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最后的講話：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旗幟已被扔進水里

　　斯大林在蘇共十九大最后次會議上的發言，莫斯科，1952年10月14日。(四個月后斯大林去世)

　　Речь И. В. Сталина на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XIX съезда КПСС, проходившего в Москве с 5-го по 14-е октября 1952 г.

　　斯大林在蘇共十九大最后次會議上的發言，莫斯科，1952年10月14日。(四個月后斯大林去世)

　　KGB1986 根據蘇共十九大視頻資料聽譯。

　　同志們，請允許我以本次大會的名義向所有兄弟黨團，向到會的代表們，向那些關心著我們的人們表達謝意。感謝他們兄弟般的問候，祝愿和信賴。

　　(掌聲)

　　這樣的信賴對于我們是如此的寶貴，它意味著對于我們黨的支持，意味著對我們黨為人民光明未來而斗爭，反對戰爭，維護和平的支持。

　　(掌聲)

　　有人愚笨錯誤地認為，我們黨已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不再需要他人支持。這是丑陋的。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永遠需要世界兄弟人民的信賴，認同和支持。

　　這種支持的特點是：兄弟黨對于我們黨和平意愿的一切支持都是與他們對于本國人民反戰運動的支持相聯系的。1918年，1919年，當英國資產階級武裝干涉蘇維埃時，英國工人掀起了口號為“不許干涉俄國”的反戰運動，這是支持，首先是對人民反戰斗爭的支持，然后才是對蘇維埃的聲援。當多列士同志與陶里亞蒂同志宣布，他們的人民不會使用戰爭去反對蘇維埃人民(掌聲)的時候，這是支持，是對法國意大利反戰工農的支持，也是對呼吁和平的蘇維埃的支持。支持的這種相互性清楚地表明了：我們黨的利益絕不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相沖突，相反，與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蘇聯的利益也絕不能與世界和平運動相分離。

　　當然，我們的黨不能欠賬，僅一味地接受兄弟黨的支援，我們的黨有義務，也必須給予他們支持，支持他們人民的自我解放，支持他們人民的和平運動。正如大家所見，目前我們的黨正按照這個在行動著。(掌聲)當我們的黨在1917年奪取政權后，當黨采取實際措施打碎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壓迫時，兄弟黨代表們對我們的勇氣和成績表示了贊賞，并將我們稱之為世界革命和工人運動的“突擊隊”。他們是有所期待的，期待“突擊隊”的成功能夠改善那些資本重壓之下的人民的處境。我認為，我們的黨沒有辜負這些期待，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蘇聯粉碎德國日本法西斯暴政，將歐亞人民從法西斯奴役威脅之中解放出來的時候。 (掌聲)

　　是的，當僅有一支“突擊隊”，且它不得不孤軍奮戰時，要完成這樣光榮的先鋒使命是非常困難的。是的，過去是如此。而如今一切都不同了。從中國朝鮮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又誕生了新的“突擊隊”——人民民主國家。如今，我們的黨已能夠更加順利的開展斗爭，對自己的事業也更加充滿熱情(掌聲)那些還未奪得政權的，尚處在資產階級殘暴法權統治之下的共產黨，民主黨和工農黨，應得到特別的關注。他們現在的處境自然是艱難的。然而他們的艱難比不上我們俄國共產主義者在沙皇專制下所面對的那些—— 任何微小的運動和前進都被判為最嚴重的罪行。俄國共產主義者挺住了，沒有懼怕困難，贏得了勝利，那么這些黨也同樣會如此。

　　那么，他們的艱難為什么比不上我們俄國共產主義者在沙皇專制下所面對的那些?

