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群眾的革命高潮掃清資本主義狹隘限制并動搖其制度基礎的混亂的一年。

　　——彼得-塔斐(Peter Taaffe)，英格蘭和威爾士社會主義黨總書記

　　1789，1830，1848，1871，1917，1968，1989這些年份每一個都標志著歷史的轉折點。盡管1989年代表著歷史車輪的倒退，但很明顯其他年份都是意味著革命的(進步)。而1968年就是其中的一年。這是群眾革命高潮掃清資本主義狹隘限制并動搖其制度基礎的混亂的一年。

　　其高潮不容置疑的發生在1968年5-6月的法國，在一個月的革命高潮中爆發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上千萬工人占領工廠的總罷工。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在歷史的某些階段進程在平靜表面下數十年如“一日”的話,那么某些時段20年內的事件可能被壓縮在幾天內爆發。而1968年法國在一個月里所發生的一切就是這樣的事件。

　　1968年不僅僅是巨大社會變革之年，而是真正的革命之年，而且在相對的范圍內還存在著世界性的反革命。即使對那些生活在那個時代或參與這些事件的人而言僅回想這些事件的數量和規模仍然還是驚人的。除了發生在巴黎和法國其他城市的革命事件，我們還能見到發生在墨西哥的群眾運動-在最初階段它具有一些類似于法國斗爭的特征-但最終陷落于聲名狼藉的特拉特洛克廣場(Tlatelolco Square)血腥屠殺中。官方報告死亡人數為約300人，但事實上可能有上千人被墨西哥政府嗜殺成性的軍隊所屠殺。

　　這也是越南民族解放陣線通過春節攻勢決定性改變越南“萬日戰爭”的一年，號稱全球不可戰勝的最強戰爭機器敗在衣衫襤褸的農民之手。到當年1月為止美國已經在越南損失了約一萬架飛機。在2月4日美國的亞特蘭大市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預言性的宣稱：“我希望有人提到：馬丁路德金試圖將他的生命奉獻給他人”。2個月后他被人槍殺。在3月份時包括尤金麥卡西(Eugene McCarthy)在內的230名議員要求美國總統約翰遜(Lyndon Johnson)下臺。于是約翰遜總統宣布他不再尋求連任。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贏得了新罕普郡的初選成為成為共和黨新的候選人。四天后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宣布他將參加1968年總統競選，但后來他遭到了與馬丁-路德-金同樣的命運。

　　在當年8月擁有特權的蘇聯官僚精英調動了20萬華沙條約的軍隊鎮壓了“布拉格之春”。幾天后美國學生們被芝加哥市長戴萊(Daley)的“民主”政策所鎮壓，他們哭喊道：“全世界正看著”。對這革命之年有強烈諷刺地是尼克松憑借其虛偽的提出“光榮而和平”的政策(peace with honour)結束越戰的競選口號而當選總統。1968年的英國群眾針對右翼的哈羅德威爾遜工黨政府的內外政策的反對也在不斷增長;如在越南問題上，在3月和10月數萬的英國民眾在格羅夫納廣場(Grosvenor Square)游行示威反對越戰。

　　騷動不僅僅發生在發達的工業國家里。在印度尼西亞，在中國-通過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在巴基斯坦，它的工農運動與同時在法國發生的運動有相似之處—反對的浪潮觸及社會的各角落，整個社會被劇烈震動。

　　1968年也標志著文化復興，尤其是影響了作家、音樂家、學生和社會的中間階層。但更重要的是在1945年之后的階段內在看似資本主義制度‘重生’而帶來的社會穩定和死氣沉沉中，工人階級重新走上了前臺。我們決不應該忘記1968年發生的革命事件，盡管1950年-1975年間的世界經濟繁榮也并沒有使工人階級筋喪失斗志。事實上正如Paul Krugman在新書《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中引用Tom Wolfe關于美國1968年經濟的話：“一個魔術般的經濟”。

