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紀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蘇共的衰敗及其垮臺是值得深思的一個重大課題。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蘇共陷于如此悲慘的境地呢? 可以說是幾十年來不斷積累、潛伏著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惡性發展和總爆發的結果，是各種因素“合力”的結果。而在這些因素中，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蘇共精英的退化，導致黨內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階層，從內部瓦解和摧毀了黨。退化原意是指動植物的種類或某一器官逐漸變小，機能減退，甚至完全消失的現象。廣義上講泛指事物的衰敗倒退，由優變劣，由強變弱，由好變壞。筆者認為正是蘇共精英的退化，使蘇共由強變弱，最后走向了滅亡。

　　一、蘇共精英由職業革命家向既得利益集團的退化

　　在俄國革命中，為組建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列寧提出了培養“職業革命家”的方針。他認為，為了實現革命的目標，俄國黨必須是一個結構嚴密的以職業革命家為核心的組織，只有這樣的黨才能充分有效地把自己的戰斗力發揮出來。要為革命運動服務，“就需要有一些人專門獻身于社會民主黨的活動，而且這些人應當堅持不懈地把自己培養成為職業革命家”。[1]( P406)列寧認為，職業革命家組織的成員應當非常明確地了解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的任務，決心同現行政治制度作百折不撓的斗爭。他說: “我們首要的最迫切的實際任務是要建立一個能使政治斗爭具有力量、具有穩定性和繼承性的革命家組織。”[1]( P386)無產階級的自發斗爭如果沒有堅強的職業革命家組織的領導，便不能成為真正的階級斗爭。職業革命家組織是整個黨的基礎，對黨起著一種核心作用。 “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 ”[1]( P406)

　　俄國革命的實踐檢驗了列寧關于職業革命家的思想。無論是在 1905 -1907 年的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及 1917 年的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還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布爾什維克的職業革命家們都叱咤風云，創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輝業績。列寧把這些職業革命家看作革命斗爭中的“權威”。他在回顧布爾什維克黨的發展過程時認為，正是由于眾多的職業革命家奮斗不息，布爾什維克黨才由一個受迫害的小政黨變成了無產階級的大黨，進而成為執掌政權的黨。

　　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列寧仍稱那些黨務、政務活動家為“職業革命家”。他認為與革命時期所不同的是，這時更需要的是能擔負領導、管理工作的職業革命家，他們從擔負最簡單的任務進而擔負最困難的任務，從管理某一個企業、事業單位到管理一個政府部門以至管理國家，他們“具有清醒頭腦和實際才干”，“既忠實于社會主義，又善于不聲不響地( 而且能排除各種紛擾和喧嚷) 使很多人在蘇維埃組織范圍內堅定地、同心協力地工作”。[2]( P495)

　　在艱苦的革命戰爭環境中，職業革命家大多是具有崇高理想和犧牲精神的黨的骨干。因而，這種體制的優點遠大于缺陷。一是不會形成一個穩定的特權階層。在殘酷的革命斗爭中，革命黨經濟拮據，充當職業革命家，自己要在物質上資助黨，沒有個人利益可得; 政治上是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手中沒有公共權力，沒有靠公共權力謀生的大批社會成員涌入的問題。因此，不會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二是不需要考慮組織內的體制性監督問題，不用擔心這些職業革命家因久握權力而濫用職權。因為，當時既有反動統治者的打壓，又有其他政治派別的批評和攻擊，稍有失誤就會使自己陷入被動和遭到損失，甚至可能陷入滅頂之災。三是沒有因掌握了權力而脫離群眾的問題。因為在當時極端艱難危險的形勢下，要充當職業革命家，顯然是以愿意發揚奉獻精神為前提的，這不是人人都具備的。同時，黨要生存發展，必須時時處處注意密切同群眾的聯系。