　　首先，在他們的眼前有著蘇聯，人民民主國家斗爭勝利的榜樣。他們能夠從這些榜樣身上汲取教訓，總結成功經驗，少走彎路。

　　其次，資產階級自己作為解放運動的首要敵人，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變得比以往更反動，斷絕了與人民的聯系，削弱了自身。于是這就為革命民主黨派進一步開展工作創造了條件。(掌聲)

　　以前，資產階級縱容自身的自由主義，維護自身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并以此博得大眾的支持。而現在呢，自由主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再沒有所謂的“個性自由”—— 個人權力只有那些掌握資本的人才擁有，普通大眾不過被當作是運作所需的人形原料。人民和民族的平等權力遭到踐踏，取而代之的是少數剝削者的充分權力和大眾的無助。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旗幟已被扔進水里。我認為，你們——來自各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自由民主的)旗幟，舉著它繼續前進，如果你們希望團結大多數的人民到自己周圍。除了你們，沒有人能再將它舉起。(掌聲)

　　以前，資產階級被視為民族的領袖，它捍衛著”高于一切”的民族權力與獨立。而如今，“民族原則”已再無痕跡。資產階級正靠出賣民族權力與獨立去換取美元。民族獨立與民族主權的旗幟已被扔進水里。毫無疑問，你們——來自各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旗幟，舉著它繼續前進，如果你們想成為自己祖國的愛國者，想成為民族力量的領袖。除了你們，沒有人能再將它舉起。(掌聲)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顯然，一切條件都有利于那些尚未掌握政權的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開展工作。

　　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證明，兄弟黨可以在資本統治的國家內獲得進展，贏得勝利!(掌聲)

　　我們的兄弟黨萬歲!(掌聲)

　　祝我們兄弟黨的領袖們健康!(掌聲)

　　人民和平萬歲!(掌聲)

　　打倒戰爭元兇!(掌聲)

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對蘇共十九大速記記錄的思考

    　[俄]維•瓦•特魯什科夫 著 楊樸煒 劉淑春 譯

　　俄共《政治啟蒙》雜志2007年第1期發表了哲學博士維•瓦•特魯什科夫教授評述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文章。文章認為，蘇共十九大至今是個“被遺忘的”代表大會，但它作為“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在蘇共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長期以來，人們把蘇共在“二戰”期間和戰后長達13年未召開代表大會歸咎于斯大林無視黨內民主和黨的章程，而作者認為，斯大林拖延召開黨代會另有考慮。現將特魯什科夫的文章摘譯如下(小標題為譯者所加)。

　　十九大是“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會”

　　實際上，每一次共產黨人的代表大會不僅對我國是一次重大事件，而且還具有很大的國際反響。其中的很多次大會今天都被擁護者和敵人不僅用順序號標注，而且還用特有的“封號”(如工業化的、集體化的、全線進攻的、消除個人崇拜的代表大會)來標注。但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是不走運的一次，因為它至今還是一次被遺忘的代表大會。然而，即使這次代表大會不研究一些重要的戰略問題，不批準在國家歷史上最成功的第五個五年計劃的指示，不賦予黨一個新的名稱——蘇聯共產黨，它也不能不引人注目，因為這是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會。

　　斯大林出席大會這個事實本身就賦予代表大會一種驚人的“神圣性” 和“崇高性”，這一點體現在代表大會公報的每一頁。他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也成了一件大事——不僅因為這是多年領導一個大國的領袖的最后一次公開講話，而且因為這次講話本身非同一般。更重要的是，由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Г.M.馬林科夫向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作的中央委員會總結報告也是斯大林式的。是的，報告的文本是別人寫的，報告的語言風格都是別人的。但從報告的精神實質、內在激情，甚至報告的結構來看，都是斯大林式的。

　　斯大林從列寧在世時就開始向黨的代表大會作總結報告了。那些報告都遵循列寧的邏輯，盡管報告者的獨特性和獨立性不能不被察覺。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1925年12月)上，斯大林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特點”準備了報告。他將報告分為三個部分：國際形勢、國家內部生活、黨的問題。甚至M.C.戈爾巴喬夫也是按照這個“式樣”擬定了自己向蘇共二十七大(1986年)作的報告。如果把十九大報告同斯大林在戰前所作的兩次報告(1934年和1939年)相比較，那么，這個報告幾乎逐字逐句地保留了各章節的標題。這不是教條主義的循規蹈矩，而是要在政治和理論上找準方向。社會仍處在那個歷史階段——在全球范圍內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并熱火朝天地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

　　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是斯大林的代表大會還因為，大會滲透著斯大林1952年出版的最后一部理論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精神。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

