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明權屬于杜林——一學《反杜林論》

　　最近，《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以民為本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突破》(http://www.gmw.cn/xueshu/2013-02/01/content_6589196.htm)的文章，作者逄錦聚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這不僅在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中沒有，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政治經濟學中也沒有。”事實是否如此呢?通過對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論》的考察，可以發現事實并非如此。杜林先生的“經濟公社”，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先聲和模板，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明權屬于一百多年前的杜林先生。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杜林先生杜撰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經濟公社”，卻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生產方式是狹義的，即指除所有制以外的生產關系內容，我們暫且把這種生產方式命名為經濟運行方式。)幾乎根本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一切繼續存在，保留著舊的分工、價值概念、等價交換和貨幣，這樣的“經濟公社”，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方式繼續存在著，結果是下面一系列事情的發生：

　　——“更壞的是：因為積累是社會的必需，而貨幣的保存是積累的方便形式，所以經濟公社的組織就直接要求它的成員去進行私人積累，從而破壞公社自身。”

　　——“或者是經濟公社以‘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積累基金來維持和擴大生產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

　　——“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對其他公社有了虧空，那么所有‘宇宙間的黃金’，無論它們怎樣‘天然就是貨幣’，都不能使這個公社(如果它不愿意由于欠債而隸屬于其他公社)避免這樣的命運，即用增加自己的勞動的方法來補償這種虧空。”

　　——“因為貨幣貯藏者能夠迫使貨幣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貸也和這種執行貨幣職能的金屬貨幣一起恢復起來了。”

　　經濟公社“如果它真的能拼湊起來并維持下去，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重新產生金融巨頭，它將在金融巨頭的控制下并為他們的錢袋勇敢地竭盡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可以獲救的道路，也許就在于貨幣貯藏者寧愿借助他們的世界貨幣盡快地逃離公社。”

　　——“生產商品的社會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為貨幣形式，那么還隱藏在價值中的各種萌芽就顯露出來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結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為自己消費而生產出來的物品，也被貨幣強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換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成社會的共同體內部的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共同體的各種紐帶，把它分解為一群群私人生產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貨幣使個人的耕種代替了共同的耕種;后來，貨幣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還實行定期重分辦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澤爾流域的農戶公社中，在俄國村社中也開始出現);最后，貨幣促成了余留下來的公有森林和牧場的分配。無論促進這一過程的還有什么其他基于生產發展的原因，貨幣始終是這些原因借以對共同體發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經濟公社能實現的話，貨幣也必將以同樣的自然必然性，不顧一切“法律和行政規范”而使它解體。”

　　總之，公有制、公社逐步瓦解了。

　　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據說是在運行方式上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沒有什么不同，區別僅僅是所有制不同，這樣，就完全同樣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經濟運行方式)幾乎根本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一切繼續存在著：商品、貨幣、價值規律，所以，二十余年的現實發生著國有資產流失、高利貸、MBO、金融巨頭，一切公有制的解體就都不足為怪了，不過是恩格斯預言的“經濟公社”解體過程的翻版。

　　這一切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經濟公社”一樣，只不過是一個“合理的幻想”，一個在幻想里實現了的現實而已。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像杜林那樣，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再學《反杜林論》

　　據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實際上就是像杜林一樣，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

　　馬克思主義是怎能樣看待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呢?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對杜林保留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進行了批判。杜林幻想有不造成剝削的“真正的價值”，恩格斯指出，“在產品的價值形式中，已經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對立、產業后備軍和危機的萌芽”，企圖用能實現“真正的價值”的商品生產來消滅資本主義，“這等于企圖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辦法來消滅天主教”。杜林和蒲魯東一樣，本質上也是小生產社會主義者，而在表面上，杜林主張的是“經濟公社”這樣的“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生產。盡管如此，由于杜林把價值規律奉為圭臬，他的經濟公社不僅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的弊病，反而是保留和復活了資本主義。恩格斯批評說，杜林把價值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這樣，他就使現存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引者)的基本規律成為他的幻想社會的基本規律。他要現存的社會，但不要它的弊病。像蒲魯東一樣，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而這些弊病正是由這一規律的作用產生的。像蒲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

　　但是，二十余年來，馬克思主義這些觀點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否定了，因為據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這實際上就是是像杜林那樣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的商品生產，就是企圖通過商品生產實現勞動者徹底解放的社會主義理論，是以商品生產永恒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理論。

　　當然馬克思主義并不是認為在實踐上，不管在什么樣的社會條件下，不管發生了什么樣變化的商品生產，都會導致資本主義。那樣的話，連他們所說的過渡時期的商品生產也只能有資本主義的前途了。為了進一步說清楚這一點，下面結合斯大林的有關觀點作一些分析。

　　我們知道，在社會主義理論發展史上，斯大林是第一個說，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這是在1952 年《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講的。斯大林的這個說法看上去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是正相反對的。一些年來，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人們愿意把斯大林的說法看作是正確的，把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看作是錯誤的。不過，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斯大林講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商品生產，而是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一定階段的商品生產。第二，斯大林說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不僅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不矛盾，恰恰是以承認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生產會導致資本主義這個一般原理為前提的。斯大林講的不導致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如他所說，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換句話說，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商品生產。“特”在哪里呢?“特”就特在施加了許多限制，列舉如下：第一，這種商品生產是以兩種公有制為基礎的，不存在也不允許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生產，因而也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第二，勞動力不是商品。第三，生產資料不是商品。換句話說，假使有人積累了貨幣，既買不到勞動力，也買不到生產資料。第四，價值規律不能調節生產，生產是由國民經濟計劃調節的，后者也尊重經濟規律，但首先考慮的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需要;就是在流通領域，價值規律也只是在一定范圍內有調節作用。

　　如果沒有這些限制條件，僅僅是擴大商品流通的活動范圍，例如把農業生產工具作為商品，斯大林自己就說，必然復活資本主義。由此可見，就是在斯大林看來，商品生產會導致資本主義是基本道理，商品生產不導致資本主義則是有條件的。當然，斯大林對不導致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所施加的限制對不對，是否符合蘇聯當時的實際，這是需要討論的。但在方法論上，他認為不加約束的商品生產會導致資本主義。這不能說是錯誤的。多年來人們離開一定的條件，把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觀點絕對化，這是無視價值規律、市場會使商品生產的當事人分化的基本道理，這種認識已經被中國兩極分化的事實打碎了。

　　而中國兩極分化的事實不是正在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打碎嗎?

