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科學地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

    

   蘇聯解體、蘇共解散已經20多年過去了。動亂激起的塵埃早已落定，事件的后果也顯示出來了。然而關于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的原因及其教訓，從動亂起始就一直爭論不休，至今猶未平息。這也是很難避免的。蘇聯解體、蘇共解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大的也是最悲慘的事件，它使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低潮，對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國家以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一影響直至現在人們仍然可以感覺得到。這一歷史性事件，直接關系到各個階級、各個國家的利益，因而不同階級、不同政治派別，出于不同的階級利益，必然有不同的判斷，眾說紛紜乃是正常的現象。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對斯大林問題談過一個看法：“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都發表了種種不同意見。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做出定論。”事實證明毛澤東這一論斷是十分正確的，隨著蘇聯的演變，關于斯大林問題的爭論，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不僅沒有消停，反而更加激烈了。蘇聯解體、蘇共解散實際上是斯大林問題進一步的惡性的發展，而且其影響更為廣泛、深遠，因而可以預見，有關的爭論會更加激烈、持久。
    蘇聯解體、蘇共解散這樣復雜的歷史性事件，是由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對蘇聯演變的原因，可以從不同角度去分析，說出各種各樣的道理，也許是“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看法”，爭論是五花八門的。撇開各種細節的爭論，從總體上看，有關蘇聯演變問題的爭論集中到一點，那就是蘇聯演變的根本的、決定性的原因是什么？其他問題上的觀點分歧是從屬于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的。
    有一種相當流行的看法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它是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注定了蘇聯必然垮臺。也就是說，蘇聯演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管戈爾巴喬夫是不是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都會發生蘇聯解體、蘇共解散這樣的悲劇。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必須否定，而且應該否定得越徹底越好。這種說法，聽起來十分耳熟，國內外敵對勢力都是借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來攻擊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他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攻擊為“極權社會主義”，發誓要“根本改變整個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要“炸毀過去的一切”。所以1991年當蘇共解散、蘇聯解體的時候，他表示“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經實現，我感到安寧”。
    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僅關系到對蘇聯演變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分析和論斷是否符合實際，而且直接關系到中國應該走什么道路，因為中國和蘇聯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今后的發展方向同怎樣汲取蘇聯演變的教訓是密不可分的。老實說，國內某些人是借著蘇聯問題說事的，他們對中國今后怎么發展有一套看法，但有的話不好直接說，因而用蘇聯解體、蘇共解散這件事來間接地表達自己的愿望。蘇聯問題的背后是中國問題，這一點，明眼人是一看就明白的。

    《一論》、《再論》提出了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方法論原則

    那么，怎樣才能科學地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呢？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黨就對科學地全面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論原則。當時我們黨在毛澤東領導下，針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順便說一下，到了90年代中期，我們黨再一次肯定了《一論》、《再論》的基本觀點，指出： “今天，東歐發生了劇變，蘇聯也解體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了空前的挫折。回過頭來重讀《一論》、《再論》，我們驚人地發現，歷史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的基本進程和大致趨勢是《一論》、《再論》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預料的一些問題不幸而言中。”今天，很多人已經不知道《一論》、《再論》了，有的人更是把“兩論”妖魔化，把它攻擊為“左”，不屑一顧。我倒是認為，應該認真讀一下《一論》、《再論》以及毛澤東的有關論述，看看我們黨當時是怎樣分析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
    1956年8月底，毛澤東在批評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全盤否定斯大林，實際上也就是全盤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時候，曾明確指出：“因為蘇聯發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面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不妥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東西有二十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所以，要加以分析，“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從實際出發，全面地進行分析，同時分清主流和支流，這是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唯一正確的、科學的方法。《一論》、《再論》詳細論述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和所犯的錯誤，指出：“斯大林盡管在后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仍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一生。”“從整個來說，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斗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甚至在他犯錯誤的時候，他的悲劇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人侵害所必須的。無論如何，斯大林的錯誤雖然對蘇聯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是在斯大林領導時期，社會主義的蘇聯還是大大地向前發展了。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不但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而且也說明了斯大林畢竟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因此，我們在總結斯大林全部思想和活動的時候，必須同時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績和錯誤。”這一辯證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在形勢發生很大變化的今天，重讀這一段話，好像是在直接批判戈爾巴喬夫之流，因為他們正是打著“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徹底粉碎斯大林主義以及新斯大林主義的一切形式”、“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徹底越好”、“告別過去”等口號下反對和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
    對于這些錯誤產生的根源，《一論》、《再論》明確回答，這些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產生的。蘇聯的基本經濟制度是適合生產發展需要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適合經濟基礎需要的。正因為如此，蘇聯的經濟能夠以遠遠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速度迅速發展，經過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從一個極其落后的國家變成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超級大國，而且在希特勒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經濟軍事實力進攻的面前，能夠保衛社會主義國家，打敗法西斯。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斯大林的錯誤并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
    那么，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弊病以及斯大林一生所犯錯誤的根源是什么呢？《再論》對此作了全面的分析。第一，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仍存在一定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的缺陷上。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但仍然需要及時地通過改革和調整加以解決。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所出現的失誤和弊病、斯大林所犯的錯誤，有許多是產生于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一層面上的缺陷，即不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經濟體制、不適合經濟基礎需要的政治體制。第二，有了正確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也及時調整了體制中日常性質的矛盾，也就是說，對不適合需要的具體的體制和運行機制及時地進行了改革，也不能保證不犯錯誤。有了正確的制度和體制，還需要正確地加以運用，這就需要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斯大林的錯誤就在于主觀不符合客觀，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和集體，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這與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嚴重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陷入了主觀主義、形而上學是分不開的。
    《一論》、《再論》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以及斯大林個人的評價是全面的、客觀的、符合實際的，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今天，在蘇聯演變的新形勢下圍繞著如何看待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以及如何分析蘇聯演變的原因等問題進行的討論中，我們仍應堅持《一論》、《再論》所表達的這一基本方法論原則。

