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能如此歪曲馬克思主義與歷史事實

 衛興華 　
   

    《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10期發表了胡鈞、汪海波、何偉三位先生在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問題上同我爭論的文章。對于胡文和汪文的觀點我將另寫文章辯駁。這里只對何偉先生的有關觀點進行評析。
    何文主張“生產力是評價社會經濟制度的唯一標準”。他的唯生產力標準論的內涵和取向具有代表性。而何文的內容，與他在《經濟學家周報》2011年6月12日和6月19日發表的《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和在《何偉文存》第6輯所發表的《我與衛興華同志的分歧》兩篇文章是一脈相承的。這兩篇大作是回答我不贊同他發表于《經濟學家周報》2010年8月8日《如何認識科學社會主義》一文中對我國憲法的無理指責。他批評我國憲法的有關規定是“斯大林的陰魂不散”。我在《經濟學家周報》和《經濟縱橫》發表文章對何的指責進行辨析。何先生在回答我的這兩篇大作中擺明了與我的理論“分歧”。但他的許多尖端觀點在轉述于《經濟學動態》的論文中沒有多講。而這些觀點是完全歪曲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事實的，他既然擺明了同我的“分歧”之點，我就順應這些分歧點進行辯駁。因此，這里就何先生上述三篇大作特別是《我與衛興華同志的分歧》中的觀點進行綜合評論。

    一、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他們所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只適用于西歐”么？

    何先生在《我與衛興華同志的分歧》（以下簡稱《分歧》）一文中說：馬恩“告誡人們《宣言》和《資本論》所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只適用于西歐，而斯大林沒有尊重這一告誡”。然而，《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根本沒有這樣的意思，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著作中都沒有講過這樣的話。是何先生對馬克思原話的嚴重歪曲，何文所引用的是馬克思在1881年的一封信的草稿中所講的一句話：“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這一運動”究竟是指什么運動？是何文所說的“社會主義運動”么？不是！請看馬克思的原文：“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我說過，它的基礎是‘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徹底分離’”，并且說，“這整個發展的基礎就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然后接著說“可見，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顯然，馬克思這里所講的不是“社會主義運動”只“限于西歐各國”，而是指以英國為代表的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主義運動。英國資本主義初期的“羊吃人”的故事，就是表明英國“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是對農民的剝奪”。英國領先徹底完成了這一運動，而西歐其他國家也在經歷著剝奪農民、使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使其變為雇傭工人的運動。而剝奪農民的資本原始積累方式適用于西歐，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并不需要也沒有復制英國的模式。所以只“限于西歐各國”。
    馬克思緊接著在“限于西歐各國”的后面又講：“這一消滅過程，即變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從而變多數人的小財產為少數人的大財產，這種對勞動人民的痛苦的、可怕的剝奪－－這就是資本的來源和起源……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被以剝削他人的勞動、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排擠”。馬克思的前后文講得如此明確，《分歧》一文卻敢于公然歪曲，硬說馬克思講過，“社會主義道路只限于西歐”。按這種歪曲了的觀點，西歐以外的其他國家，包括俄國和中國都不應該搞“社會主義運動”，走“社會主義道路”。何先生批評“斯大林沒有尊重這一告誡”，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又批評中國搞的是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當然也沒有尊重馬克思的告誡，跟著斯大林錯走了社會主義道路，不言而喻，現在還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背離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告誡。這就是何先生的高超理論！

