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4期 作者：[俄]娜塔莉婭·吉洪諾娃 著 彭曉宇 譯

　　蘇聯解體已經20年了，在政治制度和國家意識形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俄羅斯這個世界大國的人民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上又是如何變化的，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娜塔莉婭·吉洪諾娃以多次社會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從自由、法律、所有制、父權主義幾個方面對最近15年的狀況進行了分析。原文刊登于俄羅斯《社會科學與當代》雜志2011年第4期，現將其譯介如下。

　　俄羅斯和世界許多國家都在經歷著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社會文化現代化這個問題，乍看起來有點奇怪?，F在研究俄羅斯人的價值、生活取向和行為特點是否符合現代社會的特征，合時宜嗎?我要說，這個問題現在這個時候比幾年前那些平靜的年代還要緊迫。因為俄羅斯與其他國家正在經歷的危機是一個體制性的危機，這個危機標志著現代化時代的結束和全世界新的發展階段的開始。俄羅斯在這個歷史階段吸取的教訓有多少可以帶進新時代，這個問題比任何時候都迫切。

　　目前俄羅斯科學界已經認可，傳統的、工業社會前的社會所特有的文化模式正在瓦解，盡管俄羅斯是在一個半世紀前從農業國家變成發達工業國家的。但這個模式、包括作為文化核心的文化價值體系正在變成什么樣子，需要單獨研究。

　　本文主要關注的是，俄羅斯的人、社會和國家間關系的特點、這些關系在過去15年中的變化，并結合俄羅斯未來發展評價這些變化。雖然這些規范在實踐中可能并不總是得到遵守，但對本研究沒有影響，因為我的任務是，理清俄羅斯文化對國家應有的和最好的社會文化類型及其運作原則的認識是如何變化的，新的特點和邊界如何產生，舊的又如何獲得新內容。

　　我再說一次，俄羅斯主導的規范價值體系模式是國家主導型的、但已開始瓦解的前工業社會(更準確的定義是新國家主導型)特有的模式。這個模式的主導規范認為，公共利益，首先是整個社會、人民和國家的利益高于個人的利益和權利。在這個規范體系內國家是實現公共利益的工具，而國家像任何個人和社會團體一樣，在活動中應該服從這個整體利益。

　　在俄羅斯，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該關注各種客體的利益，在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執行政策、維護人民和社會的利益。2010年的一項社會調查表明，一半以上的成年居民(76%的人回答了問題，24%的人不同意提供的觀點)認為，國家應該一直維護全體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個別人的利益。[1]國家有義務和權力代表社會的利益，公民應該對國家保持最大的忠誠，承認國家有權干涉個人生活，即使這會損害公民權利。在各種情況下，同意在國家利益需要時政府可以直接干預司法的人，很多年來一直比不同意的人要多(2010年，同意的占39%，不同意的是34%，27%的人不知道如何處理)，而在1998年，這個數字是46%。

　　這些觀點的普及程度表明，國家擁有無上權力及其利益優先這一思想的合法性在迅速變得模糊。在言論自由方面，這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對在國家利益受到損害時限制言論自由的必要性，俄羅斯人平均地分成了三類，盡管在10—12年前承認國家有維護利益的權利的人占據主導。而現在，比例最大的人(36%)不承認國家可以限制出版自由，即使國家的利益被損害。

　　由于這個規則體系已經開始瓦解，嚴格的極權或專制國家行為模式不再存在。在這個模式的溫和形式下，人們不僅有權說出自己的觀點，即使大多數人反對也堅持自己的看法，甚至通過罷工和游行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限制出版自由的權力也自然在經歷著去合法化。同時，對法律(“成文法”)這個社會調節器的需求也在增加。

　　對法律需求的增加，不僅表明近些年俄羅斯人對國家影響司法的容忍度降低了，也表明人們開始明白，任何情況下都要遵守法律。在俄羅斯人的意識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標志社會現代化重要階段的口號)是實現總統提出的國家現代化任務的關鍵問題，在人們的意識中其重要性超過了技術革新，超過了實現社會公正原則。

