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用“新結構經濟學”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戰略時，把政府排除在市場結構之外;政府只是做一些讓國內企業利用比較優勢更快更好地賺錢的外部性服務工作。在用“新結構經濟學”解釋發達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和走出金融危機的途徑時，又不得不把政府請了回來，放在市場結構之中，把政府缺乏監管看成美國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把通過國際金融機構發行超越國家主權的“儲藏貨幣”和“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全球政府基礎建設投資看成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途徑。他把政府排除在外的經濟學范式形容為“西潮”，把政府請回來的經濟學范式形容為“東風”，把自己在世行4年對世界重大經濟問題的思考和見解形容為“從西潮到東風”，從而實現了他的自我否定，這就是他最近從世行回來后同時出版的兩本書《新結構經濟學》和《從西潮到東風》之間的邏輯關系。林毅夫對于自己“從西潮到東風”的自我否定從方法論上作了解釋：“理論不管是社會科學的還是自然科學的，都只是一套簡單的、說明現象的因果關系的邏輯。發達國家的學者提出的理論通常根據發達國家的社會現實，說明出現于發達國家的現象，或是以發達國家的經驗為參照來看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樣的理論不能說沒有價值，但是，發達國家發展出來的理論并非一成不變，舊理論經常被新理論否定，新理論又被更新的理論否定。……發展中國家的條件經常不同于發達國家，簡單照搬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干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應該解放思想，包括自己傳統的和西方的思想，實事求是地根據自己國家的現實，分析問題，了解背后的因果關系，自己獨立構建理論，這樣提出的理論可能和傳統的或西方的現有理論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經過這樣創造性重構的努力，才能發現問題的本質，提出與時俱進的、能推動國家現代化、走向繁榮和長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這樣的方法才是科學的而不是教條的方法。”(36)很明顯，林毅夫對于自己“從西潮到東風”自我否定進行解釋的方法論依據是波普的經驗證偽主義。波普的經驗證偽主義是相對主義真理觀，用真理的相對性否認真理的絕對性，把真理參照系的轉移當作真理本身的可證偽。西方經濟學家在自己的理論被實踐所證偽時，總喜歡用波普的經驗證偽主義為自己打圓場。由于西方經濟學的線性思維方式特征，西方經濟學理論被復雜經濟現象證偽是必然的，所以波普的經驗證偽主義是西方經濟學最一般的方法論原則，也是備受西方經濟學家青睞的一塊遮羞布。林毅夫在這里是用“淮南為橘，淮北為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舊理論經常被新理論否定，新理論又被更新的理論否定”來為自己《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理論和《從西潮到東風》對金融危機的根源和出路分析對政府作用看法不同、政策建議不一自圓其說。從字面上看，“淮南為橘，淮北為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正確的，“舊理論經常被新理論否定，新理論又被更新的理論否定”也是科學史的事實，但不能因此否定真理的絕對性與科學理論體系的邏輯一貫性。正好像《新結構經濟學》和《從西潮到東風》兩本書除了對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定位不同，新古典利潤最大化的邊際分析是貫穿兩本書的基本線索一樣，在本質相同、某些形式或現象不同的參照系中，不能說兩個對立的理論或觀點都是正確的。這是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而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雖然不是研究經濟學這樣的復雜性學科的充分條件，然而確實是研究經濟科學的必要條件。由于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和《從西潮到東風》兩本書都是以現代市場經濟為參照系，所以兩本書對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定位不同只能說是自相矛盾，而這種自相矛盾是由于《新結構經濟學》中對政府在市場中的定位被全球金融危機的實踐所證偽，林毅夫在《從西潮到東風》中不得不左支右拙修正自己原來的錯誤觀點導致。這種對原來錯誤的修正與真理的相對性有本質的區別。

　　林毅夫雖然在《從西潮到東風》“修正”了他在《新結構經濟學》中對政府在市場中的定位，但是他所運用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和滲透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后面的線性思維方式卻是滲透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不變的“真理”;這使他不能對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進行立體的結構分析并找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林毅夫：“其實，對全球失衡和美國房地產泡沫應負主要責任的是美國的國內政策。2001年為應對互聯網泡沫破滅而引入的寬松貨幣政策因為金融監管放松和金融工具創新而放大，導致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這個現象又因為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而持續下去。”(37)顯然，林毅夫是把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當做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把直接原因當做根本原因，是因為他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缺乏結構性、層次性思維，就金融談金融，只看金融的現象不看金融的本質。

