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毛澤東《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談話》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如果單純拿權威部門統計的GDP相比，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了，不但超過了英國、德國和日本，而且據說很快就將超過美國而位居世界第一了。但是，這種GDP大躍進靠得住嗎?為什么GDP躍進幅度這樣大，社會問題反而更多了呢?

　　本章分為如下7節：

　　1.別被GDP光鮮迷惑而失去判斷力

　　2.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能富強嗎?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澄清

　　4.“先富帶后富”變成貧富兩極化

　　5.80年代推行小崗村道路合法嗎?

　　6.90年代國企破產、變賣合法嗎?

　　7.拋棄社會主義盲目入世貽害無窮

　　1. 別被GDP光鮮迷惑而失去判斷力

　　中國官員曾經普遍靠GDP升遷，所以很難用GDP衡量改開的什么真實成就。正如本章第7.3)B大段將要引用的北航大學李成智教授談話，GDP也有質量上的巨大差別：

　　做8億條褲子和造1架飛機的GDP是一樣的。但是造飛機的是富國，做褲子的是窮國。國家的窮富不是看GDP多少，而是看GDP成分。要論GDP，大清國是當時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國的GDP是茶葉、瓷器和褲子，日本的是大炮、輪船。

　　除去巨大的質量差別，GDP還因其統計上的各種水分，而掩蓋了經濟發展的本質。

　　1) 首先GDP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統計指標

　　GDP又稱“國內生產總值”，但要注意所謂“國內生產總值”與毛澤東時代的“工農業生產”根本不是一回事：

　　à “國內生產總值”是按照“價值”來計算的，是資本主義體系用來評價“資本(或資本家)”獲取“利潤(即盤剝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宏觀環境的數據。因此，GDP并未反映工農業是否滿足了人民生活所需以及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所需，因為反映這些需求的是“使用價值”，而非GDP的“價值”。

　　à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不允許剝削，因而也就不使用與資本盤剝勞動者相關的GDP。所使用的“工農業生產(還包括交通運輸、國防建設)”是按照“使用價值”來計算的，它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所需以及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所需——因為這些“需求”本來就以“使用價值”表現在統計數據之中。

　　讓我們舉些例子來做比較：GDP計入住房銷售總額、醫藥營業總額、教育帶動的各類營業總額以及其它一切道德的和不道德的營業收入額。具體舉例，十年來房價上漲了五倍至十倍，GDP中相應住房這部分的統計值也就跟著“虛高”上去五倍至十倍。但在毛澤東時代，哪里有依靠漲價把“工農業生產”提升五倍至十倍的神話!

　　現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房價已經高得超過了美國，也就使相應的GPD“虛高”到超過了美國的水平。但你能因此就說我們的經濟比美國還要發達嗎?

　　說到底：GDP作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指標，是以“價值”為基礎的，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提供給資本家集團，用以觀察和判斷如何從勞動者人民的身上剝削“剩余價值”的經濟指標。“工農業生產”或者其它本質類似的社會主義經濟指標，是以“使用價值”為基礎的，是在社會主義體系中提供給勞動人民和人民的國家機構，用以觀察和判斷如何滿足國家和人民的生活、生產、科教、衛生和國防建設等需求的指標。

　　2) 其次，中國境內的外企“生產總值”一律計入

　　只要是在中國境內，即使是外資企業的生產值也一律計入中國的GDP。例如中國GDP中出口的部分，往往超過50%(以前曾高達三分之二)是外資企業實現的。但統計GDP時，這50%也與中國民族企業那50%同樣地計入中國出口部分的GDP——就是說，出口額中至少有一半是被外企老板攫取剩余價值的，但也都統計在中國的GDP中。

　　我國各地招攬了大批外資企業，這就相當于將相應的未來贏利空間讓給了外國人，而不給我國的民族產業保留發展的機會——這不是在搞“經濟賣國”嗎?那么，為什么各地官員還是那樣熱心地“招商引資”呢?原因是，政府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是以GDP的增長速度來評估官員的政績、來決定其升遷的。于是，即使是引來的外企所創造的GDP，也給官員帶來了同樣的升遷機會，誰還管它是否“賣國”呢?

　　3) 再次，GDP從不扣除發展經濟帶來的任何破壞

　　本章將在相應節或小節介紹，我國人民在毛澤東時代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地建成了基本完整均衡的工業體系(例如運十大飛機的研制體系)，完成了大量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例如86000座水庫、包括最著名的紅旗渠)。如所周知：改開之后，那些工業系統和農田水利系統，因各種原因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甚至根本性的破壞。

　　但是在統計GDP時，這些損壞、或者根本性的破壞，并不因其造成的經濟損失而對GDP有絲毫的扣除。相反，如果采取某種措施來挽救這類損失，那么因“挽救措施”而發生的“營業額”(未必真有實際效益)可是都要計入GDP的。

　　4) 瞄準低端出口破壞了中國資源環境和金融平衡

　　進入WTO之后，中國自覺地或被迫地定位于低端產品的生產與出口。盡管低端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帶來國內各地GDP的大幅攀升，但就是這些低端產業，又造成了觸目驚心國內環境污染(如霧霾)，以及超量的能源和礦產資源損耗，等于在吃子孫飯。

　　但是在統計GDP時，這些影響當代人和后代人生存發展的環境損失和資源損失，從來都不會折算成經濟性損失而從GDP中扣除——因為GDP永遠都是只加不減的。相反，如果采取了某種措施來挽救環境的或者資源的損失，那么因“挽救措施”而發生的任何的“營業額”(未必真有實際效益)可是都要計入GDP的。

　　更加嚴重的是：改開以來所發展的瞄準低端出口的中、外資企業，雖然也為國家賺取和積累了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但卻與中國人民自己的需要(即現在所稱的“內需市場”)完全無關。其中大批外資企業所賺取的外匯，以及進入中國市場投資并購的外國資本，還有投機型的外資熱錢，都必須換為人民幣在中國流通。專家估計，中國央行所發行的大約25萬億人民幣(M1)中，約有70%是用于兌現這幾種類型的外資的，其余能夠用于國家、人民和民族企業流通所需的，反而只占央行所發行人民幣的一少部分。這一極不健康的比例，使得中國的金融系統極易被國際資本所撼動和掠奪——最近出現的“錢荒”與“通脹”并發的矛盾現象，就是這種危險的跡象。

　　即使扣除了上述種種的虛假因素，中國的“GDP大躍進”還是有很多問題。要想正確地做出評價，就必須遵從李大釗在九十四年前所說的原則，即首先要考察指導經濟發展的“主義”、考察社會上多數人在GDP大躍進中的受益狀況，因為經濟發展：

　　“……總要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那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和主義。”

　　那么，改開以來人們還有什么“共同的理想和主義”嗎?要回答這個問題，不能只看那些套話連篇、不知所云的官樣文章。我們將在以下第2、3、4節分別考察那些產生了重大社會效果的指導思想，看看它們是否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2. 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能富強嗎?

　　在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李慎之于2003年去世后，很多學者或者借回憶李慎之的機會、或者借引用他人回憶的機會，寫文章或發表談話說，國家領導人早在1979年1月就說過“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并以此來論證要走歐美之路、甚至要搞“中美國”。就連《百度名片》李慎之詞條也這樣記載：“慎之向小平請教為何要開放，開放為什么主要向美歐開放，小平回答說，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見李郁回憶文章)”，其中的“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那句，自該詞條于2006年6月20日創立至2013年9月18日的29版，版版都有這句話、至今未見修訂[22]。

　　需要指出，多家網站自今年7月以來登載文章《關于1979年鄧小平解釋對美開放理由的考證》(http://www.szhgh.com/article/history/25589.html)，署名黃衛東。黃文在認真地分析了有關學者的7、8篇引證之后，得出結論說領導人這樣講的可能性太小，這樣多學者都說謊了的可能性也不大，反而是李慎之說謊的可能性最大[23]。

　　無論當初是否有領導人講過“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這類思想總歸在改開之初就干擾了正確方向，而且還被后來的領導人發展成了“中美國”概念，并且至今也未受到任何明確的批判。總之，以為“中國跟著美國也能富強”確曾在官民中變成了“開放意識形態”。但是，“跟著美國走”真能富強嗎?那就讓我們看看，歷史上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跟著美國走”都得到了什么。有一篇文章至遲在2012年7月1日上網，已經流傳一年有余，其標題為“蔣介石及中華民國與美國簽訂的一系列賣國條約”。該文列舉了在1945年11月21日至1948年8月5日之間不到三年的時間里，蔣介石政府與美國所簽訂的十六項不平等條約，并簡單地介紹了美國根據各項不平等條約，分別從中國攫取到了什么權利、甚至主權。文章總結說：

　　“美國扶持的‘中華民國’，實際上已成為美國的殖民地。把這些條約合在一起，美國從蔣介石手中取得了中國領土權、領空權、領海權、內河航行權、鐵路管理權、軍權、財權、警察權、司法權、國家秘密權、農業權、工礦權、商業權、海關權、文化教育權、內政“最后決定權”，外交指揮權等等。真是從天上到地下，從海上到陸上，從政治到經濟，從物質到文化，從現在到將來，無所不包，應有盡有，所有‘中國’主權云云，實際上盡成美國主權了。”

　　毛主席不但總結過這些歷史教訓，而且還在1965年5月25日對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進一步講道，“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但是，那種以為“跟著美國的國家都富強了”的改開領導人們，早把毛主席的警告丟到腦后，“仰人鼻息”而犯下了重大的戰略性錯誤!正如前文所引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美國2011年在全球攫取了超過7萬億美元的“霸權紅利”;相反，中國卻是全球“霸權紅利”損失最多的國家，超過3萬6千億美元!結果是中國勞動者全年勞動的60%，都被以美國壟斷資本為首的西方資本攫取了;相反給中國留下的都是勞動者疾病、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等等，足以證明：中國跟著美國走，是不可能富強的!

