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揭秘“大躍進”檔案！
楊連旭
2006-11-19
注：考慮到無論罪魁禍首是誰，“大躍進”中出現(xiàn)的浮夸風、共產(chǎn)風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奇恥大辱。不過，既然當年毛主席不僅沒有追究，而且還主動承攬了主要責任！由此，俺老人家以為，對后來人而言，重要的是汲取教訓，不是追究責任。故此，本文完成后并未公開，只是在此前曾補充了最后一段內(nèi)容。
近日，只因著名科學家袁隆平不僅重復了關于“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四千萬人的這個謊言，而且信誓旦旦：當年親眼所見五具死尸，純系餓死。
由此，又引發(fā)了“大躍進”中浮夸風、共產(chǎn)風的罪魁禍首爭論。這樣，只好將此文發(fā)出，以正視聽。
順便建議：聘請袁隆平為公安部首席法醫(yī)。這老漢，不僅搞雜交有本事，做法醫(yī)鑒定也十分的了得！只看一眼尸體即知死因。現(xiàn)今，我國也不知發(fā)生了多少死因不明的無頭案，耗費了大量公安資源。倘若能由這袁老漢一眼鑒定，那經(jīng)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可是相當巨大的！
曝光“大躍進”檔案，那是黨國最高決策層的事，俺老人家一個布衣草民哪里能說的算、做的主呢。
可是呢，俺老人家也沒逗你玩、也不是忽悠你們，還真是要曝光“大躍進”檔案的，只不過這檔案都是早已公開的重視罷了。
不要忽視俺老人家所謂的“大躍進”檔案，從中那也是能發(fā)現(xiàn)些反映那個年代實情的蛛絲馬跡來的。
（一）
對中國來說，“大躍進”是個復雜的歷史情結(jié)。因為“大躍進”一方面開啟了中國全面工業(yè)化和農(nóng)村集體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在同時形成了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直接導致了“三年困難時期”。
盡管“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四千萬人的謊言，早已被事實和統(tǒng)計資料駁斥得體無完膚了，可期間畢竟發(fā)生了饑荒，就連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自覺自愿地餓浮腫了。
正因如此，這就給反社會主義、反共產(chǎn)黨、尤其反毛主席的“八國串”以口實。他們企圖以此來證明共產(chǎn)黨毛澤東的無能和毛澤東思想的破產(chǎn)，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
尤其是，關于“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四千萬人的這個謊言一經(jīng)出籠，“八國串”他們即如獲至寶，不僅以“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戈培爾精神，喋喋不休地四處兜售，而且還自以為勝算在握，自鳴得意，強烈要求公布當時的檔案，以圖掌握更多的證據(jù)徹底魔化毛澤東。
對此，俺老人家在《毛澤東無意之中露真相——鄧小平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四》曾強調(diào)：
可笑的這群蠢材！他們或者是祖?zhèn)鞯娜钡馊踔牵蛘呤欠疵珴蓶|到了走火入魔、鬼迷心竅的程度了。
豈不知，若是果真公布當時的檔案，那結(jié)果只能是證明了一個事實：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因為已經(jīng)公開的“大躍進”時期的檔案早就證明了：唯有毛澤東才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堅決反對和抵制“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的急先鋒！
其實，俺老人家所謂的已經(jīng)公開的“大躍進”時期的檔案，主要就是官方正式編輯出版的中共“八大”領袖的選集。
目前為止，中共“八大”領袖，毛、劉、周、朱、陳、林、鄧，官方只是沒有編輯出版林彪選集。那么，看過其他六位領袖的文集后，誰也一定會感到：
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除毛澤東在一如既往、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糾正之外，其他中共領袖如劉周朱陳鄧幾乎沒有什么突出地反映和表現(xiàn)。
其中，劉、周、鄧更是表現(xiàn)頗為蹊蹺詭秘！
（二）
先看二號領袖劉少奇。
《劉少奇選集》（下卷）中選入的有關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只有7篇：
23、關于中小學畢業(yè)生參加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問題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 (一九五七中四月二十七日)
26、地質(zhì)工作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開路先鋒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28、同炭子沖農(nóng)民的談話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當前經(jīng)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倫貝爾盟林業(yè)干部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竟然不可思議地出現(xiàn)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
劉少奇身為主持黨國工作的黨的副主席，處在非常的歷史時期的五年，竟然在文選中出現(xiàn)了整整三年的空白，尤其是在1959年4月當選為國家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后，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沒有一份文獻能收入《劉少奇選集》。
這說明了什么呢？
此后，雖然僅有兩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同炭子沖農(nóng)民的談話》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當前經(jīng)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那也都是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jīng)濟實行‘調(diào)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之后，是在“三年困難時期”末期的尾聲了。
（三）
再看三號領袖周恩來。
《周恩來選集》下卷中選入的有關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九篇：
關于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
給程硯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進一步提高軍隊的政治素養(yǎng)（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把知識和經(jīng)驗留給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共產(chǎn)國際和中國共產(chǎn)黨（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加強調(diào)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接見嵯峨浩、溥杰、溥儀等人的談話（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chuàng)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同劉少奇大同小異：
