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祖堯簡介

　　1933年1月生，原籍安徽省天長市，著名經濟學家，博士生導師。

　　出身于祖孫三代共產黨人世家，祖父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親屬中有6人為黨和人民事業獻身。

　　于祖堯11歲參加新四軍，先后在新四軍淮南公學、準南抗敵文工團、新安旅行團、華中干部子弟學校等單位從事宣教工作。

　　1951—1956年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本科生、研究生。1978年10月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歷任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長、《經濟研究》副主編、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北京市經濟學會總會副會長，研究員，教授。

　　主要學術專著：《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79.3)、《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個人收入分配研究》等。

　　“我后面的這張照片，是1958年毛主席到安徽視察，我祖父陪他在博物館參觀，我祖父當時擔任博物館館長，他是一位老共產黨員，1930年入黨。”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于祖堯時，這位81歲的老經濟學家要求記者拍照時用這張照片為背景。這是于祖堯一家的榮耀——祖孫三代都是共產黨人世家，祖父大革命時期就參加了革命，親屬中有6人為黨和人民事業獻身。

　　“我堅持的政治、學術觀點與我的經歷是分不開的。”2014年4月，于祖堯在家中接受了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梳理了他的治學經歷和研究成果。

　　紅色家庭

　　11歲的于祖堯就參加了新四軍二師成為一名 “紅小鬼”，工作是學習、寫標語、畫壁畫。

　　1944年，11歲的于祖堯就參加了新四軍二師(師長羅炳輝)，成為一名“紅小鬼”，因為年幼，他被保送進淮南公學學習，這是一所專門為新四軍培育后備干部的學校，學員都是當地以及滬、寧等地新四軍、地下黨和地方政權的干部子女，校長是后來曾擔任新中國財政部部長的張勁夫。淮南公學亦兵亦學，學員與戰士同樣待遇。“幼年在部隊的生活很艱苦，但是很愉快。”于祖堯說。

　　1946年淮南公學被迫北撤，撤退前學校宣布上級決定，讓大家自由選擇隨軍撤退或回鄉投親，于祖堯沒有猶豫背上背包跟隨部隊強渡了淮河，開始長達3年的轉戰歲月，先后在新四軍淮南公學、淮南抗敵文工團、新安旅行團、華中干部子弟學校等單位從事宣教工作。在此期間，“紅小鬼”于祖堯的一部分工作是發揮特長寫標語、畫壁畫。1949年4月，于祖堯和他的戰友打著腰鼓勝利開進南京。

　　1951年，于祖堯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師從宋濤、蘇星等著名學者。

　　“沒有人民撫養、黨的教育，不可能有我的今天，我只有用我有生之年來報效人民、報效祖國、報效黨。”于祖堯說：“我現在已是耄耋之年，但每天也閑不住，看書、讀報、寫文章，繼續戰斗!我身體狀況還可以，就是眼睛看東西有些吃力，要用放大鏡看書、看報。腦子還行(笑)。”

　　“半路出家”

　　于祖堯的經濟學研究之路 “起步晚、起點低”，不過“趕上了科學事業百花爭艷的又一個春天”。

　　1955年，于祖堯人大本科畢業又被選入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班繼續深造。于祖堯畢業后，正值1958年后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消磨了他20年的大好時光。

　　“我搞的是理論經濟學。原來在人民大學學習，就對經濟學比較有興趣。在文革期間，我是個‘逍遙派’，就是哪一派組織都不參加，也不參加群眾組織。沒有打過‘派仗’，也沒參加過‘內戰’。我利用這些時間補課，學習了很多東西。把過去學過的、沒學過的，經濟學和有關的經濟史都惡補了一次。遺憾的是，當時我寫的很多讀書筆記，包括《資本論》筆記、經濟史筆記、世界史筆記等，有幾十本，后來因為下放都丟失了，很可惜。”于祖堯說。這些基本理論和經濟史的研究對他后來的研究幫助很大，打下了牢靠的基礎。