　　三、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規律分化作用——三學《反杜林論》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杜林把價值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這樣，他就使現存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引者)的基本規律成為他的幻想社會的基本規律。他要現存的社會，但不要它的弊病。像蒲魯東一樣，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而這些弊病正是由這一規律的作用產生的。像蒲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即價值規律成為基本經濟規律的條件下，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是否客觀存在，存在的結果又會是怎樣呢?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是客觀存在的，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要求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所有者“彼此出讓的商品交換價值相等”(注：《資本論》第一卷，第641頁。)。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為了賺更多的錢，只能使自己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是把生產要素投入或轉移到產品供不應求的行業中去，因為這里勞動量低于它在社會總量中應占的份額，商品的價格高于其價值。隨著這一過程的不斷進行，價值規律發揮了調節生產資料、勞動力和資金在不同社會生產部門之間合理配置、使各生產部門保持一定的比例的調節作用。或是不斷改進技術設備、降低消耗、提高勞動生產率。隨著這一過程的反復、擴大，價值規律自發地發揮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作用。由于各自條件的差異，有些生產者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轉移或提高勞動生產率，有些則不能夠。前者賺了越來越多的錢，后者則不斷虧損至甚破產，越來越窮，從而使生產者貧富兩極分化，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在另一極是窮困的積累，這就是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在反復的再生產過程中，上述三大作用互為條件、相互促進。所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誰也不能把分化作用人為地同價值規律割裂開來。

　　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內在的、本質的聯系。“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注：《資本論》第一卷，第92頁。)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日益成為社會經濟活動聯系的主要形式，價值規律成為起調節作用的普遍的、基本的規律，是影響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因素，分化作用也就發揮著具大的作用。分析當前收入差距擴大、貧富差別擴大的原因時絕不能忽視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不能因為兩極分化不屬于社會主義要求，就否認經濟規律的這一客觀作用。

　　價值規律分化作用的客觀存在又會導致什么樣的必然現實結果呢?

　　首先導致是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從反映個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來看，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開早于城市，始于1979年，幅度亦大于城市，從1978年的0.212上升到1997年的0.330，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由絕對平均區域提高到接近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原因在于價值規律在農村發揮作用較早，發揮得較徹底。1978年我國率先在農村逐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核心是農民的收入直接與勞動效果掛鉤，實質上是與市場掛鉤，以市場調節手段代替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計劃調節手段。主要措施可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是按價值規律基本內容的要求，提高主要農副產品的價格，放開部分農產品價格，使價格既能反映自身價值，又能反映市場供求狀況，使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二是擴大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范圍，恢復并擴大了農村集貿市場，取消了政府對生產隊經營活動的直接干預，放寬了對自留地、家庭副業的限制，資源配置優化，價值規律作用力度加大。三是允許收入出現差別。“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樣，在生產發展，人均收入總體增加的同時，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也逐漸拉開。

　　同時導致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普遍拉大。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數的變大起步較晚，始于1985年，但速度卻不斷加快。在從1978年前的0.16。絕對平均區域上升到1997年的0.34比較合理區域的過程中，從0.16上升到0.20用了10年時間，從0.20上升到0.34僅用了10年時間，這與價值規律的作用是分不開的。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經濟體制改進革入以城市為重點的階段，從生產、流通、分配到消費各個環節，對計劃、財政、稅收、金融、價格、勞動工資、外貿、物資體制進行了全面改革。主要內容：一是擴大了商品生產和交換主體，使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備的條件之一——不同的所有者增多。二是擴大了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范圍，價值規律不僅調節流通領域，而且調節生產領域，不僅調節生活資料的生產和流通，而且調節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流通。三生存發展的利益趨動和優利劣汰的競爭壓力，使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發揮了效力，促使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差距亦拉大。

　　在東中西部及沿海和內地居民收入差距明顯拉大的過程中，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亦是根本性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呈東高西低，沿海高內地低的趨勢，東中西部地區的差距由1988年的1.62:1.10:1上升到1995年的2.44:1.24:1，沿海和內地的差距由1988年的1.35:1上升到1995年的1.49:1。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改革開放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沿海到內地逐步展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范圍的擴大、價值規律作用的擴大呈現東南部早于中西部地區、沿海早于內地的態勢。再加上由于地理、歷史的原因，我國東部及沿海地區較之于中西部地區和內陸地區交通方便、信息靈通、商品經濟歷史發達、經濟基礎雄厚、科技力量較集中，其初始資源分配較優等優勢，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

　　從總體上說，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更是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截止1995年6月，我國私營企業達53.6萬戶，雇傭工人821.7萬人。1994年，私營企業主平均收入3.1萬元，同全民、集體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其比例為1:19.4。據浙江溫州市的一項研究，在一般私營企業中，企業主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占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其原因是高收入群體、較富裕群體非勞動所得不斷增加，并用于投資經營，他們占有了較多的生產資料。與他們相反的低收入群體則僅靠工資，特別是一部分人則因所在單位虧損、破產而喪失生產資料，或由于勞動者個人下崗而脫離生產資料，或者成為廉價雇傭勞動者，或者收入無保障。隨著價值規律的作用，生產資料的占有者是財富的積累，而勞動力的出賣者則是窮困的積累，這種兩極分化，不僅已成為現實，并且范圍還將進一步擴大，到2012年，私企戶數已超1千萬，對于國企來說，在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下，央企已只剩1百余家，大多數中小國企已經消滅。

　　這就是“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的結果。

　　四、為什么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于杜林的經濟公社?——四學《反杜林論》

　　杜林的經濟公社是一百多年前提出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1992年十四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說兩者相等，是不是一個關公戰秦瓊式的笑話呢?通過下面對二者生產關系內容的分析，可以看出不是的。

　　我們知道，生產關系包括三個方面，即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方式三項內容。如果我們把“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方式”簡稱為經濟運行方式(詳見拙著《經濟運行形式論稿》)，再將經濟公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進行比較，可以發現：

　　一、經濟公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都公有制。稍微有點區別的僅僅是，經濟公社里的公有制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前提，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里的公有制是一種現實的前提。

　　二、在經濟運行方式方面，恩格斯指出“杜林先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很明顯，這里指的是除所有制以外的生產關系內容，即經濟運行方式。——半二十八畫生注)幾乎根本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據說在經濟運行方式上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沒有什么不同，因此，實際上一切“繼續存在”，即”保持舊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保留貨幣、等價交換，并“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

　　這樣，可以看出，經濟公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生產關系內容上完全重疊。更為重要的是，恩格斯指出，“如果杜林的經濟公社能實現的話，貨幣也必將以同樣的自然必然性，不顧一切‘法律和行政規范’而使它解體。”與這種命運相同，1992年以后二十多年的現實經濟運動中，同樣是“不顧一切法律和行政規范”，公有制(國企)數量從幾乎百分之百減少到僅剩余一百余家大型企業(中小國企基本消滅)，公有制主體位逐步地動搖。

　　現在回過頭來看，還能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于杜林的經濟公社是關公戰秦瓊式的笑話嗎?

