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

　　——中國未來社會新展望

　　韓德強

　　今日中國，貪污腐敗積弊難清，貧富分化鴻溝加深，恐怖主義活動抬頭，經濟危機陰云逼近。

　　關心個人前途命運的有產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個大問題：個人向何處去?

　　關心物價就業(yè)看病的無產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個大問題：共產黨在哪里?

　　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有識之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個大問題：中國向何處去?

　　有產之士在移民海外，以備中國內亂;

　　無產之士在多購糧油，以備隔夜斷飲;

　　有識之士怎么辦?

　　能不能討論出一個社會改造方案?此方案能讓所有誠實正直的中國人，所有勤勞致富的中國人，所有普普通通的中國人，能夠恢復對社會的期待和信心，反思弱肉強食的競爭信條，形成共渡危機的強烈意愿，從而化危為機，甚至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各國人民向往的、真正的和諧社會。

　　為此，本文不揣冒昧，略作設想，希望拋磚引玉，引起公眾的爭議、討論，由此形成新的社會共識。

　　這個新社會可以用五個關鍵詞去描述：強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

　　一、強大

　　強大是個百年中國夢。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一代代仁人志士都在做這個中國夢，絕大多數(shù)普通中國人也為這個中國夢而激動，而努力工作，甚至奮斗犧牲?？墒?，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強大了嗎?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獨立了，但還不強大。

　　1978年，中國建立了一個現(xiàn)代科技和工業(yè)體系，中國初步強大，但還不富裕。

　　2008年，中國初步富裕，但失去了一個自主的現(xiàn)代科技和工業(yè)體系。強大夢化作了肥大癥。

　　當今世界，強國擁有摧毀世界的軍事能力，制定政治和經濟的游戲規(guī)則，壟斷現(xiàn)代科技和工業(yè)體系，迫使中國接受不合理的國際分工，成為世界最大的打工國。中國的過度開放戰(zhàn)略則迎合世界列強的要求，一味地與國際接軌，放棄貿易保護，放棄戰(zhàn)略產業(yè)，放棄自主的科技和工業(yè)體系。中國有了絕大部分民用高科技產品，卻失去了自主的高技術裝備、高技術生產線和高技術研發(fā)隊伍。中國有了現(xiàn)代化的面貌、脂肪，卻失去了現(xiàn)代化的神經、骨骼、肌肉。中國廉價出售各種資源，廉價出售勞動力，買來了一個現(xiàn)代化的外貌。買來的現(xiàn)代化，絕不是自主的現(xiàn)代化，也不見得能促進自主現(xiàn)代化。相反，買來的現(xiàn)代化完全有可能摧毀自主現(xiàn)代化。甚至在政治文件中，“四個現(xiàn)代化”亦已被“小康社會”所替代。所以，中國失去了“強大”，淪落為“肥大”。

　　“肥大”給許多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良好的感官體驗：摩天大樓，高速公路、鐵路，汽車、飛機、電腦、手機等。或者是直接進口，或者是合資生產，或者是由外方設計，或者是進口外方的工程機械，但是，站到國家長遠利益的角度看，我們不得不對其弊端有清醒的認識。這是過度開放帶來的必然后果。這是我們必須反思的改革開放的重大代價。不認識這個事實，我們就不懂得“強大”二字的真正意義。

　　“肥大”是依附性的，不可持久的。美國和西方列強已經向中國發(fā)出了明確信號，即使是“肥大”，他們也不允許。即使中國只有10%的人依靠出售資源、管理本國勞動力而富裕起來，那也意味著要有1.3億富裕人口，1.3億輛轎車，要與西方分享地球上的各種資源——石油、煤炭、鐵礦石等等，從而威脅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在世界上制造中國威脅論，想搞垮中國，肢解中國，讓中國從“統(tǒng)一、肥大”變?yōu)?ldquo;分裂、瘦小”，相互內戰(zhàn)，從而將資源留給西方獨享。

　　西方列強的隱蔽意圖我們不可不防。就在中國“肥大”起來的同時，美國的軍刀也正在磨得越來越快，核武器在小型化、戰(zhàn)術化，空軍在隱形化，宰割中國脂肪的能力在變得越來越強。兩相對比，應該引起中國人足夠的警惕。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在貌似文明的國際規(guī)則的背后，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一百多年來，強國變得越來越強，而弱國的自強歷程卻屢屢受挫，變得越來越弱。因此，中國追求強大的歷史進程還沒有結束，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不懈努力。否則，國際屠刀總有一天會再一次落到中國身上。