　　什么是全球性金融危機?為什么會產生全球性金融危機?全球性金融危機是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要求和現有金融體制之間不對稱引起的全球性金融泡沫破滅危機。當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要求以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而全球金融體制仍然以間接投融資為主導時，就會出現全球范圍游資(“熱錢”)的無序運動和銀行貸款膨脹，通過國際金融投機資本的惡意推動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強力催化形成金融泡沫，形成虛假的繁榮。當泡沫發展到一定程度最終破滅時，就會出現全球性金融危機，并引發全球性經濟危機。其具體表現，就是通貨膨脹貨幣急速貶值，銀行、企業、個人之間資金和信用鏈條斷裂并造成銀行信用危機和銀行擠兌風潮，股價暴跌資產縮水股票債券成廢紙，銀行和企業資不抵債破產倒閉，產品積壓訂單枯竭資金短缺工廠停工項目下馬工人失業，通過全球經濟廣泛聯系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在各國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原先全世界經濟一派繁榮繁花似錦到處紙醉金迷鶯歌燕舞燈紅酒綠歡聲笑語欣欣向榮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一夜之間被全球經濟一片蕭條所代替。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由國際金融投機資本的推動直接產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由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直接形成，但根本原因是共同的，且只有一個：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要求和現有金融體制之間的不對稱。國際金融投機資本的興風作浪(即所謂“陰謀論”)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即所謂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脫節)只是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表層，美聯儲的政策失誤(即所謂“政策論”)對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無限衍生缺乏監管任由泡沫資金鏈、虛假信用鏈無限延伸也沒有真正到達根本。只有從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客觀必然性要求和人類創造出來的體制產品之間是否對稱考慮問題，才算直搗病灶，也才能對癥下藥，不但治標而且治本。金融危機防范體系是對稱經濟的組成部分，是一個國家防止本國產生金融危機和防范國際金融危機對本國產生危害的制度、體制、機制、經濟模式設計。一個國家的經濟安全體系，能源、原材料、糧食安全體系是基礎，科技安全體系是主導，金融安全體系是核心。金融安全體系——金融危機的防范體系本身也是一個由經濟學范式、增長方式、發展模式、經營模式組成的系統工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的核心是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的背后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離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定位金融體制改革，離開金融體制改革建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只能是本末倒置。以金融體制改革為核心的金融危機防范體系必須以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科學發展為整體框架，體現經濟學發展的邏輯與經濟發展的歷史的一致、經濟主體性與經濟規律性的統一。金融發展觀是科學發展觀的組成部分;必須用科學發展觀指導金融發展觀，指導金融體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機防范體系。

　　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所謂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規范與實證的對稱、控制與自由的對稱、公平與效率的對稱。市場經濟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競爭。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資本主義是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是完善的市場經濟。當西方的市場經濟自我完善，就成了社會主義;當社會主義吸收了西方市場經濟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來就是同一個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不是根本對立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是人類意識形態，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人類意識形態統一起來的紐帶是市場經濟意識形態。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資本主義逐步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命題與其說是政治意識形態，還不如說是人類意識形態，或者說是通過政治意識形態表現出來的人類意識形態。如果說，工業經濟時期發生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預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趨勢，那么發生在知識經濟時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則揭示了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是兩張皮，社會主義就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模式就是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

　　林毅夫的“缺乏監管論”屬于“政策論”。就美國政府對金融監管的放松確實是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來講，金融危機原因的“政策論”是正確的。就美國政府明明知道對金融監管的放松是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仍然還要多次推行“量化寬松”(QE4)的貨幣政策使美元貶值損人利己來講，金融危機原因的“陰謀論”是正確的。可以說，“陰謀—政策”都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但都不是根本原因。由于林毅夫不懂得從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然性中尋找全球金融危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所以也找不到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根本方法和途徑。他把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歸咎于現行以美元為主要儲備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并因此提出單一的超國家儲備貨幣的設想。這不但舍本求末，而且不能自圓其說。林毅夫：“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一直是金融不穩定的主要根源……波動劇烈的資本流動與匯率變化，持續的國際收支大規模失衡和匯率偏離，以及不充分的全球調整機制，這些都與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有關。