　　五、人民反對的是私有化，還是在市場化掩蓋下的私有化?——五學《反杜林論》

　　今天上網，看到一篇題為《為什么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反對萬惡之源的私有化! 》的貼子，作者[哇塞,的家,瘋瘋]網友指出：“私有化思潮又在新中國刮起一股黑風，沉渣泛起，濁浪滔天，來勢洶猛，似乎要徹底推翻社會主義公有制，取而代之。”對于作者痛恨私有化并大聲疾呼表示反對，本應該大力贊同支持，但是，有一點想提出來與[哇塞,的家,瘋瘋]網友討論，以便更加明確反對的目標，取得更好的反對效果。那就是，人民群眾反對的是私有化，還是在市場化掩蓋下的私有化?

　　首先請恕本人眼拙，并沒有看到“沉渣泛起，濁浪滔天，來勢洶猛”的私有化，本人看到的是，全國人大吳委員長說“五不搞”，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看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如此看來，哪來的私有化黑風?

　　但是，在實際的經濟運動中，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后的二十余年里，為什么公有制(國企)從幾乎百分百減少到一百余家(中小國企基本上消滅)了呢?而且在控制力方面，據說在28個開放的行業中，21個行業外資企業占據主體地位，在從業人數方面，更是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工人在外、私企工作。

　　這就要從市場化掩蓋下的私化說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基本經濟規律來說，是價值規律成為基本經濟規律的經濟，只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就是一種客觀存在。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曾在理論上分析過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對杜林的經濟公社(公有制)的解體作用，恩格斯指出這一解體過程需要許多年，“因為貨幣貯藏者能夠迫使貨幣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貸也和這種執行貨幣職能的金屬貨幣一起恢復起來了。”“高利貸者變成借助流通手段來做生意的商人，變成銀行家，變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貨幣的支配者，因而變成生產的支配者和生產資料的支配者，雖然這些生產資料在許多年內名義上還是經濟公社和商業公社的財產。”中國二十余年的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顧一切“法律和行政規范”，價值規律對現實的公有制同樣具有分化作用，同樣表現為一種漸進式的過程，這樣，所謂私有化，實際上是市場化掩蓋下的私有化。

　　綜上所述，對于中國來說，更加迫切的不是泛泛地反對私有化，而是要集中火力反對市場化掩蓋下的私有化。

　　六、“不搞”是假的，還是“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六學《反杜林論》

　　全國人大吳委員長說“五不搞”，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對于吳委員長“不搞私有化”的說法，[一而二]網友認為“不搞”是假的。這從事實上早已搞得差不多的客觀方面來看，有一定道理。但由此斷定吳委員長們主觀上“不搞”是假的，恐怕難以令人信服。從主觀上看，私有化早已搞得差不多的原因應該在于：價值規律的作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對于杜林把價值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的后果，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勞動和勞動根據平等估價的原則相交換’——這句話如果還有某種意義的話——也就是說，等量社會勞動的產品可以相互交換，就是說，價值規律，恰好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從而也就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規律。在目前的社會中，它以各種經濟規律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里惟一能為自己開辟道路的那種方式為自己開辟道路，即作為存在于事物和關系中的、不以生產者的愿望或活動為轉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為自己開辟道路。”這就是說，價值規律的作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對于同樣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價值規律的作用同樣是客觀存在。誰也不能“要現存的社會，但不要它的弊病”;誰也不能“想消除由于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誰也不能“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

　　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是什么呢?簡單地說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各生產部門的分配，由于價值規律要求商品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價值來交換，誰首先改進技術設備，勞動生產率比較高，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誰就獲利較多。因而，同部門同行業中必然要有競爭，這種情況會刺激商品生產者改進生產工具，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強經營管理，降低消耗，以降低個別勞動時間。促使商品生產者在競爭中優勝劣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存在競爭，由于競爭，促使商品生產者想方設法縮短個別勞動時間，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會促使優勝劣汰，而優勝劣汰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局面：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一部分生產者逐漸富了，一部分生產者逐漸破產，經過很多年的發展，有的人積累了大量的生產資料、貨幣，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沒有生產資料的自由勞動力，結果出現了以剝削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國從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以來二十余年的實踐證明，私營企業、國有企業和其他一切商品生產者一樣，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同樣存在優勝劣汰的競爭，同樣

　　會出現兩極分化，這就是國企為何從幾乎百分之百減少到一百余家(中小國企基本消滅)的根本原因。這一根本原因從本質上說，絲毫也不受某人主觀上搞與不搞的支配，也就是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七、社會主義不能搞商品生產嗎?——七學《反杜林論》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批判這樣一些社會主義者，比如法國的蒲魯東，德國的杜林，后者主張在保留商品生產的條件下消除資本主義的剝削。恩格斯則認為，資本主義有剝削的商品生產正是從沒有剝削的商品生產發展而來的，又想保留商品生產，又不想要資本主義這個結果，這是根本不可能的。馬克思挖苦蒲魯東，說后者把商品生產永恒化，把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同資本主義所有制對立起來，想以此來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對他的這種機智不能不感到驚訝!”