　　因此，追求強大就是要擁有自主的科技和工業(yè)體系。發(fā)展自主的科技和工業(yè)體系，固然需要學習、借鑒、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但是，這一切必須建立在自主基礎上。西方愿意合作，幫助中國建立自主的科技和工業(yè)體系，這當然好。但是，把希望根本寄托在西方人的善意上，卻是我們自己的最大的幼稚和幻想。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了，市場讓出去了，技術沒引進來，這是個根本現(xiàn)實。

　　放棄對西方的幻想，放棄現(xiàn)代科技和工業(yè)體系的神秘感，恢復中國人的自信和團結，在自主研發(fā)的基礎上，靈活地分化、利用西方各國和各跨國公司，就有可能在未來三十到五十年內建立起與西方各國平分秋色的現(xiàn)代科技和工業(yè)體系來。有了這個體系，中國就能夠有真正自主的現(xiàn)代化的國防，中國才能夠真正稱得上是強國。

　　為此，中國首先需要批判自由貿易理論，旗幟鮮明地以貿易保護作為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主導思想。貿易保護絕不是閉關鎖國，而是“打開大門，設立門檻”，信息、技術、人員可以流動、進出，但商品和資本的洪水絕不能隨便漫過門檻，擠壓本國戰(zhàn)略產業(yè)的利潤空間，沖毀本國戰(zhàn)略產業(yè)的發(fā)展前景。

　　其次，中國需要集中國家力量，突破某些關鍵技術，如集成電路、發(fā)動機、、數(shù)控機床生物工程、新能源、原材料等，并無償?shù)剞D讓給本國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可以在競爭中學習、應用、發(fā)展這些關鍵技術，成為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企業(yè)。

　　第三，中國需要建立國家、大學、研究院所、企業(yè)聯(lián)動的技術創(chuàng)新和研發(fā)體系，要在這一體系中樹立強烈的強國意識，激發(fā)技術人員的創(chuàng)造激情。為此，要徹底扭轉大學和研發(fā)機構的行政化、官僚化趨勢。

　　強大是13億中國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但并不是中國可以稱霸世界的依據。中國強大以后，應致力于改變國際社會弱肉強食的規(guī)則，扶弱抑強，德化天下，使世界真正成為既團結、互助、友愛，又充滿生機活力的人類社會。

　　二、公正

　　強大，中國人不再受洋人氣;公正，中國人不再受國人氣。

　　人人追求公正，然而，人人心中的公正卻各不相同。有的認為，均貧富是公正;有的認為，機會公平就是公正。有的認為，人人平等是公正;有的認為，各安其位、各盡其職是公正。有的認為，法治即公正;有的認為，民主即公正。有的認為，程序公正即公正;有的認為，實質公正才是公正。有的認為，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遵守契約即公正;有的認為，扶弱抑強，扶危濟困，道德良心才是公正。有的認為，這個世界沒有超階級的公正，只有階級與階級的斗爭。

　　我們能不能反過來討論：什么是不公正?試列舉一打不公正：

　　高官厚祿，貪污腐敗，化公為私，堵塞言路，是不公正;

　　資本巨頭，投機取巧，欺詐掠奪，一夜暴富，是不公正;

　　公檢法司，弄權枉法，先吃原告，再吃被告，是不公正;

　　律師訟棍，顛倒黑白，為虎作倀，欺壓窮人，是不公正;

　　傳媒公器，諂媚權貴，混淆是非，追腥逐臭，是不公正;

　　大中小學，道貌岸然，唯利是圖，誤人子弟，是不公正;

　　醫(yī)德敗壞，醫(yī)術不精，乘人之危，發(fā)己之財，是不公正;

　　名曰科研，實則欺騙，巨額經費，學閥瓜分，是不公正;

　　工人農民，財富源泉，弱勢群體，任人魚肉，是不公正;

　　青春學子，輕視勞動，缺乏智慧，放縱欲望，是不公正;

　　窈窕淑女，包裝身體，追傍大款，淪入娼門，是不公正;

　　貧富鴻溝，壁壘森嚴，城鄉(xiāng)之間，相隔天壤，是不公正;

　　由對不公正的關注提醒我們，是否可以這么想象：一個公正的社會，仍然有分工，仍然有貧富，仍然有長幼尊卑，仍然有賢與不肖，仍然有生活資料和部分生產資料的私有，仍然有沖突矛盾，但是，矛盾不在深層次積聚，沖突不至于大規(guī)模爆發(fā)，人與人的關系趨向于和諧，貧富差距趨于縮小，尚存的差距得到社會公眾多數(shù)的認可。私有產權的存在足以激發(fā)部分人的勤奮和創(chuàng)造力，但不足以制造兩極分化。財富不再是個人價值和尊嚴的主要標志，競比社會貢獻逐漸成為公眾的新風尚。這樣的社會，有活力與創(chuàng)造力，但不再利潤掛帥，不再唯利是圖;有競爭與市場，但不再崇尚競爭，迷信市場。

