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長征與毛，毛與長征

　　長征是英雄的雄渾贊歌，是人類精神的完美結晶;是無數英雄用鮮血和心志書寫的一首人類歷史上空前悲壯的史詩，和一幅超邁千古的壯麗畫卷。

　　紅軍的英雄們，使不可能成為可能，變絕望為希望，從垂亡走上新生。

　　毛澤東是英雄中的英雄。

　　是他，領導了長征;是他，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共，挽救了中國革命。長征成就了毛的不世功業。

　　長征與毛，毛與長征，是歷史的孿生兒;沒有長征，就出不了毛，沒有毛，長征也不可能取得勝利。今年，適值長征70周年和毛逝世30周年，鑒于當前毛的英雄形象和長征體現的剛毅尚武的民族精神，受到人欲橫流的拜金主義的嚴重腐蝕，所以深受長征之惠的我們這一代，更應撫今思昔，重溫反思一下長征的歷史，發揚不朽的長征民族精神。

　　重溫反思，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一個是長征前，紅軍是如何陷入絕境;一個是長征期間，毛是如何使紅軍絕處逢生。

　　二、留蘇洋共當起了家

　　歷史的道路是曲折多變、吊詭反復的，甚至有時是令人啼笑皆非的。1930年代初期長征前後江西蘇區的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

　　當時，正當毛和他的親密戰友朱德統帥的工農紅軍在江西蘇區擊敗了蔣的四次圍剿戰爭，不斷成長壯大的時候，卻從遙遠的莫斯科共產國際吹來一股強大的政治寒流;從1930年初起，一批28個二、三十歲初出道的中國布爾什維克奉共產國際之命，陸續回國，參加中國革命。這本來是件大好事，但是他們回來是指導革命，不是作為一名革命的小兵參加革命。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主導下，紛紛進入中共中央，并將他們的代表人物兩個二十多歲的小青年王明(陳紹禹，1904-1974)和博古(秦邦憲，1907-1946)推上了最高領導崗位。然後逐步將他們的勢力擴張至全國各地的蘇區，當然更是包括江西蘇區。真是平步青云，少年得志!

　　自從反傳統的五四運動為歐風美雨推波助瀾以來，東西洋留學生一回國就成為中國黨政軍學各界的頭面人物。流風所至，博古和他的留蘇同學們一下子成為新貴，并不令人覺得有什么不妥之處;就是發覺了，也只能順著大流。

　　但是，他們面臨的歷史任務卻是極其嚴峻的，他們的資望，他們的洋學識，他們對中國革命現實的理解，能夠承擔這副歷史的重任嗎?

　　殘酷的政治現實立即把這批新貴推到了歷史的前沿。隨後的兩三年里，蔣介石加緊清洗和鎮壓上海革命勢力，這批新貴寄身的上海中共中央，東躲西藏，無法立足，不得不轉移至毛的地盤江西蘇區。然而，他們是黨中央，他們理所當然地反客為主，凌駕江西蘇區之上。這時的王明已隨米夫去了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臨走前指定他的親信博古為接班人，坐上了中共的第一把交椅。

　　這時，他才24歲，但歷史卻錯誤地讓他手里握有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大有真理在此，舍我其誰的君臨氣慨!為了樹立他的絕對權威，原來蘇區的權威，已屆不惑之年的江西蘇區締造者、黨軍元老毛澤東和他忠實的追隨者，當然是擋路石，必須排除。不止是排斥他的人身，更重要的是，必須清洗他的軍事路線和思想，代之以他們從莫斯科引進的一整套未經論證和實踐檢驗過的馬列理論和蘇聯的革命經驗。

　　江西蘇區隨之彌漫著一股「順我者上，逆我者下」、「以俄為師」、「全盤俄化」的寒流。毛是個道地的農民土共，無論在年齡上、學歷上、革命資望上，同這些少不更事的新貴，都很少有共同語言。所以毛在長征前後命定要遭到打壓的政治厄運。在1932年10月12日 的寧都會議上，留蘇洋共尖銳地貶斥毛澤東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戰略戰術是土法子，過時落后，解除了他的兵權。此后一直到1935年1月中旬遵義會議的兩年多時間里，也就是紅軍多災多難、幾乎慘遭滅頂之災的歲月里，毛再沒有碰過槍桿子。

　　他的利劍被封藏了!他，一個被迫靠邊站的文人書生，只好又重操舊業，拿起了早年的筆桿子，隱居在瑞金山中的一座寺廟里，總結反思歷次反圍剿戰爭的經驗;但他并沒有消極地與世隔離，而是積極地從事實地的農村調查并密切注視黨內的動態和分析當前的革命形勢，耐心地等待時機。

　　三、請來了洋軍師

　　1933年正當蔣介石積極準備規模最大的第五次圍剿軍事行動的前夕，中央蘇區的首要工作當然也是在準備反圍剿戰爭，軍事壓倒一切。然而，負總責的第一把手博古由于自己完全是個軍事的門外漢，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仗，但卻又陰差陽錯地掌握了槍桿子，只好要求共產國際派來一名德國籍的軍人，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1900-1974，中文名字叫李德的職業軍人)當他的軍師，軍事顧問。因為在博古的眼里，李德這個職業軍人，深受斯大林賞識、具有蘇聯培養高級軍事指揮官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驕人學歷，并且又有豐富的實戰和地下革命斗爭經驗;更重要的是，他還是個出色的街壘戰的專家。這些軍事資歷，在唯蘇聯是尚、一切聽命于共產國際的博古的眼里，都是他和他那一幫28個布爾什維克同志們所缺乏的。

　　然而，共產國際明確交付給李德在中國的任務本來只是一名備供提出咨詢意見的軍事顧問，不得對紅軍直接發號施令。然而，博古卻一個人自作主張，輕率地把指揮紅軍的帥印交到一個才到中國不到一年，一個對中國國情、中國革命歷史、中國的山川形勢和民情風俗，一無所知、方過而立之年的德國人手里，雖然他滿懷國際主義的熱情和犧牲精神，雖然他確有幫助中國革命的誠意。

　　博古的錯誤決定，幾乎葬送了紅軍和中共，斷送了中國革命。歷史老人，真是同紅軍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四、洋軍師的法寶靈嗎?