    二、恩格斯在1895年寫的《導言》中放棄了原來的社會主義理論觀點么？

    在《分歧》和《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中，何先生特別強調恩格斯為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寫的《導言》，認為這是恩格斯在逝世5個月前寫的“政治遺囑”。何文講：恩格斯“指出1848年時我們舉行的暴力革命‘錯了’、觀點是‘幻想’、斗爭方式‘陳舊了’，歷史消除了‘迷誤’。另外他根據歐洲當時的憲政運動，提出放棄暴力革命，通過議會選舉過渡到社會主義。他非常明確地說：‘我們采取合法手段卻比采取不合法手段或采取變革辦法獲得多得多的成就。’這是恩格斯繼馬克思在所有制上，由‘消滅私有制’轉變為‘私人資本自行揚棄’，過渡到社會所有制之后，又提出政權的和平過渡。這樣就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有了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路線圖，這在理論上和戰略上是一個重大轉變，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具有劃時代意義。但這樣一篇重要著作，因與斯大林暴力革命和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相悖，就被封鎖——不入《選集》，不讓國人知道”。何先生還重復強調：“這是繼馬克思提出用股份制代替‘消滅私有制’之后，恩格斯又提出無產階級通過普選掌握國家政權，一個屬于經濟基礎，一個屬于上層建筑”。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何文認為馬克思已放棄了“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主張，“轉變為”通過“私人資本自行揚棄”的股份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何先生在多篇文章中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而且已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強調恩格斯晚年又提出放棄暴力革命、通過選舉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何先生《如何認識科學社會主義》和“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創新”觀點。對于這種“重新認識”和“創新”觀點，我提出以下幾點辯駁意見。
    第一，凡批評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是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實行公有制的學者，一般都會引證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或是引證《資本論》第3卷的有關論述，來宣揚馬恩晚年放棄了原來的社會主義理論，放棄了《資本論》第1卷中消滅私有制的觀點。還批評說馬恩的重要觀點被隱瞞了。如有人曾說馬克思《資本論》中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觀點被隱瞞了。現在又有何先生等斷言恩格斯晚年的“政治遺囑”被封鎖了，等等。其實，《選集》中選不選這個《導言》，是編譯局專家們的選擇。可以肯定，與最高領導層無關。《全集》中已無遺漏地選入，《導言》還被何先生不斷引證，怎么就成了“被封鎖，不讓國人知道”的怪事呢？其實，何文對馬恩這些引證，同樣存在著誤解、錯解與曲解。
    第二，恩格斯在《導言》中，特別強調指出：“使這部著作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黨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并且特別引證了《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中所講的話“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的工人階級支配，從而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恩格斯就此評論說：“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個使現代工人社會主義既與形形色色封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又與空想和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模糊的‘財產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可見，馬恩強調生產資料公共占有，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區別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的根本所在。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何先生要否認是否定不了的。應當明確，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到恩格斯逝世前的《導言》，始終沒有放棄社會主義要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主張。何先生斷言馬克思后來已不堅持原來所堅持的公有制，轉而主張代之以股份制，還在《經濟學家》雜志等刊物發表論文，斷言資本主義國家的股份制已經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完全是強加于馬克思的不實之詞。如果馬恩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股份制已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轉變為社會主義，他們還建立政黨搞社會主義運動干什么？
    第三，恩格斯反對將他的《導言》理解為他是溫順和平的守法人，是追求和平和反暴力的辯護者。而何偉先生和其他某些先生正是借《導言》來這樣描述恩格斯的。且看恩格斯的兩封信的說明：1895年4月1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中說：“我驚訝的發現，《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的《導言》的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成了一個溫順和平、無論如何都要守法的人”，他要求“消除這個可恥現象”。緊接著在4月3日，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中又講：“李卜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一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對使用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要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它明天也可能就不適用了。”
    為什么恩格斯講《導言》中所提的“策略”只適用于德國當時的特殊時期呢？這是因為，當時德國帝國國會討論新的反社會黨人法草案，而“防止政變法”草案也由政府于1894年12月提出。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堅決要求恩格斯把過分革命的調子沖淡點。恩格斯既反對“僅僅在合法的范圍內活動”，又不得不改變一些提法。在《導言》中，恩格斯還指出：“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是決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的，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真正的‘歷史權利’”。又說：“這是不是說，巷戰在將來就不會再起什么作用了呢？決不是。這只是說，自從1848年起，各種條件對于民間戰士已變得不利，而對于軍隊則變得有利得多了。這樣，將來的巷戰，只有當這種不利的對比關系有其他的因素來抵消的時候，才能達到勝利”。這是對策略改變的“附帶條件”。
    我認為，在現代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法等，工人階級難以再通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但馬恩原來講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把不是他們的觀點強加于他們。

