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后發(fā)型國家，因而包括勞工神圣在內的現代性觀念在中國社會中歷來是非常稀薄的。與此相反，尊重勞動人民的觀念，比如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這樣一些極富時代精神的新思想往往首先產生于西方國家。對此，包括馬恩等經典作家給予了充分肯定。馬克思置身的時代是自由競爭式資本主義充分發(fā)展了的時代，也是新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各種社會問題日益暴露的時代。時代使馬克思首先看到了普通個人的歷史作用，并決定了他必然地要和“神圣家族”布魯諾.鮑威爾兄弟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分道揚鑣。馬克思在批判“神圣家族”的英雄史觀的同時，給予普通個人的歷史作用以充分的肯定。馬克思講到：“批判的批判什么也沒有創(chuàng)造，工人才創(chuàng)造一切，甚至就以他們的精神創(chuàng)造來說，也會使整個批判感到羞愧。英國和法國的工人就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工人甚至創(chuàng)造了人，批判家卻永遠是不通人性的人，然而，他的確對于自己是一個批判的批判家這一點感到一種內心的滿足。”恩格斯則對以英法為代表的現代化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歷史動力作用給予了高度肯定，他講到，“從1830年起，在這兩個國家（指英國和法國）里，工人階級及無產階級，已被承認是為爭奪統治而斗爭的第三個戰(zhàn)士。當時關系已經非常簡單化，只有故意閉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見，這三大階級的斗爭和他們的利益沖突是現代歷史的動力，至少是這兩個最先進國家的現代歷史的動力”。　　

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也不能不影響到被稱之為“天朝帝國”的中國的命運。歷史也確實給了中國的機會。由于帝國主義時代的三大矛盾不斷激化，果不其然，在上個世紀之初，爆發(fā)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帶來了機遇，使得以吃苦耐勞著稱于世的中國人民有了顯示自己勤勞美德和創(chuàng)造歷史的機會。因為英法聯軍打仗也需要后勤保障，于是，大量的華工作為最廉價的勞動力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了歐洲戰(zhàn)場。正是由于華人的流血犧牲和為英法等國提供戰(zhàn)時補給，他們才最終與英法軍隊在并肩作戰(zhàn)中成了“一個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并最終成為協約國的成員。在巴黎和會召開前夕，應該說是中國人民感到分外自豪的時刻。因為在一戰(zhàn)的正義戰(zhàn)勝邪惡的勝利中，也有中國人實實在在的功勞。用一句歌詞來形容，就是“軍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但中國人太天真爛漫了，因為歷史已經證明在人權價值觀念上玩雙重標準的“始作蛹者，”就是以英法為代表的帝國主義頭目。這些帝國主義頭目僅僅是他們各自國內資產者利益的代表者，它們有些時候可能迫于內部矛盾的壓力，因而必要時會和本國的勞工階級妥協，承認這些勞工們“做人”的權利，但要讓這些帝國主義的政府“一以貫之”地把公平正義的原則推向國外，尤其是推向中國這樣一個相對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它們是絕對不干的。因為接下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的確令人始料不及而又義憤填膺，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在權力和義務對等的情況下，本來是應該得到自己應有權利的，比如收復被戰(zhàn)敗國奪去的國土等等，但軟弱的中國政府著實讓眾列強欺侮了。因為結束戰(zhàn)爭走向和平的巴黎和會到后來居然演變成了摒棄公平正義原則并只貫徹叢林法則的分贓會議！原來被德國人占領的山東半島本來應該歸還中國，但現在以英法為首的幾個國家卻要把她交到日本人手里。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就在神州大地爆發(fā)。　　

按照毛主席的說法，西方列強應該是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求索真理的老師，就在五四運動爆發(fā)前的時節(jié)，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首先喊出了勞工神圣的時代最強音。這一口號作為一道閃電，撕破了受官本位觀念毒害日久的廣袤中華大地之上黑暗蒼穹。這應該是中國人學習西方列強現代性觀念的最優(yōu)秀的成果。可是，中國人哪里知道西方人的虛偽本質？他們哪里知道在西方列強的字典里，中國人民是不包括在大寫特寫的被稱之為人的人學辭典里的。當西方列強需要你當炮灰時，你就必須給人家盡義務，但你以為流血犧牲也會換來人家的尊嚴，你就壓根兒想錯了！于是，中國人也就真的在和會上沒有得到半根稻草；于是，先進的中國人憤怒了，他們火燒趙家樓，他們上街示威游行，當他們在嚴酷的現實面前認清了帝國主義的虛偽本質和軍閥政府的賣國嘴臉時，就喊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時代最強音。因為既然老師“教會”了學生的人權觀念，你老師的“善門”就不要輕易關閉了。中國人當奴隸當久了或許麻木一點，但中國人從來不笨，既然當他們看到了列強家里的人民活得相對很是滋潤，而且已經知道“渴望被承認的欲望”（黑格爾語）能否實現的確關乎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的人生幸福和根本福祉能否實現時，幾萬萬人民也就要爭取這一做人的權利了。可是，當中國人民發(fā)現列強人權價值觀念的“普世”范圍原來并不普世，這下子中國人的惱怒是可想而知的。按常理，學生學到了新東西是應該感謝老師的，然而當他看到老師原來就是一個偏心眼，只對他們本國的人講人權，面對黃皮膚的外國學生不但不好好講人權，而且還用被陳獨秀稱之為獸道主義的行動告訴學生說這個人權你不配，你只有給我干活的命時，這個學生也就不領老師的情了，不但不領情，而且發(fā)現正是這個老師傷害了他的利益，那這個學生內心深處連復仇的心也會產生。現在他們就是要連惟老師馬首是瞻的傀儡政府一塊兒反，而支撐著五四運動這一轟轟烈烈愛國民主“宏大敘事”價值底氣的，就是響徹云霄的“勞工神圣”的價值訴求！　　

