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風險和對策研究

　　意識形態是政黨的旗幟，對于統一思想、整合力量、凝聚人心、激勵斗志具有重要作用。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3](P194)我們黨一成立就明確宣布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正是在科學社會主義旗幟指引下，在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鼓舞下，我們黨帶領人民艱苦奮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社會主義是我們的選擇，共產主義不僅是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也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心中的崇高理想。

　　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階層分化加劇，出現了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的政治理想;社會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樣多變態勢。與此同時，復雜多變的全球政治經濟形勢對我國的影響日益加深，西方的各種不同觀點、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甚至消極、不健康和反動的思想觀點大量涌入。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現時代面臨著多元文化和價值觀嚴峻挑戰的態勢，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擔心的“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最大的風險”，[4](P156)即意識形態領域的“精神污染”[4](P45)愈來愈嚴重。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運和黨的事業的成敗，值得中國共產黨人高度警覺。

　　(一)西方國家把我國發展壯大視為對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挑戰，加緊對我進行思想文化滲透，使我國意識形態領域面臨著空前復雜的情況

　　二戰后幾十年來，盡管美國政治經濟諸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唯一不變的是運用武力或“和平演變”戰略顛覆社會主義制度。1945年，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指出“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5](P1)“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5](P3)當時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都是青少年。雷日科夫在《大國悲劇》中驚嘆：“40年后，一切果然這樣發生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消滅蘇維埃國家的目的果然完全實現了。”[5](P3)蘇東劇變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已經把“和平演變”的主要矛頭指向中國。2008年7月31日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國防戰略》中講到：“美國將繼續對中國施壓”，“要制定一項全面的戰略來影響中國的選擇”。[6]美國的對華長期戰略就是“圍堵壓制、分化瓦解、拉攏演變”，具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的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上的合圍，還不時地沿第一島鏈制造事端，恐嚇中國;第三步就是在前兩招都不能得逞時，不惜與中國一戰，當然作戰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國的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與中國對抗。這充分說明美國統治階級搞垮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是一以貫之的。

　　這些年俄羅斯、東歐、中亞的相對衰落和中國綜合國力、國際影響的不斷增強，特別是由于我國正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使GDP逆勢而起，排名全球第二，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引導著世界各國人民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反思。這是西方世界最不愿意看到的。美國國內的保守勢力和所謂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國視為對美國霸權利益的巨大挑戰者和最大的潛在敵人，把正在崛起的中國看做是當年的蘇聯，并堅持把美中之間的合作、競爭與博弈看成是“新冷戰”。二戰結束后，美國依靠自己的硬實力，打了兩場最大的局部戰爭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冷戰”結束后，美國打了海灣、南聯盟、伊拉克、阿富汗四場小的戰爭，后兩場是勝而不利。美國總結其20多年前搞垮幾乎與自己比肩的蘇聯的經驗，開始逐步轉向更多地倚重自己的軟實力對付中國，以實現“和平演變”的戰略目的。

　　最近披露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十條誡令》中，有7條是講怎樣通過沒有硝煙的意識形態戰爭搞垮中國的。一是“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別是共產主義教育。替他們制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一直強調的刻苦耐勞精神”。二是“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了一半”。三是“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四是“時常制造一些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種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仇舊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五是“要不斷制造消息，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辭來攻擊他們自己”。六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揚民主。一有機會，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無形，都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對他們(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七是“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險惡用心，在《十條誡令》中可謂暴露無遺。

　　西方敵對勢力攻擊、滲透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手段和方式主要有以下5個方面。

　　1.推銷新自由主義，進行學術理論滲透

　　學術理論滲透是西方國家“西化”、“分化”和“和平演變”社會主義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極力推銷其所謂權威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誘騙發展中國家按照其戰略意圖進行所謂“改革”。在經濟上主張“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在政治上強調“三個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宣揚“三權分立”和憲政民主;在戰略和政策方面，鼓吹全球資本主義化、西方化、美國化。

