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是甲午中日戰爭爆發120周年。每一個炎黃子孫都不應忘記這一“百年國恥”!
人類歷史的整個發展過程,就是一個“從猿到人”——脫離動物界向人類的進化過程;就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脫離野蠻向文明的演變、不斷進步的過程。遺憾的是,人類中也確實有一小撮敗類,偏偏愛“逆向”而行,他們崇尚的不是文明與進步;而是倒退,追求野蠻與“獸性”。
1894年7月23日,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實施突然襲擊,不宣而戰。這一天,日軍在朝鮮牙山口外的豐島海面偷襲中國運兵船“高陞”輪,正式挑起了甲午中日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充分顯露了它固有的野蠻與“獸性”,即它所特有的貪婪性、殘暴性與冒險性。
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性
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可追溯到日本中世紀的武士道精神與豐臣秀吉時代的擴張政策,但真正形成軍國主義體制是在近代明治時代。正是從“明治維新”開始,它確立了軍國主義向外侵略擴張的基本國策。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頒布《御筆信》,開宗明義地宣布:要“繼承列祖列宗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
其后,就有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等軍國主義分子,先后提出了“征韓論”、“征臺論”和“大陸政策”,形成了完整的向外侵略、擴張的“五期”綱領:第一期,征服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中國東北);第四期,征服中國;第五期,征服世界。
這是一個典型“蛇呑象”的侵略、擴張野心!是日本軍國主義特有貪婪性的典型表現。這種貪婪性已為明治以來的日本歷史所證實。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正是依據這個侵略方略,一一付諸實施,并最終走向失敗的。
甲午中日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第一次“瘋狂”。正是這次戰爭,使它特有的貪婪本性得以充分暴露,一覽無余。
戰前,日本雖已實行明維新運動25年,但畢竟是個小小島國,近代經濟發展還很有限;相反,中國自60年代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后,“洋務運動”一度也辦得“有聲有色”。兩國國力相較,不僅總體國力上日本遠不能同中國相較;即使是近代軍事力量上,也難分仲伯。請看:
人口:日本4千萬,中國4億多,中國為日本的10倍;
國土面積:日本37萬多平方公里,中國當時有1千多萬平方公里,中國是日本的30余倍;
軍事工業:日本有四大骨干軍工企業,即東京炮兵工廠、大阪炮兵工廠、橫須賀海軍工廠、筑地海軍造兵廠。中國除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金陵機器局四大骨干企業外,規模較大的湖北槍炮廠在甲午戰爭中部分投產,另外還有山東機器局等16個軍工企業。1893年日本陸海軍工廠的機器動力,共為2205匹馬力,中國僅江南制造局一廠1891年便有4521匹馬力;
陸軍兵力:日本僅有7個師團,近7萬人,總動員的兵力不過24萬人。中國有八旗兵30萬,綠營兵60萬,蒙古兵10萬,合計為100萬大軍,后備軍力更是無可估量;
海軍兵力:日本海軍有軍艦32艘,魚雷艇37艘,總噸位59000余噸。中國北洋海軍有軍艦22艘,魚雷艇12艘,總噸位41200噸,加上南洋和廣東的幾艘能勝任海上作戰的艦只,實力便可與日本海軍相當。北洋海軍的主力定遠艦、鎮遠艦,均為7000噸鐵甲艦,裝甲厚度達12至14吋,各有四門12吋口徑的主炮,堪稱當時遠東艦船中的“巨無霸”。
按理說,戰爭是兩國總體實力的較量。甲午戰爭前夕,日、中兩國的總體國力,中國明顯地要強過日本。但日本卻蓄意要挑起這場戰爭,這究竟是為什么呢?唯一的解釋:這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貪婪性的本性所決定的。
貪婪,指一種永遠不知滿足的欲望。從語義上講,就是“求多,不知足”;或者是多欲而不知滿足。基督教把貪婪列為“七宗罪”之一,撒旦瑪門(Mammon)便是貪婪的代表。佛教徒認為,貪婪是對財富執著、迷惑結下的惡果。由于不知滿足,貪婪必然是一種超過其自身需求的“欲望”,同時,又是超越其自身能力的“追求”。
據傳《馬關條約》簽訂以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迫不及待地要把臺灣拿到手,堅持要在一月內辦理交接,一再催促李鴻章履行割臺手續。期間曾有一段對話:
李:“如此多的頭緒,兩個月還差不多,貴國何必如此著急。反正臺灣已經是貴國嘴里的肉了,何必著急在這一刻呢?”