其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竟然不可思議地出現(xiàn)了一年又三個月的空白！
緊接著從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又不可思議的出現(xiàn)了一年又三個月的空白！
隨即，從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又不可思議的出現(xiàn)了八個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間達3年又二個月！
其中，僅有一篇是涉及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的《加強調(diào)查研究》。
可同劉少奇一樣，也是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并且決定對國民經(jīng)濟實行‘調(diào)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之后，在“三年困難時期”末期的尾聲，只是比劉少奇早了兩個月。
（四）
再看七號領袖鄧小平。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中選入的有關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產(chǎn)黨要接受監(jiān)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辦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細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輕的技術干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經(jīng)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比劉少奇、周恩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中，在“大躍進”和公社化期間，不僅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竟然不可思議地出現(xiàn)了一年又十一個月多的空白！
緊接著，從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出現(xiàn)了一年另七個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間達3年又六個多月！
甚至直到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之前，五年多的時間，沒有一篇涉及到經(jīng)濟工作的文章！
（五）
陳云作為黨的五號領袖、改革開放后是以經(jīng)濟行家著稱的。
《陳云文選》（第三卷）中選入的有關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十八篇：
經(jīng)濟體制改進以后應該注意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關于改進工業(yè)管理體制的規(guī)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關于改進商業(yè)管理體制的規(guī)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關于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guī)定（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
總結(jié)經(jīng)驗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保證基本建設工程質(zhì)量的幾個重要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其中，雖然絕大多數(shù)是論述經(jīng)濟問題的，但是主要卻只是具體的工作問題。
雖然是強調(diào)了《建設規(guī)模要和國力相適應》，但是卻沒有一篇是像毛澤東那樣旗幟鮮明地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尤其是更沒有涉及到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
（六）
劉、周、陳、鄧的選集中沒有或極少收入有關他們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的文章，無外乎是三種可能：
第一、他們本來有著大量的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和反對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種考慮，不宜收入；
第二、他們本來就沒有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和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自然也就無從收錄。
第三、他們本來就有著大量鼓吹“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和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只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形象不能收錄。
第一種（他們本來有著大量的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和反對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只是出于某種考慮，不宜收入）可能，基本可以排除。
因為在《朱德選集》中有關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有六篇：
發(fā)展手工業(yè)生產(chǎn)，滿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對農(nóng)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其中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對農(nóng)村辦公共食堂問題的意見》就明確指出：
“農(nóng)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象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軍隊都是年輕人，又是作戰(zhàn)部隊，可以這樣辦。社員的生活如果這樣長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系到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 同中共廣東江門地委負責同志的談話）