    從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角度看，必須充分肯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

    所謂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指的是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道路，包括所建立的社會基本制度和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所實行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和具體的方針、政策等等。由于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領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時間不長，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基本上是在斯大林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所以，人們又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稱之為“斯大林模式”。直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之前，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上沿襲了斯大林創建的模式。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實際上就是分析從十月革命勝利到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臺這樣一段歷史時期里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并作出價值判斷。
    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蘇聯的具體國情、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必須分兩個層次進行：一是根本性質的層次，即它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體現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上；二是這些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的層次，即它們在蘇聯條件下是怎么實現的，這體現在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上。
    從根本性質層次來說，蘇聯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通過共產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蘇維埃政權，對廣大人民實行廣泛的民主，而對敵對勢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上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了按勞分配原則，消滅了剝削和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思想上建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化制度，無產階級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用常用的話說，也就是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這些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它們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所闡述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就是說，蘇聯搞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這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最根本的內容。
    對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這一層次的內容，必須充分肯定。我們黨曾把這些內容概括為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指出這些經驗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的關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是“每個國家的革命和建設的過程”的“共同方面”，即任何國家只要建設社會主義，都必須堅持這些東西。就這一層次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相同的：兩者都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人，往往把矛頭指向這些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東西，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戈爾巴喬夫是這樣，國內某些學者也是這樣。例如，他們把共產黨的領導說成是政治壟斷，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說成是經濟壟斷，把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說成是精神壟斷。他們提出，改革就是要消除這些壟斷：政治上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實行西方式的多黨輪流執政、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經濟上取消公有制，實行私有化，建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思想上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實行聽任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的多元化。他們借口反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實際上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要求恢復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這是需要警惕的。
    為什么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根本性質層次的內容必須充分肯定呢？因為它反映了社會發展規律，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提出社會主義問題，并不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主觀臆想，而是基于對資本主義客觀存在的矛盾進行分析而得出的科學結論。與從倫理道德觀念出發研究社會主義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種訴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么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是證據，而只能看作是象征。”任務在于，從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所以，正如列寧所說的，他們提出未來的社會制度問題的根據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分工的加深、經濟聯系的密切化，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并調節整個國民經濟。但是，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私有制妨礙了生產力社會性質的這種客觀要求的實現，因而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就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必須用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資本家的私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有可能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奠定經濟基礎。然而建立公有制、“剝奪剝奪者”，勢必引起資產階級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必須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無產階級世界觀－－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才能做到。可見，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從根本性質這一層次上說，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必然性，不能否定。

