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失敗責任漫談
——摘自流波《紅軍西路軍研究之研究》
——暨西路軍研究正本清源最新成果
——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暨西路軍76周年祭
把流波給《碧血黃沙 白骨青山》一文按語做為引讀：郭建波同志關于“關于紅西路軍問題的歷史考察”一文十分詳盡剖析了這一歷史問題，鮮明的回答了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站偏了立場、帶上了有色眼鏡反撲歷史上已經做出了相對正確結論的關于紅西路軍問題上的歪理邪說、是目前這方面較詳細、全面的文字說明。紅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紅軍大規模長征結束后張國燾西退路線與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堅持以（黃）河東建立起全民抗日為起點承擔起民族解放義務的大格局思維分歧產生的悲劇；也就是說，三大紅軍主力到達西北后，紅軍是堅持河東抗日前線還是完全向西北退卻面臨中國共產黨、紅軍和中華民族命運的選擇；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堅持河東開辟中華民族新命運，而紅西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組成）主要領導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請示，實際上卻始終執行國燾西退路線，加上思想上依賴遠方產生惰性（蘇聯援助，實際竹籃打水），軍事上不執行毛主席“不打陣地戰、消耗戰和擊潰戰”、打殲滅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甘、青二馬）、建立根據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損耗、失敗的過程中始終不愿反醒，三次喪失折返河東的機會，最后導致全軍覆滅的悲慘結局。
西路軍的形成、失敗是在特殊時期特殊環境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悲慘結局，廣大指戰員絕大多數都是被動受害者;失敗的始作俑者是張國燾，實際操作員是陳昌浩浩、徐向前等西路軍總部主要領導者;中央、毛澤東對張國燾錯誤斗爭泛堅定性，對西路軍領導也同樣缺少了嚴厲，使他們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快;蘇聯的所謂援助帶有哄騙性質，等。
1、毛澤東和中央的失職有其特殊原因。我們知道，1927年秋收起義，毛澤東率那么點軍力點燃了紅色火把，創建了中央根據地。但這個過程對毛澤東來說是不斷的磨難過程，毛澤東把井岡山建立起來，湖南省委來人了，井岡山失敗;毛澤東又建立其它所在地，中央來信又打擊他一次，根據地又遭一次，如此反復，總算破了蔣介石四次圍剿，但中央全搬過來了，毛澤東只好靠邊站，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只好轉移長征了。眼看著李德、博古等指揮紅軍再如此下去就真的要完蛋了，所以大家在遵義把毛澤東請出來指揮打仗，這是保命哩!但當時毛澤東也只是周恩來的軍事助手即軍事幫助者，張聞天是中央總負責。到與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張是個典型的野心派人物和軍閥者，一看中央紅軍這個樣子，馬上就想改頭換面由自己來 承當;他們睢不起當時的中央有理由，搞成這樣，而當時的四方面軍相對是“兵強馬壯”，但張沒思量毛澤東又回到了紅軍指揮的核心，他覺得自己的資格比毛澤東也沒差甚至還牛，所以更是誰也不放眼里了，這種感覺必然影響四方面軍大大小小的指戰員的。這樣一來，對毛澤東來說，雖然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路線對軍事的統治，但整體王明路線并沒有反思、清算，再說又怎么清算?王明在國內的代理博古、李德只是不指揮軍事而已，其實一直來執行王明路線的難道就沒有張聞天、王嫁祥、周恩來等中央核心的份嗎?實事上，王明路線從思想上清算是1942年的事了。所以這里張國燾挾持四方面軍殺出來，毛澤東、中央能脫離了危險就是萬幸了，所以毛澤東、中央對張國燾采取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態度。
毛澤東對張國燾是洞若觀火的，但毛澤東在當時中央的地位又是非常尷尬的，1936年12月才正式成為中革軍委主席;1937年8月任新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同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批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路線;1943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推定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當時的中央領導權方面是十分紊亂的，軍事指揮權又是關鍵，也十分混亂。三人團為中共黨史名詞，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成立過三個“三人團”：長征前期為準備實行戰略大轉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遵義會議后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三人指揮小組”，集中領導軍事，以“周恩來為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從周恩來手上搶得紅軍總政委一職，按共產黨軍隊形成的政委具有軍事最終定奪權慣例，以張國燾的軍閥作風又挾紅四軍之強勢，所以朱德跟張一起的紅軍總部張國燾威勢壓人可見一 斑，當時電報往來稱張國燾為大帥。