　　改革開放后西方流入中國的各種理論中，經濟學理論、金融學理論、法學理論，已經成功地滲透到學術理論界，在有些方面甚至已替代了主流思想理論。一些學者和理論家不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研究和提出自己的理論，而是一味地頂禮膜拜，引進、闡釋西方的理論，甚至去拿美國的理論套中國的情況，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演繹為市場決定一切，公開鼓吹土地私有化、國有企業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有的人甚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認為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在教育界，一些學科的教學方針、教師隊伍、教學內容、教材到考試方式等，正在逐步全盤西化、整體上西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受到冷落甚至冷嘲熱諷;不少院校喜歡用西方教材甚至原版教材，基本是全套的西方話語體系，教師教學時不加批判地傳授。在一些決策層，有的政策的制定和出臺，也明顯看出受西方理論影響的痕跡。

　　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了一種奇怪現象，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一些人把堅持馬克思主義說成是“左”或“思想僵化”，把批評甚至否定馬克思主義視為“時髦”或“與時俱進”;竟出現了“三笑”：講馬克思主義有人嘿嘿冷笑，講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有人嘲笑，講共產主義有人哈哈大笑。

　　2.推行文化霸權主義，進行思想文化滲透

　　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思想文化滲透的戰略圖謀從未改變過。冷戰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都積極致力于向我國輸出美國的民主和自由價值觀。他們不斷在所謂人權、民主、自由、民族、宗教問題上開展心理戰和宣傳戰，宣傳人權高于主權，淡化中國主權意識觀念，攻擊中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不斷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歪曲性解釋、詆毀性解讀，對社會主義進行“妖魔化”宣傳。

　　他們一方面試圖通過意識形態滲透，改變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向和核心價值觀。譬如通過學術交流、理論研討等途徑腐蝕或收買某些精英人物，大力推行其新自由主義理論，削弱中國的理論思考能力和原創力，企圖使中國按照他們的思想來指導當前的改革，最后使中國放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通過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大力宣傳推銷其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西方一些頹廢、有害的思想觀念，影響我國群眾并改變其價值觀;利用我國在“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重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突發事件、特殊時機、特殊場合等渠道進行滲透和顛覆活動，煽動街頭政治，圖謀“顏色革命”，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約翰·珀金斯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中曾指出，在美國出現的“經濟殺手”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合法外衣，其實卻肩負著建立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任務。他們通過偽造財政報告、操縱選舉、敲詐、賄賂、色誘乃至謀殺等手段，拉攏、腐蝕和控制他國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向他們蓄意提出錯誤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誘騙發展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并通過欺騙手段讓成千億的美金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為鞏固、擴大美國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霸權服務。

　　另一方面利用其經濟、軍事、科技以及傳媒手段上的優勢，進行文化滲透，推行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在《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中披露：為了滲透美國的霸權思想，中央情報局在文化領域展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文化輸出活動：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教授位置等。美國《混合語》雜志也曾曝料，在第三世界推進“現代性”的幌子下，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后加緊了對第三世界學術界的滲透，出巨款讓一些人宣傳推進全盤美國化，豢養一批打手專門打壓那些致力于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

　　中央情報局事實上是美國的文化部宣傳部，其通過“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等大量收買本地文化打手，以卑鄙的手法擴大美國文化的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空間。美國政府發言人喬治·坎南很直率地說：“美國沒有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將“宣傳”界定為，“有組織地運用新聞、辯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種教義，以影響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為。……一個國家有計劃地運用宣傳和其他非戰斗活動傳播思想和信息，以影響其他國家人民的觀點、態度、情緒和行為，使之有利于本國目標的實現”。[7]美國宣傳心理戰專家克羅斯曼說得更直白：“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像從未進行過一樣”，“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為了做到這一點，喬治·坎南認為“必要的謊言”和欺騙都是允許的。[8]

　　美國人口雖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目前傳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區80%-90%的新聞，都由美國等西方通訊社壟斷。美國等西方媒體發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各國發布的總信息量的100倍。目前美國擁有1500多家日報、8000多家周報、1.22萬種雜志、1965家電臺和1440家電視臺，還擁有美國廣播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全國廣播公司三大電視巨頭以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電影生產基地好萊塢。美國控制了全世界60%-80%的電視和廣播節目制作;美國電影生產數量占全球影片1/10，占全世界電影總票房2/3，占全世界觀演時間1/2。在全球放映的影片中，好萊塢電影占85%。2010年我國電影產量達到526部，票房首次突破100億人民幣，可美國的一部電影《阿凡達》票房收入即達20.74億美元，約合120多億人民幣。許多青少年正是在對美國各種“歌星”、“影星”的崇拜中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影響下，國內的確出現了少數食洋不化的全盤西化者，他們無視中國大國崛起的事實，堅持西方至上，以西人的話語為話語、西人的措辭為措辭、西人的視角為視角，對本土文化進行邊緣化和虛無化，對堅持中國文化創新的學者加以打壓，聽到“中國元素”就指責為封建保守，見到“中國經驗”就稱為民族主義，誰提出“中國文化身份”就給誰扣上“文化保守主義”的帽子;如此等等，造成了中國文化原創能力的深層弱化。