　　將，是點了，帥也拜了。但是，這些只是個名義，李德有沒有真本領還得在戰爭中檢驗;他不僅要通過博古這一關，更重要的是，必須要通過蔣介石那一關，必須解答蔣介石出的難題。而出這道難題的人，竟然也是個德國軍人，一個希特勒特別鄭重推薦給蔣介石的資深軍事顧問漢斯?馮?賽克特。這個賽克特可大有來頭，出身于普魯士貴族，驍勇善戰，戰功卓著，曾經當過德國的陸軍總司令，官至一級上將，在德國軍界享有盛譽。現在雖然退休了，但是他的資望、軍事閱歷，卻仍然閃閃發光，絲毫沒有過時。

　　而李德最高只當過騎兵團團長。兩軍交戰，勇者勝，但智者更操勝算

　　，因為最終較量的是統帥和軍師的智慧、謀略、經驗和指揮藝術。博古，雖然孰讀馬列經典，但對兵學卻一竅不通，也沒有實戰經驗;他的對手蔣介石(1886-1975)，年近知命，卻是國內激烈復雜的政治和軍事斗爭的老手，又手握全國的軍政財經大權。

　　軍師李德，也是紅軍實際上的統帥，無論就年齡、資望、軍事理論、實戰經驗、指揮能力而言，說他是賽克特的一名後輩和學生，毫不為過。據說宋美齡聽到李德拜帥這個消息後高興地說，他同我們賽克特將軍相比，真是「不啻小巫見大巫!」 蔣介石也慶幸地笑著說，學生怎么能夠打敗老師呢?并且極盡揶揄、語帶鄙夷地說，「這個少不更事的博古，竟然重用李德，證明他很幼稚，還是個懵懵懂懂的娃娃，真是天助我也!」蔣似乎已勝卷在握，而他的對手博古卻還在盲目地樂觀哩!

　　賽克特圍剿紅軍的錦囊妙計，可簡稱之為「堡壘戰主義」和「陣地戰

　　主義」，也可歸納為十六字真訣：穩扎穩打，步步為營，修堡筑路，逐步推

　　進。其精神在于主動地打一場「圍而殲之」的消耗戰。蔣即按此妙計布陣，對蘇區進行規模最大的第五次圍剿戰爭。

　　李德的良策妙方竟然也是「堡壘戰主義」和「陣地戰主義」，也可歸納為十六字真訣：修堡建壘、固守陣地、短促突擊、力求自保。其精神是被動地打一場「拒敵人于國門之外」的消耗戰。博古只有聽之任之，放手讓李德按此良策進行第五次的反圍剿戰爭。

　　賽克特和李德兩人的攻守謀略，所依據的都是當時德國、西方和歐俄流行的、需要有強大科技和經濟實力為后盾的陣地戰和堡壘戰的現代戰爭理論、戰略和戰術。他們來自工業化的歐洲，制定出這樣的戰略戰術，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于博古對李德制定反圍剿的謀略完全缺乏判斷力和決策能力，竟然把一套「削中國之足，適歐俄之履」的洋軍事理論奉為金科玉律。君不見，為了證明他對李德良策妙方的充分信任，還特別向當時在瑞金出席中革軍委會議的紅軍和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劉伯承、洛甫、項英、王稼祥、鄧發、凱豐等(這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彪等高級將領正在前線指揮反圍剿戰斗)鄭重推介，贊譽李德的十六字真訣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法寶」。

　　究竟是克敵制勝的「法寶」，還是葬送紅軍的「魔咒」?只有――而且只有――用戰火和鮮血來檢驗了。

　　五、廣昌慘敗

　　檢驗李德法寶的兩場決戰先后爆發了，一個是攸關第五次反圍剿勝敗和蘇區存亡的廣昌決戰;一個是攸關撤出江西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成敗的湘江決戰。

　　先說廣昌決戰。1933年10月蔣發動第五次圍剿，為了確保此戰必勝，事先在江西蘇區周圍修建了數千公里的軍用公路和為數多達14000多座的鋼筋水泥碉堡，相當于修建了一道堅固的長城，在江西蘇區撒下了天羅地網;然后逐步由外向內壓縮推進，將網逐步收緊，以期最終能夠像堅硬無比的老虎鉗一樣，夾殺紅軍。

　　這樣的部署，顯然是賽克特汲取了前四次圍剿戰爭中敗于毛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慘痛教訓而為蔣謀劃的。可是，蔣后來才知道，當時他的對手已經不是毛澤東了。

　　1934年4月10日，蔣介石令陳誠親率10個精銳步兵師，一個炮兵師，分東、西兩個縱隊，向蘇區的北大門廣昌推進，直指瑞金。為了保衛瑞金，李德決心在這里與來敵大打一次主力對主力、陣地對陣地的大決戰。遂急調紅一(林彪)、紅三(彭德懷)、紅五(董振堂)、紅九(羅炳輝)四個軍團，集中廣昌，而且博古還下達「誓死保衛廣昌」的政治訓令，展示決心。

