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毛澤東“失足”，還是辛子陵無知？

——辛子陵《農業集體化理論是怎樣失足的》一文評析

奚兆永

《炎黃春秋》雜志有一批所謂“核心作者”， 辛子陵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這批“核心作者”經常在該刊發表一些奇文，辛的《農業集體化是怎樣失足的》（載該刊2007年第10期）也是其中之一。這兩年，我對該刊的這類奇文包括辛子陵的奇文常常有所評析，但不知怎么竟把辛的這篇奇文《農業集體化是怎樣失足的》給看落了，未能及時地對它做一番“共欣賞”和“相與析”的工作。直到最近上《炎黃春秋》網，點擊了“核心作者”辛子陵的大名，才發現有這么一篇奇文。現在來補做這件事，雖然為時晚了一些，但在今天也還不是沒有現實意義的，或者說，還很值得一做。

辛子陵先生此文和他過去的論著一樣，矛頭直指毛澤東。在他看來，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是背棄了新民主主義論；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劉少奇提出先工業化、機械化，而后才能進行集體化的觀點是正確的，而毛澤東關于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動搖私有制的基礎的觀點是錯誤的。辛文大談毛澤東是怎樣“失足”的，文章一會兒大講毛澤東和“中共黨內領導層”沒有系統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會兒大講農業生產的特點，大講農業和工業的不同，不能搞社會化，擺出了一副既是理論權威又是經濟學專家的架勢，對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業集體化的理論大加撻伐。但是，人們看到，此文不僅再次暴露了他對于社會主義的仇視和對資本主義的向往，也充分暴露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有關農業經濟知識的淺薄無知。

一、辛文對新民主主義論的錯解

我們知道，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彪炳史冊的一個偉大貢獻，一些人反對毛澤東，但又不好反對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于是就編出謊言，說什么，毛澤東在建國以后悄悄地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論，而劉少奇則是堅持新民主主義論的，但卻遭到了毛澤東的反對。辛文所持的也是這一觀點。

辛文說，“對于奪全國勝利以后建設一個什么國家的問題，早在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就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設想。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作了《關于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的報告。在預測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機時，毛澤東插話說：‘也許全國勝利后還要十五年。’根據毛澤東這一提法，劉少奇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在黨內作的《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性質與政權性質》的報告中說：‘在中國，從現在起到實行一般民族資本國有化，還需要經過許多步驟，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到底需要多久？這要看國際的和國內的各種條件來決定，我們估計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這‘我們’二字是代表中共領袖集團的，主要是毛劉二人的共識。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中央委員會一致同意毛澤東報告中所勾畫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政治形態。這種共識的法律性表現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據此，辛文認為，“建國初期，劉少奇關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思想就是這么來的。理論上的根據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法律上的根據是《共同綱領》。”而“這時的毛澤東悄悄地改變著自己原來的一些想法，悄悄地丟棄了《新民主主義論》。他不同意劉少奇關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觀點，但他隱忍未發，可能是還沒有完全想清楚，他要再看一看，再想一想。”

辛文的這些說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這些說法表明，他既沒有弄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也沒有弄清基本的歷史事實。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是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統一。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論結合中國的國情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他認為，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既標志著革命第一步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同時也標志著革命第二步即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這中間沒有也不可能橫隔著一個“萬里長城”。這一思想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里都是非常清楚的。

事實上，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劉少奇的思想和毛澤東的思想在這個問題上也是一致的，特別是在建國前夕，在準備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過程中，他們二人的思想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和分歧。比如，劉少奇1948年9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整個國民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國民經濟的總體就叫做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著上述各種成分，并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劉少奇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頁）．對于劉少奇的這一發言，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給予了高度評價：“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可以宣傳。……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他還說，“對經濟成分的分析還要考慮，先由少奇同志考慮，并草擬文件，以便在召開二中全會時用。”（《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頁）當然，分歧也還是有的。如當時張聞天為東北局起草了一個《關于東北局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于9月30日報中央審查，提出六種經濟成分及其相互關系等意見，劉少奇對于這個提綱曾做了多次修改和補充，然后轉給毛澤東。毛澤東于讀后在10月26日寫信給劉少奇說，“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29頁上，‘決不可采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過早地限制現時還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因為就我們黨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 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之上。要達到這一點，必須經常和企圖拖出這條軌道得到私人資本作斗爭。而這些私人資本雖然已經納入這條軌道，他們總是要脫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爭將是經常不斷的。”（《毛澤東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頁；在“限制”和“經常不斷”下毛澤東加了著重號。——引者）劉少奇對此雖然沒有再提出異議，但是該文件卻沒有及時下發，也沒有公開發表，不過后來實際上成為制定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令人不解的是，劉少奇在1949年6月率團訪蘇前后思想發生了180°的變化。

應該說，在訪蘇之前，他的思想已經有了變化。比如，他于5月6日在中共天津市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在談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時說：“國外矛盾即與帝國主義的矛盾現在還是主要的，……。我們不要太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太強調，帝國主義就會插進來，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變成帝國主義的后備軍。除開國外矛盾，單就國內矛盾來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的確是基本的矛盾，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尚不能互相脫離，可以拖十來年，到無產階級不需要資產階級也能活下去的時候，就可搞社會主義。”（《劉少奇年譜》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在這里，他雖然還承認“單就國內矛盾來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的確是基本的矛盾”，但是，他強調的卻是，“不要太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拖十幾年”然后才可“搞社會主義”。同年6月4 日，他在各民主黨派人士及北京各級黨政機關負責人會議上作報告，在這個報告里，他談到天津資本家問他“社會主義怎么搞”，他的回答是，“我說這是幾十年以后的事，現在還不可能具體地講。”（《劉少奇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頁）在這里，他實際上拋棄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是是過渡時期經濟”的觀點，把為社會主義的前途與目的的斗爭的時間一下子從民主革命勝利后改為“拖十幾年”乃至“幾十年以后”。這一觀點不僅與他自己在1948年9月以后多次闡述的觀點、和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闡述并且得到全會通過的觀點，都是相違背的。當然，這僅僅是一種動搖，還不能說他的思想上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為，就在6月份，當他為訪蘇替中共中央寫一個報告提綱——即《關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時，這個提綱講到的一些觀點和毛澤東的觀點、七屆二中全會的觀點以及他自己過去的觀點也還是一致的。如他說：