　　十九大拖延召開是為了爭取和平戰場的勝利

　　“被遺忘的代表大會” 對于大會的同時代人的意義在于明確了未來的方向。這是勝利者的代表大會。大會代表中只有4.1%是在1945年勝利后加入聯共(布)的，其余的代表臨近勝利時都已是共產黨員了。然而，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畢竟是以聯共(布)的名義向人民宣告了與其說是在偉大戰爭中取得的偉大勝利，不如說是在7年時間里就基本上醫治了戰爭創傷的創造者們取得的勝利。代表們在談到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經濟奇跡時，不是把1951—1952年的成就同1945年或1946年的成就相比，而是與1940年相比!這樣，他們向全球宣告：取得的勝利是翻倍的——戰爭中如此，戰后也如此。

　　斯大林去世后，人們經常譴責他竟容忍兩次代表大會間隔13年之久，這明顯地違背了聯共(布)章程。譴責不無道理。但在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之時，也有理由對這樣一種說法提出懷疑，即認為領袖推遲召開黨代表大會，表明他凌駕于黨之上甚至輕視黨。這種看法是膚淺的，也是荒唐的。

　　假如黨代表大會早些時候召開，例如在1946年、1947年或剛剛勝利后的任何一年召開，也絲毫不能動搖斯大林的名望和偉人地位。

　　那種說斯大林輕視黨的人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斯大林是珍視黨的——哪怕是把黨作為一種工具，只有借助于黨才能使列寧的和他斯大林本人的關于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變為現實。

　　的確，斯大林沒有像崇拜物神那樣崇拜黨。他是個很英明的、頭腦清醒的政治家。在取得偉大勝利后，黨做的更多的是對領袖的頌揚，而不是對眼前的迫切問題進行嚴苛的思考，這使斯大林感到不快和不滿。

　　他之所以固執地推遲召開例行的黨代表大會，我以為，他是想使大會的背景不是蘇聯人民對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無條件的、得到世界公認的勝利，而是在和平戰場上的勝利，那就沒有理由一味地感到滿足，國民經濟恢復所要達到的水平只能說明面臨的迫切任務還多得很。

　　十九大的目的是動員國家解決刻不容緩的經濟建設任務

　　將蘇共十九大的代表組成和1946年春天選舉的第二屆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團進行比較是很有意思的。在政權最高立法機關的這屆會議上，將軍服彩條的豐富和軍官肩章的金色完全讓人聯想到這即使不是在召開軍區委員會會議，那也是在為已經結束的某個戰役和會戰召開學術會議。而1952年10月5日召開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則描繪了另外一種黨代表的形象。這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要多于蘇聯英雄(參見：《聯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公報》，第4期，莫斯科;《真理報》出版社，1952年，第70頁)。根據代表大會的統計，從衛國戰爭的光榮元帥和軍長中選舉出的中央委員會成員，除了斯大林，還有蘇聯元帥A.M.華西列夫斯基、И.C.科涅夫、B.Д.索科洛夫斯基和海軍部長H.K.庫茲涅佐夫。其余的擁有最高星級的元帥有幸得到的也只是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員資格。

　　斯大林感興趣的是要使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成為動員國家的大事件。因此，無論是在按斯大林模式所形成的總結報告中，還是在關于1951—1955年蘇聯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五個五年計劃的指示的報告中，以及在辯論發言中，關注的中心都是必須刻不容緩地加以解決的那些任務。因此，“無沖突論” 及提出這一理論的“粉飾太平者”遭到斷然的拒絕，但卻堅決地宣布迫切需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嚴格地說，強調英雄主義的、創造性的勝利同樣起到了動員的作用。黨向被戰爭和破壞拖得疲憊不堪的人民說：我們已齊心協力幾乎把大山推倒了，讓我們再努一把力，把已經開始的國家改造的事業進行到底，直到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比如，斯大林格勒的共產黨領導人格里申的報告就發出了投入到刻不容緩的工作中去的號召，他談到，在廢墟上重建的斯大林格勒其生產總值在1949年就超過了戰前水平……。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委書記A.葉菲莫夫通報說，在邊疆區建設了一系列新的工業部門。在哈巴羅夫斯克與在太平洋沿岸的新城即蘇聯港口之間鋪設了鐵路。當代表K• 朱可夫通報說，“沃羅涅日城又從廢墟和灰燼中誕生了，在農村地區建成了5萬多座房屋”時，難道不是在動員投入到建設之中嗎?