　　改開以來的所謂“經濟成就”，恰恰掉進了西方帝國主義壟斷資本所設下的圈套。西方資本主義給中國改開設下了什么圈套?本文集將在第三分冊第九篇章《歐美世貿計多端》給出宏觀的分析和微觀的案例，并證明毛主席1965年的斷言英明無比。

　　3.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澄清

　　在1979年11月會見美國和加拿大客人時，鄧小平就說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鄧小平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概念的記錄。他以后還在80、90年代多次提及這個概念，其中解釋得最清楚的是1992年南巡的那一次：

　　“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話不錯。但是，絕不能因“也有市場”就說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是英文“Market System”的無歧義翻譯，是指按照“自由市場交換原則”所建構和運行的經濟體系。相反，社會主義的“市場”只允許按照“社會主義的條件”交換商品，而“自由市場交換原則”所允許的許多交易行為，在社會主義體制中都是必須受到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的。

　　西方資產階級學界就是將“市場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詞來使用的，認為二者是同一個概念。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西方資產階級則斷定那是自相矛盾的詞匯，只有中國官方才這樣使用。請看《維基百科》對這兩個詞條的解釋：

　　“市場經濟也被用作資本主義的同義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改革開放后來描述其經濟制度的官方術語。”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全面研究和批判的，恰恰就是這個“市場經濟”。或者說，“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也是同義詞!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然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詞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經典作家，是不可能接受的。

　　1) 限制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交易

　　那么，社會主義商品交換的“社會主義的條件”是什么呢?

　　在1956年至1958年(包括糾正共產風等“五風”)期間，毛主席對此做了發展性的闡述，其要點也反映在陳云同志和周總理的同期講話中，以及中央此后所發布的有關文件中。其中最具體和最容易鑒別的兩個條件，就是下述兩樣東西不得自由交易：

　　a. 勞動力不得在市場上作為商品“買賣”或自由交換;

　　b. 生產資料只能在公有制(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經濟組織之間交換。

　　但是“市場經濟(MarketSystem)”則沒有這兩個“社會主義的條件”的限制，因此資產階級學者和馬列主義學者在這一點上持相同看法，即這兩大對立陣營的學者，均將沒有“社會主義的條件”限制的“市場經濟”認作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或者可以說，兩大陣營的嚴肅學者無一例外地認為，誰若講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就等于是在講“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這種令人不知所云的“概念”。

　　我國現行憲法是1982憲法，但在1982年制定時，其第十五條明確寫道“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但是在1993年修憲時，這一句就徑直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關鍵的“市場經濟”一詞，就借助其修飾詞“社會主義”而進入了中國憲法。同樣是在1993年的憲法修改版中，“農業人民公社”被取消了，“國營企業”和“國營經濟”也分別以“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所代替。

　　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也從1994年開始組織起草《破產法》。雖然對于破產法出臺時機多有爭議，但其指導思想(如2004年所宣布)還是明確的：

　　“統一適用于各類企業組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我國出現了公司、合伙企業與個人獨資企業等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形成多種企業組織形式共存的局面。企業破產法既要適用于新的企業，也要適用于原有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等各類企業組織。”

　　指導思想第2條(即第1條實質性指導思想)

　　毛主席、周總理和陳云同志早在1956年至1958與1959年相交之際，就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商品交易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條件”，即1)“勞動力”不得自由交易，2)“生產資料”只能在公有制的經濟組織之間等價交換。但上述《破產法》指導思想，顯然已經將這兩條“社會主義的條件”完全破除。那些仍然在硬說這樣的《破產法》是社會主義的人，實際上已經從經濟基礎上根本地拋棄了馬列主義。

　　讓我們再來看看九十年代的大規模社會實踐：

　　A.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大力提倡、鼓勵和培植勞動力市場，即提倡和鼓勵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自由買賣。這樣，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本家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上自由地雇傭勞動力，而勞動者也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上“自由”地出賣勞動力——這樣的“市場經濟”明明就是資本主義么，怎么能夠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呢?第5、6節將分別在農業方面和工業方面討論改開以來的要害問題，其中將包括“勞動力市場”形成的關鍵和危害。

　　B.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與國際接軌”為名，大面積破產和變賣原工業國營企業(1993年修憲改稱“國有企業”)和農業集體企業(1984年下文件改稱“鄉鎮企業”)，并在中國全面移植西方資本市場機制，使得生產資料，包括企業的資產、企業股票以及企業“自身”，全部都可以作為“商品”在資本市場上自由交易、甚至以掠奪公有資產的方式“交易”——這樣的“市場經濟”明明就是資本主義、甚至是比歐美更壞的資本主義(歐美法律至少不準掠奪“國有”資產)，怎么能夠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呢?第5、6節將分別在農業方面和工業方面討論改開以來的與國際接軌等要害問題，其中將包括“資本市場”形成的關鍵和危害。

　　在建立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并實行“自由貿易”之后，被馬克思《資本論》所分析和批判的資本對勞動的剩余價值的剝削，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下全部復活了，中國就是這樣走上“打左燈、向右拐”道路的。

　　2) “市場化”造成新三座大山

　　并無權威部門給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任何科學的、嚴格的和經得起考驗的定義。但廣大人民還是從改開以來的社會實踐效果看明白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改開以來，一些領導人聽信資產階級“專家”的“市場萬能論”，自以為什么問題都可以“交給市場”去解決。“專家”們還幫助領導們編造了很多詞匯，如“醫療改革”、“醫療市場化”、“住房市場化”、“教育產業化”等等：一切由錢說了算。但是，將醫療、教育、住房這三個領域“交給市場”的社會效果是是，醫療、教育、住房三大改革令老百姓們不堪重負，造成了壓在人民肩上的“新三座大山”。

　　A.醫療市場化

　　這在1992年啟動醫療改革時就引起爭論。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殷大奎在1993年5月會議上強調醫療的大眾性和公平性[24]、明確反對醫療服務市場化。但他和他的支持者們馬上被反譏為“思想保守，反對改革”，醫療改革最后還是走向了“市場化”，公立醫院借機亂漲價、醫藥產品借機虛抬定價、藥品銷售和治療服務環節腐敗重生，連醫生都要根據開藥方帶來的藥品銷售額來分發獎金，有意混淆腦力勞動與腐敗之風，結果是醫療費用飛漲、民眾不堪重負，因病致貧、無錢看病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B.教育產業化

　　2006年10月8日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教育產業化”的口號，因為在這一口號的誤導下，很多優質公辦小學、初中和高中亂收借讀費、擇校費、贊助費等，教育界也都以贏利為目的、變相出售公共產品、追求利益最大化，引起了人民群眾極為強烈的不滿(見《百度名片》“教育產業化”詞條)。但在九十年代提出“教育產業化”的那些領導人，不肯出面承認自己的錯誤，不肯幫助糾正這一口號的負面影響，而是抵賴說政府從未講過這句話。其實，網上的證據是賴不掉的：

　　《中國共產黨新聞》2011年05月14日在其“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歷史資料·歷年課題指南”攔下刊登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999年課題指南》，其中“經濟學·甲：經濟理論”以及“國際問題研究”兩部分都包括有以下這樣的課題指南：

　　“第7條.我國教育產業的發展及教育經濟學研究”

　　網上還能查得到實為該《指南》所引導的大量研究論文，例如：

　　a. 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1)《中國教育產業發展中的金融問題研究》(吳順達)

　　b. 華中科技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我國教育產業發展問題研究》(蔣海鷗)

　　c. 首都師范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我國高等教育產業發展問題研究》(杜白)

　　這些論文就是依《國家社科項目課題指南》開展的，該《指南》不但承認“教育產業化”、而且承認“教育已經產業化了”，指導學者直接去研究“教育產業”的各個方面。領導人如果面臨這樣的白紙黑字證據，還不承認自己當年的指導思想有誤，那又如何糾正錯誤呢?難怪“教育產業化”的惡劣影響仍在繼續擴大!

　　C.住房市場化

　　政府提供地皮、銀行提供貸款、與地產商結成鐵三角，不斷將房價推向新高、令萬民怨聲載道(見《城市房產·北京(http://bj.cityhouse.cn/market/)》)：

　　a. 北京四年前住房均價每平米12,760元，2013年3月漲到了35,302元，平均每年漲價29%。一年前每平米均價24,996元，2013年的漲價比率高達41%!

　　b. 北京海淀區一年前住房均價每平米32,467元，2013年4月漲到了49,872元，2013年的漲價比率高達58.2%!

　　這樣高的住房價格已經超出了美國那些房價最昂貴的大地區平均值一、兩倍，而且近年還在超常速上漲，這樣的經濟還能稱得上什么“特色社會主義”嗎?

　　醫療、教育和住房市場化的后果證明了一條真理，即所謂“交給市場”就是“交給資本”，就是讓資本(或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剝削勞動的剩余價值和廣大人民群眾。將這些統統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實際是在搞“最壞的”資本主義。

　　4. “先富帶后富”變成貧富兩極化

　　本節要討論的是，鄧小平談“先富帶后富”、卻造成了“貧富兩極化”的問題。但這樣的討論，完全無意指責是鄧小平有意的、或直接地造成了“貧富兩極化”。

　　1) 鄧小平多次反對兩極分化

　　事實上，鄧小平在其晚年的幾次談話中都曾明確指出，要利用社會主義制度，要采取各種手段或方案，來控制不要出現貧富兩極分化。這些表明他仍想堅持社會主義的談話，主要搜集于《鄧小平文選》第三集，讓我們列舉一些如下：

　　“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第111頁《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

　　“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111頁《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

　　第208頁《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

　　“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

　　第229頁《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

　　“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第364頁《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

　　“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使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發展。”

　　第374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

　　鄧小平在晚年這樣幾次三番地強調“社會主義制度應該避免兩極分化”、而且也“能夠做到”，為什么中國還是出現了不可否認的兩極分化呢?是鄧小平的權威不夠嗎?顯然不是!是有什么陰謀集團用武力推行兩極分化嗎?根本沒有這樣的證據!

　　那么是在哪里出了問題呢?就是這“先富帶后富”理論出了問題，因為這理論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因的，這將在下面第2)小節分析。但理論錯誤還是理論問題，造成貧富兩極化的直接責不在鄧小平，而在他身后的某些領導人：

　　這些領導人已經沒有鄧小平那樣的權威，那樣的手段來糾正貧富兩極化了。尤其是，他們已經長久不講群眾路線了，哪里還有力量推行社會主義?相反，他們卻被新生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所包圍，被資本主義的力量所左右了。

　　2) “先富帶后富”理論有誤

　　鄧小平在1985年提出：“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

　　于是，“先富帶后富”不但成了鄧小平理論的組成部分，而且還讓大批“等待后富”的人們做了三十年的夢。大家醒來才知道：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如果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另一部分人就永遠也富不起來了。為什么呢?馬克思早在146年前發表《資本論》第一卷時，就給出了無可辯駁的證明。中國現在的改開只一個最新例證：

　　à 那些“先富者”們，肯定會在“市場經濟”中將個人財富轉化為資本;

　　à 那些“等待后富者”們，卻只能在“市場經濟”中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à 即使沒有意外病災，勞動力出賣者的平均工資，也只供“勞動力的再生產”之用，即包括本人勞動力再生，以及其上、下那兩代人的生活開銷;

　　à 勞動力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即“超出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那一部分，則全部被資本、或者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即“先富者”)們拿了去。“先富者”們除揮霍其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將作為擴大再生產的新資本投入市場，以便將來賺取更大份額的剩余價值。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再明白不過的了。“馬克思主義者”怎么能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主張“先富帶后富”呢?這無疑在客觀上欺騙了老百姓!