　　美國的劇變

　　在美國工資漲到歷史最高點，1966年美國最低工資相當于今天的8美元/小時(高于現在的5.15美元/小時)。80%的人口擁有健康保險。約翰遜在任內不得不引入‘親黑人的法律’，例如公民權利和投票權的法案。然而這只是美國繁榮的一面，由于當時越戰不斷上漲帶來的巨額戰爭支出，社會福利遭到了削減，其結果之一就是在紐約有約14000名兒童由于貧窮的居住環境而導致被老鼠致殘或殺害。當百萬黑人們把他們自己視為革命者時，年青人處于反抗之中。這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革命或革命前期的狀態并不單單來源于是經濟因素，也可能為政治事件所引發。

　　越戰使美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發生腐爛，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無法繼續推行“大炮加黃油”政策。1968年群眾覺悟的推進所呈現的戲劇性的展現也破壞了約翰遜的總統任期。當然不僅在美國也在歐洲及日本和其他地區的人口中大量階層所獲取的不容置疑的經濟發展使資本家們斷定其體制穩定得到了保障，一些過去的遺留問題完全可以被有技巧地“社會工程”所解決。

　　工人階級的重要作用

　　但這事實上錯過和忽視了表層之下所發生的改變的進程。但資本家們不是唯一在這問題上犯錯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掉進了印象主義陷阱，他們認為產業工人階級已經被資本主義制度所調和，或被消滅，或者在最低程度上被靜化，因此在那個階段無法有效地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

　　社會主義黨的先驅們在戰斗派中曾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捍衛—今天依然如此—馬克思關于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地位的分析觀點。這一是唯一一個由社會化工業大生產所組織起來和規范起來的階級，從而能發展出必要的社會凝聚力和戰斗力以推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在今天這一觀點仍然正確，盡管在英國和其他先進經濟體中非工業化現象已經發生。“新”工人階級階層包括例如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壓力下的公務員和教師，他們已經采用了工人階級的方法，如罷工!當2008年4月24日英國教師大罷工的時候，公務員和高校講師也會加入他們。

　　農民就其性質而言可以分為不同的階層，上層趨向于與資本家們聯合。而另一方面低層次的農民或小農場主則接近工人階級，并在經濟毀滅時趨向于降落為工人階級。這同樣適用于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地區的現代中產階級。

　　但是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在1968年之前就認為工人階級是保守的，其中有的已經被”資產階級化”了，因此工人階級已經不再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動力了。這導致他們在其他地方尋找救世主，如南斯拉夫“非自覺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鐵托，或者中國的毛澤東甚至或者古巴的卡斯特羅。在古巴無疑是有工人控制因素的人民革命，但是沒有十月革命中俄國存在的工人民主。

　　那時戰斗派的立場與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USFI)的信徒們發生了沖突。該組織的領導人厄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于1968年4月在倫敦進行了演講。我們對曼德爾的觀點發出了質疑，他認為只要美元仍然穩定，那么歐洲在至少20年內不會有根本的變革。而且當時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和曼德爾認為世界革命中心至少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已經轉移到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世界。

　　戰斗派一直重視解釋和分析世界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一區域所發生事件的重大意義，因為1950-1970年代發生的燦爛的民族解放運動涉及到三分之二的人類。盡管如此，從全球視角來看，社會主義變革的決定性力量仍然集中在不得不與新殖民主義運動建立聯系的先進工業國家中。

　　這并不是在暗指我們認為世界應該“等待”，直到歐洲、日本和北美的工人們準備采取行動。我們無論在總體上還是在行動中都充分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盡管其是在資產階級或親資產階級勢力領導下，如當時在阿爾及利亞發生的反法斗爭。但是正如布爾什維克在1905年革命之前和1917年年曾表明的，在看似平靜的年代里，其重要的是捍衛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義變革主要動力的地位，盡管在表面上那不是顯而易見的。