　　發言的部長們描繪了各行業內經濟突破的畫面。煤炭工業部長A.Ф.扎夏德科報告說：“在莫斯科近郊礦區，煤炭的開采量幾乎是戰前的3.5倍，在東部地區——庫茲巴斯、卡拉干達，開采量是戰前的2至3倍。由全國人民的勞動所恢復的頓涅茨克煤礦產出的煤炭幾乎比戰前增加 24%。”(同上，《公報》第 8期，第28頁)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B.A.馬雷舍夫匯報了汽車制造業的成就。

　　政治家A.И.米高揚談到了生活的“平淡無奇”。他回憶道，1947年12月蘇聯廢止了憑證制，此后大眾消費品價格逐年下降。同蘇聯1947年底的價格相比，1952年面包價格下降了39%，牛奶下降了72%，肉下降了42%，糖下降了49%，煉乳下降了37%。而這五年間，在美國面包的價格上漲了28%，在英國上漲了90%，在法國則增加了1倍多。肉的價格在美國上漲了26%，在英國上漲了35%，在法國則上漲了88%。相類似的還有其他可比較的食品。只有一種商品的生產“現在處在比戰前還低的水平”。這就是……白酒(同上，《公報》第8期，第22頁)。

　　所有類似的報告都迸發著動員的激情，這具有雙重目的：既動員本國同胞，也動員為共同的理想而斗爭的國外的志同道合者。

　　對所取得的成就作出最完整的描述的自然是總結報告。下面僅僅是報告中的某些評價：“由于在工業方面進行了成功的恢復和發展，戰后時期蘇聯人均工業品的產值現在超過戰前水平。”“到1952年，工業固定生產基金同1940年相比增長了77%。”“這段時期，蘇聯科學領域最重要的成就是發明了原于能的生產方法。因而，我國的科學和技術發展結束了美國在這個領域的壟斷地位，并且給予那些企圖利用原子能生產的秘密和擁有核武器作為威脅和恐嚇其他國家人民的工具的戰爭縱火者以沉重的打擊。”(同上，《公報》第1期，第46頁和第47頁)

　　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成就是新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起跑的可靠平臺。按照第五個五年計劃的指示，預計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速度為12%。薩布羅夫在對黨制定的1951年至1955年的任務作總結時說：“如果資產階級的報刊對前一個五年計劃持懷疑態度，很多資產階級活動家甚至認為沒有美國的貸款，第四個五年計劃是完不成的，那么現在，由于執行蘇聯計劃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資產階級的輿論已經不再認為這個五年計劃是不現實的了。第五個五年計劃是蘇聯和平政策的又一個突出證明，并給予戰爭縱火犯以沉重的打擊。”(同上，《公報》第5期，第44頁)

　　20世紀中葉，蘇聯是世界明亮的燈塔。但對于蘇聯共產黨員自身來說，是被禁止一味地自我安慰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特殊部門負責人、斯大林最親密的助手A.波斯克列貝舍夫尖銳地談到這一點，他說：“一些高官重臣濫用自己的職權，壓制批評，直接或間接地對屬下加以迫害……另一些領導人不知為什么以為，只準許批評自己的下屬，而部下沒有權力批評自己的上司。這種對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奇怪理解同黨性沒有絲毫的共同點。”(同上，《公報》第10期，第59頁)

　　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嚴厲地提出了計劃中存在一些不能容許的缺陷，如一種貨物因無人接收而被在兩個城市間往返運送。事實上，關于部門管理體制和地區發展之間矛盾的尖銳化的問題已經被提上日程。在50年代后半期，H.C.赫魯曉夫試圖借助國民經濟委員會來解決這個矛盾，但因為在此之前沒有進行嚴肅的政治和理論性分析，結果改革以失敗告終。

