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時間表與二個調查結果彰顯歷史——四辯大躍進　　

關于大躍進期間的狀況，許興全指出：據1964年統計，建國以后到1964年為止，在新建設的大中型企業項目中，屬于1958年以后開工的，在許多重工業部門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從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產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煉鋼占36.2％，煉鐵占32.7％，采煤占29.6％，機制紙占33.8％，棉紡錠占25.9％。[許興全：毛澤東晚年理論與實踐] 　　

盡管如此，黨內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從大躍進以來，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躍進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起源。人們的許多爭論仍然溯到那個決策及其過程中的黨內斗爭。　　

    關于這段歷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有一段話，作為書寫的綱，現摘錄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時。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湊，提出了“十大關系”。當時還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選舉演說，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產鋼四百多萬噸，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后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進委員會”，要當社會主義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還搞了一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此外沒提其他的具體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現了一個躍進，工作中有一點毛病，于是有人就來一個反“冒進”，資產階級右派抓住了這條辮子，說我們“全面冒進”，否定社會主義的成績，舉行猖狂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報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接著周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報告，給資產階級右派一個有力回擊。同年九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林鐵同志發言講多快好省，在會議總結的時候，贊成他的發言，大家鼓掌歡迎，一致同意恢復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促進委員會”。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報》關于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論。這年冬季，全國展開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的群眾運動，把全國人民的干勁鼓起來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寧、成都開會，把問題扯開了，批判反“冒進”，確定以后再不準反“冒進”，提出《工作辦法六十條》，形成“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的提法。如果沒有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搞不出總路線。五月黨的八屆二次大會上正式通過總路線。同時會議還談到，總路線雖然基本上已經形成，但是還不完備，還需要制定為總路線所需要的各項具體政策；指出總路線還不鞏固，還有一個認識過程，還有一些人懷疑。接著搞具體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權，工業分權、財政分權、文教分權。北戴河會議提出鋼的產量翻一番，大搞鋼鐵的群眾運動，即西方所說的“后院煉鋼”。同時開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門打炮。結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們從心里不滿意，要抓我們的辮子。工作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毛病，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幾個月幾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糧食；再加上一平二調三收款，刮“共產風”，農民不愿意把豬調出來，自己殺了吃掉，把糧食和副食品的供應弄得緊張起來，日用品有百分之幾供應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鋼產量指標，北戴河定為三千萬噸，武昌會議降為二千萬噸，上海會議又降為一千六百五十萬噸，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為一千三百萬噸。所有這些都被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抓住。但是，他們在中央反“左”的時候，不提意見，不來反“左”。他們在兩次鄭州會議上不提，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北京會議不提，都不出來說話。經過上述會議，中央已經從方針路線上撥正了航向，反掉了當時的“左”傾，指標已經逐步落實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勢發展已經到反右成為主要問題的時候，他們卻在廬山會議上出來“反左”。

　　這些說明，天下并不太平，總路線確實還不鞏固。經過兩次曲折，經過廬山會議，總路線現在比較鞏固了，認識總路線正確的人愈來愈多了。但是，事不過三，還要準備來一次曲折。如果再來一次，就可以更加鞏固起來。浙江省有一個材料，說有些公社現在又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情況。全國都要查查，有沒有同類消況，還可能再次出現“共產風”。

　　一九五六年出現反“冒進”那次曲折的時候，國際上發生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批評斯大林，發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蘇。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這次曲折，國際上是全世界反華。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反對。杜勒斯反對我們的大躍進，說我們搞奴隸勞動；反對我們的人民公社，說公社破壞了家庭。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些人不滿意，有些人懷疑。在亞洲，尼赫魯制造中印邊界事件，赫魯曉夫站在尼赫魯一邊反華。印尼又出現排華運動。國際上的這種斗爭還沒有結束。同國內一樣，在國際上也要準備可能再有曲折和斗爭。

　　人類歷史一百萬年中，資產階級的三百年，是一個大躍進。無產階級為什么不能大躍進？我們的任務是要爭取把躍進繼續下去，要把全國人民的干勁長期保持下去。重要的問題，是要把社會主義革命搞徹底，堅持反對資產階級影響的斗爭。一九五七年的斗爭，一九五九年的斗爭，都是整風反右，都是反對資產階級的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我們對資產階級的影響、資產階級的殘余勢力，批判得愈徹底，就愈能使人民群眾從它的威脅束縛下解放出來。我們要破除各種各樣的迷信，其中包括對蘇聯建設經驗的迷信，例如對“馬鋼憲法”（烏拉爾地區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基地的企業管理辦法）之類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是希望在迅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以同樣迅速的速度實現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激劇變革，并在實際上以這種變革促進經濟的發展。正如大躍進的理論與實踐所表明的，按照毛澤東的觀點，發展中國的物質生產力的目標與追求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以及群眾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毛澤東確信，建立共產主義形式的社會組織與發展生產是發展現代經濟的兩個同樣重要的前提。大躍進運動的影響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顯示出劃時代的意義。我們有必要認真地總結大躍進運動的寶貴經驗和教訓。　　

為此，將收集材料，力爭加深論識。這是整理和提出的第三辨，之后將陸續刊出。本人期望有助于供諸網友參考和研討。　　

1毛澤東的初衷和指導思想無可厚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25.html　　

2大躍進的基本思想和成績不容抹殺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082.html　　

3五條標準與口紅式共產主義間的斗爭及其實質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433.html　　

4一張時間表與二個調查結果彰顯歷史　　

毛澤東逝世不久，卻把歷史責任統統推給毛澤東。鄧小平在《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講話。”（《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206頁。）鄧小平這番述說，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正直的、頭腦清醒的人們感到疑惑。而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們，則不吝筆墨，不惜唇舌，不厭其煩的攻擊毛澤東。他們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發生的“左”傾錯誤——浮夸風、“共產風”、窮過渡、平均主義、否定商品交換……不分青紅皂白，惡意地掛在毛澤東賬上，原來是非是被顛倒了的，歷史是被篡改了的。。我們必須擺事實，講道理，講黨性，弄清是非。還清白于毛澤東。那么，讓我們看一下農業問題上的一張時間表與二個調查結果，看清事實，看清事實真相，看清本質吧。　　