伊藤:“餓極了,要馬上吞進肚子里。”
伊藤的上述對話,活脫脫地顯示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貪婪嘴臉。
空間決定存在,空間決定發展。日本民族生存于日本列島這點空間,這就是說,命運決定了日本永遠只能是個島國、小國(大和民族如果不存在于日本列島上,那就不成為其“日本國”了)。
誰都知道:侏儒挑不起重擔,這是受它自身先天條件所限制的。如果一定要“硬撐”,其結果就一定會被壓垮。可是日本軍國主義偏要“逆天行事”,這不能不說是日本民族的悲劇。
不能否認,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性,在一定條件下似乎能得逞于一時,但那是有條件的。即當被它攫取的一方必須處于麻痹狀態之下。120年前的甲午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恰恰正處于這一狀況。
受明治時代向外侵略、擴張基本國策所決定,甲午之戰就是其以“國運相賭”、對中國發動的一場冒險戰爭。1887年(明治20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就具體制定了《征討清國策》,決定以武力攻取、吞并中國沿海地區,然后進一步肢解中國,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為此,日本軍國主義有針對性地掀起擴軍備戰狂潮。由明治天皇帶頭,全國臣民節衣縮食,大力發展海軍。
就在日本軍國主義磨刀霍霍之時,腐敗的大清王朝卻一直處于“歌舞昇平”的麻痹狀態之中。直至甲午戰爭打到了頭上,且不說昏庸的西太后對國家的危亡毫無警覺,一心忙于過自己的60歲大壽;就以自詡能“未雨綢繆”的李鴻章來說,實際上對日本貪婪的侵略本性同樣缺乏認識。這集中反映在李對北洋艦隊戰力的評估上:
“高陞”輪被擊沉,輿論一度要求海軍提督丁汝昌下臺負責。李鴻章力挺這位老部下,在《復陳海軍統將折》中,曾又一次“分析”了北洋海軍的性能,比較了日本海軍與北洋海軍的戰力,雙方的優劣短長,其結論竟然是:
“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余。”
李對北洋海軍的戰力完全持盲目樂觀態度,更沒有想到過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野心。為此,他一心只想“避戰保艦”,妥協求和(一度主張以一百萬兩軍費,只求日本退兵朝鮮,解決日中矛盾)。
常言道:“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何況自鴉片戰爭以來,近代中國一直處于“列強競相侵略”的危機時期。認識不到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性本質,這成了“甲午之恥”的一個重要原因。
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性
殘暴性是獸性的又一本質反映,殘忍、兇暴是野獸的固有特性之一。兇殘的獸類總是為了本身的生存與發展,無論是對同類、同屬,還是強弱、老幼,一概殘殺、吞噬。這種同類相殘,是殘忍性的典型表現,它是缺乏理性的產物。人類因為具有理性而擺脫了殘忍;反之,野獸因為沒有理性才保持著殘忍。
一般說來,戰爭總是要死人的。因而籠統地說來,戰爭都是殘酷的。然而,由于日本軍國主義具有獸性的殘暴性,因此,它所進行的對外侵略戰爭,就具有特別殘暴的性質。
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獸性的殘暴性暴露得最為徹底。它特別表現在:
其一,戰爭的偷襲性。
偷襲性,又稱“突然襲擊”,也就是“不宣而戰”。用現今時髦的話說,即:一種偷偷摸摸“先發制人”的戰爭。
大凡非正義戰爭,大多具有這種偷襲性質。如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發動的戰爭,就是通過這種偷襲的方式進行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1937年的“七七事變”,同年的“八一三事變”。再如:1939年9月納粹德國偷襲波蘭的戰爭;1941年6月希特勒偷襲蘇聯的戰爭;同年12月日本軍國主義偷襲珍珠港的戰爭,等等,幾乎也全是靠這種方式進行的。