　　革命勝利后，黨由非法狀態轉為執政地位，生存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列寧當初強調建立職業革命家所依據的那些條件，大多已經不存在了; 當年可以暫緩考慮的一些問題成了必須認真面對的現實危險。在此情況下本應盡快告別建立在革命斗爭需要基礎上的那些做法，但蘇共領導層卻仍然停留在專制環境下秘密工作的思維和做法上，不僅自己固守，成為構成斯大林模式中干部體制方面的主要內容，而且還把它當作社會主義策略的樣板推薦給其他政黨，從而使得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都照搬了這一體制。

　　職業化的官員隊伍為形成既得利益集團準備了條件。蘇聯長期實行職業革命家體制的結果使選舉制流于形式，在干部問題上形成了嚴重背離民主選舉原則的“羅名制”( 任命的職位名稱和備選人名冊、職級待遇表) 、自上而下的職務任命制和干部身份的相對凝固、領導職務的終身制等。在執政條件下、在和平的社會環境里，由于官員的身份長期穩定不變，把做官當成謀生的手段，他們的個體利益意識迅速增長，領導干部在待遇上特殊化在所難免，“在高級黨員干部與僅在業余時間從事黨的工作的一般黨員之間形成了差別。一個相對穩定的、明顯與眾不同的干部集團開始控制了黨的生活”。[3]( P260)官員隊伍職業化無法避免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逐步脫離群眾，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群體，這不僅給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準備好了主體來源，同時也導致一些官員的政治道德的逆轉，為既得利益集團準備了必要的主觀條件。

　　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國悲劇》一書中指出: 蘇共“被趕下了政治舞臺，而它的一千好幾百萬黨員中，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捍衛它”，“蘇共之所以能走到釀成悲劇的一步，是因為幾十年來它把權力視為自己的專利，它已經喪失了現實的日常政治斗爭的能力。結果當一個統一的機體喪失了自己最優良的品質——戰斗性、自我犧牲精神、無私奉獻精神……的時候，它衰退了”。[4]( P8-9)正是蘇共精英，即“職業革命家集團”向既得利益集團的退化，最終導致了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

　　二、蘇共精英退化的主要表現

　　前蘇聯的既得利益集團從赫魯曉夫時期開始萌芽，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 18 年中，完成了從“人民公仆”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退化，他們占據黨和國家權力金字塔的上層，享有各種公開的或秘密的特權。他們反對任何有損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使蘇聯的多次改革嘗試流產。在改革潮流勢不可擋時，便假言改革，真行復辟，把改革變為改制，以使他們長期以來通過不合法、不正當手段占有的社會財富和各種權益合法化。隨著蘇聯的演變，既得利益階層對國民財富的濫用和隱性占有變為公開所有，在經濟上進入了大所有者( 新資產階級) 的行列，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層政治地位，順理成章地成了俄羅斯的新主人。[5]蘇共精英的退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 思想僵化，不愿改革創新，缺乏引領社會發展的創新理論。蘇共精英的思想僵化和教條主義導致蘇共理論創新能力的衰竭，喪失了敏銳和正確地認識、分析社會形勢，引領社會發展的能力，進而使其喪失了生命力和戰斗力，也喪失了對人民群眾的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精英對社會發展已提不出任何新的思路，使蘇聯社會陷入停滯。前蘇聯《真理報》主編阿法納西耶夫曾是蘇共領導報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員。他回憶說，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說有什么“獨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陳舊、無人感興趣的思想換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達方式，應當說就已經體現出十分卓越的“創造性” 了。“我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寫作、炮制、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6]到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精英雖然認識到傳統模式的種種弊端，但長期僵化的思想已經使他們無法提出適合蘇聯實際、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廣大干部的思想表現出明顯的“守舊”和“惰性”傾向。因而在蘇共黨內，改革的阻力特別大。這樣，蘇共不僅給右翼激進派以攻擊的口實，而且也嚴重地脫離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眾。當改革勢不可擋時，由于沒有理論準備，不得不被迫向右翼激進派繳械投降。