　　3.以信仰自由為借口進行宗教滲透

　　傳播宗教曾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對華滲透的主要載體，“傳播福音”是他們身披的華麗外衣?，F階段西方的宗教滲透主要以宗教信仰自由為借口，企圖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地控制和占領社會主義中國的思想陣地，消融和瓦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干涉中國宗教事務，破壞中國的統一，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明確說過：從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動只有一小步距離。所以西方某些國家一直企圖利用宗教分裂和顛覆中國，他們支持達賴喇嘛謀求西藏獨立，鼓動法輪功邪教分子鬧事;出巨資160億美元要“把中國基督教化”，等等。美國《時代周刊》前駐北京記者艾克曼在他所寫《耶穌在北京》一書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陸基督教會，崇尚美國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價值，傾向支持中國走向民主。在中國，上至政治學術精英，下至農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數至少有八千多萬，超過中共黨員的人數。未來30年，中國經濟在實現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基督徒的人數會達到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這條東方的巨龍，或許會被基督的羔羊所馴服。”[9]

　　西方勢力進行宗教滲透的方式多種多樣，主要有以下8種：

　　一是利用廣播電視進行傳教。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一些國家的衛星電視節目都有針對中國的漢語和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的固定傳教節目;梵蒂岡電臺的漢語廣播則直接傳達羅馬教廷對中國天主教的指令，操縱我國天主教的地下勢力;從香港、馬尼拉到首爾的半月形地帶約有30個廣播電臺有針對中國大陸的宗教節目。他們的口號是：“用基督占領中國，打開中國的福音大門。”鼓吹使“中國人歸主”，使中國“福音化”。[10]

　　二是通過國際郵政郵寄宗教經書、書刊、音像制品，或通過陸路和水路走私大宗宗教宣傳品等進入中國大陸，甚至在中國內地建地下工廠私自印刷傳教書籍，制造宗教活動用品。近些年，各地海關截獲大宗宗教宣傳品的事件經常發生，而境外的類似活動至今勢頭未減。

　　三是打著學術交流、研討、傳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識的旗號，進行隱性的宗教滲透。近些年，一些境外基督教教會組織在我國境內外曾開辦多期“培訓班”和“研討班”，培訓許多人員。以北美某基督教學會為例，2001年以來，該學會已經連續舉辦數屆“美國宗教與文化暑期高級研討班”，參加者不少都是中國高校和研究機構、宗教學及相關學科系、研究所的領導人和學科帶頭人。比如，在2002年的第二屆研討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講座，分別由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圣公會神學院、環球圣經公會和大使命中心等機構的神學教授和牧師主講。[11]

　　四是國外的神學教授、神職人員在中國的一些高校內或開課程，或做講座，公開進行宗教滲透;有的甚至被聘為客座教授，經常給研究生、本科生授課。更有甚者，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北美某基督教學會竟來中國舉辦了跨數省長時間的基督教“學術講座”。首站選在北京，然后是哈爾濱、長春、南京、杭州;18天時間在5座城市的8所大學中作了10場講座和座談。[12]

　　五是國內一些大學的外籍教師或外國機構人員利用各種方式進行非法傳教活動，或是借外語培訓之機對參加者進行傳教滲透，或是利用講學或捐資辦學之機進行傳道滲透。

　　六是利用慈善事業布道傳教。如通過醫療、助學、扶貧、救災等活動，以經濟資助換取宗教影響的擴大。如美國一個基督教徒醫療隊到我內地某地農村從事義診活動，每給一個人看病，就給病人貼上一張“上帝愛你”的標簽，并發一張印有《圣經》語錄的名片。[10]

　　七是通過互聯網進行傳教。國際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為網上傳教提供了十分快捷而又很難控制的便利條件。據統計，當前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中文網站大約有1500多個，多數為天主教、基督教的網站。其中一些網站、網頁已經成為境外勢力利用宗教對我進行滲透的重要渠道之一。[13]