“在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以后，新中國的國民經濟主要由以下五種經濟成分所構成：

“（1）國營經濟；

“（2）合作社經濟；

“（3）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4）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5）小商品經濟和半自然經濟。”

提綱還指出，“由上述這五種經濟成分構成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內部，是存在著矛盾和斗爭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趨勢與資本主義的因素和趨勢之間的斗爭，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這就是在消滅帝國主義勢力及封建勢力以后，新中國內部的基本矛盾。這種矛盾和斗爭，將要決定中國將來的發展前途到底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抑或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我們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這種過渡所需要的時間，將比東歐、中歐各人民民主國家長得多。”

提綱還講到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認為，“在這種發展中，必須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普遍建立合作社經濟，并使合作社經濟與國營經濟密切地結合起來。扶助獨立的小生產者并使之逐漸地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組織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在有利于新民主主義的國計民生的范圍以內，容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對于帶有壟斷性質的經濟，則逐步地收歸國家經營，或者國家的監督之下采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對于一起投機操縱及有害國計民生的經營，則用法律禁止之。這就是說，在可能的條件下，逐步地增加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加強國民經濟的計劃性，以便逐步地過渡的社會主義。這種過渡，是要建國初期的激烈的艱苦的斗爭過程的，這就是列寧在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所說的‘誰戰勝誰’的問題。”（《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428頁）

人們從提綱的這些論述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劉少奇的觀點和毛澤東的觀點以及七屆二中全會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到了蘇聯后，劉少奇在以代表團的名義寫給斯大林的書面報告里卻對上述觀點提出了批評，講了許多與之完全相反的話。比如，報告中說：

“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有它的外部矛盾與內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爭與內部斗爭。所謂外部矛盾與外部斗爭，就是它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國民黨殘余勢力的矛盾和斗爭。這在推翻國民黨政權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猛洞河斗爭。所謂內部內部矛盾與內部斗爭，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內部各階級各黨派間的矛盾和斗爭，這在今后將會逐漸加緊，但與外部矛盾比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將仍然處于次要的服從的地位。有人說，‘在推翻國民黨政權之后，或者說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斗爭，便立即成為主要斗爭。’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師哲：《中蘇關系見證錄》，中國當代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頁）

應該說，劉少奇的上述說法是不正確的，它混淆了革命的兩個不同階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說我們的主要矛盾是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當然是對的，但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之后，即在奪取了全國政權并且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說主要矛盾仍然是這個矛盾就不對了。這一點，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里說得很明確：“中國革命在全國取得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毛澤東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頁）實際上，劉少奇在6月份些的提綱里也是這么說的。雖然在這里劉少奇用了一個“立即”，似乎問題僅僅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但是，問題的實質并不在這里。革命是有階段性的，而取得政權正是這種階段性的一個標志。后來毛澤東講過渡時期都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作為標志就是證明。劉少奇作為一個黨的領導人，怎么可以提出與中央決議相違背的觀點呢？

但是，斯大林當時并沒有對劉少奇的上述觀點提出批評，在我看來，這并不是因為劉少奇的觀點是正確的，而是因為斯大林考慮到在過去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曾經不止一次發生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所以講話非常慎重。在他看來，勝利者是不該受批評的，因此他對中國革命說了許多好話，并且希望中國同志能夠對他過去的錯誤提出批評，而劉少奇則持為客之道，也從未對他有所批評。這使得斯大林就更不好批評中國共產黨的觀點和做法了。這樣一來，劉少奇備受鼓舞，回國以后這方面的講話就更多了。這里不妨略舉幾例：

比如，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經濟，這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一系列講話里都是很清楚的。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說，“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詆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而劉少奇在準備七屆二中全會的過程中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過渡性質還專門作過理論的論述，甚至在他為訪蘇寫的提綱里，對于“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也是說得非常肯定的。但是，后來劉少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就明顯不同了。1951年3月28日，他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說，“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后要為共產主義制度而斗爭。”（《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這樣以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后，就不是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而是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新民主主義就不再是一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了。

又如，關于合作社問題。本來，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已經對老區工作干部提出了“建立合作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頁）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更明確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經濟，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痛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已經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這些在目前還是一種初級形式的合作社，還要經過若干發展階段，才會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的 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總之，只要是其群眾自愿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這種集體 互助但不發燒群眾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在江西綜合了群眾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陜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高級干部會議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實行，邊區的勞動互助就大為條理化和更加發展了。今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事先集體的耕種、鋤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932頁)后來，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又十分強調地說，“單有國營經濟而 沒有 合作社經濟，我們家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 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有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1433頁）實際上，劉少奇在他為訪蘇而寫的提綱里對合作社也是充分肯定的。而在此后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里對于合作社也都是持肯定態度的。如在《共同綱領》第四章《經濟政策》里就明確規定：“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府應扶助其發展，并給以優待。”（《開國文獻》，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282頁）但是，劉在1950年1月23日與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等談東北地區農村工作問題時卻說，“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筑在破產、貧困的個體經濟的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要防止急性病。正因為是兩個階段，所以不能混為一談。轉變的早了，是不對的。”（《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頁）至于后來對山西省委的態度，下面還要提到，這里就不多說了。

