喧夜市”。唐人鄭熊在《番禹雜記》中說：“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各得異物。”(見《說郛》卷四引)這說明市場交易的時間限制，在中唐以后不斷受到突破，發展最為迅速的還是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餐飲業?！短茋费a》講到唐德宗時，長安“兩市日有禮席，舉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闪⑥k。”這是講餐飲業可以帶了食料鍋碗等器物去主人家操辦三五百人的酒席，足見餐飲業的規模了。唐人段式在《酉陽雜俎·前席·酒食》中說：“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茗，庾家粽子，白瑩如玉……”列舉了各種著名的熟食，說明當時已具備一個廣闊的飲食市場。又若《會昌解頤錄》講到有一個制蠟燭起家的竇義，他在京師的西市買了一個垃圾場，在中間立標、樹旗，搞了一個煎餅攤，讓兒童拾瓦礫擊旗幟，擊中者給以煎餅，附近的兒童皆去丟瓦礫，換餅吃，不久便把垃圾場地給平整了，他在那里造起店面二十間，出租以后，日取租金數千錢。這說明當時西市的人口相當密集，來往的商人很多，否則哪來這么多兒童，怎么會很快有人租賃其店鋪呢?隨著餐飲業的發展，其交易時間根據飲食的需要，那當然要突破坊市貿易關于交易時間的限制，而餐飲業的發展是以商業貿易繁榮為前提的。另一個變化是打破坊市貿易區域的限制。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市場管理，注意到交易的公平和公正了，禁止商賈的榷固，便是為保障貿易的公平、公正和自由，而壟斷、欺詐、專橫都在貿易禁止之列。這些現象都說明到了唐代，市場和商業的交易較之于漢代有較大的發展了。

　　三、唐代坊市商業活動的狀態及規模

　　唐代京師與東都的行業，據《長安志》記載，京師的東市有貨財二百二十行，西市的商業要盛于東市。東都據《河南志》記載，唐時的南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十余肆，已突破了每市二十肆的規模了。市的四壁有四百余店，“貨賄山積”，可見市場相當繁榮。具體的行業，見于史著的有肉行、衣行、絹行、鐵行、面行、米行、秤行、藥行等。在各個行業內都有經紀人，行業內的交易有行話交談，外人無法知曉。諸行的內部有行頭、牙人、行東、師傅、幫工、學徒之類的職務，這些在唐宋的傳奇小說中亦有反映，如安祿山、史思明二人年輕時便曾都是互市的牙郎，行會內部存在著復雜的等級關系。

　　坊市與草市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坊市不如草市靈活方便，兩者之間的中間狀態，類似后之廟市，商販在指定場所趕集。劉禹錫在元和二年寫了一篇《觀市》，起因是沅水以南久旱，唐代沅江屬岳州，江水東入洞庭湖，那一年由于久旱不雨，沅水不足，故郡守遷市于“城門之逵”，逵即城門口的交通要道，劉禹錫有機會參觀了這次市集的熱鬧場面，對市場上各類人物的面貌，描述頗為細致，今錄其文于下：

