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流波《歷史的辯證的研究紅西路軍問題》首發

　　于此附轉流波給郭建波同志“關于紅西路軍問題的歷史考察”一文按為下文讀引：

　　流波按：郭建波同志關于“關于紅西路軍問題的歷史考察”一文十分詳盡剖析了這一歷史問題，鮮明的回答了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站偏了立場、帶上了有色眼鏡反撲歷史上已經做出了相對正確結論的關于紅西路軍問題上的歪理邪說、是目前這方面較詳細、全面的文字說明。

　　紅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紅軍大規模長征結束后張國燾西退路線與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堅持以（黃）河東建立起全民抗日為起點承擔起民族解放義務的大格局思維分歧產生的悲劇；也就是說，三大紅軍主力到達西北后，紅軍是堅持河東抗日前線還是完全向西北退卻面臨中國共產黨、紅軍和中華民族命運的選擇；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堅持河東開辟中華民族新命運，而紅西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組成）主要領導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請示，實際上卻始終執行國燾西退路線，加上思想上依賴遠方產生惰性（蘇聯援助，實際竹籃打水），軍事上不執行毛主席“不打陣地戰、消耗戰和擊潰戰”、打殲滅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甘、青二馬）、建立根據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損耗、失敗的過程中始終不愿反醒，三次喪失折返河東的機會，最后導致全軍覆滅的悲慘結局。

　　雖然張國燾被迫取消了另立的“中央”，四方面軍得以北上，但由于他完全沒有受到政治的、組織的處理，還是紅軍總政委，毛澤東、中革軍委的命令一經張國燾的手要么修改、要么加進私貨。比如說毛澤東從三大紅軍主力會合、鞏固擴大西北根據地、從寧夏打通蘇聯獲得支持出發提出的紅軍戰略方針，一經張國燾修改后就成了要么向南又回到他前面另立“中央”南下的錯誤，要么就是向西退卻的右傾老路。張為了挽回因南下將八萬紅軍折騰到再北上時只剩下近四萬從而威信大減的不利狀況，漳縣大鬧強行改變四方面軍北上路線單獨向西渡黃河，通過中央、毛澤東、紅軍眾多將領的斗爭，才又使得四方面軍回到北進路線上來。由于張國壽對紅軍指揮的負面因素，兩廣事件后蔣介石又集中力量“圍剿”西北的紅軍，胡宗南敵從南部大舉進攻，實施寧夏戰役的前期有利時機喪失，加上共產國際明確紅軍打下定遠營獲取支助等原因，毛澤東提前實施寧夏戰役，而實行對南線敵人殲滅性打擊是寧夏戰役的首要任務。本來三軍攻寧夏，目前最緊要任務是要先破南面追敵，當然，占領了定遠營也不適為攻寧重要一著，等于在寧夏西北插了一刀，這一點，正是張國燾所能充分利用的。前面已經分析，中革軍委、毛澤東的正確布局，一旦到了張國燾這里要么不能執行要么被利用執行;毛澤東也料到，實因中央、中革軍委很難實際掌控四方面軍，假如四方面軍執意西渡，也正好委以攻打定遠營的任務，期望能留住過河部隊，一是騎驢看唱本——走著瞧也是無奈，一是只好死馬當著活馬醫盡力而為。