    三、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革命斗爭取得政權的實踐需要否定么？

    何文認為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觀點與恩格斯《導言》中主張通過普選權的合法手段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相悖，予以否定。事實上是否定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革命斗爭取得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與實踐。然而，恩格斯講過，他講的重視議會選舉的合法手段只限于德國當時，基本不適用于其他國家，包括有議會選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更不適用于我國。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觀點，是根據我國的歷史和現實實際得出來的。從我國政權更替的歷史看，從商周秦漢，到隋唐宋元，到明清民國，都是通過武裝斗爭更替的。在蔣介石統治中國時期，共產黨人和勞動人民有投票權么？共產黨人連合法存在的權利都沒有，千萬革命者被殺害，能通過投票選舉取得政權么？離開我國的國情，把恩格斯講的只適應于德國當時參加議會投票選舉的策略普遍化，作為國際工人階級取得政權的普通原則，符合實際和行得通么？德國工人階級也沒有通過議會選舉取得政權、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啊！

    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版本的理論么？

    何偉先生一再提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斯大林理論，是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在《分歧》一文中也講：“我們過去學習的馬克思主義是斯大林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或者說是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還說，剛解放時，在書店火車上賣的是斯大林著作，沒有馬克思的著作。1951年（應為1950年－－引者）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復旦大學派的教師中有蔣學模、蘇紹智等人，到北京后出了笑話，他們去新華書店買《馬克思主義》，可見，即便解放了，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也非常陌生，不了解馬克思主義。新中國成立后，在大學所學的馬克思主義，是斯大林的版本，把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變為三個組成部分，又把三個組成部分變成斯大林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其內容是宣傳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就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馬克思主義。”
    這是公然歪曲歷史事實。毛澤東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來是指受十月革命影響，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和理論在中國傳播開來，并建立了多種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和研究會，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這是歷史事實。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國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馬克思的著作，也有少量列寧著作。如1919年5月的《新青年》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號》，專門研究和宣傳馬克思的理論及其傳略。所發表的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就介紹了馬克思《資本論》的內容。1919年5月，《晨報》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欄》，發表了食力翻譯的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即《雇傭勞動與資本》）。192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了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李漢俊譯的《資本論入門》等。
    1922年《今日》第1卷第4號發表了熊得山譯的《哥達綱領批評》（即《哥達綱領批判》），1922年2月，《晨報》發表了李大釗的《馬克思經濟學說》一文，著重介紹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和資本積累理論。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馬克思的《價值價格與利潤》（即《工資、價格與利潤》）。1928年由上海創造社《思想》和《流沙》兩雜志發表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哲學的貧困》和《資本論》摘編的譯文。1930年上海昆侖書店出版了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1936年由王思華和侯外廬合譯的《資本論》第1卷由北平京華印刷廠排印出版，1938年，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由郭大力和王亞南翻譯的三卷《資本論》。1938年，在延安成立了馬列學院。1939年，在重慶出版了《資本論通信集》，1940年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史》。1943年，黨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了《關于翻譯工作的決定》，成立了專門翻閱和校譯馬恩列經典著作的機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了號召全黨干部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的決定。從1938年到1942年，由專門出版馬列經典著作的解放社所出版的“馬列叢書”有20余種以上，其中主要是馬恩的著作，也有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
    新中國成立前，馬恩列的許多著作已不斷有中譯本出版，其中有些著作，還規定為“干部必讀”書。解放后，由中共中央編譯局有組織地系統翻譯出版馬恩列的著作。而何偉先生競否定這一有目共睹的事實，硬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版本的東西。他憑空說剛解放時，書店里沒有馬恩著作，只有斯大林著作，完全違反事實。他還講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后，蔣學模等來校學習，競不知“馬克思主義”概念是什么，以為“馬克思主義”是本書，跑到書店去買。大學學習的馬克思主義，也是斯大林的版本。這又是歪曲事實。蔣學模同志于1950－195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讀研究生期間，與我同班。他解放前就在大學任教，怎么會連“馬克思主義”一詞都不懂呢？我們一起學習馬克思主義課，學校發給每位研究生多部蓋有人民大學圖書館章的馬恩列著作，包括《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剩余價值學說史》（后譯作《剩余價值理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主要學習的課程是三卷《資本論》，研究生必讀參考書中所開列的馬恩列著作更多。50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蘇聯多位經濟學家分頭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教材16分冊，其內容也主要是轉述和講解馬克思《資本論》。帝國主義部分主要是闡述列寧的有關觀點。16分冊中沒有社會主義部分。當時給本科生講授政治經濟學也是16分冊的內容，而不是斯大林的著作。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版后，當然要學習，但從來沒有作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材，如何文所說那樣。

