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文化大革命實錄（之一）

鄭州大學文化大革命和劉建勛支持造反派的大字報

　　晨明按：談河南文化大革命不能不從鄭州大學談起，談河南文化大革命也不能不從劉建勛的一張大字報談起。　　
　　當時我們對于這兩件事都是知其梗概而不明其詳情，知其詳情的是河南省文化革命中最早赴京上訪、向黨中央反映鄭州大學文化大革命情況的三個學生：他們是：后來名噪全國的二七公社負責人黨言川；曾任鄭大聯委服務組第一任一號服務員的方復山；雖然從未參加校服務組卻一直是鄭大聯委堅定戰士的劉松盛。　　
　　黨言川已不幸病逝，劉松盛難述詳情，方復山不辱使命，黃燈青案，茹苦數年，寫成回憶錄《風雨十年路——我所親歷的文化大革命》，其中對鄭州大學文化大革命和劉建勛支持造反派的一張大字報形成經過敘述甚詳。茲錄于下，以慰方兄辛勞，并饗讀者渴望。文字稍事修簡，無傷其實也。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以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為首的七人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這張大字報率先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響亮號角。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大報刊發表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以及《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震動，鄭州大學當然也不例外，再也平靜不下去了，它像一鍋開水似的沸騰起來了。當天，中文系一年級王相海、席占修、劉作舟等十四位同學率先貼出大字報，題目是《請問學校領導，對文化大革命究竟持什么態度？》。大字報中批判學校黨委壓制群眾運動，單搞學術批判，把學校弄得死氣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樣子。這下子，鄭州大學文化大革命運動轟地起來了，同學們再也學習不進去，開始關心國家大事了。當然，王相海等同學的大字報，不僅在鄭州大學首當其沖，而且也是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張大字報，它像一聲春雷似的響徹中原大地。在他們的影響帶動下，鄭州大學校園內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到處出現了。鄭州大學之所以成為全國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來最早的四所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鄭州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之一，直接與王相海等同學的大字報有密切關系。　　
　　當時，我是中文系六六屆二班團支部組織委員，因為團支部書記梁書學和其他黨員同學彭學敏、王鴻玉、和玉琢、魏全學等人抽調到省里整什么材料去了，于是，組織上宣布讓我代理團支部書記。當校園內貼出大字報后，鄭州大學黨委多次召開全體共產黨員和團支書記以上會議，校黨委書記、代理校長王培育在大會上進行部署，他講的總的意思是：鄭大不是北大，現在象一九五七年那樣，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一定要注意階級斗爭的新動向，要和黨委保持一致，特別是對思想落后的學生要嚴加防范。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給前去匯報的鄭大黨委宣傳部長祝一清打氣說：“鄭大不是北大，王培育不是陸平，你們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搞我們，現在我們搞他們，讓他們放出來再說。”王培育得到省委領導的支持，更加有恃無恐，特別強調：不準在下邊進行串聯活動，更不準到校外工農兵中去宣傳。省委書記處常務書記趙文甫也來到鄭州大學作報告，公開提出對有問題的人要組織批判，同時對寫大字報的人要進行反擊。一霎時，整個校園貼滿了“誓死保衛校黨委”、“反對校黨委就是反黨”、“反對王培育就是反黨”等大標語、大字報。在這種恐怖的氛圍中，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向前邁一步吧，怕出問題；往后退一步吧，怕挨批評。這時，我們年級輔導員　王映海　老師召集兩個班團干部開會，意思是一定要按照校黨委、系黨總支的安排部署辦。其實，我看得出來，　王　老師嘴上這么說，心里也是恍恍惚惚的。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只得召集全班同學開會，讓所謂的落后同學做自我批評，大家進行幫助，實際上就是批判。當時被批判的同學記得有牛青坡、朱松茂、趙宗曄、蘭永安等人，這些同學后來都是堅定的革命造反派。幫助批判會只開了一次，不敢輕易再搞別的名堂，采取等一等的態度，靜觀事態的發展。不管怎么說，在鄭州大學黨委鎮壓群眾運動期間，一開始我也是一名執行者。　　