“吃大鍋飯，我一向就擔心。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當?shù)摹Ｈ绻ツ瓴还文敲匆还娠L，不知能出口多少東西！ ”（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同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同志的談話）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為原則。把糧食分到戶和節(jié)約糧食結(jié)合起來。農(nóng)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試驗了一下，他們知道在家吃飯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糧食節(jié)約下來，把豬、雞、鴨喂起來。這樣，看起來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這兩年我們只強調(diào)最好是消滅私有制。現(xiàn)在保留一點私有制，保留家庭副業(yè)，農(nóng)民才愿意多生產(chǎn)出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你不這么搞，他就不生產(chǎn)。去年吃大鍋飯把東西吃掉了，這是個極大的教訓。（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 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同志的談話）
“去年農(nóng)業(yè)是好收成，糧食為什么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nóng)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jié)省一些。” （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廬山會議的小組會上的發(fā)言）
“群眾說食堂有五不好：1．社員吃不夠標準；2．浪費勞動力；3．浪費時間；4．下雨天吃飯不方便；5．一年到頭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會開砸了；3．把批評挨砸了；4．把臉傷砸了；5.把上級哄砸了；6．把群眾整砸了；7．把勞動力費砸了；8．把樹砍砸了；9．把牲口草燒砸了；10．把鍋打砸了；11．炊管人員把鬼日砸了。 ”
“據(jù)豫東地區(qū)調(diào)查，允許群眾回家做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浮腫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給毛澤東同志的信）
另外，《陳云選集》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總結(jié)經(jīng)驗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也指出：“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工作，成績是巨大的，但也出現(xiàn)了一些嚴重的錯誤和缺點。”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就鋼鐵指標問題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強調(diào)：“我認為以九百萬噸鋼材來分配較為可靠。如果那個月生產(chǎn)超過了月定指標，我們第二個月就可將超過的部分再分下去，這樣并不妨礙超產(chǎn)。說把生產(chǎn)數(shù)字定得少一點（實際是可靠數(shù)字），會泄氣，我看也不見得。正如少奇（注【少奇——即劉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寧鄉(xiāng)人。當時任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第139、190、200頁。】）同志在政治局講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會泄氣。”
由此可見，在領袖的選集中收錄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的文章也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忌諱，只要是有，即照收無誤。
第二種情況（他們本來就沒有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和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自然也就無從收錄），是有可能的。主要依據(jù)是：
其一、這個時期選編了陳云的文章共十八篇，同其它時期所占的比例沒有異常，為數(shù)不少；
其二、陳云的文章中也出現(xiàn)了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的文章。
這就說明，只因其他領袖期間根本就沒有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自然也就無從收錄。
第三種情況（他們本來就有著大量鼓吹“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和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問題的文章，只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形象不能收錄）。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尤其是對劉、周、鄧三人而言。理由是：
其一、劉、周、鄧當時是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可他們選集中選編的這四年期間文章卻少得出奇，同其它時期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期間許多都早已是家喻戶曉、公開鼓吹浮夸風、共產(chǎn)風的領袖文章，如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lián)黨組織談話；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人員談話，等等，并未選入。
處在歷史非常時期，作為主持一線工作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的文選中，五年間竟然出現(xiàn)了兩年、乃至三年以上的文獻空白，這是對他們所擔負的職責是多么大的嘲諷！這只能說明：
正因為這三位領袖五年間有著大量鼓吹“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的文章不能收入他們的文選中，所以才造成他們的文選中，這五年期間文章，不僅少得出奇，而且沒有一篇是以經(jīng)濟問題為主的。
（七）
與其他領袖的選集相反，從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不包括有關批示，僅僅是《毛澤東文集》中收錄的有關論述經(jīng)濟、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就多達27篇。
那么，這是有意抬高毛澤東嗎？顯然不是。
因為關于1956至1966年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
“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fā)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xiàn)象逐步發(fā)展。”
而這些領袖的選集都是在這個決議之后編輯出版的，自然也就根本沒有必要刻意貶低他人、抬高毛澤東。所以，這只能證明：
唯有毛澤東才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堅決反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尤其是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急先鋒！在當時，他發(fā)表了最多的反對言論。
