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毛澤東怎樣代表中國對斯大林表示不高興、對赫魯曉夫說不
——從《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的書名說開去

(2009-04-27 08:24:42)
朱永嘉

　　近日報刊和網絡上熱議過一本書，書名叫《中國不高興》，連帶作者前面寫的一本《中國可以說不》。有批評者，也有支持者，這二本書我都沒有讀過。所以引起熱議，是這二本書的書名刺人的眼球。不僅引起中國媒體關注，也引起西方媒體的關注，認為這是一本民族主義的書。中國媒體關注這本書，是認為他妖魔化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知識精英。由于我還沒有讀過這本書，所以不能就書的內容發表什么意見，只想就書題談一點感想。任何人碰到任何事，都可以表達自己對這件事的態度，說到底無非是二種態度，yes or no，即：可以，或者不可以。表達自己的情緒時，就是高興，或者不高興。從一個國家講，也是如此。對待與我國相關的事務，應該能說可以，或者不可以；表示高興和欣慰，或著不高興，甚至表示憤怒和譴責，這一切都是正常的。其表達方式可以是非常婉轉的，也可以是非常激烈的。至于這種表達的是與非，那就要視具體事情而言。不能過于抽象，如果只能說是，那就有一點奴顏婢膝了；說不，也不一定就是民族主義。總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如果回顧一下中國的近代史，一八四〇年以來，有百余年屈辱的歷史。在世界列強面前，中國是很難說不的。在洋槍洋炮的威逼下，即使不高興，也不能說，只能忍痛簽字認可不平等條約。李鴻章能在馬關對日本人說不嗎？只能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畫押，而且還挨了槍子兒。只有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才能昂首挺胸地說不，表示自己的不高興。這本來是我們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權利嘛！完全應該理直氣壯，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新中國成立前夕，第一個代表中國表示不高興的不是別人，是毛澤東。記得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斯大林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說南京政府照會蘇、美、英等國政府，調停中國內戰，“我們打算這樣簽發：蘇聯政府過去、現在都是贊成中國停止內戰和實現和平的。”對于這份電報毛澤東表示不高興，直到一九五七年，毛澤東還說：“一九四九年，我們眼看就要過長江的時候，還有人阻止。他說，千萬不能過長江，過了就會引起美國出兵，中國就會出現南北朝。如果聽了他的話，中國倒真可能出現南北朝。”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澤東開始了他的蘇聯之行。他見到斯大林，毛澤東是那樣表述他與斯大林的初次會面：他說自己從感情上講對斯大林并不怎么樣，而當見到他以后，就更不高興了，在莫斯科的時候毛和他吵得很厲害。有一次在電話中與斯大林吵起來，斯大林把電話線掛斷了。那時毛澤東對蘇聯駐中國的代表科瓦廖夫發脾氣，拍桌子；毛說，他在蘇聯有三個任務：一、吃飯；二、睡覺；三，拉屎。為什么雙方相處那么不融洽？那是因為斯大林沒有以平等的態度尊重我們國家的權利，他想保留國民黨時期留下的不平等條約，不愿簽訂新的中蘇友好條約，他要保持雅爾塔協定蘇聯在東北與新疆的特權。最終雙方作了讓步，毛這樣的不高興是應該的。