平心而論，中國共產黨是勞工神圣價值觀念的最大受益者。毛澤東思想有三大靈魂，除了獨立自主和實事求是外，最彰顯其價值維度的，就是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而其中包含的基本訴求，就是“勞工神圣”。回眸歷史不難發(fā)現，什么時候我們落實了群眾觀點，尊重了普羅大眾的歷史地位，承認了歷史是由最廣大勞苦大眾推動的，什么時候我們的事業(yè)就有新起色，工作就有新進展。什么時候偏離這一基本價值體系，什么時候革命就遭挫折，建設就遇困難，改革就臨風險。正因為如此，所以毛主席的老師，也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yè)的奠基者，忠誠的共產生主義戰(zhàn)士，無產階級個命家徐特立先生才在“紀念五四”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勞工神圣的口號具有新時代的啟蒙作用，“這一口號給在中國歷史上賤視勞動者的思想一個沉重的打擊”（1949）建國之初，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去北京大學作講演，題目就是毛主席的名言，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正是建國之初指導思想上的唯物史觀和人民史觀做統領，由此極大地煥發(fā)了人民群眾大干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從而在現代化篳路藍縷的草創(chuàng)階段，我們一下子凝聚了最廣泛的主體，創(chuàng)造了共和國最為基本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歷史進入新時期的初期，由于繼續(xù)堅持了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我們的改革政策的確讓廣大草根嘗到了一些甜頭，并因此又將中國社會推向前進。然而不能忽視的是，即便在那個時候，也有一些所謂的理論大家在所謂的理論創(chuàng)新中開始向勞工神圣這一五四以來我們一直堅持的基本價值觀念開刀。如黎澍就在1986年的《光明日報》上發(fā)表奇文，題目是“論歷史的創(chuàng)造及其它”，文中宣揚把人民群眾作為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真正搞錯了，按他的說法，歷史從來是大人物創(chuàng)造的，小人物只配給偉大人物彩排歷史活劇時搭臺子，等把這個臺子搭好以后，小人物就只有觀看大人物唱戲的資格，而不能登臺代替大人物唱戲。緊接著，就有施蟄存的奇文問世，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匹夫無責論”。或許這篇文章帶有反諷的意味，認為造成匹夫無責的原因可能在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但字里行間滲透的是對勞動人民的疏離。因為按后來的精英們的理解，所謂理想的民主，就是由西方引進的民主，而這只能是在少數精英內部實行的民主，因而即便是政治體制改革了，那改革以后的社會歷史，也是由少數人創(chuàng)造的，因而改來改去，都是人民無位，匹夫無責，想“共享”發(fā)展成果則沒有戲。正是在這樣一些學者們的忽悠下，一個不斷偏離五四以來勞工神圣基本價值的社會運行勢態(tài)逐漸形成。于是，毛澤東早先所期待的“天下者，我們（指普羅大眾）的天下，社會者，我們的社會”就大有異化為少數權貴們的天下和社會的苗頭。

正是基于疏離勞工神圣這樣一個逆向思維定勢，于是充斥于九十年代的許多改革舉措，才都是沖著普羅大眾的荷包來的。如（國）企改，醫(yī)改，房改，學改等等莫不如此。在思想理論界，則是“反思”一詞的流行，于是，包括馬克思經典作家勞動價值觀念在內的已往歷史上所有行之有效的觀念都在反思之列，而剝削，資本等等范疇的價值都在“正名”之列。這樣的結果一方面是資本（包括洋大人的資本）價值的大昌其道和工農大眾的進一步邊緣化；另一方面是民權的衰微和代表權家，錢家和名家的鐵三角的高張以及普羅大眾頭上的新四座大山的聳起。

歷史進入新千年后，胡溫新政之所以深得民心，就在于這一新政又恢復了五四以來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堅持的勞工神圣的基本價值訴求，于是才使得許多親民政策能一一出臺。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我們熱切希望人們在重溫五四運動中所洋溢的德先生（科學），賽先生（民主）和睦小姐（反對封建禮教）的基本價值時，不要忘記了五四運動中形成的最基本的價值訴求————勞工神圣！因為這是從北京大學走出來的共產黨人克敵制勝，戰(zhàn)勝一切艱難萬險的法寶！所以，有一句話人們都知道，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豈不知還有一句話，就是沒有北京大學就沒有共產黨。因為正是得力于五四時期一大批云集于北京大學的新時代的普羅米修斯們，拜他們從西方“盜來”的馬克思主義火種所賜，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中所洋溢的勞工神圣的觀念，更是這些先覺們用以燭照人們心靈的重點思想武器，而最廣大的勞工群眾，在接受這一新思想的洗禮中，才破天荒的獲得了思想上的大解放，從而煥發(fā)了無窮無盡的歷史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梁漱溟先生有一句話說得好，叫“有本不窮”，在機遇和挑戰(zhàn)同時存在，機遇大于挑戰(zhàn)的現階段，為了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真正落實科學發(fā)展觀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我們就要回歸勞工神圣這一五四運動以來的最基本的價值訴求！惟其如此，才能不斷開創(chuàng)炎黃子孫的新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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