事實一再證明，并不是毛澤東在建國后悄悄地放棄了新民主主義論，而是劉少奇在建國前夕突然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在建國后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改變，背離了他自己曾經主張并為毛澤東和七屆二中全會所認同的許多觀點。劉少奇的這一變化，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并且對他進行了批評。毛澤東于1951年7月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談話，據薄一波回憶，毛“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依靠統一經營，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這樣，經少奇同志修改的華北局報告當然當然也就發有發出來，但原件刊登在華北局內部刊物《建設》雜志社（因事先已印發），少奇同志通過范若愚同志向馬列學院一班學員收回7月5日下午在春耦齋發給他們的材料。”（薄一波：《關于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頁）毛澤東還特別批評了他關于“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提法，指出：“這種說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明年就不‘確’了。農業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7-88頁）對這一問題，劉少奇后來在1954年作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里也完全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他說，“我國正處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我國，這個時期也叫做新民主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在經濟上的特點，就是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有一些人希望永遠保持這種狀態，最好不要改變。他們說：有了共同綱領就夠了，何必還要憲法呢？最近幾年，我們還常常聽見‘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樣一種說法，這種說法就是反映了維持現狀的思想。這究竟是否可能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種相反的生產關系，在一個國家里面互相平行發展是不可能的。中國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就要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要它不變，就是要事物停止不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44頁）在這里，劉少奇批評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好像是批評別人，而不是批評自己，這讓了解情況的人覺得缺少自我批評的精神，不過，由于劉是在人大作關于憲法的報告，是一個很莊嚴的場合，涉及個人是不適當的，人們當可理解。應該說劉的這一批評實際上也是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辛文完全不顧這一切，大肆攻擊毛澤東而抬高劉少奇，宣傳一些完全違背事實的觀點，這顯然是極其錯誤的，也是經不起一駁的。

至于辛文說，“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作了《關于新民主主義建設問題》的報告。在預測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機時，毛澤東插話說：‘也許全國勝利后還要十五年。’根據毛澤東這一提法，劉少奇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在黨內作的《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性質與政權性質》的報告中說：‘在中國，從現在起到實行一般民族資本國有化，還需要經過許多步驟，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到底需要多久？這要看國際的和國內的各種條件來決定，我們估計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其實，這“10-15年”說的顯然是過渡到社會主義需要的時間，而絕不是要等到“10-15年”之后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點，只要看看他們自己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的論述就可以了然。辛文斷定毛澤東建國后悄悄放棄新民主主義論的說法，表明他對新民主主義論還缺乏正確的理解。他的理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錯解。

二、辛文對馬克思主義農業集體化理論的無知

辛文說，“在中共黨內領導層，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準備是不足的。據王力說：‘毛主席最大的弱點是沒有系統地讀過《資本論》。這是上層領導的通病。’‘對陳伯達、胡喬木兩位，毛澤東認為他們最大的短處都是沒有讀過《資本論》。別人他并不要求都要通讀《資本論》，而中國的大理論家，沒有讀過《資本論》是不行的。’毛澤東的主要理論顧問是陳伯達。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可以像十八世紀的手工工場那樣依靠分工提高生產率的觀點，毛澤東是受了陳伯達的影響，而陳伯達自己并沒有弄通原著，誤導了毛澤東。這個理論錯誤，后果非常嚴重，后來毛澤東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認認真真地搞合作化、公社化，搞大躍進，以他那樣高的智商犯那些常識性的錯誤，都是以這個理論為精神支柱的。”“毛澤東看了山西省委的報告、華北局的批語和劉少奇的批語之后，經過一段思考，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我不能支持你們，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他的論點是：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曾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機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的基礎，也是可行的。（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頁）”另據林蘊輝《劉少奇之路3》的轉述，毛澤東接著還說了一句話：“這符合七屆二中全會和《共同綱領》關于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經濟的決定。”（林蘊輝：《劉少奇之路3》，中央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頁）本來，毛澤東的意見已經為劉少奇、劉瀾濤和薄一波所接受，這一點在薄一波的書里講得很清楚：“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但是，辛子陵卻不顧這一起碼的事實，提出：“請讀者不要忽略上面這段話。歷史巨人毛澤東在改造小農經濟的問題上就是在這里失足的。他的整個的社會主義空中樓閣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理論基礎之上。”

在辛子陵先生看來，所謂的“毛澤東的失足”就在于他沒有系統地讀過《資本論》!但是，這恰恰說明，辛子陵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業集體化的理論缺乏起碼的了解。實際上，馬克思主義關于小農必須通過集體化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并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雖然，在《資本論》里也有不少地方涉及小農，但是，都沒有對他們的集體化問題進行論述。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書里完成的。在這本書里，恩格斯寫道：

“我們對小農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在我們奪取國家政權的那一天，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他們呢？

“第一，法國綱領（指法國工人黨在1892年馬賽代表大會上制定、在1894年南特代表大會上作了增補的土地綱領——引者注）的論點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預見到小農必然滅亡，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

“第二，同樣明顯的是，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時候，我們決不會考慮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樣。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499頁）