　　如果說上述的公正目標仍然過高，那么最低限度，能否保障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房住，人人可接受免費教育，人人有養(yǎng)老保障，人人可以享受較高標準的公費醫(yī)療?在現(xiàn)代社會，由于技術進步，自然資源得到越來越深度利用，人類生產物質財富的能力已經極大提高，上述五條保障應該有條件滿足。

　　有人可能會想，第一條看似簡單，實則最難。在競爭性的現(xiàn)代技術社會中，少量工作即可操縱控制大量的財富生產，如三峽水電站，每天發(fā)出數(shù)億度電，但卻只需要幾十個工作人員監(jiān)管儀表，如何做到人人有工作?

　　我的回答是，降低競爭程度，減少每周工作時間，即可實現(xiàn)人人有工作。工作不但是一個人物質生存的基本保障，更是社會生存——尊嚴——的基本保障。如果20%的人有極高薪的工作，80%的人沒有工作，只能“靠喂奶生活”，接受社會救濟，這個社會也絕不是公正的社會。說到底，現(xiàn)代社會的高薪崗位是在利用大自然恩賜給全人類的資源創(chuàng)造財富，而不是靠這些人的個人奮斗。那憑什么大自然只恩賜這少數(shù)人?現(xiàn)代社會的公正，應該包括自然資源的合理共享，無論是石油、煤炭、水能、太陽能，還是風能、潮汐能，不能讓發(fā)明資源利用裝置的人獨享大自然的資源。

　　以上只是關于公正的一種設想。公正是一種結果。直接追求結果公正，常常會損害了過程公正，反過來導致結果不公正。怎樣以過程公正實現(xiàn)結果公正呢?這就要求其他三個關鍵詞：民主、法治、高尚。

　　三、民主

　　民主，既需要程序民主，又需要實質民主。但是，這兩者又相互矛盾。怎樣實現(xiàn)兩者的有機結合，取各自所長，避各自所短，乃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西方民主制度以程序民主為特色。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多個政黨各自提出政綱，爭取選民的經濟和政治支持，從而獲得一定時期的執(zhí)政地位。經過數(shù)百年的探索，程序民主已經在西方主要發(fā)達國家形成了社會共識，形成了一整套保證選舉過程公開、公正的規(guī)則，成為約束權力運行、增強社會內聚力的有效機制。正因為如此，程序民主理念和制度對中國社會各階層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希望中國能夠借鑒、甚至移植這一理念和制度。

　　但是，我們的確也看到，程序民主理念和制度的確移植到了許多發(fā)展中國家，但并沒有結出預期中的良好結果。蘇聯(lián)、東歐解體后，移植了程序民主，但是，經濟崩潰，社會分化，政治腐敗，暗殺和動蕩層出不窮。拉美許多國家以及東亞近鄰如菲律賓、印尼、印度等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qū)，也移植了程序民主，但是，同樣面臨類似的現(xiàn)象。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有人認為是社會缺乏對程序民主的共識和耐心，加上沒有法治框架約束。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貧富分化嚴重、權錢勾結型的利益集團獨大、政治腐敗、階級沖突加深的社會中，社會共識將無從產生，法治框架將無法建立。程序民主的本意也是要讓人民當家作主，但是，當人民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團、階層、階級，而這些集團、階層、階級激烈斗爭時，程序民主就有可能成為強勢集團操控輿論、強奸民意、瓜分選票的道具。

　　有鑒于此，強調只有消滅階級和階級分化才能實現(xiàn)民主的理論，即人民民主理論，偏重實質民主的理論，才有其深層的合理性。當然，人民民主理論意味著首先要消滅階級和階級分化，意味著要剝削某一部分人的財產權、政治權、甚至生命權，在形式上又意味著專政，違背程序民主的原則。

　　這是一個兩難困境。程序民主有可能造成實質不民主，最終達到既無實質民主又無程序民主;而實質民主又可能違背程序民主，最終也達到既無程序民主亦無實質民主的地步。所以，實現(xiàn)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有機結合，乃是一個西方政治理論的難題。

　　西方政治思想家認為，在階級社會里，這個難題就無法解決。其中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能是先消滅階級，搞一段無產階級專政，再實行人民民主。否則，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其中的非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無法消滅，實質民主是個空想，只能搞程序民主。否則，就落入以無產階級名義進行的專制獨裁。