　　八是以辦廠為名進行傳教活動。隨著我國進一步對外開放，有宗教背景的外商、港商、臺商到中國大陸投資建廠越來越多，甚至有的境外宗教組織直接在中國大陸投資。由此帶來的企業布道、傳教的情況進一步突出。他們往往在企業內非法設立宗教聚會場所，傳經布道。有的外商企業以安排好工種為條件，誘導中方員工信教，發展教徒。此外，他們還在內地尋求代理人為他們服務，甚至直接在我境內興建宗教活動場所進行宗教滲透等。

　　西方的宗教滲透在新疆問題上產生的影響特別明顯。長期以來，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利用民族、宗教問題大做文章，積極扶植我國境內和逃亡國外的分裂主義勢力，妄圖把新疆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在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下，我國境內的民族分裂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三股勢力”糾合在一起，民族分裂活動更趨猖狂。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大肆鼓吹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利用宣傳、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陣地，通過出版書刊、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文藝演出、聚眾演說、講經布道、制售傳播音像制品和利用互聯網等途徑，極力宣揚分裂主義思想，使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成為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民族分裂活動往往與暴力恐怖活動互相配合。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三股勢力”在新疆策劃和制造了一系列暗殺、爆炸、縱火、投毒、襲擊等恐怖暴力事件，其中最典型的是2009年的“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事件，2014年“7·28”新疆莎車暴恐襲擊案，嚴重危害了我國各族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嚴重威脅著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4.利用大眾傳媒對我國形成全方位包圍網，進行“妖魔化”宣傳

　　據我國有關部門監測結果顯示，西方主要國家和敵對勢力在我國周邊地區共設有30多個轉播臺，每天使用普通話和多種方言、170多個頻率對我國播出60多個小時的節目，再加上一些國家從本土發射的廣播信號，共有50個境外電臺使用300多個頻率對我進行廣播;在衛星電視滲透方面，他們在我國上空構建了密集的衛星電視網，頻道達400多個。[14]在2008年拉薩“3·14”事件中，“美國之音”不僅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更成為達賴集團的傳聲筒。事件發生前，它突然加大藏語廣播時間，并暗中替達賴集團傳達指令，讓他們在敏感的時候制造事端。

　　近年來，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互聯網對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截至2014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32億;2014年上半年，中國網民的人均周上網時間長達25.9小時。[15]與此同時，西方敵對勢力也加緊與我國爭奪互聯網等思想文化的新陣地。2010年，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在會見各大網絡公司的負責人時公開表示，美國會利用網絡推行“民主化進程”。

　　網絡已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向中國進行思想滲透的新的重要渠道。全球13個互聯網頂級服務器中，有10在美國;美國在事實上把持著國際互聯網的生殺大權，隨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讓別國斷網。2009年5月，微軟公司根據美國政府禁令，切斷了古巴、朝鮮、敘利亞、蘇丹和伊朗等5國用戶的MSN接入服務，這表明美國控制互聯網不僅會用于文化滲透也會對其他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ヂ摼W使用的通用語言文字都是英語英文，中國處于被掌控的局面。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傭龐大的“寫手隊伍”，在境內外的中文網站和BBS(網絡論壇)上大量貼文，向我境內傳播政治謠言和有害信息;還資助我國境內的敵對勢力建立網站，支持他們利用互聯網聯絡指揮、組織策劃、蠱惑人心、煽動鬧事;西方還入股控股我國的主要門戶網站，使之成為西方的喉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妖魔化宣傳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花樣不斷翻新。繼近代中國被列強貶稱為“東亞病夫”之后，國際上“丑化”中國的言論，不斷變換花樣。比如，蘇東劇變后不懷好意的“中國崩潰論”出臺;面對我國的發展，別有用心的“中國威脅論”、“挑戰國際體系論”、“中國責任論”(或冷貶或熱捧)又相繼登場。這些論調交替影響，在國際社會廣泛傳播，嚴重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二是歪曲熱炒具體事件，把一般問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近年來西方一些國家不斷炒作具體事件，如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能源、環境、“有毒”食品、“危險”玩具、軍費增長等問題，作為“妖魔化”中國的武器，而所謂“西藏問題”、“人權問題”，更成為他們慣用的武器。比如在奧運火炬傳遞和新疆、西藏等問題上，西方媒體以偏見和謊言混淆視聽，致使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成了西方媒體所塑造的中國。中國的解釋和說明往往又引來“中國傲慢論”、“中國強硬論”等論調。在我國集中精力籌辦北京奧運會的時候，西方一些媒體和政要千方百計地將奧運議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試圖借奧運迫使我國在核心利益問題上做出讓步。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多次宣稱，如果達賴代表與中國政府的對話有進展，“達賴和中國政府方面都承認談判的進展，那么我參加奧運開幕式的障礙將被排除”;“中國政府和達賴談得好，我就考慮去北京參加奧運會”，[16]等等。西方就是這樣通過把特殊問題普遍化、個別觀點模式化的手段，影響輿論，企圖唱衰中國。這些加大了我國對外宣傳中引導輿論、營造有利國際環境的成本