　　“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按：目前城管也應為小商小販在交通要道與人流繁忙的地段預留一些空間，因為只有人流繁忙的地段，才有繁忙的商業活動。)其左右前后，班間錯跱，如在阓之制。其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焉。馬牛有綷，私屬有閑，在巾笥者織文及素焉，在幾閣者彫彤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饔者列饔饎(指熟食和酒水)，陳?餌而苾(指香氣撲鼻)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杯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夥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賈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坐賈颙颙，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按：這里各種商販在利益驅動下惶惶然的心態皆活龍活現于字里行間。)于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良苦之巧言，斁量衡于險手，秒忽之差，鼓舌傖佇，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囂譁，坌煙埃，奮羶腥，疊巾屨，嚙而合之，異致同歸。(按：這里充分顯現了賣家之間競爭和買賣雙方種種勾心斗角的形象。)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術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守犬鳥烏，樂得腐余。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周易》之《系辭下》有言：“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劉禹錫在文中敘述的就是這種情況，更加具體而生動形象地表現了各類人物在交易過程中的不同面貌。市肆上各種商品的陳列，酒店和餐飲業的興隆，各種熟食及餅餌的陳列，買賣雙方討價還價的心理狀態，各種形象纖毫畢現，從雞鳴爭赴到陽光西徂的整個過程，交易結束以后，只留下野犬在那兒享受腐余。這一類在交通要道上廟市的興隆，說明唐代不僅京師、東都等大城市有坊市的設置，即使如沅江這樣的小城市，也有坊市的建置，同時它又反襯了坊市對市場交易的束縛，說明市場最終會沖破坊市的約束。劉禹錫這篇文字反映了士大夫對市場還是抱著一種譏諷的筆調，全文的第一句話是“由命士已上不入于市，《周禮》有焉”，反映了那時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對市場交易的生活還是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那一年也正是劉禹錫遭受貶斥的時候，這個文章亦有借市肆喧囂溷雜之狀以譏諷朝士之爭奪如商賈一般。在古代士大夫與商人之間有明確的身份上的界線，士大夫是不能進入市肆的，官員與商人不能兼有兩重身份，不僅對個人是如此，對整個家族也是如此。以當今而言，為官不是為妻兒老小們借機生財有道，而是為社會、為國家、為民族謀福利，這也是考察為官者是否清廉的一個重要標準。

　　劉禹錫這篇短文，從另一方面反映了所由參加市場交易的成員都有原始的利益驅動，因此而出現各種欺詐現象。可見市場上利己是本能，滿足他方的要求，是被迫的，所以需要有第三方的監管。這在古代是如此，在現代也是如此。至于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那是以雙方共同遵守協議為基礎的，至于市場能自然通過無數交易，達成供需的平衡，交易雙方的平等，那也許只能是經濟學古典自由主義者的空想，真能那樣的話，在資本主義市場中哪來那么多的經濟危機呢?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從何而來呢?如果政府作為第三方監管者，與交易的某一方穿一條褲子，必然導致交易平臺的坍塌以及監管信譽的喪失和交易平臺的重組。

　　四、古代士農工商身份的區劃及游走于官商之間的幾個歷史人物

　　中國古代的商人，《管子·小匡》有管仲對齊桓公的一番議論，其云：“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是故圣王之處士，必于閑燕，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還說：“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士農工商四者各有分工，農、工是生產部門，商是流通部門，士是行政管理部門，所謂“國之石民”，是指這四者都是國之柱石，缺一不可。四者不能雜處，否則的話，議論與辦事皆會亂了規矩。從歷史事實看，在古代為官與為商有區分，但還不是涇渭分明。孔子的弟子子貢，學的是言語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稱：“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他善于做外交和說客，“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周游五國，孟子周游列國，故毛澤東同志曾把他們列為縱橫家的先聲。先秦諸子的觀念有時互有聯系。子貢才能的另一方面，是“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按：此言子貢會囤積貨物，買賤賣貴以貿利)，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史記·貨殖列傳》稱：“子貢既學于仲尼，退而仕于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由此可知子貢一面出使，游說于諸侯之間，一面還轉貨貿易，家累千金，故在孔子弟子中，子貢是最富的。但不能以富而驕于人，孔子弟子中原憲是很窮困的，“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他是言語出身的，最終以失言為過，但他畢竟不是唯利是圖的商人，經商只是他的副業。盡管孔子總是批評子貢，但子貢仍忠誠于孔子的思想，他評價孔子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孔子晚年曾喟然長嘆：“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臨終前，想到的還是子貢，“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去世以后，諸弟子服喪三年，“唯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這些記載都說明子貢是一個亦儒亦商的人，既會理財，但沒有理性經濟人那種唯利是圖的氣息，仍然保持著儒生的神韻。為人要能做到這一點也不容易，明代的徽商有一點這方面的氣息，他們一面在外經商，一面在家鄉崇尚儒學，為人還注意基本的倫理關系。要懂得人與人相互關系是多重的，人的角色和地位也是多重的，如果把所有人際關系都較于利益，那么人與人之間除了互相怨恨之外，還能有什么呢?