　　知識分子的轉變

　　那時大多宣稱為馬克思主義者或托洛茨基主義者主要是1968年前發展起來的激進學生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或知識階層在工人運動發展中可以扮演關鍵性角色，正如俄國工人運動史中所證實的。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黨的偉大領導者們，更不用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逐漸從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演變出來的。然而他們每個人都不僅在政治上而且與其出身背景和周圍環境中割裂開來。他們歸納總結工人階級在觀點、綱領、戰術策略以及組織方面的經驗。他們是準確清晰理論的‘堅守者’，特別是在社會革命問題、工人階級所需組織形式、革命制度以及所有由此帶來的事情。他們與那些“知識分子”毫無共同之處，即使他們中許多宣稱是社會主義者甚至“馬克思主義者”，正如巴爾扎克(Balzac)說他們“像換衣服一樣改變自己思想”。

　　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現在甚至被資產階級作家稱為”觀察敏銳的社會學家”，而在他們生活的年代他們卻被稱為“破壞分子”，特別是被他們的“社會主義反對者”所咒罵。因為他們有一個理論支柱，一個正確方法——如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對片面的情緒和使問題變復雜的時髦理論打了預防針，至少可以說，明確了斗爭和并對于工人運動有清晰的認識。這些知識分子在歷史中不是獨立的因素，而是有時在事前，但多數時候是在事后，有時而且是隱匿其社會基礎地反映了運動的發生。

　　關于知識分子的有害作用可以見證斯大林主義崩潰之后的期間和資產階級“自由市場”的思想運動。其中例外的可能是在拉丁美洲，那里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反對那些接二連三在歐洲和美洲甚至滲透到新殖民主義世界的知識界中呈壓倒性的敵對宣傳——無論它們是投降或遷就親資產階級的立場。不只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iyama)而且大多數這些知識分子都默許階級斗爭已經死去的這一想法。

　　即使是在正如我們日常所觀察到的世界資本主義“金融體制”日益衰退的今天，如倫敦書評的一些期刊還在不斷出文章提及“后意識形態時代”以及一個隱蔽的輕視社會主義的觀點。Alain Badiou在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中提到1968年遺產時竟令人難以置信的寫道：“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大眾民主，列寧主義，無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國家——所有這些20世紀的發明概念—已經不再有真正對我們有作用了。“(新左派評論2008年1-2月，《共產主義假說》“The Communist Hypothesis”)然而如果要從1968年中得到更重要的結論的話，那就是其由于缺乏一個真正的群眾性“無產階級政黨”而使法國資產階級破壞了革命。此外現在不建立這樣一支力量，未來也將會喪失有利的機會。毫無疑問從下而上的群眾性工人階級的強烈的爆發—將可能作為自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經濟衰退的結果——將迫使作為知識分子階層正如他們在過去所做的去適應改變，他們中的許多人將拋棄現有的立場。

　　社會主義革命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進行準備。大多數參與了1968年那事件的學生和知識分子是持泛社會主義觀點，一些人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者或托洛茨基主義者。這是因為工廠和工作場所自下而上的不滿而帶來的反響以及至少從經濟角度來看有一個“社會主義”模式：東歐和前蘇聯的計劃經濟，雖然受到官僚主義化和一黨極權所敗壞。然而大多數組織的盛行觀點是基于本身依靠的知識分子階層而非基于工人階級或者像1968年5-6月事件發生的任何可能。

　　為什么在法國爆發？

　　他們并不是單獨發生的。在1967年新年前夜，78歲的法國總統戴高樂說道：“我迎接‘寧靜’的1968年”，為反映法國資產階級的信心，他繼續說道：“不可能在今日法國再看到過去發生的可能造成癱瘓的危機”。Sean O’Hagan在《觀察家報》(the Observer)中評論道:”6個月后戴高樂卻在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掙扎。法國首都由于經過數周學生暴動以及隨后的突然性總罷工而陷入癱瘓。在五月的第一個星期法國由‘寧靜’之旅轉向接近革命是1968年的關鍵事件，在當年群眾抗議運動在全球爆發，從巴黎到布拉格，從墨西哥城到馬德里，從芝加哥到倫敦”。(2008年1月20日觀察家報，每個人都來自路障邊“Everyone to the barricades”)