　　3)社會實踐后基尼系數劇增

　　中國改開是否“先富帶后富”?這還可以用一個各國通用的社會統計系數，即“基尼系數”來回答。這是一個數值在0到1之間的小數：當其為“0”時，表示該社會是“絕對平均”的;當其為“1”時，表示該社會的全部財富都歸一個人所有、其他的人全部都是一無所有的窮光蛋。顯然，處于這兩種極端的社會是不存在的，但基尼系數越是接近于0、就表示貧富差別越小，相反若越是接近于1、則貧富懸殊就越大。

　　以下有關中國改開之前、之后的基尼系數對比，具有相當的可信度：

　　à 中國在改開之前1978年的基尼系數是0.16，是全世界最為平均的國家!

　　à 改開后砸“大鍋飯”、“讓一些人先富起來”，中國貧富差距急劇上升，基尼系數到1985年增至0.24，到1995年升至0.434、2000年再升至0.458。

　　à 聯合國曾預期，在2012年2月報告2011年度基尼系數時，中國將突破0.55，處在全球倒數第四位，只比南部非洲三個全球最貧窮的國家好一點。

　　à 世界銀行報告《國內生產總值與中國》第23頁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到2011年急升至0.57!橫向比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兩極化的國家了!

　　(注：西南財經大學的報告認為，中國基尼系數在2010年就已升至0.61)

　　作為更直觀的比較：世界銀行報告還指出，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美國則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相比之下，中國的財富集中度已經遠遠超過了西方貧富最為懸殊的美國，當然肯定是全世界貧富兩極化的國家之一。

　　4)基尼系數證明剩余價值論

　　中國的“基尼系數大躍進”和“貧富懸殊大躍進”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學說”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在“市場經濟”中，“先富者”們不可能“帶動后富”;否則其他人也都富了，那么“先富們”又從誰那里去剝削“剩余價值”呢?

　　“剩余價值學說”和“唯物史觀”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大基石。誰若宣揚市場經濟可以“先富帶后富”，那他就是在否認剩余價值學說、他就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者!

　　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效果，包括“先富不可能帶動后富”，本文集將在第一分冊第四篇章《姓社姓資是關鍵》及其它有關篇章再做詳細和深入的討論。

　　5. 80年代推行小崗村道路合法嗎?

　　中國的改開是從農村開始的，而農村改革則是從推行小崗村“大包干”開始的，到1987年，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實行了大包干，最終導致人民公社解散，令中國又退回到小農經濟時代。現已發現，歷史上真實的小崗村，根本不是當初為了推行“大包干”而打扮起來的那個小崗村。這就讓所有肯動腦筋的人們，都懷疑當初糊里糊涂地推行小崗村“大包干”模式、并進而在全國解散人民公社，是否合法?

　　讓我們先從權威部門所不曾阻止的《百度名片》詞條開始。

　　1)《百度名片·小崗村》的原文

　　“1978年冬，小崗村18位農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按下鮮紅的手印，實施了“大包干”。這一‘按’竟……掀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小崗村……當時僅僅是一個有20戶、115人的生產隊，以“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而聞名。“大包干”第一年，小崗村發生了巨大變化。全隊糧食總產13.3萬斤，相當于1955年到1970年糧食產量總和……(……也就是說從1955年到1970年這15年間，小崗村年均每畝耕地生產糧食133000/517/15 = 17斤。目前的生產水平小麥每畝需種子15~20斤。數據參考擴展閱讀《風起青萍末》)”

　　筆者核對過：該詞條自2006年6月20日建立至今共83版。上述兩段文字，在2010年1月7日第15版至2013年4月6日的第83版，三年多以來無絲毫修改。

　　2)《百度百科》名片的巨大漏洞

　　小崗村位于淮河中游的東南側，離淮河大約20公里。1957年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早就為淮河南北地區規定了努力方向，那就是：

　　“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可見，無論《1957年綱要》后來是否實現了，淮河以南1955年時年均畝產就已達到400斤;淮河以北地區年均畝產也已達到208斤。但小崗村離淮河約20公里：

　　a. 淮河附近社隊的年均畝產，即使在1955年時也應該為208斤與400斤之間的300斤左右，為什么小崗村的畝產在此后十五、六年長期停留在17斤上呢?這還不到附近社隊平均畝產的十七分之一，只夠第二年的種子。那么全村農民在這些年間又是吃什么活過來的呢?《百度百科》是否在隱瞞事實、或者干脆在撒謊?

　　b. 也許小崗村還有什么比“沈浩之死”更加蹊蹺的難言之隱?那也必須向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講清楚，讓廣大黨內外干部和群眾明白真相，而絕不允許在全國推行這不明不白的小崗村“大包干”，甚至悍然違憲地解散了全國人民公社!

　　《百度百科》“小崗村名片”的數據大有問題。它在解釋小崗村的“年均畝產17斤”時，還指明是在引用“數據參考擴展閱讀《風起青萍末》”。但在網上根本就查不到這篇《風起青萍末》——這只能證明“小崗村名片”的謠言有多么低劣!

　　這里要說明的是，1982年憲法第六條寫明：“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該第六條是在十一年之后的1993年，即人民公社在全國范圍根據小崗村的假經驗解散十年之后，才修憲取消的。

　　3)2000年采訪就發現了弄虛作假

　　《中國教育華夏論壇》等網站發表或轉載了陳窗和曾德方兩位作者在2000年采訪小崗村的文章《小崗村：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老路”》(2001年3月整理、5月修改)，披露了小崗村及其上級領導在宣傳“大包干”模式時大量的弄虛作假行為：

　　a. 小崗村在歷史上十年九旱，解放后走上了集體化道路。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下，小崗村農民與附近農民共同修建了燃燈水庫，使糧食產量逐步穩定在十八、九萬斤，好年成還達到了二十萬斤。1978年只打了3.5萬斤糧，主要是因為當年遇到了大旱。小崗村雖然在1979年采用“大包干”打了13萬斤糧，但與集體化時期相比仍然有相當大的差距。可是村隊領導和上級、直至省級領導在宣傳小崗村1979年成績時，都有意地掩蓋了小崗村在集體化時期遠為輝煌的成就，欺世盜名地向全國人民說，小崗村因為“一包就靈”而“脫貧致富”了。

　　b. 司機抗玉兵說：“1998年，江澤民總書記來視察之前，縣里派我，還有另外一個汽車司機，把兩卡車飼料糧拉到小崗村去，說這是任務。可等江澤民一走，又讓我們把飼料糧拉回來了。”這是小崗村及其上級領導長期欺騙黨中央的證據!

　　c. 小崗村老農嚴立坤接受采訪說：“就說1998年吧，江澤民到小崗村來視察，人還沒有來，鎮上早早就打招呼，說有意見，有問題，先不要談，你們放心，以后一定解決。鎮上打過招呼以后，縣里又來第二次打招呼。縣里打過招呼以后，地區還不放心，又來第三次打招呼，說不要講。”這是縣、鎮領導欺騙黨中央的證據!

　　d. 采訪中還發現，收藏在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中的“十八個血手印”生死契約書，居然是彌天大謊。村長嚴宏昌說：“那是包產到戶多年以后的事，當時，有一個名叫王影東的大記者，來小崗村拍電視。王影東說，要搞一個按手印的條子，并說北京的大領導很重視，中國革命博物館要陳列展覽。”但那個按手印的條子早已不見了(也許根本不存在)。于是，嚴宏昌按照記者的意思編寫了前言和正文，并且一人代簽了十八個名字，再找人亂按了十八手印，結果按出來二十一個手印!

　　e. 發財致富后，嚴宏昌就與小崗村的大多數貧窮農民不一心了。他的親弟弟嚴福昌在采訪中被問到：“村長對你家搞先富幫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覽室’說的那樣，已經脫貧致富了吧?”嚴富昌直搖頭：“村長沒有幫過我家一分錢。現在一家一戶各顧各，哪有什么先富幫后富。實話對你說，我家沒有脫貧致富。……你們看這就是江澤民來視察之前公家給我家安裝的電話(盒子)。沒有想到，不打電話，一個月也要交八、九元錢。我家用不起，已經把電話機送給別人了。”這既是對黨中央的欺騙，也是對全國人民的欺騙，說什么“先富帶后富”，全都編瞎話!

　　f. 這次采訪發現，小崗村的農民到2000年已分化成窮、富兩派了。嚴宏昌和其他幾家富裕戶的農民發了財，都不愿意再走集體化的道路了。

　　g. 其中最嚴重的是，“那個背著鳳陽花鼓要飯的現象又出現了。繆夕五家……因為今年歉收，生活過不下去，只好讓老婆背著花鼓出去要飯了。我們在繆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蕩蕩，床上亂七八糟，連一條像樣的被子都沒有”。

　　h. 但嚴宏昌作為村長，在江澤民總書記視察時卻隱瞞了繆夕五家的情況，而僅是代表那幾家富戶表示“農民怕變”，并且還主張進一步私有化。他的態度證明了：

　　嚴宏昌事后編造的所謂“十八個血手印”生死契約書，只不過是按照他本人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愿望對真實歷史的篡改，是用來欺騙領導和人民的。

　　4)沈浩猝死、小崗村騙局大爆光

　　上述這篇報道早在2001年春就上網了，但是影響還不夠大。到2009年11月，小崗村黨支部書記沈浩在其任上以身殉職后，為了宣傳這位真正共產黨人的事跡，小崗村分田到戶之路走不通的真相，才暴露在全國人民面前(有些文字摘自網友評論)：

　　a. 小崗村多年來不停地向國家伸手要錢，得到了那么多次資助也沒有發展起來。安徽省派出了省財政廳的處級干部沈浩到小崗村擔任支部書記，顯然也有財力支持的意圖。紀念沈浩的電視劇《永遠的忠誠》，講的幾乎都是沈浩不停地為小崗人要錢、要貸款、要援助、要投資，并且沈浩也因這樣奔波、操勞過渡而以身殉職。

　　b. 沈浩說過：“2004年2月，村里為歡迎我寫標語的墨水、紙張都是借錢買的。村集體沒有一分錢，還欠4萬多元債。‘大包干’展覽館陳舊不堪，村小學門窗桌椅破破爛爛。國家投資辦起來的自來水、有線電視也停了……。”

　　c. 沈浩努力爭取到50萬元款項，要為小崗修一條發展經濟之路。但身為“紅手印”之一的村主任賈治國盯上了這筆錢，非要承包修路。另一位當年的“紅手印”道出了真相：“這條路要是包給那幫人，非給你弄成豆腐渣工程不可。”

　　d. 小崗村“紅手印”的另一位帶頭人余本福，在擔任村主任期間以權謀私，用作假手段占有小崗村的八間房。沈浩要以法律手段收回村有財產，余本福則動用媒體發表《小崗要重走集體經濟之路?》，以此來抗衡沈浩的決心。

　　從嚴宏昌、賈治國、余本福這些“紅手印”帶頭人的作為就明白“小崗村道路”為何走不通了，因為這些人要帶頭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哪肯幫其他村民致富呢?