　　因為我們考察的這段時期相對較短，這樣的增長表明社會意識的變革已經相當快了，俄羅斯人中法律意識淡薄的情況逐漸減少。盡管認為是否符合法律不重要、而是否公正很重要的人，仍然很多，但是在2010年這樣想的人第一次少于50%，15年來大約減少了1/4。把必須遵守法律與權力機關的代表是否守法聯系在一起的人減少了，但認為即使法律條文已經過時或不符合現實情況也要遵守法律文本的人增加了。

　　而且，這種變化的發生明確表明，盡管俄羅斯人期待的法律這個社會調解器終于起作用了，但人民現在依然是“協商”模式的追隨者，這個模式要求，首先法律規范是所有人必須遵守的，只有這樣人們才愿意遵守法律，其次，這些規范經過了獲得道德合法化的過程，也就是符合人們對社會公正的認識。

　　在過去15年中，認為盡管不同意領導的要求也要服從的人增加了，但還是有2/3以上的人不愿意這樣做。這意味著，從農奴時代開始就是俄羅斯人維護自身利益的主要方式——對管理者的指示消極怠工——有著明確的基礎：堅持只做自己同意的事情。而且，這種堅持是通用的社會文化規范，因為甚至在雇傭工人的企業家、各級領導中也有持這種看法的人(平均占了2/3)。

　　人們在哪里實現最初步的社會化、現在居住何地都不重要了，性別、教育、職業性質、對工作狀況的評價、單位領導的風格等也沒有意義。即使在部隊、執法機關和其他強力部門中，只有一半的人認為，領導的指示要無條件執行，而強力部門的其他人相信，需要執行那些他同意的指示。“帶槍的人”這樣明顯的漠視法律的態度會發展成什么樣子，可想而知。

　　但是，在俄羅斯，在只做自己同意做的事的那些“不聽話的人”的地盤上，守法、有效的司法體制和能在現有制度形式框架內維護團體利益的現代社會的行為規范和模式的出現，已經有了前提條件。俄羅斯人對積極運用法律這個社會調解器的需求增加，俄羅斯人對自由是完全不受控制和毫無約束的行為的看法，也在發生著變化(100多年前無政府主義這一學說在俄羅斯如此興盛不是偶然的)。在俄羅斯文化中“自由”這一概念的內容不斷變化，盡管這個過程發生得很緩慢，直到現在60%的人還相信，自由是做自己的主人(“自由”相對的是“不自由”、“奴役”)，40%的人認為，就是一定的政治權利和自由?，F代社會中特有的認為自由是“做什么的自由”(即在法律規定的權利和自由框架內維護自身利益的可能性)這種觀念仍然在與那種認為自由是“意志”和無政府主義認為自由是“不做的自由”(社會、領導、因各種社會角色而衍生的許多責任)等觀點展開競爭。

　　如果說15年前，甚至10年前，在這兩個選擇中(“自由是做自己的主人”和“人的自由靠他的政治權利和自由來實現”)，選擇第一個和第二個的人分別為65%和35%，而現在則是60%和40%。

　　但是，對于俄羅斯人來說，自由還首先是“不做的自由”，因此，民主的所有工具性價值都不那么重要了。結果，在俄羅斯人眼中，民主的五個關鍵標志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3%)、司法獨立(43%)、新聞自由(43%)、選舉自由(40%)和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36%)。2010年，不到20%的人認為，多黨制、政治反對派的存在等是民主的重要標志。在此還要提一下，俄羅斯人認為，反對派的任務不是爭奪權力，而是在維護社會利益方面監督政府，保證其行為是正確的，幫助政府。

　　這種調節人、社會和國家之間關系的規范體系當然與西方文化不同，在西方文化中，國家不僅關心抽象的“人民幸福”，還要保證社會關系中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很遺憾，國家在社會生活中起關鍵作用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模式，對俄羅斯人來說是最適合的，但與當代的高效市場經濟模式沒有什么共同之處。有了這些研究作資料，我們可以說俄羅斯人很喜歡國家和國家所有制占主導的混合經濟制度。俄羅斯人認為，所有戰略性經濟部門和保證健康和國家財富的部門，都應該在國家控制之下。同時，通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后國家主導型發展模式合法性的基礎的那些規范在瓦解，而更多的人支持發展更現代化的俄羅斯經濟。而且，認為國家是重要的經濟代理人、要求增加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擴大國家所有制，仍然是俄羅斯人與其他西方國家的人民的重要區別。