　　但是這不是一個偶然在法國爆發的革命，鄰近的國家如德國卻沒有發生。如果關于學生是“導火索”的時髦理論——其認為那是一種為了點燃工人階級革命而與資產階級國家有意識對抗的政策——是正確的話，那么革命應該首先發生在德國。在那里有一個與法國同樣規模甚至更激烈的學生運動，在1967年德國抗議學生本諾昂尼索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擊斃導致了大范圍的學生革命并使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SDS)崛起。一名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領導人魯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也在1968年4月被子彈擊中頭部，造成了其無法治愈的創傷。

　　同樣的有威脅性的運動也在法國發展。然而潛在的社會條件不同。在整個戴高樂半獨裁的第五共和國前期在工人階級中造成了難以忍受的緊張。在一些大型工廠甚至有武裝警衛作為恫嚇工人階級的手段。法國如同沙皇情報機構于1917年革命前所做的評論一樣，“一根意外拋下的火柴”可能引發爆炸。

　　這個要素由于殘酷的鎮壓和毆打學生而引發，這使上百萬工人舉行了總罷工——那是勉強被工會領導人所號召的——這進而導致工人回去占領工廠以確保革命。在那時工人是革命的先鋒隊是法國的特點。因為條件不同，德國，英國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講發展程度高于法國的意大利——在那時，學生革命的“星星之火”不能促使如法國一樣的反應發生。

　　但是如果法國成功了——其是可能的正如在Clare Doyle的有巨大啟發性的《1968年法國的革命之月(France 1968 – Month of Revolution)》一書中提到的——那么柏林，米蘭和都靈，甚至是倫敦都將加入到這場運動之中。甚至于‘1968年代’自己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低估了當時英國的局勢，他近來也認為：“相較于其他地方的騷亂，英國只是個插曲。”(2008年3月22日，衛報，憤怒將向何處去“Where has all the rage gone?”)甚至在Mick Jagger的歌曲“街上戰斗著的男人”(Street Fighting Man)中也呼應該觀點，其唱道：“在沉睡的倫敦城，這里沒有為街頭戰斗準備的地方”。

　　動蕩中的英國和北愛爾蘭

　　這完全是低估了英國當時正在發展的潛在情緒。在英國不僅僅是有在美國大使館前的格羅夫納廣場抗議越戰，而且還要注意有工人階級的參與。大約有10萬人參加了格羅夫納廣場示威。在此前一周資本主義傳媒特別是《泰晤士報》(Times)，就相信他們自己的宣傳并給人的印象就是英國處于動亂前夕。盡管這有些夸張但某種意義上的不安和對資本主義的反對并不僅僅限于學生當中。福特縫紉女工的一連串罷工成為了此后所發生事情的征兆。在我們1968年10月的《戰斗派》雜志上我們就提到了“利物浦罷工浪潮”。在10月的北愛爾蘭的德里(Derry)爆發了民權運動，這是1968年世界革命的直接反映，其同時影響了天主教和新教青年，當時他們與宗派主義的統一派發生了沖突。

　　此外在工黨內部日益增長的戰斗性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支持也反映在1968年的工黨大會上。當年11月戰斗派寫的：“幾乎有3百萬選票支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在那時工黨仍是一個底層為基礎的工人政黨雖然有一個親資本主義的領導層。而今天在布萊爾和布朗領導下工黨完全是資本家們手中的工具。

　　而且當時還存在著普通成員的基本民主權利，允許普通地方政黨提出議案成為官方政策。其中在由利物浦工黨支部提出的一項動議以及布里斯托(Bristol)東北地區支部所附署的議案中提到：“將主導經濟的300家壟斷公司，私營銀行，金融公司和保險公司國有化，并制定一個積極的國家計劃實行社會主義生產。”在1968年大會上有500萬張選票支持“廢除反工會的法律”價格和收入政策。