　　很快，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發生了，學校出人命大事了！6月5日下午，太陽快落山時象血一樣紅，王相海同學從文科樓六層高的頂端跳了下去。當時我也到了現場，看到王相海躺在地上，頭破血流，橫尸樓下。6月6日，數學系青年教師劉光武也從數學樓跳下身亡。校內空氣陡然緊張起來，全校呈現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這時，校黨委又召開全體黨員、團支部書記以上的會議，實際上是聲討王相海、劉光武的大會，說他們是“畏罪自殺”、“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還說他們“人雖死，心不死，鬼魂還在”，要把他們“批倒批臭”，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后來，學校還派人到王相海的家鄉濮陽開批判會，聲討他什么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王相海那貧農出身的老父親被嚇得渾身打哆嗦，說不成一句話。倒是王相海的妹妹哭喊著說：“俺哥啥時候也不會反對共產黨，反對毛主席！”真是千古奇冤呀！　　
　　看到活生生的同學、老師突然間走向另一世界，不由得使我暗自嘆息、暗自流淚，內心感到無比凄慘。真是“船漏偏遇頂頭風”，王相海同學、　劉光武　老師剛死不幾天，中文系資料室的兩位曾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師，也相互擁抱著從文科樓跳下，自殺身亡。　　
　　鄭州大學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接二連三地出了四條人命，真不是吉祥的兆頭，而且黨委也無法控制學校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河南省委派出工作組進駐鄭州大學。省委工作組組長是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黨若平。省委派工作組進駐學校，其中原因就是鄭州大學已經沸騰啦！目的是想收拾住局面，不然的話，大火還會燒到省委頭上。還有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中央內部存在著尖銳的斗爭。不久，我們就知道：6月3日，劉少奇、鄧小平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機會，制定了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中央各部委大力派工作組到各學校“控制局面”，實行白色恐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央西北局[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中，把矛頭全部對準起來造反的學生，他惡狠狠地說：“對于大學生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而且，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以工作組“顧問”的身份到了清華大學，親自導演了“反蒯（蒯大富，清華大學學生）”斗爭，把800多名師生打成右派、反革命，進行殘酷斗爭。從鄭州大學來說，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被校黨委打成反革命的共174人。由此看來，省委派工作組進駐鄭州大學，在上邊是有背景的。　　
　　省委工作組進入鄭州大學后，并沒有錯待我。他們辦了個《文化革命報》，抽調我當編輯人員，并負責全校的通訊報導。這樣，我就有機會到全校各系、各部門進行采訪，了解情況。不管原來是跟著黨委跑的同學、老師、干部或職工，不管是受到黨委壓制　　
　　的另一方，我都能接觸到他們，基本上知道雙方的想法與打算。通過接觸，進行分析對照，我對被黨委壓制的老師同學產生了同情之心，也為自己過去曾對所謂落后同學進行批判而感到內疚。這時，工作組又導演了對政治系邵維均、賀長有兩位同學的批判。原因是他們向黨中央發電報，說鄭州大學黨委鎮壓學生運動，王培育組織反擊寫大字報的師生，造成幾個人跳樓自殺的根子在省委。這下可又捅了馬蜂窩了！王相海同學因提校黨委的意見遭到殘酷鎮壓，直至被逼死。現在，邵維均、賀長有兩位同學因為提省委意見，又遭到工作組的批判。難道文化大革命就是專門整學生嗎？青年學生無非是關心國家大事，出于公心，提些意見，這有什么不可以呢？難道這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嗎？　　