　　在處理國際事務上，毛澤東是公開對蘇聯說不的第一人。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時候，毛澤東就說不了。毛澤東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二是他捅了漏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后來的歷史證明毛的判斷是正確的，由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國際上造成了許多動蕩不安的局面，出了漏子。對歷史問題的思考和說明往往涉及二個側面。一是歷史本來的真實情況，二是現實生活利害的權衡。斯大林的問題就涉及這二個側面，斯大林當然有錯。有一個如何說、什么時候說、至于要說的內容還有一個對受眾影響的考慮。說的話，不僅應講其然，還要說明其所以然。說明事物變化的因果關系。赫魯曉夫如此魯莽地做秘密報告，結果是捅了漏子。接著而來的便是波蘭事件，五六年的十月十七日開始，蘇聯調動軍隊進逼華沙，波蘭也開始調動軍隊進入緊急狀態。毛聽到情況報告說：“兒子不聽話，老子打棍子，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基礎的國際關系準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毛迅速召見蘇聯駐中國的大使尤金，他說：“中共中央堅決反對蘇共中央這樣做。希望你們懸崖勒馬。如果你們竟然不顧我們的勸告，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將公開譴責你們。就是這幾句話，請你們立即打電話告訴赫魯曉夫。情況緊急，時間無多，談話就此結束。”就這樣干脆利落地向蘇共和赫魯曉夫說不。制止了蘇聯出兵波蘭的事件，接下來一九五八年，蘇聯提出與中國合作在中國南方建立長波電臺，和在中國渤海建立聯合艦隊的要求，于是毛澤東再次召見尤金大使，他說：“蘇聯同志勝利了四十年，有經驗，我們勝利才八年多，沒有經驗，你們才提出合營問題，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要合營，一切都合營，海陸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他還對尤金說：“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你們講的只使我不高興，請你照樣告訴赫魯曉夫，我怎么說，你就怎么講，不要代我粉飾。好讓他聽了舒服。他批評了斯大林，自己現在又要搞斯大林的東西。”接著赫魯曉夫直接到北京來與毛澤東談，毛澤東的態度仍然很堅決，使赫魯曉夫感覺到長波電臺與聯合艦隊問題傷害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侵犯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所以引起毛澤東如此強烈的反應。關于合營的問題中國現在雖然放開了，但涉及國民經濟命脈、國家機密、軍事主權、國家通訊機密我們仍然拒絕外資的進入，有一些部門仍然要保持國家的壟斷地位，也就是這個道理。因它涉及到我們國家主權的問題，不可能什么都向外開放，什么都市場化。即使合營也有限制，比如我們必須保持百分之五十一的主權，在金融問題上也一樣，中央銀行永遠也不會與外國合營的。

　　接下來是炮擊金門、馬祖的問題，由于事先沒有與赫魯曉夫打招呼，又引起赫的不滿，他們擔心臺海沖突引起中美沖突，中國無法控制局勢，從而把蘇聯拖進戰爭，并且妨礙他正在努力實施美蘇合作的全局，所以派外長葛羅米柯到中國來了解情況。毛澤東告訴葛羅米柯，“我們炮擊金馬，不是要打臺灣，也不是要登陸金門、馬祖，而是要調動美國人。你們放心，我們是要調動美國人。”后來赫魯曉夫表示愿意派導彈轟炸機來福建前線，毛澤東又拒絕了。毛澤東敢于如此對蘇聯、蘇共、赫魯曉夫說不，如此表示自己的不高興，是履行自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能，是維護國家的主權、民族的尊嚴，這樣做是應該的。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凡是涉及國家的根本利益，涉及國家和民族的尊嚴，我們當然可以而且應該說不；在國際事務上，凡是違反國際關系準則的，我們當然可以說不；對于國際上支持藏獨、臺獨、東突的反華聲音我們當然可以說不高興。當然這不是擺大國沙文主義的架子，盛氣凌人。

　　今天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地位與五十年前大不相同了，今天的國際關系也與過去不同，我們的一舉一動更受世界各國關注，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更加重了。在經濟不斷趨向于全球化的狀況下，各個地區和國家的利益還是有差異的。我們既要考慮全球經濟、地區經濟的共同利益，也得考慮我們自身的國家利益啊！我們買了那么多美國國債，對美元貶值我們也能表示高興嗎？當然應該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我記得溫總理在3月13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經說過：“中國確實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國確實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我們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產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因而我想通過你（指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再次重申要求美國保持信用，信守承諾，保證中國資產的安全。”我們當然可以在國際貨幣儲備的問題上提出自己的主張。但是究竟如何表示、怎樣表示、由誰來表示、早說還是晚說，都有講究，這不僅僅是表示的問題，更得講究效果，因為它可不是情緒的宣泄，這次周小川在網上發表《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關于儲備率問題的思考》、《關于改變宏觀微觀順周期性的進一步探討》三篇文章，在國際貨幣關系問題上、在G20會議前發出中國自己的聲音，用這種方式提出中國的主張，告訴世界對現在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現狀我們不滿意，希望進行改革，這完全應該。而且由央行行長周小川在網上發表文章，方式方法也很好，給了美國面子，這樣一種表達方式，根據事態的發展，完全能可進可退。經濟全球化，但政治上沒有一體化，別人侵犯我們南海的主權，我們當然要作出鮮明反應。在過去的冷戰時代，我們處于被孤立狀態的情況下尚且能夠在國際舞臺上說不，表示過自己的不高興，今天我們所處時代雖然有變化、環境有變化，對于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問題、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仍然應該有自己鮮明的態度，既有政府的態度，也有民眾的態度，二者之間有區別，又有聯系。千萬不要讓賈桂思想在我們腦子里作怪，有的奴才在洋人面前跪慣了，連自己站起來走路也不會了。除國家關系外，我們仍然不能忘記世界上總有那么一股反華勢力，他們仍然希望顛覆我們的國家，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政治經濟體制，唯恐中國不亂，總在那里想方設法地給我們添亂子，這也是需要我們高度警惕的。

