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發展學院教授)

　　【摘要】WTO的一個根本原則是自由貿易，其實質卻是資本的自由貿易。在資本主導全球化、主導自由貿易體系的基本背景下，農業.畜牧業、醫藥業等多個涉及人類基本生命權利的領域成為買賣場。由于資源稟賦、政府支持、耕作形態的巨大差異，農牧業領域的自由貿易根本不可能帶來公平貿易。當WTO及諸多雙邊貿易協定把農牧業、基本醫藥業都納入自由貿易框架后，地球就不再是拿來生活，而是拿來買賣。為基本生命權利領域的自由貿易設立圍欄，已是當務之急。

　　一、討論貿易問題的兩個視角

　　討論當今的貿易問題，需要建立兩個視角：一個是資本主導全球化的視角，另一個是公義與憐憫價值觀的視角。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是資本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除資本之外的生產要素，都沒有被全球化：土地無法移動，且有民族國家的國界限制，沒有參與到自由貿易之中;勞動力在國際間流動的管制也越來越嚴;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也是不可自由貿易的。所以我們需要認識到，自由貿易只是資本的自由貿易，全球化只是資本的全球化。

　　另外一個思考貿易問題的視角，需要引用一位在中國生活多年的外國老師的觀察。他說當前的中國最欠缺兩個詞，一個是Integrity，中文中沒有意思完全對應的詞匯，因為這個詞包含了“正直、誠實、未受損害的狀態、完全的性質或狀態”等多重意思;另外一個就是Mercy，意思是“憐憫、恩慈”。如果有了這兩個詞，中國的狀況可能會大不一樣。我們現在在網絡、在其它各種新聞媒體，以及日常生活所見，都有缺乏Integrity和Mercy的因素。在農產品和畜產品貿易領域，缺乏公義和憐憫的情況更具有基礎性、系統性和危險性。而且這一問題已經不僅限于中國，已經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二、農業多功能與城鄉不公平貿易

　　我們知道，鄉村具有自然、社會、政治、經濟至少四個不同的屬性，但能夠參與到貿易體系，獲得價值支付的，只是經濟屬性里面的提供農業原材料這一屬性。城市消費者享用了鄉村的所有屬性，但只對鄉村的經濟屬性做了價值補償。

　　我們又知道，農業具有多功能性。農業至少向全社會提供了八種功能：(1)生態環境功能;(2)物種和農作物多樣性功能;(3)農民生活、就業與社會保障功能;(4)社會穩定與社會調節功能;(5)國家安全功能;(6)文化教育功能;(7)醫療休閑觀光功能;(8)經濟產業功能。但是城市消費者支付給農民的，只有經濟產業功能的農產品價值。雖然農業凈化了空氣，促進了生物多樣性的維系，維持了農民的生活、就業和社會保障，還提供了糧食安全、食品安全與糧食主權等國家安全功能，但沒有人為農業的正外部性支付價值。因為農業功能不可分割，即使農業提供了地區性、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公共物品，也沒有人為此支付，這就導致了農業多種功能被剝蝕，鄉村被剝奪的普遍事實。曾經有人做過中國農業生態價值的測算，僅僅加上小麥在生產過程中所耗用的資源，比如水，耗用的石油、化肥和農藥，以及處理化肥和農藥殘留物所帶來的生態成本，小麥價格應該是現在的6倍還要多。也就是說，計人生態價格，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差不多能達到日本、韓國的水平。但現在我們別說為小麥支付6倍的價格，即使多支付60%，城市人就會驚呼“米貴傷民”，主管部門馬上會出面抑制糧價，所以城鄉之間的自由貿易不等于公平貿易。甚至我們也沒辦法做到將糧食這種生存必需品和準自然品，和具有類似屬性的自來水做出類比，像對待自來水一樣，支付資源價格。北京現行的自來水價格的組成結構中，有57.5%是資源價格(水資源費和污水處理費)。我們承認自來水耗用了資源，應該支付資源價格，我們也要學習承認糧食生產耗用了資源，應該同樣支付資源價格，這需要首先解決認識問題。