　　2. 喪失信仰，精神懈怠，能力弱化。斯大林去世后，由于赫魯曉夫等人對黨的歷史上肅反擴大化錯誤的不恰當處理方式，導致許多干部，包括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逐漸失去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據戈爾巴喬夫的助理阿納托列•切爾尼亞耶夫講: “戈爾巴喬夫早在來莫斯科任職前，內心深處作好了摧毀馬列主義正統思想的準備。”[7]( P209)而雅可夫列夫等人的回憶錄則明確承認，早在 20 年前他們就不相信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了。他們之所以要留在黨內，并且拼命往中央領導層鉆，奪取蘇共中央的領導權，是為了從蘇共中央內部搞破壞，憑借中央的權力來搞垮共產黨和社會主義。[8]由于信仰缺失，許多人安于現狀、脫離現實、滿足空談、自安自慰、自娛自樂、盲目樂觀。各級黨政機構和人員編制大大增加。機構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諉、互相扯皮之風日盛; 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日益蔓延，遇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據俄羅斯社會學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當時蘇聯黨政領導機構作的決議能得到執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黨的精英集團意志衰退、精神懈怠、養尊處優、能力弱化，已喪失了協調社會矛盾，團結各階層群眾，推動社會前進發展的能力。

　　3. 生活奢侈，腐敗盛行，脫離群眾，失去先進性。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在幾十年中蘇聯黨沒有重視與腐敗、特權現象的斗爭，使黨內逐漸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享有各種各樣的特殊權力，如特供權、特教權、特衛權、特繼權、特支權、宅第權、用車權等。[5]拿宅第權和用車權來講，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高官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一輛至幾輛轎車。在烏茲別克的第二大城市撒馬爾罕，“各類‘領導人’人均擁有 2 處至 5 處住宅。他們個人可使用的轎車平均 5 輛”。[7]( P14)而作為總書記的勃列日涅夫的“人數不算太多的家庭僅在莫斯科郊區就擁有 8 座別墅”。[9]( P318)他擁有的轎車可以辦一個“小型高級轎車的博覽會”。[10]( P310)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女兒結婚時，不僅送給她了“一幢裝修豪華的公寓和一幢寬敞的郊區別墅”，還從自己收藏的小轎車中送給她了兩輛。盡管如此，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并不以享有廣泛的特權為滿足，他們還以種種方式大肆侵吞國家財產。在烏茲別克共和國的貪污大案中，從共和國的黨中央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到基層黨的數名書記、政府官員，貪污總金額達 20 多億盧布。[11]( P281)相當一部分精英把自己的個人利益置于黨和人民的利益至上，已變成貪婪的掠奪者，不僅已失去先進性，嚴重脫離了人民群眾，而且已退化為與民爭利的官僚，處于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三、蘇共精英退化的原因分析

　　蘇共精英的退化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 既有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原因，也有蘇共政治體制的原因。在分析蘇共精英退化的原因時，我們理應注意到俄羅斯政治文化心理的重要影響，但我們認為根本問題還源于蘇聯的政治體制，主要的原因有三點:

　　1. 權力高度集中，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盛行。蘇聯由職業革命家體制轉化而來的政治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高度集權，在這種體制下，個人專斷、濫用權力、以權謀私的政治特權現象比比皆是。列寧晚年在病中十分擔心黨的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1922 年他曾憂心忡忡地說: 斯大林“太粗暴”，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12]( P745 -746)列寧的擔心應驗了。斯大林時期產生了嚴重的個人專斷、濫用權力的現象。赫魯曉夫上臺后雖然頻繁地大規模地更換干部和大反個人崇拜，但是他本人卻仍搞集權制、終身制和新的個人崇拜。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尚比較注意維護集體領導原則，防止個人集權過多。然而，20 世紀7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經濟發展方面取得某些成就，領袖地位已經穩固，勃列日涅夫也開始大搞個人集權和樹立個人威望。