　　現在許多年輕人沒有經歷過亡國奴的苦難，我是經歷過的。在抗日戰爭日本占領上海租界的時侯，曾經封鎖我家所住區域，76號特務機關的日本人曾將我父母抓去，使我流浪在外，那時本人只有十一、二歲。父親被釋放時是帶著手銬出來的，據監獄的看管人員說鑰匙掉了，是家人在獄外請鑰匠把手銬打開的。那種外國人統治下的屈辱日子至今歷歷在目。抗戰勝利后我在上海外灘看到過外國的海軍軍艦和水兵們橫行霸道的行徑，那時上海有過外國水兵打死人力車夫藏大咬子的事件，當時我還上街參加過抗議，所以那時唱“九一八”那種愛國主義流亡歌曲的感受與現在唱它可不一樣，那時唱義勇軍進行曲可有一種熱血沸騰的感覺，怎么能丟下我們的愛國主義傳統呢？時代前進了，形勢好轉了，但是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做人要有一點愛國主義的民族氣節，要有一點不屈不饒的精神。怎么能有奶便是娘，見錢就眼開呢？

　　記得在一九七二年末，毛澤東曾經通過姚文元要我們為他注釋和標點過《明史·朱升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務院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批語中寫道：“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目前國內外形勢大好，各級領導同志要謙虛謹慎，不要因為勝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講了《明史·朱升傳》的歷史故事。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召見一位叫做朱升的知識分子，問他在當時形勢下，應當怎么辦。朱升說：‘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采納了他的意見，取得了勝利。根據我們現在所處的國內外大好形勢和我們堅守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立場，毛主席說：“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主席的這一指示，使‘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更加具體化了。”我們經濟發展了。國力強大了，不是為了去欺侮別人，而是為了保衛自己的主權，維護自己民族的尊嚴。《論語·顏淵》記載仲弓問仁時，孔子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我們不喜歡別人欺侮我們，那我們也不能去欺侮別人。在處理國家關系時，不要去結怨，處理家族之間的關系時，也不要去結下仇恨。不稱霸，也就是不搞霸權主義、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毛在處理國際關系時，他反復講過一個原則，便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堅持一個自衛的原則。在中印、中蘇邊境沖突時，我們是如此做的，在其他問題上也是如此做的。后來我記得鄧小平也曾講過在國際關系上，我們不出頭。也就是不做老大，平等待人，在國際上保持一個和諧、平等、友好的相互關系，這也是我們為人的基本準則，所以想做“世界老大”那種想法，就不對了。4月23日下午，胡錦濤主席在青島參加中國海軍建軍六十周年紀念活動時指出：“不論現在還是將來，不論發展到什么程度中國都永遠不稱霸。”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胡錦濤，這個不稱霸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所以有些人喜歡張牙舞爪的姿態不好。當代的年輕人應該向老一輩為建立共和國奮斗終身的革命家學習，學習他們是如何對待強權和侵略的，在取得勝利以后，又如何平等地對待和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關系。說來說去，還是一句老話，我們不能忘記歷史，我們今天強大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是先輩們流血犧牲換來的。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我們決不能自卑自賤，什么都是外國的好，中國的什么都不好，也不能忘乎所以地自高自大，尾巴翹到天上去，想稱王稱霸，盲目地自以為自己什么都好，那樣都是要摔跟頭的，并且摔一個粉身碎骨。這二本書畢竟是幾個青年人為了搞一二本暢銷書，選了二個吸引別人眼球，并且非常刺眼的題目，這些小玩意兒掀不起大浪，用不了多少日子便會煙消云散的，所以值不得精英們當一回事去大驚小怪。民眾中有一點民族情緒并非都是壞事，當然有時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界限并不那么分得清楚，只要主流意識頭腦保持清醒不讓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成氣候就行了。

　　本文中關于中蘇關系的內容都是來自伊明、羅鋒編著的《中蘇關系重大事件述實》，蒲國良著的《走向冰點——中蘇大論戰1956~1965年的中蘇關系》。這是二本值得一讀的好書，還有就是《中國青年報》上的一些相關報道。所以我把這篇短文也作為讀書讀報漫談之二。

　　200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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