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歷史的必然

　　一、市場經濟的認識誤區（理論誤區）

　　市場的基礎理論，有一個認識誤區，就是不管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者，都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不搞市場，資本主義不搞計劃。把市場和計劃作為區別社、資的主要標志，由于這個認識誤區，導致中國的極左派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極右派則抓到了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理論根據。

　　鄧小平斷定，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計劃和市場跟科學技術一樣，沒有階級性，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用它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3頁)。

　　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還有陳云同志，他在黨的第八次大會上，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他說：“在我國出現的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而是適合于我國情況和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的市場。”(《陳云文選》第三卷第13頁)。1979年，陳云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一文中指出：“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因為市場調節受到限制，而計劃又只能對大路貨、主要品種作出計劃數字，因此生產不能豐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單調。”(《陳云文選》第三卷第245頁)還說：“忽視了市場調節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們對價值規律的忽視，即思想上沒有‘利潤’這個概念，這是大少爺辦經濟，不是企業家辦經濟。”(《陳云文選》第三卷第246頁)。

　　中國的社會主義從來就生活在市場經濟之中，因為老百姓的吃穿用行都是要花錢的，社會主義并沒有消滅人民幣、銀行、商業。但少數人卻高喊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這豈不與現實矛盾么?鄧小平、陳云的上述論斷突破了市場和計劃的認識誤區，從理論上升華到真理的層面上了：理論符合于現實。

　　中國目前“左”右精英雖然互相反對，但他們有一個共識：都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因此他們從不同的方向把斗爭的矛頭指向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黨”，共同反對習近平現行的路線和政策。英明的習近平用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回答了所有“左”右精英們的責難。在《憲法》這個國家根本大法中的每一項條文都說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漢奸右派要把美國的《憲法》照搬到中國來，肯定是反對這部《憲法》的;左派精英如果認同《憲法》的序言和總綱，那就可以肯定這些同志與右派劃清了界限，已經走出了市場理論認識誤區的陰影。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假左派真右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一部照妖鏡，它可以照出真、假老包。

　　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等于資本主義，這是國際壟斷資本對世界人民的訛詐和欺騙，肯定是不正確的。市場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中國3000多年前，奴隸社會的商朝，就是重商的意思，奴隸可以在市場自由買賣，難道奴隸社會的市場也叫資本主義嗎?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開辟陸上海上絲綢之路，證明中國封建社會不僅有國內市場，而且開辟了世界市場，應該叫封建主義市場經濟吧。

　　早在延安時代，毛主席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市場經濟，邊區建立自己的銀行，發行邊區獨立的貨幣。積累少數的偽幣和法幣;開展對外貿易，邊區出口鹽，換回自己所需要的物質。征稅發鈔，實行謹慎的貨幣政策。當時邊區主要發揮私營經濟的作用，公營經濟的比例很小。市場促進了邊區經濟的發展，成功打破了蔣介石對邊區的嚴密封鎖，對人民生活的改善，對22年長期戰爭的物質保障，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起了莫大的作用。王明“左”傾路線企圖消滅資產階級，主張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結果給共產黨帶來極大的災難，是毛主席糾正了錯誤，挽救了黨。

　　人類最初是以貨易貨，以后出現一般等價物，即實物貨幣，如羊、貝、金、銀、銅等。封建社會出現了錢莊，發明了紙幣(錢票)，是銀行的萌芽，用紙幣代替了實物貨幣，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市場、商品、貨幣、銀行、資本、貿易，是人類文明長期發展的智慧結晶。市場聯系著生產和消費，市場提供人類的物質文化生活。只有把市場搞好了，經濟發展了，國家富強了，人民才有好生活。市場就是做買賣，商品流通，城鄉交流，互通有無，造福人類的地方。窮鄉僻壤的土特產，如果不與別的商品交換，就會爛在地里，不能成為使用價值，成不了社會財富，市場使商品成為財富的橋梁，可見市場的重要性。

　　社會主義的中國，不搞霸權主義，不對外侵略，不干涉別國內政，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市場可以促進第三世界貧窮國家的發展。中國高舉和平、發展、互利、雙贏的大旗，著力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如果中國閉關鎖國，不對外開放，不開展全球貿易，自己孤立自己，怎么能夠引領世界新潮流，跟霸權主義唱對臺戲呢?只有市場才是聯系世界各國的最適宜的手段，是不同社會制度的世界各國唯一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我們應明智地認識到，市場不是資本主義，它們之間不能劃等號。

　　二、社會主義實行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進行艱苦探索的結果

　　由于市場經濟的理論誤區，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了歷史性的大課題，蘇聯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只搞計劃，不搞市場，經濟出現危機，人民生活長期沒有改善，導致以后蘇聯的垮臺。古巴、朝鮮也是如此，都是計劃短缺經濟，現在仍是貧窮發展中國家。