這一體系對跨境資本流動缺乏全球性的監督框架，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缺乏約束，而且導致了2008—2009年的全球經濟大衰退。……不過，假如所有國家都同意采用單一的超國家儲備貨幣，則穩定可以實現，以國家貨幣作為儲備貨幣必然導致的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的沖突就可以解決。第17章將提出創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紙黃金)的大膽建議，以取代目前儲備貨幣的‘無體系狀態’。紙黃金應該由一家國際貨幣機構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則發行，各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把紙黃金作為儲備，按照固定匯率發行本國貨幣。紙黃金還可以用于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交易，就像美元在今天扮演的角色。”(38)我們在決定是否認同林毅夫單一的超國家儲備貨幣的設想之前，首先要反思“儲備貨幣”這個概念本身是否科學。如果“儲備貨幣”這個概念本身不科學，那么林毅夫“單一的超國家儲備貨幣”的設想就只能建立在沙灘上。眾所周知，任何國家的貨幣本身都有儲存功能，所以沒必要把本幣的儲存功能委托給專門的“儲備貨幣”。人們之所以需要一定的外匯儲備，是因為進出口貿易周轉的需要。林毅夫：“為什么世界各國要持有外匯儲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各國中央銀行的一項調查，80%的受訪者把‘流動性需求的緩沖’作為增加儲備的動機，60%的受訪者提到了‘平抑匯率波動’的目的。”(39)可見“外匯儲備”和“儲備貨幣”不是一個概念。“外匯儲備”概念中的外匯不管是“流動性需求的緩沖”還是“平抑匯率波動”都只是為進出口服務的手段，“儲備貨幣”概念則很容易使人把作為“儲備貨幣”的外匯本身當做目的。“儲備貨幣”概念和由“儲備貨幣”概念引申出來的“出口創匯”這個概念，會給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方式造成誤導，為出口而出口，把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化、固定化，從政策、資源方面對出口導向經濟過度傾斜，不但影響到發展中國家國內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經濟正常發展，而且一旦“儲備貨幣”貶值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的直接經濟損失。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舉國竭盡全力支持出口導向型經濟積累了近4萬億美元的“儲備貨幣”，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多次通過所謂“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4)大量購買國債濫發美元使美元不斷貶值把危機造成的本國損失轉嫁給以美元為“儲備貨幣”的國家、我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近4萬億美元的“儲備貨幣”首當其沖不斷縮水卻無可奈何的困境;美國通過軍事外交圍堵我國，想通過軍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間接賴掉我國用美元“儲備貨幣”購買的7000億美國國債造成的我國外交困境等等，都說明了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進入死胡同。儲備貨幣實質是用自己的財富替外國人存款，而其價值卻由外國人來決定。這點美國人最聰明：通過向外國人借錢，把外國的財富流進自己腰包，然后用濫發的美元來償還;爾后再宣布美元貶值，最終是用一堆廢紙來換取國外的真金實銀，把那些象中國這樣出口依賴型、為貿易順差沾沾自喜的國家玩了一把。而我們這些出口依賴型國家，為貿易順差、賺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國家的財富就這樣通過“順差”而大量地白白流進美國等發達國家。國內市場被掏空，與此同時國家為了對沖外匯儲備而不得不增發大量的基礎貨幣，這一少一多，物價哪有不上漲的道理?美元貶值、外匯儲備不能換回等值商品導致國內物價上漲，實質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損失由中國人民來承擔。實踐證明“儲備貨幣”概念理論上不科學，實踐上會給非“儲備貨幣”發行國造成巨大損害。在近日鳳凰網組織的、有5萬多人參加的“您認為中國政府購買的美債安全嗎?”網上投票中，有高達84%以上的人認為“不安全，有重大違約危險”。(40)這宣告了“儲備貨幣”概念的不科學，宣告了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失敗，也宣告了林毅夫的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發展戰略的失敗，從實踐上證偽了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證明了他提出的建立單一的超國家儲備貨幣的設想不可行。

　　林毅夫為了給他的理論和戰略繼續尋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為由提出了改革以美元“儲備貨幣”為核心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由一家國際貨幣機構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則發行單一的超國家儲備貨幣“紙黃金”的設想，不但被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挫折所證偽，而且被歐元的實踐所否定。“歐債危機”已經從實踐上證明了超越國家主權的儲備貨幣的不可行。“歐債危機”說明：在超越國家主權的儲備貨幣的眾多使用國中，只要有一個在本國貨幣政策中采用投機主義行為，就有可能以鄰為壑，使其他國家受到不應有的損失，使該“儲備貨幣”的含金量受到影響，信譽度受到損害;如果有多個在本國貨幣政策中采用投機主義行為，就有可能使超越國家主權的儲備貨幣成為廢紙。所以“歐債危機”的實質是“歐元危機”，走出“歐元危機”的根本途徑是建立歐洲聯邦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歐元區各國在貨幣政策上的機會主義行為。在經濟發展程度和制度結構大致相同的歐元區尚且出現超越國家主權的儲備貨幣的危機，在經濟發展程度和制度結構極為不同的全世界范圍使用超越國家主權的儲備貨幣可以說是空中樓閣。雖然林毅夫提到要建立“更大、更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發行國際貨幣的全球中央銀行”，進行“全球政策協調”(41)等等“準主權”性質的機構和措施來作為與他的“紙黃金”相對應的主體機構和措施，但這些機構和措施充其量只能是制定維護匯率規則、監督和有限度地約束各國的貨幣政策，而不能對各國的貨幣政策進行有效的行政控制。經驗證明：主權和貨幣是對稱的，特定范圍的主權和特定范圍的貨幣是對稱的;除非建立世界政府，否則林毅夫的超國家儲備貨幣“紙黃金”的設想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退一步說，如果林毅夫的超國家儲備貨幣“紙黃金”的設想成為現實，把我國的4萬億美元外匯轉換成“紙黃金”，只能使我國的外匯儲備陷于更大的風險之中。美元的風險只來源于一個美國政府，“紙黃金”的風險則來源于所有國家的政府。