　　于祖堯的經濟學研究之路，用他的話說是“起步晚、起點低”，不過他的幸運在于“趕上了科學事業百花爭艷的又一個春天”。1978年，于祖堯從學校調到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政治經濟學研究室，從講壇步入科研，開始經濟理論研究，這是他理論研究生涯的重要轉折點。此時他已過了“不惑之年”。

　　“我40多歲以后進入研究部門工作，在這之前是教書。對從事研究工作來講，我入門還是比較晚的，差不多45歲才邁進研究的殿堂。我從事研究工作的時候，研究所其他的同事都已經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好多與我同齡的人都已經成名了，比如何建章、吳敬璉等，他們那時都已經是經濟學界的名家了。”不過，于祖堯覺得自己進入研究部門的時機比較好。“粉碎‘四人幫’以后，學術界的氣氛空前活躍，百家爭鳴，各種觀點、各種看法、各種流派都紛紛登場。學者之間、學派之間也是互相切磋，沒有‘打棍子、戴帽子’一說。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使我能夠表述自己的觀點。這種環境對研究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如果沒有當時寬松的政治環境、學術氛圍，經濟學界不可能那么活躍，各種觀點，特別是有價值的觀點也表達不出來。”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1979年，于祖堯公開發表了他的第一個研究成果——《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他學術研究的起點，也是入門之作。此后20年，他的研究始終矢志不移，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主題，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首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改革之初我開始從事理論研究，我認為自己最重要的一項成果就是《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這篇文章體現的學術觀點和改革主張。”

　　于祖堯認為，他自己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他的第一個研究成果《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79年，他率先提出并論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范疇，并進而探討研究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貨幣、市場及其相關問題。

　　1979年3月，于祖堯的論文《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表于《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第50期。

　　他提出，市場是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產物，是社會分工和生產專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市場經濟廣義地說，實質上就是與自然經濟相對而言的發達的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社會分工和生產資料不同所有者的存在，使得商品生產和交換制度的實行成為必然選擇，“社會主義經濟在本質上就不能不是一種特殊的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加快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很顯然，當時的主流觀點是不承認市場經濟的。會議后出版文集，雖然將于祖堯等幾位青年學者的文章也收錄進去，但卻是另外成冊，當時經濟學界主流的刊物都不愿意發表這類觀點。“現在回過頭看，當時提出這個學術觀點、提出這種改革的主張，還是需要一定的理論勇氣的。從我們1979年提出這個學術觀點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間隔了14年。”于祖堯說。

　　不過，對于祖堯等最早倡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學者，學術界和媒體似乎沒有給予更多關注。

　　2013年出版的一本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怎樣提出來的》小冊子，認為這個概念是1992年江澤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經濟學家(包括吳敬璉、張卓元等)，進行了系統論證而確立的。

　　“作為了解經濟思想發展變化過程的經濟學界的人，是不應該抹掉之前的那段歷史的，應該尊重歷史事實。”于祖堯說：“作為一個學者，對于研究成果，我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提出 “公平分配論”是用激進的辦法，不惜犧牲公平和弱勢群體利益去培育名為“民營資本”實為暴富階層的新權貴集團，還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側重大眾利益及弱勢群體生計，穩步發展法治、公平的市場經濟。

　　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爭論，主要集中于改革的目標模式選擇，20世紀90年代初，在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隨著財富和收入分配的日益不均，改革中各階層利益分配格局漸次演變，利益沖突明顯加劇，改革中的財富分配及改革政策的價值取向等問題，成為理論界爭論的焦點。“暴富群體”、“休克療法”、“農村病”、“世界打工仔”等話題爭議激烈。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于祖堯相繼發表《中國市場化改革：擺脫了困惑之后的艱難之路》、《我國體制轉型時期“農村病”及其治理》、《我國當前收入分配問題研究》、《轉型時期暴富群體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等系列文章，針對這些關系改革前途的重大問題，發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觀點，提出了具有民本主義、維護民眾利益的“公平分配觀”。