　　省委工作組進入鄭州大學以后，本來應該清算校黨委的問題，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師生，從政治上進行平反昭雪。但他們并沒有這樣做，卻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設法地進行包庇。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不調查，不研究，官僚主義，坐在屋里聽匯報，想當然辦事。在王相海同學、　劉光武　老師跳樓自殺以后，竟瞎說：“鄭州大學形勢好得很！”顯然，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駐鄭州大學工作組，竭力包庇王培育的錯誤，仍然把斗爭的矛頭指向廣大青年學生，所推行的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時，他們也批判一下自己定的“反動學術權威”郭曉棠（鄭州大學副校長、　國家二級　教授，河南日報曾公開點名批判），也是為了“舍車馬保將帥”，使王培育不受觸及，能夠安然過關。后來迫于形勢壓力，中共河南省委不得不宣布改組鄭州大學黨委，撤銷王培育黨內外一切職務，并在《河南日報》上公開點名批判。這其中奧妙，我們也是后來才知道的。原來中央領導同志，據說是周總理，明確地講：“王培育問題為什么不登報？《河南日報》不登，《人民日報.》登！”　　
　　在對待省委工作組問題上，鄭州大學不少師生已經積怨很深。這時，中文系四年級學生黨言川首先寫出反工作組的大標語，一整張白紙一個字，在學校行政樓前張掛出來，上書：“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黨若平！”。在他的帶動下，整個校園內反對省委工作組的大標語、大字報到處張貼出來，毫不猶豫的要把工作組趕出鄭州大學，一霎時，形成了反對工作組的高潮。當然，現在看來，言辭未免激烈，但那時的青年學生，血氣方剛，富有正義感，敢想敢說，敢做敢為，正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在這種形勢下，我和劉松盛、王漢倫、王天德、王廷振、朱松茂、蘭永安等同學也聯名合寫了一張大標語，表示堅決肅清省委工作組在鄭大的惡劣影響。作為一名學生干部，又是重點培養的黨員發展對象，本應站在維護校黨委、維護省委及其工作組威信的立場上。但是，王相海同學的慘死教育了我，使我思想發生了質的變化，產生了質的飛躍。這一樁樁、一件件，不能不令人深入地思考，從而決定自己要走的路，那就是緊跟毛主席、黨中央的偉大戰略部署，海枯石爛不變心，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偉大領袖毛主席從外地視察工作回到北京之后，嚴正指出工作組犯的是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要求解放被黨委打成反革命的廣大師生。據悉，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嚴厲地批評派工作組進駐學校鎮壓學生的事情：誰鎮壓學生運動？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我們共產黨人也鎮壓學生運動，豈非咄咄怪事？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中共河南省委可能是得知了中央的情況，匆匆忙忙地宣布撤離工作組。在他們撤離工作組的前夕，又不通過全校師生的民主選舉，于七月三十日宣布成立“鄭州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這是河南省出現的第一個官辦保守派組織。擔任主席的是我們班同學彭學敏。他是個“調干生”，進入大學之前為信陽專署機要員。那個時候，大學生中共產黨員寥寥無幾，屈指可數。剛入學時，我們年級兩個班，只有他一個人是黨員，曾任兩屆校學生會主席，又是中文系學生黨支部書記；省委工作組進駐鄭州大學以后，還讓他以輔導員身份幫助一年級工作，這在學生中是絕無僅有的。所以，彭學敏是一個紅得發紫的人物。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副主席有六人，其中有學校行政干部鄭毅濤。從此以后，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成了省委工作組的替身，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站在廣大師生員工的對立面，充當了鎮壓學生運動的急先鋒，寫下了一段不光彩的歷史。　　
　　隨著文化革命運動的深入發展，加上我在報紙編輯部工作，對全校情況了解得比較多些，也不像過去那樣謹小慎微，而是動腦筋想了許多問題。恰巧在這時候，劉松盛同學拿一份起草好的大字報底稿來與我商量。我看罷之后，覺得基本思想與自己不謀而合，只是文字上尚欠推敲，內容還不夠充實，感情也沒有得到盡情的發揮與表達。于是，我認真進行了一番修改，加添了一些內容，感情上加以充實，最后我們倆統一了認識，由我執筆書寫，然后張貼出去。這份大字報有理有據，集中表達了群眾數月來的積怨和思想，當時在鄭州大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和震動，為鄭大造反派的誕生準備了思想基礎。也就是這份大字報把我推上了歷史舞臺，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盡管這份大字報把我推上歷史舞臺，又被趕下歷史舞臺，但我決不后悔，對自己走過的路感到驕傲與自豪。　　