4.1吳冷西說：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　　

吳冷西同志寫的《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中指出：毛主席在　1958年4月1日　至9日，毛主席召集華東和中南一些省委書記到武昌開會，一方面讓他們了解成都會議的情況，另一方面聽取他們（主要是河南的吳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匯報“苦戰三年”的打算。大體上每隔一天開半天會，其余的時間讓大家看成都會議的文件，并由譚震林、柯慶施和陶鑄介紹成都會議的情況。

　　毛主席在聽各省匯報時，作了很多插話。

　　在吳芝圃談到河南正處在全面大躍進時，毛主席說，這可能是冒險主義，也可能是馬克思主義。后來，毛主席又說，河南的工作做得還是好的，不要說他們過火了，只是要壓縮一下空氣，做得切實些，一些口號在登報時要注意一下。

　　在曾希圣談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時，毛主席說，現在說苦戰三年改變面貌，其實三年之后還要苦戰五年，才能完成40條。提口號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戰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變面貌。對于下面報上來的成績，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個折扣才穩當一點。對工程師、科學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學，但要破除迷信。

　　在舒同談到山東三年實現40條有把握時，毛主席說，今年是空前的一年，這樣的大躍進在歷史上未曾有過，我們沒有經驗。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膽子可能大一點，現在還是要小心謹慎，不要把事情說滿了。

　　在周小舟談到湖南也處于高潮時，毛主席分析全國出現高潮的原因：一是從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過一個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進，又有了“反面經驗”；三是1957年三中全會恢復了40條、多快好省和促進會；四是整風、反右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還說，他現在擔心是不是會再來一個反冒進。　　

毛主席又談到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毛主席說，武昌會議，還有成都會議的精神，就是人民日報宣傳的大綱，有些具體意見，我在這兩個會上都談到了。還有幾點同報紙關系較為密切的意見。接著，毛主席談了以下幾點意見：

　　1，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壓縮空氣。鼓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江蘇提出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勁，這種精神是好的，應當宣傳。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說調整一下宣傳調子就會泄氣，這種顧慮要注意。目前總的方針還是鼓足干勁，氣可鼓而不可泄。

　　2，現在各地提出這個“化”那個“化”很多。“化”就是要變，反映群眾的愿望。提出“化”的口號響亮，能動員群眾。但是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郁郁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說一年實現的，有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是講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余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沒有事情干了嗎？要留給后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而還。報紙對一些具體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干部和群眾方向明確。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的重要性就在這里。

　　4，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象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目前大躍進的形勢正是鍛煉的好機會。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見，編印一些新聞和評論供記者、編輯學習。（后來新華社編印了毛主席寫的新聞和評論的文集。）

　　5，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并報告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后來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后再說。在北戴河會上，也沒有就此做出決定。看來這是因為形勢變化太大太快所致。）　　

南寧會議是一個勁反“右傾”的，成都會議和武昌會議的主旋律是鼓足干勁，其間雖然也談到留有余地或壓縮空氣，但聲音微弱，到了5月間的八大二次會議，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6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夸風到處泛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于典型報道，后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　　

4.2農業問題上的一張時間表　　

　1958年三月九日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說：要躍進，但不要空喊，要有辦法，有技術，指標很高，實現不了。通縣原來畝產150斤，1956年一躍為800斤，沒有實現，是主觀主義。…現在的躍進，有無虛報，空喊，不切現實的毛病。　　

1958年三月二十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說：建設的速度，是個客現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　　

1958年三月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說：三年內不要減少自留地和個人養豬。可以說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積累，分的少了，應該讓農民發展一些副業，增加一些收入。…大社可以辦一些加工廠，最后由鄉辦，或幾個鄉聯合辦，縣辦社助，手工業社辦工礦。　　

　1958年四月六日　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說：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務實。糧食到手，樹木到眼才算數。…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話是不需要的，華而不實是不好的，如果華而不實，喜功便會無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結果會轟轟烈烈之后無功而返，這就不好了。…壓縮空氣，河南一年要實現幾個化，當然現在我們不要說他們過火了，但某些口號要調整一下，登報時要小心些。壓縮空氣，空氣還是那么多，氧氣并沒有減少，只是壓縮，變成液體、固體。　　

　1958年四月一日　至六日在漢口會議上的插話，毛澤東說：真正綠化，要在飛機上看一片綠。樹種下去就叫做綠化？好多地方還是黃的，只能叫黃化。

  《人民日報》不要輕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們以后要問，你們化了幾年，為什么還要化？樹種下去，稀稀拉拉的還沒有活，倒宣布綠化。“化”搞得很濫，動不動就宣布“化”了。　　

   農民瞞產可以原諒，他是沒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現在這樣搞法，增產七百億到一千億斤，我們國家一年征購只八百多億，這就等于不要征購了。他們何必再瞞產。到那時，全國糧食總產量就有四千多億，即使多購一點，他們也不傷心。瞞產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帶頭和糧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訴農民，把全國總賬告訴他，你再增產，國家也只要這么多。今后征購以后的余糧也保存在鄉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會上當；不相信，就會喪失信心。我們對各項工作、各種典型，都要好好檢查，校對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產、假躍進、假報告）。　　

1958年五月十七日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增產的措施，土壤應當放在前邊，土、肥、水、種秄，還有密植，要單列一項，要合理密植。廣東一畝要搞三萬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發三根苗，結二十七萬個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萬粒。兩萬粒一斤，一畝八百斤。畝產八百斤不就算出來了嗎？　　