在這本書里，恩格斯說，“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麥社會黨人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計劃”，“一個村莊或教區的農民——在丹麥有許多大的個體農戶——應當把自己的土地結合為一個大田莊，個體出力耕種，并按入股土地、預付資金和所出勞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麥，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們將這一思想運用于小塊土地經營方面，我們家會發現：把各小塊土地結合起來并且在全部結合起來的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經營的話，一部分過去使用的勞動力就會變為多余的；領導的這種節省頁就是大規模經營的主要優點之一。”（同上，第499頁）他還說，“假如我們不得不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底以后，再來實現這個改造，那對我們可就太糟了。”“如果我們許下的諾言使人產生哪怕一點點印象，以為我們是要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那就不僅對于黨而且對于小農本身也是最糟糕不過的幫倒忙。”（同上，第500、501頁）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取的對待小農的態度，也是后來馬克思主義者依以進行農業集體化的一個經典的理論根據。我們知道，列寧后來寫了《論合作社》，進一步闡發了恩格斯的思想，而斯大林則以恩格斯和列寧的論述為依據在蘇聯開展了農業集體化運動；毛澤東也以恩格斯、列寧的論述為根據，并且參照斯大林領導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驗在中國開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或許辛子陵又會懷疑：毛澤東是不是讀過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相關著述？我這里要說的是，列寧的《論合作社》早在1924年就有了中譯文（載《東方雜志》第21卷第5期），而恩格斯的《法德農民問題》也在解放初期就有了曹葆華和毛岸英自俄語轉譯的中文本，毛岸英是毛澤東的長子，這個譯本他更不可能沒有讀過。至于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作的《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早在1949年底或1950年初就由齊思聞根據蘇聯《青年布爾什維克》1949年第24期的一篇相當詳細的介紹文章將其譯為中文發表在《時代》雜志第6期上，1950年3月20日的《人民日報》還曾對其進行了轉載。一直關心農業和意識形態問題的毛澤東當然不會不注意此文。隨后，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又于1951年出版了斯大林此書的中文單行本，毛澤東對此書更不會漠不關心。

關于毛澤東批評劉少奇、劉瀾濤和薄一波的話究竟是怎么講的，現在我們只看到薄一波的敘述，原話還沒有見到，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不僅完全符合恩格斯等的論述，而且也符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關于協作的優越性的論述。在那里，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家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就生產方式來說，例如初期的工場手工業，除了同一資本同時雇用的工人較多而外，和行會手工業幾乎沒有什么區別。行會師傅的作坊只是擴大了而已。”“不過，在一定限度內還是會發生變化。”（《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359頁）他指出：“即使勞動方式不變，同時使用較多的工人，也會在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上引起革命。”（同上，第 360頁）許多人共同或交替使用同一生產資料，可以提高生產資料的使用效率，使生產資料節約。馬克思還認為，“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么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么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同上，第362頁）他進一步說，“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因此，12個人在一個144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12個單干的勞動者每人勞動12小時或者一個勞動者連續勞動12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同上，362-363頁）他還舉例說，“總體勞動者例如24只手傳磚，比單個勞動者每人都用兩只手搬著磚上下腳手架要快。”（同上，第363頁）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還特別提到了與農業有關的部門。他說，“在許多生產部門都有緊急時期，即由勞動過程的性質本身所決定的一定時期，在這些時期內必須取得一定的勞動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爾根的谷物，在這種情況下，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這種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時間開始并在一定的時間結束。”（同上，第 364頁）毫無疑問，馬克思關于協作（沒有分工的簡單協作）的這些論述對于我們認識集體勞動的優越性也是大有幫助的。毛澤東之所以用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優越性來說明合作化的好處，其根據正在這里。顯然，這并沒有什么不對的地方。

至于毛澤東是不是系統地讀過《資本論》的問題，去年，我在批駁謝韜的一篇文章里就已指出：事實上，毛澤東不僅在延安時就已經開始接觸《資本論》，在建國后也多次閱讀《資本論》。1954年他在讀《資本論》時，還在版權頁和目錄頁上留下了這樣的字跡：“1938、1867， 在71年之后中國才出版”；“1867年，距今87 年”。1959年10月23日毛澤東外出，要帶走一大批書，他指示逄先知同志要以下一些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諸如《資本論》、《馬恩文選》（兩卷集）、……一直到斯大林的著作《列寧主義問題》、《聯共黨史》。其中第一本就是《資本論》。（見龔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7、16-17頁）說毛澤東沒有系統地讀過《資本論》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上面，我們講到了馬克思關于協作的優越性的論述，這些話雖然不是為了論述農業集體化問題，但是毛澤東用它來說明農業集體化的優越性也是完全正確的。就憑這一點，也可以很好地駁斥辛子陵關于毛澤東沒有系統地讀過《資本論》的說法，并且還可以證明，真正沒有系統讀過《資本論》的，并不是毛澤東，而正是他自己。事實上，如果他真的系統地讀了《資本論》，就不會不知道馬克思關于協作的大量論述，也就不會無端地批評毛澤東“沒有系統地讀過《資本論》”了。

需要指出的是，不僅毛澤東談到了工場手工業時期結合勞動對于個體勞動的優越性，并以之論證了農業集體化較之個體單干的優越，在這之前，斯大林在《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里也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斯大林說，“例如拿前頓河州霍漂爾河地區的集體農莊來說吧。從表面上看，這些集體農莊在技術方面似乎和小農經濟沒有區別（機器少，拖拉機少）。其實，在集體農莊里面單是把你們的工具集合起來使用就成熟了我們的實際工作者所夢想不到的效果。這種效果表現在哪里呢？表現在轉上集體農莊軌道后播種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為什么會有這種‘令人頭暈目眩’的效果呢？因為你們在檔案條件下是沒有力量的，而在他們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來并聯合為集體農莊以后，就變成了巨大的力量。因為農民已經有可能開墾在單干條件下難以開墾的熟荒地和生荒地。因為農民已經有可能把生荒地拿到自己手里。因為已經有可能把空地、零星小塊土地和地界等等利用起來。”（《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頁）