　　俄國人對私營經濟很寬容，認為私營經濟不僅有權存在，在俄羅斯這種國家還應該受到保護。但是，這只是針對守法和有經濟效益的中小企業。此外，在俄羅斯文化的內容體系中，國家才是全部財富的“實際的”(最好也是勤奮的)主人，國家在一定條件下把一部分財富交給形式上的所有者“使用”。俄國人經濟思維中的主要人物不是“所有者”，而是“主人”(老爺式的主人)。在這樣的背景下，盡管對私營經濟的寬容度提高了，俄羅斯的群眾大多還是認為，對國家利益有損害的企業應該國有化，且不給任何賠償。

　　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合法性和對私人所有制發揮超級作用的合法性，是俄羅斯文化對私有制這一制度的特殊看法決定的，俄羅斯文化認為，私有制是所有者不受控制、沒有限制地管理相應目標的權利。這是從俄羅斯人認為自由是“不做什么的自由”這種特殊看法而來的。

　　但俄羅斯人在這方面的規范性認識發生了很多變化，這反映了他們在接受俄羅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新規范。同時，俄羅斯還是支持最初就是所有者付出勞動的財產或繼承自勞動者的財產有絕對的合法性。在這樣的情況下，當財產和作為財產基礎的勞動之間的聯系很模糊時，俄羅斯人不傾向于尊重其形式上的法律地位。當某個人對財產的所有權基于傳統和道德原因，就會得到大多數俄羅斯人的支持，而那些“根據文件”是所有者而沒有任何道德合法性的人，則未必如此。

　　從在經濟全球化中成功發展經濟的角度看，俄羅斯文化對所有制的理解和對調節所有制關系的規范的理解中最有問題的一個觀點就是俄羅斯對“外人”(外國公司和公民)在俄羅斯境內擁有財產的態度。一部分(雖然是少部分)俄羅斯人不反對外國人在俄羅斯有房子、為本人需要而使用土地、有企業股票，但俄羅斯人不愿意外國人成為農業或工業用地的主人。對外國公司更甚，盡管態度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甚至可以說發生了大轉變，但堅決反對把國家的自然資源轉給外國人或外國公司。俄羅斯人一直堅持，國家不僅是自然資源的所有者，也是資源型企業的所有者。

　　由于俄羅斯人規范意識中經濟意識的特點，不能不提到父權主義問題。從這個問題上可以明顯看出，俄羅斯文化中的“應有的”社會模式保證著社會的穩定，排斥一切試圖植入新制度的嘗試，但這個模式已經開始瓦解。目前俄羅斯文化特有的社會、個人和國家相互關系的這個模式沒有要求普通社會成員無條件地奉獻。它是協商性的，要求如果一方完成自己的義務，那么每一方也都要完成。從俄羅斯的眼光看，最近20年來這個模式的存在原則已經被破壞，他們也不打算遵守了。而且，國家的這種行為不僅是在增加“應有的”和“真正的”之間的差距和國家的去合法化，也導致作為國家主導型社會存在合法性基礎的那些規則發生變化。

　　發生這樣的變化是因為，在俄羅斯文化現有的規范模式框架內國家的主要職能不僅是代表大社會的眼前利益和戰略利益，還要關注社會成員的起碼需要，因此要讓國家保持“在經濟中的制高點”。要執行這些職能，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公民愿意完成國家要求、公民“聽話”是基礎。因此，我們這里說的不僅是父權主義的期待，還包括反映了“保護人—客戶”關系的那些規則，在這樣的規則之下，國家從人民那里得到了實際上無限權力(包括財產權)的合法性的授權，同時還有對其公民狀況和整個國家決策負責的責任。如果國家沒有完成這些責任，那么公民就會表現出對政權的忽略，甚至是否認其合法性。