　　本來寧夏戰役計劃，無論前期的制訂和后面視情況變化后的提前策劃，都與張進行了充分的商量，但就在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劃的前一天，張國燾還在聯名致電黨中央和紅二方面軍領導人，對目前軍事部署提出建議，東拉西扯，暗藏心機。寧夏戰役對鞏固和擴大西北根據地、從這里向北打通蘇聯何等重要。黨中央部署也非常簡單明晰：一、四方面軍左右攻向寧夏，二方面軍在后阻擊;兩廣事件后蔣調集兵馬圍攻，中央遂決定先重點打南面之敵殲滅戰，必須破了南面追敵然后再攻寧;其中考慮到四方面軍中有不少船工，所以要其一部做好在靖遠、中衛地段造船渡河攻取定遠營的準備。而張國燾的這份軍事部署建議有九條，完全忽視先前中央、毛澤東的一系列軍事部署，幾乎是另搞一套，其中目的是如何過河尤其是讓四方面軍過河。如“靖遠渡河布(部)署，宜迅速”、“如統一戰線有更大成就，一、二、四方面軍主力不需渡河，可以四方面軍兩個軍過河在甘北行動，打通遠方”“結冰后以一方面軍主力占領寧夏地區”。這份建議的實質意義就是趕緊做好渡河準備，不是做軍事上的準備擊退南敵然后實施寧夏戰役，而是把讓敵人停止進攻放在外交統一戰線的談判上來;談不成，三方面軍都過渡去，談成了不渡河，但四方面軍還是要過兩個軍去打通遠方;然后寧夏戰役么，等結冰后由你一方面軍去打。當然，毛澤東不會被張國燾亂了方寸，中央在《十月作戰綱領》中卻明確規定決定由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和紅四方面軍三個軍來實施寧夏戰役，由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其余兩個軍及獨四師來阻擊南敵。由紅四方面軍一個軍到靖遠造船，準備渡河，搶占戰略要地定遠營。

　　但問題在于，這戰役必須要聯合紅四方面軍才能完成，由此經過彭德懷與張國燾商定后于10月23日9時就寧夏戰役部署致電毛澤東時又有了很大變化：戰役分兩步進行，第一步以紅一方面軍主力占領黃河沿岸，以紅四方面軍第四、第三十軍攻擊中衛，牽制馬鴻逵。第二步渡過黃河，控制寧夏門戶，以一部襲占定遠營，相機攻占寧夏省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二○○二年八月第一版，第601頁)這個作戰方案重點不是南線阻擊，然后進行寧夏戰役，而是渡河成了重點，且一方面軍可能成了掩護四方面軍渡河的衛隊，而所謂的襲擊定遠營再相機攻占寧夏省會都只是渡河的契口了，由此可見張國燾之陰險。而且如果紅軍不堅定的實施南面阻擊，寧夏戰役就是一句空話，這樣一來，南面之敵追得越快，張國燾要紅四方面軍渡河的理由越多，實際渡河的舉動越快，卻還堂而皇之打著攻占定遠營實施寧夏計劃的幌子。

　　10月20日，張國燾率領紅軍總部及紅軍大學一部人員離會寧去打拉池，行前交待前線作戰事宜由徐向前、陳昌浩“按《十月作戰綱領》的要求，機斷處理”(《歷史的回顧》，徐向前著，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第410頁)徐向前、陳昌浩于十月二十三日命令三十軍在當晚開始偷渡沒成功。“同時向軍委及紅軍總部建議，為打開河西戰局，四方面軍至少應以三個軍以上的主力渡河”(同上)看看，這個時候，四方面軍五個軍至少要求渡河以三個主力軍，去干什么?“打開河西戰局”。這樣，一步步寧夏戰役計劃成為泡影，而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卻要成真。三十軍23日晚的偷渡沒成功，張國燾十分著急，隨后他發出一系列的電報就有關渡河事宜作出安排(《紅西路軍史》，秦生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65頁至66頁)。而毛澤東在二十四日給三方面軍的電報主旨是“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并又據敵情要求紅九軍暫留河東。但還是同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紅軍總部，就當前行動提出如下建議：渡河成功時，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發展;紅軍總部于二十五日以一五八號電令批準這一建議。(《紅西路軍史》，秦生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65頁)紅四方面軍西渡一環緊似一環。毛澤東預料到會是這樣的情況，為挽救過河紅軍，于26日電告彭德懷，一是提示彭張要西去，“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二是要九軍去攻占定遠營，也是采取挽留已渡河紅軍的一種特別方式。而到了27日，四方面軍全部渡河的意愿由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紅軍總部與中革軍委，電文說：“為著迅速實現寧夏戰役計劃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軍全部渡河起見，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以一個軍對待蘭州之敵，四個軍迅速出中衛、寧夏，并放船到大廟及中衛，迎接一、二方面軍。”“如果一、二方面軍可單獨完成寧夏戰役計劃，無須我們在技術力量上配合時，提議四方面軍亦須全部過河，準備在蘭州、平番間與敵部分決戰，亦乘機占蘭州之線死守均較妥當。”電文還認為：“四方面軍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護顧此失彼，不但開路、掩護、決戰都難完成，甚至根本影響戰役計劃，望重決速示，萬勿坐失良機。”(《紅西路軍史》，秦生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75頁)明明寧夏戰役的前提是先必須擊破南之追敵，擊破南敵必須集中力量向南迎擊，然后才能有效攻占寧夏，則紅軍除了渡一個軍去襲擊占領定遠營外，其它都不能渡河而是相反;而這份電文意思再明白不過了，竟然打著實施寧夏戰役的計劃，說的卻是無論打否，四方面軍都要全部過渡，也就完全置中央、中革軍委的指示于不顧了，至于報告，只是形式，出了問題，還有卸責的地方。