　　廣昌位于盱江兩岸，四周全是高山，開闊地不到10公里，易守難攻。但是陳誠的進剿軍，一面用猛烈的炮火為大軍開路，一面每天派出三、四十架飛機輪番轟炸。敵人每推進四五里就停下來修筑碉堡防守，然后后續部隊梯次推進。就這樣，10個精銳步兵師逼近廣昌城下。

　　紅軍的簡陋堡壘，在大炮、飛機的轟炸下，紛紛化成灰燼。敵軍的堅固堡壘，由于紅軍沒有重武器對之轟擊而完好無損。至于李德的看家法寶「短促突擊」，蔣軍的大部隊盡量避免暴露在碉堡和公路之外，只有在重炮、裝甲車和飛機的掩護下，才向前推進，所以也派不上用場。更令紅軍指戰員惱怒的是，那些服從命令、堅決執行「短促突擊」戰術的紅軍戰士，還沒來得及沖出堡壘時就被猛烈的炮火和頻繁的飛機轟炸，活活埋葬在自己的堡壘里了。結果，生還者寥寥。「短促突擊」的法寶不但沒有殺傷敵人，反使紅軍自己遭殃，法寶竟成了魔咒。

　　指揮這樣一個敵我實力懸殊的戰爭，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指揮官都知道是絕對打不贏的，必須當機立斷，撤出危城，減少傷亡。所以，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憂心如焚地向來到廣昌前線的李德大膽地建議說：紅軍簡陋的土木石堡壘根本無法抗御敵軍大炮飛機的密集射擊轟炸，所以廣昌絕不能誓死固守。如果一定要堅守的話，少則兩天，多則三天，三軍團的12，000人必將全部犧牲。然而，李德卻充滿信心地對旁邊的博古說，「我倒要看一看他蔣介石的攻勢厲害，還是我紅軍的防守厲害。」也就是說，要看看究竟那家的法寶厲害。

　　殘酷無情的戰火將李德的符咒焚為灰燼!十五天後，堅守廣昌陣地的紅軍彈盡糧絕，危在旦夕。李德這時居然還想困獸猶斗，祭出他的看家法寶――他所擅長的巷戰，妄想同敵人在廣昌城里打巷戰。幸好沒有成為事實。

　　4月27日深夜，紅軍被迫棄守廣昌，次日陳誠大軍隨之占領。一場慘烈的較量，以紅軍的慘敗告終，為此付出了5500多名指戰員寶貴生命的沉重代價。

　　毛澤東早已預知此戰必敗、并且一再告誡博古、李德務須避戰。果然，讓他不幸而言中!

　　這個戰果就是賽克特為他的德國後生所打的慘不忍睹的成績單!相較于毛指揮的前三次反圍剿戰爭(第四次反圍剿戰爭，雖然是周恩來和朱德指揮的，但仍然用的毛的戰略戰術)的驕人的成績單――蘇區擴地10萬平方公里，人口增至3百萬，紅一方面軍多達10萬之眾――反差是多么強烈啊!

　　六、這是打的什么仗

　　于是紅軍的高級指揮官開罵了，彭德懷指責李德「瞎指揮」，說李德

　　「把紅軍七八年來辛辛苦苦積累的家業糟蹋光了」。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同李德爭吵起來，批評紅軍在廣昌決戰中根本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擋戰，拿血肉之軀去擋像個鐵滾子滾過來的敵人。怎么擋得住呢?李德氣極，指斥劉「不配做伏龍芝的學生」，劉也不客氣地回敬說，「伏龍芝那有你這樣的學生!?」

　　李德作為軍師和實質統帥的威信開始遭到嚴重質疑和挑戰了。博古的境遇比李德還糟。一向被博古視為留蘇老同學和忠實支持者的政治局常委洛甫，竟然也同他吵開了，后者認為，作為廣昌決戰的直接指揮者的李德和博古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應該檢討。博古真不敢相信，廣昌之敗竟然將他的老同學和忠實的支持者洛甫推到毛澤東那邊了，于是嚴厲批評洛甫犯了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的錯誤。這頂大帽子把洛甫激怒了，憤怒地回敬博古說，「我要提醒博古同志，我們中國的事情，你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意。」這句話正好擊中博古的心病，氣得他青筋直爆，但事實勝于雄辯，面對廣昌的慘敗，他還有什么好說的，只好忍氣吞聲了。

　　曾經一度被視為鐵板一塊的28個布爾什維克，現在出現了裂痕。紅軍的指戰員們也開始對博古和李德的權威和指揮能力打上了個大問號，甚至地方上的黨政領導也開始質疑。例如粵贛省委劉曉批評李德的戰法說，「紅軍被迫天天同敵人拼消耗，敵人依靠全國力量，加上外國資產階級的支援，有充足的物質保證。紅軍卻一向是取之于敵，槍炮子彈和許多物資裝備，都是從敵人手里奪過來的。這麼一點家當，怎么經得起大戰惡戰的消耗呢?」真是擊中了問題的核心，引起了許多人強烈的共鳴。

　　已經靠邊站的毛，更是痛心疾首，憤怒地譏刺說，「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會師，艱苦奮戰八年，毫不容易創建起來的紅軍，讓李德這個不會念中國經的洋和尚，拿到陣地上同敵人死打硬拼，去做無謂的犧牲。這是叫花子和龍王爺比寶，怎么能比得過呢?」一點不錯，試想拿叫花子李德的寶，同龍王爺賽克特的寶相比，怎么能比呢?