　　代表大會尖銳地批評了在社會主義競賽中存在的偏差和形式主義。

　　十九大高度重視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有重要原因的。這個原因應該重新從斯大林那里找尋。在1938年發表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斯大林把自然界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與社會哲學“融于”一個根本原則性的關系中。他追隨馬克思和恩格斯，堅定地強調，矛盾是自然界發展的源泉。但當他轉而談到歷史唯物主義時，卻不說矛盾是發展的一般源泉的話了?？傮w上看，矛盾沒有被否認。尤其是，他賦予階級斗爭以重要作用，強調了新舊沖突的不可避免性。然而，關于社會生活中社會矛盾的普遍性問題還是被繞開了。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對社會矛盾的哲學思考是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來深入研究的。斯大林在思考新社會建設的任務的復雜性時著重強調，黨和社會同困難作斗爭，無外乎是解決在共產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社會矛盾。代表大會從這個惟一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出發，為日常政治活動作出了一個實踐性的總結：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發現和揭露矛盾的最穩妥的方法，及時解決矛盾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成功。

　　蘇共十九大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十分重視。當然，會上，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占主要地位。這本書得到贊賞、歌頌、強調，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之作。很多人對此盡心竭力。在這種情況下，有時代表們忘記了分寸感。但如果拋開極端的諂媚，則應當承認，斯大林的這部理論著作在代表大會的工作中得到嚴肅、認真、深入的討論。

　　依據斯大林的著作，代表們作了發揮，有的將其具體化，有的超出了該書描述的界限。輕工業部部長科西金在講臺上提出了技術質量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最重要因素的問題。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馬雷舍夫把自動化看作是最符合共產主義建設階段的生產力的性質。他向代表們匯報說：在國內首批有39條自動化生產線投入使用，這里從原料供應到成品包裝的所有程序完全是自動化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工人為工廠服務，這里生產活塞的成本低于用普通技術生產的活塞。列寧格勒州黨委第一書記B.安德里阿諾夫和黑色冶金工業部的部長И.Ф.捷沃相提出了努力使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成為完善蘇聯社會的物質技術基礎的巨大儲備庫的問題。

　　十九大重視理論問題

　　十九大硬性地把理論問題同黨的整個政治活動結合在一起，這在原則上是重要的。這次大會通過了關于更改黨的名稱的決定。在這個決議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即使今天我們都無權忘掉的論點：“‘共產主義的’這一定義表達的是黨的宗旨的最準確的馬克思主義內涵。”換句話說，共產主義政黨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誰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誰不是唯物主義者，誰不是辯證主義者，誰就不是共產黨人。

　　而這就要求全黨，乃至每個黨員都要承擔起責任。首先，對改善共產黨員思想面貌的要求急劇地提高了。正如中央委員會向代表大會作的總結報告中所指出的，“在黨員隊伍數量的增長與黨員及候補黨員的政治教育水平之間產生了某種程度的不相稱。為了消除這種不相稱，今后必須繼續堅持限制入黨人數、改善對共產黨員的政治教育及黨性鍛煉工作的路線”(同上，《公報》第10期，第52頁)。為了改善現狀，蘇斯洛夫在會上建議，“為黨員和候補黨員開辦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程”。

　　十九大對黨章中規定什么人可以成為共產黨員這一問題采取了異常嚴肅的態度。關于不準許共產黨員剝削他人勞動的表述列入了代表大會通過的章程。

　　為使每個共產黨員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需要有明確的和組織得很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宣傳。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M.A.蘇斯洛夫在評價這一工作的狀況時直率且坦誠地說：“這方面的工作在我們這里組織得還不能令人滿意。”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問題列入了這次代表大會的優先地位。《真理報》總編伊利切夫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就具有符號意義。會上，除了四個報告人，還有78個代表上臺發言。其中，除斯大林外，有11名政府成員和52名各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和州組織的代表。代表國家中央政治機關發言的總共有14個人?！墩胬韴蟆返目偩幰晾蟹蛟诎l言中強調指出：“報紙應當關注社會生活的所有根本性問題;報紙沒有權力回避尖銳的問題，而應當更勇敢地推動這些問題的解決。”他確信，黨的刊物不應該用自上而下的沒完沒了的“批評”來取代自下而上的批評。他堅決地強調，黨刊這一事業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旗手。(同上，《公報》第13期，第31頁)