　　三是與我國境內的右翼精英勾結，利用現代傳媒和出版物大肆詆毀、惡搞和褻瀆民族英雄、革命英烈、模范人物。他們說岳飛、文天祥阻礙了民族融合;大肆詆毀、丑化和惡搞狼牙山五壯士、董存瑞、楊開慧、劉胡蘭、毛岸英等革命先烈，雷鋒、王進喜等先進模范，說劉胡蘭是村里一個缺心眼的小妞，說雷鋒做那么多好事是在作秀，說董存瑞手舉炸藥包是讓人給哄上的，說黃繼光堵槍眼是根本沒有的事等等。這些說明敵對勢力始終沒有放棄對社會主義國家、對馬克思主義的敵視態度和立場，對此我們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

　　5.利用非政府組織進行“文化交流”，培養西方國家需要的“西化精英”

　　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曾經闡述過，控制中國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過控制中國精英來影響中國決策，輔之以控制戰略威懾，使中國更加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西方統治集團總結搞垮蘇聯東歐的經驗教訓，認為顛覆中國政權要通過資助、扶持中國的某些“西化精英”，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當前活躍在我國境內的境外非政府組織正日益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我國長期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有1000個左右，加上開展短期合作項目的組織數量，總數可能多達4000-6000個。[17]在這數千家境外非政府組織中，有政治滲透背景的有數百家。如曾經在東歐劇變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組織通過直接或間接渠道進入我國活動，利用文化交流、捐資助學、項目培訓等手段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搜集我國的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情報;通過插手我國人民內部矛盾和糾紛，特別是以開發援助、扶持弱勢群體為名，抓住工人失業、農民失地、城市拆遷、退役軍人待遇等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具體問題，以“維權”相號召，制造輿論，混淆視聽，煽動民眾同黨和政府產生對立情緒;或者支持參與策劃街頭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動。

　　西方國家尤其注重通過資金援助在我國內部培養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對派，西方國家每年經非政府組織流入我國的活動資金可達數億美元。在中國活動的知名基金會主要有“美國民主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等。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1月在中國建立辦事處起至2001年9月，在中國資助總額即達1.28億美元，[18]項目包括人權與社會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與文化、國際事務、項目支持等，通過資金資助，影響甚至收買了部分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和對政府決策有一定影響的學者，培養出了西方國家需要的“西化精英”。美國民主基金會雖屬非政府組織，但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系，被認為是中央情報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如在拉美、獨聯體、西亞、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進行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其在中國頻頻資助“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甚至控制中國的某些社會活動家和法學家，直接干涉中國內政。(來源于：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

　　(二)國內社會意識更加多樣多元多變，出現了“少數人與黨和政府疏遠疏離的傾向”，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面臨巨大風險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現已處在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的階段性特征。特別是隨著利益格局的不斷調整，社會生活日趨多樣化，社會意識更加多樣、多元、多變，這既為社會發展進步注入了活力，也帶來了社會思潮的紛繁變幻。圍繞中國改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問題，在黨內和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偏于極端的意見和建議，出現了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少數人與黨和政府疏遠疏離的傾向，甚至出現了個別同黨和政府離心離德的人”。“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搖旗吶喊、制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對此，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1](P19)