實際上，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已經(jīng)開始注意預防以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為主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了！
從《毛澤東文集》中不難感到：自中共“八大”后至1958年11月“鄭州會議”，毛澤東已經(jīng)很少就具體工作尤其是經(jīng)濟工作發(fā)表意見和指示，但是對農(nóng)村工作他卻不曾放松。
1957年1月27日 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講話中，毛澤東強調(diào)：
“全黨一定要重視農(nóng)業(yè)。”
在同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中毛澤東又談了《關于農(nóng)業(yè)問題》，指出：
“農(nóng)業(yè)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要說服工業(yè)部門面向農(nóng)村，支援農(nóng)業(yè)。”
“只為工業(yè)積累，農(nóng)業(yè)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yè)的發(fā)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jīng)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
同時，他還特別強調(diào)：
“請同志們摸一下農(nóng)民用糧的底。要提倡勤儉持家，節(jié)約糧食，以便有積累。”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講話》中毛澤東還特別強調(diào)：
“工業(yè)要有生產(chǎn)節(jié)奏，農(nóng)業(yè)也要有，商業(yè)、文教、政治都要有點節(jié)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是快和慢的對立的統(tǒng)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總路線下，波浪式地前進，這是緩和急的對立的統(tǒng)一，勞和逸的對立的統(tǒng)一。只有急和勞，就是片面性。如果專搞勞動強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個縣委書記，不看農(nóng)民的情緒， 臘月二十九 還讓修水庫，結(jié)果民工跑了一半。”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是早就提前打了預防針的。
（八）
1958年10月25日金門炮戰(zhàn)剛告一段，毛澤東即從1958年11月2日開始至10日，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
在會上，毛澤東多次講話，批評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chǎn)等錯誤主張。
在《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chǎn)問題》的講話中，他指出：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shù)，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zhàn)報，謊報戰(zhàn)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chǎn)，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他強調(diào)：
“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yè)，實行產(chǎn)品調(diào)撥，這就是剝奪農(nóng)民，只會使臺灣高興。”
“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chǎn)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后河南的農(nóng)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
緊接著，1958年11月21至27日，毛澤東又在武昌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第一書記。
毛澤東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會上作了講話。在這篇名為《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指出：
“鄭州會議[2]提出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3]初稿，現(xiàn)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xiàn)在橫豎要放“衛(wèi)星”，爭名譽，就造假。”
“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guī)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
他強調(diào)：
“現(xiàn)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么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后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現(xiàn)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后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
“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比如說，連睡覺也不要了，說睡覺一小時就夠了。”
期間，11月25日，毛澤東還在《一個教訓中》強調(diào)：
“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xiāng)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chǎn)，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二)生產(chǎn)、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尤其是農(nóng)村中的左傾錯誤察覺之快、認識之深刻、糾正決心之大！并且指出了其根源在“縣、鄉(xiāng)干部”以上。
（九）
1959年7月至8月的“廬山會議”后，毛澤東還是在一如既往地同農(nóng)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進行著艱苦不懈地斗爭呢！
1959年12月27日，在《對部分地區(qū)人民公社所有制過渡情況材料的批語》中，毛澤東批道：
“問題：五年社有化，十年國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一九六○年春：
1960年3月23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堅決制止重刮“共產(chǎn)風”等違法亂紀行為》強調(diào)：