　　當時，改革取向的理論爭論導致了兩條明顯差異的路線結果——是用激進的辦法，不惜犧牲公平和弱勢群體利益去培育名為“民營資本”實為暴富階層的新權貴集團，還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側重大眾利益及弱勢群體生計，穩步發展法治、公平的市場經濟。

　　于祖堯認為，“暴富群體崛起”是當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險。暴富群體具有寄生性、腐朽性、貪婪性等特征，暴富群體雖然職業各不相同，牟取暴利的方式千差萬別，彼此為分割暴利也明爭暗斗，但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卻是一致的、共同的，已構成一個特殊的利益共同體。

　　于祖堯認為，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隨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大量引進，中國經濟學界占主流地位的價值取向正在悄然轉變，GDP增長、民營經濟發展、引進外資等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在“發展經濟”的旗號下漠視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用“民營化”等堂而皇之的字眼粉飾掠奪式的私有化方案，在“提高效率”等口號下鼓噪“化公為私”，回避收入和財富分配等最為關系民眾利益的尖銳問題，大肆鼓吹資本權利甚至美化資本權利。更有甚者，一些坐擁香車豪宅，已無收入分配不公之虞的經濟學家完全蛻變為特殊利益群體，成為投機資本的代言人，成為利用社會知名度兜售私利的股托、莊托，經濟學界的分化日益顯著。

　　于祖堯發表文章提出了立足于服務民眾的“公平分配論”。“公平分配論”既包括對改革以來分配領域問題的分析，又包括對分配理論的討論，堅持收入分配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不能作為改革時期收入分配的指導思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與價值規律的要求是對立的，等價交換、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效率來自于至少形式上的公平競爭。公平與效率也不是對稱范疇，前者是分配領域分配的條件、環境以及取得收入來源的不歧視，后者則指經濟活動的結果，兩者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

　　“敢講話、敢講真話”

　　“當人大代表不是去做官，你要做一個名副其實的人民代表。不要凈講官話，要敢講真話、講實情。”

　　1998年，于祖堯當選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同時被選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

　　擔任人大代表之后，于祖堯的老師宋濤去世了。此前宋濤再三地叮囑于祖堯：“當人大代表不是去做官，你要做一個名副其實的人民代表。不要凈講官話，要敢講真話、講實情。”

　　五年后，于祖堯卸任時，他的一位也是經濟學家的朋友評價他：“你盡了職，做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人民代表。發揮了你自己在理論方面的優勢，敢于講真話。”

　　于祖堯講了自己幾個“講真話”的例子。

　　他切中時弊提出《中國經濟內憂》。他著文認為，奢靡之風是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又一公害。“除了腐敗，奢靡之風嚴重侵蝕了我們的肌體。在當時，我就很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沒人聽。我在人大財經委發言以后，還有人在背后批評、指責我說‘有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否定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就’。”

　　對中國加入WTO談判，中央直接授權國務院進行，于祖堯認為，談判應向人大相關機構通報情況。“不向人大相關機構報告談判的情況，人大怎么行使對國務院的監督權呢?監督不就是一句空話了嗎?所以，我當時極力地主張，要請談判的代表到財經委來通報談判的進展情況和中美之間的爭論、分歧，以及我們做了哪些讓步。這些應該如實地向全國人大、財經委報告。遺憾的是，以保密為借口，談判代表一直沒有與財經委見面。”于祖堯說：“回過頭來看，中國入世是大勢所趨。但我們當時做出了不應該做的讓步。例如對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條款，期限是15年，我們是‘啞巴吃黃連’，吃了虧。這也是為何中國成為被反傾銷訴訟最多的國家，當時就埋下了禍根。”

　　雖然已經80多歲高齡，但于祖堯一直堅持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近幾年，在經濟學和經濟改革方面，面對經濟學界的爭論、分歧，于祖堯寫了許多文章，表明自己的觀點。去年他發表了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西方市場原教主義衰敗和中國信徒的墮落》，結合總結世界金融危機反思新自由主義。“今年我打算寫一些短文，繼續批判市場原教主義。我認為，不能無視、低估市場原教主義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危害。”于祖堯說。

　　原標題《于祖堯：首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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