　　對父權主義的期待普遍化是當大多數居民因結構性局限而無法改變自身狀況時的反應，1990年時的規則是人們大都應該自己承擔起保障自身的責任。20世紀90年代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轉折性的改變。當時國家放棄了對公民的責任，宣布“挽救落水者是落水者自己的事”。盡管如此，并且國內政治環境也發生了變化，但舊規則還是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復蘇，對國家是否關心公民的懷疑仍然存在。當生活經驗讓人們相信，在現有的社會關系體系下大多數人不能獨立解決自己的問題，因為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個人努力，而是關系網和運氣時，人們的懷疑就加深了。在年齡為30—40歲最活躍的勞動人口或一直工作、親身見證了什么能決定在當前俄羅斯占據優越的社會地位的人，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完全是規范性的、沒有被現實所改變過的老年人之間，在這個問題上有本質性的差別，這顯著地表明，隨著對父權主義期待的普遍化，情況不僅“不符合規則”，也“不符合現實”。很說明問題的是，相信不需要國家的物質幫助也可以養活自己和家人的人，年齡段是在25歲以下。在26—30歲之間的人中，認為沒有國家的物質幫助自己和家人很難生活的，基本是各占一半，而在30歲以上的人中，對這兩個觀點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傾斜(14%或更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俄羅斯人意識中對大社會還是小社會利益優先的看法發生變化也不就不奇怪了。在2000年，87%的俄羅斯人在做重要決定時，說他們要遵循個人(家人和自己的)利益，而只有13%的人聲稱，在這種情況下要從國家利益和自己的生產集體的利益出發。在期望國家形勢變化、政權更替的影響下，情況向國家和集體利益優先的方向傾斜，到2010年，大多數人又把家庭利益(60%)或個人利益(20%)放在最前面，只有20%的人說會在重要時刻服從國家利益(4%)和集體利益(16%)。而在從事國家和地方自治機關管理的人中，沒有一個(!)人說會服從國家利益，只有6%的人會服從集體利益，而在領預算工資的人中，分別是1%和15%。在工業和能源領域中，分別是3%和18%，在金融領域是4%和18%。這是不是在明確承認，建立在為國家/強國“服務”思想基礎上的原有規范模式已經徹底失敗?這種模式在俄羅斯人規范價值體系中的合法性變得模糊，表明相應的行為規范從對實現這一模式至關重要的群體——國家公務員的意識中徹底消失已是既成事實。

　　因此，20世紀90年代國家實際上不僅“離開”了經濟生活，也“離開”了社會生活，主要后果就是俄羅斯文化中社會、個人和國家相互關系特有的規范模式在人民眼中去合法化了。實際上，如果國家沒有完成基本的責任，為什么要給它那么多權力呢?最近10年，國家能考慮到社會預期，這有助于擴大對國家的授權，為社會服務。但是首先，這個權力不像從前那樣無可爭議和神圣了。其次，社會、個人與國家關系的規范模式特有的許多具體規則，在最近15年開始弱化。第三，這些年國家維護公眾利益的權力的合法化在很多情況下只是功利性的、實用性的想法，不是文化規范的特點了。

　　從上面所說的，我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第一，決定俄羅斯國家發展基本原則的規范和內容的社會文化現代化過程還沒有結束。證據就是，俄羅斯人對自然資源的態度，明確區分“自己的”和“外人的”，在一定條件下限制外人獲得財產，對私有制和私營經濟權的看法的特點，道德倫理合法化的重要性，法律上維護私有制的相對不重要性。然而，所有這些特點，是在社會文化轉型時期進行現代化轉變的國家都有的。

　　第二個結論是關于俄羅斯文化的特點及其規范價值的特點的，就是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及其在經濟中的特殊地位表明，國家主導及權力與財產的結合依然存在。國家有限制私人所有者的權力，甚至有剝奪其財產的權力，國家作為主要所有者和經濟發展主體的地位、國家與居民的保護人—客戶關系，這些就是表現。

　　第三個結論是，盡管這些規則的主導地位依然不變，涉及普通公民的權利和利益在過去15年中有了顯著變化，國家在這方面的無限權力的合法性開始變得模糊。在這個過程中有幾個因素起了作用。第一，上面說過的，政府的行為起了作用，政府不知道在什么樣的坐標下應該怎么做(一部分官員現在也不知道)才能維護其合法性。其次，在新形勢下實現社會化的幾代人，比50歲以上的人更多地否定傳統文化中的社會關系模式。第三個因素是最近20年停滯的、但是在蘇聯時期就有了一定規模的人口聚集到大城市的過程，現在這些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也增加了。這些都與傳統的俄羅斯規范體系很難相容，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的體系。