“平調(diào)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于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么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后務要注意改正。”
僅僅一周后，1960年3月30日，毛澤東就又在《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協(xié)作區(qū)委員會、各省委、市委、自治區(qū)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
“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將山東六級干部會議的一期情況簡報[2]，批發(fā)給你們，請你們對于人民公社的許多嚴重情況，提起充分的注意，務必在三四月間，利用省委召開的六級干部會議和縣委接著召開的四級干部會議，對于那些不可允許的、極端嚴重的情況，務必徹底地整頓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一九六○年秋：
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徹底糾正‘五風’》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qū)黨委：
“必須在幾個月內(nèi)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chǎn)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chǎn)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chǎn)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
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區(qū)黨委，《永遠不許一平二調(diào)》！
一九六○年冬：
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chǎn)風”》又強調(diào)：
“縣、社寧可把家業(yè)統(tǒng)統(tǒng)賠進去，破產(chǎn)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nóng)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diào)農(nóng)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diào)卻什么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yè)平調(diào)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
“看來“五風”[4]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產(chǎn)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究竟哪些是生產(chǎn)瞎指揮風要搞清楚，不然就會變成無指揮、無計劃。”
“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這幾句話是好的。”
1961年3月13日，毛澤東再次要求《反對兩個平均主義》。
事實證明：毛澤東是始終如一、一如既往地與“左”傾錯誤在做最艱苦的長期斗爭的！
尤其是對農(nóng)村工作，至少是從1958年11月初開始至1961年，在這三年中，毛澤東緊緊抓住了“春種”和“秋收”這兩個關鍵時期一刻也不曾放松地在處心積慮糾正“左”傾錯誤。
關于這個過程的艱難，毛澤東在1961年6月12日《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育干部》中進行了這樣的表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干部寫了那六條[6]。那六條等于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什么叫按勞付酬，什么叫等價交換。一九六○年春看出‘共產(chǎn)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diào)[7]沒有成為中心。一次會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一次會發(fā)很多文件，沒有一個中心就不好。后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yè)，大辦養(yǎng)豬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chǎn)風”來了嗎？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會議[8]，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只剩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nóng)業(yè)問題，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diào)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十一月發(fā)出十二條指示[9]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zhí)行中發(fā)生了一個錯誤，就是只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chǎn)風’、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xiàn)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
由此可見，盡管毛澤東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浮夸風”和“共產(chǎn)風”也還在繼續(xù)著。所以，鄧小平反復強調(diào)：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頁）
這樣，毛澤東他也決無回天之術、點沙成糧了！
于是，1960年代初期的中國大饑荒也就在劫難逃了。這也就為居心叵測的人在事后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欺騙無知，攻擊“大躍進”和農(nóng)村人民公社化、誹謗毛澤東留了個借口。
（十）
事實上，只是在毛澤東發(fā)出了最嚴厲的警告之后，“左”傾錯誤才不得不收斂的！
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會議上發(fā)表《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育干部》講話中，毛澤東指出：
“現(xiàn)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guī)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我們要學韓文公[11]在《祭鱷魚文》中所說的辦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殺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從毛澤東嘴里一連說出了“打”、“殺”和“撤職、查辦”，可見他對“左”傾錯誤及有關人員已經(jīng)幾近于失去了耐心。
毛澤東終于動怒了！這是雷霆萬鈞之怒，這是四海翻騰的云水之怒。
于是，中國19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也就隨之結(jié)束了。正因如此，鄧小平強調(diào)：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頁）