　　春秋末另一個亦官亦商的人物便是范蠡了，《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稱：“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余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史記·貨殖列傳》謂：“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硃公。硃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硃公。”君子謀財，取之有道，這個道也就是計然之策，經商要選準地理位置，要使自己處于交通的樞紐。陶，謂山東濟陰之定陶，當時地處東西南北交通之中心。與時逐，謂逐時而居貨，隨時而逐利，那就是計然所言之“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馀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也就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起落決定商品的去留，促使貨幣的周轉，貴賣，賤買，使商品與貨幣的流通像水流一樣暢通無阻。再說貿易是在人與人之間進行的，那要選擇對象，相互要講信用，你不負于人，人亦不負于你。善于經營的人，既要有良好的人際關系，也要注意商品流轉的時令。最終對財富要懂得聚散之道，有聚有散，才能長盛不衰?！妒酚?middot;越王勾踐世家》講范蠡二個兒子的事，也是講對財富必須既懂得聚，也要懂得散，不懂得散，那么財富對自己的子孫反而是禍害，“富不過三代”是客觀生活的概括和總結，也就是如果自己不懂得主動去散，那么子孫也會被動而且敗家地散。這世上的財富沒有只聚不散的道理，自己主動去處理好財富之聚與散，實際上是為自己子孫后代積德積福的過程，這是中國古代非常辯證地對待財富的科學觀念。在現代生活中，那些資本家搞一點慈善事業，實際上也是為了尋找財富由聚而散的比較合理的途徑，這個辦法是否真好，是否能散得合理，是否能正確解決財富之聚散的問題，那可是要看你如何具體去做的。財富的聚與散對個人是如此，對一個國家何嘗不是如此，那些富國何以招怨而成為恐怖主義襲擊的對象，其道理也在于此。一個富人如果只知守財的話，那豈不成為“守財奴”了嗎?如果是一個國家，那這個國家的面目就顯得非常猙獰可怖了。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我贊成恐怖主義襲擊，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是應該研究產生這種現象的土壤，否則的話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戰國時另一個最典型的商人便是呂不韋，《史記·呂不韋列傳》稱：“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陽翟，今河南禹州市，戰國時屬韓，他經商則在趙國的邯鄲。《戰國策》的秦策五講到，“呂不韋賈于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國立君，澤可遺世，愿往事之。’” 異人即后來的秦莊襄王子楚，呂不韋出身于陽翟，在邯鄲是一個富商大賈應無疑問，否則他怎么能拿出那么多財富來安置異人呢?又哪來那么多錢去賄賂安國君的華陽夫人?《戰國策》中呂不韋與其父親那一段對話找不到旁證，《史記·貨殖列傳》稱：“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商人的收入要遠遠高于農、工這二項，在這一句之上，還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財富的積疊也是役屬子民的一個工具，那什么人有力量役屬子民呢?那就是擁有國家權力的諸侯王了。故在陽翟大賈的心目中，幫助子楚成為接班人，那當然是一本萬利的大買賣了。呂不韋父子之間這段對話，也符合當時投機商人的心理。《史記·呂不韋列傳》講到子楚為質于趙，“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那就是把國家權力的交接視為投資的對象了。《史記·呂不韋列傳》敘述了呂不韋與子楚二人商談這筆交易的過程，其云：