　　對公有制的議案的最突出的斗爭案例是日益增長的對戰斗派的支持(其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名字)。此外，這個情緒導致了在次年工黨內工會和左翼成員與哈羅德威爾遜工黨內閣的臭名昭著的“代替沖突”的反工會建議之間形成了強烈對抗。不過這些被挫敗的建議于20世紀70年代依靠保守黨的基礎被愛德華-希思(Heath)以及隨后的撒切爾夫人引入實施。這一立法建議包括“強制罷工投票”和“冷卻期”以及其他措施去削弱工人組織的力量。它遭到了工人們的強烈抗議，他們在地方和國家范圍內都發起了一系列的警告性罷工。如果威爾遜政府沒有在這些措施上后退的話那么將會因內閣的公開分裂而崩潰，將導致形成類似1931年一個國民政府的建立。

　　只要是重新回顧那時的事件就可表明現在的工黨比那時候離了多遠。英國當時根本的形勢是一個成功的法國革命將在歐洲和全世界燃起燎原之火。英國社會在發酵，工黨部長被人們嘲諷和尋釁，威爾遜的汽車被損壞，“由于汽車引擎被砸破，其廣播電臺和無線電話被切斷。”(Harold Wilson的《1967-1970年的工黨政府》，1917年版第567頁)外交大臣斯特瓦特(Michael Stewart)當時在牛津大學講話支持政府的立場，但卻遭到了反對，據他回憶說：“當我起立發言時他們突然出現開始高喊‘胡，胡，胡志明!’并不準備停止。主席向他們的領導人希芩斯(Christopher Hitchens)發出呼吁但是他的答復是：如果你知道有人會說什么并知道那是錯誤的，你有權保護觀眾不被誤導。”(斯圖瓦特(Michael Stewart，生命與勞工：自傳1980年版，第155頁)。同樣是這個希芩斯，此后成為國際社會主義者組織成員(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前身)，而如今卻在資本主義雜志上寫出一些斥責性的文章來捍衛布什的伊拉克戰爭。

　　然而正如我們先前所說，反對越戰最終在1968年形成了大規模示威。此外5-6月事件的種種影響在那時工黨的特別首腦會議上得到了反響。例如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那時站在工黨左翼說道：“我們難道不是處在革命之中，而且它實際上可能成功嗎? 我一直認為這可能是自1848年以來非常興奮的事情，現在我發現我們正經歷自大戰以來最重要的一年。當東西方鐵幕降下之后，統治當局正面臨挑戰，而從底層發展起來的力幾乎不關心我們所理解的議會民主概念。他們反對議會民主，在1848年那是完美的，而如今這變成了寡頭統治;議會民主體制已經成為西方統治當局的一部分，正如共產主義成為東方的統治當局的一部分。這一年的許多反抗都是為了反對統治當局。奇怪的是，當我想到這時，我的一些憂郁遠去了。(《一個內閣部長的日記》，1977年版，第三卷76-77頁)

　　意大利的日益激進

　　重中之重，想象一下愈來愈快的脈搏的跳動，對于改變的渴望;一系列事件帶來的啟明之光跨越年青人與工人階級在鄰近的不同國家之間的隔閡，五-六月件所發生的事件如雷鳴般響徹云霄。意大利的著名歷史學家Paul Ginsborg后來將1968年事件的影響與被其影響了的特別是1969年“火熱之秋”的革命爆發結合在一起敘寫。他寫道：“那是最不平凡的社會動蕩期，那是共和國歷史上集體行動的高峰期。在此期間意大利社會結構在每一個層面都遭到挑戰。在意大利沒有任何單一時刻比有革命潛力的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帶來(更大的影響)。但是意大利的抗議運動在歐洲是最深刻和長久的。它從學校和大學擴散到工廠，進而擴展到整個社會上。”(Paul Ginsborg, 《現代意大利的歷史》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Italy, 第298頁)