　　回過頭來，簡單地提一提這份大字報吧。他的正題為《致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一封信》，副題為“向偉大領袖傾吐我們對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駐鄭州大學工作組的意見”，共寫了三十八張白新聞紙，貼在鄭州大學行政樓前的大字報欄內。大字報從二十個方面揭發批判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駐鄭州大學工作組所犯嚴重錯誤。比如“前言”第五段寫道：“我們認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共河南省委沒有堅決執行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對運動領導不力，步子緩慢。……尤其是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駐鄭大工作組，在領導鄭州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處理前鄭大黨委問題上，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中共河南省委在領導全省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大字報在談到第十九個問題時寫道：“以上這些，我們不能不懷疑中共河南省委有嚴重的右傾保守、求穩思想，甚至省委內部可能有非常嚴重的問題，更大的牛鬼蛇神是否暗藏在省委內部，值得我們考慮，值得我們深思！”大字報末二段寫道：“毛主席教導我們：‘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為了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為了保衛毛澤東思想，我們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不怕任何風險，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我們懷著最強烈的階級感情，向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傾吐我們對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駐鄭大工作組的看法。由于我們思想水平不高，缺乏革命斗爭經驗，不可避免地會有偏差和錯誤。”大字報最后寫道：“我們懷著非常急切的心情，渴望我們最偉大、最敬愛、最英明的領袖毛主席在百忙中給予指教。我們認識對嗎？這些問題如何對待？如何處理？我們下一步如何辦呢？等等。切盼！切盼！”　　
　　在鄭州大學，在河南全省，我們的大字報，首次系統地、完整的、具體的把問題提到省委頭上，而且是擺事實，講道理，富有真情實感。即使提到省委哪位領導人的名字，后邊都帶有“同志”二字，不扣帽子，不強加于人。當時兩派斗爭很激烈，爭論得熱火朝天，不免有互相攻擊言辭。而我們的大字報貼出以后，在全校沒有出現反對意見，周圍數百張大標語、大字報都是表示支持的。這在鄭州大學激烈的辯論與斗爭中是前所未有的。正因為如此，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革命造反報》在創刊時，刊登了我們大字報的全文。　　
　　鄭州大學黨委鎮壓學生運動時，我和黨言川走的是兩股道。雖然不是一個班的同學，但從路線上講，我是錯誤路線的執行者，他是受害者。而這張大字報使我們倆走到一起了。在校內金水河小橋南邊，黨言川拉著我的手，高興地說：“老兄和我們站在一起鬧革命，非常感謝！”　　
　　當時，我們只是在大字報上向毛主席、黨中央傾吐心曲，并未考慮到北京去。八月五日，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毛主席的大字報揭開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斗爭的蓋子，使我們認識到在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在我們黨內有個隱藏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從而明確了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和主要任務。黨言川大概是較早得到消息，于8月7日第一個上北京告狀，我與劉松盛也于8月8日動身到偉大首都北京去。我們三個人是河南省在文化大革命中，進京上訪最早的三個大學生。　　
　　在火車上，我們聽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的《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家喻戶曉的“十六條”。《決定》指出：“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階段。”《決定》提出這場革命的任務是∶第一“斗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并且特別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決定》還指出：必須“放手發動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聽著聽著，我們越來越受感動，因為斗爭的實踐使我們體會得更加深刻，更加明確了方向，堅定了信念。正當我們還在沉思冥想、沉浸在無比喜悅之中的時候，火車一聲長鳴，緩緩地駛進了北京車站。　　
