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新常態，就是把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定位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不可持續增長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新常態：重新把科學社會主義確立為民族信仰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規律，就是科學。科學社會主義是與空想社會主義相對而言的，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性質、特征和發展規律的科學理論，是由科學的哲學、經濟學、社會管理學、行為科學等科學理論組成的關于社會主義的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理論模型與實踐模式。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模型與實踐模式的提出，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性與現實可操作性，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建設與制度建設進入成熟階段。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區別在于她的綜合性，與社會科學之王經濟學的區別在于她的操作性與制度設計，與經濟學中的制度經濟學的區別在于對政府行為的制度設計。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是綜合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特別是社會發展理論與時俱進形成的，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思想來源。科學社會主義不是以某一個人、某一本書為依據形成的，以某個人、某一本書為依據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學;其實踐結果，是宗教狂熱而不是社會發展。知識經濟時代，不但傳統的公有制理論，而且傳統的商品、貨幣、資本、勞動價值、經濟增長方式等理論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由邏輯推演和實踐發展兩方面共同決定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進程，必然要求我們不但要走進《資本論》，更要走出《資本論》;要使社會主義的規范性和科學性得以統一，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得以統一，就必須從經濟學的對象、內容、方法、性質、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變，建立全新的經濟學范式。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實現從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就在于以科學的哲學、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從矛盾辯證法到對稱辯證法是哲學科學化的必然結果，從物質經濟學、知識經濟學到對稱經濟學是經濟學科學化的必然產物;而使經濟與社會的對稱本質、對稱規律得以充分展現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則是使哲學科學化與經濟學科學化統一起來的契機，是為對稱哲學與對稱經濟學的必然產生開辟道路、使對稱哲學與對稱經濟學產生的必然性得以實現的偶然性。對稱哲學就是當今時代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只有對稱哲學才能使經濟學真正實現從非科學向科學轉化，只有對稱哲學與對稱經濟學才能使社會主義真正實現從空想到科學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沒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好像通往羅馬的道路有千萬條，但羅馬只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概念不明確，會使人失去明確的目標，導致無所適從;過分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會把各種不符合社會主義一般原則的現象以“特色”為名而披上社會主義外衣大行其道，從而失去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和理想，失去為社會主義理想奮斗的明確目標，使“中國夢”的實現失去著力點與人民的支持。無論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由還是以“中國特色”為名否定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不是把科學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看成改革開放的方向而是把改革開放本身當做方向，從而把中國改革開放定位于資本原始積累走資本主義道路形成權貴資本主義權貴資產階級都會偏離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導致信仰危機，而信仰危機就是“中國夢”危機、民心危機、民族凝聚力危機、共產黨執政危機。