　　“(呂不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嫡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毋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于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從子楚與呂不韋二人的對話過程來看，他們是把謀取秦國王權接班人的地位作為一筆交易來看，交易成了，與呂不韋分享秦國。這個子楚后來便是秦國的莊襄王，呂不韋與子楚這筆交易是做成了的，子楚即位成為莊襄王以后，便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呂不韋作為丞相，在秦國執政十三年，至秦始皇十年敗亡。呂不韋這筆交易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并沒有達到“澤可以遺世”的目的。呂不韋通過權謀的交易進入權力核心，而權力的運作與市場上商品的交易完全是不同的二回事，權力具有排他性，子楚能容許呂不韋為丞相以執掌權力，秦始皇成人以后，就不可能允許呂不韋與之共享權力了。呂不韋進入權力圈子以后不再言商，他主持組織的一部《呂氏春秋》也沒能專門去談市場和商業貿易方面的問題。從歷史看，權錢交易的結果都不好，商人進入權力中心，很少能有善終者。反之官員與商人相結者，一般也很難逃脫成為貪官污吏的結局。漢武帝時一個進入權力核心的商人桑弘羊，最終不也是被霍光處置了嗎?

　　五、中國古代原始的經濟思想

　　在春秋與戰國時期政商之間這條界線，還不是很清晰，如子貢、范蠡，都還橫跨政商二界，商人的社會地位還比較高，如白圭，也是橫跨政商以論其學，他既講治國之道，也講治生之理，他說：“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史記·貨殖列傳》)這是講國家的治理，必須農商兼顧。“末病則財不出”，末是指商人，財富的結集還得靠商人。“農病則草不辟”，是指生產則靠農民的辛苦勞動。發展市場，繁榮商業，搞活經濟，但不能侵害農民利益，如果放手讓資本侵襲農業，進入鄉村，土地得以買賣的話，其結果必然是貧富二極分化，如董仲舒所言“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農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書·食貨志》)白圭與董仲舒的話還是有相當道理，城鎮化和新農村的建設，還得農民說了算，切實維護農民在土地上的切身利益，而不是維護資本的需要。這些年，我們有那么多農民的上訪，還不就是為了資本侵犯了農民耕種土地與居住的權利。讓農民在城市上樓是有條件的，要穩定地解決好農民就業和收入，處理好他們的生計問題，才能使他們安心在城市住上樓房。否則的話住了樓房而丟了生計，農民還是要鬧事的。上訪還是最文明的辦法，如果這一點也被堵死的話，農民也可能“亡逃山林，轉為盜賊”的啊!許多社會治安問題，還得思考這些問題背后那些違法犯罪者正常生計的道路在哪兒啊!要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治安的問題，還得有給出路的政策，才能治本，否則的話，只能是治標。

　　關于經商，白圭也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罰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經商也得講謀略和勇敢，能取也要能予，才能做到能聚也能散，聚散二得其宜，既是能人，也是仁人，聚而不知散，最終還只是一個守財奴而已，不好的結局或及于其身，或及于其子孫。他還說：“欲長錢，取下谷(指谷賤時要收購);長石斗，取上種(指增產要有良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史記·貨殖列傳》)一個好的商人自身是非常節儉的，我年輕時，聽周予同老師講到過這樣一個故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長張元濟老人，他用信封寄信時，總是用舊信封拆了，反過來再用一次，而對他的伙計也就是商務印書館的員工則非常寬松，悉心與他們同甘共苦，惟其如此，才能同心同德干出一番事業來。西方的亞當斯密不僅在《國富論》講了理性經濟人極端利己主義的假設，還寫了一本《道德情操論》，在倫理學上他可是一個利他主義者，因為商品交換的過程中，只有通過利他，才能達到利己的目的，如果你手上的商品對他人無益，誰會與你交易呢?損人者最終的結果是傷害自己。這些話看起來似很平常，但亦還是商人日常經商必須注意的事項。從戰國到秦出了一批有名的商人，若“猗頓用盬鹽起”，這個猗頓，傳說是魯國的窮士，向陶朱公請教致富之法，之后用了十年時間，靠河東池鹽起家，最終“貲擬王公”，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秦始皇為什么看重烏氏倮呢?因為馬匹是秦始皇需要的。接下來是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司馬遷為此感慨地說：“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他們在個人品德上總還有突出的表現吧。商人在謀利的過程中，還得行己有德，才能取得人們的信任，才能事業有成，不僅僅是利益上的算計。