在這方面，辛文竟然把毛澤東的說法說成是“受了陳伯達的影響，而陳伯達自己并沒有弄通原著，誤導了毛澤東”，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據我所知，辛的這一說法也不是他的發明，它來自林蘊輝在《劉少奇之路3》中的一段“據說”：“據說，毛這段關于西方資本主義講過工場手工業階段，形成新生產力的談話，是他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查了《資本論》后為他提供的。實踐證明，陳伯達在這里為毛出的是一個餿點子。”（林蘊暉：《劉少奇之路3》，中央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頁）一個嚴肅的學者怎么可以根據所謂“據說”就對相關的人和事作出判斷呢？在這件事上，辛子陵顯然也是以訛傳訛，同樣是極不嚴肅的。這件事，從時間上來說，毛澤東批評劉少奇、劉瀾濤和薄一波在前，陳伯達接受毛澤東指示主持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并且起草《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在后，怎么是毛澤東“受陳伯達的影響”，是陳伯達“誤導了毛澤東”呢？根據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1951年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華北春耕中應當注意的八件事》的社論，要求在尚無互助組的地區，應廣泛發展各種形式的互助組。至于伙買公共農具等現象，華北局認為，只可在農民覺悟程度與組織成都較高的地區適當提倡，但不能普遍推廣，更不可強迫一般互助組照辦。4月17日，山西省委送來一份報告，因其與華北局的觀點不同，劉瀾濤請示劉少奇，劉少奇表示：“現在采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于搞農業生產合作社。”后來他在 5月4日的批復里，5月7日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里，6月29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里，又多次批評了山西省委的觀點，認為“這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7月25日，華北局向中央作了《關于華北農村互助合作會議的報告》，再次闡述了劉少奇對于這個問題的觀點。隨后，毛澤東找劉少奇、劉瀾濤和薄一波談話，表示：他不支持華北局，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講的道理為劉少奇等所接受。同時，毛指示陳伯達召開互助合作會議。這次會議是9月份舉行的，而陳伯達為中央起草的文件更是在會后才完成的。這個過程說明，不是毛澤東受陳伯達影響，也不是陳伯達誤導了毛澤東，而是，毛澤東自己首先做出了決定然后才指示陳伯達主持會議和起草文件的。至于說陳伯達也沒有讀過《資本論》，同樣很值得懷疑。據毛澤東的衛士李家驥在《毛澤東與他的秘書們》中回憶，毛澤東進城以后，陳開始沒有住進中南海，由于毛要經常找他，所以陳后來也搬進了中南海，先住在勤政殿一間小屋，后搬到迎春堂一個四合院。一天，毛澤東帶著警衛到南海散步，順便去看了陳伯達的家。寒暄兩句后，毛對陳說：“伯達，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有這樣一段話，你幫我找找。”說著從口袋里取出一張寫著字的紙條給陳。陳看了一遍，從書架上取下《資本論》，翻了幾下便找到了，并對毛說，“主席你看，是不是這一段？”主席接過書一看，說：“對，就是這一段！讓小李把書給我帶回去，用完再退你。”（《新聞午報》2007年11月12日）這雖是一件小事，但是也可以說明，陳伯達不但讀過《資本論》，而且還比較熟悉。試想，如果陳伯達沒有系統讀過《資本論》，毛澤東又怎么會找他去查呢？陳又怎么能夠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找到《資本論》里毛澤東想要弄清楚的那段話呢？

還需要指出的是，按照辛子陵的說法，所謂“毛主席最大的弱點是沒有系統地讀過《資本論》”以及“陳伯達沒有讀過《資本論》”之說，都來自于王力的《王力反思錄》一書，但是，我們查看王書，卻發現，辛子陵的說法和王力的說法是大不一樣的。辛的引文說“毛主席最大的弱點是沒有系統地讀過《資本論》。”“對陳伯達、胡喬木兩位，毛澤東認為他們最大的短處都是沒有讀過《資本論》。”而王力的原文里這兩處都不是“沒有讀過《資本論》”，而是“沒有讀通《資本論》”。（《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7頁）表面上看，這里都只相差一個字，將原話的“通”字改成了“過”字，但是其意義就相差很遠了。“沒有讀過”是根本沒有讀，而“沒有讀通”則是雖然讀了，但是還沒有融會貫通的意思。兩者顯然是大不一樣的。不過，王力如此評價毛澤東和陳伯達“沒有讀通《資本論》”，顯然是把自己放在“讀通《資本論》”之列的，這就很有些“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嫌疑了。由于此處是批辛而非批王，對于王力似不宜言之過多，這類事待有適當機會再說。再有，陳伯達明明只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但是，辛文卻硬要把他說成是毛澤東的“理論顧問”。這也是別有用心的。因為“政治秘書”只是為毛澤東服務的一個職務，而“理論顧問”則表明有更高的理論的修養，這個頭銜自是和政治秘書不能同日而語的。顯然，這都是為他的陳伯達“影響毛澤東”和“誤導毛澤東”的觀點服務的；而其最終目的則是為了否定毛澤東，這也是顯而易見、不說自明的。

