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的觀點，你可能不會贊同，但我還是懇請你認真思考，看看我說的到底有無道理。

早在1936年，被斯大林驅逐的托洛茨基就曾寫書預言，資本主義將在蘇聯復辟。他寫道：“如果資產階級推翻了蘇維埃政黨的統治，他們就會在目前的官僚、技術人員、經理、黨的書記以及整個享受特權的上層中找到不少奴仆......新政權的主要任務，將是恢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首先要把集體農莊變成資產階級類型的農業合作社。在國有部門，私有化將從輕工業和食品工業開始......”

1936年——距離蘇聯解體還有半個世紀。那時的中國共產黨，剛剛在毛主席的帶領下完成長征，距離建設社會主義，似乎還很遙遠。

一、第一個五年計劃

中國建國后，政治體制基本參照蘇聯，政黨控制著各級行政部門，政黨內部，領袖擁有很高的權威。1953年，開始第一個5年計劃，所采用的建設方法，與蘇聯如出一轍。主要特點是：在公有化前提下，制定了重工業的高速發展目標，強行調配農業和輕工業資源投入重工業。

很多人可能都不相信，僅僅過了三年，中國的國民經濟就已經危機四伏。1956年，毛主席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聽取各產業部門的匯報。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的負責人對主席訴苦道：“這些年，我們給國家積累了很多資金，可是國家給我們的投資卻很少。我們設備陳舊，產品的質量、數量和花色，都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我們需要的農產品原料，農業部門也不能按量供給......”毛主席好言安慰。

當時的重工業和輕工業投資比例，高達7:1。社會主義為什么窮？真正原因就在這里。

毛主席深思熟慮之后，發表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第一條就是論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提出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才能支持重工業的理論。

然而此時的中國，大病已經釀成。1956年底，出現了小規模的工人罷工、農民退社、學生罷課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學生就業難、工人缺少糧食和日用品、農民入社后收入降低。黨政干部中的官僚主義作風，也受到群眾的批評。

此時的毛主席，已經認識到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率領全黨調整路線，反對工業冒進，展開整風運動，提倡百花齊放。
到了1957年，這場大病有了好轉的跡象。

二、反右運動和大躍進

1957年，國內和國外的兩件事，導致中國再次走向斯大林模式。

在國內，百花齊放逐漸變成了對共產黨的唱衰運動，很多批評和建議已經飽含惡意。毛主席面臨著取舍，他要在保護社會主義和完善社會主義之間做出選擇。最終，主席選擇了前者。
在國外，赫魯曉夫上臺后，中共與蘇共開始展開競爭。對軍工落后的中國來說，要擺脫蘇聯的鉗制，只能優先發展重工業。
于是，反右和大躍進運動先后開始。我個人認為，這兩個運動，使中國先后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重新走回了斯大林模式。

不得不承認的是，在中蘇的經濟競賽中，赫魯曉夫是占了上風的。他在50年代末優先發展農業，放棄征收制，改用高價采購制，這給隨后的重工業發展打好了基礎。而中國的大躍進，則加速對農業資源的征收，甚至把農業勞動力投放到大煉鋼鐵之中，最后導致工業和農業比例徹底失衡。其結果就是三年困難時期。

毛主席在經濟決策上有失誤，這個必須承認（主席曾就此做過自我批評）。但主席對政治的敏銳判斷力，則是非常卓越的。他在1956年，曾認為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到了1957年，他開始認為階級斗爭才是主要矛盾。我認為，主席那時已經發現了那個與斯大林模式如影隨形的幽靈——修正主義。

三、60年代初的市場化改革

大躍進顯然不是主席一個人的責任。當主席下去視察時，得到的當面匯報總是畝產千斤萬斤，所以主席才會錯誤地認為，形勢一片大好。
我想到的比喻是：一個母親的孩子們，為了讓母親高興，就把試卷涂改成100分拿給母親看。最后的結果是，學習成績越來越糟。
我認為，對上級負責的官僚體制，是大躍進失敗的重要原因。
無論如何，大躍進的失敗，使主席的威信大大降低，并使許多人的公有制信念開始動搖。
劉少奇等人主張包產到戶，發展私營工商業；主席堅決反對，認為應在公有制前提下進行改革。
其實懂經濟的人都知道，包產到戶并不是提高生產力的唯一途徑，實際上，只要讓公社實現勞動產品的自有，國家再進行高價采購，即可解決問題。
所以毛主席批評秘書田家英：“你調查完回北京后，不馬上去修改《農業六十條》，卻主張什么包產到戶、分田單干！”

然而包產到戶的浪潮，當時已抵擋不住。劉少奇還主張引入私營企業。鄧小平則主持平反活動，讓那些因反對大躍進而下臺的干部官復原職。
按照這樣的方式搞下去，中國將會在60年代就迎來改革開放。

四、對斯大林模式的最終改革嘗試。

為了挽救社會主義，防止中國走回資本主義，主席在1966年發動了文革。
在這場斗爭中，地方官僚被一掃而光，中央那些反對毛路線的干部，也全被清掃出門。
文革大力發展了民主，用這種方式解決了斯大林體制中的官僚主義問題。
文革調整了工農業發展比例，不再搞盲目的大規模基建。
于是一時間，斯大林模式兩個最大的頑癥——官僚特權和工農業失衡——似乎已煙消云散。

然而，公社仍未真正實現產品自有，國家仍在利用“剪刀差”來優先發展重工業。
同時，金字塔型的官僚機構并未改變，舊的官僚趕下去，新的官僚又走上來。
另外，領袖的權威被無限放大。

所以，文革還是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斯大林模式。
官僚特權、工農業失衡、領袖集權依舊存在。
到了文革末期，工農業發展再次陷入失衡，1800萬青年被迫下鄉。

五、總結
我個人是熱愛主席的，最喜歡唱“毛委員和我們在一起”，但分析過去那種社會主義的不足，是出于一個馬列主義者的真誠。
我曾跟一個國企老工人交談，他說：“毛時代的體制是完美無缺的。”這樣的話語，本身就不客觀。世界上，哪有完美無缺的事物？
社會主義走向失敗，走向私有化，是有其必然性的。并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僅僅因為敵人太頑固、人民不覺醒。
輕工業和農業的瘸腿，會導致消費品的短缺，而人是物質的動物，消費品的短缺會從根本上動搖社會主義信念。當東德的民眾因為經濟落后而逃向西德的時候，赫魯曉夫只能筑起柏林墻。
我認為，僅僅通過覺悟和熱情，是很難保障社會主義的。

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吃不上飯就會罷工，過得不好就會放棄公有。
對于信仰不堅定的官僚來說，姓資姓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特權能不能長久。
對于馬列主義領袖來說，他本身所具有的超民主的權威，就是一個潛在的問題——如果接班人不信馬列，那么國家就會變色。戈爾巴喬夫上大學時就立下志向：“改變蘇聯的體制，只能從它的內部高層開始。”最終，他利用權力改變了蘇聯。

我認為，斯大林模式的固有弊端，注定了社會主義走向失敗。
這就是1936年，托洛茨基能夠預言蘇聯解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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