（十一）
從現(xiàn)今公開出版的領袖文集的內(nèi)容，一眼就能斷定：
“大躍進”中浮夸風、共產(chǎn)風的始作俑者，其實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明確的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等同志！
對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只不過是玩了個放屁指別人的無賴把戲，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篡改歷史、嫁禍于人，企圖損人利己、欺世盜名罷了。
其它史實，也證實了這個判斷。在毛主席重返一線后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國農(nóng)村出現(xiàn)的不是浮夸虛報，而是瞞產(chǎn)少報！盡管當時我國已經(jīng)是公認的世界第六工業(yè)國、第十三科技國，我國卻還是堅稱是發(fā)展中國家。
可到了改革開放，鄧主席主持國家后至今，“大躍進”中浮夸風、共產(chǎn)風不僅卷土重來，而且愈演愈烈：
盡管糧食進口愈來愈多，九八年春卻鄭重其事地向全世界吹出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訴大家，中國就是三年顆粒不收，糧食也照樣夠吃” 的國際牛皮！
雖然領空領海不斷被強國大國侵略、小國弱國蠶食，竟然還打腫臉充胖子，自稱“中國和平崛起”，“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國際大國”。
于是，為了經(jīng)濟增長世界矚目，為了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各種賬目和統(tǒng)計的浮夸造假，可說達到了空前絕后的地步！以至于逼得朱老相國萬般無奈，只好在2001年4月16日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為該校題寫校訓：“不做假賬”。同年10月29日，視察北京國家會計學院題字：“誠信為本，操守為重，遵循準則，不做假賬”。
至于對城鎮(zhèn)居民住房的拆遷、對農(nóng)村土地的圈占，那更是舉世皆知，比起當年的“共產(chǎn)風”，有過之無不及！
不僅如此，就連現(xiàn)今依舊被奉為圭臬的理論，那都是建立在“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zhàn)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0頁)和“從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里，農(nóng)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chǎn)力沒有多大發(fā)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5頁），這么樣兩個彌天大謊的基礎之上！
由此可見，僅就人品和愛好而言：
第一、毛主席一貫實事求是、寧右毋左；
第二、劉主席、鄧主席等專好假大浮夸、以左行右。
不僅如此，從現(xiàn)有的資料和有關回憶中，在我們看到：在三年困難時期，唯有毛主席才自覺忍饑挨餓成浮腫，其他領袖卻都是安然無恙的。
正因如此，鄧小平才實事求是地強調(diào)：
“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45頁）
只有這樣評價毛澤東，才能是稱之為恰如其分！
（十二）
“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xiàn)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xiàn)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這種困難的形勢是怎樣出現(xiàn)的呢?為什么沒有增產(chǎn)，吃、穿、用沒有增加，而且減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xù)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減產(chǎn)了。還有一條，就是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jù)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減產(chǎn)，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chǎn)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里也發(fā)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nóng)民：你們的困難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chǎn)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是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的內(nèi)容。
于是，有人就以此為題材進行引用和炒作。他們信口雌黃地造謠說，就是因為劉少奇把“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說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才引起了毛澤東對他的不滿。以此，把毛澤東魔化成既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始作俑者，又是文過飾非的無恥之徒。
其中，典型的手法就是：
劉少奇是黨內(nèi)看到困難形勢的嚴重性并敢于觸及造成困難真正原因的領導人之一。他突破了對形勢看法固有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認為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系，并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jié)論。
同時，劉少奇說過“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之類的話。
劉少奇的態(tài)度對其他領導人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1960年年底，周恩來針對農(nóng)業(yè)方面由于高估產(chǎn)而帶來的嚴重問題說：“這半年來，我們幾乎沒有哪一天不考慮這個問題。”面對全國性的糧荒，周恩來和陳云冒著政治風險，決定進口糧食，以紓民難。周恩來認為，工作中出現(xiàn)的這些缺點錯誤，中央應負很大責任。
作為黨內(nèi)為數(shù)不多懂經(jīng)濟的、被毛澤東譽為“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的陳云，也對當時形勢的嚴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們講話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說你們右了，我來承擔；要開除你們的黨籍，找我好了。”陳云指出：“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責任由誰來負？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賬，但有許多事情，責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講話中談了發(fā)揚民主問題：“這幾年我們黨內(nèi)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句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xiàn)象是非常危險的。”