三、辛文對農業生產特點的妄說

辛文說，“毛澤東期望中國的個體農民通過組織起來（建立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進行勞動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什么總是緣木求魚越搞勞動生產率越低呢？從根本上說，這是農業生產的生物學特性決定的。第一，農業生產的主要生產資料——土地，是散布在廣袤的空間中的，無論是種麥、種稻或是種雜糧，你不可能把它裝進工場的車間，這就不具備像生產扣針那樣每人完成一道工序流水作業的條件，農業生產這個特點被稱做空間上的‘廣延性’。第二，農作物的生產有一定的周期，播種、管理、收獲都有一定的季節，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顛倒，也不能提前或者推后。北方種麥，有農諺說：‘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種麥正當時。’就是秋分前后那十來天播種，錯了季節就要減產或絕收。這個特點叫做時間上的‘繼起性’”。文章還說，“再怎么組織起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都不能打破農業生產的時空結構，將不同地段和不同節氣的農活歸類集中作業。‘廣延性’和‘繼起 性’這個時空的‘硬件’是打不破的。有些特殊的農活需要一定規模的集體勞動，如打井、修渠、滅蝗等，這是自然給定的條件下產生的集體勞動的需要，不是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如果從這里面看出‘社會主義因素’來，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挖運河，就都是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了。在一定的自然和技術條件下，農業生產的各種組織形式中，一家一戶的單干，以農戶為基本經營單位，是效率最高的、實現收益的最大化的經營形式。這是人類社會幾千年選擇的結果。”

看來，辛子陵是一個小農經濟“萬歲論”者。讓他認為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的小農業是效率最高的，而這是由農業的生物學特性決定的所謂“廣延性”和“繼起性”兩大“農業生產特點”使然，是人類幾千年選擇的結果。

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

否。實際上，農業生產與其它生產不同的特點并不是辛文所說的什么“廣延性”（詞典上根本找不到辛子陵所說的“廣延性”這個詞目，電腦詞庫里也沒有這個詞，讓人不知所云，看來這也是他的一個“創造”。——引者）和“繼起性”。“廣延性”如果是指農業生產需要一定的土地，那其它任何生產也都需要一定的土地。以工業來說，沒有土地，又何來廠房？工人又何以立足？更遑論進行生產了。“繼起性”按辛文解釋是指“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顛倒，也不能提前或者推后”，難道其它生產不同樣也有先后之分，要依次進行，不能顛倒么？難道可以先織布而后再來紡紗？辛文說的這兩點顯然不能成為農業生產不同于其它生產的特點，而這兩個所謂的農業生產的特點也根本不能成為農業不能搞協作（包括簡單協作和分工）和實現集體化的理由。

對于農業生產的特點，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曾做過深入的研究，有許多精辟的論述，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巨大的應用價值，很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和應用。可是，出于偏見的辛子陵，竟數典忘祖，置前人的研究成果于不顧，放著寶貴的精神財富而不去學習和運用，卻想憑借自己的那點極其可憐的知識和經驗去另搞一套，他自以為是所謂“創新”，而且將其吹噓為“打不破的時空結構”。辛子陵顯然沒有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這個屬于科學領域的問題，他搞的這一“創新”又怎么能夠不“失足”呢？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馬克思是怎樣論述農業生產的特點的：

在馬克思看來，農業生產與其它生產不同的最大特點，或農業之所以為農業的最本質的特點，是“經濟的再生產過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會性質如何，在這個部門(農業)內，總是同一個自然的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9頁）就是說，在農業中，人的經濟再生產過程是和動植物的自然再生產過程是交錯在一起的。也可以說，農業是一個在人的指導和干預下進行的自然再生產過程。

正因為農業有這樣一個本質的特點，因此農業受自然因素的影響要比其它產業大得多，它不僅要受動植物本身這個自然因素的影響，還要受土地、氣候這些外部的自然因素的影響。亞當·斯密對此曾有一定的認識，他在《國富論》中說，“同數農業勞動者，所產出的谷物、葡萄酒、油、忽布花（一譯啤酒花——引者）等商品量，就一年不同于一年；但同數紡織工所產出的麻布和呢絨，卻年年相等，或幾乎相等。”（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53頁）不過他的這一闡述并不準確。馬克思對其糾正道：“如果在農業中‘同量勞動’由于由于氣候等條件而提供不同量的產品，那么，斯密自己已經說明，由于機器、分工等等，在工業等部門中‘同量勞動’提供的產品量也是極不相同的。可見農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的區別并不在這一點上。這種區別在于，在一種場合，‘生產力’是在‘事先決定了的程度上’被使用，而在另一種場合，生產力卻取決于自然界的偶然性。”（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5頁）

由于農業是在人指導下的自然再生產過程，農業的生產率受到自然的影響很大，這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這樣，農業的發展就呈現出與工業發展不同的態勢。對此，馬克思曾作過這樣一個描述：

“一般說來，應該承認，在原始的，資本主義前的生產方式下，農業生產率高于工業，因為自然在農業中是作為機器和有機體參與人的勞動的，而在工業中，自然力幾乎還完全由人力代替（例如手工業等等）。在資本主義生產蓬勃發展的時期，同農業比較，工業生產率發展很快，雖然工業的發展以農業中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之比已經發生大變化為前提，就 是說，以大批人從土地上被趕走為前提。以后，生產率無論在工業中或農業中增長起來，雖然速度不同。但是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這種不平衡必定開始縮小，就是說，農業生產率必定比工業生產率相對地增長得快。這里包括：（1）懶惰的農場主被實業家，農業資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種者變為純粹的雇傭工人，農業大規模經營，記憶積聚的資本經營；（2）特別是：大工業真正科學的基礎——力學，在十八世紀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那些更直接地（與工業相比）成為農業的專門基礎的科學——化學、地質學、生理學 ，只是在十九世紀，特別是十九世紀的近幾十年，才發展起來。”（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6頁）