　　在建立世界政府、發行世界貨幣之前，任何“儲備貨幣”對于建立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發展過程說明，無論是以黃金還是以美元作“儲備貨幣”均不可靠，只有各國貨幣的交換價值以各國貨幣自身價值為基礎的穩定(不是固定)的匯率，才是以不變應萬變的萬全之策。各國貨幣自身價值就是各國貨幣效率決定的價值，各國貨幣效率就是各國貨幣實際發行量和各國有效經濟總量的比值。各國“貨幣實際發行量”和“有效經濟總量”這兩個變數只要有一個發生變動，該國的貨幣價值就發生變化，其和他國貨幣的匯率就應該發生相應變化，從這個意義上匯率應該是浮動而不是固定的;但變化前后各國貨幣價值的比值不變，從這個意義上匯率是穩定的。要理解這種匯率穩定(不是固定)的匯率體系，就必須把各國貨幣的價值和價格(匯率)區別開來;只有把貨幣的價值和價格(匯率)區別開來，才有可能把匯率的穩定性和匯率的浮動性統一起來。而這對于把價值和價格(交換價值)混為一談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來講是不可思議的。對于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來講，要么固定匯率，要么自由浮動，要么緊盯美元，要么建立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要么就搞虛幻的超國家儲備貨幣的“紙黃金”，愣是不能把“穩定匯率”和“固定匯率”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當他們發現所有這些方案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或根本不可行時，只好束手無策，一聲嘆息，任憑金融危機周期性發生。林毅夫：“有兩種辦法可以給各國政府施加政策約束，從而避免導致國際金融不穩定的政策失誤：規則和競爭。支持規則辦法的經濟學家主張在資本賬戶開放的環境下維持嚴格的固定匯率，但這就意味著不可能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另一種辦法是規定貨幣政策不能突破某個的限制，如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則’或者泰勒法則，這些規則可以通過國際協定來設施(金本位制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經濟學家則相信市場競爭可以形成約束，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可能比現有體系更穩定，其背后的邏輯是：美元的壟斷權將被終結，政策約束將得到重建，極端政策選擇會受到市場的懲罰。不過，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維持本國的經濟穩定，考慮到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現有的結構性問題，今后的貨幣政策可能仍會維持低利率。這樣一來，大規模的投機資本流動可能會周期性地再次出現，此種混亂過程會引起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動蕩，不但會損害儲備貨幣發行國本身，也對世界其他國家不利。”(42)既然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本身利益和其他國家的利益不一致會直接間接引起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動蕩，那么采用“新興的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如何?“新興的多元化儲備貨幣體系的主要優點在于，可以讓世界各國實現儲備分散化，在危機期間提供更多的全球流動性。但這些優點可能付出的代價是，作為儲備資產的各種貨幣的匯率會帶來更多的不穩定性。”(43)林毅夫和其他受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支配的“主流經濟學家”由于不懂對稱經濟學，不懂“貨幣實際發行量”和“有效經濟總量”的對稱關系，不懂貨幣價值和價格的對稱關系，不懂匯率穩定性和匯率浮動性的對稱關系，只能左支右拙、捉襟見肘、在沒有漏洞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大門外不得要領搔首弄姿隔靴搔癢左顧右盼左右徘徊找不著北只好大叫“芝麻開門”是不足為奇的。

　　林毅夫為了給他的比較優勢理論、出口導向型戰略和超國家儲備貨幣“紙黃金”的設想尋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為由還提出了“超越凱恩斯主義”、在全球范圍通過財政刺激政策搞基礎設施建設的設想。林毅夫：“增加政府支出可以提振需求和減少失業，但有關債務水平的擔憂可能意味著支出需要政府收入的相應增長作為支持。要使刺激方案順利實施，政府需要投資于有強勁增長效果的領域，例如教育、綠色技術和基礎設施，從而能最終實現財力的自我維持，而不會再增加政府的債務負擔。政府的投資還應該納入可以減輕長期財政壓力的計劃。此外，政府還可以利用公共資源撬動私營部門的投資”。(44)“這里建議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包括幾個關鍵的設計特征。首先，該計劃將涵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需要。……其次，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將集中在那些突破制約增長的瓶頸以及可以自身盈利的項目上，以避免造成不可持續的公共債務負擔……最后，該計劃的資金應該來自儲備貨幣發行國和外匯儲備豐富的國家，還應該利用公共資金撬動私人投資。如果這些基礎設施項目能得到妥善遴選和管理，它們可以帶來可觀的長期回報。”(45)但林毅夫在全球范圍通過財政刺激政策搞基礎設施建設的設想，由于其理論基礎錯誤使之不可操作。

　　貫穿林毅夫在全球范圍通過財政刺激政策搞基礎設施建設的宏觀經濟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微觀經濟學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論與邊際效率分析方法，以盈利、“回報”為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出發點，這和凱恩斯在宏觀經濟領域運用微觀經濟學原理的所謂政府干預經濟的計劃沒有本質的不同，充其量只是把凱恩斯主義擴大到全球范圍的放大了的凱恩斯主義，不能說是真正的“超越凱恩斯主義”。也只有他的這種新古典邊際主義和經濟全球化的結合，才能想出我國這樣的“外匯儲備豐富的國家”到全球去搞基礎設施投資盈利的主意。從“比較優勢”出口“盈利”到全球基本建設投資“盈利”，我搞不清楚林毅夫這樣要我國到處“盈利”、將“盈利”進行到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新古典經濟學雖然發展到馬歇爾把交換價值和價值劃等號，但也好像沒有說過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賺錢!這種為賺錢而賺錢的增長觀已經在我國此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已經給我國帶來了內需不足、消費不振、通貨膨脹、發展后勁缺乏的滯漲后果;4萬億外匯儲備對于中國人民來講只不過是觀念上的財富，實際上的沉重負擔。如果按照林毅夫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把我國已經走入死胡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再通過“外向投資型經濟”得到繼續延伸，即使會使我國的“儲備貨幣”繼續膨脹，但將使我國自身的發展資源枯竭而陷于不可持續發展的絕境，使我國的民族主體性蕩然無存。這樣停留在數字符號層面的“儲備貨幣”再多又有何用?