　　三、中美間自由貿易也不等于公平貿易

　　不僅是中國國內的自由貿易不等于公平貿易，中美之間的農產品自由貿易也不可能等于公平貿易。

　　在農產品和畜產品國際貿易領域，自由貿易很明顯地不等于公平貿易。這主要涉及三個條件的國際比較：資源稟賦、政府支持、耕作形態。由于各國在這三個方面的情況迥異，使得農業領域的自由貿易不可能等于公平貿易，相反加劇了貿易的不公平性。

　　第一，農業資源稟賦比較。雖然中美國土面積相同，但耕地面積存在3倍以上差距。美國可開墾土地的面積，更是大大高于中國。到2006年底，中國耕地面積為12177.59萬公頃，折合300928.9英畝，美國是中國的3.1倍;若計入牧業用地，美國是中國的3.6倍(美國約有4.3億公頃農地，占地球全部農業用地的10%)。美國的平均農場規模，是中國的373.8倍(美國2006年農場平均規模446英畝，同期中國農戶平均耕地1.19英畝)。美國的勞均耕地面積，是中國的304.5倍(美國2006年農業勞動人口305萬人，中國同期29975.5萬人)。

　　也就是說，一塊在美國養活1個人的農地，在中國要養活300多人。試想，一個人的工資分給兩個人花，已經很拮據了，分給300多個人去花，還怎么過日子?這是極不對稱的資源稟賦。而且在現行的全球化體系下，不可能像經濟學假設的那樣，通過要素自由流動來平衡，也根本不存在假想中的均衡。為什么呢?需要講述一個故事，鄧小平1979年訪美時，卡特總統曾提出一個尷尬的問題，天上的鳥都有遷徙自由，你們中國人卻沒有遷徙自由。鄧小平知道中國人的確沒有遷徙自由，但是他轉換了這個話題，說美國需要多少中國人，是100萬，200萬，還是1000萬，2000萬，中國都可以送給你。輪到卡特總統啞口無言了。鄧小平的機智在于，他抓住了這樣一個事實，勞動力的流動是有國界的。在號稱全球化的時代，勞動力流動卻似乎是逆全球化的。人類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間，勞動力是全球自由流動的，只要到達一個地方，就可以通過各種辦法擁有土地，落地生根。反而現在簽證越來越難，勞動力流動的門檻越來越高。依照經濟學教科書中的要素稟賦與自由貿易理論，中國應該有大量農業勞動力流到美國。美國不是土地富裕嘛，中國不是勞動力富裕嘛，兩個國家一交換，福利不都增進了嘛，經濟學把這叫做帕累托改進。但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假想的要素自由流動，永遠不可能實現。中美之間農業資源稟賦迥異，就決定了中美之間的農業貿易極不平等，尤其是土地密集型的農產品(當然中國在部分勞動密集性的農產品上有優勢，這對美國也構成了不平等貿易)。

　　中美農業第二個巨大差異是國內支持政策。美國的農場為數甚少(200萬家)，農業人口也很少(305萬人)，加上雄厚的財政能力和政治利益結構，使得美國有條件、有能力對資源本已十分豐腴的農場進行高額補貼，而且只有規?；拇筠r場，商品化的農產品，才能得到補貼。

　　美國長期執行農產品補貼政策，直接補貼和反周期補貼是其核心政策，此外還有低息農業貸款補貼、農資補貼和農產品貿易補貼等。美國通過補貼政策減低其農產品最終市場銷售價格。目前補貼已經占到各種農產品最終收入的很大比例，其中大米和棉花更是超過50%(見圖1)。

　　補貼使得美國產品市場售價低于中國

　　圖1中美農產品價格的補貼差異

　　每一個財政年度，美國政府支付的農業補貼預算高達800億美元，相當于每個美國人270美元。若計算綜合補貼，相當于平均每個農場1年1萬美元以上的補貼。若考慮補貼分配的極不均衡，經營商品化生產的大農場得到的補貼金額，遠遠超過多數小農場。得不到補貼的小農場，迅速破產兼并。