　　戈爾巴喬夫盡管喊“公開性”和“民主化”比誰都響，但他本人在黨內卻很專斷。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戈爾巴喬夫總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瓦 •博爾金在《震撼世界的十年——蘇聯解體與戈爾巴喬夫》中對戈爾巴喬夫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有許多描述。他指出: “戈爾巴喬夫一方面大談民主，指責同事搞斯大林主義; 另一方面卻一人獨攬黨政大權。他個人主宰別人的命運: 決定黨中央和政治局的人選，根據個人的好惡指定加盟共和國、州、邊疆區第一書記。”[13]( P298)他“把無限權力集中在作為擁有千百萬黨員的大黨的總書記手中。作為蘇聯總統和國家元首，他主持部長會議，不把部長會議主席放在眼里。他兼任武裝力量總司令和國防委員會主席，獨自直接控制著國家安全委員會、軍工委員會、內務部、外交部和國防部”。[13]( P299)隨著權勢越來越大，他開始在政治局會議上實行“獨裁”，“一碰到同事有不同意見，一聽到對他工作乃至生活的批評，便搞孤家寡人政策”。[13] ( P163)在蘇共第 28 次代表大會期間，有一次博爾金走進戈爾巴喬夫單獨辦公的房間，發現“戈爾巴喬夫坐在小屋里，只身孤影，草擬一份黨中央委員會的名單。這個機構幾十年以來在蘇聯的權威是獨一無二的。我翻翻放在桌子上的草稿，意識到自己正在目擊一場規模空前的大悲劇”。[13]( P245)高度集權、個人專斷的結果，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團結統一，弱化了領導集體和黨組織的力量，必然導致人亡政息。

　　2. 監督機制弱化，權力失去制約。從歷史的發展進程看，蘇聯黨政機關內的嚴重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泛濫，與黨內監督監察不力有很大關系。長期以來，蘇共的監察部門無法有效地對黨的各級干部尤其最高領導層實行監督監察，使權力失去了制約。列寧時期，中央監察委員會是同中央委員會平行的機構。斯大林上臺后把蘇共監察機關變成了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由于黨的監察委員會職權和地位被削弱，無法對黨的最高領導層實行監督，致使黨內的民主氣息越來越少，而封建家長式的領導作風及官本位現象卻日益盛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日益嚴重。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決不能高估了權力行使者的才能和道德的成熟程度。蘇共精英正是在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和金錢的迷宮面前，逐漸喪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沒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變機制，在官僚主義的侵蝕和集權制的庇護下逐步退化，越來越腐敗，在群眾的不滿、失望、冷漠、抗議的邏輯發展中變質而走向自我毀滅。

　　3. 干部隊伍近親繁殖，德才不佳。雖然蘇共有時強調選拔干部要貫徹民主原則，并在一些基層單位和科研單位實行領導干部的直接選舉制和聘任制，但從總體看，干部任用的主要方式仍是委任制。在選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門的領導干部時，往往以領導者個人的好惡、印象代替考核，以對領導者個人是否忠誠代替德才標準。任命前不廣泛聽取群眾意見，任命后也缺乏群眾監督，在選舉黨、蘇維埃、共青團、工會等組織的領導干部時，候選人名單實際上由上級決定，并實行等額選舉。選舉只是形式，實質還是委派。勃列日涅夫后期，干部問題上的任人唯親、拉幫結派等不良傾向趨于普遍化，許多干部養成了阿諛奉承的壞習慣。許多地方和部門挑選干部常常不是根據客觀的標準，而是根據偶然的、主觀的、庸俗市儈的標準; 挑選領導身邊的人，挑選熟人、朋友、同鄉，對個人忠實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慮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稱職。從而，使大批無德無才的平庸之輩和懷有不良動機的人混入黨的領導層內，而把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拒之門外，這種缺乏競爭的干部選拔的逆向淘汰機制，必然使干部隊伍能力退化并出現惡性循環。同時，黨內鉆營、奉承、以權謀私之風盛行，不僅不利于黨內的團結和工作的開展，還嚴重損壞了黨的形象和凝聚力、戰斗力。像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之流就是由于“領袖”的賞識才走上最高領導地位的，也正是他們最后把蘇共送進墳墓的。

　　蘇共敗亡是 20 世紀社會主義的悲劇。今天，我們研究蘇共敗亡的教訓，要特別重視黨的干部隊伍建設，防止領導干部由人民公仆退化為既得利益階層和背叛人民利益的官僚政客，只有保證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健康順利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永遠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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