　　六、子錢家是中國古代的高利貸資本

　　與商業資本相伴的是高利貸資本，在戰國時期的高利貸活動，最典型案例當為孟嘗君在薛放債的事。薛，在今山東滕縣南，戰國時高利貸者稱為“子錢家”或“稱貸家”，借貸時以竹木制成券作為憑證，卷上書寫借貸雙方的姓名、貸款的數目及利息和日期，這個券一剖為二，債權人操右券，債務人操左券，契約式一式二份，各持一份，償還及追討利息時要合券。孟嘗君是戰國四公子之一，齊湣王時封于薛，《史記·孟嘗君列傳》記其事云：

　　“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余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于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余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于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原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

　　從這里可以知道，馮驩這次去薛，還收了十萬利息，焚券的事，只是對貧而無法還本付息的壞賬加以吊銷而已，能付息者，則約定付息的日期。這是一項清理壞賬的經常性事務，其他債務還是照舊要算賬的?！妒酚?middot;孟嘗君列傳》記載事后二人的對話：

　　“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余不足。有余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這件事馮驩的做法是對的，既然已是無法收回的壞賬，不如早日注銷，這樣反而可以收攬人心，這件事債務人與債權人雙方都是受益的。司馬遷在《史記·孟嘗君列傳》的結尾有一段評論，其云：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看來此事司馬遷親自作過社會調查，孟嘗君好客，雞鳴狗盜皆入其幕下，此事屬實。一般講，薛地處東西南北交通中心地帶，自然成為商業資本活躍的地區，而商業資本的活躍，亦必然帶動高利貸資本。孟嘗君以封君為高利貸，借助于他的政治勢力，而三千食客起的作用，其本質是把一批流氓無產者、城市貧民只能夠桀驁不馴者招攬在自己周圍。戰國四公子都有這個特點，這樣一些人物的聚集，其社會影響帶有雙重性，處理得好，它可以緩解社會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它會成為黑惡勢力，在社會上為非作歹，欺壓百姓，那樣的話，孟嘗君這一類人物便成了他們的保護傘和后臺了。這樣的現象，我們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也能多少見到其影子，特別在四川這些地區，歷來是哥老會活動的傳統地區，其社會影響迄今猶存。再者，銀行正規的信貸事業，沒有為農村需求服務，而農村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又有信貸的需要，那樣的話傳統的錢會勢必存在，那么民間變相的高利貸還是有活動的余地，故它會成為社會動蕩、引起局部性“地震”的重要因素。從馮驩燒債券這件事，告訴我們，銀行過一段時期清理壞賬的事，還是有必要去做，這不是為了鼓勵老賴，之所以賴賬，要分析其各種具體原因，根據不同情況有區別地進行處理，我們總應該比馮驩做得更好一些吧!

　　戰國秦漢時的利率，一般在年息百分之二十，《史記·貨殖列傳》：“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本富是以農工生產致富者，末富是指商業資本致富者，而姦富是指高利貸者?！敦浿沉袀鳌妨碛幸话咐^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赍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在正常情況下，年息為百分之二十，這時“其息什之”，那么年息在百分之二百了，那真是高利貸了。故農民和手工業小生產者，甚至那些王公貴族們，一旦他們因緊迫的現金需要而借支高利貸時，貪得無厭的高利貸者就成了鐵石心腸的吸血鬼。故孟嘗君讓馮驩收取債息時，能焚無力償債和債息者的債券，是少見的，所以司馬遷才會不惜筆墨記載此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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