　　與蒲魯東主張取消了貨幣條件下的小生產者的商品生產有所不同，杜林主張讓貨幣充分發揮作用的、以經濟公社為基礎的商品生產。恩格斯這樣批判杜林：“他和蒲魯東完全在同一個基地上進行活動。像蒲魯東一樣，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而這些弊病正是由這一規律的作用產生的。像蒲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

　　上面的批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價值規律提升為他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并要求他的公社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這樣他就使現成社會的規律成了他那個幻想社會的基本規律，他要現成的社會，但不要他的弊病，像普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消滅現實的結果。”

　　首先要說明的是，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和承認價值規律的作用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實際上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而1992年以前我國的有計劃商品經濟則不是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當時通行的說法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實際上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起調節(決定)作用，市場調節(價值規律)起影響(輔助)作用。而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的話，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就會是客觀存在，那么必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導致兩極分化，漸進式地最后導致公有制的解體，所以必須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對于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法，實際上必須重新理直氣壯地堅持。因為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不會導致資本主義，這表面看與馬恩的看法是不一樣的。但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觀點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無疑是極具現實意義的重要觀點。因為，至少在經濟落后的國家，搞社會主義都面臨著必須發展商品生產的問題，如果商品生產必然導致資本主義，那還談什么社會主義前途呢?不過，如果我們稍作分析，不難發現，有計劃商品經濟認為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實際上不是馬恩講的那樣的商品生產。也就是說，在商品生產會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觀點與馬恩的看法的“對立”，完全是由于所講的“商品生產”含義不同。

　　馬恩講的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可以認為是“原來意義上的商品生產”，其特點在于價值規律是生產的基本規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只要價值規律成為生產和交換的基本規律，生產者的兩極分化就是必然的，就會逐步造成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如前所述，蒲魯東和杜林頑固地認為，只要讓價值“真正”得到實現，讓價值規律“真正”發揮作用，按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辦事，就不會產生剝削，就能消除資本主義的弊病。馬克思和恩格斯則認為，資本主義的出現，資本主義剝削的產生，從而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轉化為以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權規律，不是由于價值規律遭到違反，恰恰是由于價值規律以其內在的必然性發揮作用的結果。因此，盡管杜林主張的是以經濟公社(公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但由于他把價值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實際上是又回到了以往的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有計劃商品經濟則不同，這里講的商品生產，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商品生產，是屬于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的一個特定階段(兩種公有制并存)上的商品生產，是過渡性的商品生產，或者說，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換句話說，如果不是“特種的商品生產”，一樣會導致資本主義。

　　最后，順便提一下，[現代曹龜]網友沒有仔細看六學《反杜林論》中的第二篇《再學<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像杜林那樣，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在這一篇中，筆者實際上提到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限定性：第一，這種商品生產是以兩種公有制為基礎的，不存在也不允許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生產，因而也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第二，勞動力不是商品。第三，價值規律不能調節生產，生產是由國民經濟計劃調節的，后者也尊重經濟規律，但首先考慮的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需要;就是在流通領域，價值規律也只是在一定范圍內有調節作用。如果不加這些限定，僅僅是擴大商品流通的活動范圍，例如把農業生產工具作為商品，必然復活資本主義。由此可見，商品生產會導致資本主義是基本道理，商品生產不導致資本主義則是有條件的。實際上，自由的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和作用程度不受限制的商品生產，漫無限制的商品流通，會復活資本主義。這已經為二十余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證明。

　　總之，如果說社會主義可以搞商品經濟的話，那么，必須強調所有制與經濟運行機制的內在聯系，必須強調“社會主義公有制”必然帶來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機制的變化，價值規律的作用在新的條件下必然發生一定的變化，惟其如此，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不導致資本主義，這在方法論上想必不應當被認為是錯誤的。

　　八、真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嗎?——八學《反杜林論》

　　這是一個傻子的問題!看到文章標題，讀者大概會這樣想，因為據說我國現在正在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且搞了二十多年了。但在看過《反杜林論》后，可能就不會以這么想了。因為看過《反杜林論》后，就會知道，恩格斯大林認為，資本主義有剝削的商品生產正是從沒有剝削的商品生產發展而來的，又想保留商品生產方式，又不想要資本主義這個結果，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這樣批判杜林：“他和蒲魯東完全在同一個基地上進行活動。像蒲魯東一樣，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而這些弊病正是由這一規律的作用產生的。像蒲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 恩格斯指出，只要把價值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這樣，他就使現存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引者)的基本規律成為他的幻想社會的基本規律。”于是，在被商品生產方式(經濟運行機制)架空的經濟公社(公有制)里下面一系列事情就發生了：

　　——“更壞的是：因為積累是社會的必需，而貨幣的保存是積累的方便形式，所以經濟公社的組織就直接要求它的成員去進行私人積累，從而破壞公社自身。”

　　——“或者是經濟公社以‘等量勞動和等量勞動’相交換，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積累基金來維持和擴大生產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

　　——“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對其他公社有了虧空，那么所有‘宇宙間的黃金’，無論它們怎樣‘天然就是貨幣’，都不能使這個公社(如果它不愿意由于欠債而隸屬于其他公社)避免這樣的命運，即用增加自己的勞動的方法來補償這種虧空。”

　　——“因為貨幣貯藏者能夠迫使貨幣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貸也和這種執行貨幣職能的金屬貨幣一起恢復起來了。”

　　——“高利貸者變成借助流通手段來做生意的商人，變成銀行家，變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貨幣的支配者，因而變成生產的支配者和生產資料的支配者，雖然這些生產資料在許多年內名義上還是經濟公社和商業公社的財產。”

　　——經濟公社“如果它真的能拼湊起來并維持下去，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重新產生金融巨頭，它將在金融巨頭的控制下并為他們的錢袋勇敢地竭盡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可以獲救的道路，也許就在于貨幣貯藏者寧愿借助他們的世界貨幣盡快地逃離公社。”

　　——“生產商品的社會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為貨幣形式，那么還隱藏在價值中的各種萌芽就顯露出來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結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為自己消費而生產出來的物品，也被貨幣強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換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成社會的共同體內部的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共同體的各種紐帶，把它分解為一群群私人生產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貨幣使個人的耕種代替了共同的耕種;后來，貨幣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還實行定期重分辦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澤爾流域的農戶公社中，在俄國村社中也開始出現);最后，貨幣促成了余留下來的公有森林和牧場的分配。無論促進這一過程的還有什么其他基于生產發展的原因，貨幣始終是這些原因借以對共同體發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經濟公社能實現的話，貨幣也必將以同樣的自然必然性，不顧一切“法律和行政規范”而使它解體。”

　　總之，公有制、公社逐步漸進式地瓦解了。

　　我國二十多年的經濟實踐證明，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但保留著商品生產，而且實質上同樣地把價值規律提升為自己的基本規律，所謂的公有制實際上完全不食人間煙火，公有制對經濟運行機制根本不發揮內在的規定作用，因此，由于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上述事情的升級版在我國發生了：首先導致是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同時導致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普遍拉大，有的人積累了大量的生產資料、貨幣，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沒有生產資料的自由勞動力，結果出現了以剝削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這個結果很自然地誕生了。從總體上說，價值規律的分化作用更是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個人、私企、國企等一切商品生產者都遵循一部分生產者逐漸富了，一部分生產者逐漸破產的價值規律分化作用，于是公有制逐步瓦解，從幾乎百分之百減少到僅一百余家(中小國企基本消滅)，雖然“在許多年內名義上還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

　　公有制逐步瓦解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能存在嗎?現在看來，本文的標題應該是一個問“皇帝真有新衣嗎”的小男孩的問題!