當然，馬克思在這里是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論述這個問題的。這里沒有涉及生產關系。在涉及生產關系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許多論述。在這些論述里，指出了小農是一個正在走向衰亡的過渡的階級，個體經濟這種生產方式正在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在這方面，辛文說“一家一戶的單干，以農戶為基本經營單位，是效率最高的”，鼓吹“小農經濟穩固論”是完全錯誤的。如果說，歷史上的小農由于實行農業和農村副業的結合還有一點的穩固性的話，那么，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廉價工業品摧毀了農村副業，小農經濟已經變得岌岌可危了；而資本主義大農業所具有的巨大優勢，更使小農難以與之競爭，而只能靠過度的勞動和極低的消費茍延殘喘，哪里有什么“最高的效率”可言？至于說西方國家的所謂家庭農場，無論是其土地面積、所投資本以及實際的經濟關系來說，都具有很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與小農經濟遠不是一回事，將它們混為一談明顯是一種欺騙。實際上，早在歐文那個時代，西方就開始有農業合作社，一直到現在從未絕跡過，辛文卻說什么“分工合作不能提高農業的生產率，不能多打糧食，所以至今先進國家的農業仍然是家庭農場，而沒有“組織起來”，如此信口開河的“論文”實在讓人嘆為觀止！

由于農業的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是結合在一起的，還產生了農業生產的又一個特點，這就是農業的生產物會作為自身的生產要素重新進入農業生產過程。馬克思說，“農業、畜牧業等和其它生產部門所不同的，第一，不是產品會成為生產手段，……。第二，也不是農產品作為商品，即作為資本的組成部分加入生產；……。因此，剩下來只是第三，產品作為本身的生產資料加入生產過程，而這個生產過程的產物就是這些產品。在及其父母也有這種情況，機器生產機器，……。在農業中，這種情況表現為自然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由人引導的，雖然它也‘略微’創造人本身。（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62頁）

由于農業同時是一個自然再生產過程，在動植物的生長、發育、繁殖的過程中有一個自然力作用的時間，在這個時間里不需要有人的勞動介入，這就產生了農業的生產時間和勞動時間的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往往還相當集中，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因而也產生了所謂“農忙”和“農閑”的交替。馬克思說，“在許多生產部門都有緊急時期，即由勞動過程的性質本身所決定的一定時期，在這些時期內必須取得一定的勞動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爾根的谷物，在這種情況下，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這種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時間開始并在一定的時間結束。”（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364頁）雖然這里講了“許多生產部門”，但舉的例子都是農業的，說明這種現象著呢也中表現得特別突出。他還十分明確地說，“生產時間和勞動時間的差別，在農業上特別顯著。”“在這里可以看到，生產期間和勞動時間的不一致（后者僅僅是前者的一部分）怎樣成為農業和農村副業相結合的自然基礎。”（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8、269頁）毫無疑問，這是農業與其它生產不同的又一個特點。

最后，由于農業是人指導下的自然再生產過程，在這里，土地是作為勞動手段發揮作用的，這是農業生產的又一個重要特點。馬克思曾說，“土地（在經濟學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現成的生活資料給人類，它未經人的協助，就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頁）但是，對于農業來說，土地既不是提供生活資料的食物庫，也不是一般的勞動對象，而是重要的勞動資料。對于作為農業的土地，馬克思說，“這里不能像工業生產中隨意增加心率相同的生產工具，即肥力相同的土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頁）當然他也指出，“肥力并不像所想的那樣是一種天然素質，它和當前的社會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一塊土地，用來種糧食開你很肥沃，但是市場價格可以驅使耕作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場因而變得不肥沃。”（同上，第185頁）并且認為，“正如所有其它生產工具一樣，土地資本是可以增多的。按照蒲魯東先生的說法，我們不能在土地的物質成分上添加如何東西，但是我們可以增加作為生產工具的土地。人們只要對于家變成生產資料的土地進行新的投資，就可以逐步增加土地面積的情況下增加土地資本。”（同上，第186頁）這里實際上提出了對土地的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問題。盡管土地是有限的，但是，通過在同一塊土地上追加投資（包括資本、勞動和技術）農業的生產規模仍然是可以不斷擴大的，產量仍然是可以不斷增加的。資產階級學者提出什么“土地報酬遞減規律”，但是他們忽視了科技進步這一最為重要因素的作用，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人類的未來是光明的，一起悲觀的論調都是沒有根據的。

上面我們扼要地介紹了馬克思有關農業生產特點的論述，對照辛子陵關于農業生產特點的高論，什么是科學真理，什么是無知妄說，人們是不難分清的。

按照辛文的說法，農業生產具有所謂“廣延性”的特點，是指農業的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是散布在廣袤的空間中的，無論是種麥、種稻或是種雜糧，你不可能把它裝進工場的車間，這就不具備像生產扣針那樣每人完成一道工序流水作業的條件”。農用土地和工場車間的區別并不在于一個是無遮蓋的田野，一個是有遮蓋的廠房。實際上，為了一定的需要，農業也常常在有遮蓋的溫室（大棚）進行生產。特別是一些動物的飼養，如養蠶，還必須在室內進行。一些大的養蠶場與工場車間很難說有什么不同。現在一些大的奶牛場也是這樣。說到簡單協作，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舉的例子大多就是農業方面的，這就說明，在農業中實行簡單協作是更加普遍的現象，是更為可行的。至于分工，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就有了按照年齡和性別進行的自然分工，后來又出現了農業與畜牧業的社會大分工。隨著社會的發展，在農業內部又出現了糧食作物和工業原料作物的分工、一般種植業和園藝（蔬菜、水果和花卉的種植與栽培）業的分工。同樣，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類似于工場手工業內部的那種分工也隨處可見：犁地、施肥、運輸、揚場常常是男人的事，而插秧、收割以及平時的田間管理則差不多都是由婦女承擔。既然一家一戶還能進行自然分工，為什么許多人在一起勞動的生產合作社就不能進行分工呢？這顯然是說不通的。因為分工是和生產的規模成比例的。一個人是無所謂分工的，幾個人就可以有小范圍的分工，人數越多，分工就可以越細密，斷沒有生產規模大了，人多了，反而不能進行分工的道理。