　　林毅夫一方面看出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把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范圍限定在盈利項目，充分說明了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局限性。新古典經濟學發展到經濟學家馬歇爾把交換價值和價值劃等號的結果，就是把邊際分析局限于邊際效率分析，邊際效益分析被排除在邊際分析之外。這是邊際分析的異化。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設想比喻為“新的馬歇爾計劃”：“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馬歇爾計劃’促進全球范圍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以打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瓶頸，并給高收入國家的結構性改革提供空間。”(46)遺憾的是，此“馬歇爾”非彼“馬歇爾”;林毅夫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馬歇爾計劃”中的馬歇爾不是政治家的馬歇爾，而是經濟學家馬歇爾。政治家馬歇爾的“馬歇爾計劃”是美國憑借其在二戰后的雄厚實力幫助其歐洲盟國恢復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同時抗衡蘇聯和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的進一步滲透和擴張，考慮的是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要素，主要還是政治因素，美國作為投資者一方在經濟上是以“援助”為名的賠本買賣，其遵循的是邊際效益分析原則，經濟學基礎是價值經濟學。而林毅夫的“馬歇爾計劃”則純粹是為了賺錢，其遵循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邊際效率分析原則，經濟學基礎是價格經濟學。政治家的“馬歇爾計劃”及其所取得的成功是整個西方經濟學包括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所不能解釋的;正好像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功是整個西方經濟學包括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所不能解釋的一樣。林毅夫把自己的政府全球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設想形容為“新的馬歇爾計劃”是混淆了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不同的發展模式。可以說，如果按照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新古典邊際效率分析方法，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根本不可能得到實行。真正的“馬歇爾計劃”說明：在微觀經濟領域相對正確的邊際效率分析，在宏觀經濟領域就會成為絕對錯誤。因此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設想比喻為“新的馬歇爾計劃”是不恰當的，美國“馬歇爾計劃”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對新古典方法的證偽，也是對林毅夫全球大規模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設想的證偽。

　　林毅夫遵循的西方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和他主張的政府主導投資全球基礎設施計劃之間是一個悖論。多數基礎設施建設只有社會效益沒有經濟效益，屬于宏觀經濟范疇的基礎設施建設只能以價值經濟學為理論基礎而不能以價格經濟學——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在宏觀經濟領域只能進行邊際效益分析。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資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不是為了政府盈利而把所有東東都產業化，而是公共服務完善、社會保障健全、產業結構合理、創業環境有利、生活品質提升、資源可再生能力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增強。把所有東東都產業化、盈利化，是經濟微觀化與貨幣經濟學的產物。從幸福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和相關產業并非是能創造利潤的產業，而是能給社會帶來效益(公共品只是社會效益的一種，不是全部)的產業。所以，如果說醫療、教育也要產業化，那么應該是政府投資、人民消費的產業，而非由人民來投資的產業，也非政府投資的盈利產業。把所有產業狹隘地理解成盈利產業，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教育產業化是宏觀經濟微觀化的典型，同建立國民創新體系本質上是對立的。教育產業化助長學術行政化、學術界人身依附關系，同時也助長買賣文憑現象，在整個社會形成扼殺創新、貶抑創新、劣幣驅逐良幣的社會機制;在使全民文憑化的同時，使國民整體素質特別是創新素質大大降低。包養女大學生與女大學生賣淫現象愈演愈烈說明，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主導的產業政策腐敗，已經造成了一代人的墮落;如不及時糾正，對國民素質的消極影響將是毀滅性的。

　　主客體及其關系是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主客體對稱關系分析是經濟結構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內容。每個國家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相對應的主體只能是本國政府。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由于沒有主客體對稱關系分析，導致他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主體的錯位與缺失。屬于宏觀經濟領域的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屬于財政投融資范疇，而財政投融資與民間投融資有不同的目標、原則和功能。對于根本沒有利潤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財政投融資應該堅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則，在稅收中開支。改革開放30年了，中國不是沒錢，而是錢用錯了方向;中國不是供給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資金運用得當，戰略正確，無論是基本建設投資還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都有充分的資金保證。問題的關鍵，在于“以民為本”的口號有無落實到實處。“以民為本”，只能由本國政府來落實，不能由其他國家的政府來落實;公益性、無經濟回報的基礎設施建設只能由本國政府來投資，而不可能由其他國家政府來投資。如果政府只能投資有經濟回報的基礎設施建設，那么沒有經濟回報的基礎設施將因為無人投資而無法啟動。