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3月27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致信駐英大使說：“國內形勢緊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敗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會讓人感到震驚的大事，將無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紛亂……”6月3日，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協助戡亂。發動戰爭的口實出現，日本政治家如獲至寶。

　　《日清戰爭》

　　[日]原田敬一著

　　吉川弘文館

　　2008年出版

　　甲午之戰后日本繪畫中表現的日軍勝利之后回國的情形

　　日本的“日清戰爭”觀

　　1894年7月爆發的甲午戰爭(又稱“中日戰爭”或“日清戰爭”)雖是東亞史與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戰爭之一，但時至今日，其政治意義仍有待探索。這是因為，這場戰爭不但從根本上顛覆了東亞傳統的國際秩序，還深遠地影響了交戰雙方此后國家的成長與性格。戰敗者漸次走上暴力革命的險峻之路，而戰勝者同樣將暴力化為自身的血液與養分，成為純粹的對外暴力裝置。今日東亞世界的局勢，仍隱約可聞這場戰爭的回響。當然，不同立場的人們關注的視角與對其賦予的意義并不相同。在當代日本學者看來，日本發動的此戰具有三種面相：(1)打破華夷秩序，與中國爭奪朝鮮的支配權;(2)掠奪朝鮮、中國臺灣等領土;(3)與帝國主義列強競爭分割中國與朝鮮。該說法由日本近代史專家藤村道生提出，并為當下的史學家所繼承，可以說是學術界的定論(原田敬一：《日清戦爭》)。

　　與此不同，另外一種說法更為大多數人所津津樂道——此戰日本進行的是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如果說這是一種特殊的戰爭觀，那么，它是旨在揭示日本政治家的冒險心理，還是慶幸日本取得了偶然的勝利?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1930年代末期，日本政治學者深谷博治公開宣稱：“日清戰爭是我國以全部國運相賭的最初的對外戰爭，同時是把國家將來發展的全部命運寄托其上的大戰，可謂生死攸關。”有意思的是，他進一步論述說，倘若日本失敗，日本將面臨相反的命運：被中國強加巨額的戰爭賠款、割讓琉球與九州等領土。因此，“日清戰爭是國內維新事業的完成，同時作為第二維新，具有其歷史意義與實質”，成為日本“作為世界國家”的出發點(深谷博治：《日清戦爭と陸奧外交》，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39年)。這種對戰爭的定位及其中包含的對華認識，可謂“相賭”說或歷史觀的實質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相賭”說的確將某種“偶然”要素提到了認識層面——主動挑起戰端的日本有失敗的可能。這種看法究竟在何種程度接近事實的真相?閱讀后世學者的研究，我們發現促成戰爭的若干要素——諸如政治領袖的戰爭意志、國民的支持、列國的立場等——在對華開戰時期高度一致。史學家與一般民眾容易忽視的問題是，這種形勢如何造就而成?其實，明治政府的指導者在對華開戰前，已經形成了獨特的對中國(中華)與對世界(歐美)秩序的認知。這場戰爭是在這種世界認識的基礎上，高度掌控并靈活運用內政、外交與軍事實力的結果。日本的勝利，得益于其“智慧與力量”。

　　日本政治家的戰爭觀

　　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發布《對清宣戰詔書》，指責清國“動輒視朝鮮為屬國，或明或暗干涉其內政”，為其行為正當化。然而其最大的用意卻指向了世界：日本是完全遵守國際法的“文明”國家，是歐美列強的“對等國”。對照日本第二次對華開戰時的做法，此詔書表明了此刻日本的一種對華認識。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本內閣設立了研究是否發布對華宣戰布告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經過仔細權衡得失后，決定不發表宣戰書。據說，當時駐華大使谷正之的意見起到了決定作用：中國不是日本的對等國，因而無發表宣戰布告的必要。從此時公然的對華蔑視觀來看，1894年的宣戰詔書表明了日本視中國為其“對等國”。日本試圖通過此戰進入由中國與歐美列強組成的世界大國俱樂部。

　　明治政府中此戰最重要的指導者、外相陸奧宗光在戰爭尚未結束時撰寫的回憶錄《蹇蹇錄》，向人們提供了此時期日本對世界的認知。陸奧等政治家認為，自維新以來，日本為伸張國權，一直面臨著雙重的壓力：其一是清國皇帝權威下的華夷秩序，即中華世界秩序的壓力;其二是西方列強強迫日本簽訂的通商條約。前者具體是指懸而未決的琉球王國的歸屬問題，后者是廢除治外法權(藤村道生：《日清戦爭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巖波書店，1995年)。選擇對華開戰，正是實現這種國策必不可少的手段。