　　毛并且預言，如果紅軍繼續讓李德這樣瞎指揮下去，最終會把辛辛苦苦創建起來的蘇區全部拼丟了。果然毛一語成讖，這次反圍剿戰爭中，紅軍處處被動挨打，節節抵御，節節失利，蘇區土地一塊塊丟失，筠門嶺、建寧、永安、連城、永豐、龍崗等重要城鎮，相繼失守;敵人的包圍圈越縮越緊，瑞金已經四面楚歌，危在旦夕。現在面對博古、李德的只有兩條路：要么為了保全紅軍，迅速突圍撤離瑞金和中央蘇區，走上前途茫茫的逃亡之路;要么等著同中央蘇區一同滅亡。博古、李德，在這個緊要關頭還算頭腦清醒，也許是出于人類求生自保的本能，選擇了前者，秘密撤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

　　七、血染湘江

　　紅軍的厄運并沒有結束，接著再敗湘江，幾乎全軍覆沒!

　　所謂的戰略大轉移，當時叫做「西征」;實際上是中央紅軍為了保命的一次大逃亡，朱德美其名曰「長征」，國民黨貶之為「流竄」，英文叫做long march，意思是一次「長途行軍」，比較中性，也比較符合歷史事實。

　　不論是西征、長征也好，流竄、長途行軍、長途大逃亡也罷，總得有個方向，有個目的地。李德計劃沿著蕭克紅六軍團向湘西黔東轉移的方向西進，以便同賀龍的紅二軍團和蕭克的紅六軍團會合，建立一塊比蘇區更大的新根據地。

　　于是1934年10月16日，蘇區紅軍、中央機關和所屬單位共計86000人，分別從江西的瑞金、于都、福建的長汀退出根據地，朝著李德計劃的行軍方向開始長征。

　　為了應付處理復雜和后果難測的變局，并有效地貫徹這次戰略大轉移，博古、李德臨時決定成立由他們二人加上善于化解矛盾、處事圓融、機警過人的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凌駕中革軍委和政治局之上，成為非常時期最重要的決策機關。

　　三人團在決定去留名單時，博古、李德本想趁這個難得的機會，把他們的眼中釘毛澤東留下。但是，經過周的力爭，才不得不打消這個見不得人的念頭。這段小插曲，如果真的成為事實，將毛像瞿秋白一樣硬令其留守蘇區的話，后果真是不堪設想!

　　長征大軍首先碰到的自然障礙是兩條平行的江河，東邊的瀟水和西邊的湘江。蔣介石已經摸清了紅軍西征的路線和方向，于是調集30萬兵力，設置了四道封鎖線，層層堵截。并任命湖南省軍閥何健為粵贛湘鄂追剿軍總司令，還令其嫡系部隊薛岳，桂系部隊白崇禧配合，從而在瀟水和湘江之間，為紅軍設下了一個大口袋，等待紅軍自投羅網。

　　毛得知大軍的行軍路線和蔣介石的部署後，覺得形勢緊急，匆忙趕往軍委總部博古處，急迫地向三人團建議：紅軍應該立即改變行軍路線，絕對不能強渡湘江，往敵人在東邊瀟水，西邊湘江之間布下的口袋里鉆。為今之計，紅軍應該北上湘中，調動敵人，然後乘敵人調動之際，發揮紅軍機動作戰之長，尋殲敵人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這樣就破了敵人的口袋陣，然后再渡湘江。

　　「逢毛必反」的李德聽了之後，不但沒有采納，還氣急敗壞地反駁說，你這是游擊主義的變相版，違反兵貴神速的原則。他還憤怒地對毛大聲喊道，「對你這樣的反對者，只能是堅決斗爭!」 毛也憤怒地回敬說，「你們真是不碰到南墻不回頭啊!」毛見說了等于沒說，還做了惡人，只好慨嘆人微言輕，懷著沉痛的心情悻悻然地走了!

　　一場比廣昌更嚴重得多的災難正在等待著紅軍!

　　11月24、25日，紅軍全部順利渡過瀟水後，繼續循紅六軍團路線西進，搶渡湘江。兩天后，紅一、紅三軍團的先鋒渡過湘江，控制了界首到屏山渡之間60里的湘江兩岸，完成右翼阻擊湘軍、左翼抵御桂軍的陣地部署

　　，開始架設浮橋。

　　但是，敵人這時更是沒有閑著。蔣介石的三路大軍，北邊的湘軍，南邊的桂軍，東邊的蔣軍，已經形成了毛澤東所憂慮的三角口袋陣，越縮越小，形勢十萬火急。29日，湘軍劉建緒率領的四個師，直撲覺山一線，輪番沖鋒，兩軍交接，從射擊到肉搏拼刺，激戰一整天，真是槍林彈雨，殺聲震天，血流成河。30日，桂軍用上百門大炮，猛轟紅三軍團，敵人輪番沖鋒，并派飛機不斷掃射轟炸，其慘烈程度尤勝于廣昌之戰數倍。結果敵人固然傷亡無數，紅軍的犧牲也出奇地慘重，幾遭滅頂之災。

　　是的，組織軍心渙散的大軍進行大撤退，的確難度很大，不但李德沒有這個經驗，紅軍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和高級將領，朱德、彭德懷、劉伯承等，大概也都沒有這個經驗。因為大家都沒有經驗，所以對于「搬家式」的逃亡可能出現的問題，沒有一個人曾經事先預見，從而提出警告和及時阻止。等到問題發生後，歸咎于李德，這是有失公正的。姑且不論是誰的責任，這種大搬家式的逃亡，無疑地嚴重地遲滯了大軍渡河的速度，予敵可乘之機，大大增加了掩護渡江紅軍的傷亡。

　　紅軍的鮮血染紅了碧綠的湘水!紅軍的尸體阻斷了滔滔的湘江!