這將使基礎設施建設的方向被誤導為急功近利的項目，使社會缺乏可持續發展的根基;沒有經濟回報的基礎設施建設被有經濟回報的基礎設施建設擠兌的結果，是使社會發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礎設施建設的反面。這說明：基礎設施建設的平衡發展必須有相應的政府主體，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平衡發展必須有相應的政府主體，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平衡發展相應的政府主體只能是世界政府。不但無經濟效益的基礎設施建設要靠政府來投資，有長遠利潤回報的大型項目，也只有政府通過發行長期國債才能融資。只有中期利潤回報的大型項目，才可以在政府主導下“利用公共資源撬動私營部門”包括各種基金來投資。對于有短期利潤回報的基本建設項目，雖然可以通過投資銀行實現直接投融資，但也必須由政府為直接投融資起財政擔保作用，用財政手段為發展直接投融資提供現實可能，包括為投資銀行作資信調查;為投資銀行擔保;作為財政投融資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投資銀行提供啟動資金。而林毅夫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因為出發點錯誤、主體錯位使之缺乏相應的本國政府主體而不可行，就像他的“紙黃金”因為缺乏相應的世界政府主體而不可行一樣。

　　基本建設投資的基礎性與輻射性，決定了不管是盈利的還是非盈利的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社會系統工程，必須放在各國經濟、政治、社會人文地理歷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項目可以相對獨立地進行考察和運營。真正的全球化視野、國際化眼光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隱藏在全球化視野、國際化眼光背后的，是效益不是效率，是價值不是價格，是規模分析不是邊際分析。林毅夫的新古典邊際分析的線性思維方式和還原論的思維方法，把全球基礎建設投資還原為一般盈利項目孤立地進行“成本—收益”考察，是把基本建設的投資行為簡單化了。政府扶持本國的基本建設是主體與客體、要素與結構、程序與環節對稱的系統工程，而不是林毅夫的根據利潤的大小、回報的遠近來“妥善遴選”那么簡單。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各國民族主體性是相互相成、雙向同步的發展過程，當我們用經濟全球化的眼光看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必要性時，不要忘了可能性，因為只有可能性才有可能使必要性轉變為必然性，社會的必然性還要通過人的主觀能動性才會轉變為現實。應該說，在沒有建立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主體只能是各國政府;任何外國政府、國際機構的學者參與他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建議、方案、資金，都只能通過他國政府和經濟機構的整合、消化和運作。各國政府扶持基本建設包括財政投融資都應該遵循從內到外、從無形到有形、從大到小、從下到上、從遠期到近期的程序。國內基本建設搞好、投資潛力充分發揮是投資國外基礎設施建設的前提，看不到任何直接經濟效益的基礎建設是看得到直接經濟效益的基礎建設的前提，看得到長期經濟效益的基礎建設又是看得到中短期經濟效益的基礎建設的前提。如果按照林毅夫的根據利潤大小、回報遠近來“妥善遴選”，只搞盈利的不搞不盈利的，只搞國外盈利的不搞國內不盈利的，先搞近期盈利的再搞遠期盈利的，那么基本建設不管盈利非盈利都搞不起來。就拿我國為例。我國政府扶持基本建設的主導應該是提供政策資源，建立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扶持創新—創造—創業工程，疏通民間再生型直接投融資渠道與游資通道，改變游資與投資渠道不對稱狀態，根除股市、房市投機、圈錢賴以滋生的金融土壤。我國政府扶持基本建設的核心應該是對稱型調控。對稱型調控首先進出口要平衡。根據“瑪麗盧規則”，貿易順差與逆差都只是相對的、暫時的。通過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既使通過貿易順差而獲取大量外匯儲備，最終要通過進口來平衡。因此，通過貨幣貶值增加出口實質上只不過是一種不等價交換。為這種不等價交換(其中的代價是廉價勞動力)而沾沾自喜只是自欺欺人，沒有任何意義。只有出口順差沒有進品填平，美元只不過是一堆廢紙;把賺取外匯看成經濟增長，而進口增加財富、增加生產潛力、平抑物價不看成經濟增長，是源于西方數理經濟學和中國數字經濟學的奇異組合的自欺欺人的經濟增長觀。這樣的增長方式使發展成果不為大多數人所享有、所認同不足為奇——因為經濟發展的成果只停留在數學統計上。目前國內經濟失衡，根本上是由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造成的。國內經濟失衡是相對的，出口導向型造成的經濟結構失衡是絕對的。不應讓出口導向型經濟積累的大量外匯去買美國的國債借給美國人用或拿到國外去投資搞基本建設，而應該進口中國基本建設所需的技術與原材料，搞國內基本建設擴大國內需求、增加國內市場供給，提高國內民生水平。對稱型調控其次是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對稱。美國次貸危機說明：虛擬經濟很容易演變為泡沫經濟。但泡沫經濟并不僅僅由虛擬經濟造成，實體經濟也有泡沫經濟;實體經濟的泡沫經濟，也并非僅僅表現在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價格虛高上面。地方政府為了GDP數字增長，在制定地方產業政策時，大搞配置經濟、口袋經濟，造成各地GDP數字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脫節，是實體泡沫經濟的重要原因。所以把泡沫經濟僅僅理解成虛擬經濟過度增長，把泡沫經濟形成的原因僅僅歸結為金融投機或者投機，是片面的。這種理解不但不能從源頭上擠掉泡沫，而且由于轉移目標，在擠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時，助長深層次的、更大的泡沫。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再生經濟，是實體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建立在再生經濟而非配置經濟的基礎上，虛擬經濟才不會演變為泡沫經濟。分不清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配置經濟與再生經濟的GDP增長觀必須讓位于以再生經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再生發展觀。應該通過金融危機的偶然性，看出再生發展觀的必然性。對稱型調控再次是城市農村化與農村城市化的雙向運動。我國政府扶持基本建設的起點應該是新農村建設，包括知識農業與農村城鎮化建設，在農村土地收歸國有、清除農村基本建設產權瓶頸的前提下，大力投資農村基本建設包括農村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知識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各級公路、信息高速公路、農村城鎮化建設。由國債投資的“新農村”建設，其收益通過項目直接收益、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比例來保證。