　　當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

　　1. 主導信仰日漸淡化，拜物崇權傾向日益嚴重

　　信仰，作為一種價值導向，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靈魂，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信仰都可以說是人們的精神家園。建國后，相當長時期內，社會主義是我們的唯一選擇，共產主義一定勝利，不僅僅是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也是絕大多數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目標。然而，由于諸多原因，現在這種主導信仰已經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漸淡化。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所在，青年大學生是社會高認知群體，是社會知識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創造者和傳播者，是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青年大學生的信仰問題，不僅對其自身的成長、成才具有決定性意義，而且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但由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思潮席卷大學校園，當代大學生中不同程度存在著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多元化的現象。在信仰的選擇方向上，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信仰復雜與缺失現象。據殷丹對湖南省大學生信仰現狀的調查，在1742份有效問卷中，回答“有信仰”的只占全體被調查人數的38.1%，剛剛超過1/3;表示“沒有明確信仰”的占全體被調查人數30.2%，表示“曾經有過信仰”的占12.8%，如果將“曾經有過信仰”的也視為目前沒有信仰，那么，目前“沒有明確信仰”者達到43%，將近達到全體被調查人數的一半。[19] 另據趙宗寶、盧亞君、王兆云對河北某高校大學生信仰問題的調查，在3659份有效問卷中，選擇信仰共產主義的1417人，占38.73%;表示沒有信仰和不知道信仰什么的共1891人，占51.68%。[20] 這些數據說明，當代大學生有近一半的人信仰缺失和信仰動搖，信仰這一人類社會普遍具有的精神現象，在轉型期的中國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青年大學生主導信仰的缺失和動搖，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未來發展和長治久安。

　　在主導信仰日漸淡化的同時，拜物崇權的傾向日益嚴重。由于發展市場經濟，經濟活動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多方面的影響，一些人尤其是部分青年人更加重視物質利益的追求，不愿談人生信仰，不愿為偉大理想獻身，崇拜和向往的往往是權力、金錢、榮譽。他們從自身的實際需要出發，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以個人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將社會和他人當作手段，強調追求個人快樂的目標唯一性，滿足于直覺主義、感覺主義，缺乏社會責任、回避理性思考。一旦遇到現實的利益問題，他們什么都可以放棄，甚至是自己的靈魂。2010年6月下旬，廣東的18位億萬富豪通過網絡和報紙等媒體選妻，不到一個月竟有5萬多靚女報名參選，這足以說明社會對金錢的崇拜?！斗钦\勿擾》的女嘉賓在節目中公開表白“寧可坐在寶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上笑。”這是現今一些所謂的拜金女價值觀的典型表現。

　　2. 宗教信徒有較大幅度增長，社會影響不斷擴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和國際交流交往的擴大，宗教在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開始“復活”、“回暖”，而且發展迅猛，整體趨熱，形成了中國近代以來頗為罕見的宗教“繁榮”。宗教的快速發展，首先表現在近幾十年來信教人數的持續增長。中國目前到底有多少人信仰宗教，尚無準確的統計數據。根據中央統戰部的數據，“中國現有各種宗教信徒一億多人”。[21] 這是2002年底我黨公開發布的宗教信徒數字;2011年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做客人民日報社強國論壇(2011年3月9日)，也說“中國信教人數有一億多”。9年過去了，但這個數字始終未變。目前，很多學者對這種說法提出了質疑。據華東師范大學“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課題組2003-2006年在中國30個城市對4596個樣本的抽樣調查，按照中國現有人口比例的推算，估計中國目前具有宗教信仰的總人口在3億以上。[22](P3) 據徐海燕對遼寧省的調查，截止到2002年，遼寧地區信教人數已近160萬，而在1993年，全省信教人數僅為46萬人，平均每年以18.6%的速度遞增，9年的時間，信教人數增長了114萬人，比1993年增長了3.5倍。[23] 1998年，北京市教委人文社會科學“九五”項目“北京青年宗教信仰狀況調查及對策研究”顯示，北京市大學生中明確表示有宗教信仰的占13.4%;[24](P18) 2000年，上海市教委重點課題“大學生深層次思想問題研究”顯示，上海市大學生中因各種原因而信教的合計為11.8%。[25] 2012年回婭冬、詹國華對長沙7所大學的調查顯示，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占總人數的15.08%。[26] 考慮到農村信教人數遠大于城市，估計中國信教人數應在2億左右。盡管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對于近20-30年來我國信教人數不斷增長的判斷，幾乎沒有人持懷疑態度。