　　從未上過戰場的書生博古，何曾親眼目睹過這樣悲壯慘烈的戰爭場景?他臉色灰暗，雙眼呆直，早已失掉了第一把手的威嚴。軍人李德見到他一生中最慘烈的血戰惡戰，高大的身軀，一下子變得彎腰駝背了，太上皇的威風早已隨風而去。半天沒有說話，過了一陣子才自言自語地說，「這次的損失太慘重了!敵人的力量太強大了!」兩人四目相視，無言以對。

　　紅軍總司令朱德看到周時，忍不住地氣憤地表示，「我看不能再靠他們了，還是要我們自己拿主意吧!」一旁的葉劍英、羅邁(李維漢)、鄧發，也異口同聲地回應說，「總司令說得對，咱們不能再依靠那個洋和尚了，自己拿主意吧。」周沒有直接回應，只是很自然地聯想到了毛，問毛是否渡過了湘江。但周這個時候聯想到毛，肯定不止是關心毛個人的安危，而是他似乎從毛的身上，看到了挽救紅軍的希望，甚至看到了中國大革命的希望!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中，周是少有的幾個具有見微知著、識人之明的大智大慧的領導人。

　　這是自毛淡出領導層以來，周首次公開地并且心情急切地關心毛的安危。

　　12月初，湘江決戰的硝煙熄滅了，幸存的紅軍終于渡過了湘江，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令人心碎的，沉痛無比的。朱德哀傷地將湘江決戰的戰果統計表，也即蔣介石和賽克特為李德所打的分數，遞到周的手里。周看了後，忍不住眼淚簌簌直流，哽咽著說，「為了突破敵人的湘江防線，5萬多紅軍指戰員獻出了寶貴生命，出征時是86000多紅軍，現在只剩下3萬多了，這是多么大的損失啊!」

　　一旁的博古，看了統計表的成績單，渾身冷汗直流，雙手顫抖不止。據說，在事后的行軍中，鑒于無法向國際交代，和愧對因自己決策的失誤而讓這麼多紅軍指戰員白白奉獻了生命，竟然想舉槍自殺，一死了之。幸好被聶榮臻碰上，及時勸阻了。那個氣焰曾經不可一世的太上皇李德，在聽到伍修權翻譯的數字也即他所得的考試分數時，高大的身軀一下子癱掉了，倒坐在椅子上，表情呆癡，臉上沁出一顆顆汗珠。太上皇的光環盡失，露出了一副無可奈何、極度沮喪的神情。

　　有職無權的紅軍總司令朱德，想到在突圍轉移不到兩個月的短短時間內，一下子就損失了五六萬人，不禁失聲痛哭，連喊痛心啊!痛心啊!

　　如果說，廣昌之敗和蘇區的丟失開始使博古、李德的領導受到質疑，那么血染湘江的遠為嚴重的慘敗和災難，使兩人的領導威信徹底破產;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拉下來，只是等待適當的時機了。

　　這時，毛的高大形象逐漸又在每一個指戰員的心中浮現!

　　八、臨危受命

　　難道這麼多同志的鮮血白流了嗎?誰應該為廣昌和湘江之戰的兩次慘敗負責?博古、李德還能繼續領導下去嗎?

　　當疲憊不堪的紅軍殘兵敗將渡過湘江，拖著沉重的步伐艱難地穿越山巒疊嶂的老山界時，這是他們在行軍途中不斷熱烈議論和深刻反思的問題。例如，政治局候補委員兼紅軍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在行軍中聊天時，一致主張把李德、博古拉下馬來，讓毛出來領導紅軍。紅軍指揮官彭德懷、劉伯承，甚至朱德，也一致明確表態，支持毛出山。作為政治局常委并且同毛越來越接近的洛甫，早有此心，認為黨的權力結構和紅軍的指揮系統必須改組，拉下博古，讓毛出山。黨心、軍心已日益形成這樣的共識。

　　1934年底至1935年初，在道場、黎平、猴場召開的緊急會議和政治局會議上，毛已經不再人微言輕，而是聲音越來越來越大了，越來越得到共鳴了，越來越成為主流意見了，主導著決策。毛出山的時機終于成熟了，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

　　1935年1月中旬，紅軍在劉伯承率領下渡過烏江，襲占遵義，召開

　　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討論改組權力核心。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柏輝章的公館正式召開了三天會議，即史稱對紅軍、對中共、對中國革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遵義會議。

　　會前的一個晚上，被安排住在同一棟樓房的兩個老戰友、德高望重的黨軍領導人周恩來和朱德，作了一次意味深長、頗具代表性的對話：

　　朱：毛很有學問，很有辦法，一向按實際情況辦事，令人佩服。

　　周：毛的長處，正是我的短處。

　　朱：我敬重你的人品，嚴于律己，寬以待人。不要自責太重。我也自感責任重大，但不是三人團成員，說不上話啊。你作為主要軍事負責人，這次會上，是你應該堅持真理，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時候，必須結束錯誤的軍事路線。

　　周：是的，我必須重新審視自己。

　　這段對話，當時只有兩個當事人在場，不會有第三個人聽到，更不會有記錄。所以很可能是史家按照當時的情況編造的。但縱令如此，也頗能反映兩個當事人的想法，特別是周恩來的想法。他的「必須重新審視自己」是說得很重的，其歷史涵義是：他在紅軍和中共黨內必須重新定位，過去他一直是毛的上司，從現在起，他必須把毛推上紅軍和黨的核心地位，而做他的助手了。這樣，兩個人的背景土洋互補，兩個人的個性剛柔相濟(毛澤東語)，實在是最佳的搭當。