    五、不應將馬恩列的理論觀點移植為“斯大林版本”的觀點，予以否定

    何偉先生不贊同將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容，認為這是斯大林版本的東西。其實將公有制、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的制度性內容，是馬恩著作中闡明了的，至于“計劃經濟”概念，在馬恩著作中沒有，馬恩講計劃調節，講有計劃合比例發展。列寧將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特點。目前，日、法等國家實行經濟計劃，也講計劃調節。科學社會主義講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調節，并沒有錯。《分歧》一文認為，“目前人們所談論的科學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其內容都是后人把斯大林的理論進行歸納，強加在馬克思頭上，將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何先生將馬恩列的理論觀點移植到斯大林頭上，然后借否定斯大林的理論與實踐，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按他的邏輯：馬克思主張社會主義運動只限于西歐（曲解！），蘇俄和中國等非西歐國家不應搞社會主義運動；恩格斯否定任何國家搞暴力革命，主張通過普選權和平過渡取得政權（錯解！），而毛澤東卻講“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搞武裝革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的不是馬列主義，而是斯大林版本的東西（歪曲！）；解放后，書店里沒有馬恩的著作，只有斯大林的著作（歪曲！），大學里學的也是斯大林的著作，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歪曲！）；世界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包括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而是斯大林版本的社會主義（歪曲！）；我國目前的憲法，依然是“斯大林的陰魂不散”、是“死人抓住活人”，我國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斯大林的經濟制度（歪曲！）；他還講：“我國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理論表明：斯大林設計的社會主義制度沒有錯，只是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低。”連初級階段理論也是斯大林的版本（曲解！）。總之，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所進行的一切社會主義事業，都是斯大林的版本。而斯大林版本變異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斯大林的探索失敗了”。“失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認失敗，不能痛下決心承認錯誤、改正錯誤”。蘇聯解體了，“失敗了”，何先生要誰去“改正錯誤”？誰又知錯不改？蘇聯已不存在，何先生在批評誰，不是很清楚么？何先生認為斯大林的“經”，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之“道”。他一再聲稱他要“離經不叛道”，即離斯大林之經，不叛馬克思主義之道。然而，以經載道，經是道的載體，經與道是不能分開的。不能“經”在斯大林手中，“道”在馬恩手中。從何先生歪曲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事實的高論中可以看出，他是離馬克思主義之經，叛馬克思主義之道的。
    何先生曲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觀點由來已久。粉碎“四人幫”后，我曾與他一起合作過幾年。但后來相互的理論觀點漸行漸遠，“道不同不相為謀”了。多年來，我對他的一些觀點雖不贊同，但不愿交鋒，至多是不指名地提點意見。現在對他愈演愈烈的尖端理論實在看不下去了，愿公開進行擺事實講道理的爭鳴。
    多年以前，何先生就提出，我國的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私有制的非公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他曾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表文章，熱捧私營企業主牟其中的南德集團是社會主義經濟，沒有剝削，共同富裕。他一再錯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評冒牌社會主義的觀點。恩格斯講：“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個冒牌的社會主義……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之列了。”本來，恩格斯是批評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冒充為社會主義的，而何先生卻將其擴大到社會主義國家來，以此作為否定我國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論據。其實，恩格斯緊接著論述了為什么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道理：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恩格斯這里明確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化和股份公司，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道理。而何先生恰引申出資本主義國家的股份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論斷。完全顛倒和錯解了原意！馬恩在《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一再指出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后，要把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手中，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行為，自然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黨中央、憲法以及建國初期的《共同綱領》都始終將國有經濟定性為社會主義經濟，而何先生竟反其“道”而行之，否定我國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否定包括國有經濟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認為它只是可用可不用的手段，斷言將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斯大林的版本，予以否定。加之何先生又將非公經濟界定為社會主義經濟，還錯解鄧小平的三條“是否有利于”的判斷標準，將其解讀為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以此支持他私有制經濟姓“社”的觀點。這樣一來，堅持公有制為基礎或為主體，就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必要，發展私有制經濟就是發展社會主義了。何文已明確講，是私有制經濟“拯救了中國，免遭前蘇聯的覆轍”。
    這樣，就涉及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價值判斷和價值標準問題了。