　　一左翼報紙Il Manifesto的創辦編輯之一的Rossana Rossanda注意到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她對1969年6月事件寫道：“自相矛盾的是意大利1969年的‘火熱之秋’開始的標志。不同于通常假期之后，在菲亞特工廠大規模占領的帶頭下一個又一個工廠被工人占領。然而意大利共產黨(PCI)卻完全將目光集中在開除我們的事件上。‘火熱之秋’是戰后在最大規模和最具體系的產業斗爭——不僅僅是罷工，而且工人將管理層趕走完全掌握和控制了整個生產過程。這不是由在數十年壓迫下有豐富經驗的干部們所為，而是那些往往沒有什么資歷的青年工人的行動，他們的教育來自于其成長社會的混亂發展，他們采納了一年前的聲勢壯大的學生抗議運動中的一些方式并將它進行改造。

　　這是否是一場革命?青年工人們思索著，當他們穿過大門進入工廠并接管裝配線時候。決定像火星掉在植物上一樣很快傳播開來：他們為改變自己的工作環境而斗爭使它們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們擺脫了服從的舊習。當他們在集會發言時，工會領導人不得不與最低等級的技術工人一樣為拿到麥克風而排隊，正如一年前Odéon在巴黎一樣——但是并非如那次一樣個人化。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討論事情的進展、什么不能干以及應該怎樣做。對遭到極大挑戰的資本而言風險是巨大的。媒體們是知道這一點的。他們起初很欣喜地看到意大利共產黨和工會逃避問題可后來卻因此感到了恐懼。”(Rossana Rossanda, 《來自米蘭的同志》The Comrade from Milan, 《新左派評論》，2008年1-2月)

　　這些事件使意大利統治階級陷入了恐慌：“許多年后一個米蘭股票交易市場的主要經紀人Aldo Ravelli的供敘當時的氣氛征兆，他沒有簡單地陷入恐慌：‘我告訴你一些關于那時氣氛的想法，當時我估測我需要多長時間能從我家里徒步逃到瑞士’。”( Paul Ginsborg, Italy and its Discontents, 1980-2001, 第40頁)但他從沒有真正的去實行。因為意大利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領導人拯救了資本主義。可他們也因此在60年代后期和幾乎整個70年代都遭到意大利群眾們的敵視。

　　墨西哥的流血事件

　　同樣重要的是在新殖民主義世界的影響與效果。1968年6月墨西哥與法國和意大利并肩激烈戰斗著。盡管在當時國際上很少提及墨西哥但那里是最血腥的。他們所處的背景是幾天前蘇聯坦克剛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正如Ed Vulliamy最近所說的：“歷史學家記載了墨西哥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美國黑人金牌獲得者高舉黑手套，卻很少提及墨西哥軍隊的奧林匹亞旅的白手套以及他們身后的坦克和高飛的直升飛機，他們于運動會前一周的10月2日在墨西哥城臨近地區的特拉洛爾附近槍擊學生、農民和工人。”(《革命的真實聲音》‘True voice of the revolution’, Ed Vulliamy，2008年1月20日的《觀察家報》)

　　搶在20世紀70年代血腥的阿根廷軍政府之前，墨西哥統治階級就采取“失蹤”策略將殺害的尸體扔入海中。所以這件事特別是對激進學生和工人為首的墨西哥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這意味著“1968年在墨西哥所發生的革命比世界上其他地區更為殘忍”。然而當時古巴的卡斯特羅卻對該事件保持沉默，他“沒有利用其影響支持1968年墨西哥人民或其任何后起者”。部分原因是墨西哥資產階級政府是唯一一個承認古巴政權的國家。然而更重要的是由墨西哥工人階級領導的一場新革命可能會在古巴內部引發對真正工人民主的強烈共鳴。