　　九、毛澤東認為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嗎?——九學《反杜林論》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大林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而[各領風騷三五天]網友認為，”按毛澤東的看法，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按勞分配仍然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基本原則規律，‘和資本主義差不多’，就和此書大不相同!”并因此認為《反杜林論》中的觀點是“束縛”人的“某些結論”，事實是否如此呢?

　　首先從對恩格斯上述觀點的理解開始說明。對恩格斯上述觀點，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批評了那種斷定“黨在我國取得了政權并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后，還保存商品生產，是作得不對的”，“黨在當時就應當消除商品生產”的觀點。那種觀點引證恩格斯這段話作為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消除商品生產的依據：“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斯大林指出：“這些同志是大錯特錯了，”他指出，這些同志沒有區分社會是占有全部生產資料還是一部分生產資料。他在引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講到的占有“一切生產資料”、占“全部生產資料”后指出：“這就是說，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由此可見，恩格斯所指的是這樣的國家，在那里，不僅在工業中，而且也在農業中，資本主義和生產集中都充分發達，以致可以剝奪全國的一切生產資料，并把它們轉歸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當然是正確的。”毛澤東很同意斯大林的這個觀點，認為他“分析得對”。他強調說：斯大林對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確的，斯大林說，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說明斯大林、毛澤東都沒有把恩格斯的觀點當作“束縛”人的“某些結論”。恰恰相反，斯大林、毛澤東都從對恩格斯觀點的正確理解出發，結合實際情況，提出了在社會只占有了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應該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的正確結論。

　　當然，斯大林、毛澤東都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有本質差別，因此，二人都主張在現階段必須搞商品生產的同時，也正確地指出了對商品生產的消極作用要加以限制和否定。比如，毛澤東認為，斯大林所說的，為什么商品生產就不能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并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這句話很重要。利用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服務，斯大林講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過去的資本主義的鬼已經吃掉了，將來再出現資本主義的鬼，就再吃掉它。怕這個鬼干什么?不要怕。我們發展商品生產，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為了五億農民，為了鞏固工農聯盟，為了引導五億農民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在這方面，商品生產還是一個有利的工具，這點應當肯定，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干部中好好討論。

　　比如，毛澤東明確地反對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當讀到斯大林說的：現在，在我國制度下，說勞動力是商品，說工人'被雇傭'，這真是十分荒謬的，仿佛占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自己被自己雇傭，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時，毛澤東指出：“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把勞動力當作商品買賣的社會條件已經改變了。經過整風反右后，勞動人民的覺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大為改變，他們中間很多人從思想上認識到了勞動力不是商品，不是為人民幣服務，而是為人民服務。”

　　比如，毛澤東還認為，社會主義的商品交換應有計劃地進行。他說：“當然，社會主義的商品交換應當有計劃地進行，要把國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換，納入計劃的軌道，要逐步推廣合同制度。”如果把毛澤東同志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特點的觀點作一概括的話，就是他所說的，“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有計劃地進行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和我們后來所說的，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相類似之處。

　　比如，對于按勞分配，毛澤東也認為必須加以限制。

　　特別要強調一下的是斯在林、毛澤東對價值規律的態度。我們知道，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特別批判了杜林把價值規律提升為經濟公社基本規律，認為這樣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復活。對于這一點，斯大林、毛澤東是怎樣看的呢?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只要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就要起作用。對于這個問題，一方面毛澤東提出所有的經濟單位都要利用價值規律的觀點，另一方面他也同意斯大林所說的價值規律不能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的觀點。毛澤東認為對生產起調節作用，即決定作用的，是計劃。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說：“然而，這一切是不是說價值規律在我國也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樣有發生作用的廣闊的場所，價值規律在我國是生產的調節者呢?不，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在我國的經濟制度下，價值規律的作用是被嚴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圍內的。前面已經說過，在我國的經濟制度下，商品生產的活動是限制在一定范圍內的。關于價值規律的作用，也必須這樣說。無疑地，在城市和農村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不能不限制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范圍及其對生產的影響程度。在這方面起作用的，還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這個規律代替了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規律。在這方面起作用的，還有我國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以及我國整個的經濟政策，它們都是根據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這一規律的要求制定的。這一切就使得價值規律在我國發生作用的范圍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使得價值規律在我國的制度下不能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毛澤東對此發表意見說：“斯大林這里說，價值規律在蘇聯'不能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在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據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國民經濟計劃。這說得很對。價值規律對生產不起調節作用，是說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計劃。在我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還起作用。但是，這種商品生產，不是為價值規律所調節、所指揮。例如，糧、棉、油、豬等主要農產品的生產，難道能說不是由計劃來調節而是由價值規律來調節嗎?至于鋼鐵等重工業產品的生產，則是完全由國家計劃來進行安排的，即使一個時候賠錢，也要進行建設。這種賠錢，一方面是因為沒有經驗，要花學費進行學習;另一方面就是為了實現工業化，從長遠利益看，一個時候賠錢也是值得的。”

　　總之，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有本質差別，對商品生產的消極作用要加以限制和否定。對于價值規律，毛澤東從來不認為是社會經濟的基本規律，他認為起決定作用的是計劃，即有計劃按比例規律是基本規律。

　　十、“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究竟是什么意思?——十學《反杜林論》

　　[各領風騷三五天]網友轉了一篇文章：《毛澤東論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http://bbs.pinggu.org/thread-16327-1-1.html ，以下簡稱吳文)，仔細看了之后，覺得作者吳易風大部分的觀點與鄙貼《九學《反杜林論》：毛澤東認為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嗎?》并無不同。比如，都認為毛澤東同意斯大林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生產的原因在于兩種不同公有制的存在;都認為毛澤東同意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根本區別在于與不同的經濟制度相聯系;都認為對商品生產要加以限制或否定，如勞動力不是商品;都有認為毛澤東同意斯大林價值規律不起調節(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等。