人民日報六月所放小麥衛星：　　

　1958年　6月8日　　，河南遂平衛星公社5 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1958年　6月9日　　，湖北谷城樂民公社畝產2357斤；湖北襄陽，700萬畝小麥畝產1500--2000斤；
　1958年　6月11日　　，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產2394斤；
　1958年　6月12日　　，河南遂平衛星公社畝產3530斤；
　1958年　6月15日　　，一版頭條眉題：豐收凱歌震天響 億萬人民笑開顏 主題：河南小麥產量躍增一倍多 副題：“觀潮派”“算帳派”應及時猛省了
　1958年　6月16日　　，湖北谷城，4353斤；
　1958年　6月18日　　，河南商丘雙樓公社，4412斤；
　1958年　6月21日　　，河南輝縣田莊公社，4535斤；
　1958年　6月23日　　，湖北谷城先鋒公社，4689斤；
　1958年　6月30日　　，河北安國，5103斤；

　1958年七月三日　毛澤東寫下了“介紹一封信”一文，他說：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同志最近率領北路檢查團到從化縣，經四天工作，給省委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三個問題：一、對早造[2]生產的看法問題；二、群眾路線問題；三、大字報問題。這些都是全國帶普遍性的重要問題，值得一切從中央到基層的領導同志們認真一閱。紅旗半月刊應當多登這樣的通信。這封信的風脫去了知識分子腔，使人高興看下去。近來的文章和新聞報導，知識分子腔還是不少，需要改造。這封信在廣東黨內刊物上發表，由新華通訊社當作一份黨內文件發到北京的。其實，這類通訊或文章，完全可以公開發表，無論對當地同志和全黨同志都有極大好處。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造每畝么能收３００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２００斤增長５０％，何況還有３５０－４００斤的希望。原先的８００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這是由于缺乏經驗，下半年他們就有經驗了。對于這件事，從化的同志們感到難受，這種難受將促使他們取得經驗，他們一定會大進一步。群眾路線問題，仍然是一個值得全黨注意的問題。　　

1958年七月 三日毛澤東向一線領導(小平、彭真、震林、伯達)寫信，說：你們看這封信是否可以發表？我看發表毫無害處。請伯達打電話給廣東省委，問一下這封信是否已在黨內刊物上發表，或者是用單個文件發表〈到〉各縣，或者并沒有發去？再則告訴他們，我們擬在紅旗上發表，他們意見如何？以其結果告我為盼！　　

八大二次會議會議之后，劉少奇們則主觀唯心的提出他們的萬斤說。　　

人民日報　7月12日　，河南西平，小麥7320斤；

人民日報　7月12日　，福建閩侯城門鄉公社，早稻3275斤；

　7月18日　，福建閩侯連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　，江西波陽，9195斤；
　7月31日　，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1958年7月14日　—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少奇同志參觀了臺前社，社干部向他匯報說：玉米、谷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宏偉社匯報說：籽棉畝產1．5萬斤。少奇同志聽了贊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報》　　

1958.07.23，《人民日報》社論, 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么？說：湖北省襄陽專區，就是全省有名的低產區，去年夏季大豐收，產量由一般年景的五、六億斤激增至十四億三千萬斤，今年更翻了一番，達到三十億斤以上。全區平均單位面積產量也由去年的一百五十四斤躍增到三百斤以上。河南省偃師縣是小麥高產縣，小麥產量逐年增加，1956年達到單產二百六十二點四斤，1957年因災也產二百二十八斤。今年，這個縣曾有不少人認為小麥在這樣高的產量基礎上，再要有大的增產是不可能的，沒有想到全縣平均產量竟達到了五百七十多斤。究竟一畝地能打多少糧食？我國的農業增產潛力有多大？看來現在誰也不敢下斷語了。　　

　1958年八月一日　在紅旗第5期,陶鑄發表” 駁糧食增產有限論”, 他說：在糧食增產的速度問題上,幾年來，在廣東，黨內外是有過爭論的。有人論為，糧食增產不可能快，充其量每年只能增產百分之十，…主要是受著天時地利的自然條件的限制，這種限制是人們今天還無法改變的。…他們說: 糧食增產速度已經是“不得了’了，黨提出增食增產再加快速度的要求，是’ 主觀主義’的。他說： 歷史事實和科學研究征明，自然界的蘊藏力是廣漠無垠、無窮無盡的。應該說，今年的糧食增產還只是在水稻增產的途程上跨出第一步。我以為廣東糧食增產的目標，如果今年能夠達到一千二百斤，那么，只要是需要的話, 到一九六二年就可以達到畝產糧食三千斤或者更多一點。
     他說：社會需要來有計劃地而不是盲目地發展工業和農業各種產品的生產。如果按照社會需要的增長，而要求實現這樣的高產指標，就必須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高產的各種條件。此如廣東今年早稻在初步搞好水、土、肥的農田基本建設的基礎上，實行了密植，已有畝產二千多斤的。今年晚稻一定會有更高的產量出硯。今后只要再進一步貫徹么密植為中心的多項技術改革，如合理排灌、合理施肥、深翻深耕、選用良種、培育壯秧、’早播早插，’并突行鼓嚴格的，田間管理，保征早稻每畝生長六十萬穗以上，晚稻八十萬穗以上，全年水稻畝產量即可提高到七千至八千斤，加上冬季糧食作物，全年即可達到一萬斤。所有這些，清楚地說明了“糧食增產有限論”者對自然的認識是極為貧乏，他們的論斷才是主觀主義的。

人民日報
　7月31日　，湖北應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　，湖北孝感長風公社，15361斤；
　8月10日　，安徽樅陽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　，湖北麻城建國公社，36956斤；
　8月22日　，安徽繁昌，43075斤9兩；
　9月5日　，廣東北部山區連縣，60437斤

　1958年8月6日　，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關于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趙云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1987年第六期）。

　　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社員和干部大搞實驗田，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是在邁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豎起這樣的紅旗，一個二分地沼氣山藥堆就得花幾百個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計算，這除了幾萬人的人民公社，那一個普通農業社能夠辦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　1958年9月1日　《人民日報》）

　1958年8月13日　，毛澤東去天津新意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匯報說，畝產可達10萬斤，毛澤東聽后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澤東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人民日報》曾登過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戲地站在稻秧上，毛澤東搖頭風趣的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毛澤東到湖北省，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我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139頁）