　　前面已經說明，張發出的以朱德、張國燾的聯盟電報，朱德后來申明，凡牽涉到路線、軍事關鍵問題，基本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張個人的意愿和強加。其實，當時，張與中央、毛澤東、中革軍委的電報早已是一種游戲，雙方都不具備約束力，張只是要更加在電文上不失禮節又明目張膽達到目的罷了。張國燾一是立即部署三十一軍渡河，二是對中央集中兵力擊破南敵表示異議，三是表明如果中央不及時表態則四方面軍自行執總部命令全部渡河。“三十一軍即跟三十、九兩軍后面，迅速渡河”，“盼今晚十二時電復。如未得復，徐、陳即依此電執行。”“如明晨八時前毛、周無回電，三十一軍即宜開和堡口(河包口)渡河”(《紅西路軍史》，秦生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76頁)。張的這一手當然厲害，反正我們向中央、毛澤東進行了與其說是報告不如說是知會，同意與否無關緊要，這邊照樣做;你不同意，張這邊是紅軍總部，還把紅軍總司令朱德捆綁一起按張總政委的命令執行，說明你這個中央沒權威;你毛澤東同意，當然是處于無奈，則是以中央、中革軍委的命令去執行張國燾的旨意，可以想象毛澤東當時的尷尬。面對張國燾態度的變化和基于三十一軍已經開往河邊待命渡河，二十九日，中革軍委決定“根據朱、張、徐、陳意見，為迅取寧夏起見，三十一軍可以立即渡河，在九軍、三十軍后跟進。”(同上)。當然，由于南敵快進占領渡口，三十一軍沒走上西去之路，這也是不幸之中的萬幸。但毛澤東還在做努力，10月30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指出：“目前方針，先打胡敵，后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請二兄握住此中心關健而領導之。除九軍、三十軍已過河外，其余一、二方面軍全部，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統照德懷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戰而勝，則全局轉入佳鏡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二○○二年八月第一版，第604頁)同時毛澤東又致電張浩，提出：一、目前方針是先打胡敵，后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二、你與朱、張略談后即轉二方面軍，提高其士氣，再轉朱、張處。三、對張態度不對，不要太軟，也不要太硬，誠意相處，避免硬化。(同上)毛澤東想要以張浩——林育英——這個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影響張國燾，在三個方面軍之間溝通聯系，加強團結，以保證中央方針的貫徹執行，打好決定紅軍關鍵之役，然這個愿望也只是一廂情愿。結果是張國燾不但不執行中央指示，反而在最關鍵時候命令紅四軍、紅三十一軍撤離，導致海打戰役泡湯。