　　撇開美國國內農場補貼迥異帶來的農場經營兩極化不議，巨額補貼使得中美農產品貿易處在極不公平的競爭位置上。由于農業資源豐裕，加上商品化農產品得到補貼，使得美國農產品有很大的價格優勢，美國大米、小麥、玉米的售價都明顯比中國低，而計入補貼因素，得到的收入卻比中國高(小麥持平，見圖1左圖)。補貼之后，美國主要農產品取得了明顯的價格優勢，大米和棉花的補貼占農民收入的比重分別達到了74%和62%(見圖1右圖)。中國在2004年之前還征收農業稅，2004年以后不征稅了，2006年開始有一定的補貼，但是單位農場得到的補貼額與美國相比，大相徑庭。先天條件再加上后天因素，導致了中美之間的農產品自由貿易競爭根本無公平可言。

　　中美農業第三個巨大差異是耕作形態差異。美國大農場是康拜因式的農業，與多年來資本凈流出的中國農業形成鮮明對比。雖然中國農業機械化率在不斷提高，但讓大型拖拉機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手提肩挑+畜力+小型機械”相配比的農業進行競爭，如同讓金剛鐵盔的武士與手無寸鐵的平民比武一樣，毫無公平可言(雖然農業經濟實踐證明，家庭小規模農業在成本、勞動核算及勞動密集性生產上更有優勢)。

　　可我們偏偏將不同性質的農業拉入WTO的競賽場上去進行自由貿易、自由競爭，有什么公平可言呢?Integrity和Mercy在哪里呢?

　　四、美國國內食物貿易也遠未達成公平貿易

　　不僅中美之間的農產品自由貿易沒有公平可言，美國國內的食物貿易也沒有公平可言。在美國食物貿易體系中，作為生產食物的農民得到的那種價值是微乎其微的，在麥片里面農民能夠得到3%的食物價值，在薯片里面得到2%的食物價值。在加工成分極少，農民份額占比最多的脫脂牛奶中，農民也只得到49.7%的食物價值。在美國國內，也沒有公平貿易可言。

　　美國的自由貿易不等于公平貿易，還可以我曾經訪問過的農民Gary(蓋瑞)作為一個例子。2007年秋我訪問美國衣阿華州農場時，有一晚住在蓋瑞家，和他一起吃飯時，我們聊起食物體系中的這種分配結構。他深有感觸，拿起一盒早餐麥片，問我這盒早餐麥片里，農民能得到多少。后來他告訴我，在這盒3.5美元的早餐麥片中，農民能得到5美分，也就是1.43%。關于美國食物消費支出的研究表明，美國消費者在食物上花得越來越多，2000年比1970年多花了30個百分點，但農民得到的份額卻越來越少，少了20個百分點，中間有50個百分點的差距。這些差距如何形成的呢?主要是市場份額的擴大。一項對1910年以來美國食物美元結構的研究表明，農業產前投入份額和產后市場份額在不斷拉大，被夾在中間的農民得到的份額越來越少。在1910年農民可以得到將近40%，之后不斷地減少，2007年時減少到5%，他們預期到2020年只剩3%。農民從整個食物體系里只能得到3-5%的市場價值，這樣的食物貿易談得上公平嗎?