　　5)推行大包干違憲違反中央精神

　　在帶領小崗村干部參觀大寨、看到大寨興旺發達之后，沈浩對郭鳳蓮講：

　　“你們大寨是‘干’出來的，我們小崗是‘按’出來的”。

　　這話道出了要害：大寨人是“干”社會主義的，小崗村是“按”資本主義的。

　　在毛主席提出“農業學大寨”后不到一年，1965年的學大寨展覽會就展出了全國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52個學大寨典型，例如河南省林縣紅旗渠，例如河北省遵化縣沙石峪，個個都令全國廣大農民心服口服。但是小崗村是個隱瞞真相、弄虛作假和欺騙全國人民的典型，僅僅依據這樣一個假典型就敢于在全國推行“大包干”、破壞農村人民公社制度，這就從根本上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有關人民公社的法條，既違反了1978年剛剛通過的第三部憲法，也違反了在1982年通過的第四部憲法。

　　除了違憲之外，這一行為也違反了當時中央領導和中央文件精神的下述精神：

　　a. 在討論“包產到戶”或“包產到組”的大包干時，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以及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都態度鮮明地反對。其他中央領導人中也沒有明確支持大包干的(《小崗村的故事》)。

　　b. “大包干”還違背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條列重申“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切實保護”等。

　　c. “大包干”甚至違背了時任國家總理趙紫陽的1982年4月19日談話：“這幾年農村形勢很好，主要是因為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我國農村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農民組織起來，都成為人民公社社員，這條路是完全正確的，是必由之路”。

　　因此小崗村“大包干”既違背了憲法、也違背了黨中央精神，推行這樣的假典型就是鼓勵資本主義勢力違憲和對抗中央精神。因此不難理解：從1984年人民公社幾乎全部被迫解散或瓦解之后，到2003年共計二十年間，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不升反降——這樣長時期的人均產糧停滯和下降，是自1949年建立新中國55年以來的第一次!

　　6)社隊企業私有化冒出鄉鎮企業

　　鄧小平在1985年6月29日談話中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鄉鎮企業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率，持續了幾年，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實際情況如何呢?

　　A.鄉鎮企業絕非一夜之間突然冒出來

　　這些“鄉鎮企業”的前身都是人民公社的社隊企業，是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下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到1983年已經發展到三千幾百萬職工的規模了。它們早就是分布于各種行業、各種商品經濟的各類小型集體所有制企業。這些社隊企業在文革中、后期已經相當發達，有糧食和農產品加工的，有小型農機具維修制造、農業機械和動力機維修、小型化肥生產、小型水泥和建筑材料生產的，也有接受大工廠加工訂單的。

　　社隊企業不但將大批農民轉變為工人，而且還給社員們分紅。只是各地發展不均衡，靠近中、大工業城市的社隊企業因有城市工業和工人老大哥的支持，發展得更快一些。這些社隊企業，就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為農村地區工業化所播下的“種子”。

　　B.鄉鎮企業被扶植為資本主義帶頭羊

　　是在推行“大包干”、解散人民公社之后的1984年3月，中央文件才將“社隊企業”改稱“鄉鎮企業”的。此后，政府對鄉鎮企業給予了大力扶植，包括各種優惠政策，例如土地使用的，能源配置的，以及稅收優惠的政策等等。

　　這些鄉鎮企業大約經歷了“私人承包”、產權改制(私有化)以及資本主義完善化幾個階段。鄉鎮企業剛開始多由供銷人員來承包，其實主要是雇傭本村的農民。農民員工沒有勞動法保護，沒有停業、失業保護，也沒有合理的休息時間。鄉鎮企業就是依靠剝削這種高額剩余價值而起家的。鄉鎮企業“改制”，比較多的是將企業的產權轉到了村支書、村長等權勢者及其親朋厚友，企業利潤就由這些人來瓜分，再也不分給原來的社員們了。“社員們”從此變成了鄉鎮企業中被剝削的雇傭勞動者!

　　鄉鎮企業一方面中斷了我國農村地區“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又成為80年代腐蝕國營企業的資本主義馬前卒。大批中小“國有企業”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改制”私有化，與鄉鎮企業同流合污、狼狽為奸地榨取中國工人的血汗。在以各種形式引進外資之后，這兩類企業或其變種又變成國際資本掠奪中國市場的幫兇。

　　C.鄉鎮企業的特殊演變值得人們警惕

　　à 鄉鎮企業沿著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受到了某些高層領導的放縱和鼓勵：

　　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人們應該還記得，在鄉鎮企業高速發展期，廣大國營企業職工還保持著社會主義道德。資本主義性質的鄉鎮企業，在向社會主義的國營企業招攬業務時，往往采取了“給回扣”等不正當手段，在人民群眾中遭到了普遍的批評。但是，時任國家領導人的趙紫陽居然在講話中說鄉鎮企業給回扣“是搞活經濟的正常活動”，肯定和鼓勵了不正之風——要知道，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使用回扣手段收買客戶采購人員也是違法的。單單這一條就能幫我們理解，為什么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就曾預言：在中國如果搞資本主義，就將是“最壞的資本主義”!

　　à 鄉鎮企業非法經營毒食品、地溝油等等，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縱容和包庇：

　　很多鄉鎮企業或其衍生企業，參與了制造和銷售地溝油、毒奶粉、有毒醫具、廢舊假藥、舊鞋膠囊以及其它偽劣產品和有毒食品，還嚴重地污染環境、糟蹋不可再生資源。它們的這些違法經營受到了地方政府廣泛的縱容和包庇，其原因包括：一是鼓勵鄉鎮企業干這些事，也能增加地方的GDP，為當地官員升遷增加資本;二是這些鄉鎮企業為了獲得支持，往往也將部分非法經營所得，用來賄賂當地官員。

　　à 英國《每日郵報》網曾報道，英國每年有1200萬噸垃圾被傾倒到國外：

　　其中中國是最大受害國。此外，美國、日本等國每年也將大量垃圾運往中國處理，嚴重地污染了中國的環境。這些“洋垃圾”，往往就是私有化的鄉鎮企業或者其衍生企業所處理的。這樣的有害“經營”，也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縱容和包庇。

　　社會主義的社隊企業蛻變為資本主義的鄉鎮企業后，其資本主義性質決定了鄉鎮企業為追求利潤而不擇手段地做出這些傷天害理的事。政府官員再以“經營效益”和“發展生產力”為借口支持這樣的企業，那當然就是名符其實的資本主義道路了!

　　7)中斷農村工業化農民背井離鄉

　　改開以來，各級政府機構將大筆外資、內資吸引到沿海大、中城市，迫使農業發展所釋放出來的勞動力背井離鄉、大規模地去沿海省市和大中城市打工，卻又得不到當地的戶口;結婚、育子仍然得不到城市戶口，子女也不能在當地就讀——他們干的是工人的活，卻得不到工人的社會待遇，所以被社會和政府稱作“農民工”!

　　農民工目前已經占中國工業和服務業就業人數的三分之二，成為世界各國工業化中最奇怪的一景——請對照《資本論》來分析改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連馬克思都不曾想到，改開的中國居然會創造出這種“勞動力再生產”的模式——在城市遭到剝削的勞動力，卻被迫回到農村去廉價地再生：十足的“超”剩余價值剝削!

　　6. 90年代國企破產、變賣合法嗎?

　　“改開精英”舉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旗幟，聲稱要將全民所有的制的國營企業，改造成“能在市場經濟中生存發展”的企業。但如已經分析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改開精英”實際是要將國營企業改造成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私人企業。

　　可是，國營企業在毛澤東時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老、中、青工人有著高度的社會主義覺悟，加上現代工業要比農業復雜得多，使得“改開精英”們無法用小崗村那種假典型來“騙”出個國營企業私有化。因此，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的蛻變過程，延續了整整二十多年之久。本開篇只選擇幾個關鍵點，來論述這一蛻變的非法性。

　　1)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逐步提升地位

　　毛主席在1959年底至次年年初曾針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寫了如下批語：

　　“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第275頁)

　　毛主席在這里批評斯大林忘記了工人階級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權利，即管理國家、文化和企業的三大權利——失去了這三大權利，工人階級的其它權利就都沒有保障了。工人階級在新中國地位提升的歷史，就是不斷地獲得這三大權利的過程。

　　A.廢除封建把頭制和企業民主改革

　　黨在解放初領導工人開展的民主運動，分為民主斗爭、民主團結和民主建設三個階段。例如，那時鎮壓了或者斗倒了像北京“糞霸”那樣的“三霸一虎”，像電影《六號門》中馬金龍那樣的天津封建把頭，像上海紗廠里“那摩溫”那樣的工頭等等。工會在運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工人積極份子隊伍隨之壯大，工人們樹立起做國家和企業主人翁的信心和勇氣。運動后期，各企業普遍建立起至少包括一半數量普通職工的“工廠管理委員會”(相當于企業行政機構，私有企業暫時不設)，以及由職工選舉產生的“職工代表會議”(相當于工人群眾監督機構)。企業內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隊伍，成為以后三反、五反、一化三改等社會主義運動的主力軍。

　　B.職工代表會議改為職工代表大會

　　在完成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黨的八大于1956年提出要貫徹群眾路線、要將企業“職工代表會議”改為代表常任制的“職工代表大會”;黨中央又在第二年下文規定了職工代表大會的四項基本職權(審查廠長報告、審查企業各項計劃、審議并決定獎金和福利基金的使用方案，以及必要時建議上級撤換行政領導等)。因此從1957年起，職工代表大會制就成為國營企業中最重要的民主管理制度。

　　C.國企試行《鞍鋼憲法》民主管理

　　為了消除斯大林一長制忽視工人階級管理權利的消極影響，毛主席在1960年3月22日批轉了《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即強調國營企業實行民主管理的《鞍鋼憲法》;要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即“兩參一改”;要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要搞出中國企業的社會主義管理制度。