　　從性惡論出發(fā)，這個難題是無解的。但在實踐中，遇到有高尚道德、頭腦復雜的政治家和政治家群體，卻有可能跳出這一兩難困境。例如，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就是通過程序民主掌握政權，又運用政權對嚴重的兩極分化進行調節(jié)，在法治框架內修理強勢集團。由于查韋斯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下一輪選舉中，他又能戰(zhàn)勝強勢集團的輿論機器，取得絕大部分下層階級的選票，繼續(xù)執(zhí)政。

　　其實，這個道理還可以從工會與資本家的斗爭中體會。工人組織成工會，運用游行、集會、罷工等手段，可以與資本家集體談判工資，維護自身的權益，這是西方程序民主在經濟生活中的運用。如果工會領袖被資本家收買，則這種經濟領域中的程序民主就可能轉化為資產階級民主。如果工會領袖能夠堅定地代表工人利益，則有可能轉化為有利于工人的實質民主。

　　因此，不能因為程序民主的結果常常被強勢集團所主導，就譴責程序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如果社會上有深厚的道德資源，如果政治家有良好的理想情懷和道德操守，則程序民主將有可能轉化為實質民主。相反，如果從選民到政治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則程序民主一定會被強勢集團利用，進一步促進社會的兩極分化。

　　有人可能會懷疑，人性可善嗎?我堅信，人性可善，人為善時更自洽、更自尊、更幸福。為善者可以“知惡行善”，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承認惡，在制度上約束惡，但在自身的心性和行為上追求善。一旦有大批知惡行善的理想主義者出現(xiàn)，則民主制度就不容易被大財團操縱利用，社會就有可能漸進、持續(xù)地改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重新認識了民主。單獨依靠民主來解決社會問題的確不行，民主迷信確實應該放棄。但是，民主也為大批知惡行善的理想主義者搭建了發(fā)揮作用的政治舞臺。沒有民主，也可能無從鑒別、約束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最后反而使理想主義群體變得容易墮落。

　　當然，同樣重要的是，當今天體制性的腐敗難以解決時，無論民主有多大的問題，公眾總想試一試。即使在希望開明專制的群體中，也常常禁不住希望用民主來迫使其“開明”。也許，這就是民主迷信的表現(xiàn)。但是，當大多數(shù)人都擁有民主迷信時，再有看法的人也首先得尊重這種民主迷信。

　　與道德相結合的程序民主適合于解決政治權力的更迭。但是，作為普通公民，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無數(shù)問題。這些問題可能不是體制性的，不是政治性的，但卻對他個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響。這些問題怎么辦?能不能在程序民主外，增加一些表達意見的直接民主或實質民主成份?例如，能不能吸收中國曾經風行的“大字報”的若干合理成份?如果允許大字報合法化，那么，公眾對各級權力機關的意見就可以直接公諸于眾，各級權力機關必須“辯方舉證”來回應公眾的質疑。特別是在行政權與司法權、檢察權、媒體權容易相互合謀的背景下，給公眾一個直接的、輿論性的批評平臺，是否可以有效地威懾腐敗現(xiàn)象?當然，大字報有許多副作用，例如，可能會被用來誹謗、造謠、中傷。但是，這些副作用完全可以通過適當?shù)拇胧﹣砑右砸种?。比如，大字報張貼時可以匿名，但此前必須經一個相對獨立的部門登記編號，要求出具真名實姓。該機構甚至可以幫助打印成標準格式和字體的大字報，張貼至指定地點。只有在進入司法程序后，司法機構才能獲知大字報作者的真實身份，但須保護作者的安全。這樣，既能有效地防止大字報的副作用，又能讓公民進行直接、有效、低成本的監(jiān)督。在互聯(lián)網時代，可以專門設立一個大字報網，分級分類分單位張貼電子大字報。也可以要求各級政務網開辟大字報專欄。到這些欄目張貼的專門反映問題的文章，受法律保護，但也受法律約束，本單位行政領導無權要求刪貼，卻有義務辯方舉證，回答問題。詳細辦法在運行中可以慢慢成熟起來。

　　總之，我們要民主，但不要民主迷信。同樣，要理想主義，但也要放棄對理想主義單獨解決社會問題的迷信。讓公民的民主選擇和監(jiān)督權與政治家的理想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才是走向真正的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四、法治

　　20世紀80年代，民主曾經是中國最有吸引力的詞匯。但是，經歷過導致蘇東解體的民主，經歷過臺灣的陳水扁式民主，許多當年的民主“粉絲”開始對民主產生懷疑，開始留戀現(xiàn)有體制的秩序與穩(wěn)定，盡管也還繼續(xù)抱怨專制和腐敗，但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黨的開明專制、逐漸改良上。也就是說，即使中國社會未來可能需要民主化，當下實行卻可能導致天下大亂。