　　新中國從成立時起，就開始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憑著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無產階級政權強大的力量，過渡一帆風順，原來準備15年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就提前完成了，中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但這個運動搞得有些急，留下一些問題。毛澤東了解這些問題后，在1956年12月7日，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扣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文集》第七卷170頁)。毛澤東這些話就是主張市場經濟的，是從實際出發的，反映了他的探索精神。毛主席最后這句話，還是沒有跳出這個理論誤區，應該是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市場經濟。

　　1957年反右派斗爭后，毛澤東的思想開始左轉。在中國消滅私有制，像這么改天換地的大事都能輕而易舉地順利完成，促使毛澤東頭腦發熱，忘記了欲速則不達，他想親眼看到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建成，于是不做他經常倡導的調查研究和典型試驗，于1958年在全國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群眾運動一哄而起，各地很快出現以鄉(或區、縣)為單位的人民公社，括起了一陣強勁的“共產風”。公社一大二公，大放農業高產衛星，一時假話成風，陳伯達當時就主張消滅貨幣、商品、商業和市場，公社無償調撥生產隊的財產來剝奪農民。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社員勞動不分好壞，一律平均分配。銀行也把農村中貸款一律收回。毛澤東冷靜后，總結公社這些做法為“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他認為這就是“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0頁)必然要受到農民的強烈抵制和客觀規律的懲罰。

　　毛澤東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就開始糾正錯誤。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的講話，明確指出：“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 “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 還說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 “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毛澤東文集》第七卷435至439頁) 毛澤東認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上億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毛文集第八卷》34頁)

　　毛澤東說的商品生產實際就是市場經濟，因為商品交換只有在市場上才能完成，等價交換，價值規律也只能在市場上才能實現。

　　為了解決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毛澤東號召全黨進行調查研究，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陳云于1961年6月，到上海市青浦縣小蒸公社進行了3個星期的調查，其中有這么一個情況，就是小蒸公社靠近黃浦江，解放前，有好多漁民傍晚到黃浦江捕魚，清晨到上海出賣。解放后制度逐漸改變，上海市要青浦縣每月供應多少水產品，青浦縣就規定漁民所打的魚必須運回青浦，賣給縣水產公司，再由水產公司運到上海去完成供應任務。這樣做不但要多一次往返運輸，而且常把活魚變成死魚，價格大跌，漁民對此意見很大。上海市民也吃不到新鮮的活魚。陳云知道后，請縣長、水產局長來談話，勸他們恢復過去的老辦法。縣長說這要上海取消我們的供應才行，我們自己無法改變。陳云知道上海不會取消供應制度，在會議結束后嘆了一口氣說，我一個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人民。(《薛暮橋晚年文稿》332頁)。這個小資料對我觸動很大，使我認識到社會主義引進市場機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實踐出真知，實踐出真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在實踐中實事求是艱苦探索的結果，從而找出了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也可以說，社會主義引入市場機制是社會主義內部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歷史的必然。

　　人民公社失敗，不是共產主義不好，而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條件還不具備。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他說：“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16頁)毛澤東說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就是鄧小平說的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毛澤東一直強調，我們“不能脫離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新中國是從三大敵人的殘酷剝削壓迫中，從殖民地、半殖民地掙扎出來的一窮二白的發展中國家，它必須首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達發達的社會主義，從而為進入共產主義奠定強大的物質基礎和精神準備，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預見

　　馬克思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社會在政治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文中，回答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共產黨成了執政黨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恩格斯回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39頁)。 接著恩格斯回答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過程將是怎樣的?他認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1）用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強制公債等來限制私有制。（2）一部分用國家工業競爭的辦法，一部分直接用紙幣贖買的辦法，逐步剝奪土地所有者，工廠主、鐵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財產。（4）在國家農場、工廠和作坊中組織勞動或者讓無產者就業，這樣就會消除工人之間的競爭，并迫使還存在的廠主支付同國家一樣高的工資。（6）通過擁有國家資本的國家銀行，把信貸系統和金融業集中在國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銀行和銀行家。（12）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40頁)。

　　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認為公社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說“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價值。”(馬恩選三10)。《共產黨宣言》有這樣一段話：“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因此，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并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里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87頁)。