　　這些原則先后納入了中央在1961年制定、1965年修改的《工業七十條》。但文革前《鞍鋼憲法》還僅僅在一些國家骨干企業中試行，并未在工業戰線全面推開。

　　D.文革中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一般研究者往往以為，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壞、或者遭到了擱置。但真實情況是，當初建立健全職工代表大會民主管理制度的初衷，借助文革中充分地調動工人積極性的大民主形式，獲得了更為圓滿的兌現：

　　首先，在文革時期作為企業行政權力機構的“革命委員會”中，已經有了大批生產經驗豐富、覺悟高、有才干和領導能力的工人，使得工人最為充分地參加了企業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有些革委會的負責人本人就是來自生產第一線的老工人或者勞動模范——以陳永貴為首的一批工農勞模，甚至還進入了國家最高層管理機構。

　　只要對照上述所引毛主席1959年有關工人三大管理權利的批語，我們就能清楚地看出：文革時以三結合(最初是兩派群眾、革命干部和支左軍代表三結合)方式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以及工人勞模進入國家和企業管理機構，應該是1956年至1966年十年間“職工代表大會”的進一步發展，而絕不是其遭到了什么破壞。

　　其次，被“三結合”的革命干部，都是首先通過工人群眾認可了的，而且又是在文革期間最能聽取群眾意見的(即使曾被“打倒”，也都能正確認識和對待群眾運動的人，絕非改開以來將自己曾被“打倒”通通說成是“文革受迫害”的那種人)。這些領導絕不像文革前學習蘇聯“一長制”時期那樣的官僚化領導，更不像改開以來自以為是的“企業家”們——“企業家”居然還敢要求工人稱自己為“老總”[25]!

　　再次，企業中包括技術人員在內的知識分子群，大多數都能與工人、干部“三結合”(注意，這是《鞍鋼憲法》術語的“三結合”，不是革委會的三結合)，或者按照廠部車間的安排、或者自由組合成“技術革新小組”，搞出了大批技術成果，使得《鞍鋼憲法》獲得了全面的推廣——就是在那一時期，我國既搞出了兩彈、一星、核潛艇等重大國防科研系列成就，又搞出了最大批量的高水平民用技術成果。這一史實證明，當時的生產關系和勞動關系的調整，使得生產力獲得了最大的解放[26]。

　　最后，很多企業還創造性地在廠部、車間和班組這三級分別成立了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管理小組”(或使用其它名稱的類似組織)。前法中友協主席夏爾·貝特蘭在1974年曾經發表《中國的文化革命與工業組織——管理以及勞動分工的變革》一書，其中以著名的北京針織總廠為例，報道了廠革委會成員所介紹的該廠“工人管理小組”：這些不拿額外待遇的小組，不但監督企業的領導，而且還在思想政治工作、生產技術革新、財務成本物資和投資、勞動安全以及一般福利等五個方面，在工廠職能管理部門和工人群眾之間穿針引線，成為十分有效的管理實體。

　　以上這些歸納，都是基于有文字可查的生動事例。筆者將在本文集第十二篇章介紹與《鞍鋼憲法》和文革期間有關企業管理的史實，其中還包括本人的經歷和見聞。

　　2)改革開放使工人階級不斷喪失地位

　　改開以來的領導，從上向下地貫徹了如下步驟來剝奪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的權利：

　　A.排除群眾代表、消弱企業民主管理

　　中國工商企業的革命委員會在1975年寫入憲法，在1978年憲法中仍然保留。但到1981年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革委會中很多群眾組織代表被當做“三種人[27]”審查和打擊，堵死了廣大職工通過革委會行使企業民主管理權利的渠道。再進一步，原來在企業中保障工人管理權利的革命委員會，在1982年憲法中干脆被取消了。

　　盡管文革中出現的革委會作為新型民主管理機構，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盡管積極參加文革的所謂“三種人”，有可能在文革中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們作為組織和人群都曾是保障企業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載體。在掀起審查“三種人”高潮并解散革委會之后，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瑰寶，也就干脆就被完全拋棄了。

　　國務院于1986年9月15日 又正式下發《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其本意是在革委會被取消之后，仍然維持職工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權利。但歷史證明：文化大革命遭到全盤否定，職工參與民主管理的權利也就有名無實了。

　　B.《鞍鋼憲法》同樣也遭到了冷處理

　　改開時代雖然還維護《鞍鋼憲法》的聲譽，但官復原職的領導們普遍不相信群眾、甚至害怕群眾，自己當然也都不再“參加生產勞動”了，也不可能讓廣大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了：他們早把《鞍鋼憲法》拋棄了。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雖被捧為“工人階級一部分”，大部分卻不再“與工人相結合”了，也不再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了。

　　因此，再也沒有工人、干部、技術人員的“三結合”了，當然也就沒有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了!通通都沒有了!官方雖然還會發文“正面肯定”一下《鞍鋼憲法》，但卻從來都不準備實行，其實不過是在擺擺樣子、安撫群眾而已。

　　C.以“市場經濟”名義搞勞動力市場

　　企業的“領導”、或者后來被稱為“企業家”和“老總”的那些人們，先是有權安排工人“減員增效”，進而有權安排工人“下崗”，最后干脆就能隨意解雇工人了。另一方面，企業家和老總們又可以隨意從勞動力市場聘用工人，于是工人變成了名符其實的“雇傭勞動者”，當然也就百分之百地失去了企業民主管理的權利。

　　D.最后搞點法制門面卻從不準備實行

　　先是1986年發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然后是宣布自1988年8月1日起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這些法律和法規中所寫明的職工代表大會民主管理權力，比1956年的八大文件和1960年代的《工業七十條》都更加詳細、更加“好聽”。但是“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本身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與市場經濟根本沖突的。這些法律、法規的制定者們從來也沒有認真面對這一根本性沖突，因為這些法律和法規，是誰都不曾準備實行的。不然的話，為什么二十五年以來，從來也沒有見到過，有關根據這兩部法律、法規，追究侵犯全面所有制產權行為的、或者侵犯職工民主管理權利的任何報道呢?

　　正如毛主席1959年批語早就指出的那樣：在失去“管理各種企業”這種最大的、最根本的權利之后，中國工人的工作權、休息權以及其它權利，就都沒有保障了。

　　3)改開市場經濟腐蝕和擠垮國營企業

　　“資本主義補課論”以及背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市場經濟論”，早在八十年代就在社會上泛濫，并從各個方面腐蝕和破壞了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的正常運行。

　　A.國營企業內部：進一步剝奪工人企業管理權利

　　八十年代開始的一系列國企改革，包括利改稅(與私企“平等納稅”)、撥改貸(像私企一樣靠銀行“貸款”融資)、砸三鐵(砸掉國營企業中的“鐵交椅、鐵飯碗、鐵工資”)、減員增效(名義上抓利潤、實際上由企業領導決定誰上、誰下、誰留、誰走)，目標都是“變企業為市場經濟主體”(變相廢除全民所有權)：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由企業領導說了算——工人既無監督權、更無決定權。

　　八、九十年代所進行的這一切“改革”，都是在嘗試走資本主義道路。但從經營效果來看，每一項“改革”都失敗了，都令國營企業的經營狀況越發糟糕。國營企業到了90年代末竟然普遍被三角債纏身，動彈不得了。無論這些“改革”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國營企業都已經改由“企業家說了算”——但這些企業家們不但不必為改革失敗而負責，反而獲得了在優化組合、減員增效中隨意讓工人“下崗”的權力，各項“改革”失敗的后果通通由工人來承擔。因為在國營企業中失去了民主管理的權利，工人們的其它權利就都沒了保障，企業的全民所有性質也就開始發生變化了。

　　B.國營企業外部：制造腐蝕和破壞其經營的環境

　　小崗村支部書記沈浩以身殉職事件驚動了全國上下，使得國人方知“小崗村樣板”原來是一場騙局。但是，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在1980年1月視察時，居然與某老干部發生了這樣的辯論(見光明網•讀書頻道《后來者小崗村》)：

　　à 某老干部責備萬里脫離了社會主義;

　　à 萬里問該老干部：“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么?”

　　à 該老干部答曰：“我要社會主義!”(回答得對：因為那些與社會主義對立的少數“群眾”肯定與廣大農民不一心，那就不可能是黨的依靠對象)

　　à 萬里卻回答到：“我要群眾!”(其實就是自私自利的少數“群眾”)

　　在這段對話中，萬里居然發問“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么?”這表明他認為“社會主義”與“群眾”是對立的。那么萬里所宣稱的“群眾”，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現在已經真相大白，原來就是小崗村“紅手印”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嚴宏昌、賈治國、余本福們!“小崗村”典型后來又被援引來解散人民公社，同時還將本來健康的“社隊企業”改制為私人承包和私有化企業。這樣，個體化的農業，加上私有化的鄉鎮企業，就構成了最初腐蝕和破壞國營企業的外部環境：

　　a. 為了爭奪國企的訂單，或者搶奪緊俏的原材料，鄉鎮企業幾乎一律施以“回扣”、“傭金”、“紅包”、“提成費”、“好處費”等來收買國企有關領導和供銷人員。這不但腐蝕了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侵犯了國營企業的利益，即企業職工的和全民的利益，而且還形成長期的惡劣影響、至今無法清除。

　　b. 很多鄉鎮企業還用高薪從國營企業挖走關鍵的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盜用該國企的技術圖紙和工藝經驗，開發產品再反過來與這家國企直接競爭。這不但破壞了該國企的生存環境，而且還令其無形資產大量流失。對于這類嚴重問題，官方不但不予追究，還在報紙上表彰“第二職業”、“星期天工程師”!

　　c. 私有化的鄉鎮企業與國企內受賄人員這種相互勾結、破壞國企生存環境的行為，不但損害了全民所有制的利益，而且也損害了企業廣大職工的利益。但是，企業內工人竟然完全無力抵抗，因為他們不但喪失了企業內的民主管理權利，而且在政府主管部門、或者國家司法系統那里也找不到任何支持。

　　C.放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也將國企帶入了困境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按照正確處理十大關系的原則，獨立自主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而且在長達二十年的三線建設中，在十幾個內地省份建成了四十五個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基地。這是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巨大成就，其核心部分就是“構成復雜產業鏈關系”的大批國營企業群。

　　但是改開以后搞“市場經濟”、利潤掛帥、金錢掛帥，勢必會走上劉少奇“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那條邪路，勢必會破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三十二年所建成的獨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勢必令大批國營企業陷入了困境。

　　例如，本章第7節將討論運十大飛機下馬的慘痛教訓：它不但使得我國痛失了發展大飛機的機會，還嚴重地影響到有關的復雜產業鏈中的大批國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這種因為產業鏈關系而大面積影響國營企業的問題，普遍地存在于我國所有的重要工業領域之中。這方面的詳細史實將在本文集第三分冊有關篇章中論述。

　　4)“國營”變“國有”、再抓大放小

　　1993年修憲，將1982年版憲法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修改為“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第五條);將整部憲法中所有的“國營企業”一律修改為“國有企業”(第八條、第十條)。

　　A.“國營”改“國有”、法理講不通

　　毛主席、周總理和朱老總都是終生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人民領袖。他們在有關的全國人大上從來都是用“國營經濟”和“國營企業”來表示全民所有制經濟和和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而且獲得了全體代表和億萬人民擁護的。

　　“國營”在字面上表示“國家”只是經營者而不是所有者，全體人民才是所有者，因此“國營”與“全民所有”的搭配符合法理。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告訴我們，“國家”是階級斗爭的結果和產物，是階級對階級專政的工具和機器。因此，在使用“國有”一詞時要特別小心，不要因這一字改動而改變了企業“全民所有”的性質。為此，我們要向1993年修憲的起草者們以及舉手表決同意的全國人大代表們發問：

　　à 你們認為有什么必要，將憲法中的“國營”全部修改為“國有”呢?