偷襲性可以憑借雙方力量的非對等性而輕易獲取勝利,但它是以剝奪對方的自衛權為前提的。這實際上也就是只許自己單方面使用武力,只許自己使用武器殺人;卻不允許對方自衛、反抗,因而它就具有特別的殘暴性。
甲午戰爭的開局就是日軍偷襲中國的運兵船。它不顧國際慣例,在不宣而戰的情況下,也不顧這是掛有第三國國旗的商船,擊沉“高陞”輪,導致1000余清兵葬身大海。這其實不是戰爭行為,它不過是19世紀末的一場恐怖襲擊而已,具有典型的殘暴性。
其二,血洗旅順,濫殺平民。
整個甲午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性暴露無遺。1894年10月下旬,日軍分兩路攻入中國:一路渡鴨綠江進攻九連城、鳳凰城;另一路從花園口登陸,進攻金州,目標是取旅順、大連。日軍瘋狂入侵,沿途燒殺淫掠,無惡不作。見人就殺,見房就燒。“掠擄婦女,搶奪財物”,“致令老幼男女,逃竄流離,道殣相望”(《清季外交史料》卷106,《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5)。
特別是在攻入旅順后,日軍更是獸性大發,慘殺平民,大肆屠城。據英國人胡蘭德(T.E.Hollnd)在《中日戰爭之國際公法》中記述:
“當時日本將卒之行為,實逸出常度之外。四日間殘殺非戰斗者婦女幼童。從軍之歐洲軍人及特約通訊員目擊此殘虐之狀況,然無法阻止,唯有旁觀,不勝嘆惜。此時得免殺戮之華人,全市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殘留者。”
另據英國《泰晤士報》報道:“日本攻取旅順時,戕殺百姓四日,非理殺伐,甚為慘傷,中兵數群,被其執縛,先用洋槍擊死,然后用刀支解。”
美國報刊也有譴責日軍暴行的,謂“日本國為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之怪獸”。(轉引自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
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性,雖在甲午戰爭中只是初次顯露,但已充分反映了其獸性的本質。
事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既然日本軍國主義具有野獸的本性,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戰爭中的規則越來越強調不殺戰俘和平民,唯有日軍的野蠻、殘暴性始終不變。相反,隨著文明的發展,反而衍生出什么“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殺”、“慰安婦”、“‘731’部隊細菌活體試驗”,以及“毒氣戰”等等,不斷地花樣翻新,“創新”出種種滅絕人性、殘害人類的殺人伎倆。誰能想得到,日本軍國主義在其后的侵華戰爭中,竟然能殺害、傷殘中國軍民達3500萬人!(為世界歷史之最!)
日本軍國主義的冒險性
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與“獸性”,還集中反映在它的冒險性上。這在它策劃甲午中日戰爭的《征討清國策》中暴露無遺。
何謂“冒險性”?冒險,就是指不顧危險地進行某種活動,是一種盲目的沖動。冒險性,愛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作出行動的性格。
日本軍國主義以小國、島國的局限,其野心卻要稱霸亞洲和世界。走上一條吞并朝鮮、侵略中國之路,這就決定了它在向外擴張過程中,具有非常冒險的性質。
《征討清國策》開篇就講得很明確,“我乃東洋小國,財源不富,今與強鄰為敵,行進取之計,是為危險之道。”日本明知自己是小國、弱國,卻偏要強鄰為敵,這不是日本軍國主義本質的冒險性又是什么?