　　到了北京以后，在國家地質部招待所見到了黨言川。當時，全國進京的大學生只有幾百人，全部安排在地質部招待所，公家管吃管住。8月10日下午，我們到國務院接待站見到了國務院副秘書長徐明同志。他是一位很謙和的女性，耐心的聽我們匯報鄭州大學和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可是，就在這天下午，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接待站前的長安街上接見祝賀“十六條”發表的首都革命群眾。就是這個時候，毛主席發出了“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可惜我們是關著門匯報的，不知道外邊的情況，真是錯失良機，后悔莫及，為沒有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感到非常的遺憾。　　
　　8月12日　，由黨言川執筆起草，以我們三個人的名義在北京發表了一份大字報，正題是《致北京革命學生的公開信》，副題是“揭發河南省委某些負責人和省委駐鄭州大學工作組主要負責人黨若平在鄭州大學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右傾錯誤”。這是從二十個方面反映河南問題的。其中提到焦裕祿的親密戰友張欽禮的妹妹、鄭大數學系學生張鳳芝在受到殘酷迫害時所寫的《絕命書》，轟動了北京城。大字報中引用的張鳳芝的《絕命書》開頭寫道：“敬愛的父母，您的最小的女兒再也見不到您了。我的年邁的母親，您怎么能想到春節的一面，便是母女的最后一別，我再也見不到您了。我的生身父母，你們不要為此過分傷心。但臨死之前，我要向父母說明，您的孩子沒有反黨。我在您身邊長大，我永遠不會忘記父兄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不會忘記血淚斑斑的家史。不會忘記我六歲那年，二哥（指張欽禮同志)捉住我的手，指教我會寫“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我永遠熱愛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抱定了沿父兄的革命道路永遠走下去的心愿。但是，現實對我的壓力，使我失掉了生存下去的勇氣……我不怕死后給我加上反黨的帽子。我也知道，走這樣的路太慘了。我的親人，敬愛的父母和同跑哥姐，我是被逼死的……”真是字字血，聲聲淚，怎能不叫人傷心悲痛呢？怎能不激起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切齒痛恨呢？當時幸虧張鳳芝的《絕命書》被同學們發現，經過苦口婆心的解勸，而且又有人看護，才沒有最終形成更大的悲劇。我們在大字報最后寫道：“我們認為，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保衛黨中央毛主席，保衛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學校，一個單位，一個市，一個省的事情。全國的革命學生必須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并和工農兵結合在一起，才能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才能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我們忙忙活活一天，到了晚上，黨言川余興未盡，獨自又跑了出去。劉松盛覺得累，早早躺下休息。我是既不想出去，也不想馬上睡覺，就坐在桌邊翻報紙。一會兒，聽見外邊亂糟糟的，就跳下來，走了出去，看見人們都在往招待所的會議室涌去。我站在走廊里，看見一大群學生擁著兩個年紀大的人，順便問：“干什么的？”一個人答道：“省委領導接見我們。”“你們是哪個大學的？”“西北大學！”邊問邊答，我也隨著他們到了會議室。經過主持會議者介紹，我才知道，那個四十多歲的人是中共陜西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同志，哪個五十上下的人是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同志——原來他就是《王若飛在獄中》的作者！霍士廉比較瘦氣，個子較高，有點文質彬彬；楊植霖的個頭也不低，白胡茬子，比較土氣平常。兩位省委書記是來聽取西北地區大學生們的意見的。大家提出許多問題，有些進行了答復，而有些問題卻答復不成。這時，西北地區的大學生們提出要見江青，霍士廉解釋說：“江青同志是中央重要領導人，我怎么答復能見不能見呢？”有的同學提出打電話聯系一下，那個時候沒有手機，于是，霍、楊兩位省委第一書記就走到走廊盡頭的桌邊打電話，我也跟了過去。霍士廉撥了幾次電話，說聯系不上，有的大學生說等一等再說。趁這個機會，我擠到跟前，說：“霍書記，我是河南的，陶鑄同志原來是我們中南局第一書記，能不能聯系一下，就說河南有人想見他。”霍士廉說：“陶鑄同志現在也是中央重要領導人，他和江青同志一樣，恐怕不容易見到。”我說：“見不到陶鑄同志，能不能見一見我們河南省委書記？”霍士廉答復說：”這個可以，我可以轉告劉建勛同志。你是哪個大學的？叫什么名字？給我寫一下。”當場我寫了鄭州大學赴京反映情況的三個人的名字。霍士廉接了我的條子以后，在西北學生的催促下，又給江青撥了電話，還是聯系不上。借此機會，兩位省委書記給大家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意義，鼓勵大家要積極地投入到運動中去，并且表示省委支持他們起來鬧革命。有些問題請示中央后，回到西安、西寧后再予答復。大學生們圍著兩委書記，七嘴八舌，說這道那，無拘無束，直到夜里十二點才散。我回到宿舍躺下，想著想著進入了夢鄉。　　