　　怎么辦?法治主義者認為，民主和道德都不可靠，中國真正需要的是法治。

　　為什么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程序民主能夠有效運行，靠的是健全的法治約束。小布什是靠佛羅里達的重新計票結果當選的。如果民主黨不承認這個結果，那只能引發(fā)兩黨間的惡性攻擊，最后導致社會動蕩。但是，在發(fā)展中國家，選舉程序缺乏有效規(guī)范，舞弊屢見不鮮，失敗的政黨不承認選舉結果，煽動民意要求重選;獲勝的政黨則運用國家暴力工具壓制對手;如此，每每使社會日益分裂。

　　民主是否是反腐敗的靈丹妙藥呢?離開法治約束的民主，執(zhí)政黨上臺可以任用親信，濫用權力，導致自由腐敗，正如臺灣的陳水扁那樣。

　　民主是否意味著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呢?程序民主的有效運行固然需要以這四大自由為前提，但是，離開法治框架的民主卻可能會損害這四大自由。希特勒靠民主選舉上臺，但上臺后卻取消了這四大自由。真正能夠保障四大自由的，是法治。

　　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民主才有可能發(fā)揮有限的政治平衡作用。否則，這時多數(shù)人民主地立法決定剝奪少數(shù)人的財產，下一歷史時刻，另外一個多數(shù)人又民主地立法決定剝奪少數(shù)人的權力。這時多數(shù)人民主地立法決定取消四大自由;下一時刻，多數(shù)人又民主地決定取消任何既定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民主和專制都屬人治，專制是把一個人的意志強加給社會，民主是把多數(shù)人的意志強加給社會。高于人治的，是法治。高于法治的，是德治。套用中國傳統(tǒng)話語結構，德治為天，法治為法，在有法有天的框架下，民主才能發(fā)揮良好的政治平衡作用。一旦民主高于法治，社會將無法無天，只有多數(shù)人的不穩(wěn)定組合。

　　法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給人合理穩(wěn)定的生活預期。民主有可能把多數(shù)人一時的沖動、愿望強加給社會，暫時的確有合理性，長期卻可能會造成社會震蕩反復，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穩(wěn)定秩序無法建立。個人無法形成合理穩(wěn)定的預期，從而不事生產，專事投機。老子曾經有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恐怕就是這個意思?；舨妓拐J為，有秩序總比無秩序好，一個專制的利維坦，只要能建立長期穩(wěn)定的秩序，就比“人對人是狼”的自然狀態(tài)好。如果霍布斯參與二十世紀民主的辯論，他可能會說，民主讓社會回到人對人是狼的自然狀態(tài)。當民主原則確認人人都是主人時，真正的沖突就會發(fā)生在這無數(shù)主人之間，而這就是自然狀態(tài)?；舨妓沟挠^點雖然偏頗，但對于校正民主迷信還是有重要價值。

　　未來社會的法治，不但應該承認多數(shù)人的私有意識有一個漸進轉變過程，從而保留生活資料和部分生產資料的私有，而且應該承認大型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公有的合理性。在現(xiàn)代技術條件下，大型生產資料如電站、公路、鐵路、機場、港口、衛(wèi)星通訊、鋼鐵廠、水泥廠等都是高效率的、壟斷性的、利用自然資源的生產裝置，理當屬于全社會。發(fā)明和管理這些裝置的人，可以給予較高的報酬，但如果給他們利用這些裝置產生的利潤來影響社會、操縱政治的權力，則社會就走向極端了。誠然，需要給這些裝置的發(fā)明和改進者一個合理穩(wěn)定的長期預期，但這種預期完全可以是社會聲望與經濟利益的某種結合，而不是只靠經濟利益。大型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正是激發(fā)革命的基本動力。這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表述：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相應地，大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也是革命后社會之所以能夠歷經動蕩、失敗而還能夠存在下去的依據。

　　更進一步，如何定義哪些生產資料屬于大型的、應公有的生產資料?哪些屬于小型的、可私有的生產資料?除上述邊界清晰、爭議較小的對象外，畢竟還存在大量不易界定的、變動中的生產資料。這個界定權就可以留給民主機制去解決。如果一個地區(qū)的經濟完全依靠某個大型造紙廠，這個地區(qū)的人民就可能會決定將這個大型造紙廠公有化，并給予企業(yè)的原所有者以適當?shù)慕洕蜕鐣a償。相反，如果另一個地區(qū)的經濟有眾多大型企業(yè)，造紙廠并不起眼，就可能保留該廠的私有產權。

　　順便還涉及到計劃和市場的問題。凡是公有的、大型生產企業(yè)的采購、生產、銷售、研發(fā)，以及這些企業(yè)之間的協(xié)調，可以適用計劃體制。凡是私有的、小型生產企業(yè)的采購、生產、銷售，可應用市場體制。介于兩者之間的，既可應用計劃體制，亦可應用市場體制，具體接口，可讓民主機制來決定。