　　新常態：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區別開來

　　理國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貞觀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證明：市場化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不等于就能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耳熟能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所以成為中國夢，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前并未建成，我們現在的“市場經濟”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坑蒙拐騙橫行、假冒偽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沒有任何正義的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是高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靠官商勾結官富民窮來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低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壞的“市場經濟”。要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能夠真正統一起來，必須做到市場化改革的規范性與實證性的統一;市場化改革的規范性與實證性的統一后面，是社會主義理想與現實的統一。如果只有規范性沒有實證性，或只有實證性沒有規范性，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就無法統一。如果把市場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錢化、產業化，在此過程中形成兩極分化，在產生權貴資本主義權貴資產階級的同時絕大多數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權益以改革為由被剝奪而陷于相對貧困化與絕對貧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生不起孩子、打不贏官司、扳不動貪官、有冤無處伸、被維穩被和諧上訪被當精神病、無法享有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渙散、軍心渙散、民族凝聚力與國際競爭力降低，用“韜光養晦”“留給下一代來解決”來掩蓋自己在國際交往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中的軟弱無能，那么市場化改革與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是對立的，這個對立不會因為貼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標簽而掩蓋，也不會因為GDO總量與人均GDP數量的提高而抹殺。這種和社會主義一般原則對立的“市場經濟”不是作為中國夢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能否統一、怎樣統一的問題，不僅僅是實踐問題，而且是深層次的理論問題;這個深層次的理論問題不可能靠摸著石頭過河來解決;這個深層次的理論問題如果不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法建成，科學社會主義就沒有實踐可操作性，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就無法確立。作為中國夢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一般原則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統一，是立足中國本土、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主要思想來源、吸收人類一切文明成果、通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具體社會形態;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模式，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模式。既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模式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模式，社會主義就沒有初級階段與高級階段之分，也沒有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別，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就實現在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之中。離開科學社會主義理想、理論、一般原則的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是空想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在于：科學社會主義是可操作的社會主義，而可操作的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是外在的兩張皮，而是內在的統一——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作為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是作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當西方的市場經濟自我完善，就成了社會主義;當社會主義吸收了西方市場經濟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使市場不僅成為資源配置的場所，而且成為資源再生的平臺;要使效率最大化，不僅僅是使資源優化配置，而且是使資源優化再生;要使資源通過優化配置達到優化再生，不僅僅是靠平面的二維的市場，而是靠主體動態的五維的市場，不僅僅是靠二維市場的均衡，而是靠立體市場的對稱。立體市場的對稱，就是規范與實證的對稱、控制與自由的對稱、公平與效率的對稱，政府與民間、法制與自由、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所有這些對稱，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對稱。所以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對稱的，對稱經濟學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對稱經濟學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競爭。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自由，是無政府主義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為核心、平等制約下的自由。完全的競爭，是弱肉強食、不擇手段、不按游戲規則出牌。充分的競爭，是法律、誠信制約下的競爭。因此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完全自由、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充分自由、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完全自由、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是平面的市場經濟，充分自由、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是立體的市場經濟。平面的市場經濟產生線性的思維方式，立體的市場經濟產生對稱的思維方式。線性的思維方式產生配置經濟學、價格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實用主義，對稱的思維方式產生對稱經濟學、對稱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對稱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就是對稱辯證法，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真正得以有機統一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原則是對稱辯證法。根據對稱辯證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揚棄。在經濟社會化、社會經濟化的今天，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間已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宏觀經濟學以微觀經濟學為基礎,微觀經濟學全息體現了宏觀經濟學。根據對稱辯證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生產力發展對GDP增長的超越。生產力發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長，是由于生產力作為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是主客體相互作用、資源再生的結果，而GDP增長，則可以在不要發揮人的主體性的前提下，僅靠資源買賣、產業折騰、財富轉移、統計參數轉變就可產生。如果說，金融危機的根源是泡沫經濟，那么，泡沫經濟的根源是折騰經濟，折騰經濟的根源是GDP增長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機宣告了全球性GDP經濟增長方式的破產，宣告了GDP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論基礎——價格經濟學的破產。根據對稱辯證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范與實證的統一有三層含義：一是正確的認識,二是合理的解釋，三是積極的引導。正確的認識：是什么;合理的解釋：為什么;積極的引導：怎么樣。所謂規范與實證的統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礎上為什么，在為什么的基礎上怎么樣，在怎么樣的指導下，去進一步認識是什么、解釋為什么，從而指導實踐的發展，達到真善美的統一。規范與實證的統一是理想和現實的統一。規范與實證的統一是發展尺度與道德尺度的統一。規范與實證的統一是主體性與科學性的統一。根據對稱辯證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效率與公平的一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效率與公平的一致;本質特征，就是通過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對稱，實現效率與公平的一致;通過民主與法制建設，實現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對稱。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除了生產資科公有制占主導地位以外，就是比資本主義有更強的宏觀調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從而能保證效率與公平的一致，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由于生產資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強的宏觀調控能力、保證效率與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導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導，而是國家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從而能反對各種民間壟斷、保護和促進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競爭，使效率與公平相互促進。根據對稱辯證法，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市場化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傳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融合。左派經濟學家反對改革，主張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右派經濟學家即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改革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左右派經濟學的揚棄。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就是微觀經濟宏觀化;所謂社會主義有市場，就是承認宏觀經濟中有微觀活力;所謂資本主義(包括壟斷資本主義)，就是宏觀經濟微觀化;所謂資本主義有計劃，就是微觀經濟要借宏觀經濟來引導。宏觀調控本身有微觀機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觀調控的微觀機制，使宏觀與微觀相互促進、對稱發展、可持續發展。改革本質是為宏觀調控提供制度、機制、行為方式和國民素質保證。改革是手段，宏觀調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觀調控是手段，公平與效率的一致、可持續發展是目的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成是社會經濟系統中社會主義理念與現實、理論與實踐、規范與實證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自然歷史過程。