　　8月13日　，我們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看大字報。中午吃飯時，廣西桂林師范學院一位大學生問：“你們是河南的吧？”“是，什么事情呀？”那位大學生說：“你們河南省委書記派人來找你們，沒有見到你們，他就走了，下午可能還會來。”果真不錯，下午四點鐘左右，真的有人來找我們。他自報門庭說：“我叫黃松高，劉建勛書記派我來接你們的。”我們不約而同的說：“好呀！”黃松高問：“你們是哪所大學的？”我們回答是鄭州大學的。他說：“外邊有車，咱們走吧！”這時，一位中年婦女插了過來，他說：“我是新鄉師范學院的教師，能不能一塊去見一見劉書記？”黃松高說：“可以，走吧！”小車開到北京前門飯店門口停下來。進到里邊，碰見一個白發老頭走了過來，黃松高低聲說：“那就是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同志。”到了劉建勛住的地方，這是個兩間大的屋子，用屏風隔著。剛進門，黨言川突然冒出一句：“劉建勛，你在鄭州大學問題上有沒有錯誤？”來客的突然發問，令人防不勝防。對于一般人來說，會感到尷尬難堪，出現僵局。劉建勛不愧為富有經驗的共產黨高級干部，他當時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武漢部隊政委兼河南省軍區第一政委。這時，只見劉建勛招招手說：“同學們，不要急嘛！有什么話，先坐下來再說。”可能就是這一次，黨言川給劉建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來，劉建勛在鄭州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宣讀支持我們的大字報，提法是“黨言川等三位同學”如何如何。待我們坐下以后，劉建勛問：“你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呀？”我們一個個報了姓名，黃松高認真地記著。劉建勛說：“剛才小黨提出，我在鄭州大學有沒有錯誤的問題。有！什么錯誤呢？右傾錯誤。原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文化大革命，現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啦，“十六條”也發表了，我也明確了方向，有了依據，堅決按照黨中央的部署辦。回去以后，準備在鄭州開十幾萬人大會，或者更多人也可以，號召廣大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轟我這個司令官。你們看怎么樣？”“好！”我們異口同聲地表示贊成。劉建勛接著說：“關于鄭州大學問題，抽時間我向鄭大廣大師生作檢討。”劉松盛問∶“劉政委，你號召炮轟省委司令部，省委內到底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建勛笑了笑說：“小劉呀，你提這個問題叫我怎么回答呢？什么事情都不能先入為主，我能隨便說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嗎？究竟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有通過充分發動群眾，根據揭發出來的問題，經過組織上核實，誰有重大問題，夠上條件，誰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于劉建勛同志的答復，我們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我接著問：“劉書記，同學們在大字報中質問黨若平是什么人，工作組在鄭大到底干了些什么？他們的做法，你認為怎么樣？”劉建勛風趣地回答：”黨若平是什么人？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嘛！他還能是什么人？駐你們鄭州大學工作組是省委派去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你們不要糾纏黨若平同志，我是省委第一書記，責任在我身上。當時，鄭大出了問題，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辦，按照上級的指示，就派工作組進去。現在不是已經撤離了嗎？”對于劉建勛同志的答復，我們覺得滿意，氣氛就活躍起來，雙方說話也就比較隨便。作為高級干部，劉建勛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沒有一點官架子。對于這樣的領導干部，我們打心眼里喜歡他，敬重他，更佩服他。         晚上，我們和劉建勛一起參加了在北京體育場召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見到了朱德委員長。回到前門飯店，劉建勛問：“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閉幕，我明天要回河南去，你們回不回？”我們簡單商量了一下，認為咱們的省委書記態度很明確，沒有必要再找其他領導人，回去就回去吧！劉建勛說：“好！咱們一路，明天也準備你們的車票，到時候我派車到地質部招待所接你們。”　　