　　其次，宗教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宗教社會影響不斷擴大的顯著標志就是宗教文化熱，具體表現在，一是宗教活動場所不斷增多。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一些地區出現了濫建寺廟、道觀及祠堂的現象;有些地方新建了大量廟宇，不僅建筑面積大，且設施齊全、裝飾華麗，有些地方為發展旅游業，興建的寺廟、佛像更是難以計數。二是各類宗教活動日益頻繁，宗教活動的內容也相當繁雜，每月初一、十五都有誦經、燒香等佛事活動，至于佛誕、菩薩誕等重大節日則要舉行隆重的儀式。此外，宗教書刊越來越多，表現宗教內容的文藝作品日益增加;新聞媒介中宗教方面的信息量相當可觀，旅游文化中的宗教成分日益濃厚?？傊?，宗教對我國社會生活尤其是人們的精神生活正在產生巨大的影響。

　　3. 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時有出現

　　近年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空前活躍，總體上保持了積極健康向上的良好態勢。但圍繞一些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也形成了若干熱點，某些老問題被重新提出，同時又產生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對主流意識形態形成了挑戰。有的宣揚西方價值觀，有的專拿黨史國史說事，有的以反思改革為名否定改革，有的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有的人打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旗號鼓吹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有的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突出表現為以下13個方面。

　　一是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的方向改。張維迎認為，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未來中國進一步成長的主要障礙之一。未來幾年，中國在經濟領域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第二是土地的私有化;第三則是金融的自由化。[27] 吳敬璉認為為了避免陷入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28]

　　二是歪曲恩格斯思想，宣揚“放棄共產主義”。一些學者提出恩格斯晚年放棄了共產主義，要通過和平方式走向社會主義，他曾說“到20世紀下半葉歐美將進入社會主義”，今天太平洋那邊“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一些人移民國外是投奔“社會主義”。

　　三是宣揚“蘇馬非馬”，否定列寧主義。一些學者提出“要澄清蘇馬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重大區別，要回到原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去”，完全否定列寧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29]

　　四是宣揚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是偶然的，割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道路的內在聯系。有學者提出，中國人并不是自己主動尋找馬克思主義的，而是馬克思主義順道進來的，“然后中國人被動地去接受它”。[30]

　　五是歪曲鄧小平理論，宣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美國那樣”。有學者提出“共同富裕就是現代中產階級化”。“鄧小平去美國等地看了……共同富裕變成那樣就是社會主義”。[31]

　　六是把新一屆黨中央的治國方略誤讀為“新權威主義”、“政左經右”。有學者提出，“鄧小平開啟了中國的新權威主義道路”，習近平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的2.0版本”，是“新加坡模式”，是新權威主義加市場經濟。[32]

　　七是宣揚共產黨是全民黨，也代表資本。有學者提出現在與革命時期不一樣，共產黨是執政黨，應代表“全體公民”和有錢人。“不能把人群分成階級，自稱代表一個或幾個階級”?；煜它h性和代表性問題。[33]

　　八是否定中國模式，為新自由主義張目。有學者提出中國模式是不存在的，中國的進步是建立在西方發展的基礎上的，中國必須納入到資本主義體系中，經濟改革要搞自由市場經濟，政治改革要搞憲政民主。[34]

　　九是誤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否定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一些學者提出，市場在一切場合都應該起決定作用。市場的決定作用就是市場化，市場化同樣使用于思想、政治和文化領域;市場化就是“共產黨領導的資本主義”。[35]

　　十是否定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基礎。有學者提出，從歷史看是先有共產黨執政再有國企，國企不是共產黨執政基礎。共產黨是由于發展了民營企業，才提高了執政合法性;國企改革的方向是私有化。[36]

　　十一是鼓吹歷史虛無主義，污蔑社會主義革命是災難，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消解黨的執政合法性。一段時間以來，仍有人繼續宣揚和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編造、虛構歷史事實，對黨的歷史、黨的領袖進行抹黑，重新解構黨和黨的領袖的歷史，在一些黨員心內形成原罪心態，在群眾心中顛覆黨的形象。認為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造社會的歷史大試驗中看得很清楚：不管立意多么真誠美好，沿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處”。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直在“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的歷史怪圈里輪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1789-1870-1917這股潮流”。[37](P295)

　　十二是否定人民民主專政，主張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專政。認為“叫法治，法律就是最大，必須是這樣一個理念”;如果有比法律更高的東西，就別說自己是“法治國家”。“既然我們是社會主義法治，怎么還有人怕它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呢?很是莫名其妙”。