　　潘維設想了在一黨執(zhí)政下的咨詢型法治社會，很能給人啟發(fā)。如果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還需要準備道德和法治基礎，潘維設想的咨詢型法治社會就可以作為過渡。咨詢型法治有六大系統(tǒng)，中立的文官系統(tǒng)，獨立的司法系統(tǒng)，獨立的審計系統(tǒng)，獨立的反貪系統(tǒng)，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咨詢系統(tǒng)，以及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保障。這六大系統(tǒng)也不需要一次建設，而可以逐次增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他的《法治與民主迷信》。(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5月)

　　這種咨詢型法治社會的主要缺陷可能是機構重疊，成本高昂。但是，對于解決當下腐敗問題卻可能是一劑良藥。

　　在此之前，先可以按照司法獨立原則推進“法官職業(yè)化”，按照司法民主原則推進“審判民主化”。

　　五、高尚

　　潘維破了民主迷信，但卻似乎落入了法治迷信。其實，徒法不足以自立，社會公認的道德才是立法的依據。徒法不足以自行，有德者執(zhí)法，才能降低執(zhí)法成本，提高執(zhí)法的嚴肅性和公正性，贏得人們對法律的信任和尊重。

　　當今社會，法如牛毛，但許多法律是不依據社會公認的道德而制定的，恰恰相反，是在蔑視道德、踐踏道德的基礎上制定的。因此，為法日增，為道日損。法律成為心態(tài)上的流氓者相互博奕的工具。當立法者、執(zhí)法者、守法者都缺德時，法治的聲譽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

　　這里，必須對西方現(xiàn)代司法體系中的無罪推定、程序正義原則加以反省。從邏輯上說，無罪推定固然可以使政府不能冤枉任何一個好人，但卻會放過任何一個壞人。美國的辛普森案遵守了無罪推定、程序正義，但卻放過了殺人犯。這個司法原則保護了殺人犯的人權，但就意味著踐踏了被殺者的人權。我們知道，犯罪行為實施常在一瞬間。過了這一瞬間，犯罪行為本身已經消失在茫茫的時光隧道中，留下的只是證據。根據康德的思路，證據是此岸世界，真相是彼岸世界的，人類的理性不足以從此岸世界過渡到彼岸世界。因此，從證據中無法靠推理而還原出犯罪事實來。一定要這樣做，那就意味著理性的致命的自負，那就意味著可能會冤枉好人。

　　為什么西方現(xiàn)代司法體系采用無罪推定原則呢?本意是為了防止法官濫用職權。此前，我們曾經假設法官是公正的、廉潔的、明斷的。為此，可以賦予法官有罪推定的權力。但是，如果法官是偏私的、腐敗的、無能的呢?那么，理論上有罪推定就可能導致株連九族，濫殺無辜，在現(xiàn)實中就可能意味著逼供、拷打，擴大或制造冤假錯案。為此，干脆假設法官是無道德的，這樣，就可以一勞永逸地剝奪法官犯錯誤的權力。這正如目前一些人提倡的反腐敗思路：既然腐敗是公共權力的產物，干脆取消公共權力，豈不是一勞永逸地取消腐敗了嗎?但是，這個貌似嚴格、徹底的思路，在現(xiàn)實生活中完全是不可行的。無罪推定意味著司法成本將無限上升，而司法效率將無限下降，最終意味著廢除現(xiàn)代司法體系。如果罪犯們都懂得無罪推定的奧秘，如果公安局和檢察院在偵破和調查取證時嚴格遵守無罪推定原則，那么沒有一宗犯罪可以認定。這將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呢?將是一個人人可以自由犯罪而不受懲罰的社會。你再也不需要怕政府了，但你必須怕社會上的任何一個人。

　　可見，西方現(xiàn)代司法體系的邏輯核心恰恰不是立足于有道德，而是立足于無道德。所以，作為現(xiàn)代司法體系的樣板國，美國的司法成本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4%以上，而且還遠遠不夠，甚至連辛普森這樣明顯的罪犯都難以認定。美國納稅人不得不交納高昂的稅收來養(yǎng)一個提供不了實質正義的司法體系。所以，布熱津斯基才會把道德淪喪看成美國社會的頭號問題。