　　但是吳文中有一個觀點，不但與其本身相矛盾，而且與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觀點相矛盾。這就是吳文認為“通過市場配置資源是不同性質的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引者注)的共同之處”。通過對《反杜林論》的學習，我們已經知道，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是價值規律，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是價值規律。所謂“通過市場配置資源”又是什么意思呢?這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指出的，所謂等量勞動可以互相交換的意思只有一個，那就是價值規律一樣，“通過市場配置資源”就是價值規律成為基本規律，這不但為數百年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證實，而且已經為二十余年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證實。現在可以看到，所謂“通過市場配置資源是不同性質的市場經濟的共同之處”，就是價值規律成為基本規律是“不同性質的市場經濟的共同之處”，也就是說，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把價值規律提升為自己的基本規律，那么，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論證的那樣，資本主義必然復活。

　　如果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把價值規律提升為自己的基本規律，那么，很明顯，與吳文自身論證的毛澤東不認為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基本規律的論證自相矛盾，如吳文說，毛澤東是這樣回答的：“斯大林這里說，價值規律在蘇聯‘不能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在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據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國民經濟計劃。這說得很對。價值規律對生產不起調節作用，是說不起決定作用，起決定作用的是計劃。在我國，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還起作用。” 毛澤東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計劃和價值規律的作用概括為：“計劃第一，價格第二。”

　　總而言之，決不能把“通過市場配置資源”(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經濟規律，否則，不但吳文不但自相矛盾，而且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復活。

　　十一、關于兩段論述的問答——十一學《反杜林論》

　　一

　　雖然杜林先生給每個人以“等量消費”的權利，但是他不能強迫任何人這樣做。相反地，他感到驕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個人都可以任意處置自己的金錢。因此，他無法阻止下面這樣的事情發生：一些人積蓄起一小部分錢財，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資不夠維持生活。他甚至使這種事情成為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明確地承認家庭的共同財產的繼承權，從而就進一步產生父母養育兒女的義務。但是這樣一來，等量消費就有了一個巨大的裂縫。獨身者用他每天八馬克或十二馬克的工資可以過得舒適而愉快，可是家有八個未成年小孩的鰥夫用這么多工資卻只能勉強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慮地接受金錢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種可能，不通過自己的勞動而通過其他途徑去獲得這些金錢。沒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從哪里來的。但是，這樣就造成了一切的條件，使以前只起勞動券作用的金屬貨幣開始執行真正的貨幣職能了。現在，出現了一方面貯藏貨幣而另一方面產生債務的機會和動機。貨幣需要者向貨幣貯藏者借債。借得的貨幣被公社用來支付生活資料，從而又成為目前社會中那樣的貨幣，即人的勞動的社會體現、勞動的真實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規范”對它都無能為力，就象對乘法表或水的化學組成無能為力一樣。因為貨幣貯藏者能夠迫使貨幣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貸也和這種執行貨幣職能的金屬貨幣一起恢復起來了。(恩格斯《反杜林論》)

　　問：恩格斯的這段話不太容易懂，能介紹一下對這段話的精神的理解嗎?

　　答：恩格斯的這段話告訴我們，在公有制的社會里，只要分配方面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只要保留貨幣交換，就必然會發生兩極分化的現象，如果不加限制，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復活。

　　恩格斯的這段話，是批判政治騙子杜林的。杜林荒謬地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很好，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很壞，一定得消失。他鼓吹在他幻想出來的“共同社會”的“經濟公社”里，他要給每個社員以“等量消費”的權利。他主張，不管勞動效果如何，不論生產多少，社員勞動幾個小時，就可以從“經濟公社”領取體現幾個小時勞動量的金屬貨幣。這種金屬貨幣據說只起“勞動券”的作用，但社員不僅可以憑金屬貨幣到公社購買消費品，還可以隨便處置自己的金錢。杜林認為這樣的“等量消費”的原則一實現，就克服了資本主義分配的不公平。這是一種反動的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觀點。

　　恩格斯指出，杜林規定每個公社成員享有的“等量消費”權利，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是不可能“等量消費”的，你不可能強迫每個人去買同樣多的東西，或者在同一時間內把錢都花光。而且因為在杜林的“經濟公社”里，還保留著財產繼承權，這就產生了父母養育子女的義務。這樣一來，“等量消費”更無從談起了。一個單身漢和有八個孩子又死了妻子的男人，生活負擔大不相同，決不會有什么“等量消費”可言。再說，由于貨幣交換的存在，還會促使人們采取各種辦法取得金錢。因為金錢不管是通過勞動取得的，還是通過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邪門歪道搞到的，都沒有臭味，都可以向公社買到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只起“勞動券”作用的金屬貨幣，必然執行起真正的貨幣的各種職能，并且必然會轉化為資本。一些人就會采取合法的和大量非法的手段獲得和儲藏大量貨幣，而另一些人由于窮困不得不向金錢多的人借債。積聚大量貨幣的人會變成新的剝削分子，不得不借債的人必須支付利息，受高利貸盤剝。這就清楚地說明，貨幣交換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杜林鼓吹的所謂“等量消費”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資本主義罷了。

　　問：貨幣交換既然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為什么我國現在還保留它呢?

　　答：這是由我國目前的所有制情況決定的。在我國，還存在著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公有制，這就決定了現在還必需實行商品制度。而在商品制度下，貨幣交換又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國家要利用貨幣作為商品流通的媒介，擴大工農業產品的交換，溝通城鄉、工農等各方面的經濟聯系，鞏固工農聯盟;國家還需要用貨幣這個價值尺度，來進行經濟核算，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社會生產和分配，等等。總之，由于所有制改變了，由于無產階級的國家把銀行掌握在手中，統一貨幣的發行和管理，因此，今天在我國，貨幣還有它的積極作用，還是我們用來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的一種工具。對于那種超越歷史條件，過早地否定貨幣作用的錯誤傾向，我們黨歷來是反對的。

　　但是，貨幣畢竟是昨天剝削的殘余，它所固有的職能和特性依然存在。少數人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占有越來越多的貨幣，并且非法地把它變為資本，進行投機倒把，放高利貸，搞變相雇工等，剝削勞動者。正如列寧所說的：“在貨幣消滅之前，平等始終只能是口頭上的、憲法上的，同時每個有貨幣的人都有實際的剝削權利”(《列寧選集》第三卷第八三八頁)。我們要對貨幣交換方面的消極作用進行限制。

　　二

　　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為貨幣形式，那末還隱藏在價值中的各種萌芽就顯露出來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結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為自己消費而生產出來的物品，也被貨幣強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換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的內部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社會組織的各種紐帶，而把它分解為一群群私有生產者。(恩格斯《反杜林論》)

　　問：怎樣領會恩格斯這段話的主要思想?