　　在張國燾命令紅四軍、紅三十一軍撤出戰斗的時候，彭德懷除了向中央報告這個情況外，當時沒有任何可以制約的辦法，第二天還得去與張商量。十一月一日，彭德懷在與朱、張、賀、任見面后，就作戰計劃與統一紅軍各部指揮等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當日，彭德懷致電中革軍委和一、四方面軍領導人，通報了情況，稱會商的結果是“一致堅決主張打擊胡敵，消滅其二三個師，停止其追擊。”關于統一指揮“一方面軍、三十一軍、四軍、二方面軍一致努力，為爭取上述勝利，并有(由)前敵總指揮統一調遣，朱、張不干預的堅決表示”，關于下一步部署，認為“海打以南戰役計劃已失去先機，現決在海打大道以北，尋戰役機動來打胡敵，戰役計劃另告。”(《紅西路軍史》，秦生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77頁)彭德懷后來回憶說：“張國燾到了打拉池后，敵王均兩個師尾追四方面軍被截斷部分前進。我與張國燾面商，只要被截斷部分在正面阻攔該敵前進，一軍團即可從追敵側后進攻，在打拉池布置伏擊陣地。這樣，消滅王均部是完全有可能的，這樣還可與四方面軍北渡主力取得聯系。張口頭同意，卻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壞了當時的作戰部署。我又與張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間布置伏擊陣地，殲滅王均部。他口頭同意了，實際上他又令四軍東撤了，使伏擊計劃又被破壞。張國燾多次破壞作戰部署，使我們不得不放棄豫旺以西大塊土地。如果我軍當時把王均軍消滅，西安事變就可提早，我軍就可能控制蘭州和西蘭公路以至甘肅全省。”(《彭德懷回憶錄》，彭德懷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216頁至217頁)為了保證海打戰役戰役的順利實施，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特意成立了彭德懷為總指揮兼政委的前敵總指揮部，并明確指示戰役指揮權掌握在彭德懷一個人手中。但在戰役進行的關健時刻，張國燾卻命令紅四軍、紅三十一軍撤出戰斗，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執行其紅四方面軍全部西進計劃，二是用行動表示對上述安排的不滿。

　　看看張國燾自述中也談到關于紅四方面軍的渡河：

　　“敵人的兵力愈來愈多，分路攻擊的行動愈來愈積極。我軍在會寧、靖遠大道上的掩護陣地，悉為敵軍所攻下。敵軍的另一部并進占了靖遠城，控制了渡口，我們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移到這條大道的東北面，以打拉池徐海東部駐地為后方，這樣我們的西進計劃，便沒有能夠全部實現。徐向前與陳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單位，在河西開始了單獨行動。”

　　“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電告徐、陳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們率已渡河的部隊，單獨行動。我們指出在敵軍壓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況下，時間上已不允許第四軍、卅一兩軍安然渡過黃河。如果他們仍徘徊河邊，勢將進退失據。應即率全部，迅速行動，占領古浪、武威一帶地區，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適當地點為后方。至于總司令部，將督率第四、第卅一兩軍及彭德懷、徐海東等部，盡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區，抑制大部分敵軍，以期減輕對西路軍(即徐、陳所部)的壓力。從此，徐、陳所率的西路軍便與我們分道揚鑣了。他們遵照我們的電令，由景泰沿長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門子，直趨武威。我們則在敵軍壓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漸向東移動，靠近陜北蘇區。”(《我的回憶》(第三冊)，張國燾著，東方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第310頁至312頁)張的這些自述基本符合實情，過河的軍隊也確實是按張的意思迅速向甘西開進。

　　說實話，今天來分析當時張國燾的這種內訌攪亂，好在紅一、二方面軍在毛澤東、中央的領導之下，好在當時四方面軍還有兩個軍在南面來不急過河，否則整個紅四方面軍都可能要被葬送。

　　2013年5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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