　　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中，我們看到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還不能徹底消滅私有制，因為生產力不發達，生產力沒有“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此外馬克思恩格斯特別重視銀行，屢次強調要把銀行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既有銀行就必然有貨幣、信貸、公債、資本、商品、商業的存在，這都是市場的特征。馬恩并沒有否定資本，他們肯定資本由資本主義剝削雇傭勞動者的性質變為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公有財產。社會主義國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強大資本，用財政稅收和貨幣政策，用國家工業競爭等手段和辦法來改造私有企業。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論述，說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里，還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存在。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表現在兩個方面，分述如下：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的概念”是鄧小平提出的，意思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優越。他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鄧小平年譜》1363頁)。大家知道，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個堅持高度集中概括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全部理論內容，明確指示了前進道路（路線）的方向，成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牢不可破的根本制度。四個堅持就是習近平所說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位一體的強大的政治定力。四個堅持為馬克思恩格斯用畢生的精力研究資本主義所創立，列寧拿它來創建蘇聯，毛澤東用它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鄧小平靠它搞改革開放，習近平強調它來治國理政，實現中國夢。共產黨有了它則無往而不勝，丟掉了它就會大禍臨頭自取滅亡。四個堅持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普世價值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絕對不同性質的兩個概念，不能混淆。它們的區別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最終目的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是壟斷資產階級對本國和世界人民的殘酷剝削、掠奪和壓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和絕望。

　　鄧小平強調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但偉人逝世后，漢奸右派一時一刻也等不及了，急不可待地腰斬了基本路線，槍斃了四個堅持。在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中，只要改革開放，不要四個堅持，也就是說只要市場經濟，不要社會主義，造成漢奸囂張，貪官成群的亂局。習近平總書記履新后，又恢復、強調了黨的基本路線和四個堅持，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才有了大大地好轉。所以四個堅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的決定性的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黨的基本路線和四個堅持的具體化、法律化。脫離了四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定要蛻化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什么優越性都沒有了。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今后的歷史必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還表現在：計劃和市場優勢互補，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并重。

　　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于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鄧小平文集》第三卷16、17頁)。他還說：“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40頁)。

　　習近平接過鄧小平的思路并有發展，他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又一重大推進。”(《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62頁)。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就是價值規律起決定作用。價值規律無形的手，競爭機制、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的綜合作用，使企業(包括國有企業)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積極性大大加強，這對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是很有動力和效率的。

　　但市場不是萬能的，它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造成市場失靈。激烈的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必然出現極少數壟斷資產階級，攫取壟斷利潤; 激烈的競爭，又使企業的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造成產業結構不合理，比例失調;激烈的競爭，又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多數人貧窮，極少數人巨富，群眾購買力下降，產品相對過剩，工廠倒閉，工人失業。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最基本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無限的增長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缺乏的矛盾，也就是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馬克思認為：這個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癌癥，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滅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了防止市場失靈，就必須發揮政府和計劃的作用。世界上沒有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在這次特大的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中已經聲名狼藉，臭名昭著，徹底破產，無人相信它了。現在美國也是政府在發揮作用，美國政府認為銀行大到不能倒，就用納稅人的錢補助破產的銀行。同時利用美元霸權，長期不斷地大量地印刷鈔票，將危機轉嫁到世界各地。該破產的企業不讓破產，這就是美國政府違背價值規律，實際上破壞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理。

　　社會主義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政府必須保護人民的利益不受傷害。政府必須解決市場壟斷、比例失調、兩極分化的問題。政府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等手段來嚴歷打擊經濟犯罪，如官商勾結，官員腐敗，投機倒把，黑社會猖獗，欺行霸市，囤積居奇，操縱物價，金融詐騙，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制假販毒，污染環境等等罪行。這些罪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零容忍的。政府該打擊的就打擊，該懲罰的就懲罰，該破產的就讓其破產，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證市場的秩序正常運行，保證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價值規律的實現，這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應有之義。國家在世界貿易中，加強企業競爭力，防范金融風險，保證經濟主權安全，主動化解經濟危機，打贏帝國主義挑起的商戰和貨幣戰。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說的是市場僅僅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不是在任何方面都起決定作用。漢奸右派劃掉“資源配置”四個字，把這句話篡改成“市場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狼子野心，別有用心。而且市場只能在微觀經濟領域起作用，在宏觀經濟領域，如國民經濟的比例結構，全國供需總量的綜合平衡，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保護，社會國家的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就需要國家的宏觀調控，政府計劃調節，一些大的工程，比如三峽水利工程，西氣東運工程，南水北調工程，航空航天工程，軍事現代化工程，科學技術創新工程，環境保護工程，社會福利保障工程，國際絲綢之路工程等等，市場是無能為力的，必須發揮黨和政府的作用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光有計劃，容易僵化;光有市場，容易盲目。市場和計劃要結合起來，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相結合，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另一方面，政府和計劃的作用只能管宏觀經濟領域，如果管到經濟的微觀活動，直接干預千千萬萬企業法人的獨立經營自主權，就必然要違背經濟的客觀規律——價值規律，就是“瞎指揮”，瞎折騰，平均主義吃大鍋飯，把經濟搞僵。所以政府管宏觀，市場管微觀，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得以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達到優勢互補的效果。

　　中國用65年的時間，走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400多年走過的道路，經濟總量迅速超過英法德意日，僅次于美國，不久必將超過美國，中國用實踐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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