1958.08.13《人民日報》社論【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介紹: 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花生畝產一萬多斤的高產“衛星”，從湖北省麻城縣麻溪河鄉和福建省南安縣勝利鄉的田野上騰空而起了。這是今年我國農業生產上又一件大喜事。我們熱烈地向發射早稻、花生高產量“衛星”的同志們祝賀。　　

去年，我國水稻畝產的最高紀錄，單季稻是二千四百多斤。麻城麻溪河鄉建國第一社所創造的紀錄，比去年增長十四倍以上。去年我國花生畝產的最高紀錄是一千五百多斤，南安縣所創造的最高紀錄，比去年增長了六倍。這樣高的單位面積產量，這樣高速度的增產，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　　

這又一次生動地證明，“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創造出史無前例的奇跡來。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同志寫回來的信。劉西瑞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介紹: 這次壽張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壽張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全縣范圍的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谷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干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于畝產一、兩千斤，根本沒人提了。這里給人的印象首先是氣魄大。今年壽張一個大功績，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產帽子。根據他們的經驗，在同樣條件下，谷子要比玉米產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樣，更便于密植。從現有條件看，一畝谷子密植到四、五十萬株，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一棵谷穗一兩谷，一畝就是三萬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風、不見陽光，就要影響生長。現在每畝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萬多斤，而做到這樣，還很不容易。谷子產量即高，還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較早、有利于及時種小麥等好處。對玉米和谷子的身價，應該重新評評。他們的大豆產量也很高，估計畝產二千斤的很普遍，萬斤衛星也可能出現。　　

　1958年9月10日　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省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那么做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報》）

　1958年9月19日　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1958年9月30日　《人民日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4/143954.html　　

這兩篇報導，可以說是浮夸風、高指標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共產風”一應俱全。這是劉少奇、鄧小平所把的輿論關口所放的“衛星”新聞，是劉少奇搞的共產主義試點取得的“成績”。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于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　1958年9月10日　—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業發展布局”的規劃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話“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精辟地說明了生產計劃安排的復雜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這里公社社員要求實物加貨幣的工資制以后，也同樣用孟子上述的話，指示縣委，必須慎重考慮實物加工資的比例，以便滿足社員們復雜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縣委按照《禮記》上面的話，修訂規劃，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報導說：少奇同志還指示縣委對全縣工、農、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筆細賬，又引證〈禮記》上面的話“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野，則財恒足矣！”讓縣委根據上述細帳，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縣委要發展高中，以作為發展大學的后備；并且建議省委解書記幫助徐水大學解決三兩個教員。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學和縣科學研究所共有一部分儀器設備以后，指示說：好呀！你們慢慢地就會辦成正式大學，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許比那還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人家，全民所有制還并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希望大家努力，爭取早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少奇同志對徐水縣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干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贊揚。

　　第五，少奇同志還對徐水全縣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作了許多美妙而寬廣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報》）　　

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許許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　9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一縣一社，即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殘余，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都實行了供給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　1958年10月17日　《人民日報》）

鄧小平。鄧在大躍進中言詞雖不多，但卻驚人，58年9月，他在東北視察時說，糧食增產20、30%是右傾保守，要增產100%才對，并鼓勵東北要快點搞城市人民公社，最好是一個城市一個公社。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1958年北戴河會議后，九月初，毛澤東又南下考察，“在鄭州，聽了河南省委書記和工作團領導的匯報后，他感到他們一片叫好聲中，就是沒有反映問題。他問：‘有什么問題沒有？不要只說成績，我想知道有什么問題沒有？’一連問了幾遍，還是沒有問出個所以然來。所以毛澤東要找工作團的普通工作人員來開會，再問問情況。”　　　　

工作團是中央機關下放鍛煉的干部。這些干部“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大家還是一片叫好聲。”“毛澤東似乎對這一片叫好聲不滿足。他盯住了坐在身邊不遠處的胡秀云，決定單刀直入：‘小胡，你說說，有什么問題沒有？’”　　　　

胡秀云說：“反正我看婦女挺高興的。原來圍著鍋臺轉，現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澤東聽后又說：“你是不是吹牛？大鍋菜炒出來的就是不如小鍋菜炒出來香么。”　　　　

這時，胡秀云才說了真話：“我就是納悶，怎么晚上畝產400斤，早晨就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個比一個能吹。”　　　　

在場的人都很吃驚，而且都不吭聲。毛澤東轉過頭，拿眼去看河南省委的干部們，又望望譚震林和廖魯言說：“你們到底是在放衛星還是在放大炮？”　　　　

誰也沒有回答，會場沉默了好一會。（參看吳曉梅、劉蓬著《毛澤東走出紅墻》179――181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1958年11月, D聽完縣委書記的匯報后，帶著蔑視的神情諷刺道，“你們這些人哪，太沒上進心了。拿綏陽縣的麻來說。那能每畝就產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縣委書記們為之膛目結舌。接著，他換了一付滿有信心的神氣，冒充內行說道：“要集中力量搞高產地。決心丟掉一些田地。你們石頭縫縫里還種包谷，合不來，合不來，統統不要。你們現在有五百萬畝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萬畝。咱們每畝要產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種地了。”　　

1958年11月初，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今年的糧食產量9000億斤，有假，最多7400億斤，把7400億斤當底數，其余1600億斤當作謊報。人民是騙不了的，敵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別人的豬說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麥子報成400斤。畝產萬斤這股風是《人民日報》刮起來的。他提醒人民日報說：要冷靜，這次會議之后，畝產廣告要逐漸減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絕跡。否則，《人民日報》就會變成中央日報（按：國民黨報紙——筆者注）。

　58年11月6日　，D接替吳芝圃制定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中規定，1972年鋼產量要達到4億噸，按人口平均超過英國。這個綱要的浮夸風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4.3 二個相反的調查結果　　

　4.3.1　劉少奇們的調查　　

[　1958年7月14日　—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少奇同志參觀了臺前社，社干部向他匯報說：玉米、谷子，畝產3萬斤至5萬斤，地瓜30萬斤；宏偉社匯報說：籽棉畝產1．5萬斤。少奇同志聽了贊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報》）