    六、請看何偉先生用什么價值標準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價值標準？

    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就是一種價值取向、價值判斷和價值標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否定了“反動的社會主義”，包括“封建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還否定了“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現在，何先生提出了他“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新社會主義觀。然而，他的社會主義觀與馬恩的科學社會主義觀是完全對立的。
    馬恩雖然沒有系統的專門闡述未來社會主義制度的著作，但在包括《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許多著作中提出了對未來社會主義的科學預見。何偉先生借口恩格斯講過的一句話，否定馬恩的這些科學預見，甚至將其作為斯大林版本予以否定。何先生一再引證恩格斯的一段話是：“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于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里連它們的影子都找不到。”借以證明，馬恩對未來社會主義沒有提出任何目標，沒有任何“預定看法”。然而，要正確解讀這段話，就需要弄清這段話是對誰講的，在什么情況下講的，為什么要這樣講。
    首先，恩格斯的這段話不是作為一般理論原則闡述自己的對未來社會主義制度的見解的，不是面對黨內聽眾或工農群眾講的。而是面對法國的一家保守派日報“費加羅報”記者的談話。關于這個談話，恩格斯曾向左爾格說明：“像任何的訪問記一樣，一些說話轉述得有些走樣，整個敘述有缺陷，但總的意思是表達得準確的。”其次．恩格斯的這段話，是回答記者以下提問時作出的：“德國社會黨人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成功的可能性”如何、“你們德國社會黨人給自己提出什么樣的最終目標呢？”所謂“最終目標”，是指社會黨人參加普選、進入議會中的最終目標是什么？當然不會講推翻現政權、實現共產主義一類話。但委婉的回答還是既講“我們沒有最終目標”，又講“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這包含了不斷變革的意思。而且，在“影子也找不到”的后面，緊接著講：“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里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但是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聯邦制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請看：恩格斯還是提出了一個并非“最終目標”的目標：“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手里”，即變私有制為社會所有制。但又明知這一目標在現政府的統治下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社會主義要實行公有制的觀點是始終不移的。
    當馬恩在自己的論著中正面涉及未來社會主義制度時，還是明確提出了他們的基本觀點的。首先，馬恩列強調社會主義要快速發展生產力，而發展生產力是“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通過發展生產力，“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實的物質生活”及其體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發展和運用”。要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并使勞動者“全面自由發展”。因此，搞社會主義要抓兩頭，一頭是快速發展生產力，一頭是實現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的結果。為此，就需要有相應的制度安排，即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協調發展。
    馬恩強調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也是服從于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的任務和目標的。要用社會主義公有制解放被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內在矛盾束縛著的生產力，而只有在生產力快速發展基礎上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才能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以上論述是對馬克思、恩格斯以及鄧小平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精神的簡要概括。
    何偉先生否定馬恩對社會主義的科學預見，把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調節等武斷為斯大林的版本予以否定，是違反理論事實的。從《共產黨宣言》起，到何先生一再引證的恩格斯逝世前的著作止，一以貫之地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基礎。為辨明是非，有必要簡略地再重溫一下馬恩的有關觀點。
    1847年，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回答未來“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問題時，明確指出“這種新的社會制度首先必須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經營權，而代之以所有這些生產部門由整個社會來經營，就是說，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劃、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概括”。就是說，這是恩格斯對未來社會主義制度的最簡明“概括”：廢除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為了共同利益按照共同計劃經營和發展生產。