到1938年9月，共產國際正式指示，中共中央要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統一領導權問題，正式確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毛澤東歷經磨難、忍辱負重、矢志不渝，從此逐步成為黨的領袖直到逝世。直張國燾率軍南下分裂中央始，毛澤東對張國燾的洞察是深刻到位的，在俄界會議上預言“張國燾是發展著的軍閥主義的傾向，將來可發展到叛變革命”，果不其然;但毛澤東從整體紅軍的安危出發，認為與張國燾的斗爭，是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作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馬上就作，因為它關系到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也關系到右路軍中1方面軍干部的安全，我們還要盡力爭取4方面軍北上。但毛澤東沒想到的是，爭取紅四方面軍北上了，但張國燾還是使出渾身解數，讓其前鋒成為了”西路軍”，在河西折騰了幾個月慘敗。那么，中央呢?李德、博古只是失去了對紅軍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張聞天是總負責;在紅軍總部，朱德 只是名義上的中革軍委主席，張國燾南下時那自然是以紅軍總政委威風八面，就是取消另立的“中央”后，張在漳縣大鬧又控制了紅軍總部機要局，所以才能在后面破壞中央統一部署衍生了“西路軍”的;中央一行眾人之間各有各的看法與打算，既然毛澤東都沒有理直氣壯的出來直面張國燾，大家自然就只能是騎驢看唱本——等著瞧了。
2、張國燾罪莫大焉。沒有張國燾，就不可能有當時四方面軍主力渡過黃河西去，成為所謂的“西路軍”;并且要不是中央、毛澤東的反復耐心挽救，紅軍總部朱德等直接與張國燾的激烈斗爭，其它紅軍指戰員的反對，張國燾在漳縣就已經把紅四方面軍裹挾過河去了，那“西路軍”就要早誕生了個把月。
張國燾是把他的路線、野心、軍閥主義在短期內完整實踐了一遍。還在兩河口會議上，中央、毛澤東就指出了張國燾的消極因素，本來兩方面軍會合將是紅軍形勢的好轉，但張國燾卻認為革命形勢是低落時期，紅軍是在轉移、退卻，力主紅軍向西康發展，會上大談特談其“川康計劃”，如果去甘南勢必會與胡宗南和蔣介石會戰，心生疑慮。但這個時候對張國燾更重要的是其 個人野心、權力的欲望更要得到滿足，于是在接下來要挾中央要解決組織問題。張國燾于1935年7月5日在雜谷腦召開四方面軍干部會議，肆意歪曲中央路線，挑撥一、四方面軍之間的關系，縱恿一些人向一方面軍挑釁，策動“川康省委”和四方面軍領導人以向中央建議加強軍委領導為名直接指名要由張國燾出任中央軍委主席。其實張不知道，中央紅軍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在“三人團”而不是軍委主席，當時軍委主席是朱德。不過，這么一鬧，張國燾還是嘗到了甜頭的，獲得了紅軍總政委一職，這個也是非同小可。事實上也是，接下來的無論是成立的前敵委員會還是左右兩路大軍，基本上都被張國燾控制，因為前敵委員會就是由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前敵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朱德、張國燾在左路軍，毛澤東、中央在由陳昌浩控制的右路軍。當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密電要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要向毛澤東、中央“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時，葉劍英報了信，毛澤東、中央又采取了機密、果斷行動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 否則中國革命和前途都會提早斷送了。這樣，接下中央俄界會議，對張國燾的錯誤、性質給予了十分準確的鑒定：張國燾對抗中央北上方針，是給胡宗南嚇了，完全喪失了建立根據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們同張國燾的分歧，不僅是戰略方針的分歧，而且是兩條路線的分 歧。毛澤東更是洞若觀火：我們和張國燾的斗爭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的斗爭，張國燾是發展著的軍閥主義的傾向，將來可發展到叛變革命;但毛澤東也有顧慮，雖然我們與張國燾的斗爭目前還是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作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馬上就作，因為它關系到爭取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也關系到右路軍中1方面軍干部的安全，我們還要盡力爭取4方面軍北上。因此，俄界會議雖然正式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但決議內容當時卻只發黨的中央委員，沒有向全黨公布;所以再次北上的張國燾還是我行我素，漳縣大鬧，海打戰役陽奉陰違，借寧夏戰役又實質地破壞寧夏戰役使之流產卻“計劃外”“早產”了個“新生兒”——西路軍，并促使西路軍向西而去，而西路軍若干領導滿腦子的張國燾思維，共同造成西路軍的難有做為而悲慘失利。