　　歷時三天的會議，重點在檢討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路線。博古作主題報告，承認軍事失誤，但卻強調軍事失利，主要不是軍事的戰略、戰術的錯誤造成的，而是由于敵人過于強大造成的。并且，絕不承認政治路線錯誤。周作了副報告，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軍事失利的責任，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風格和品格，贏得與會同志的諒解、信任和贊賞。這種忠誠、坦率、自謙的性格，是周以后長期在中國政海沉浮中始終居于高位而不倒的重要原因。

　　毛作了長篇發言，著重地批評了李德的堡壘主義、陣地戰主義、消耗戰的戰略指導思想，以及短促突擊的戰術，以致廣昌慘敗，丟失中央蘇區，繼之血染湘江，使紅軍遭受災難式的損失。更嚴詞指責博古，竟然把這樣一位根本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不了解中國革命實踐的具體情況，只是機械地套用西方的一般戰爭理論，獨斷專行，既不審時，也不度勢，只是根據一張并不準確的地圖瞎指揮，包辦了軍委的一切工作的洋大人，捧為太上皇，言聽計從，紅軍焉有不敗之理!?毛的發言，痛快淋漓、針針見血，贏得了與會者熱烈的共鳴，毛代他們發泄了心中兩年多來郁積的怒氣，真是大快人心!黨心、軍心、人心之所向，貶博揚毛的氣氛，開始彌漫了整個會場。

　　率直敢言的王稼祥接著強力要求，必須結束三人團至高無上的指揮權，讓毛出來指揮紅軍。

　　一向忠厚謙和但卻直接指揮紅軍槍桿子的朱德總司令，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反常態，毅然立即跟進，對王的發言表示完全支持，并且提高嗓門，大聲疾呼，現在是追究李德錯誤的時候了。并且把丟失中央蘇區，損失5萬多名指戰員的責任，歸咎于博古刻意排斥毛，盲目地依靠、相信外國人，把他奉為太上皇，惟命是從。最后他堅決地、毫不含糊地表態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再也不能跟下去了」。與會者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可見反博古的人心已經到了沸點!

　　接著，作為最高三人團成員和當事人的周恩來，在最后作總結性的發言時，深自悔責地說，紅軍經過無數次的失敗，逐漸明白了，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所以堅決支持毛的正確意見，完全贊成由毛來領導指揮紅軍。換句話說，他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真理是站在毛的一邊。他的一番擁毛的總結發言，由于他當時已經成為黨軍的實際領導人，所以具有一錘定音、一言九鼎的份量，對會議的結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于是，會議最后決定，增選毛為政治局常委，協助周處理軍務。取消三人團，仍由朱德任總司令，周為軍事指揮者，為黨內委托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會議正式請毛出山，讓毛名義上協助周、實際上負責指揮紅軍的槍桿子。毛的黯淡政治歲月終于走到了盡頭!

　　當然會議只是開了個頭，但萬事開頭難，有了好的開始，成功勝利的大門就敞開了。

　　八、用兵如神，不辱所命

　　毛臨危受命，能否不辱所命?

　　眼前面臨紅軍和黨最急迫的問題是如何在幾十萬蔣軍的追剿下，求存自保，轉危為安。

　　這就是毛所受之命。對很多人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毛卻知難而上，毫不退卻。

　　這個命，具體地說，可以分為三個方面。首先是紅軍的行軍方向和最終的落腳點的問題，也就是尋找新的根據地，新家的問題。那么究竟何去何從?這不僅是個急迫的現實問題，還是個影響深遠的政治問題。表面上看，是個軍事問題，但實際上又是個政治問題，必須要有高瞻遠矚的政治智慧，深厚的歷史眼光，以及對整個中國政治形勢的深刻認識和理解，才能很好地解答。

　　毛堅決反對博古、李德向湘西轉移同紅二、紅六會師，在湘黔邊境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主張西進，向敵人薄弱的貴州、云南的方向轉移，最終同川北的紅四方面軍會合，建立川陜甘根據地。他的主張，分別在通道、黎平和猴場的三次政治局會議上，得到支持。后來，同張國燾和徐向前的四方面軍會合後，又同張國燾產生了更尖銳的北上和南下的路線爭論，毛堅決主張北上到陜甘邊境同劉志丹的陜北紅軍會合建立陜甘根據地。張則堅決主張南下，退往川南甚至轉入西康、青海、新疆。結果紅軍分裂，各行其是。直到1936年10月，三大紅軍主力在陜甘根據地大會師，才最終解決了根據地的問題。

　　毛在解決這個問題的全程中，一直起著一個核心應起的主導作用。歷史證明，毛的主張是有遠見的，不僅符合當時中國的革命形勢和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的革命新形勢，還符合中國歷史上北方一直是龍興之地，是中國政治中心的歷史規律;在數千年來中國的朝代更替過程中，北方一直是馬上得天下的勝利者，幾乎無一例外。

　　張國燾作為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正是由于缺乏這種深厚的中國歷史知識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同毛在紅軍的長征方向上，堅持錯誤的南下路線，反對毛正確的北上路線，從而同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傳統背道而馳，終于被歷史淘汰，成為失敗者和中共的叛徒。