    從具體體制、運行機制角度看，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需要作具體分析

    對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第二個層次的內容，即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具體實現形式，需要作具體分析。這一層次的內容，在制度上就是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概括地說，蘇聯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體制：經濟上，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一切經濟活動都由國家通過下達指令性計劃進行管理，企業只是計劃執行單位；政治上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權力高度集中在執政黨手里，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央手里，如此等等。我們不來具體地描述蘇聯各個領域的體制和機制，對其優劣、對錯分別一一進行評價，只是說明一些評價的方法論原則，并從總體上作一評價。
    在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這一層次時，應該把握以下方法。
    首先，應該全面地分析，既看到存在弊病的一面，也看到有正確的一面。我們黨在批評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時，曾經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僅基本制度應該充分肯定，而且對具體體制也應該作具體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錯誤的，有的則是在蘇聯條件下是正確的，但不能搬到條件不同的別的國家去。對這些具體制度（即具體的體制、機制），不能簡單地一概否定。我們舉一些例子來說明這一點。經常有人把民主與集中對立起來，用民主來否定集中，以此為依據否定蘇聯的體制。其實，現代社會的管理是不能沒有集中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權威與自治是相對的東西，它們的應用范圍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他預見未來社會必須允許權威的存在。蘇聯的體制強調集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下，更是如此，但集中得過分了，搞得黨政不分、個人專權，這是需要批判和糾正的。有人著力譴責蘇聯的肅反擴大化，把蘇聯的政治生活描述得陰森恐怖，從而引申出完全否定蘇聯的政治體制的結論，甚至進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不顧事實地渲染肅反錯殺了幾百萬、上千萬甚至五千萬人，而事實是，根據蘇聯內務部1954年報給赫魯曉夫的材料，在1921年到1954年的33年時間里，因反革命罪總共判處了3777380人，其中判處死刑的642980人。這些人為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不惜捏造材料，欺騙群眾。問題還在于，在國內外階級斗爭十分激烈的年代，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肅反是必要的。但正如我們黨判斷的，蘇聯在肅反工作中，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這條戰線上的任務，另一方面卻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種錯誤顯然是與體制上缺乏民主程序、集權過多，以致出現違反甚至破壞法制的現象分不開的。然而絕不能抓住擴大化的錯誤完全否定蘇聯的肅反工作，甚至完全否定蘇聯的政治體制。
    其次，應該歷史地分析，把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各項制度、方針、政策放到當時的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中進行評價。切忌從現在的、已經變化了的條件出發評價歷史上的事情。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隨著出現新的形勢、新的問題，需要不斷調整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的制度、方針、政策。有許多事情，如果用現在的眼光看是不盡合理的，然而就當時的具體條件而言，卻是必要的。例如，有人譴責計劃經濟體制，把它說成是萬惡之源，斷言蘇聯就是因為搞了計劃經濟才垮臺的。然而計劃經濟同市場經濟一樣，只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用不用計劃經濟這種手段，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來定。在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的經濟技術十分落后，而當時國際上帝國主義發動侵蘇戰爭的陰影日益迫近，國內又面臨著為社會主義社會奠定物質技術基礎的艱巨任務，蘇聯不得不開足馬力，加快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伐。適應這一戰略的需要，蘇聯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起來，建設規模宏大的重工業企業尤其是國防工業企業，開發新的地區。蘇聯僅僅用12年時間就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花了50年到100年時間才完成的工業化任務，憑借本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打敗了法西斯德國，這些歷史性事件證明了當時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其歷史的由來，并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不容否定。戰后，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經濟聯系的復雜化，尤其是隨著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發展轉向集約發展，計劃經濟體制逐漸不適應、甚至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了，改革提上了日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一大教訓，就是在客觀經濟發展進程提出改革經濟體制要求的情況下，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及時進行改革，以致70年代中期以后經濟發展速度下降、經濟效益增長緩慢，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從而為敵對勢力攻擊社會主義提供了借口。然而這不能成為否定歷史上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必要性及其積極作用的理由。一切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是馬克思主義分析問題的基本要求。脫離具體歷史條件抽象地對歷史上的事物說三道四，那是反歷史主義的錯誤做法。
    第三，應該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作為人類歷史上把社會主義理想變為現實的第一個試驗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特別是深入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發現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他們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設想，但如何實現這些原則，需要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后進行探索。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建立什么樣的體制、機制來具體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只能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些理論設想進行探索。在探索過程中出現一些錯誤是很難避免的。列寧曾經說過：“在這樣嶄新、艱難和偉大的事業中，缺點、錯誤和失誤是不可避免的。”“對這些缺點采取譏笑（或幸災樂禍）態度的，除了維護資本主義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無頭腦的人了。”應該看到，這種探索，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訓，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寶貴的財富，都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革命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借鑒材料。對前人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應該采取寬容的態度。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成年人對青年時代犯下的錯誤、甚至看來是幼稚可笑的錯誤，不應苛求。重要的是要總結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糾正錯誤，繼續前進。輕易地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實驗貶之為“失敗”，予以否定和咒罵，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鄭重的態度。