　　明治日本政治家的對華認識并非秘密。早在1883年6月參議山縣有朋發表的《對清意見書》中，就有如下說法：“我國自與彼締約以來，從出兵臺灣、琉球處置到朝鮮事變之辦理，雖說皆我國不得已而為之，究其實則凌駕于其勢之上，大殺其威風。彼對我國抱有不平之意，已非一日。乘彼武備充實、內治稍修之機，或有人起而獻策，稱霸東洋，問罪我國，實不可測……如今內閣決議，確定以下軍機之要。(1)前日議定之鐵甲戰艦，宜迅速竣工;(2)加速港口炮臺之建設，布設水雷，以供內海防御之用;(3)萬一不幸，彼開啟戰端，我國必舉全力戰而勝之，為此必制定非常政略，終止土木建設，禁止酒席宴會，凡奢華靡費無用之事，一概杜絕，上下一致，勇往直前，鼓動天下之大義。”(轉引自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爭》，立風書房，1998年)

　　這段論述表達了日本非常特異的危機感：中國對雙方締約以來日本的行為不滿，實力強大時將對其進行報復。事實上，中日兩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沖突，即663年日本兩萬三千人的侵朝軍隊在“白村江之戰”中慘敗后，日本的大和王因擔憂遭到報復，甚至進行了遷都。

　　中國誠然對日方的行為感到不滿。然而山縣只字未提的是，日本對中國的抱怨以及尋求報復，更符合此間日本政治家的對華認識。其實，1871年9月締結的《日清修好條規》為中日兩國自主訂立的近代條約。日本最初的目的是獲得“日清同格”，即獲得與清國對等的地位，以便要求朝鮮開港通商。就此而言，日本實現了外交目的。問題在于，日本提供的條約原案以1861年的《中德條約》為基礎擬成，包含了英法等在華獲得的全部特權，尤其是片面最惠國待遇與內地通商權。這種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后，日本非常不滿。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人被害為口實，出兵臺灣;翌年7月，內務大臣到達琉球，脅迫其斷絕與中國的宗屬關系;同年9月，日本軍艦云揚號在朝鮮沿岸進行挑釁活動。至此，雙方條約所謳歌的“中日友好”精神完全成為空談。1879年4月，日本“廢琉置縣”，兩國為此開始了長達數年的交涉。日本的不安與怨念與日俱增。

　　與這些心理與認知同步而來的是對華備戰。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談判代表赴華前，參議江藤新平就向右大臣巖倉具視提交了《對外策》，其中提到：“若清國失禮于我國，可問其罪，或聯合俄國，合力出擊;或策動俄國，使其保持中立。我國獨力進攻，一舉征服支那。”1874年出兵臺灣后，陸軍相山縣有朋與巖倉具視先后提出《外征三策》與《意見書》，均為對華開戰方案，并且準備好了《支那征討敕命》。1879年琉案問題一出，參謀本部管西局桂太郎中佐提交了《斗清策案》，擬定了“進攻福州”、“攻占北京”等方略。1887年，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郎大佐制定《征討清國對策案》，將割讓遼東半島、舟山群島、臺灣等列為戰爭目標，并具體確定的開戰日期為“清國軍隊改革完成之前”或“歐洲各國獲得遠征東洋的實力之前”(安岡昭男：《明治前期日中關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日本直到對華開戰為止的時期，正是戰爭意志等待戰爭實力與時機成熟的時期。

　　這些政治家的對華認識與政略，經過當時蓬勃發展的新聞媒體與民間團體(所謂的“右翼勢力”)的鼓動，很快均質化為國民一般的觀念。這種舉國一致的對華認知的政治效果，隨時可能因偶然事件而顯現出來。1894年3月28日，因策動甲申政變(1884年)而流亡的朝鮮士人金玉均，被朝鮮政府的刺客洪鐘宇暗殺，地點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家日本人所經營的旅館。根據當時租界的法律，該事件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局長擔任檢察官，經由領事裁判部門，即會審衙門的預審，由中國方面負責判決與執行。中國最終決定將案件移交朝鮮。金玉均尸體被送還后，隨即被處以凌遲斬。事件傳到日本后，日本舉國上下激憤，一致認定是中國的陰謀，意在侮辱“日本的國權”，“甲申事件以來十年的排清感情”猛然爆發。據記載，這一事件最終促使陸奧“決意對清開戰”。這起普通事件所蘊含的心理能量及巨大的危險，遠非當時的中國士人所能理解。

　　另一方面，此間日本政壇圍繞與歐美各國修約問題，正在展開激烈的斗爭。1894年3月27日，陸奧在致駐英大使的信件中，有如此說法：“國內形勢緊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敗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會讓人感到震驚的大事，將無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紛亂……雖內政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時勢就是時勢，實不得已……因不能無故發動戰爭，故唯一目的只在于修約。”6月3日，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協助戡亂。發動戰爭的口實出現，日本政治家如獲至寶。