這些國債可以由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認購，也可以由民間認購。大量發行國債搞基本建設，不但本身即可解決大量游資出路問題，而且可以創造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為民間創業工程順利開展、吸納大量游資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桿。我國政府扶持基本建設的起點應該是扶持創業型直接投融資。創業型直接投融資要從建設新農村開始。在我國，民間直接投融資是直接投融資的起點，農村民間直接投融資是民間直接投融資的起點，農村信息化、知識化的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村民間直接投融資的起點。直接投融資也應走農村包圍城市、知識帶動資本的道路。政府投資本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就是時間、空間、層次統一的社會復雜系統工程，不知道林毅夫根據新古典經濟學方法提出來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計劃是怎樣有效組織設施的。

　　以政府為主導、以創業型直接投融資為起點的基本建設投資，要求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而恰恰在這一點上，林毅夫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又遇到了瓶頸。林毅夫：“資金在歐洲國家內部以及對外的自由流動、較低的借貸成本、通過杠桿獲得流動性的便利、核心國家銀行向外圍國家的貸款增加以及匯率風險的消失，這些因素給人們帶來了能在低風險環境下實現繁榮的錯覺。這種繁榮的感覺是虛幻的，因為它并沒有伴隨著生產率的提高或商業環境的改善，而它們才是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基礎。事實上，由金融監管放松和歐元啟動帶來的外圍國家的資金流的突然充裕，還導致那些在啟用歐元之前已經受到不利影響的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下降。……總之，歐元債務危機的核心是區域內國際支付失衡危機，這是由區域內的國際競爭力失衡以及相應的跨境債務流動(私人債務為主)所致。如前文所述，銀行的杠桿率在歐元啟用后提高，導致對外圍國家的貸款大量增加，對危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資金流動影響了利率(包括主權債務和私營部門的信貸)，促進了金融一體化，并鼓勵了核心國家的出口導向增長和外圍國家的消費驅動增長。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大多數歐洲國家陷入衰退，房地產泡沫破滅，致使不良信貸激增，政府采取相應措施救助金融業。救助活動造成公共債務增加，經濟產出下跌導致財政收入兌減，還需要采取財政刺激措施緩和危機影響，導致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總之，核心國家對外圍國家貸款的增加，歐元啟用是一個原因，但主要因素還是核心國家因為金融監管放松造成的銀行杠桿率提高。貸款劇增誘發了外圍國家的房地產泡沫和消費繁榮，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這種繁榮的不可持續性暴露無遺，從而引發了當前的主權債務危機。”(47)“美國的銀行可以同時提供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資產管理機構、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權基金方面的服務。在存款保險制度和美聯儲的支持下，各家銀行紛紛涉足高風險業務，危及整個金融體系。2004年，美國證監會放松了凈資本監管規則，允許投資銀行大規模增加它們可承擔的債務，從而鼓勵了支持次級抵押貸款的抵押擔保證劵的發展。……此類證劵以及它們包含的風險很難評估，導致整個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水平提高。”(48)“不過，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維持本國的經濟穩定，考慮到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現有的結構問題，今后的貨幣政策可能仍會維持低利率。這樣一來，大規模的投機資本流動可能會周期性地再次出現，此種混亂過程會引起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動蕩，不但會損害儲備貨幣發行國本身，也對世界其他國家不利。”(49)林毅夫描述的上述現象都是客觀存在的，對于這些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這些現象和全球金融危機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分析也是正確的。然而從他的發行全球單一的國際“儲備貨幣”、銀行民營化等等強化這些因果關系、與應對這些因果關系必須采取的措施逆向的政策主張來看，他對這些現象和全球金融危機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分析是片面的，而這又源于他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缺乏認識。他明明知道歐元啟用是歐元區貸款膨脹的原因之一，卻還主張發行全球單一的國際“儲備貨幣”，認為“假如所有國家都同意采用單一的超國家儲備貨幣，則穩定可以實現”;他明明知道金融泡沫的原因是缺乏監管，卻還一貫主張中國要大力發展民營中小銀行。(50)他講到的投資銀行不是去搞直接投融資而是跟在銀行后面大搞次級信貸，其實質是投行業務的異化，投行成為銀行的附庸是間接投融資主導直接投融資在金融機構相互關系方面的集中表現。由低利率引起大規模的投機資本流動周期性出現混亂過程只是現象，銀行為核心的間接投融資體制與人類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對稱才是混亂的根本原因。林毅夫沒有看到，他描述的這些現象及其后果即金融泡沫的背后是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全球金融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如果沒有適時轉變金融體制，僅靠金融監管、利率提高不能阻止貸款膨脹與金融泡沫、也不可能阻止金融危機再次爆發。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的直接投融資主要方式應該是發行國債，但林毅夫在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渠道設計中，提到了“稅收收入的支持”、“傳統的援助資金”、“非傳統的援助方和主權財富基金”、“國內儲蓄”、“國際金融市場”、“公私合作模式”等等，沒有給國債以應有的地位;雖然在“國內儲蓄”、“國際金融市場”中提到國債，似乎通過銀行貸款還是消化高儲蓄的主要途徑。(51)在林毅夫的著作中，似乎沒有理清直接投融資和間接投融資的邏輯與歷史的脈絡(52)，理出這樣的脈絡需要對經濟增長方式和投融資方式的立體思考，而他的由新古典經濟學方法決定的線性思維方式使他只能把視野停留在平面的金融層面，停留在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制，不可能理出這樣的脈絡。他之所以認為“針對國家層面進行的許多討論涉及宏觀經濟政策‘不可能三角’的概念：在獨立的貨幣政策、匯率穩定和資本賬戶開放這三個政策目標中，不可能同時實現兩個以上。……不過，有經驗研究表明，在過去一個世紀，這個不可能三角基本上是存在的。”