　　8月14日　，吃罷晚飯，劉建勛派小車來接我們，在北京車站稍微休息一下，便登上了南下列車。劉建勛給我們安排的是臥鋪。火車到新鄉時，天將黎明，師范學院那位老師下了車。黃松高也把我們喊醒，領到劉建勛在火車上的包廂里。劉建勛同志語重心長的給我們談他年輕時代的情況，他問：“你們看過梁斌同志寫的長篇小說《紅旗譜》嗎？”黨言川直言快語地回答：“我們三個都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哪會不看？”劉建勛接著說;“我是河北滄州人，梁斌同志在《紅旗譜》中寫的保定二師鬧學潮，我是二師的學生，也參加了學潮，就是今天的學生運動形式。那時我才十九歲，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我們不甘心當亡國奴，打鬼子去！哪如你們現在的大學生，懂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比我強得多吶！ ”劉建勛同志還圍繞“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十六個字，一直給我們談到鄭州。比如他說：“要想學會游泳，首先敢于下水，不敢下水，就不可談游泳。只有大膽的跳下水去，才能學會游泳。在游泳中掌握技巧，提高本領，成為游泳能手。這就是‘敢’字與‘善’字之間的辨證關系，首先是‘敢’字當頭。做人要做有志氣、有抱負、有理想的人，也就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只要認準是真理，就要堅持，哪怕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惜。許多革命先烈，為我們做出了光輝的榜樣。但是有了錯誤，也不要羞羞答答，不要掩飾，不要弄虛作假，要敢于正視錯誤，改正錯誤，這才是一個有作為的人。”劉建勛的話像春風吹拂著我們的心，他的句句指點，使我想了很多很多……　　
　　8月15日　晨，我們披著朝陽回到了鄭州大學。下午，我們串聯了三十八名同學，在學校南門外的機械廠開會。到會的人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但有一點是一致的，認為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不能體現我們的意志，與我們的理想背道而馳，應該另立個組織，自己干自己的。大家說，我們是串聯到一起的，就叫聯絡委員會吧！從此，河南省第一個革命造反派組織——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簡稱：鄭大聯委）就光榮誕生了！他像一棵茁壯的幼苗，在中原大地這塊肥沃的土地上，沖破各種干擾和阻力，顯示出她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另外，大家決定晚上召開個大會，把北京情況向大家介紹一下，在社會上廣為宣傳，名字定為“赴京同學匯報情況大會”，會場設在鄭州大學操場，并以我們自己的組織名義貼出告示。沒有料到，前來參加大會的竟有四、五萬人。鄭州大學第一次與社會掛上了鉤，一下子熱鬧起來了，紅火起來了。當時我們也不知道，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文敏生、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等領導同志也來到大會場旁聽。大會由我主講，向大家介紹在北京見到的情況，如紅衛兵運動、文化大革命串聯、北京高等院校的運動情況等等。黨言川、劉松盛作了補充發言，談了“炮打司令部”要敢字當頭又要善于革命，要廣泛發動群眾，積極投入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去的問題。總之，我們把在首都的所見所聞，毫無保留地傳達給大家。整個會場氣氛熱烈，群情激昂，揭開了河南文化大革命歷史上重要的一頁。　　
　　但是，我們要召開匯報大會的告示剛一貼出，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就攻擊說我們的組織是非法的。匯報大會開始前，校文革主席彭學敏、副主席鄭毅濤等人以“正統”身份，強行要主持會議，而我們當然不同意，雙方發生了爭執，互相推推拉拉，最后把校文革的人轟下臺去。這就是當時他們造輿論說我們打他們的事實真相。會場距離物理系教學樓比較近，該系幾名教師以“革命教工”名義，廣播聲討“黨言川一伙”，還用掃帚寫出一張白紙一個黑子的巨幅標語：“我們絕不承認非法的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校文革主持不成匯報大會，又在文科樓前聚眾演講，說什么“匯報大會沒有校文革主持就是非法的，就是一個不光明正大的黑會”幾萬人參加的大會，而且省委幾位主要領導人也在下邊聽著，怎么成了黑會？校文革又造謠我們打了他們，于是，“打倒黨言川！”、“打倒方復山！”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十六條》明確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校黨委到工作組都把斗爭的矛頭對準學生，現在校文革也把矛頭指向學生，怪不得當時人們挖苦諷刺地說“校文革是省委工作組的私生子”，看來一點也沒說錯，整學生、整群眾是他們的“傳家寶”。當時還有一個笑話，校文革一位委員在發言中說：“他們打的不是一個工人，打的是全校師生，打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打的是中國共產黨”。且不說校文革說我們打人是造謠，單就無限上綱就令人啼笑皆非。　　