　　新常態：重新把人民民主專政確立為社會主義法治的靈魂

　　君子為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宋·蘇轍《新論下》)。法治中國不是抽象的“憲政”或抽象的“依憲行政”，而是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統一的社會系統工程;法治中國的本質是實現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實質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產，而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法治中國”不是某個學者、政治家的心血來潮標新立異，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產物，也不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內容，而是建構共產黨一元化領導下的多元化監督、從根本上防治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腐敗、使共產黨保持密切聯系群眾得到群眾擁護與長期執政的政治保證，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內在環節。黨建與法制的關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共產黨在執政條件下的“黨要管黨”，最根本的是使黨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不但使黨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都必須在憲法規定的范圍內制定，而且要使黨的各級組織都依法執政、依法行政。

　　所以法治就是共產黨執政條件下的最大政治;那種把法治與政治分離開來乃至對立起來的說法和做法，表面上是為共產黨留下在法治邊緣乃至凌駕法律之上執政的彈性空間，為共產黨執政過程中曾經的錯誤保留面子的回旋余地，實際上是擴大錯誤、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對立，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瓦解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基礎。作為社會系統工程的社會主義法治與人民民主專政也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所謂司法腐敗，本質上就是按叢林法則辦案，按對強者有利的原則辦案;在官民對立、強弱對立、富貧對立中，法院堅定地站在官、強、富一邊。這不但違背了司法公正原則，而且違背了人民民主專政原則;因為造成官民對立、強弱對立、富貧對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強凌弱、富不仁。最近在美國發生的多起以法治為名的種族歧視、漠視人權事件，也說明了所謂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法治，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是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是共產黨得以執政的民意基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與靈魂;從人民民主專政到法治中國是從抽象到具體、從理論到實踐、從理念到實際的層層遞進關系。法治中國是人類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嚴格意義上的人民民主專政。當然目前我國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絕不能因為一句“任重而道遠”而使實現完善法制的目標遙遙無期。路在腳下;“法治中國”的系統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設我國完善的社會主義法制的目標任重道不遠。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詞，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缺陷不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一樣。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劃等號，西方法制不適合中國不等于法制不適合中國，建設法治中國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體制。毛澤東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反動派的專政。”十八大報告與修改通過的黨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我們要堅持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也要求共產黨必須遵守憲法，“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活動”，這也實際上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與“依法治國”概念統一了起來。從以前的黨章規定共產黨自覺遵守憲法，到這次黨章規定共產黨必須遵守憲法，說明這個統一是個歷史過程。“人民民主專政”和“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統一的“法治中國”概念有著深刻內涵，產生有其歷史的必然，是廣大人民群眾對我國長期以來在“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民主”口號下人民民主權利無法真正得到實現的現實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黨章的邏輯結論。由于社會主義國家憲法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憲法不同，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是不同的概念。從內涵上，社會主義“依法行政”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憲政”的揚棄。我們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為我們的理論、道路、制度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因為我們的理論、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對西方理論、道路、制度的揚棄——取長補短的基礎上。沒有這種揚棄——取長補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們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種“理論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長期以來我國之所以使人民民主專政與法制脫節，在強調人民民主專政的同時使法制成為一紙空文，就是因為沒有“法治中國”這個概念。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法治中國就沒有真正的人民民主專政，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民主。如果說，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國就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經驗的總結。社會主義法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稱的，二者都是資本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結果。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在于有比資本主義更完善的社會主義法制與更完善的市場經濟;而把更完善的法制與更完善的市場經濟統一起來的，是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依法行政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所以，如果說社會主義法制是比資本主義司法體制更高級更先進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主體內容。如果我們透過名詞看概念、透過現象看本質，那么社會主義法制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和目標，人民民主專政既是社會主義法制的展開和具體表現，也是把社會主義法制落到實處的具體措施、手段和途徑。當然人民民主專政本身也還要通過制度、體制設計更加具體，但具體的方向、目標依然是依法執政，而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目標，就是通過科學的制度、體制的設計與建構使人民民主專政成為社會主義法制的道路和途徑。