　　事實上墨西哥事件的參與者打出了“第二次墨西哥革命”的旗號,以試圖去完成1910年革命以及潘維拉(Pancho Villa)和艾米里阿諾托帕塔(Emiliano Zapata)沒能完成的任務。這些事件的聲音仍在今天的墨西哥回蕩著。這導致推翻了在墨西哥統治了70年的革命制度黨(PRI)。它們也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的“薩帕塔”運動(‘Zapatista’ movement)以及今天在墨西哥所發生的一些事件, 而Andrés López Obrador差點就擊敗右翼候選人Felipe Calderón。

　　越南戰爭的影響

　　美國統治階級絕對不會對墨西哥所發生的事件漠不關心的。美國總是謹慎看待墨西哥的關鍵作用，一是因為其對美國拉美裔人口的影響，在今天更值得注意;另一是因為將其看作為整個拉丁美洲的門戶。在1968年美國統治階級已經被越戰造成的社會混亂弄的焦頭爛額。越戰中一個影響是3250名青年由于出于良心拒絕服兵役參戰而被投入監獄。估計有25萬人逃避兵役，約有100萬人違反了兵役制度。然而只有其中的25000名被起訴，一項研究發現：“需服役卻通過學生和工作推辭以及其他理由從而避免被軍隊征召的美國人達1500萬”。

　　因此正如歷史學家小Arthur Schlesinger所寫道的，這意味著“越戰主要是在征召貧窮白人和黑人的兒子，他們的父母在社會上沒有多大的影響力。有權勢人的兒子被送到大學里保護起來”。( Michael Maclear, Vietnam: 《1萬天的戰爭》The Ten Thousand Day War, 第313頁)排在這“鷹雛”集團首位的是——他們逃避了兵役但準備支持戰爭——喬治布什和其類似之徒。

　　在越南的屠殺是引發1968年國際上多數青年運動的主要因素。美國統治階級通過B-52的炸彈和橙劑等化學武器在當年的越南造成了無法形容的破壞和屠殺。其中許多可怕的詳情只是在事后得以知曉。“官方”數據說有200多名手無寸鐵的越南平民遭屠殺，但一名美軍作家則估計人數達到約700名。對這一罪行的處罰僅僅就是將中尉William Calley在軍事監獄關了三天。

　　這些景象在當時第一次被電視報道直接公開化。下臺的約翰遜總統后悔沒有訴諸專制的方法去控制電視報道。當時的越戰美軍司令威斯特摩蘭將軍(Westmoreland)提到：“在戰爭初期他(約翰遜)應該采用新聞檢查制度，不管那會產生多么復雜的后果。”(Lieutenant General Philip B Davidson, 《在越南發生的戰爭》Vietnam at War, 第490頁)此后美國統治階級逐漸認識到不需要官方的“檢查制度”，只要他們有虛擬的政府宣傳部門一樣的默多克的“?？怂剐侣?rdquo;以及安插在伊拉克的‘聽話’記者們。

　　青年們的國際大騷動

　　青年們在1968年的騷動是世界范圍的。不僅僅是發生在巴黎或柏林在其他許多國家如意大利也是一樣的。事實上意大利的學生運動被認為最重要，因為其設法與工人階級建立聯系，而沒有歐洲的其他地方像他們那樣做的如此成功。一些人拒絕認真地思考這些青年們的行為而認為那些是古怪而可笑的舉動，或是如法國社會學家Raymond Aron所認為：“這是被寵壞了的富孩子們的游戲”。毫無疑問一些參與了這起“革命麻疹”中的許多人又重新回到資本主義社會之中。但是其他人卻衷心希望打破已經陷入絕境的資本主義社會和馬克思談及的異化。生產者即使在經濟繁榮上升期也不過被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龐大機器上的齒輪而已，這一思想助長了青年們起來革命。

　　許多這些青年是一場新群眾運動崛起潛在的酵母。例如從1968年到20世紀70 年代末在意大利估計存在著的“極左”組織和政黨成員約有10萬人。這是一個大實驗的時代，不僅在政治方面同時也存在于一般的藝術、音樂和文化之中，新一代期望著從僵化狹隘的資本主義中獲得解放。因對意大利共產黨試圖將官僚之死手強迫施加于運動之中的失望，運動中有很多的“過激行為”。運動還在藝術方面表現出很大的天賦和創造性。在巨大的自主運動旋渦中，青年階層的團體和組織試圖尋找一條明確道路以改變社會。