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的提問時，又指出：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需要“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也是把發展生產力與公有制聯系起來。私有制的產生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而私有制的存在，又是生產力發展程度不夠高的結果。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可以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公有制的實現，又需要生產力發展到夠高的程度。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實際上是指未來的新社會制度。在聯合體中，“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也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可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這里，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點講了三點：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即歸社會所有；二是勞動時間的計劃分配，即按比例協調發展；三是按勞分配。這樣三點，在馬恩的著作中講得很多。而何先生竟否定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點，硬說這是斯大林版本的社會主義。再看《資本論》第24章提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使“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社會所有制”也就是使資本主義私有制轉化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恩格斯在1890年8月21日寫給伯尼克的信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同現存制度的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國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同樣表明，社會主義的最根本的特點，是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區別的公有制。說這是“有決定意義的區別”是因為所有制是經濟制度的基礎，它決定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關系體系的差別。而何先生只承認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可用可不用的手段，否定它是對經濟制度有決定意義的基礎。這離開了馬恩的基本觀點。同時，還應注意到，恩格斯這里講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時，特別提出，最先實行的公有制是“國家的”所有制。而何先生是否定我國的國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所有制）的。為減少篇幅，馬恩列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有計劃協調發展的大量論述就不必多引用了。但是有一點應強調指出：何偉先生引用恩格斯晚年寫的《導言》和1893年5月11日與記者的談話，硬說馬恩后來放棄了實行公有制的理論觀點，而我已在前面指出：無論《導言》和《談話》恰恰都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要實行公有制的理論主張！
    從我與何偉先生的理論爭論中，可以看出我們各自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價值判斷從而價值標準的不同和對立。我講判斷社會制度的價值標準，首先是從經濟社會發展方面著眼的，即從生產力和經濟關系及社會關系方面進行考察，至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評價，則需要適應更大范圍的價值標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作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要反映和保護經濟基礎，同時也要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這是闡明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它所回答的問題是：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及其更替，是由什么決定的。而生產力標準是要考察某種社會經濟制度中生產力發展的快慢、好壞狀況。重視生產力標準，不僅僅是因為生產力決定某種生產關系的發展變革，而且是因為生產力是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不管是哪種社會制度，不管從生產關系看它是否是殘酷的剝削壓迫制度，只要生產力獲得發展，就是社會歷史的進步。如《共產黨宣言》中評述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生產力發展的狀況：“自然力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這是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嗎？不是！是馬克思對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判斷與評價，是用生產力標準作出的評價。生產力標準不是回答生產關系由生產力決定的問題，而是回答某種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對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問題，看它是起促進作用、還是起阻礙作用，看它對生產力發展的容納程度是廣闊的、還是狹窄的。上述馬恩對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生產力發展的評價就是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進步作用的評價。而對社會經濟制度的評價，特別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評價不能只用生產力標準。主張唯生產力論和唯生產力標準的學者，是否認為，只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理論，或只強調生產力標準，只要生產力發展就一切都有了呢？不！試問：改革開放前，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平均主義、普遍貧窮、“文化大革命”等，能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或只用唯生產力標準說明嗎？只有用生產力標準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去判斷，才能分清其是非。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生產力快速發展了，但是出現了兩極分化，分配不公，基尼系數高達0.5，住房、上學、醫療等問題突出，社會矛盾凸顯，偏離科學社會主義的要求，也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能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理論說明么？能用唯生產力標準說明么？