　　所以，當承認法治的重要性時，根據什么原則來立法和執(zhí)法，就成了頭號重要問題。首先是在這里，我希望將高尚二字作為未來社會運行的五大關鍵支柱之一。

　　高尚是中國共產黨的莊重承諾。一黨體制之所以能夠為社會接受，至少相當長一段時間接受，就是因為該黨承諾“為人民服務”，而且也在相當長時間里，至少在動機上，也體現(xiàn)在社會政策和成就上，努力為人民服務。如果真能做到，其實是老百姓的福氣。有一個廉潔、高效、低成本的政府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是人民的福氣嗎?老百姓為什么喜歡清官?這并不是老百姓有什么封建意識，而是因為老百姓非常理性、精明。清官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公共服務，為什么不要呢?靠民主、法制、高薪養(yǎng)廉提供的公共服務，畢竟成本太高啊!這里實際上蘊含著全部的中國政治思想精髓：民本主義政治思想。

　　當然，黨現(xiàn)在相當程度上墮落了，為人民幣服務了，索取的成本越來越高了，提供的服務越來越有爭議了。這樣，民主選舉、多黨競爭的西方政治思想才逐漸深入人心。但是，為了要強調民主的重要，一些人又走向極端，不但否認現(xiàn)實生活中還存在的部分崇高人物和事件，甚至否認黨真誠追求崇高目標的歷史，進一步否認一切道德，竭力鼓吹自私自利。沿著這一思路，中國政治思想就將變得一無是處。

　　的確，高尚并不容易。世界上的各種思想和價值體系，除近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以外，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儒家等，都提倡高尚。馬克思主義在基礎理論上并不重視高尚，但一到革命實踐中，就特別強調高尚，強調“兩個決裂”。但是，真能夠身體力行高尚的，在各教、各宗、各派都是少數(shù)。大多數(shù)人往往是認同高尚，向往高尚，甚至追隨高尚，卻不見得真能一輩子高尚。

　　但是，這就夠了。只要多數(shù)人對高尚持一種肯定態(tài)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就可以了，足以成為法治的道德基礎了。此前倡導高尚的各教、各宗、各派，包括共產黨，往往把高尚看成是建立理想社會的唯一因素，忽視人的物質性需求，所以，高尚反而會難以持久。將物質性需要考慮在內的高尚，有法治為基礎的高尚，就可能持久，甚至還會升華。相反，此前各教、各宗、各派因為過于強調理想的純粹性和唯一性，所以，常常排斥其他教、宗、派，甚至發(fā)動宗教戰(zhàn)爭，打擊其他類型的高尚。一旦有法治為基礎，世俗性、物質性的問題留給法律去處理，反而有可能形成各種提倡高尚的教、宗、派、思想體系之間“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局面。真正的問題不在各教、宗、派之間，而是在各教、宗、派內部的真誠者和虛偽者之間。如果共產黨清理自身的腐敗黨員干部，各教、宗、派也各自清理自己的門戶，將那些名利之徒、虛偽之士趕出教門，那么，社會風氣的好轉將指日可待。

　　我承認，自由主義的確促進了科學技術的進步，物質生活的豐富，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充分釋放。同樣，處理物質利益的法律體系的日益復雜精密，也要歸功于自由主義邏輯。但是，自由主義在激發(fā)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同時，畢竟也鼓勵了放縱和墮落，挑動人內心的沖突、人與人的沖突、階級與階級的沖突、國家與國家的沖突、人類與自然的沖突。因此，當高尚二字要成為社會運行的五大關鍵支柱時，社會應該鼓勵高尚的各種價值體系的競美和創(chuàng)新，但不能鼓勵墮落。

　　當今世界，自由主義壟斷了政治和經濟體系的解釋權，構造了許多明顯鼓勵墮落的經濟和政治機制。例如，股票市場、期貨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彩票市場。這些市場都有著貌似有利于生產的解釋，但實際上都是在鼓勵接近純粹的投機，接近純粹的不勞而獲，都在加速財富向一小撮沒有任何生產功能的大投機家手里集中。這些投機家賺錢容易，花錢如流水，還影響帶動了一切墮落行業(yè)的發(fā)展，例如嫖妓、吸毒、賭博等。因此，不允許墮落就意味著，可以保留股票和股份制企業(yè)，但要取消股票市場，或者將股票兩次交易的間隔延長到一季度、半年、一年以上?？梢员Ａ羝谪浗灰?，但必須全款交易，必須服務于生產。依此類推，要取消投機性的外匯交易、黃金交易。至于彩票市場，沒有任何生產功能，應該直接取消。

　　很有意思，基督教曾經長期詛咒利息，認為利息是不勞而獲。但是，恰恰是在基督教流行的地區(qū)，各種遠甚于利息的不勞而獲的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屢屢將世界帶到非常危險的金融、經濟乃至社會、政治的大混亂之中。這只能說明基督教在西方世界只是自由主義的小配角，對現(xiàn)實的政治和經濟世界完全沒有解釋和干預能力。同樣，中國曾經嚴肅地把農貿市場、長途販運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今天，卻把五彩繽紛的資本主義毒瘤當作現(xiàn)代金融創(chuàng)新引進。這只能說明執(zhí)政者缺乏對社會復雜性的認識，才會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六、結束語