　　其次是紅軍指揮系統的問題，也即組織的問題。遵義會議由于軍情緊急，時間急迫，雖然取消了最高三人團，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兵權，但還來不及取消他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的地位，名義上他仍然是黨的第一把手。直到一個月后，常委再進行分工時，才把他正式拉下來讓洛甫取而代之。同樣重要的是，遵義會議的決議只是讓毛進入黨軍的決策機構常委會，名義上是協助周指揮紅軍，并沒有正式賦予他統帥指揮紅軍的大權，甚至也不是中革軍委的成員。當然，他已經可以以常委資格參與軍事決策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特別是同國民黨的軍事指揮系統相對照，更顯出其特點。國民黨本來在聯俄容共期間，受到蘇聯革命體制的影響，也是以黨領軍的。但在蔣介石抓到黃埔軍校的槍桿子之後，走上了中國政治傳統的老路，以軍制黨，槍桿子說了算。但是共產黨卻在共產國際的主導下一直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和領導權，所以具有豐富軍事斗爭經驗、年近知命之年、比博古大了21歲的紅軍總司令朱德(1886-1976)竟然也必須服從黨的紀律，聽命于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揮，也就不足為奇了。

　　毛在這個問題上的處理是高明而有遠見的，他是一個深受中國歷史和傳統影響的土共，但他同時也是從1928年三灣改變后一直堅決維護從蘇聯引進的以黨領軍的體制;另一方面，他又堅決抵制留蘇洋共的教條主義傾向，反對他們不顧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機械地照搬馬列理論和蘇聯革命的經驗。他比留蘇洋共的高明之處，正是在于他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原則同中國具體的國情和革命現實相結合。長征期間，他主要就是靠著這樣的有機結合，才創造出軍事奇跡的。

　　1935年3月9日也就是遵義會議之後快兩個月，鑒于打鼓新場的教訓，在他的建議下，成立了新的三人軍事小組，負責全權指揮軍事，毛才逐步成為紅軍的實際指揮者和統帥，周和朱，反過來成為毛在軍事上的助手了。朱德總司令雖然仍然是中革軍委的主席，但在以黨領軍的體制下，朱德甚至都不是這個紅軍最高權力機構三人軍事小組的成員。而這三人中，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部主任，不懂軍事;周名義上是小組的組長，但他只搞過城市武裝暴動，并不擅長毛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戰略戰術。所以，毛實際上成為紅軍的統帥，指揮紅軍的槍桿子。

　　最后是長征中的軍事戰略和戰術的問題，這是直接攸關紅軍命運的大問題;簡言之，就是如何在逃亡中打這個「反追剿戰」?

　　相對于反圍剿戰爭期間的形勢而言，現在主客觀的條件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圍」剿變成「追」剿了，那么毛在江西蘇區時期克敵制勝的游擊戰、運動戰的反圍剿戰略戰術，用之于反追剿戰爭，是否還能行之有效呢?

　　所謂主客觀條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是說主觀上，現在的紅軍失掉了根據地，沒有了家，居無定所，飄泊不定;再就是紅軍人數銳減至3萬多人，而且軍心渙散，前途茫茫，饑寒交迫，疲憊不堪。可以說，毛接手的是個爛攤子，所以說是個不折不扣的「危命」。

　　客觀上，現在的自然地理條件，也即中國大西南和西部的川黔滇甘邊境地區的空間遠比江西蘇區時含蓋湘贛閩邊境的羅霄山脈時廣闊得太多了;境內山高林茂，谷深水急，道路崎嶇坎坷，也遠非江西蘇區境內可比，至于一座座的雪山，廣闊無垠的大草地，那更是江西蘇區無法想象的。

　　面對這種幾乎超出人類體力承受極限的自然條件，一般統帥可能仰天長嘆，束手無策，然而對毛而言，卻正是他抒展曠世才華，大展雄圖的天賜良機;大西南的廣闊天地和山川險要，變成了他導演一幕又一幕令人嘆為觀止的戰爭大戲的道具和舞臺。

　　根據游擊戰、運動戰的原則，他利用境內山高林茂，谷深水急，道路崎嶇坎坷的自然條件，同敵人玩起了兜大圈圈、捉謎藏的大戲。沒有了根據地，固然不能「誘敵深入」，但正好可以利用大軍居無定所的不定狀態，欺敵、謎敵、惑敵、調敵;忽而聲東擊西，忽而聲西擊東;忽而虛而實之，忽而實而虛之，讓敵人莫測高深，捉摸不定。這種靈活機變的戰略戰術，徹底改變了圍剿戰爭期間紅軍被動挨打的局面，轉為主動調敵殲敵，把敵人幾十萬尾隨追剿的部隊，牽著鼻子走，把他們拖得精疲力竭;然後在運動中，尋機集中兵力，聚而殲之。

　　1935年1月27日的一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的二渡赤水;3月16日的三渡赤水;3月21日、22日的四渡赤水，就是這種戰略和戰術的光輝典范。蔣介石被毛玩的「捉謎藏、兜圈圈」的戰爭游戲，搞得暈頭轉向，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他的幾十萬大軍，變成了疲憊之師;他的現代化武裝，變成了一堆廢鐵;他的碉堡戰術，不但完全無用武之地，有時成了自掘墳墓。

　　毛不止一次的神來之筆，已經將你死我活的血腥戰爭提升至戰爭的藝術境界;槍桿子在他的手里，已經化為一支令敵人喪膽的魔棒。

　　強弱易勢，紅軍一方渙散的軍心恢復了信心，疲弱的部隊士氣大振。在長征的一年多期間，經過無數次大戰、硬戰、惡戰的洗禮和在「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的煉獄般的鍛煉下，千錘百煉的紅軍，從一條小龍、病龍變成了一條蛟龍、巨龍;從一支小米、草鞋加大刀、步槍的農民軍隊，壯大為一只具有狠、準、硬、快、猛、活的頑強作戰作風和懷抱崇高革命理想及高昂革命斗志的鋼鐵隊伍。