我們看看中央辦公廳的調查報告：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產　　

劉西瑞   《人民日報》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７日　　

《人民日報》編者按：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同志(劉少奇特派員?)寫回來的信。這封信生動地反映了那里大躍進的形勢，提出了一些足以啟發思想的問題，特把它介紹給讀者。　　

這次壽張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壽張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全縣范圍的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谷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干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于畝產一、兩千斤，根本沒人提了。這里給人的印象首先是氣魄大。　　

他們的莊稼也真長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壓塌地。雖然下面提出的萬斤指標，今年不一定完全實現，但萬斤社、萬斤鄉一定出現，可能不止一個。全縣畝產三、四千斤則是有把握的。　　

糧食單位產量從百斤到千斤，是個質變，從千斤到萬斤，是更大的質變；這樣高產量，從措施來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種、密等幾條，但在具體執行這些措施中就有許多新東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們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讓作物吃飽喝足，不給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鬧“胃病”。看來，農作物的肚子大得很。這里的單季玉米、谷子豐產畝，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達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萬斤，化肥（主要是土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數地達到五百斤，是否已經吃飽喝足還難說，但決不過分。過去不少人認為一畝旱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燒死莊稼，損害土壤，這種看法，很顯然是有片面性的。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夠的水和一定的有機質肥料相配合，一畝地（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沒危險，并且完全必要。同時，水隨肥漲，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關鍵。足水、足肥還必須和深翻相配合，這一點在壽張特別突出，也是他們能夠在大面積的土地上展開萬斤運動的決定環節。根據壽張的經驗，要搞萬斤糧，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質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這樣做，土質很好不要改良、單是松土的土地也要這樣做。他們的豐產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尺半左右，他們認為不超過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礎上，就可以放手密植。這一點在谷子的種植上表現得特別清楚。過去種谷子一步三安苗，一叢叢的，每畝只留苗三萬多株。現在他們的谷子種得像麥子似的密，基本不間留，一般在十萬株左右，豐產田二十萬株到二十六萬株，而穗子決不比過去小。很明顯，沒有深耕和足夠的水和肥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礎上放手密植（當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們的“田間管理如繡花”，畝產萬斤就成一個現實的事物了。萬斤運動能否普遍推廣而不局限于小塊土地試驗，在水利已基本解決的條件下，看來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肥料；二是勞力。他們解決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產到每畝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８０％。而土肥主要是靠勞力換來的，所以中心還是勞力問題。　　

到底一萬斤糧食要多少勞動日？到底一個全勞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產多少糧食？我們粗粗算了幾筆賬，很難答復，原因是彈性大得很。這個問題一方面和畝產多少有關系，比如許多社原來計劃畝產雙千斤，每畝需用三十個工（單算田間和積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設。以前畝產二、三百斤時，一畝十五個工左右），現在指標增到萬斤，使用原來的工具，每畝地也不過六、七十個工。就是說，產量增四倍，用的勞力不過增一倍；單產愈高，用的勞動量愈相對的少。這是一種情況。另一方面，還決定干勁的大小和工具的優劣。據對幾個社的了解，畝產指標萬斤糧（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萬斤，管理如繡花。一畝地需用的勞動工，以正常的勞動強度，使用原來的工具（鐵輪車加木輪手推車、畜力水車）計算，至少要七十個工；如果對工具加以改良，實現滾珠化，有五十個工就夠了；如果鼓足干勁加上夜戰，工具改革的徹底些，還用不了三十個工呢！說來說去，是不怕指標高、措施大，就怕沒干勁和不改良工具。壽張每人平均二點六畝地，每個勞力平均六畝地，單算勞力賬，要大搞萬斤畝是絕對辦不到的，但實際上他們是辦到了。他們的鋼鐵姑娘或鋼鐵姐妹，住到田間，專管高額豐產田，每人平均還需要管二畝地呢！他們今年的計劃實現了，平均每人就能生產六、七萬斤糧食。看來，只要干勁鼓得足足的，加上積極改良工具，普遍搞萬斤運動（如果需要的話）不是辦不到的事。　　

關于工具改革，從這里看，當前主要是運輸和深耕的問題。現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強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況下，解決深耕工具還是個大問題。對運輸問題，我們也算了一筆賬：畝產萬斤糧，如果要用七十四個勞動日的話，其中翻整土地和澆水各占６．６％，田間管理占１０．８％，收獲入倉占１２％，而運肥、施肥就要占６４％，后兩項費工大主要是運輸用工多。解決了運輸問題，勞動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２０％—３０％。實現了滾珠化將解決很大問題。不過目前鐵輪大車對道路破壞得很厲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運輸工具大為減色。現在高唐縣有的社用舊膠皮和破鞋底代替鐵皮改裝大車，既減輕車的重量，又保護了道路，還騰出很多的鐵（一輛鐵輪車的鐵皮約百余斤），一舉三得，值得重視。我們想，如果全華北能在短期徹底消滅了鐵輪大車，做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減省勞力，對改變整個農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壽張一個大功績，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產帽子。根據他們的經驗，在同樣條件下，谷子要比玉米產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樣，更便于密植。從現有條件看，一畝谷子密植到四、五十萬株，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一棵谷穗一兩谷，一畝就是三萬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風、不見陽光，就要影響生長。現在每畝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萬多斤，而做到這樣，還很不容易。谷子產量即高，還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較早、有利于及時種小麥等好處。對玉米和谷子的身價，應該重新評評。他們的大豆產量也很高，估計畝產二千斤的很普遍，萬斤衛星也可能出現。多種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決肥料不足的一個好出路。這里過去種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兩年來因擴大玉米和地瓜，被擠掉不少。這里的地瓜和小麥矛盾也不小，地瓜種植面積占耕地４５％，今年小麥播種面積要占９０％，８０％的地瓜茬要種麥子，小麥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曬干，這兩項重活擠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顧此失彼。從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種植，是個必須及早注意的問題。　　