……
對劉少奇等人對形勢的估計，毛澤東非常不滿。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當面批評劉少奇：“你急什么？壓不住陣腳了？為什么不頂住？”“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辦！”劉少奇激動地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在隨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當作“黑暗風”來批判了。（《四清運動實錄》郭德宏林小波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這樣卑劣的手法更加暴露了反毛“八國串”的無知無恥和無恥無畏！
因為關于“三年困難時期”原因，最早突破“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強調(diào)“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不是劉少奇，也不是別人，恰恰正是毛澤東！
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chǎn)風’》中毛澤東就強調(diào)：
“現(xiàn)在這個時候不要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
“現(xiàn)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9]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10]，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chǎn)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干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diào)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
這個說法，請注意：比劉主 席少奇 先生整整早了兩年！
對此，還有那明知如此的無恥之徒，竟然信口雌黃：據(jù)《毛澤東傳》（1949－1976）記述，最早突破“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框框的是毛澤東自己。早在 1960年12月30日 ，毛澤東聽取匯報時就曾說過，事實上有的地方的缺點、錯誤不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有的是兩個指頭，有的是三個指頭。
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則，毛澤東是在一個小范圍的內(nèi)部談話時提到上述看法的，劉少奇卻是在中共成立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工作會議上面向全黨公開提出這個尖銳的看法。這勢必引起毛澤東的不快。二則，毛澤東講錯誤可能是“三個指頭”時中國經(jīng)濟正處于最困難的時刻，而劉少奇講這番話時毛澤東已經(jīng)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jīng)過去，這時再講“三個指頭”在毛澤東看來有泄氣的嫌疑。
……
毛澤東雖然在1960年底也曾明確提到了“人禍”的問題，并且明確指出：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但是考慮到上面提及的兩個因素，毛澤東對劉少奇借農(nóng)民之口提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肯定是不滿的。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后回憶這段往事，曾對劉少奇的上述講話作如此評論：“這些話，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后來黨內(nèi)斗爭的陰影。”[（何云峰《七千人大會上黨內(nèi)高層的分歧》）
睜開你們的狗眼，看看《毛澤東文集第8卷》有關《堅決退賠，剎住‘共產(chǎn)風’》的 注釋
[1]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匯報時插話的節(jié)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一九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至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在北京召開。
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上聽取匯報時插話，這難道還是在一個小范圍的內(nèi)部談話嗎？！！
把毛澤東竭盡全力力圖避免和挽救的“我國國民經(jīng)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fā)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移花栽木影射成為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
把始終如一地同“左”傾錯誤進行著艱苦不懈斗爭的毛澤東，李代桃僵模糊成為“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的始作俑者；
“八國串”反毛的如此所作所為，絕不是因為他們對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和鄧小平這幾位領袖有什么特殊好感，這才故意偏袒和抬高他們，而只是這些“八國串”深知：
其一、當今中國，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從總體上達成社會共識，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牢不可破，人民遲早也會清算貪官污吏、奸商文痞和賣國賊的禍國殃民罪行。
其二、當今中國，唯有毛澤東思想才能從從總體上實現(xiàn)中國人民的統(tǒng)一意志，只要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就能形成整體優(yōu)勢，就不可能分裂崩潰，就必定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所以，只有通過抬高他人、貶低毛澤東，實現(xiàn)魔化毛澤東，才能動搖中共和人民的毛澤東思想信念，由此，
一是、實現(xiàn)否定或演變中共，徹底摧毀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把中國變成剝削階級無拘無束的天堂之目的。
二是、實現(xiàn)演變、搞亂和肢解中國成為國際資本主義附庸，永不能發(fā)達強盛、任憑國際資本剝削掠奪之目的。
只有這樣，貪官污吏、奸商文痞、賣國賊和各資本主義列強才能從中獲取最大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
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也為了自己子孫的前途，善良的人們啊，必須提高警惕呀！
我們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也絕不是要借故貶低劉少奇等這幾位領袖，因為他們的失誤，那也是為國為民奮斗中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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