　　這樣一支軍隊，創造了1935年1月19日攻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婁山關、5月25日強渡大渡河、5月29日飛奪瀘定橋、6月12日至18日越過7座大雪山、8月 21日至28日跨過長征中一段「最艱苦的路程」的大草地、9月17日突破有「老虎口」之譽的天險門戶臘子口…….等一系列奇跡般的戰績，譜寫了一篇又一篇的悲壯史詩，繪制了一幅又一幅的壯麗畫卷，毋寧是很自然的。有的史家說，這應歸功于中共黨的領導;這只說對了一半，因為統帥的作用有時起著更具決定性的作用，君不聞，也是當時紅軍領導人的周恩來曾經說過「統帥是軍隊的靈魂，是勝利的保證」的名言嗎?所以，試想，沒有毛這樣的統帥，紅軍能夠取得這些輝煌的戰績嗎?李德統帥紅軍時的戰績，不是最好的反證嗎!?

　　這樣一支軍隊的統帥，真可謂神機妙算，用兵如神!環顧古今中外的軍事史上，有過這樣的統帥嗎?有過這樣的戰例嗎?縱令孫子、張良、韓信、諸葛亮在世也不得不心悅誠服。所以，說毛是曠世的軍事天才，中華軍事第一人，他是當之無愧的!其實，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歷史是發展的，站在巨人肩上的後人，總是要超過前人，比他們更加高大的。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終于在歷時一年，跋涉千山萬水，歷經數百余城，行程2萬余里，克服數不盡的艱難險阻，逃過了無數劫難後，終于脫出困境，轉危為安，抵達陜北革命根據地，同陜北紅軍和第二十五軍在吳起鎮會師，勝利結束了中央紅軍的長征。

　　毛，終于不辱所命，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

　　又過了一年，就是1936年10月8-9日，三大紅軍主力――中央紅軍、紅二和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為全部紅軍的長征劃上了完滿的句號。

　　長征出了個毛澤東。

　　毛是這個新的大本營的統帥，成為整個紅軍的核心。延安時期成為黨的核心，延安出了個毛澤東;1949年成為新中國第一代的核心，中國出了個毛澤東;1976年臨終時又更上層樓，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世界出了個毛澤東。

　　九、小結：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1936年2月，也即在毛走出大草地，走進陜北與陜北紅軍會師後的四個月左右，毛在東征路上適逢大雪有感而發，寫了著名的〈沁園春〉。全詞氣魄雄渾，意境高遠，充滿自信、自負和對自己的期許。這首詞充分反映了毛在長征後的心境;他變了，他從一個紅軍和中共的領導人，期許向往作為新中國的開國領袖，而與中國歷代的開國君王「試比高」;不止如此，他還含蓄地期許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風流人物。其中最后一句「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是以詞抒情言志，簡直就是夫子自道;一個率領紅軍，完成「三皇五帝至今，人類從來沒有過的長征」的人物，怎能不是一個曠古未有的風流人物!

　　秦始皇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動亂、大變化的時代，所以秦始皇才認為他自己「功高三皇，德蓋五帝」，單單是皇或帝，已經無法概括他的不世功業，所以稱自己為皇帝，也就是把三皇和五帝加在一起，才能體現其不世的功業。套用毛詞，這就是當時秦始皇的「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心境。

　　當然，誠如一些毛詩詞的注釋家所說的，這絕不是說，毛有稱王稱帝的封建思想;而是說，歷史把他推上了一個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更高一層的歷史挑戰。他暗示，經過長征血與火的洗禮後，他自信已具備了開創超邁前人功業的品質、信心和能力。

　　他的品質是解放被壓迫人民的高尚革命品質，抓槍桿子是為了要打解放的正義戰爭，不是打剝削的不義戰爭，所以毛的槍桿子內涵無窮的道德威力，決不是傳統帝王家天下的馬上暴力，更不是軍閥唯我獨尊、欺壓人民的槍桿子。這是長征體現的最寶貴的精神，也是紅軍在長征中與敵斗、與天斗、與地斗的無盡精神力量源泉。

　　這個長征的致勝秘訣，他的死對頭蔣介石不懂，甚至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不能全懂。

　　他的能力，來自于他的內外兼修，文武合一;文則能詩能文，還辯才無礙，上能舌戰群儒，下能溝通群眾;武則統帥千軍萬馬，多多益善。所以，在他的〈雪〉的詞里才會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才會說「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才會說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他們都是有武而無文，只有他是內外兼修，文武合一。如果果如一些詩人所說的，「風流人物」是指無產階級而不是毛的夫子自道，又何必列舉這五位與無產階級相對立的帝王?這不是多此一舉，節外生枝嗎?這是與全詞的主旨不符的。

　　中共早期的核心，陳獨秀、李大釗，以及後來的李立三、瞿秋白、向忠發，周恩來、博古、洛甫，具有這樣的曠世才情和能力嗎?沒有。放眼近現代中國其他政治派系的核心，遠的如袁世凱、孫中山，近的如蔣介石，也遠遠不能望其項背。

　　所以，毛用「數古今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以自況，歷史證明，他是完全當之無愧的。當然，歷史是不斷前進的，長征的后人，毛的后人，不可能原地踏步，必須與時俱進。值此長征70周年和毛逝世30周年之際，我們不應當總是在錢呀，利呀，我呀上打轉，應當要以毛「數古今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氣概，發揚長征一往無前的大無畏民族精神和無私奉獻、謀求人民幸福的高尚革命品質，振興中華，創造一個富強、正義、民主的中華新文明!

　　注：本文原刊于烏有月刊第二十八期，2006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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