目前下面對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勁頭是很大的，但對收獲后如何保管，普遍沒有準備。我們問鄉社干部和群眾時，最初他們都是“糧食多了還怕沒辦法？”“那由國家買吧！”經過算細賬才大吃一驚，才覺得糧食多了也有問題。特別在壽張，光紅薯一項大約每人平均要收四、五萬斤，該縣大部地區是滯洪區，房子很小，以往的一點點糧食還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來，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虧不可。這一點，我們已向縣委講了。　　

壽張縣是　1958年7月14日　—18日劉少奇視察過的地方，少奇同志聽了贊揚說：你們打倒了科學家，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一個革命。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之人也許就是劉少奇之行之人，他們之結論是：全縣范圍的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谷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干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　　

　4.3.2　毛澤東組織的調查

　1958年10月26日　上午，毛主席秘書通知我(吳冷西)，說毛主席要找我和田家英談話。毛主席派吳冷西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調查研究。地點是河南新鄉地區的一個縣（修武縣）和一個公社（新鄉縣的七里營公社）。

毛主席說，現在來談國內問題，你們辦報的也要心中有數。這就要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會議迄今已有兩個月。國慶節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馬看花，除了給你們新華社寫了一條新聞（按：指毛主席自己寫的巡視大江南北的新聞，登在　10月1日　報紙上）外，感到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認真研究。

　　毛主席說，大躍進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后面貌大為改觀；搞得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你們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況。北戴河會議時我說過公社的優點是一大二公。現在看來，人們的頭腦發熱，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們要去的修武縣，全縣已成了一個公社。我還要派人去了解山東壽張縣，聽說那里準備苦戰三年進入共產主義（按：后來派陳伯達到遂平調查，因為陳已去過壽張了）。

   毛主席鄭重地說，他的意思不是要我們搞本本主義，按圖索驥，對號入座，也不是要我門照本本上宣傳，而是想使我們對馬、恩、列、斯關于共產主義說過什么話有個大致的了解，下去調查中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特別當記者的，不能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報紙宣傳影響大，人家頭腦發熱，搞報紙宣傳的也頭腦發熱，那就壞事了。　　

毛主席從　11月2日起　主持鄭州會議，會議討論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定初稿和15年至20年規劃綱要草案(新40條)。前一個文件是陳伯達主持起草的，毛主席批評他急于過渡，諱言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要重新寫。后一文件提出1972年要生產2億噸鋼，毛主席指出這個草案缺乏根據，吳冷西回憶：毛主席說，他在鄭州批評了陳伯達主張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批評起草新40條（按：指15年－20年規劃綱要草案）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產2億噸到4億噸鋼。現在有些同志說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實際上把科學也破除了。毛主席說，凡是迷信一定要破，凡是科學、真理一定要堅持。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等級森嚴、嬌驕二氣，非破不可。但還有相當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資制度、國家強制、上下級關系等等，還得保持。如果把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體無完膚，就會天下大亂，總有一天要承認錯誤，還要賠禮道歉。毛主席還說，中央已有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1959年要修　2萬公里　鐵路。周總理主持制訂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5年內才修　2萬公里　，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當機會主義者。　　

針對陳伯達鼓吹一個縣一個公社[陳伯達同志插話：一個縣一個公社優越性比較大：（1）統一調配勞動力；（2）統一財政收入；（3）統一產品分配；（4）統一發工資（不同的管理區），在二三年內，工資水平不一定要強求拉平。生產發展可拉平，現在保持一定差別有好處；（5）實行分級管理，發揮各級的積極性。管理還可以分四級；（6）服從國家統一的經濟計劃和上繳利潤的計劃。一縣一社和一縣數社相比較：①統一調配勞動力，聯社也可以，但是聯社不易統一供給……。], 毛澤東說：統一是統其可統者，不過過去中央的辦法，是有條件的，無條件的說法是錯誤的。無條件服從黨的領導的說法，也是不對的，不正確的就可以不服從，要破除這個迷信。無論什么時候，都有條件的。要破條件論，不要立條件論。　　

針對陳伯達鼓吹一個縣一個公社可說是有全民所有制[陳伯達同志接著說：②聯社各分社自負盈虧，但聯社也可抽一部分公社積累；③統一調撥商品，一縣一社好辦，一縣數社就難辦；④統一財政收支，一縣一社在一個縣的范圍內，可說是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質，但在一個省的范圍內還不能那樣說。], 毛澤東說：鞍鋼一個工人拿八百元，一個工人勞動產值一萬八千元，除了七千二百元原料，生產成本，還有一萬零八百元，這就是國民收入。分兩部分：一部分叫消費，即八百元工資；另一部分為國家作公共積累。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會主義。小全民，大集體，人力、財力、物力都不能調撥。這一點需要講清楚。兩者混同起來不利。現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說不是就是“右傾”。 有兩種所有制，即全民與集體，但有一種起決定作用，即能調撥，不能服從全國的調撥，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就是要產品調撥。陳伯達們把集體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將商品交換提高到產品交換，使中央機構能掌握全部產品。不愿劃界線的，主要是認為時間已到，以為已經上了天，你們是右傾。　　

三十六條，商品生產：調撥，我完全贊成。為什么公社與公社之間實行合同制，國家與公社之間不可以訂合同呢？這可能觸犯“左”派。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同的工資要保留一個時期。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只是一部分，多數不是買賣。商業賺得太多了。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多越好。共產主義要有步驟。修武縣委書記的設想是完全正確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要考慮的。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于消失。同志們，我們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當中央組織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因無必要而消失。吳××同志也要同陳伯達同志搞在一起，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后農民就會和鄭州工人一樣。游擊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耐心如何行？沒有耐心不行。我們曾經耐心等待勝利。　　

資產階級法權，法權思想，法權制度等問題。列寧曾提出“全線進攻”的口號，當時新經濟政策實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蘇聯像榮毅仁這些人統統丟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組織還是資產階級式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爺架子，三風五氣，不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要堅決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價值法則，則不能一下子破，雖然它們也是資產階級法權范疇。現在有些人宣傳破除一切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值得注意，這種提法不妥。　　