　　強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既相反相成，又相輔相成。

　　有的人心里只有強大。為了強大，可以忽視公正，排斥民主，撇開法律，無視高尚。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強大，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強大。典型或如希特勒。

　　有的人心里只有公正。為了公正，可以無祖國，無社會，突出單一群體的作用，認為有了公有制，自動會高尚。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公正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公正。典型或如托洛茨基。

　　有的人心里只有民主。為了民主，可以不顧國家解體，不管剝削壓迫，無視既有法律，躲避崇高，鼓吹墮落。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民主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民主。典型或如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各國許多知識分子。

　　有的人心里只有法治。為了法治，可以無視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可以忽略日益廣泛的不公正，可以接受專制，可以蔑視高尚。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法治產生了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法治。典型或如某些法治主義者。

　　有的人心里只有高尚。為了高尚，可以遠離人世，可以忽視人的物質需要，可以不受民眾的現(xiàn)實意愿約束，可以否定法律的嚴肅性。他們的信念永遠是，如果一味地追求高尚產生了諸多其他問題，那是因為還不夠高尚。典型或如各類宗教。

　　類似地，其實當今社會還有一類流行的迷信，即改革迷信，開放迷信，市場迷信。他們相信，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靠進一步改革來解決。開放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靠擴大開放來解決。市場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能靠進一步市場化來解決。如此，必將一意孤行，聽不見任何不同意見，直到歷史將他們淘汰。

　　突出其中任何一項，都可能構成某種“迷信”，某種“萬能論”。當然，陷入某種“迷信”比什么都不信要好。有某種“迷信”，說明此人還思考問題，還關注社會，還愿意將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聯(lián)系聯(lián)系。如果什么都不信，只信錢，只信眼前的實惠，那也是很可怕的。

　　為什么在一個崇尚科學的社會中存在著如此多種多樣的“迷信”呢?因為科學只能認識大自然，只能解決工程技術問題。當科學越出工程技術和自然領域界限，想認識社會時，就出現(xiàn)了科學“迷信”。在社會生活領域，每個人的生活經歷有限，對社會和自身的復雜性了解有限，讀書和思考的能力有限，常常會陷入某種“迷信”。而且，社會理念的“迷信”有一個特點，越論戰(zhàn)，越迷信。在論戰(zhàn)中雙方唇槍舌劍，壁壘森嚴，各自捍衛(wèi)自己的迷信，直至最后拿起槍來辯論。因為每個人的迷信中常常包含著自身的經歷和利益，破除迷信意味著要超越自身的經歷局限和利益局限。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抽象的正義、公正、民主、平等，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愛，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如果人類真的想要超越階級，那沒有別的辦法，必須超越這種種“迷信”。我們不能老是沉浸于一種“迷信”，還要善于發(fā)現(xiàn)、勇于承認該種“迷信”的局限性，從而認識到不同要素之間既相反相成，又相輔相成的關系，心平氣和地承認自己的不足，看到他人的長處，相互取長補短，共同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

　　這怎么可能呢?第一，需要改變思維方式。西方思維方式屬于是原子論或還原論思維，總是強調有某種歸根結底決定一切的東西，總要尋找某個唯一的、根本的原則。在社會實踐中，這種思維特別容易走極端。中國思維則總是強調有陰必有陽，陰陽互動，物極必反，因此，就可能看到對方的合理性，不易走極端。第二，需要扭轉現(xiàn)代社會過度專業(yè)化現(xiàn)象，特別是扭轉社會研究各領域的過度專業(yè)化現(xiàn)象。過度專業(yè)化以后，視野就特別狹隘，看問題就往往坐井觀天，容易形成某種迷信。

　　一旦可以超越自身的迷信，就有可能實現(xiàn)費孝通先生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美”即某種“迷信”，某種信仰，某種深信，某種追求。“各美其美”，即人首先要有某種“迷信”。第二階段，則要破“迷”。不破“迷”，就發(fā)現(xiàn)不了自己的缺點，認識不到他人的長處，提高不了自己，從而希望清除異己，發(fā)生“宗教戰(zhàn)爭”，做不到“美人之美”。能夠“美人之美”，自然就會“美美與共”。“美美與共”，不但在關注精神世界的各教、各宗、各派之間，而且在更關注物質生活的強大、公正、民主、法治各派之間，在迷信計劃或迷信市場的各派之間，在迷信公有制或迷信私有制的各派之間。這樣，才能逐漸達到人類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諧，即“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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