　　社會主義依法行政與人民民主專政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我們國家過去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大量嚴重的無視人權、侵犯人權、以權代法、司法腐敗現象，既不符合社會主義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本質特征。那種打著“人民民主專政”的旗號，干著違背憲法的勾當，錯不在人民民主專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專政沒有真正落到實處。把人民民主專政真正落到實處靠的就是社會主義法制。如果我們在理論上把社會主義法制和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把社會主義依法行政和資產階級憲政劃等號，那就剛好為敵視人民民主專政的西方自由主義者把違背憲法的賬算到人民民主專政頭上提供了口實，同時使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失去明確的目標和方向而誤入歧途。所以與人民民主專政統一的社會主義法制——法治中國，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

　　新常態：重新把人民幸福作為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

　　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內篇問上三》)。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基礎不在于GDP、人均GDP增速最快、經濟規模世界第一，而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夢，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只有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才能同仇敵愾，萬眾一心，抵御外侮。什么是幸福，怎樣追求幸福，在不同的發展觀中有不同的解讀。在GDP增長觀看來，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是價格機制，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金錢，市場經濟的價值本質是效用，幸福就是可計量的效用的增加;效用是幸福的核心范疇;通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現國家總的效用增長;效用的增加，是實現幸福的主要方式。在科學發展觀看來，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平等，市場經濟的價值本質是效益。

　　幸福，就是需要的滿足;需要作為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本身是一個有著對稱結構的系統，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兩個對稱的基本層次。

　　幸福夢，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幸福是在再生生產力發展基礎上，人們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與非收入效益的增長。不僅“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享受免費的基本醫療與教育、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等生存權保障，而且有發展權保障;把生存權與發展權統一起來、這一代人的發展權和下一代人的發展權統一起來的途徑是公平與效率的一致、民主與法制的統一、對外開放與民族主體性的統一，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因此，“效益”，是科學發展觀—幸福發展觀的核心范疇;效益的增加，是實現幸福的主要方式。在金錢“發展”觀中，實現幸福要經過完全自由競爭你死我活弱肉強食經濟周期波動的血與火的洗禮把蛋糕做大;社會福利只是對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種程度的補償。在科學發展觀—幸福發展觀中，實現幸福，一開始就應該靠社會公平正義，和諧競爭平等競爭充分競爭，通過貢獻與索取的對稱以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造成二者邏輯與歷史、理論與現實差別的根源，在于社會核心機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樣改頭換面，都萬變不離其宗，改變不了以價格機制作為市場乃至社會核心機制的本質。后者的邏輯與歷史，是價值規律的展開——人的幸福感的增強才是最大的效益，每個人幸福的國家才是幸福的國家，因此只有價值機制才是市場與社會的核心機制。中國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開放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的根本目標，就是實現中國人民的幸福夢。無論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還是起點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設來建構。GDP增長不等于社會財富實際增加，人均GDP增長不等于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實際提高，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提高也不能劃等號。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環節，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條件。如果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精神生活水平下降，其結果只能是幸福感的降低。實現幸福夢靠科學發展。科學發展是社會全面的進步，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生態文明的進步、社會平等正義自由民主法制的實現、國民的德智體能綜合素質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與國際競爭力的增強。在科學發展觀—幸福發展觀看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體是人民而不是少數作為社會精英的“主流經濟學家”，其成果本來屬于人民而不僅是惠及廣大人民群眾;中國改革開放不是某個領袖人物的扭轉乾坤而是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其成果本來屬于廣大人民群眾而不只是與人民分享。科學—幸福的發展是政府執政能力與民間活力、民富與國強、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開放性與民族主體性、物資財富增加與人民幸福指數提高的對稱發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只有一切為了人民、一切通過人民、一切屬于人民的發展才是使人民幸福的發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發展才能實現人民幸福夢。