至于辛文所說的農業生產具有“繼起性”的特點，我在前面已經指出，這并不是農業所特有的，其它生產也有同樣的現象。辛文說“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視察一個生產扣針的手工工場時，發現了分工協作所造成的巨大生產力。”這里要指出的是，亞當·斯密并不是英國古代政治經濟學的“鼻祖“，他也并不生活在17世紀，而是生活在18世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鼻祖應該是17世紀的威廉·配第。實際上，亞當·斯密所舉的扣針的例子恰好說明，在工業中也存在辛文所說的“繼起性”的問題。試想，如果不首先將鐵絲拉直，哪里談得上將其切斷？又何以進行磨尖及以后一系列工作？這個“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次序不是也同樣是“不能顛倒”的嗎？需要指出的是，工場手工業不僅有這種按照生產的先后工序進行的分工——馬克思稱其為“有機的工場手工業“，而且還有按照不同零部件的生產進行的分工——馬克思稱其為“混成的工場手工業”。馬克思把這兩種形式稱做“工場手工業的兩種基本形式”。在這方面，辛文顯然是以偏概全了。

實際上，所謂分工，就是不同勞動的并存。由于在分工的情況下，一個人只需要重復做一些比較簡單的操作，不需要由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因而就大大地節省了時間并且也大大提高了勞動的熟練程度和技巧，同時由于分工使勞動簡單化，還有利于運用一些專門的工具乃至機械，這樣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亞當·斯密對分工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國富論》的第一章就是“論分工”，其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5頁）辛文為了否定農業集體化，竟然以所謂的農業生產特點為理由而否定農業有實行分工的可能，做得是不是太過分了？！

辛文為了否定農業集體化，還搬出了《資本論》，說什么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早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還大講“十七世紀歐洲的手工業工場和二十世紀中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除表面相似之外，本質上是不同的。進入手工業工場做工的是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他們到工場做工是自愿的，是別無選擇的謀生手段。被‘說服動員’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中國農民卻不同，他們是有土地、有農具甚至有耕畜的小私有者，具有獨立經營發家致富的生產資料和經營能力，入社等于剝奪（立即剝奪或逐步剝奪）他的生產資料，不允許他發家致富。”

辛文如此美化資本主義而丑化社會主義，乃是對《資本論》的歪曲，也是對歷史的顛倒。

17世紀歐洲的無產者“到工場做工是自愿的”嗎？看來，搬出《資本論》的辛子陵并沒有讀過該書的《所謂原始積累》那一章。在那里，馬克思告訴我們：“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地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產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頁）當然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并不這樣看。馬克思在駁斥這些人時說，“對‘神圣的所有權’進行最無恥的凌辱，對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這是為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學家就會以斯多葛派的平靜心情來加以考察帶有托利黨色彩的‘博愛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個例子。從15世紀最后30多年到18世紀末，伴隨著對人民的暴力剝奪的是一連串的掠奪、殘暴行為和人民的苦難，這些只不過使他得出下面這個‘稱心如意的’結論：……。到19世紀，人們自然甚至把農民和公有地之間的聯系都忘卻了。更不必談到最近的時期：1801年到1831年農村居民被奪去3513770英畝公有地，并且由地主通過議會贈送給地主，難道農村居民為此得到過一文錢的補償嗎？”（同上，第796頁）而為了讓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進工廠做工，還制定種種的血腥法律，從在臉上烙印到割去耳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哪里是什么“自愿的”？！

至于辛文譏笑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用“說服動員”的辦法讓農民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不許農民致富，就更加荒唐了。須知，社會主義思想是不可能自發形成的，即使是工人階級也要從外部進行灌輸，難道農民就不需要進行說服動員嗎？問題還在于，為了讓農民能夠致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土地改革，讓無地和稍低的農民分到了土地；而為了防止兩極分化現象的發生，通過合作化使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這怎么能夠說成是“不許農民致富”呢？

辛文為了反對合作化，還搬出作家趙樹理。當時陳伯達曾征詢趙的意見，趙說“現在的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毛澤東認為趙的意見很好，在起草文件時也考慮了趙的意見，提出既要防右，也要防“左”。這又有什么不對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趙樹理和辛子陵完全不同，他并不反對合作化。他的小說《三里灣》表明，他是支持并肯定合作化的。不僅如此，趙樹理還發現了大寨的陳永貴，認為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并且向山西省委書記陶魯茄竭力推薦，陶魯茄又向毛澤東推薦了陳永貴，這樣大寨和陳永貴這面旗幟才被豎立起來，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從這里頁可以看到趙樹理的為人和他對農業集體化的態度。

辛文還說，“這里有一個情況要分清楚：以道義為目的的濟貧和以提高生產率為目的的經營。”這又是對我國農業集體化事業的污蔑。我國的合作化運動什么時候提出過“以濟貧為目的”？從來沒有過。正好相反，我國的合作化運動抄來都是以發展生產為目標。當然發展生產也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難道實行共同富裕這個目標也是所謂“以道義為目的的濟貧”嗎？

文章已經寫得夠長了，盡管辛文的這類奇談怪論還有不少，不過主要的都已經說到了。

毛澤東曾告誡人們說：“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里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頁）

奉勸辛子陵：還是放誠實和謙遜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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