　　雖然沒有人算過食物人民幣(Food RMB)，但中國農民也有類似的直觀體會，在農村田野調查時，聽到農民把當前的農業生產體系叫做“兩頭笑、中間叫”。中國農民也知道產后和產前的參與者都在笑，而農民被擠在中間哇哇叫，這和美國農民的體驗，以及食物美元計算出的結果一樣。

　　對于上述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的闡述，我們可以做個簡單小結，由于資源稟賦的巨大差異、國內支持政策的巨大差異、耕作形態的巨大差異，使得農產品的自由貿易永遠不可能是公平貿易。這種不公平，既體現在城鄉之間，也體現在國內不同農業區域之間，更加尖銳地體現在國際之間。畢竟，國內貿易的不公平，還可以由主權國家的政府做出調控和彌補，而國際間的貿易不公平，則如同古羅馬的斗獸場，只有你死我活的競爭，沒有公理，自然也沒有利益受損者的合理補償。因此，當WTO會議涉及農業和勞工權益的時候，反對的聲音很多。在中國，WTO很少被質疑，甚至常常被視為尚方寶劍，這是不正常的。

　　五、關于食物主權的“不可能三角”

　　在農業和食物體系中，有三個國家安全：一是農產品的數量安全，即糧食安全;二是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即食品安全;三是農產品的綜合安全，及糧食主權。唯有糧食涉及三大國家安全，由此我們應該進一步認識糧食屬性的特殊性。

　　我們可以將這三大國家安全視為廣義上的食物主權，這在微觀上涉及一個食品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基本生存權利，又在宏觀上保障一個民族國家的國家主權不因食物問題而受到侵蝕。所以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有食物主權問題。國家因食物問題受到主權侵蝕的最明顯例子是朝鮮。由于食物長期短缺，朝鮮在決定本國國家事務的過程中，不得不參與六方會談。讓六個國家坐在一起決定本國的命運，這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難以容忍的。但得不到作為生存必需品、作為國家安全基礎的食物，就不得不回到談判桌前，這是當代食物主權被侵蝕的一個典型代表。

　　針對食物主權，我提出了一個“不可能三角”的假說，即“糧食安全一食品安全一食物主權三者僅得其二，不可能三者俱得”(見圖2)。也就是說，在得到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同時，必須喪失一定的食物主權，朝鮮是一個例子。如果想得到糧食安全與食物主權，有可能會犧牲食品安全，目前的中國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美國也是這樣。如果要想得到食品安全和食物主權，那有可能會損傷糧食安全，比如日本、韓國是明顯的例子。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說，還沒有經過驗證。誰能夠把這個假設給驗證了，不管是證實，還是證偽，我相信都可以轟動中國，甚至轟動世界。

　　圖2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和食物主權的不可能三角假說

　　六、生者有其食、病者有其藥

　　作為總結，我們可以做些引申。我們事實上已進入了一個全球資本化的時代，WTO是推動全球資本化的一個主導性力量。WTO在工業領域和服務領域推動的資本化，是可以被接受的，畢竟只是將消費彈性較大的商品與勞務進行自由貿易。但現在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WTO十多年來正在把向人類提供生存必需品的農牧業和基本藥品，也納入了自由貿易框架，這意味著任何東西都可以自由買賣了。所以我們需要回到一些基本的常識，至少要區分哪些東西可以買賣，哪些東西不可買賣。哪些東西可以在國際間買賣，哪些東西只能在國內買賣。比如說在農產品和畜產品方面，在國內實行自由貿易是可以被接受的，畢竟有一個中央政府可以平衡地區間、行業間、人群間的利益。有一個權威組織存在，在出現問題以后，至少還有個地方說理，但在國際之間找誰去說理?公義和憐憫有誰維系?

　　我們至少要具備這樣的基本常識，生命權利是不可買賣的。具體說來，至少有兩項基本生命權利是不可買賣的：一個是食物主權，保證人們能夠吃到維持生存所需的基本食物，以及為農業和食物體系的穩定提供支持;另一個是基本醫藥權利，生病了能夠得到基本的藥物。“生者有其食、病者有其藥”，這兩個基本生命權利不應該被納入到WTO的框架里面去?，F在，很不幸的是，WTO正在高歌猛進，全球資本化也在高歌猛進，但愿我們給WTO，給自由貿易設定一些基本的不可踏入的保護區，讓自由買賣的勢力范圍不能涉足。借用一句老話，這個地球是拿來生活的，不是拿來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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