    把兩個層次綜合起來評價，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三七開”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兩個層次的內容綜合起來，該怎樣評價呢？在社會制度這個系統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它決定一種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只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它是第二位的、從屬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基本制度是正確的，必須肯定；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則是有對有錯，不能完全否定，還有的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對的，隨著條件的變化則需要進行改革。綜合起來，應該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基本是正確的，局部是錯誤的。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黨針對打著批判“斯大林主義”旗號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曾經指出：“如果一定要說什么‘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我們對待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也可以這樣講：首先，它是社會主義，它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了許多弊病，必須糾正，絕不能照搬。
    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毛澤東是一個典范。毛澤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一個指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反對照搬，主張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進行探索，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發軔于此；然而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時，又是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地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應該“三七開”。這種全面的、辯證的分析方法，是值得學習的。過了近40年，我們黨在分析蘇聯演變的原因時，又重申：我們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于過，蘇聯對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亂。
    實踐也證明了這一結論是正確的。蘇聯在70年的社會主義時期，根本改變了國家的面貌，在帝國主義包圍并飽受兩次世界大戰蹂躪的惡劣條件下，經濟發展速度遠遠快于資本主義國家，把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并在希特勒法西斯挾大半個歐洲的經濟軍事實力瘋狂進攻面前，憑借自己的力量打敗了德國，保衛了祖國，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這些偉大成就是大家公認的客觀事實，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具體體制）正是取得這些成就的根本保證。試想一下，如果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怎么能夠把“老牛破車的俄國”變成一個“擁有原子武器”的國家？怎么能夠在帝國主義包圍、制裁和軍事進攻面前捍衛國家獨立并得到迅速發展呢？
    這里，還不得不說明一點。如何評價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不僅是學術問題，而且是關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前途命運的重大的政治問題。“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這是古今中外屢試不爽的規律。蘇聯演變的慘痛教訓表明，敵對勢力先是徹底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把它說得一無是處，從而提出“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形象地說，要炸毀過去的一切”，“徹底告別過去”等等，搞亂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思想，在此基礎上進而制造政治動亂、亂中奪取政權，最后復辟了資本主義制度。試問，在社會主義實踐一無成就的輿論成為主流的情況下，敵對勢力宣布解散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還會有誰能站出來捍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呢？這正是當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宣布取締蘇聯共產黨、解散蘇聯的時候，幾乎沒有遭到任何有組織的反抗的根本原因。總結這一教訓，對已有的社會主義實踐（包括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進行評價時，必須慎之又慎，應該嚴格依據事實，科學地進行分析和判斷，不要輕易地斷言“失敗”。類似的“斷言”不僅不符合實際，而且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后果。

    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弊病是蘇聯演變的一個因素，但不是根本的決定性因素

    經常有人提出一個問題，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出現的政局劇變、社會制度演變，根本原因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的弊病和錯誤，社會主義搞得不好，所以被顛覆了。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蘇聯演變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究竟是什么關系？
    毫無疑問，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存在許多弊病，諸如經濟上，經濟結構沒有及時調整，重工業比重過大，忽視了農業、輕工業的發展，經濟體制沒有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及時進行改革；政治上，黨政不分，機構重疊，權力過于集中，對領導人缺乏監督和制約，法制不夠健全；思想上，理論僵化，缺乏生動活潑的學術環境；在民族關系上，存在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等等。如果羅列起來，那是很多的。如何看待這些弊病和錯誤呢？第一，毋庸諱言，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孤立來看，有的問題極其嚴重。然而正如上面分析過的，如果從整體上進行評價，應該說成績是基本的，問題是第二位的，不能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這些問題只是說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即必須通過改革來消除弊端，進而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而不能證明蘇聯社會主義垮臺的必然性；第二，這些失誤和弊病是出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體制、機制、方針、政策層面上的，而不是由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產生的，因此糾正失誤、克服弊端，只需要改革體制、改進工作，不需要拋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應該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而不是推翻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戈爾巴喬夫正是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而葬送了社會主義事業。第三，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與蘇聯的演變是有一定關系的，因為這些失誤和弊病引起了群眾的不滿，為敵對勢力利用社會矛盾、制造動亂提供了可乘之機。但是，這只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它能不能變為向資本主義演變的現實因素，取決于黨的路線。如果執政的共產黨有一條馬克思主義路線，完全可以通過改革糾正錯誤，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應該承認，我國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在70年代末面臨的困難和問題，遠比蘇聯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時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嚴重得多，然而我們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貫徹黨的基本路線，通過改革開放，不僅克服了困難，而且出現了經濟繁榮、政局穩定、社會安定的欣欣向榮的景象，使得蘇聯劇變后社會主義堡壘依舊屹立在東方。在蘇聯，80年代中期存在的矛盾、困難和問題，盡管比70年代末我國要少得多，程度也輕得多，卻出現了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悲劇。把我國與蘇聯的情況作一比較，可以看到，蘇聯演變的癥結不在于社會主義是否有失誤和弊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難免的），而在于如何對待這些失誤和弊病。這里，路線是決定一切的。可見，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病與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之間雖然有一定關系，但不是一種必然的直接的因果關系，從邏輯上講，相關性不能等同于因果關系；相應地也不能從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被顛覆這一事實倒推出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這一結論。
    蘇聯演變的決定性的、根本的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推行一條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正如江澤民指出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戈爾巴喬夫手里搞垮的，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教訓深刻得很啊！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中的弊病，才成為蘇聯演變的一個現實的因素。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29期，摘自2011年第12期《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