　　答：恩格斯的這段話，從歷史上說明了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的發展對原始社會公有制的瓦解作用，著重闡明貨幣是促使原始社會公有制瓦解的最有力的手段。這段論述告訴我們，今天，如果我們對商品制度和貨幣交換的消極作用不加限制，它也會使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遭到破壞和瓦解。

　　問：恩格斯講的“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為貨幣形式，那末還隱藏在價值中的各種萌芽就顯露出來了”，是什么意思?

　　答：商品的價值，是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勞動。它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只有通過交換才能表現出來。商品本身所固有的價值形式，就表現為一種商品和其他商品的交換比例。隨著交換的發展，在出現了貨幣這種特殊商品以后，一切商品的交換就都以貨幣為媒介，一切商品的價值也都以貨幣為尺度來衡量，這就使商品的價值形式發展為貨幣形式。

　　為什么說商品的價值形式發展為貨幣形式以后，隱藏在價值中的各種萌芽就顯露出來了呢?原來，在商品價值當中，隱藏著許多矛盾。最重要的，是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在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生產者的勞動總是具有兩重性質的。一方面，它是私人勞動，因為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都由他自己決定，勞動成果也歸他自己占有和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社會勞動，因為他的產品不是供自己消費而是為社會提供的。但是，每個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是否為社會所需要，事先并不知道。只有通過交換，把商品賣出去了，商品的價值實現了，他的勞動才為社會所承認。如果賣不出去，就得不到社會的承認。還有，商品的價值，并不是由商品生產者個人的勞動量決定的，而是由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的，也就是決定于在社會平均勞動熟練程度和平均勞動強度下，生產某一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這樣，商品生產者就必然圍繞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展開競爭。如果花費的勞動時間比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少，就會獲利，就會發財致富;如果花費的勞動時間比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多，就會虧本，就會破產。這樣，就形成兩極分化。這些矛盾，在物與物相交換的不發達的交換的情況下，表現還是不充分的。貨幣的出現促進了交換的擴大，并且把原來是統一的買賣過程分成互相脫離的兩個過程，這就使上述這些矛盾進一步發展和顯露出來，增加了商品賣不出去的危險，促進了商品生產者的兩極分化。

　　恩格斯在這一段論述之前，曾經指出：“在產品的價值形式中，已經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對立、產業后備軍和危機的萌芽。企圖用制造‘真正的價值’的辦法來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這等于企圖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辦法來消滅天主教……”(同上，第三四九頁)，這就是說，在商品的價值形式中，隱藏著全部資本主義禍害的萌芽，包括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市場競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失業、經濟危機等等的萌芽。這就告訴我們，只要保存產品的價值形式特別是貨幣形式(也就是保存商品制度和貨幣交換)，那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資本主義。

　　問：貨幣是怎樣促進原始社會公有制瓦解的?弄清這個問題，在今天有什么現實意義?

　　答：恩格斯在論述貨幣在促使原始社會公有制的瓦解和私有制社會的產生中所起的作用時指出：隨著商品的價值形式進一步發展為貨幣形式，“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結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的內部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社會組織的各種紐帶，而把它分解為一群群私有生產者。”

　　事實是這樣的：在原始社會里，多少萬年以來的原始公社公有制傳統，按血統結合起來的氏族社會組織，以及在這種條件下所形成的人們相互依存的原始的平等關系，成為維系這種社會制度的強固紐帶。到了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不僅出現了社會分工，而且逐漸出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就產生了商品生產。后來，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和交換的擴大，又產生了貨幣。貨幣能用來衡量一切商品的價值，有了貨幣就能換到一切商品。這就增加了人們積累私人財富的欲望和可能，大大促進了商品生產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物品被卷入交換之中，形成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在這以前，土地屬原始公社所有。公社將土地定期劃分給社員個人耕種。個人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由于貨幣交換的發展，促進了兩極分化，出現了債權人和債務人。當債務人沒有能力償還債務的時候，就不得不把原來屬于公社但由個人耕種的土地當作抵押品或商品出賣了，甚至連勞動者本人和他們的子女也作為商品來同貨幣交換，而變成了奴隸。于是，土地就逐漸集中在少數比較富裕的人的手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公社成員之間的平等關系逐漸被剝削和奴役的關系所代替，人們就被分為一群群私有生產者，這樣，公有制的原始公社就瓦解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奴隸制度就發展起來。

　　在歷史上，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曾經起過瓦解原始社會公有制的作用。今天，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國家緊緊掌握著市場和金融貨幣的管理，因此，商品生產、貨幣交換還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是，商品制度和貨幣交換，終究是舊社會的痕跡，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它們就會瓦解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導致資本主義復活。因此，我們必須采取措施，限制商品制度和貨幣交換的消極作用。

　　十二、限制貨幣的消極作用——十二學《反杜林論》

　　毛主席指出：“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又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今天談一談限制貨幣交換方面的消極作用。

　　貨幣是商品交換發展的產物，是從商品中分化出來的、固定地起著一般等價物作用的特殊商品。由于貨幣(金銀等)也是商品，它本身也凝結著一般人類勞動，所以它能成為一般等價物。貨幣出現后，商品交換就都以貨幣為媒介，所以貨幣反映了人與人、階級與階級的關系，是一定生產關系的體現。但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貨幣所反映的社會關系也是不一樣的。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里，貨幣主要是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工具，誰掌握的貨幣越多，誰的財富和權力就越大。例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貨幣主要反映了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生產關系，那時，貨幣轉化為資本，勞動力變成了商品，資本家以貨幣購買勞動力，剝削工人，占有剩余價值，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血汗喂肥自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于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因而也還存在著貨幣交換。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貨幣，由于所有制變更了，它主要反映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這時，發行和管理貨幣的大權掌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手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可以利用它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但是，貨幣終究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它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保留著它固有的那些職能，因而它就必然會有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消極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的所謂“等量消費”的權利的時候指出，只要貨幣交換存在，就必然會出現“一些人積蓄起一小部分錢財，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資不夠維持生活”的現象，就會提供少數人“不通過自己的勞動而通過其他途徑去獲得這些金錢”的可能，就會出現“貨幣需要者向貨幣貯藏者借債”，“貨幣貯藏者能夠迫使貨幣需要者支付利息”，也就是會使高利貸恢復起來。恩格斯還指出，由于貨幣形式“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結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終于導致了原始公社的解體;而如果按照杜林所主張的那樣，永久保留商品和貨幣等等，那么，貨幣也就必然會不顧一切“法律和行政規范”，使他所要建立的那種所謂“社會主義”社會解體。事實正是這樣，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由于存在著貨幣交換，存在著唯利是圖、金錢掛帥等反映商品貨幣關系的意識形態，因而如果不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采取種種措施加以限制，貨幣就仍然是滋生資本主義和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條件，少數人在流通領域里就可以通過某種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占有越來越多的貨幣，并且還可能把它轉化為資本，變成剝削人的工具。所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對于貨幣交換，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采取種種措施加以限制，決不能讓它嚴重危害社會主義事業。