日本軍國主義知道,“欲維持我帝國之獨立,伸張國威,┄┄則不可不攻擊支那,將現今之清國分割為若干小邦。”“英國保持其富強,不可不首先擁有印度。也即,我國不可不掠地于支那,以之為附帶防御物,以之為印度也。”
要想將具有五千文明的中華民族征服,將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分割成“若干小邦”,從而將神州大地變成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地,企圖把自己變為像英國那樣的殖民帝國,這就是近代日本的野心。這種 “以小博大”的軍國主義狂妄計劃,是它的軍國主義冒險性的典型表現。由此,《征討清國策》鼓吹:國家不在大小,財力不在貧富,關鍵是需要一支有戰斗力的軍隊。竭力鼓吹“武力至上”,抓住有利時機,全力“進取”:
“欲伸張國威者,決不可以國之貧富為主,應以士氣、訓練兩者為主。而士氣高漲、訓練精熟,則要審視鄰邦之形勢,確定一朝有事則當進取之國策。”
反映在甲午戰爭的軍事行動中,則集中反映在黃海的大東溝戰役上。
人所共知,近代海戰更多的依靠海軍的裝備與指揮。
近代中國海軍成軍于1888年,時一度擠入世界海軍大國行列。這一年,清政府向德、英等國訂購的定遠、鎮遠、致遠等先進軍艦陸續編入現役。并獲準頒行《北洋海軍章程》。其時北洋海軍以2艘鐵甲艦、8艘巡洋艦為主力,總噸位超過4萬噸。加上南洋、廣東和福建等地區的艦艇,近代中國的海軍海防建設進入鼎盛時期。
其時,北洋水師不僅在裝備上領先,在軍官的培訓上,也全由近代化的學堂教育培訓出來,部分還有出國進修的經歷;而水兵也和當時隨意招募的陸軍不同,要經過嚴格的教育培訓逐漸選汰。
因此,這是一支已經非常近代化的艦隊,但是它始終缺少一個近代海戰理論的指導。即使在中日雙方開戰后,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還在執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消極避戰,出海護航時竟然連彈藥都沒有帶足,結果極大地影響戰斗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此外,北洋海軍各主力艦都設有魚雷管3、4具,但是,在黃海海戰中,并沒有對日艦實施魚雷攻擊。使早先配備好的大批魚雷,在戰爭爆發后卻躺在基地的倉庫里睡大覺。
英國海戰史學家在討論甲午海戰時有一個較客觀的評價,認為:
大東溝海戰的結果是雙方對海戰理論無知的產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戰理論,就根本不敢挑戰實力更強,擁有堅不可摧鐵甲艦的北洋艦隊;而假如北洋艦隊多了解一下海戰理論,又怎么可能在擁有大艦巨炮的情況下仍然以0∶5的懸殊“比分”慘敗呢?(參見羅郁:《甲午海戰的真實圖景:近代海戰理論的缺乏》)
這說明,甲午海戰,日本勝在它的戰略、戰術的“冒險性”上;而中國恰恰敗在它的反面——即戰略、戰術上“拒戰”的“避戰保艦”指導思想上。
日本軍國主義的冒險性,既成就了它在甲午戰爭中的勝利;同時也進一步助長了它原有的冒險性。正是這一戰,使日本實現了占領臺灣,控制朝鮮的愿望。以后,這又有了1904年——1905年日俄戰爭的勝利;從而進一步控制中國的東北。還是在1905年這一年,它把朝鮮變為它的“保護國”;至1910年干脆徹底吞并朝鮮。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不斷膨脹,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婪性與冒險性進一步惡性增長。這又造成它自1931年挑起的中日戰爭與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最終導致它在1945年挨原子彈轟炸與無條件投降。這不能不說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更不能不說是日本大和民族的悲哀!
歷史已進入21世紀,可悲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散。以安倍為代表的新一代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并不汲取歷史教訓,他們正在利用美國霸權主義,千方百計在日本復活軍國主義。他們打著“積極的和平主義”旗號,鼓吹“中國威脅論”,解禁“集體自衛權”,積極擴軍備戰,一心想東山再起。
可惜,時代不同了。當今的亞洲大陸已不是19世紀末、20世紀的亞洲,當今的中國已不再是昔日的中國了。
假如日本軍國主義真的還想卷土重來,等待它的一定是軍國主義的徹底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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