　　à 你們又根據什么理論，將憲法中的“國營”全部修改為“國有”呢?

　　à 按照我國憲法寫明的指導思想，你們在將“國營”修改為“國有”之前，到底查閱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主席的哪篇經典著作了呢?

　　你們不曾拿出任何理論根據，那就讓我們舉出一條來和你們討論：

　　“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股份公司)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我說‘不得不’，……。但是最近，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截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也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捏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

　　“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

　　—— 恩格斯 《反杜林論·社會主義》

　　可見，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也有國有化，但其資本主義性質不變。或者說，恩格斯認為“國有”并不能表明“社會主義性質”。因此，1993年修憲就有了疑問：“國有”還能像“國營”那樣保障“全民所有”性質嗎?那就要考察大規模的改開實踐了。

　　B.國有企業完全剝奪職工民主管理權

　　按照馬列主義的最基本原理，國家是階級斗爭產生出來的工具和機器。但另一方面，國家作為工具和機器，又是由國家機構各個部門的官員來掌握和運行的。因此，1993年修憲在并未澄清基本法律概念的情況下，將“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改名為“國有企業”，就給“全民所有制企業”變為“官有企業”留出了運作空間：

　　1993年修憲將“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有改為“官有企業”之嫌：一方面將企業職工喪失民主管理權利的事實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來，另一方面還在“企業主體經營”的名義下加大了“官”權以侵蝕其“全民所有”性質。

　　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在修憲后的“國有企業”中，企業高管可以隨意解雇普通員工、招聘新員工、甚至以高待遇安排自己的親朋厚友。企業高管的待遇也比普通員工高出幾十乃至千百倍，而且即使企業虧損高管也照拿高待遇。

　　最嚴重的是在國有資產交易、國有企業股份交易以及其它產權性質或金融性質的交易中，沒有職工代表和“全民”的代表進行任何監督，使得企業高管有了為個人、為親屬以及為其利益關聯者撈取國有資產的可乘之機。

　　今年春節發生的“潘任美”事件，就是上述c條的最好事例：

　　四川大學法學院陳界融教授等十四人早在2009年10月10日，就在網絡上實名舉報，根據事實證據懷疑“國有”地產商任志強和“民營”地產商潘石屹相互勾結、輸送利益、收買官員、令高額國有資產流失。但無奈，所有有關的的官員們三年多來毫無作為，仍令任志強、潘石屹高枕無憂。

　　今年春節，司馬南、吳法天等學者再次追究此舉報案，引起民眾的大規模響應。但是，任、潘二人除在微博上謾罵司馬南等人之外，從來不敢正面地回答民眾的質疑。網民因此質疑。任志強、潘石屹、以及潘氏的美籍妻子張欣是否形成了一條渠道(這也是“潘仁美事件”稱呼的來源)，只在一筆生意中就將價值幾十億人民幣的高額國有地產，攫取到了美國公民的戶頭上去了?

　　陳界融、司馬南、吳法天等人和廣大網友所質疑的，就是“國有企業”在“潘仁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前是否經過了企業員工代表大會、以及代表“全民資產”的負責機構的審判?事后有沒有任何可予追究整個變賣和轉移過程?是否放任“國有企業”老總為所欲為?直至本文發布之時，仍未見報道任何政府部門或者紀檢部門，曾經從任何角度追究或者“過問”。

　　“潘任美”事件之所以會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原因之一就是任志強、潘石屹這兩位地產商，多年來在市場上和媒體上過于高調亮相。人們懷疑，在那些低調“悶頭發大財”的“國有企業”老總們里，以及與之相互勾結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和外國資本主義企業中，具有共同侵吞“國有資產”嫌疑的人，到底會有多少了呢?

　　C.借助改制、官商勾結侵吞國有企業

　　改開派在工業領域一直并不成功，致使大批國有企業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三角債纏身”。這時，改開派就從上向下貫徹“抓小放大”的“改制”，允許中小型國有企業走破產、重組之路。很多國有企業的高管們心有靈犀，先設法自行搞垮企業，然后再以極為低廉的價格賣給自己的親朋厚友。如果這些“購買者”連這點收購資金都掏不出來，那么這些高管就通過政府或銀行，幫助其親朋厚友獲得貸款。大批中小型企業的原工人反映，這些國有企業的破產、重組過程，從來都不經職工代表大會審判和“全民資產”代表的監督，造成國有資產無妄流失、企業職工們也丟掉了飯碗。

　　《環境與生活》雜志2009年第七期報道了一樁自九十年代后期，賤賣集體所有制企業、賤賣國有企業、并造成國有資產和國有自然資源大規模流失的舉報案：

　　山西省沁水縣位于中國無煙煤、化工用煤和煉焦煤最大的供應基地，其中沁水縣嘉豐鎮的南凹寺村煤礦是1976年全鎮27個行政村的農民在鎮黨委的帶領下，歷經五載，創辦的鄉鎮集體煤礦，1983年正式投產，1998年達到相當的規模：可開采量1260萬噸，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噸，資產總值達65億元。

　　1998年2月20日，呂中樓勾結原嘉豐鎮黨委書記馬劉勤，以60萬元的超低價承包年產15萬噸的南凹寺煤礦，無償取得總資產65億元和年利潤2000萬元的南凹寺煤礦的永久經營權，并以該礦為基礎注冊了他個人的煤炭實業公司。

　　2001年初，呂中樓又瞄向沁水縣國有煤炭骨干企業“三礦一站”(永紅煤礦、永安煤礦、侯村煤礦、嘉豐煤炭集運站)。“三礦一站”資產精良，占沁水縣國有資產總額的80%，其經濟收入占沁水縣財政總收入的70%，總價值(含探礦權、采礦權、土地使用權)800億元。呂中樓再次伙同馬劉勤、并暗中勾結原縣委書記申會，利用2003年“改制”的機會將賬面額5.2億的國有資產低估為1.27億;呂中樓再施詭計、以1250萬元拿到“三礦一站”的75%的股份。

　　2004年2月，呂中樓的“沁和煤業有限公司”又以超低的價格先后將沁水縣永安煤礦、南凹寺煤礦、端氏鎮曲堤煤礦、中村鎮北莊煤礦以及剛剛改建的中村煤礦一并吞入，使20萬沁水人民的根本利益乃至國家資產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各方質疑這起國有企業“改制”非法地造成800億國有資產流失。

　　2009年6月10日，山西省沁水縣39名黨員干部聯名舉報了現“晉城中嘉煤炭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呂中樓，先后與原嘉豐鎮黨委書記馬劉勤、原沁水縣縣委書記申會，通過非法的國有企業改制等手段，在6年時間里，連續將沁水縣8個國有煤礦轉為個人資產，造成金額高達800億國有資產流失的事實。

　　2009年7月8日，《環境與生活》雜志記者在沁水縣收到了《山西省沁水縣39名黨員干部關于呂中樓等“官煤勾結”侵吞巨額國有資產舉報材料》，并對這39名舉報人(包括沁水縣的在職領導干部、退休的老干部和其他老黨員)進行了采訪，以上a至e即為舉報的內容。據新華社披露，包括溫家寶等領導人都批示要調查，但問題沒有得到任何解決。相反，這39位舉報人反而被監聽電話、被監視本人和家人、遭受恐嚇甚至遭受陷害。據記者的報道，被采訪者都說，就是因為呂中樓上邊有人。

　　一位反對“三礦一站”改制的人大代表說：“當時‘三礦一站’的財政收入應該占沁水縣的70%，如果將如此大資產改制給個人，就必須要向人大匯報，并且通過后才能算成立。可是他們不但沒有經過審批，并且連職工代表大會都沒有召開，不顧干部員工的反對意見，一意孤行。”前任礦長接受《了望東方周刊》采訪說：“礦權是資源型企業最核心的資產，但是沁水縣將國有煤礦改制為混合所有制、民營占75%股權的企業，卻根本沒有涉及采礦權變更問題”。這種改制應有違反國家根本大法之嫌。

　　結論：沁水縣呂中樓侵吞800億國有資產的舉報案，至今毫無解決的跡象。現在，又有人在制造“國有企業壟斷”輿論，叫囂要“深水區改革”。根據上述歷史經驗，這些人實際上是要“官僚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和“外商資本主義”三聯手，對國有資產進行最后的瓜分和打劫，并最終改旗易幟、搞垮社會主義的中國!