　　十三是否定黨對政法系統的領導，主張“各級法院、檢察院不再設立黨組，內部也不再設立機關黨委或業務部門黨支部等政黨組織，終結各級黨委及其政法委與法院、檢察院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法官、檢察官原來是黨員的，應該凍結組織活動，終止與黨的組織聯系;原來不是黨員的，在任法官、檢察官期間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38]

　　這些有悖于主流意識形態的言論，模糊了人們的視野，導致人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產生了不確定性和一些干部、群眾信仰危機的加深。

　　4.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現時代面臨著多元文化和價值觀的挑戰

　　在全球化背景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互相交融，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劇烈碰撞，科學文化與封建文化斗爭并存，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和非科學社會主義文化激烈交鋒。在這種多元化格局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受到嚴重沖擊，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道德準則和生活方式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最根本的是在信仰方面發生了變化，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日益泛濫，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被淡化。

　　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不信馬列信鬼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信心;一些黨員干部法治意識、紀律觀念淡薄;一些地方和部門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問題屢禁不止;部分黨員干部黨員意識淡化、先鋒模范作用不明顯;有些領導干部宗旨意識淡薄，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講原則、不負責任，言行不一、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奢靡享樂，個人主義突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一些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中發生的腐敗案件影響惡劣，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根據中紀委工作報告反映出來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腐敗問題的嚴重性。1982-1986年，共處分違紀黨員650141人，其中開除黨籍的151935人;1985-1986年，處分省軍級干部74人，地市級干部635人。[39] 1987-1991年，共查處違紀案件874690件，處分黨員733543人;其中縣團級16108人，地市級1430人，省軍級110人。[40] 1992-1997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731000件，結案670100件，黨紀政紀處分669300人;其中縣處級20295人，廳局級1673人，省部級78人。[41] 1997-2002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861917件，結案842760件，黨紀政紀處分846150人;其中縣處級28996人，廳局級2422人，省部級98人。[42] 2002年至2007年6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677924件，結案679846件，黨紀政紀處分518484人。[43] 2007年11月-2012年6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643759件，結案639068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68429人。[44] 2013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7.2萬件，結案17.3萬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82038萬人。[45] 2014年上半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給予黨紀政紀處分8.4萬人。[46] 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從1982年到2014年上半年，全國共處分違紀黨員干部達435萬人。從1982年到2002年共處分縣處級干部65399人，廳局級6160人，省部級360多人。由于2002年后不再公布處分縣處級以上干部數字，所以受處分的縣處級以上干部遠遠大于此數字。這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了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的實現。

　　在青年人中，“80后”的人群對星座、算命、宗教等領域感興趣，他們或受傳染于社會環境，或由于從眾心理，或出于個人好奇，舉止行為往往自覺不自覺帶有宗教符號，如佩戴十字架裝飾，參加圣誕節活動等等;這幾乎成為一些大學生所謂追求時尚的表現。

　　在一些社會群體中甚至出現了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嚴重社會現象。2010年山東的陽谷縣、臨清市和安徽的黃山市在爭做西門慶、潘金蓮故里，還要搞西門慶、潘金蓮旅游文化節;西門慶被一改在傳統文學名著中“大淫賊、大惡霸、大奸商”的藝術形象，華麗轉身成為當地政府追捧的文化產業英雄。江西宜春還把“叫春”這個情色味十足之詞當作自己城市的廣告詞;還有近年的雅閣女、芙蓉姐姐、鳳姐、馬諾、偽娘、春哥、犀利哥之類的“娛人丑星”、“精神病明星”輪番登場、躥紅網絡。一些領域思想道德嚴重滑坡，媒體娛樂節目丑態百出;社會生活中誠信缺失，市場上假貨盛行，假酒假藥、假種子假化肥、假文憑假證照、注水肉、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塑化劑、假有機蔬菜等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遍布城鄉、坑害百姓，惡性食品案件頻發，使人們深刻感受到意識形態面臨的巨大風險和道德危機的嚴重存在。（節選，注釋略）

　　　基金項目：本文為劉昀獻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應對執政風險和考驗研究”(項目批號：11&ZD068)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劉昀獻(1956-)，河南汝州人，中國浦東干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院副院長、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研究基地專家、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應對執政風險和考驗研究”首席專家。

　　來源：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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