　　然而意大利共產黨領導層卻試圖與當時的意大利主要的資產階級政黨基督教民主黨達成“歷史性妥協”，但是遭到了來自運動下層的反對浪潮。意大利共產黨政要們動員鎮壓大學里的自主運動，有時甚至用“強壯的工人”來打擊和鎮壓學生們。這導致出現一些對社會主義和解放的斗爭極有害的極左行為，，例如在“紅色旅”和其他“獨立”武裝團體中發展著的恐怖主義思想。因此這一代人不幸地喪失了通過發展一個群眾性或者至少大規模的擁有明確革命社會主義和民主路線的可替代意大利共產黨的政黨來在更高層次重建意大利工人運動的機會。

　　斯大林主義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東歐的騷動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歐的鏡象。布拉格之春早在斯大林主義強硬派從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層中被排斥就得到了預示。然而取代斯大林主義傀儡諾沃提尼(Novotný)的亞歷山大杜布契(Alexander Dub?ek)并不象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意味著向工人民主的轉變。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國家人民支持的杜布契的“具有人道面孔的社會主義”在現實中并沒有采取邁向這個方向的真正步伐?？伤勾罅种髁x者放松控制導致了巨大的政治發酵：工人民主的思想，許多托洛茨基的思想、新聞自由、民主控制管理工業等這些問題確實被提出來討論和辯論。但是杜布契是為了阻止自下而上的革命僅代表著上層官僚的改革進程。

　　但連這也不能被莫斯科的斯大林主義官僚所容忍。在1956年的波蘭他們曾被迫接受像杜布契一樣代表一個更多自由和民族主義的哥穆爾卡(Gomulka)官僚政府上臺執政。在那個時期他們全面控制了對其有致命威脅并存在著真正工人民主思想的匈牙利革命。因此他們能被迫忍受哥穆爾卡上臺執政。但是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深刻地改變包括斯大林主義的東歐和蘇聯在內世界局勢。允許杜布契的繼續執政將打開那些在斯大林主義領導下的所有東歐國家如波蘭、東德和匈牙利的泄洪大閘。因此勃列日涅夫認為鎮壓布拉格之春不可避免，甚至連卡斯特羅在權衡之后也同意支持占領布拉格的蘇聯坦克。這反過來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個東歐為后來斯大林主義的大規?；脺绾蛯τ媱澖洕拇驌舻於嘶A。以至于后來的波蘭事件也表明這事件助長了支持回到資本主義的思想。

　　革命思想沒有死去

　　1968年如同1848年和1917年一樣有巨大的國際影響。今天的統治階級力量希望消滅這個1968年的幽靈。打頭陣的是代表法國資產階級的薩科齊(Nicholas Sarkozy)。在去年總統競選中他自詡他將通過他的選舉勝利來消除1968年的幽靈。他宣稱：“1968年5月事件對于我們所有人而言意味著反智和道德相對主義...68年5月事件意味著在好與壞，真與假，美與丑之間沒有任何區別。68年5月的遺產是將犬儒主義和憤世嫉俗的思想帶入了社會和政治之中”。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甚至聲稱：‘68年的運動“促使資本家們道德的下降，為不擇手段的資本主義、官商勾結和流氓老板提供基礎”。

　　不，這恰恰是資本主義的本來特色，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后正是1968年這一代人曾試圖根除的，而實現社會主義轉化的。法國資產階級曾猛烈抨擊法國大革命，1871年英雄般的巴黎公社以及1936年的靜坐罷工，正如他們今天反對1968年革命。因為他們無法成功根除偉以往的這些事件，偉大的革命和準革命，所帶來的榜樣。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在保持1968年革命傳統的同時學習該運動的不足，為社會主義的未來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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