　　在這個情況下，俄羅斯規范價值體系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方式就是關鍵問題了。規范是與過去10年劇烈變化的人們的價值、追求和定位不可分割的。從價值的角度看，保證了國家主導型和后國家主導型社會群體長期穩定生存的國家文化，肯定屬于集體主義的價值。但是，俄羅斯人自己在群體中是鮮明的個人主義者，表現在其心理特征、自由對其的巨大作用、在無政府主義精神下對自由的理解以及許多其他方面。

　　正因如此，俄羅斯歷史性地需要文化規范的“高壓”，這些規范讓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為此必然首先確立良好關系、精神和諧和良心的價值而不是成功的價值。這個高壓，幾個世紀以來抑制著俄羅斯人的個人主義離心力，不僅保留著原有的社會文化模式，還保證了社會中共同生存的環境，不至于導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在缺乏有效的法律體系的情況下危險性很大)。現在由于上世紀90年代蘇聯時期許多文化規范的傳動機制被破壞，這些規范與在新市場環境下保證更大機動性的選擇標準之間出現矛盾，這個高壓已經消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關系到個人成功、損害集體主義文化價值的那些價值在近些年發展得最快。

　　而那些后現代的價值沒有得到普及，內心和諧、與身邊人的和睦關系等價值在最近15年不受歡迎了。盡管有趣的工作依然是大多數俄羅斯人的終極目標，但是艱苦的勞動不再被看作是大多數人成功的原因，而成功變得越來越重要，這種自我實現很難長期作為大多數人的重要價值觀。在這樣的情況下，俄羅斯社會中可實現價值的增長未必會帶來什么正面效果。

　　經驗主義的資料表明，俄羅斯的這種文化模式特點在最近15年的社會文化現代化道路上是大大加強了。一部分規范和價值被取代，另一些改變了內容。

　　承認經濟中的市場原則本身就與這個規范體系是相容的，不會加快社會文化的現代化。社會文化現代化是在后國家主導型社會中實現的，受社會現代化(首先是城市化)的影響，要求更多的時間。傳統規范和價值瓦解，是從人開始意識到自己是自由行為和獨立決定命運的主體開始的，這是現代社會特有的情況，是多極化和城市生活提供了更大自由度的結果。然后人意識到保護自己利益(首先是不受國家的損害，而不是受周圍人的損害)的機制是必要的，接著明白了由于缺少制度而缺少保護利益的機制。下一步就是，人認識到必須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借助群體性運動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樣，離認識到言論自由和其他民主自由的必要性就不遠了。

　　俄羅斯的社會文化現代化符合這一變革趨勢，在大多數人看來，要求司法獨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緊迫的，但是人民剛剛意識到這個要求與民主社會制度之間的聯系。近些年后現代的價值觀(自我實現的機會的重要性、為了穩定發展愿意做出物質上的犧牲)不像物質成功、個人成就那樣受歡迎了。同時不能忘記的是，俄羅斯人很少愿意遵守生產紀律和技術性紀律，在人們的意識中勞動努力與物質成功之間沒有明確的聯系，人民之間缺乏團結，等等。

　　在全世界發展的背景下，這意味著俄羅斯的大多數人沒有準備好在第三產業、第四產業、甚至在工業中的高科技領域的競爭。俄羅斯人的規范和價值更符合工業發展階段。但是，這對預測國內形勢發展是很重要的，在可預見的將來，俄羅斯人不會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使用西方國家工業社會時期特有的、讓人聯想到民主社會制度的那些工具(罷工、工會、游行等)。這不僅因為外部的制度限制，也是因為俄羅斯人的規范和價值特點。就是說，在政府喪失合法性的情況下，人民對既有游戲規則的反抗可能會采取不對稱的形式，如全國性活動，這個風險更大了。這也會減少俄羅斯在國際競爭中的機會。

　　注釋

　　[1] 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所在全國進行的調查“俄羅斯社會準備好實現現代化了嗎”(2010年)，涵蓋全國18歲以上不同性別、年齡、居住地和居民點的人口。本文也使用了以下的調查資料：“社會轉型時期俄羅斯人的群體意識：現實還是神話”(1995年)、“新俄羅斯的公民：自我定位和希望社會是什么樣的”(1998年和2007年)、“俄羅斯人的生活和觀念中的財產”(2005年)。

　　[彭曉宇：中共中央編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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