　　新常態：堅持經濟全球化中的民族主體性

　　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貞觀政要·政體》。一個國家是否強國，不在現象，而在本質;不在數字，而在根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的整體目標，就是建立一個能夠在國際上傲視群雄、與狼共舞的強國。強國是國民素質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信息現代化、科技現代化、知識現代化、制度現代化、管理現代化、城鎮現代化、國防現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體性和國際競爭力的國家。上述十大現代化是強國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強國的軟件，現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體性—國際競爭力是強國從內到外、層層遞進的功能展示。沒有平等、正義、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沒有民族凝聚力;沒有民族凝聚力，就沒有民族主體性;沒有民族凝聚力與民族主體性，就沒有國際競爭力。國際競爭力是強國綜合國力的集中體現。強國的國際競爭力，不是向國外傾銷低附加值產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國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能力，不是和強國建立“誰也離不開誰”的“婚姻關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強國獨立自主走自己發展道路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在國際舞臺上舉止優雅長袖善舞風度翩翩擁有舉足輕重話語權的能力，在和任何強國交往中擁有主動權、在國際政治經濟走向中擁有主導權的能力，為維護國際公平秩序維持國際關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強國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領世界文化發展潮流在國際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民族尊嚴、本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能力，維護國家經濟、政治、科學技術信息安全的能力。GDP總量只是大國的指標之一，不是大國的核心指標，更不是大國的目標。大國只是強國的有利條件，不是強國的必要條件，更不是強國的充分條件。如果既是大國又是強國，就是超級大國。我們中國地大物博人口多，作為大國是不爭的客觀事實;我們中國的強國夢就是超級大國夢。說我們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無異于說我們中國永遠不做強國，將“韜光養晦”進行到底，這只能造成人心渙散、民族凝聚力降低。強國，既是國家發展的目標，也是國家發展的模式。中國的強國發展模式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就是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則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統一的模式，就是在經過計劃體制確立中國國家民族主體性、建成中國初步工業化體系的基礎上再通過改革開放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使社會主義建成和不斷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國的強國發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體、邏輯和歷史、理想和現實的統一。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則通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體現出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包括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個階段;在中國一窮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體性幾乎喪失殆盡的基礎上建成獨立完整的國家并在此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經過計劃經濟這個階段才能確立中國國家獨立自主、主權領土完整的民族主體性、建成中國初步工業化體系與形成國家有效的宏觀調控能力，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有堅實的基礎和必備的前提。建國30年的計劃經濟是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的政治經濟前提，是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自然歷史過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包括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大階段，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也經過先經濟體制改革后政治體制改革兩大步驟。沒有經濟體制改革，沒有人的主體性的解放與高揚，沒有民間創業潮形成的經濟活力，政治體制改革沒有主體基礎。在充滿活力的微觀經濟機制已經成型時，如果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同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體制成為民主與法制相統一、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相對稱的、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有效宏觀調控的制度保障，經濟自由化的結果只能是腐敗盛行、世風日下、人的道德素質降低、數字泡沫經濟與兩極分化，造成人心渙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國的強國發展模式是對稱的、時空層次相統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辨證發展過程，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發展而是以中國為主體的發展，中國經濟的發展邏輯不是西方經濟的增長邏輯而是五度空間相互轉化的對稱發展、可持續發展邏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是中國經濟后來居上成為強國的契機，跟在西方國家后面爬行永遠只能是弱國而不可能成為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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