    如果講對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價值判斷、價值標準，那就是前述馬恩列、鄧所闡明的標準：通過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協調發展，勞動人民成為社會主人，實現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達到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發展。如果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價值取向、價值判斷、價值標準，那就要肯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我強調社會主義價值標準，就是強調這些內容。強調這些內容，怎么就是否定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呢？如果生產力發展了，但公有制為基礎或為主體沒有了，私有化了；按勞分配沒有了，變成以按資分配為核心的分配制度了；勞動人民都成為由資本指揮的雇傭勞動者了；這樣一來，不管生產力發展得多快多高，已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了。我提出社會主義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的統一，就是要指出，重視和強調生產力的發展是重要的，但要警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和平演變。不能脫離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和價值標準搞唯生產力論和唯生產力標準論。
    我的上述觀點，與何偉先生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是對立的。他把公有制、按勞分配、有計劃協調發展，斥之為斯大林的版本予以否定。再看一下何先生發表于《經濟學動態》今年第10期的《評價社會經濟制度標準的我見》（以下簡稱《我見》）一文的觀點，他主張唯生產力標準論。他認為生產力標準“是屬于經濟基礎”價值標準“屬于上層建筑”，“不能統一”，認為講價值標準是“意識形態決定論”。然而，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都是人們對客觀事物的判斷和評價標準，怎么評價生產力發展狀況的生產力標準成了經濟基礎，而評價經濟社會關系的標準則成了上層建筑和上層建筑決定論呢？經濟關系不是上層建筑的基礎么？其實，何先生是要否定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他在《我見》中反對我國“做大做強”國有經濟，反對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一再把中央否定的“國退民進”宣揚為改革的方向，大肆批評“國進民退”。他一再反對講分配公平，他在《理論前沿》和北京日報發表《公平與分配不能聯姻》等文章，提出公平分配“不像秤桿一樣”可以衡量，“要求分配公平是不科學的”。他不贊同人們關注的兩極分化的不合理性，在《我見》一文中再次講：由非公有經濟拉大的收入差距“不是分配不公，是必然的，合理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反而是“彌補了國家對社會公平關注不夠的缺陷”認為美國的比爾•蓋茨和巴菲特慷慨解囊的“道德承諾”是進行自我“共產”，是遵守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標準”。何先生贊揚西方的這一“價值標準”即“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強調這種價值標準是由商品經濟的平等權利決定的。然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正是揭露了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是勞動力商品與資本等價交換的自由平等，正是這種平等權利掩蓋著資本對勞動的統治與剝削。目前，西方大國的自由、平等、博愛，就是用暴力、用強大的武裝力量任意侵入不跟自己走的國家，推翻不順從自己的統治者，不惜狂轟濫炸，殺害無辜平民。何先生在《經濟學家周報》和《分歧》的文章中宣揚：西方“非共產黨的億萬富翁也在實踐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對國有資本進行共產”，贊揚英國選民“人人持股”批評中國“還在‘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卻在進行國有資本的積累，一個號稱資本主義的國家卻在進行國有資本共產”（即私有化）。然而當何先生如此贊美西方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贊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和“價值標準”時，廣大美國人民卻“進軍華爾街”反對金融資本造成的災難、反對資本制度和分配的不公平。反差竟如此之大！
    主張“唯生產力論”和“唯生產力標準論”的學者們，能不顧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問題上的價值取向、價值判斷、價值標準的根本差別與對立么？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49期，摘自《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11期，原文標題為《豈能如此歪曲馬克思主義與歷史事實——就何偉同志提出的與我的理論“分歧”進行辯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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