有一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中的小生產者，我們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國所有。不要說剝奪小生產者，只要說廢除商業，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就會使臺灣高興。我們五四年犯過錯娛，征購太多，要搞九百三十億斤糧食．全體農民反對我們，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這也是“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不知道農民手里有多少糧食。曾經有過這種經驗，犯過這種錯誤，后來，我們減下來了，決定搞八百三十億斤糧食。第一個反對的是章乃器，可見資產階級唯恐我們天下不亂。總之，這個規律我們過去沒有摸到。中國農民有勞動所有權，土地、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權，因此有產品所有權．不知道什么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顯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我們還有脫離農民的危險。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繳（包括縣內調濟），十年之內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譚）要留八分之二，農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贏。中國工人窮慣了，工作起來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時，叫他們回去都不走。農民煉鐵煉鋼以后說，工人老大哥可不簡單。農民太窮，工資太少，現在拿的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口）平均五元是少數。　　

針對劉少奇農民是老大哥的論調，毛主席指出：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對于集體所有制采取資產階級遺留下來的形式，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農村有些走在前面。這是現象，不是本質。究竟鞍鋼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在農村。鞍鋼八級工資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兩天，就以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農民是無產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有些同志讀馬克思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到實際當中遇到實際問題他的馬克思主義就要打折扣。干部中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于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覺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們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因素的資本主義的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并以第三十六條為例，盡量用不明顯的文字，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于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斯大林說不能剝奪農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勞動力如同種子一樣，是屬于集體農莊和公社。這和鞍鋼工人不同，他們是為全民生產。集體農莊和公社，不但有種子，還有肥料、產品。產品所有權在農民，不給他東西，不等價作買賣，他是不給你的。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呢？斯大林死啃著大機器，看起來好像要啥拿啥。實際上心疼得很。修武縣第一書記，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條是怕災荒，減產了，發不了工資，國家不包，又不能補貼，二條是豐產了，怕國家拿去。這個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樣，急急忙忙往前闖。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因此這一段時間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的形式，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針對他們窮過渡的論調。（×××：達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園林化。）（××：我們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比工人收入多時，就不好轉了，把三化壓低，趁熱打鐵，早轉此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毛澤東責問道：照你的講法，十八年建成社會主義大有希望。按照××、××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趁窮過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難過渡。總之，線是要劃的，就是如何劃，請你們討論，搞幾條標準，一定要高于蘇聯的。　　

毛主席還說，中央已有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1959年要修　2萬公里　鐵路。周總理主持制訂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5年內才修　2萬公里　，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當機會主義者。[　11月22日　毛主席說，成都會議是五年　二萬公里　，現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　二萬公里　，劉少奇的氣魄很大。我很高興，問題是能不能辦到，有沒有把握。要找出根據，你有什么辦法？]
. 毛主席問我們，你們看虛報好還是瞞產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瞞產比虛報好。沒有打那么多糧食，你硬是充胖子，虛報了產量，結果國家按報的產量征購，多購了過頭糧，受害的是農民。瞞產少報，當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糧食豐收，干部要實報，農民想少報一點，無非想多留點，多吃點。多少年來，中國農民不得溫飽，想多吃點不算犯罪。瞞產了糧食還在，虛報了沒有糧食。虛夸危害很大。

　　談到這里，毛主席又講起故事來、他說，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虛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戰，曹營號稱83萬人馬，其實只有二三十萬，又不熟水性，敗在孫權手下，不單是因為孔明借東風。安徽有個口號，說：“端起巢湖當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澆”，那是做詩，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樣浪漫主義。

　　毛主席還說，大躍進中有些虛報是上面壓任務壓出來的，問題的危險性在于我們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報告。有位縣委書記強迫農民澆麥，下令苦戰三晝夜，結果農民夜里在地頭掛起燈籠，讓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覺。那位縣委書記看見點亮了燈籠，就以為已經澆麥了。鑒于虛夸作假成風，我們對下面送來的報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　　

    毛澤東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并沒有說到那時候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按：此指劉少奇——筆者注）頭腦發熱，想搶在赫魯曉夫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　11l　一112頁。以下應用簡稱《憶毛主席》）　　

二個調查兩種結論和看法，使人們看清了是哪些人頭腦發昏!在毛澤東逝世后，那些大搞浮夸風的人，為浮夸風喝彩的人，竟把浮夸風說成大躍進，大躍進說成浮夸風，把矛頭指向毛澤東！這豈不是戲弄歷史，戲弄人民！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決定歷史命運的是人民，而決不是其他什么人！真理就是真理，撒謊的人最終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4.5 為什么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右傾機會主義　　

   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犯“左”傾錯誤的是劉少奇等人。劉少奇一些人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花去了8個月（1958．8月—1959．4月）的時間，適才糾正過來，在這8個月中，毛澤東日理萬機，深入農村、工廠，做了深入調查，召開過諸多中央會議。作為65歲高齡的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場面多么感人！　　

     他們說： 總路線是‘左傾冒險主義’，大躍進是‘升虛火’‘發高燒’，人民公社‘辦早了’‘辦糟了’。彭德懷的意見書顯然是要說：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彭德懷的意見書顯然并不是針對犯“左”傾錯誤的劉少奇等人。如果是他們想糾劉少奇們之錯，他們為什么8個月（1958．8月—1959．4月）不發言。　　

試問，大躍進運動能否定嗎？大躍進的輝煌成就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61856）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至今仍發輝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大躍進運動中我們偉大民族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獻身精神，難道不應該頌揚，而必須否定嗎？！人民公社運動能否定嗎？否定了集體化道路中國農民應該走什么道路呢？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自力更生，還是依靠洋人？抹殺了上述兩方面的界限，還有什么是非可言呢？堅持馬列主義；肯定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才是馬列主義的根本主場。歷史己經證明：走資派始終以此為突被口，從而為他們的復案復辟開辟道路。　　