(53)就是因為他不懂得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可以化解這個“不可能三角”。所謂“不可能三角”就是金融悖境，金融悖境就是由經濟增長方式和現有金融體制的不對稱造成，只要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被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所代替、經濟增長方式和現有金融體制由不對稱轉向對稱，金融悖境就可以化解，獨立的貨幣政策、匯率穩定和資本賬戶開放這三個政策目標就可以同時實現。林毅夫主張的全球基礎建設投資是雙刃劍。如果融資渠道正確，是從根本治理金融危機根源的重要途徑;如果融資渠道錯誤，則會強化貸款膨脹，強化全球間接投融資導致的資金流的無序運動，強化金融泡沫與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在全球范圍內組織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按理說是有效疏導化解全球游資、使全球游資轉變為社會生產力，擠掉全球經濟泡沫、使全球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從不對稱復歸對稱，促進全球金融體制改革、使全球金融體制由間接投融資為主導轉變為直接投融資為主導、消除全球金融危機根源的途徑，但其經濟學基礎和方法論依據絕非新古典經濟學。按照林毅夫秉持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不可能看出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然性，不可能看出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導致的全球金融體制轉型的必然性，這就是林毅夫對金融危機現象因果關系的描述和他提出來的應對措施之間相互矛盾的根本原因。方法論的局限使他只看現象看不到現象后面的本質，這必然使他的全球投融資計劃的可行性和意義被打折扣。

　　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在內容上以一般均衡論為理論基礎，以邊際效率分析為其理論內容的核心，以價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主張讓價格自發調節市場，讓企業按利潤最大化原則優化配置資源，主張市場無政府主義;在方法上重實證分析，以線性、非對稱、非主體的思維方式為特征。西方新古典經濟學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也是西方的主流經濟學。以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主張以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為市場經濟的標本、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錢化、產業化、自由化主導中國改革，以GDP增速為中國改革成功和社會進步的標志，把中國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誤導為以金錢為中心的發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在內容和方法上與復雜經濟系統的不對稱，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原則推導出來的經濟學結論經常被經濟發展、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所證偽，使之在理論上陷于悖論，在實踐上陷于悖境。林毅夫以標準的西方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建構的“新結構經濟學”在實踐中走向結構分析的反面陷于結構分析的悖論陷入經濟結構的悖境就是經典案例。林毅夫以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為出發點，推導出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然后根據全球金融危機和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遇到的困境又進一步推導出超主權儲備貨幣“紙黃金”的設想，最后以政府主導全球投資基礎設施計劃為落腳點。貫穿在林毅夫由“新結構經濟學”、“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理論體系”、“國際經濟新架構”組成的“一以貫之”的經濟發展轉型理論體系中的，是“一以貫之”的標準的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然而政府主導投資基礎設施計劃中投融資主體、制度、體制、目標、對象、手段、途徑、過程是對稱的，資金來源結構與項目結構是對稱的，只有對稱分析才是標準的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要有效組織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離不開標準的經濟結構分析。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之所以對政府主導投資基礎設施計劃做不到真正的結構分析，就是歸因于他的新古典邊際分析方法的線性、還原論思維方式和投資全球基礎設施這一復雜對象之間的不對稱。一個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和經濟學范式背景決定他的視角和視野;林毅夫要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地根據自己國家的現實，分析問題”，實現“從西潮到東風”的轉變，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的“結構經濟學”，就應該用中華民族固有的對稱思維方式代替新古典方法論的線性思維方式，用對稱的結構經濟學代替線性的“新結構經濟學”。 對稱經濟學就是結構經濟學，只有對稱經濟學才是全球范圍內組織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依據;運用對稱邏輯思維方式建構起來的對稱經濟學與運用形式邏輯思維方式建構起來的西方經濟學包括新古典經濟學是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對稱的實踐要求產生對稱的理論，對稱的理論指導對稱的實踐。對稱經濟學的理論結構是對稱的，改革開放發展的實踐結構是對稱的，對稱經濟學的理論和改革開放發展的實踐是對稱的。對稱經濟學就是對稱發展的經濟學。對稱經濟學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產生有歷史的必然性——對稱經濟學既是特殊的中國經濟學，又是一般的人類經濟學;對稱經濟學范式代替西方經濟學范式成為人類主流的經濟學范式，是通過空間交替體現時間之矢的經濟學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林毅夫只有徹底拋棄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和還原論方法，代之以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才能真正實現“從西潮到東風”的轉化。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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