　　7. 拋棄社會主義盲目入世貽害無窮

　　【注：此段文字記取了運十大飛機研制成功卻遭下馬的慘痛教訓，并借機分析了中國當時擠進WTO的指導思想。其中有關運十的文字與數據源自采訪運十總設計師程不時的報道“誰折斷了國產大飛機翅膀?”，以及其它相容的采訪報道，例如“國產大飛機下馬的原因”。目前尚未見到與本段文字有根本沖突的報道】

　　1)研制運十大飛機立項過程和成就

　　新中國在1954年成功地試制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飛機和引擎;1956年又成功地試制出殲五噴氣飛機，進入了世界上少數能夠成批生產噴氣式飛機的國家之列;文革中又在1968年成功試飛轟六之后。這時，周總理提出了中國也要試制大型旅客飛機。根據毛主席的建議，國家計委和國防工業領導小組于1970年8月向上海市下達了試制運十大飛機及其發動機的任務，取代號為“708工程”。

　　運十大飛機的研制采用了近百種新材料，過百項新標準、新工藝，機體國產化率達到100%。除發動機需部分國外配套件之外，航電和機械系統國產化率超過96%。運十客艙最大178座，最大起飛重量110噸，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時，實用升限高達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與美國的主流機型波音707屬同一量級，但既非707的翻版、也非707的“引進”。運十的整個研制過程沒有依賴過一個洋人，全部依靠我國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研制，是我國擁有完全獨立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飛機，給我國航空科研設計帶來了質的飛躍。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機的費用一般是15億至20億美元，但運十的研制費用總計5.8億元人民幣，經濟效益絕對領先。

　　運十大飛機一共試制了兩架，一架用于靜力強度試驗，完全符合設計要求;另一架用于實況飛行試驗，自1980年9月起，先后飛到過北京、哈爾濱、烏魯木齊、鄭州、合肥、廣州、昆明、成都等地，尤其是曾經七次飛抵拉薩。至1985年2月停飛為止，運十總累計共試飛130架次，170飛行小時，沒有發生過問題，試飛完全成功。

　　以下是記者采訪運十總設計師程不時的對話，生動地描述了運十的成功試飛：

　　記者：西藏好像飛了不止一次?

　　程不時：不止一次，我們是在春節期間飛西藏，國務院值班室國務副總理，我們向國務副總理匯報的時候，國務副總理一看到這個飛機的照片大吃一驚，怎么這么大一架飛機，從來沒有人告訴我這么大一架飛機。后來正好遭遇雪災，西藏有很多東西運不進去，他說你飛機既然已經飛西藏，就把救災物資運進去，結果我們救災又飛了六次，每天起落，以至于成都機場的一些老飛行員都很奇怪，說這個試飛的飛機怎么就像我們航班的飛機一樣執行任務。

　　記者：實際上當時已經用上了?

　　程不時：就是救災用上了。

　　記者：中間沒有發生什么問題?

　　程不時：沒有發生什么問題。

　　708工程由中央直接指揮，中央各部委、軍隊及全國21個省市自治區共262個單位協作會戰。成功試制運十，使我國擁有了自已設計制造大型飛機的復雜技術，不僅填補了我國民航工業以前不能制造大型飛機的空白，而且使我國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后，第五個掌握了制造100噸級噴氣式飛機的國家。在研制運十的同時還試制了與其引擎性能相當的915發動機，并裝在美國波音707上進行了成功的飛行試驗。

　　最重要的還在于培養和鍛煉了隊伍，為進一步發展我國民用飛機工業打下了基礎，這才是我國航空界最寶貴的財富。路透社報道時評論說：“在得到這種高度的技術時，再也不能視中國為一個落后的國家了。”波音一位副總裁看了飛機，了解了情況之后說：“如何研制大型噴氣式運輸機，你們也畢業了，我們不過早畢業而已”。美國道格拉斯一副總裁看了飛機之后說：“你們航空工業一下子趕上來了15年”。

　　2) 運十大飛機這樣成功為何下馬?

　　在運十試飛成功之后，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務院上海會議兩次明確“自主研制干線飛機”的方針。國家領導人在一九八一年也曾兩次發出“今后國內統統用國產飛機”的指令。但十分奇怪，運十大飛機項目竟然在沒有一條擺得上桌面的理由、也沒有任何正式文件的情況之下，就被無聲無息地下馬了，這就使得標志中國航空工業前途和希望的、已經試制成功的運十被活活地餓死在搖籃中了!

　　這是為什么?讓我們聽聽記者對程不時的采訪。

　　記者：后來怎么就下馬了?

　　程不時：后來沒有錢了。后來經過專家一起論證，論證以后得了三條結論，第一條結論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丟，隊伍不能散，然后提出一個方案，要六千萬，就把這個飛機繼續飛下去。然后第三架飛機已經裝配了60%，把它裝好，然后再做一些補充的工作。當時上海地方說這個型號已經交給中央了，這不是地方的型號，已經交給航空工業部了，但是為了使它繼續下去，我們預備承擔一半，上海預備承擔三千萬。那么還有三千萬又向國家要，因為早就是國家的了，上海已經是表示這樣的姿態。然后就跑到北京要三千萬，沒有要來，航空部沒有給，沒有錢了。沒有任何文件，說這項工程停止。因為這項工程開始是有文件的，1970年8月份，國家文件，上馬的文件有的，沒有一個文件說它下馬，悄悄地就沒有了。

　　記者：那么大的項目就因為三千萬嗎?

　　程不時：當時確實是卡在三千萬這兒就沒有了。那么所以我始終認為，“運十”沒有下馬的文件。“運十”是被擱置了，它被放起來了，放在架子上了，為什么呢，要騰出地方來裝美國飛機。

　　這是為什么?原來是放棄中國的運十大飛機，改走組裝美國大飛機的路：

　　1985年，上海從美國麥道公司拉到生意，組裝其DC-9超80型民用大型機。

　　à 此前在1984年6月4日，上海飛機研究所219位同志聯合上書，呼吁繼續發展運十、千萬不要花巨額外匯去組裝DC-9超80，但愛國者不被接受!

　　à 西方《財富》雜志后來寫道：“因為上海搞過運十，我們才與上海合作，如果不扳倒運十，美國飛機就不好打進中國”——原來是美國麥道的陰謀!

　　國務院于1992年11月下文決心研制150座以上的干線飛機。但這次已經不是繼續研制運十大飛機了，而是與國外合作研制的大支線飛機AE100了。主管部門根據此文提出了個“三步走計劃”：

　　第一步，中美合作制造裝配MD80/90(就是1985年上海組裝的DC-9超80);

　　第二步，中外合作研制AE100，約在13年后的2005年服役;

　　第三步，自行設計制造180座飛機，在18年后的2010年實現。

　　“三步走計劃”的執行結果：

　　第一步因為麥道被波音兼并、上海麥道裝配線走上絕路而失敗，并因此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原準備做第三架運十的價值數千萬元的材料，已經加工了一半又全部報廢，而且還給試制運十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以沉重打擊。

　　第二步改與歐洲空客公司合作，但又因對方毀約而再次遭受損失和打擊。

　　整個“三步走計劃” 到1998年全部落空，中國航空工業的最高成果仍然是20年前獨立研制成功的運十大飛機——但它已經躺在庫房中被遺忘了20年!

　　一句話：在“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思想的指導之下，放棄了自主知識產權的運十大飛機;在“中國跟著美國也能富強”的崇洋媚外思想指導下，拋棄了自己的工人和技術人員;轉而仰人鼻息，結果是國家上當受騙、大飛機計劃全盤泡湯。

　　3)運十下馬令中國遭受慘重的損失

　　來自臺灣成功大學航空研究所，以及來自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及其航空中心的教授和專家們，曾在1993年分三批訪問了上海。他們在看到了運十飛機及其試飛錄像之后表示：70年代，國內自行研制大型噴氣客機的成功，表明了中國在民機研制方面的巨大潛力。在此基礎上，改進成中國的A300系列(空客)是順理成章的事。

　　其中，臺灣工研院院長在1993年3月31日看到運十后，還特別說道：“我們為中國這一航空工業的重大成就感到自豪。”

　　但是，國務院在八十年代改走仰人鼻息的技術發展道路，不但輸掉了自主技術的發展機會，不但輸掉了搶占國內、國際大飛機市場的時機，不但輸掉了大筆的資金，而且還搞散了自己最為寶貴的科技知識分子和技術工人隊伍。此外，我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而形成的航空工業，包括擁有幾十萬職工、200余家企業、20余家飛機和航空發動機制造企業以及30多家研究院所，都面臨著轉產民品、自身難保、沒有出路、下崗分流、發不出工資的空前嚴峻的困難局面(請讀者對照我們在本章前面第6節、第3)C大段“放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也將國企帶入了困境”的分析)。

　　2007年1月8日，國防科工委新聞發言人黃強明確宣布：中國正“積極論證”大飛機專項，并將在兩到三個五年計劃里，通過軍民統籌來推進大飛機的研制。這在中國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為什么呢?讓我們選兩條專家評論：

　　接受新華網采訪的資深專家說，大飛機研制和生產涉及空氣動力學、材料學、航空電子學等大批學科領域，以及化工、電子、冶金等大量工業部門，被稱為“現代工業之花”。因此，至今也只有美國、俄羅斯和歐盟能夠做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更將大飛機制造業列于知識經濟產業的首位。

　　北航大學李成智教授接受采訪時強調，中國不能沒有自己的大飛機產業。他說，單純比較GDP多少是沒有意義的。做8億條褲子和造1架飛機的GDP是一樣的。但是造飛機的是富國，做褲子的是窮國。國家的窮富不是看GDP的多少，而是看GDP的成分。要論GDP，大清國當時是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國的GDP是茶葉、瓷器和褲子，日本的GDP是大炮、輪船。

　　中國航空工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廖全旺接受采訪時說，據預測，未來20年中國航空市場將呈現爆炸性增長，民用客機數量將達2194架，市場容量大約在1800億美元左右。過去二十年，我們把國內市場通通都送給了美國波音和歐盟空客，以后還能這樣嗎?而且，我們有了大飛機，還可以開拓國際市場么。

　　例如，我國自制的長征三號火箭，自1990年4月7日接受委托發射“亞洲一號”衛星起，在到2010年4月8日的共20年時間里，就進行了30次國際商業衛星發射，發射了36顆商業衛星，提供了6次搭載服務。長征火箭到那時也已飛行了123次，成功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大飛機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

　　但是，運十大飛機在1985年被無辜下馬，使中國丟失了二十幾年的時間，丟失了整整一代科學技術人員和高檔技術工人的隊伍，甚至丟失了一大批骨干國營企業，這是極其慘痛的教訓!其它類似的教訓數不勝數，在在證明了在拋棄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之后，中國在世界上的科技實力排名已經遠不如七十年代了!