對此，后來毛澤東看了《海瑞罷官》后說：“你看他們配合得多么密切，彭德懷要翻案，劉少奇、鄧小平就支持他們。這個吳晗呀，完全是書生氣觀點，根本不知道彭德懷的葫蘆里裝的什么藥。我不是說他們有什么組織上的聯系，他們完全是一種思想上的共鳴嘛。”　　

毛澤東說：“今年初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實際上暴露了黨內的嚴重問題。別看彭德懷倒了，但是已經被推翻的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并不純潔，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毛澤東說：“搞政治就必須要有這種思想準備。就拿我來說，我是隨時作好下臺的準備的。一個是被帝國主義里應外合把我們共產黨的政權集體搞垮，我們成為俘虜；另一個就是被我們黨內的反對派趕下臺，像彭德懷一類人…，就要同這類修正主義分子和國內外、黨內外的資產階級作不調和的斗爭。只有斗爭才有出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在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田家英等人談話時，再次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還有《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第二天，毛澤東又和康生、彭真談話。毛澤東又說：“ 《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　　

毛澤東在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對《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一文的批語中說：一個文件擺在我的桌子上，拿起來一看，是我的幾段話和列寧的幾段活，題目叫做《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辦的，他算是找到了幾挺機關槍，幾尊迫擊炮，向著廬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發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愿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只有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180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做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活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活的資格，簡直是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家伙，你們那里肯聽我的那些昏話呢？但是據說你們都是頭號的馬列主義者，善于總結經驗，多講缺點，少講成績，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那么，好吧，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寧怎樣評論巴黎公社，列寧又怎樣評論俄國革命的情況吧！請你們看一看：中國革命和巴黎公社，那一個好一點呢？中國革命和一九○五——一九○七的俄國革命相比較，那一個好一點呢？還有，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同俄國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列寧寫那兩篇文章的時候的情況相比較，那一個好一點呢？你們看見列寧怎樣批判叛徒普列漢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垂死的資產階級和依附于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豬狗們”嗎？如未看見，請看一看，好嗎？　　

“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怎么樣？我們的右翼朋友。　　

　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　毛澤東說：孫中山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于這一點。困難是有的，錯誤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腐蝕黨、腐蝕人民的一種極壞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志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反的。　　

　 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中說：伴隨著 1958年的…熱情和期望一同出現的（并非全無聯系）還有關于經濟發展的獨特的毛澤東主義理論，按照當時具體的中國社會經濟現實來看，這種甚至具有嚴格經濟根據的理論的出現既非不合邏輯也非荒唐。人們普遍承認中國需要 “技術革命”，但問題在于，在不產生官僚主義和社會不平等的前提下（一句話，在不允許享有特權的技術知識階層發展的前提下），如何才能迅速地掌握現代技術和現代科學，又如何才能獲得這種掌握。　　

大躍進時期的若干思路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這些思路包括：現代世界經濟落后的國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的速度比工業化快得多。從資金密集的項目全部轉移到勞力密集型的項目——即從重工業轉到相對來說需要的投資較少且要求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農業、輕工業和中小規模的工業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說，實行這一方針的目的是一勞永逸地解決城市和農村中的失業問題。“兩條腿走路”的新工業方針設想以本地技術與本地資源為基礎，同時迅速發展國內大規模的現代經濟部門與中小型工業。因為中小型工業是采取勞力密集型方式經營，所以人們認為它們不會影響到重工業的投資比例。　　

毛澤東號召中國發展獨立的自己的技術，這是舊的民族自尊心與新的經濟考慮相結合的反映。這個號召預示了大躍進時代的主旋律之一——“自力更生”的原則。在經過了大躍進之后，自力更生成為人民共和國各項方針和實踐的基石。　　

毛澤東提出了科學技術與政治和社會的聯系，他說，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①［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　　

中國將要在技術上自力更生，不依賴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人民也將要在技術上自力更生，不依賴于技術知識階層。技術發展被當成了一場群眾運動，大躍進期間集會上叫得最響的口號之一便是：群眾必須自己掌握文化與科學。　　

促進輕工業為農民的消費生產廉價的商品，這會極大地提高農民增加農業產量的積極性，農業產量的增加又會反過來進一步促進輕工業的發展，這是國家為重工業發展積累足夠資金的根本前提。　　

充分使用地方資源和勞力要求將權力分散到地方有關部門，只有人民群眾在自己的組織中真正參加了經濟規劃經濟決策，群眾在生產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夠充分發揮出來。同步發展的關鍵在于發揮中國的人力，通過建立新形式的社會組織和適當的思想指導，就能在一場全面征服自然的戰斗中發揮和發動至今尚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中國人力資源。　　

     毛澤東在進行社會關系的革命變革時的指導原則是“趁熱打鐵”。現存的秩序 ——因而也就是拖延向更高發展階段的前進 ——無異于停滯和倒退。　　

     在毛澤東看來，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目標及意識形態目標與迅速發展物質生產力的目標是密切關聯的，而前者則被認為是后者發展的前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角度來看，正是在大躍進時代，出現了明確否定斯大林主義正統觀念的毛澤東主義。斯大林主義認為，主要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與經濟的迅速發展相結合就能自動地保證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實現。相反，毛澤東則認為，在經濟落后的條件下，為了保證共產主義未來的實現就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中官民不平等等因素，培養提高人的覺悟，才能避免資本主義方向，最終保證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　　

一張時間表與二個調查結果彰顯歷史!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毛澤東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將永放光芒，只有毛澤東思想能夠救中國。任何污蔑毛澤東的企圖都是徒勞的，因為真理在毛澤東一邊，人民在毛澤東一邊，反對毛澤東的人們必將以失敗而告終，一切加在毛澤東頭上的不齒之詞終將煙消云散，人民翻身之時，也就是毛澤東思想重新發揚光大之時。　　

歷史表明：那些泄氣、悲觀、糜爛、右傾的上層統治者們，他們的所作所為無非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意志，為其一勞永逸地建立他們夢想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而所造的譽論。人民群眾應當起來，“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講躍進之必要，說公社之原因，兼談政治掛帥之極端重要性。人民群眾應當為爭取自身的解放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努力奮斗！　

　　

　2010/9/4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