　　十三、恩格斯公式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適用性——十三學《反杜林論》

　　“勞動和勞動根據平等估價的原則相交換”，這句話如果有意義的話，那末就是說，等量社會勞動的產品可以相互交換，就是說，價值規律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從而也就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規律。在目前的社會中，它以經濟規律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里唯一能為自己開辟道路的那種方式，即作為存在于事物和關系中的、不以生產者的愿望或努力為轉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杜林先生把這一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這樣，他就使現存社會的基本規律成為他的幻想社會的基本規律。他要現存的社會，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魯東完全在同一個基地上進行活動。象蒲魯東一樣，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而這些弊病正是由這一規律的作用產生的。象蒲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恩格斯：《反杜林論》)

　　問：恩格斯的這個公式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有針對性?

　　答：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然采取的一種經濟運行方式或運行機制。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本規律，它從根本上決定了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因此，講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首先就是價值規律，也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因此，所謂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實際上就是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是把價值規律提升為自己的基本規律，并且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這樣，就使“現存社會”(指資本主義社會——引者注)的基本規律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恩格斯的公式，即對杜林把價值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的批評，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完全是適用的。

　　二十幾年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價值規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二十幾年來能做的，無非就是商品按照它的價值量即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進行交換，商品的所有者“彼此出讓的商品交換價值相等”，在這個價值規律的作用下，由于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為了賺更多的錢，只能使自己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是把生產要素投入或轉移到產品供不應求的行業中去，因為這里勞動量低于它在社會總量中應占的份額，商品的價格高于其價值。隨著這一過程的不斷進行，價值規律發揮了調節生產資料、勞動力和資金在不同社會生產部門之間配置、使各生產部門保持一定的比例的調節作用。或是不斷改進技術設備、降低消耗、提高勞動生產率。隨著這一過程的反復、擴大，由于各自條件的差異，有些生產者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轉移或提高勞動生產率，有些則不能夠。前者賺了越來越多的錢，后者則不斷虧損至甚破產，越來越窮，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在另一極是窮困的積累，即大多數生產者由于生產規模較小，技術落后，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往往超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而在競爭中就逐步陷于貧困破產，失去生產資料，變成無產者;而少數生產規模較大、生產條件較好、技術比較先進的生產者，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而在競爭中就居于有利地位，逐漸排擠、吞并其它生產者，占有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雇傭更多的勞動者。總之是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兩極分化。

　　十四、恩格斯批判價值規律，還是批判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十四學《反杜林論》

　　在《反杜林論》社會主義篇分配一節中，恩格斯指出：“‘勞動和勞動根據平等估價的原則相交換’，這句話如果有意義的話，那末就是說，等量社會勞動的產品可以相互交換，就是說，價值規律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從而也就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規律。在目前的社會中，它以經濟規律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里唯一能為自己開辟道路的那種方式，即作為存在于事物和關系中的、不以生產者的愿望或努力為轉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杜林先生把這一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這樣，他就使現存社會的基本規律成為他的幻想社會的基本規律。他要現存的社會，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魯東完全在同一個基地上進行活動。象蒲魯東一樣，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而這些弊病正是由這一規律的作用產生的。象蒲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

　　這段論述既批評了杜林不懂價值，同時批判了杜林把價值規律提升為他的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大家知道，杜林的經濟公社號稱是有公有制，但是，如果把價值規律提升為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覺地實施這個規律，那么，就會使資本主義社會(現存社會)的基本規律成為他的幻想社會的基本規律。如果這樣，就是要現存社會，那么，現存社會的弊病也就是不右避免的了，即在目前的社會中，它以經濟規律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里唯一能為自己開辟道路的那種方式，即作為存在于事物和關系中的、不以生產者的愿望或努力為轉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也就是說，價值規律的作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必然會出現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進行交換，商品的所有者“彼此出讓的商品交換價值相等”，在這個價值規律的作用下，由于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為了賺更多的錢，只能使自己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是把生產要素投入或轉移到產品供不應求的行業中去，因為這里勞動量低于它在社會總量中應占的份額，商品的價格高于其價值。隨著這一過程的不斷進行，價值規律發揮了調節生產資料、勞動力和資金在不同社會生產部門之間配置、使各生產部門保持一定的比例的調節作用。或是不斷改進技術設備、降低消耗、提高勞動生產率。隨著這一過程的反復、擴大，由于各自條件的差異，有些生產者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轉移或提高勞動生產率，有些則不能夠。前者賺了越來越多的錢，后者則不斷虧損至甚破產，越來越窮，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在另一極是窮困的積累，即大多數生產者由于生產規模較小，技術落后，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往往超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而在競爭中就逐步陷于貧困破產，失去生產資料，變成無產者;而少數生產規模較大、生產條件較好、技術比較先進的生產者，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而在競爭中就居于有利地位，逐漸排擠、吞并其它生產者，占有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雇傭更多的勞動者。總之是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兩極分化，導致資本主義復活。

　　恩格斯諷刺杜林把價值規律提升為經濟公社的基本規律，這就是和蒲魯東完全在同一個基地上進行活動。象蒲魯東一樣，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產向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產生的弊病，辦法是利用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去反對這些弊病，而這些弊病正是由這一規律的作用產生的。象蒲魯東一樣，他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

　　總之，恩格斯批判的不是價值規律，而是批判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因為，在恩格斯看來，未來社會(公有制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應該是有計劃的，有計劃按比例規律將上升為基本規律。恩格斯批判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適用性的，因為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號稱要以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這實際上就是把價值規律提升為基本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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