　　4)從運十下馬教訓看入世指導思想

　　運十大飛機于1985年2月停飛，到1986年1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重新研制國內干線大型飛機”時，改走“與歐美國家合作、以市場換技術”的道路。二十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是一條“仰人鼻息”的徹底失敗道路，是毛主席早就預見到了的：

　　“……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這兩段話均為毛主席1958年在井岡山向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所講

　　八十年代的領導人在作出運十大飛機下馬決定之時，肯定是以為中國只要搞“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就能與歐美帝國主義國家自由貿易，就能以市場換技術。這顯然是忘記了毛主席的深刻分析，或者根本就不相信毛主席的至理名言。

　　中國于1986年7月10日遞交了入世(或關貿總協定•GATT)申請書，恰恰也落在國務院正醞釀中斷自主研制運十大飛機、改與歐美國家合作的那個時間段里。這就決定了，介入中國加入世貿·WTO(簡稱“中國入世”)過程的那些官員和學者們，同樣也抱著“改與歐美國家合作”、“以市場換技術”的幻想。

　　A.“仰人鼻息、以市場換技術”證據

　　在中國入世的2011年11月11日，《人民日報》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備忘錄”為題發表了這樣兩段話，說明了介入中國入世過程的官員學者們的指導思想：

　　“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所言，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經濟，中國肯百折不撓地爭取入世，從根本上講是國內市場化改革必然導致的抉擇。從更深廣的層面來看，WTO是中國加入的最后一個重要國際組織，這是我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經濟行動，……”

　　“WTO規則的‘內核’是盡可能地保護市場公平競爭，……加速國民經濟市場化進程，強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我國企業將有更多機會走出去開拓市場，從事貿易和投資，同時也將把更多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引進來，特別是開展與跨國公司的深入合作。”

　　眾所周知，吳敬璉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擁有一大堆學者、顧問頭銜。分析《人民日報》對他的引用，就知道吳敬璉以及國務院那批官員們的指導思想了：

　　中國無疑要走市場經濟之路(即本章開頭所分析的資本主義道路)。

　　中國為此必須入世，因為WTO就像天堂里那樣公平，“保護市場公平競爭”、“開展與跨國公司的深入合作”、“強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在那里，中國就能“公平地”“以市場換技術”了。

　　中國入世完全不須警惕西方國家，因為這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經濟行動”：總之“仰人鼻息”、“跟著美國就能富強了”。

　　其實中國入世有利有弊，只要我們保持毛主席、周總理所提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警惕性，就能趨利避害、將WTO為我所用。但那批推進中國入世過程的官員和學者們，顯然違背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教導。他們拋棄了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結果非但得不到西方的“公平”對待，反而使中國連連吃虧、甚至傷及根本。

　　B.中國產業鏈遭破壞行業市場遭控制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根據大量研究做出了這樣的結論：“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因此，莫里斯·邁斯納稱道“毛澤東的那個時代……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

　　八十年代運十大飛機下馬、改走仰人鼻息之路，不但搞散了中國最為寶貴的科技知識分子和技術工人隊伍，而且迫使二十幾家飛機和航空發動機企業、三十幾家研究院所、二百幾十家參與合作的企業以及幾十萬職工轉產民品、下崗分流、甚至發不出工資，破壞了我國三十多年來所發展的航空工業。直到本文發稿之日，中國仍然沒能再次研制出運十那樣的大型客機[28]，航空工業的市場全部被西方資本所壟斷——讀者不難想象，這件事也令我國國防科技與國防工業的發展，面臨著類似的嚴重困難!

　　其它很多工業的產業鏈，也都因仰人鼻息而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壞。就以機床和精密機床工業為例：這是兩彈一星、核潛艇、建造第二汽車廠以及其它主要工業工程都離不開的基礎工業，我國到1979年已經達到80%以上的自足率。但改開以來，中國不再繼續發展機床行業，致使中國數控機床系統的市場被西方資本壟斷了70-90%。

　　除了上述產業鏈遭壟斷之外，西方資本還利用WTO的“強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有計劃地參股、收購中國企業，以達到控制、壟斷我國行業的目的。在我商務部于2009年3月18日根據中國《反壟斷法》宣布禁止可口可樂收購匯源之后，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

　　過去我們都是以大力吸引外資為自己的成績，改革30年了，我們才意識到保護民族產業的重要性。他說，以前中國有關部門放得太松了，把自己的東西那么輕易地給別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中國28個主要行業已經有21個行業被外資壟斷或者控制了。比如南孚電池就賣給了吉列，雙匯火腿賣給了高盛。這些案例說明我們一度很傻很天真，覺得這樣就很國際化，就是和國際接軌了。現在我們才意識到別人都是在保護自己的民族品牌，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中國28個主要行業已經有21個行業被外資壟斷或者控制了”，這是令人吃驚、又極其危險的信號!不過商業部有關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不同意這樣的判斷，他的根據是“市場份額大不等于壟斷”——但即使采用他這樣的說法來批駁對“外資壟斷”的指責，王志樂仍然還是承認了，外資確實以大市場份額控制了我國很多行業的市場。無論如何用詞，國人都要提高警惕了：一方面必須防止外資進一步侵蝕我國各行業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必須進行反擊、奪回社會主義祖國的行業市場。

　　C.中國制造被歐美服務貿易占盡先機

　　入世后，中國出口額猛增、外匯儲備持續攀升為第一大國。于是就有日本、歐美等國媒體稱中國為“世界工廠”，甚至拿中國與十九世紀的世界工廠英國相提并論。國內某些學者不去分析中、英兩國的本質差異，也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廠”的稱道。

　　事實上，在中國入世之前，世界貿易的結構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這樣兩項重要變化：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其金融壟斷地位大力發展金融服務貿易，二是信息等領域的技術革命成果使得服務貿易結構日益向知識技術密集型轉變。美國在這兩方面獨占鰲頭，在1984年商品貿易逆差高達1140億美元的情況下，其服務貿易居然還有140億美元的順差。

　　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急切打開其它國家的服務貿易市場，要就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和修改關貿總協定。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堅決反對，因為在服務貿易中的銀行、保險、證券、通訊、信息、咨詢及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西方國家的優勢要比發展中國家大得多，全部自由化必然令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領域遭受“自由貿易”的嚴重沖擊，甚至令國家的主權、機密和安全都遭受損害。于是就有了三輪烏拉圭回合談判。經長達七年的討價還價，談判各國才形成了這樣幾個重要協議：

　　à 《服務貿易總協定》于1994年4月15日簽署、1995年1月1日生效(關貿總協定組織于同日易名“世界貿易組織”)。

　　à 《信息技術產品協議》于1997年7月1日生效。

　　à 《全球基礎電信協議》于1998年1月1日生效。

　　à 《金融服務協議》于1999年3月1日開始生效。

　　這就是中國2001年11月加入世貿時的最重要背景。據1997-2006年統計，中國的服務貿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運輸、其他商業服務三大傳統部門，但在作為烏拉圭談判“成果”的信息、電信、金融三大領域中卻極為落后。歐美國家在新領域已占盡了先機，在這種世界貿易格局中，怎么能夠拿中國與十九世紀的英國相提并論呢?

　　更加要害的是，歐美企業早就利用其服務貿易優勢“再造”了各重要制造產業。

　　這種“再造”是利用全球市場將重要制造業的“價值鏈”大幅改造，想方設法將其中的“加工”環節“拆分和剝離”成為多數發展中國家企業都能勝任的小塊，而歐美企業自己則掌控著該制造業的骨架。在經過這樣改造的制造業中，一家中國企業若要爭得這些“拆分和剝離”成小塊的“加工訂單”，就必須與其它的中國企業、甚至其它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血拼競爭，就給了歐美企業利用一對多的談判優勢，得以大幅壓縮“加工訂單”價格，使之逼近加工原材料和勞務的成本。此時加入WTO的結果必然是“中國制造”產品充斥世界各地，卻只留給中國企業極為稀薄的利潤空間。

　　但無論利潤多么稀薄，中國出口業的“企業家(資本家)”們都要千方百計去搶定單——只要能搶到訂單，他們就能想辦法在從自己的中國員工身上“榨”出利潤——資本家就是資本的人格化，而中國的資本家就是幫國際資本壓榨中國工人的附庸。

　　下面就以臺商富士康承接美國蘋果公司的iPhone手機制造為例，來說明這條道理。網上流傳著一張“圖解蘋果供應鏈成本：富士康利潤僅分2%”，系根據美國科技博客網站(Business Insider)所列蘋果公司iPhone生產供應合同商的成本比例所繪制[29]。這張圖所給出的iPhone各家生產供應商成本、利潤數據如下。

　　各生產供應合同商成本比較：

　　à 三星(SANSAM)16%;

　　à 和碩(Pegatron)5.2%;

　　à 英特爾(Intel)2.7%;

　　à 廣達：2.3%;

　　à 富士康：40.86%。

　　——富士康的生產成本在所有的合同商中所占比例最高，一家就達到了41%!

　　蘋果和各合同商的利潤分配：

　　à 蘋果公司：58.5%;

　　à 美國其它公司：2.4%;

　　à 歐盟公司：1.1%;

　　à 日本公司：0.5%;

　　à 富士康臺灣本部：0.5%;

　　à 中國勞動力：1.8%。

　　——富士康卻只獲iPhone整體利潤的200分之一、蘋果公司的117分之一!

　　這些數據表明：盡管美國蘋果公司所有的iPhone手機全部都是由富士康的中國工人來生產的，盡管iPhone手機所用原材料幾乎都是富士康自己購進的，盡管生產手機的大批主要設備以及廠房都是富士康自己添置的，但美國蘋果公司的利潤卻是中國勞動者總收入的32.5倍，是富士康公司利潤的117倍!

　　即使想維持這樣稀薄的利潤，富士康公司也必須想盡辦法壓迫工人增加勞動強度、提高生產效率。這就是那樣多富士康工人選擇跳樓自殺的根本原因：富士康2010年1月8日至2013年5月11日共二十二跳，就是說二十二條年輕的鮮活生命，因為實在不堪忍受富士康對他們的非人壓榨，而選擇了跳樓自殺(見《百科名片•富士康跳樓事件》第167版，2013年5月19日更新，至5月21日晚共閱覽949,741次)。

　　請讀者想想：盲目加入WTO的結果，就是蘋果公司這種歐美企業得以在全球賺取高額利潤，卻將壓榨工人跳樓自殺的“臟活”留給了富士康這種中國企業[30]!

　　結論：中國入世有利有弊，但若按照“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補課論”運作，就必然將中國工人階級置于國際資本與中國資產階級相聯合的殘酷剝削之下：

　　à 在加入WTO時堅持“市場經濟”錯誤路線，只能幫助國際資本肢解中國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將中國企業降為國際產業鏈末端的“加工出口”企業。

　　à 走“市場經濟”之路就是走資本主義之路，將領導權讓給了中國資產階級。

　　à 但中國資產階級天生軟弱，而復辟了的新生資產階級更加軟弱：他們只可能成為國際資本的附庸，幫助國際資本反過來無情地剝削和壓榨中國工人階級。

　　籠罩全國近半領土、25省100多大中城市人口稠密地區大面積、長時間的空氣霧霾，也是新生資產階級為國際資本低端代工、低端外包所造成的，只圖那點稀薄利潤，卻于國于民百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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