如果講張國燾路線是隨著西路軍的失敗而宣布最后破產的話，則張國燾這個人的敗行是在西路軍失敗不久后的叛變投敵而宣布最后自甘為敗類的，證明了毛澤東在其分裂紅軍、分裂中央后在俄界會議一針見血說的，張國燾是發展著的軍閥主義，將來可發展到叛變革命，這是黨內空前未有的。不是將來，為了個人野心和私利，張國燾不折騰完四方面軍是不心甘的，達不到個人目的，很快就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張確實是野心加機會主義者的最瘋狂的典型，確實是當時“黨內空前未有的”。
3、陳昌浩、徐向前負直接責任。如果沒有陳昌浩、徐向前等主要四方面軍領導積極配合張國燾或實際聽從其指令，這個計劃外的西路軍形成不了，形成了也不會如此慘敗。這么說，不是說張國燾的指令就不能聽，因為當時張國燾是以紅軍總政委之職與朱德在紅軍總部指揮各方面紅軍，命令大多是以朱、張發的，雖然朱德長征后申明，當時以朱、張聯盟發的電報，一些重大原則問題都只能代表張國燾的旨意，并不代表自己的意思;西路軍總部聽從紅軍總部發來的指示、命令是沒錯的，但問題在于，在得到紅軍總部張國燾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不同甚至于意思相反時，如毛澤東中革軍委反復命令要四方面軍除渡一個軍過去攻打定遠營外，其它部隊必須在河東先打南面追敵時，陳、徐卻配合張國燾命令相機讓西路軍三個軍過河去了，連總部、直屬機關都過河去了，怎么解釋?推而廣之，陳、徐的西路軍總部 很難執行中央、毛澤東的好言甚至反復叮囑的指示，這是他們必然失敗的重要原因。
具體到陳昌浩、徐向前對西路軍失敗的責任，陳昌浩較為嚴重。從職務上來說，一個是總指揮，一個是政委和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有最后決斷權。從西路軍的形成看，兩人起的作用是一樣的，都沒有要實際執行中央、毛澤東執行海打戰役決定，而是想方設法操縱四方面軍的渡河——渡一個軍去執行攻打定遠營只是借口，渡過四方面軍去黃河以西是真，在這方面起的作用從指揮上說，徐更直接。
而徐向前后來說中央要西路軍忽東忽西，給的任務重，西安事變要求東援等等，都是自裝糊涂推卸責任罷了。請問，中央到底給了西路軍什么任務?能給一支基本就不聽指揮的部隊真正的任務嗎?打通遠方?取得武器?這是你四方面軍過河后最起碼的理由 啊!但中央確實是有打算打通遠方、取得武器的謀劃的，但當時主要是打南面追敵，進行寧夏戰役關鍵之仗的海打戰役，要去遠方取武器也是綏遠方向。當然，你四方面軍主力既然過去了，也只有這個借口最冠冕堂皇，中央當然也不能說你們不能去打通遠方，不能去取武器， 雖然這個任務早已布置給了紅一、十五軍團的。但兩萬多紅軍將士的安危當然是毛澤東最關心掛念的么，所以就要告訴西路軍總部，因為蘇聯武器在幾個月內可能不會有結果，所以總是希望他們保留返東的機會，不要深入太西;最關切反復告誡的是要他們把戰勝困難、消滅敵人放在自身努力之上，一定要打馬匪殲滅戰，不考慮東返就必須建立根據地，這些不是交待任務，而是告訴西路軍，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下來。唯一對西路軍下達強力命令的也就是西安事變發生時，中央雖然可能知道西路軍也會不聽話、執行命令的，且總體上還是詢問、商討口氣，但還是有了一些電報強力命令他們東移馳援蘭州方向;但對中央命令，西路軍總部先是開軍政委員會議集體討論得出東返不利，大家意見要向西，只是說中央確實要他們向東時也會執行的，口頭游戲;當中央堅定的要他們東返支援時，又向被馳援的友軍提出一些條件，這些條件讓友軍也比較為難，實質還是推卸，進行電報游戲罷了，好在西安事變很快和平解決，中央也知道他們不愿東返，又只好順從他們要西去的愿望?？傊?， 只有西安事變時中央才下達給了西路軍一些口氣命令似的電報，在西安事變配合中央方面，陳昌浩想執行中央命令較堅決，而徐更傾向于軍政委員會討論的向西的意向，且事實上西路軍為此并沒有實質的軍事行動 ;相反，如果是真的東移行動，隨著西安事變后的形勢，也許西路軍是會有新的生機的。
而放棄山丹、永昌根據地是極端危險的，這些前面作了分析，而當時向西去的勁頭，應當說徐總指揮比陳總政委要大，因為當時徐向前是幻想主張一路打過去取武器的，是否在山丹、永昌建立根據地與陳昌浩曾發生激烈爭吵的。但在高臺失守、五軍軍長董振堂犧牲后，西路軍總部意識到要東返，但因西洞堡勝利，陳昌浩頭腦發熱，徐向前沒有堅決反對，這次失去東返機會，陳昌浩負主要責任。失去第三次東返機會后重回倪家營，與敵打消耗戰，移至威敵堡后又返倪家營，徐向前又與陳昌浩發生意見分歧，徐主張出來后就突圍，不能再回去是對的，但陳昌浩堅持又回去，又消耗戰二十多天，到不足萬人時再向西轉移祁連山的。這時，陳昌浩為什么要重新把部隊逼回倪家營，是因為轉移進祁連山后，講打通遠方和要求河東紅軍 施援都失去了理由，其實是在拿紅軍將士的生命在謀求個人私弊;聯系到他在西路軍即將失敗時候要離開，同時也逼徐向前也離開，其實是為他自己離開打掩護。而潛回延安路上，找到了湖北佬鄉，又不走了，由此玩失蹤，看到徐回到延安并沒有受到什么處置時才到延安，從這些看，徐向前要比他忠厚老實得多。由此，陳昌浩回到延安寫檢查報告，寫了兩份，前面一份還在原則問題上為自己辯護，第二份才算有了忠誠;但徐向前也是晚節不保，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寫的回憶錄中，小細節沒有什么大問題，但原則問題上卻把責任推給中央想洗脫自己，這叫聰明一世，糊涂一時，李先念、陳云等都在一種不好的氛圍下犯了同樣的錯誤，實為他們可嘆。
2013年10月30日首發昆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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