　　赴京情況匯報大會在校文革干擾破壞下還是開得比較成功。鄭大聯委由38人發展到100多人。大家在文科樓中文系階梯教室召開全體會議，研究制定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章程，組建領導班子。經過民主討論，大家舉手表決，我被選為一號服務員。那個時候，整個社會提倡為人民服務，于是我們的領導班子稱為“服務組”。服務組主要負責人還有黨言川、唐伯緒（后改名唐一兵，青年教師），大家戲稱我們為三駕馬車。服務組其他成員有任延慶（歷史系學生）、席占修（中文系學生）、殷樹山（政治系學生）杜秀萍（女，外語系學生）梁國喜（數學系學生）、李清云（女，數學系學生）、李玉芳(女，政治系學生)、張松黎（物理系學生）、孟福海（化學系學生）、袁寶珠（校辦工廠工人），共十三人。當時的嚴峻形勢并不容樂觀，我們經常受到圍攻和質問。有一次，我到學生第一食堂吃飯，還曾被炊事員奪下飯碗，要與我進行辯論，我就耐心的向工人師傅解釋。當然，后來他們也參加了鄭大聯委，成了名副其實的造反派戰士。　　
　　8月18日　，也就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那一天，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戴蘇理三位領導，都帶著自己的秘書，專程來到鄭州大學了解情況，分別與兩派代表開座談會，聽取匯報。我率領鄭大聯委服務組7名成員，向省委領導匯報　8月15日　至17日的情況，強烈譴責校文化革命委員會轉移斗爭大方向，不批判有問題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卻專門斗學生。省委領導認真地聽取了我們的匯報，秘書不停的紀錄，領導同志只是聽，沒有表示任何態度，就離開鄭大回省委了。　　
　　8月19日　上午，劉建勛在紀登奎的陪同下，又來到鄭州大學，讓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召集全校師生大會。會議議程簡單明了。首先，紀登奎同志宣布大會開始，申明幾項紀律，接著就請劉建勛講話。劉建勛沒說別的什么，直截了當地講：現在宣讀《我的一張大字報》。其內容共分十條，完全是支持我們的革命行動，充分肯定我們三個人到北京匯報情況是完全正確的，“赴京情況匯報會”不是什么黑會，而是光明正大的會議；部分同學串聯成立的鄭州大學聯絡委員會不是非法的，而是合法的；“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話是正確的，沒有可以非議之處。劉建勛強調要牢牢掌握斗爭大方向，不能以任何借口挑動學生斗學生；如此等等。劉建勛支持少數派即革命造反派的大字報在河南引起了巨大反響，各地、市、縣、社的領導干部受劉建勛這份大字報深刻影響，紛紛挺身而出，支持革命的群眾運動，帶出了一大批干部，使河南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向前發展，呈現一派大好形勢。為此，　1966年12月24日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就是一次匯報會上，公開表揚劉建勛和他發表的大字報：“全國省委書記只有劉建勛發表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少數派，這是好的。”由于省委領導同志明確表示態度，，鄭大聯委由一百多人一下子發展到近千人。中文系李德慶、馮廣珍、金玉田、余紹初四位老師沖破阻力，最先在大會上宣讀聲明，公開表態，完全脫離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堅決和鄭大聯委的學生站在一起，戰斗在一起，按照黨中央的偉大戰略部署，生死與共，積極搞好斗批改，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晨明評曰：鄭州大學是河南省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我把方復山同志的這段回憶作為《河南省文化大革命實錄》的第一章，是非常合適的。發于網上，有三個想法：　　
　　一是對逝者黨言川同志的一個紀念。這畢竟是他一生最光輝的經歷，我們大家都記著這一點。　　
　　二是向讀者展示劉建勛這個原本很可愛的真實的共產黨老干部形象，以慰這個至今未得到中央客觀評價、但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的冤魂。他的好處，河南人民實事求是地記在心里。　　
　　三是讓年輕人了解真實的過去，同時也拷問一下全中國右派的良心：你們污蔑丑化造反派，替走資派臉上貼金，胡編歷史，對得起人民嗎？！在鄭州大學這段真實歷史面前，你們難道還敢昧著良心說王培育、工作組是正確的、而造反派不該造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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