　　知識界的戰爭觀

　　戰爭爆發后，日本輿論界一致認為這是有著“大義”的戰爭。比如，福澤諭吉率先宣布“日清戰爭是文明對野蠻的戰爭”，日本的目的僅僅是為世界文明的發展掃除障礙。他高聲呼吁：“官民宜忘卻政治恩仇”;“日本臣民在事成之前不宜批判政府的政略。”其實，早在1882年發表于《時事新報》的文章當中，他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稱：“吾等亦是日本人，有朝一日定發揚日本之國威，制服印度、支那兩國之士人。吾等不僅要學習英人，還要讓其飽受痛苦，將東洋權柄掌控于吾等手中。”(轉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I》，有斐閣，1970年)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同時也是戰爭的啟蒙思想家。

　　同樣，基督教思想家內村鑒三在戰爭爆發后，用英日兩種文字發表題為《日清戰爭之義》的論文，指責“支那是社交規矩之破壞者，是人情之大敵，是野蠻主義之保護者”。保守主義政論家陸羯南則主張說，清國為“東洋的一大野蠻國”，“王師的一大目的就是將跋扈于東洋中央的野蠻人驅逐出去”。以倡導“平民主義”聞名的作家德富蘇峰在《征清之真意義》一文中寫道，清國是“文明之敵”，此戰爭是“文明之義戰”。這些說法與陸奧對戰爭的定位，即“西歐新文明與東亞舊文明的沖突”完全一致。

　　這種將中國視為“野蠻”的言論背后，流淌著日本極為特殊的心理意識，德富蘇峰將其表達得淋漓盡致。他論述說，1853年美國東亞艦隊佩里司令官對日本的強迫開國，是相當于“強奸”的屈辱;“直到今日，我們與世界諸強國對立時膝蓋仍無法站直，正因有此污點之故”。日本被迫開國后，“輕侮”隨之到來;“世界”認為日本人“只是接近猿猴的人類”，或者是“接近人類的猿猴”。歐美人非但不認為日本與自己平等，甚至還認為日本比不上中國。日本若能取勝，在地位上不僅會超過中國，還能恢復被傷害的自尊心。因此，他認為此戰最大的戰利品將是“大日本國民的自信力”。這種自信力的根本在于歐美對日本的認知。在這個意義上，此戰不是“暗室”內的格斗，而是在“世界面前”的決戰;“在戰勝清國的同時，我們戰勝了世界。世界知道了我們。因此，世界會敬重我們、畏懼我們。我們正在獲得恰如其分的待遇。”(轉引自米原謙：《日本政治思想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就此而言，日本對華開戰的另一意圖是對歐美開戰。此戰不僅僅是在“世界面前”的決戰，在深層心理層面更是對“世界自身”的決戰。

　　軍國主義的成立

　　戰后，日本除獲得了與“歐美先進列強”對等的地位外，還促進了日本憲政主義的落實、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確立與騰飛。然而，還有一種致命的結果，那就是軍國主義的成立。其中，明治天皇的御駕親征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日本各個階層通過天皇建立了普遍聯系;近代國家所必要的“國民”誕生的同時，“軍國之民”亦由此形成(東アジア近代史學會編：《日清戦爭とアジア世界の変容》，ゆまに書房，1997年)。作家司馬遼太郎在談論日俄戰爭時，有這樣一段說法：“戰爭會讓敗者非常悲慘，但有時也會讓戰勝國發生變質，其中最糟糕的事例就是日本。”這是因為，他認為日本戰勝俄國后變成了“帝國主義國家”(司馬遼太郎：《昭和という國家》，日本放送協會，1999年)。其實，日清戰爭取勝后現代軍國主義國家的出現，才是日本的根本性“變質”。

　　明治日本對“華夷秩序”，即對中華世界的獨特感受性——壓抑與憤懣——因甲午的勝利而得到了釋放乃至升華。接下來，他們開始面對“世界”，即歐美率先開創的世界秩序與世界文明。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之所以被塑造為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勝利，原因正在于此：這是文明對文明的戰爭。福澤諭吉在《通俗國權論》(1878年)中寫道：“身處禽獸世界，最后可訴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獸力”;“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數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這種對世界文明的虛無主義認知，最終決定了日本于1941年向美國宣戰。

　　顯然，這不是后世人們所說的以國運相賭的冒險，而是有著特定的邏輯基礎——這種基礎來源于對世界政治原理的某種認知，來源于對相應政治技術的純熟運用。1945年的戰敗，將其邏輯中的致命錯誤暴露了出來，那就是日本政治精英并未認清十九至二十世紀世界文明變遷的大勢：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絕非世界政治的本質，文明有著文明所固有的普遍而堅硬的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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