　　作為一個大學者和哲學家，伊利切夫積極投入到代表大會關于理論問題的爭論之中。Л.M.卡岡諾維奇確信，“在國內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而伊利切夫則更清醒地看待社會狀況，并認為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為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斗爭的綱領。歷史證明，正確的不是卡岡諾維奇，而是伊利切夫。

　　整體而言，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突出特點是取得了許多具有預見性的突破。比如說，哈薩克斯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沙亞赫梅托夫提出了關于開發“荒漠和半荒漠土地”的必要性的問題。石油工業部部長Н.Ф.巴伊巴科夫使代表大會確立了在國家東部開采石油的方針。一些代表提到了非黑土地帶的土壤改良的必要性。波斯克列貝舍夫已經在1952年就表達了關于開展“爭取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的群眾運動的思想，這種群眾運動從60年代初開始成了完善新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

　　齊米亞寧(12年后他來到《真理報》并領導這個集體十多年之久)在發言時很準確地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教導我們說，領導——這意味著預見。”在20世紀中葉，蘇聯共產黨人不僅僅是執政黨和國家的領導者，而且滿懷信心地帶領國家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也就是說，他們具有出色的預見本領。

　　斯大林在十九大的講話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

　　這種寶貴的能力還表現在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公開的談話中。他是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閉幕會議上講這番話的，當時黨的領導機構的選舉結果甚至已經宣布了。從這一講話來看，斯大林對代表大會的工作是滿意的，大會決定，蘇聯共產黨人全都要意識到自己既是蘇維埃社會、也是世界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突擊隊。

　　甚至今天，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讀一讀每天早晨分發給代表們的附有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的會議公報，就會嗅到一種在我們共產黨的其他會議上習以為常但又是十分特別的、簡直就是獨一無二的“味道”。例如，最近的15年我們都不習慣于把自己看作“世界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突擊隊”，而斯大林在其十九大的講話中恰恰是這樣確定了蘇共的角色。

　　因此，作為一個國際主義者，斯大林任何時候都未脫離世界的發展來研究俄羅斯、蘇聯，總是把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看成世界革命過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不單單發表了一個報答兄弟黨表達聲援的講話(代表大會上宣讀了來自全球5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發來的賀電)。他實際上預言了會出現反對帝國主義斗爭的基本隊伍，這些隊伍決定了從20世紀中葉到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的世界發展。

　　斯大林當時確定的第一支這樣的隊伍是以蘇共為首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突擊隊”(后來這些突擊隊被稱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第二支隊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袖在講話中首先把注意力轉向它們，號召它們舉起被資產階級拋棄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旗幟，因為“除了你們，再也沒有人能舉起這面旗幟”。斯大林認為，只有這樣，共產黨員才能“把大多數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圍”。在20世紀同帝國主義作斗爭的第三支隊伍是民族解放運動。斯大林在講話中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運動的任務。他強調指出，“民族獨立和民族主權的旗幟已經”被資產階級“拋棄了”。他又對共產主義的和民主的政黨的代表們說：正是你們“必須打著這面旗幟前進，如果你們想成為本國的愛國者的話，如果你們想成為自己民族的領導力量的話。除了你們，再也沒有人能舉起這面旗幟”(同上，《公報》第16期，第13—16頁)。

　　遺憾的是，斯大林的這個講話今天看來比當時更具有現實意義。斯大林的評價對認識21世紀初的俄國現實竟是驚人的準確。“所謂‘個人自由’已經不復存在了——現在，僅僅那些擁有資本的人們才被承認有個人權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則被當作只適于供剝削的人。人人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則被踐踏了，代替它的原則是從事剝削的少數人享有充分權利而公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人則毫無權利。”(同上，《公報》第16期，第15頁)新聞界成千上萬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社會學者和政治分析家在生動地描繪當今的政治景觀。然而，對俄羅斯當代現實的特征作出最豐富和最深刻、最準確和最切實的描述的，是53年前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講的這番話。

　　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之后，斯大林又活了差不多四個半月。他死后，1952年10月代表大會確定的航行指南被明顯地修正了。但現在看來，倉促地、且經常是靠計謀來作出的矯正和更新都沒有經受住考驗——這在今天不用任何顯微鏡都看得見。這意味著，對斯大林最后一次代表大會表現出的由衷的興趣還會回到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2期《國外理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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